南传佛教史

空空.

第五章　　贡榜王朝时期的佛教

（公元1752～1885年）



第一节　　佛教的盛衰

　　孟族人倾覆了东固王朝，缅族人中又出现一位英雄阿瑙帕雅（Alaungpaya，公元1752～1760年）。①1752年，他以税布（亦称瑞帽）为中心，与孟人战争。1754年１月，攻克阿瓦，举行隆重工业的加冕典礼，建立“贡榜王朝”（Konbaung Dinasty）。阿瑙帕雅兴起前后约五年时间，就平定内乱，统一全国。

　　阿瑙帕雅用兵，锐不可当，每次战争都获得神速的胜利。1754年五月，攻克德宫（Dagon），改名为仰光（Rangoon），意即“战争终了”。他率领武将诣德宫佛塔（大金塔）前，庆祝战争胜利，感谢佛恩。

　　阿瑙帕雅王笃信佛教，每日请僧至王宫供养，每月四个斋日，与文武百官受持五戒，有人认为他是“菩萨行者”。他在位时，一位长老阿都罗（Atula）受封为国师，是属偏袒派。②

阿瑙帕雅对孟族人颇为残酷。庇古城破之日，他放纵军队烧杀抢掠，被杀孟人尸横遍地，道路为之堵塞，城濠水沟变为赤色，全城夷为废墟，昔日孟族高度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毁。至此孟族人在缅甸境内剧减，至今也不过四、五十万人。③

阿瑙帕雅去世后，一位被覆派的正智（N(～)an！a）上座受封为国师。他具高深智能，曾用缅文注释《提示》、《双论》、《大发趣论》。

公元1763年，孟驳王（Hsinbyushin，公元1763～1776年）即位后，封旃陀婆罗（Candovara）为国师，建国誉无比寺（Bhumikiti－atula）供养国师。此王时期，国内部分佛教徒，生起邪见而自以为正，国王曾命令改正过来。1774年，国王依往例巡视伊洛瓦底江各地城市，途中在蒲甘及卑胶等地，前往礼拜佛塔，瑞德宫佛塔（大金塔）因在1769年地震，部分倒塌，国王命令再作修建，献出与身等量黄金，粉涂塔顶，更以宝石装饰塔顶上的金轮。④又迎请印度贝那拉斯九位婆罗门至缅，为国王的谘问，他们曾将印度梵文典籍中有关天文、医药、文法等，翻译为缅文。⑤

　　孟云王（Bodawpaya，公元1782～1819年）在位期间，1788年，若那毗沙陀阇（N(～)anabhisasa－nadhaja）受封为僧王。他受比丘戒五年，著《导论新疏》，戒腊八年封为僧王，著《长部疏》，以及其它多种经论注疏。他在僧王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促成国王派遣僧人去斯里兰卡，同时带去巴利文献，传“阿摩罗补罗僧派”（Amarapura－nikaya）至斯里兰卡，因为阿摩罗补罗（Amarapura）是贡榜王朝时首都之一。阿摩罗补罗僧派，意即“缅甸僧派”。僧王平常处各地教授弟子，并且持头陀行，日中一食。⑥

　　公元1784～1785年，孟云王曾出兵征灭阿拉干。阿拉干有一尊著名的“大牟尼佛像”，为全国人民所尊信，认为是阿拉干王国的象征，保护国家。这时大牟尼佛像及其它各种青铜像等，都成了缅人的战利品，用船载运至阿摩罗补罗，孟云王及宫人都出来迎接。阿拉干境内的佛寺，孟云王命人搜集到约六百块碑刻，交由僧人考查，这些碑刻，曾作誊本保存，为珍贵的历史资料。⑦

　　1800年，斯里兰卡有六位沙弥及一个俗人侍者，带了十粒佛舍利至缅甸，供献给缅甸佛教。他们在缅甸受比丘戒时，僧王为戒和尚，国王护法；侍者日后也出家为沙弥。

　　阿拉干的一位摩诃摩耶牟尼（Mahamayamuni），也受礼请至王都弘扬佛法。

　　孟云王在位三十八年，崇信武力，想做“世界霸主”。他又是荒唐的梦想家，想做“诸佛之王”。约在1797年，他一度舍弃后妃到实皆的明恒（Mingun），征召二千阿拉干人，建造一座明恒塔，他居于其中要效法释尊修道，并自称是当来“圣弥勒”，但是没有多日，就脱去僧衣，仍做他的国王。他中途也放弃营造明恒塔，在塔处又铸一个八十多吨的大钟，列为世界第二。⑧

　　1813年，美国浸礼教会贾生（Judson）夫妇抵达缅甸传教。

　　因为缅甸是临海国家，在贡榜王朝初期，国势尚强，可阻止外国势力侵入，全在阿瑙帕雅王时，仰光已被开辟为通商港口。后来西方列强，从事国外发展，不断东来攫取殖民地。公元1823年，英国增兵印缅边境，次年二月，就对缅甸第一次宣战，海军迫攻仰光，1826年议和，英国在缅甸占得很多优利条件。

　　英国势力继续侵入缅甸，而缅甸王室中又常发生争位和政变，加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在1852年，英国派远征军，先后攻占了仰光、庇古、马塔班、巴森等重地。次年敏东王（Mindon，1853～1878年）推翻异母兄弟即位，就跟英国媾和，划割整个下缅甸，包括沿海地区，为英国的统治范围，结束了第二次英缅战争。

　　这时缅甸的佛教发展也受到战争的影响。1846年，般若殊多毗陀阇者（Pan(～)n(～)ajotabhidhaja）受封为僧王，他曾译《增支部》及《增支部注》为缅文。伊耶达磨（Eyyadhamma）译《无碍解道注》为缅文。摩尼光正法（Manijotasaddhammalankara）译《相应部》及《相应部译注》为缅文。慧胜种（Medhabhiva﹜sa）译《长部》及《长部注》为缅文。⑨

　　1857年，敏东王迁都至曼德勒。他在位时，政治上励精图治，想要复兴国家，但时势不能遂愿。在佛教方面，由于他笃信和热心护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871年敏东王召集二千四百位高僧，在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⑩国王为护法人。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详细考订校对圣典原文的同异，加以改正，经过五个月完成。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在七百二十九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在曼德勒山下一座拘他陀塔寺（Kuthodaw）里，外护以四十五个佛塔围绕，刻石共花五年多时间，祈愿圣教长远流传。这些伟业圣迹，现在还存在德勒古都。⑾

　　敏东王著名的国师般若萨弥（Pan(～)nasami），是伊耶达磨僧王的弟子。他受戒五年，著缅文《音义分析》（Saddatthabhedacinta），受戒十年，译《名义明灯》（巴利语辞书）为缅文，并引用多种经论考订。后来又著巴利语《教史》（Sasanavamsa），共分十章，为佛教史名著，其中缅甸佛教史为第六章，占全文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其它多种著述。

　　伊耶达磨僧王著《善王之道》（Suraja maggadipani），为学僧讲解《中阿含注》，被记录和翻译，之后书写在贝叶上。慧胜种译《本生经》为缅文。

　　公元1847年，缅甸传去斯里兰卡的僧团，因比丘与俗人在有水的地方，建了一道桥，便利他们来参加结界僧羯磨，但桥连接到结界以外去。当时一位智善心（N(～)analvakarasumana）上座，举行僧羯磨，如说戒等，已经过二、三年。后来一位提难陀上座（Dhinan－da）认为结界不合法，不愿共同僧羯磨，因此，缅甸传去斯城兰卡的僧团分成两派。

　　1856年12月，提难陀派两位比丘到缅甸，请示僧王，僧王审查经律，申明那样的羯磨是不合法。因此两位比丘重新自僧王受戒，次年八月回斯里兰卡。1858年，智善心也派比丘二位、沙弥一位，与一俗人至缅甸，僧王也为三人重新受戒，然后协助他们回斯里兰卡。后来缅甸传到斯里兰卡的僧团比丘至曼德勒，都要重新受戒。

　　依《教史》记载，公元1862年时，缅甸全国佛教共分为五个宗派，即阿罗汉派、郁多罗耆婆车波多派、尸婆利派、多摩陵陀派、阿难陀派。⑿

公元1558年11月11日，英缅第三次战争又爆发。只十多天的时间，同月28日，英军就攻陷首都曼德勒，缅甸贡榜王朝末代君王施泊（Thibaw，公元1878～1885年）被俘，与王后同被放逐于印度孟买的拉德乃奇黎岛（RatnagiriⅠ.）上。次年元旦英国宣布，缅甸为英国女王统治下的版图。

①　阿瑙帕雅为缅甸“第三位民族英雄”，中国史籍记为“雍籍牙”。前两位是阿奴律陀及莽应龙。

②　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③　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168页。

2.冯汝陵：《缅甸史话》，第141页。

④　1.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2.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182－183页。

⑤　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175页。

⑥　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191－192页。

⑦　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188-189页。

⑧　1.五十岚智昭译：《缅甸史》，第191-192页。

2.《缅甸史话》，第156-157页。

⑨　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⑩　第一结集，于佛灭之年在王舍城举行。第二结集，于佛灭百年顷在毗舍离举行。第三结集，于佛灭二三六年在华氏城举行。第四结集，此方所传为佛灭六百年，在迦湿弥罗五百比丘集会，迦腻色迦王护法；南方所传为佛灭六世纪初，在斯时兰卡毗多伽摩尼王时，三藏及注译，书录于贝叶上。

⑾　1.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65页。

　　 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16卷。

⑿　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第二节　　着衣的论争再起

　　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已谈过东固王朝时期缅甸佛教有着衣的论争。东固王朝灭亡后，佛教着衣的论争并没有解决，到贡榜王朝时期，着衣论争更趋激烈。

　　阿瑙帕雅于公元1752年，建立贡榜王朝后不久，被覆派善生上座等上书国王，说明沙弥进市邑时，依律制着衣应该被覆两肩。但是偏袒派阿都罗国师等也上书国王，认为此事以前已经平息，现在不应该再起论争。所以，国王没有认真处理，推说国事很多，此事留待以后解决。可是后来，阿瑙帕雅王命令全国僧人都须服从国师的规定，这样一来，被覆派就必须遵守偏袒派的规定。但有两位上座，仍教诫他们的弟子，应遵守入市邑时着衣被覆两肩。

　　国王命其中一位牟尼陀瞿沙（Munindaghosa）至王都税布，召集僧众会议。当时牟尼陀瞿沙在会中受到警告，有一位比丘对他说：“现在全国的僧众，都依国王和僧王的的命令奉行，即遵守偏袒派的规定；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及弟子被覆两肩，你为什么要违抗命令呢？”牟尼陀瞿沙回答说：“我以前听说你是很有修学、持戒、知惭愧的比丘，像你这样人，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缺少福德的人，没有力量为依靠。请你转身见见我的老师，假使你记得我是他的弟子，你就不应该说出这样非法的话。”

　　那比丘问：“谁是你的老师？”牟尼陀瞿沙对佛像作礼说：“这位就是我的老师！”说完，站立于僧众中，偏袒右肩，行至佛像面前合掌恭敬地说：“佛陀！弟子愿意牺牲自己性命，尽形寿不舍弃佛陀的戒法！”后来，国王把他驱逐出缅甸境外，地名叫摩辛伽（Mahanga）。牟尼陀瞿沙仍至各处教授跟随他的学僧，并译《摄阿毗达磨义论》为缅文。

　　之后，国王知道他在边境的作法，就派人叫他回来。牟尼瞿陀沙心想：“这次国王想要杀我了。”于是舍戒还俗，跟着使者至王都。国王问他：“我听说你是比丘，聚合很多僧众，现在为什么变成俗人呢？”他答：“大王！我想大王命我回来，或将杀我，因为如果我未舍戒，大王杀我，会得深重罪业；所以在未见大王前，我先舍戒还俗，免得大王会得重罪，现在大王如要杀我，就请吧！”国王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出兵征讨泰国大城。国王回军至直通的毗林（Bilin）时，得病去世。①

　　阿瑙帕雅王去世后，被覆派的正智（N(~)ana）受封为国师。这时被覆派认为，我派僧长已为国师，有所依靠了，于是上书国王，说明沙弥入市邑时，应该着衣被覆两肩。偏袒派阿都罗国师也上书，说明此事以前已止息，所以两派未再争论。

　　公元1776年以后，一位曼陀摩罗（Mandamala）上座，教授很多学僧，他常说沙弥入市邑时，着衣应被覆两肩才合法，而偏袒右肩，在三藏及注疏典籍中，都找不到根据。关于着衣的事，他引据多种经论，写了一本书抉择是非。又有一位难陀摩罗（Nandamala）比丘，依据三藏及注释等，向国王钦拘明（Singu Min，公元1776～1781年）呈书解说，沙弥入市邑时，着衣应被覆两肩，至于偏袒右肩入市邑，在任何经论中都未有说明。于是国王邀请两派僧众在王宫中举行集会，各自陈述理由和意见。

　　被覆派依据经律，举明出处，如说：“比丘沙弥当学，着衣遮蔽（身体）。”因巴利语Parimandala一词，意思即是“遮蔽身体”或“遮蔽全身”之义。同时，偏袒举不出根据来，仅说是依前人流传下来的习例实行。结果，偏袒派辩论失败，国王命令全国比丘沙弥进市邑时，应该被覆两肩，即依被覆派实行。②

后来到孟云王时，着衣的论争又起。那时阿都罗国师还在，上书国王，说明沙弥入市邑时，着衣偏袒右肩是合法的，因为已经找到斯里兰卡过去一位已证阿罗汉的目犍连上座作的《小圣典》（Culagantipada）中说：“沙弥着衣，应如僧伽梨挂搭于左肩上，再围束腰部。”但经过辩论和审查，发现阿都罗根据的论典，是后来斯里兰卡一个同名目犍连所写的，而且不是很正确的论典。最后国王公布，命全国比丘沙弥，应依被覆派实行。偏袒派此后逐渐衰微，甚至无存了。这是公元1783年的事，长达七十五年的论争终于结束了。③

①　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②　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章。

③　1.般若萨弥：巴利《教史》第６集。

2.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48页。

3.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62-63页。

空空.

第六章　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佛教

（公元1886～1947年）

　　公元1886年元旦，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杜弗林（Dufferin）发表公告：“奉女王御旨：过去由施泊王统治下之疆土，此后列入女王陛下之版图，不再由该王统治，而由印度总督所委派经钦准之官员管理。特此布告通知①。”

　　这一公告，宣布了贡榜王朝的结束，从此缅甸完全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被列为印度的一个行省。英人初治缅甸，缅甸各族人民因为国家灭亡，无不感到悲痛而拊膺切齿，在境内纷纷组织游击队，反抗英国统治，但终为英军平息。缅甸初被并为印度一省，完全沿用英人统治印度的制度，缅人尤感不满，至1897年４月４日，成为“自治省”。后来由于缅甸人继续不断展开民族运动，到了1937年４月１日，英国正式宣布缅甸与印度分治。

　　缅甸在英人统治下，缅甸社会中许多原有制度，均为之破坏。在佛教方面，佛教僧人在宗教和社会中的地位，大为减低。英国行政当局，根据经济上放任的原则，表面上不对佛教有所干涉，也不对佛教作正式承认。缅甸人民子弟传统的佛寺教育，在英人新教育制度下，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缅甸在英人统治以前，佛教寺院学校普及全缅，教师亦多由僧人担任，负责教育任务。到英人统治缅甸后，普通学校后来居上，有取代佛教寺院学校之势。可是缅甸人民初等教育的普及（在1931年时，男子百分之七十以上识字），在比率上，还是多半由于佛教寺院学校的贡献。②

　　英人对缅甸佛教的事务，听任自然，这种态度，就是不重视佛教。所幸，缅甸佛教早深入民间人心，也由于缅甸僧人与人民的团结，努力发扬佛教，才仍能继续生存。缅甸人认为舍弃自己固有宗教的信仰，去信仰其它的宗教，是一种“迦罗人”（Kala），意及“变成外国人”。也有人说：“缅甸人”与“佛教徒”，几乎是同一个名词。③

　　早在英国对缅甸增加压力时，公元1886年，施泊王曾公布：“英人意图侵略缅甸，目的为毁灭佛教。”因此才使得缅甸僧人以后常常关心和涉及政治，希望政治与宗教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僧王曾禁止僧人太关心或涉及政治。④

　　英国初统治缅甸时，般若萨弥僧王还住世。但后来发生问题，因为以前僧王是由国王加封，不是由僧团中推出；缅甸亡后，没有国王了，以后僧王由何人加封？到1901年，库仁（Curzon）至缅甸访问时，对此问题才获得解决。他主张由缅甸团自选，然后由英政府加封。1923年，继为僧伽领袖的是坦温（Taunggwin）长老，英政府封为“教统”（Sasanabaing），职位与僧王相等。⑤

　　缅甸沦为殖民地以后，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缅人都感到不满，不断有人起来反抗英国，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最显著的是在1906年，“缅甸佛教青年会” ⑥成立，号召缅甸独立。这一民族主义运动，有很多青年僧人投入，并积极担任指导者的任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与非洲同时掀起空前高涨的民族独立的思潮，尤其是印度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运动”，给缅甸人很大的影响。缅甸各地的佛教青年会、妇女会和一些爱国团体，联合组成了“缅甸佛教团体总会”（General Council of Buddhism Associations，简称C.C.B.A.），要求英国经缅甸实行类似印度的政体改革，但为英国拒绝。此后，以“缅甸佛教团体总会”为中心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⑦

　　僧人参加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其中以宇·乌多摩（U.Ottama）及宇·毗沙罗（U.Visa^ra）两位高僧最著名。宇·乌多摩于1921年从印度归国，领导反英运动，提出拒用外国商品，使用本国货，及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主张。宇·毗沙罗因参加反英运动，1929年被捕，在狱中绝食166天而死。后来缅甸成立的各政党著名的领袖，都是出自以前“佛教青年会”或“佛教团体总会”的中坚分子。而且各政党中，甚至有爱国青年僧人参加。⑧

　　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其所以利用佛教名义及很多出家人直接参加，是因为出家人一方面本于爱国卫教的热忱，一方面利用佛教团体的组织容易号召群众。所以，初期的缅甸爱国团体，即以维护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为口号。如缅甸的首相，最初就向全国人民声明以“佛法的护持者”自称。据史密斯（D.E.Smith）著《缅甸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1965年）一书中，将缅甸反英运动与佛教结合，举出六点理由：

　　一、英国政府合并缅甸以后，僧伽地位不被承认，出家人反英增加，掀起民族主义运动。

　　二、僧人在乡村政治上有指导者的影响。

　　三、僧人自由的立场，政府对他们的支配力比较薄弱。

　　四、僧人身无一物，英国政府可能对之无借口攻击。

　　五、僧人在社会上传统地位崇高，在乡村中是调停者及教育者，对民众容易产生影响力。

　　六、任何乡村中都有佛寺存在，是人民集会的场所，形成了组织网，可迅速传达政治消息。

　　同时，缅甸民族复杂，地理风俗、言语差异大。宗教上还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经济上有金融资本家及被支配者阶级，感情多少难融合。但佛教是缅甸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等于是个最高价值的共通分母，能够将缅甸各民族大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⑨

　　缅甸经多年奋斗牺牲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愿望终于获得实现。公元1948年１月４日英人移交政权于缅人，结束了六十三年殖民地的统治，成立了“缅甸联邦共和国”。

　　总之，英人占并全缅甸统治后，佛教全面开始走向衰落。佛教丧失国教的地位，没有中央组织，而以寺院为单元，过去是一村一寺，渐渐两三村或三四个村才有一寺。过去有僧王管理全国佛教，在英人统治后，僧人已丧失过去受国王和官员尊敬的地位；甚至有时僧王职位也被去除。寺院学校，特别是注册的寺院学校，大量减少，1916年有3,418所，到了1925年仅剩1,182所，许多僧人渐丧失作老师和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地位。⑩

在英国统治时，关于缅甸佛教学术方面，在此也作一简要介绍。缅甸佛教出家人，向来对于三藏的研究就非常注意，特别是论藏。全国佛寺中，都有巴利三藏丰富的存书，古都曼德勒更是佛教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一些珍贵罕有的经典，在佛寺中也能见到。全国有圣典印刷所三处，即“汉他瓦底印经处”（Hanthawady Press）、“蒙提尼三藏印务处”（P.G.Mundyne Tipitaka press）、“札布密特瑞印经处”（Zabu Meet Swe Press），包括印刷三藏、注释、疏钞等。在二十世纪初，缅甸佛教风行研究《阿毗达磨》，连在家佛教徒也有不少人研究。其中最精于阿毗达磨研究的是比丘莱狄沙耶道（Ledi Sayadaw），他著有《双论的研究》及《哲学关系》，分别于1914年及1916年由伦敦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尼雅沙那道（Nyaungyan Sayadaw，1874～1955）曾被选为僧统，著作约一百五十种，其中重要的有《大会经》（长部20经）、《梵天请经》（中部49经）、《雪山（夜叉）经》（相应部19经）、《戒蕴疏》、《礼敬疏》等。另一位直通的比丘明古沙耶道（Mingun Sayadaw，公元1868～1955年）著《弥兰陀注》（1949年）、《藏释注》、《迦毗那（衣）抉择》、《涅槃论》等。他持有许多新见解，与僧团及政府相抗，如他在《弥兰陀注》中，认为比丘可以为女子传授戒法。西人杜罗塞尔（Charles Duroiselle）曾写有关缅甸古代文物著作多种，并著《实用文化》（PracticalGrammar）小册。恩格（Z.Aung）著《哲学概要》（Compendium of Philosophy，1910），内容多为翻译《摄阿毗达磨义论》及作比较研究，并融汇其它《阿毗达磨》的论述，为一本名著；1915年又译《论事》为英文。蒙廷教授（Prof.Maung Tin）译《法集论义疏》（Atthasalini，英Expositor，2 vols 1920－21）及《清净道论》为英文（Path of Purity，3 vlos.1922-31）。宇蒙齐（Ldeipandit U.Maung Gyi）及宇林（U.Lin）二人，亦有《阿毗达磨》方面的著作。又有一位智光（Pan(~)n(~)aloka）上座，用孟加拉语撰写《阿毗达磨》方面的论著。⑾

①　冯汝陵：《缅甸史话》，第174页。

②　1.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第223、248页。（及中译《东南亚简史》，第246，262－263页。）

2.崔贵强：《东南亚史》，第285页。

③　1.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69-70页。

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16卷。

④　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16卷。

⑤　1.Hinduism and Buddhism，Ⅲ，第65-66。

2.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16卷。

⑥　“缅甸佛教青年会”的宗旨：

一、会员互相亲睦。

二、健全缅甸社会与宗教，及唤起舆论。

三、健全佛教知识的普及。

四、增进体育。

五、集合同志促进佛教运动。

公元1906年“佛教青年会”成立，至1917年因政治运动受到镇压，会员中积极分子都退出，而参加政党团体。前后约十年时间，是其黄金时代。它也是后来民族运动各团体的母胎（《南方圈的宗教》第113-115页）。

⑦　1. 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698-699页。

2.《南方圈的宗教》，第113-115页。3.《缅甸史话》第176-177页。

⑧　1.（《南方圈的宗教》，第113-115页。

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和政治》，第155-156页。

3.《缅甸史话》，第176-177页。

⑨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5-157页。

⑩　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421-4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⑾　2005 Years of B uddhism，第426-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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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缅甸独立后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组织与僧人生活

　　缅甸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后，成立缅甸联邦共和国。1961年缅甸联邦宪法第21条规定：1.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2.国家又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神教为联邦境内现存之宗教。①

　　1963年缅甸人口会议报告，全国人口约23,664,000人。宗教人口的分布，依日本文部省编的《各国宗教统计》说：缅甸全国佛教徒占90％，伊斯兰教３％，印度教３％，基督教２％，其他２％。缅甸最大的民族为缅族，其次是掸族、孟族、克伦族、钦族、印度人、中国人等。以宗教信仰来分，缅族人98％信仰佛教，掸族人和孟族人也多数信仰佛教，山地民族多信神教。基督教在山地布教，信徒渐有增加，特别是克伦族，67％是基督教徒，但是对缅族人布教，收获甚微。在英人统治期中，缅族人改信基督的，只有0.15％的比率。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主要是印度人信仰，绝少缅族人为其数徒。②

　　缅甸佛教的僧团，是由蒲甘王朝传承下来，曾经过多次分裂和统一。现在缅甸佛教的僧团，主要的分三派，即：哆达磨派（Thudhamma）、瑞景派（Shwegyin）、达婆罗派（Dvara）。三派在教学上，对三藏圣典的尊奉都是一样的，只有在戒律上，特别是所持用物、着衣法及生活仪节有些差别。哆达摩派及瑞景派，是传统的宗派，组织庞大，而哆达磨派僧众较多。达婆罗派，在公元十九世纪末才成立，是针对旧哆达磨派的改革派，在戒律上主张严格实践，此派僧众最少。哆达磨派在戒律上，可使用伞和草履，可咀嚼槟榔果实，允许观剧、吸烟，特定诵经的场合，许可用扇。瑞景派午后咀嚼槟榔实及叶，吸烟、乘马车、观剧、咒符都严格禁止。达婆罗派主张凡律藏原典的戒法都要严格遵守。又哆达磨派僧人，在佛寺及出外，着衣都要偏袒右肩，并积极参加社会关怀。瑞景派及达磨罗派，出佛寺外，着衣要被覆两肩。③

　　缅甸佛教只有比丘、沙弥、信士男、信士女；没有比丘尼、沙弥尼、正学女（式叉摩那）。④据缅甸宗教部统计，全国僧人约十三万，到每年安居三月期间，增多数万。全国佛寺约有二万余所，每所佛寺都由一位德学及戒腊高的比丘任住持，领导住众修学和处理寺务。在缅佛教盛行的地区，每一个乡村都有数个或至少一所佛寺。比较稍大的佛寺，都有佛殿、讲堂、佛学院、佛教学校和休憩处的设立。住持通常担任院长及学校校长。一般社会风俗，普通男孩十二、三岁，入寺为沙弥；满二十岁，可进受比丘戒。出家后，除三衣一钵及应具物外，伞、文具、书籍、眼镜许可携带；指环、手表及一切装饰品，严禁持有。饮食自托钵而来。出家人日常用费，由俗家亲属及信徒供给；出家人接受僧教育，不缴学杂费等。出家后，如不想继续过僧团生活，可随意舍戒还俗。⑤

　　缅甸僧人的职务，修道是为出家人最重要的行事，有规定的日课，住在佛寺，平常清晨四至五时起身做早课。天明后，出外托钵。午前时间较短，很少上课及作法务，如有空余时间，比丘、沙弥可自修或处理私人之事。正午以前，须食事完毕。午后，长老、上座们开始教学，教授青年比丘、沙弥经论教理，经文念诵，或为佛教学校上课。晚上有晚课行持，复习所学课程。佛寺中设立的普通佛教学校，多数为小学，僧人可任老师，教学童一些简单的佛教教理、行仪、念诵。至于佛学院的教育，青年比丘、沙弥主要学习的是巴利文法、巴利语、巴利语翻译缅文、缅文佛法、以及常念诵的经文，另外也学习一些社会科目。

　　僧人如法如律生活中，要参加各种羯磨行仪，如诵戒、安居、自恣等。一些地区佛教活动、民间佛教仪式、国家庆典等，如有需要时，僧人也须出席参加。一般佛教徒结婚，出家人亦有受请诵经祝福及供养。还有命名、新屋落成、死者葬仪，出家人大多受邀参加，采用佛教仪式。哆达摩派的僧人，更有为俗人占星、符咒、驱逐恶鬼等。总之，缅甸僧人在社会民间，普遍受到尊敬和供养。在宗教生活上，他们修行和研究圣教；在民间，他们是宗教师及知识分子。⑥

缅甸同其它南传佛教国家一样，没有比丘尼僧团，但有一种近似的沙弥尼或学法女。她们剃除头发、受持八关戒，或长期或短期，也有终生受持的，着深黄色衣裙及肩披一块淡黄色布（泰国均为白色），附在佛寺里居住；但在戒律上，不承认他们是沙弥尼或正学女，而仍属信士女。她们也可向施主托钵，或接受财物供养；可随自己志愿蓄发返俗。

①　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16卷10期。

②　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0－151页。

③　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1-152页。

2.乐观：《护国卫教言论集》上，第395－396页。　

④　南传佛教斯里兰卡原有比丘尼僧团存在，我国道宣《行事钞》中，亦记载刘宋元嘉十年（公元433），有僧伽跋摩至扬州，当时正有师子国（斯里兰卡）先后到达两批比丘舍。斯里兰卡中世，常因国家战乱，佛教衰微，尼僧团继绝传承，所以后来没有比丘尼僧团。

⑤　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2-153页。

2.《护国卫教言论集》上，第196-197页。

⑥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4-155页。



第二节　　佛教与国家的关系

　　1950年缅甸政府要求英国巡洋舰到斯里兰卡，将佛教圣物佛牙迎至国内让人民公开瞻拜。当佛牙抵达仰光时，总统吴瑞泰、总理吴努亲率文武百官至码头恭迎，后在许多城市作巡回展出。这一活动激励了僧俗对佛教的热情。①

　　缅甸独立不久，佛教在政府协助下，于1950年公布了三个规章：一、设立僧伽法庭；二、设立宗教部；三、设立佛教评议会。现在分别简介如下。

　　僧伽法庭：僧伽法庭，巴利名“法的规范”（Dhamma－acariya），分两处设立，一在首都仰光，一在古都曼德勒。两处僧伽法庭负责促进和监督僧人的戒行，及解决僧俗之间的法律纠纷；但仍常遇到困扰的问题。僧伽法庭主要是为僧人设立，因为僧人在戒律上犯的轻重罪，可能在国家法律上是没有罪的；同时僧人上普通法庭，也不很适宜，有损佛教尊严。不过僧人如事实犯了严重国法，则先劝令或强迫还俗，再受国家法律治罪。②

　　宗教部：宗教部的设置，是基于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佛教在政府协助之下，制定与僧伽有关系的法规，设立佛教大学，培养佛教教师，也基于宪法。联邦总理宇奴（U.Nu）及宗教部部长宇千顿（U.Chan Htoon）为佛教徒的指导者。为发扬佛教，必须有佛教机构的存在，作为政府与佛教之间的联系，所以有佛教评议会的设置。宇奴总理在国家议会中提案说：“佛教评议会是缅甸全体佛教徒代表的团体，负有宗教上指导性的组织。目的在促进全国励行宗教实践，建设佛教稳固的基础。佛教要保持辩论，佛教传教师要仿效基督教派遣传教师至外国宣扬佛教。”③

　　佛教评议会：佛教评议会（The Buddha Sasana Council），于1950年制定条例，1951年８月26日成立。“佛教评议会条例”（The Buddha Sasana Council Act）规定由本部及地区八十名委员组成，担任谘问委员会的功能，赋予如下之任务：

　　一、单独或由组织协力，向缅甸联邦及外国宣扬发展佛教思想。

　　二、在缅甸联邦内外，设立传布中心，提供研究会所及必要的设施。

　　三、施行佛教圣典笔试及口试等，计划推行振兴佛教圣典的工作。

　　四、推行及奖励佛教圣典研究。

　　当时宗教部部长尼温（Ne Wan）认为振兴佛教须具三个要素：真实虔敬的僧伽，坚固团结的在家教徒，政府奖励，三个要素结为一体。

　　佛教评议会具体推行的事业，首先将巴利圣典译为缅甸文发行，实施巴利圣典考试制度。前者费用多数由福特基金会支助；后者协助在家佛教徒实现研究圣典的意愿，成绩优良者并给与奖励。1952年，开始有一万二千人报名，分十个场所，考试《阿毗达磨》原典。1960年，有一万五千人以上报考，其中八千人及格。监狱中的囚犯，也鼓励研究佛典，每年分两次考试，及格者由佛教评议会发给证书。

　　非佛教徒的山地居民，也派遣僧人前往布教，这在殖民地时代是没有的。宗教部也派人员参与，这表明政府以佛教为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手段。佛教评议会努力的结果，据1959年的报告,在北部边区有122所小型的佛寺建立，有124位僧人担任民众的指导者，佛教并供给学童教科书和衣服等。僧人传教师的衣物和饭食，都由佛教评议会捐献款项中拔出。

　　宇奴总理向议会提案设立佛教评议会的理由中，提倡佛教向海外传布需有传教师培养的机构，所以在1952年设立了佛教大学。他要求僧人入学，需具备佛学知识，主要是学习英语及信底语（Hindi，梵语之一种，北印度土语）。可惜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办，有些已就学的外国比丘，亦遭遣散。佛教向外国传布、佛教评议会的计划由宇奴总理个人的活跃而扩大，所以宇奴至印度、英国、美国等各地演说时，都有提及佛教思想的言论。1962年他至印度访问时，邀得四十个少年至缅甸研究佛教，给予训练，期望日后成为印度的佛教传教师。

　　佛教评议会，在佛教修行方面，亦提供方法上的指导，由有经验的人指导修习内观法，在全国设立组织推行实践。④

　　关于缅僧修学的情形，从初出家为沙弥起，首先要学习日常念诵的经文，上初级佛学，背诵戒本，然后学习巴利文，由初级而至高级。每年由宗教部派员，会同各地高僧，举行一次大考，由初级至高级。考得高级佛学程度者，由政府颁给“法师”文凭。在第四级大考时，要背诵古典巴利名著《名义明灯》（巴利辞典）。第六级大考及格者，在发给文凭前，须经一次品貌检查，需身体五官无残缺者才可颁给，因为这是一个教导师的学位。凡精通巴利三藏及二十年戒腊者，政府封赠“哲士”荣街。1956年时，比丘荣获哲士学位者五十三人，颁有法师文凭者1004人。各地所设巴利佛学院计有三十八所。⑤

　　宇奴总理这种推行佛法的热心，在议会中虽然没有遭人反对，可是赞成的人也不多。

　　1954年５月17日“卫塞节”，缅甸佛教在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由宗教部负责，实际上是由佛教评议会推动工作。这次结集的意义旨在团结佛教徒，促进上座部佛教的兴盛，以及提高缅甸独立国的地位。场所是选在仰光北郊五里处的艺固山岗上。先构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的七叶窟，于1953年１月15日完成，窟内大殿堂可容纳一万人，投下巨费约二百万美元，这是宇奴总理要求政府出资兴建的，并有六万人献出劳力。在山岗上，原先建有一座和平塔，塔基周围300尺，高118尺，塔内藏有舍利弗及目犍连二大弟子的舍利，塔于1951年落成。在和平塔与石窟附近，建有一间佛教大学，一座戒堂，一座图书馆，一所疗养院，这是缅甸独立以来最伟大的建筑物。⑥

　　第六次结集以敏东王时第五次结集所镌刻的729块大理石经文为依据，并广采斯里兰卡、泰国、高棉、伦敦巴利圣典协会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校订。最后结集完成，印刷流通。这次集结，邀请了南传各国比丘参加，大乘国家比丘，也受邀请往观礼，共费两年多时间，至1956年５月24日卫塞节完成，以迎接佛纪2500年的隆重庆典。⑦

1954年９月，缅甸联邦政府公布：“政府各级学校禁授佛教课程”，其理由是缅甸为一多民族国家，各族信仰宗教不同，政府应听凭各自发展，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但这一禁令，很快受到佛教徒反对，认为佛教是缅甸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禁令违背人民意愿及民间习俗。结果政府与佛教协议，佛教徒学生可授佛教课程，其它宗教徒学生，也可授其所信奉之宗教课程。⑧至于设立在佛寺的公立学校，一律可授与佛教课程。

1954年12月３日，“第三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代表大会”在缅甸仰光和平塔附近大石窟举行，会议连续三天，出席大会有四十多个国家单位，共三百多人；政府首长、人民团体、及各地往观礼的人两千以上。大会开幕礼，由联邦政府总统宇巴氏亲临主持及致词。会议三日中，通过议决案二十二件。会议决定在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尼泊尔召开。

　　1956年５月24日，是第六次结集圆满之日，也是教主涅槃2500年纪念之日，佛教与联邦政府决定举行最隆重的庆祝大典。庆祝大典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仰光和平塔大石窟中举行，缅甸总统、总理、各部首长都出席参加，数十国家派有佛教代表、各国驻缅使节、结集三藏的二千五百位高僧，及来自各地的比丘、男女信徒，共一万数千人，齐集大会场。全国休假六天，大赦或减刑囚犯，发行佛教2500年纪念邮票、纪念乘车券、航空券，下令禁屠六日。2668位青年，集体于纪念日发心出家。⑨

　　在缅甸独立后，佛教振兴的工作，固然获得不少进展，进步很大，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佛教国教化”的问题在推行时受到很多阻挠，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最后终因政治上的变动而被废除了。

　　早在1947年５月，缅甸在奋力争取独立期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仰光起草宪法时，就有人提案“佛教国教化”。但为避免妨害国家团结，因宗教而引起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不和，最终决定“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同年６月９日，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有关宗教的各项是：“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之宗教特殊地位”（二十一条一项）；“国家又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及神教为联邦境内现存之宗教”（二十一条二项）；“国家在宗教的信仰或信条的理由上，不限定条件或没有差别”（二十一条三项）。1954～1956年，第六次结集期间，佛教国教化的呼声再次燃起。2500年结集闭幕后，三个佛教团体共同提案佛教国教化，并向总理及宗教部呈书说明。当时宇奴总理答复，在旨趣上赞同，但有三项理由反对：１.恐怕国家蒙受重大分裂；２.缅甸的政情不安，给外国可乘入侵机会；３.招惹非佛教徒对此官员的许多误解。因为宪法上规定，人民信教自由，国家对待所有宗教一律平等。⑩

　　佛教徒对此感到不满。而此时“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执政党），正有闹分裂的倾向，即以宇奴为首的清廉派和宇巴瑞（Ｕ.ＢaＳwe）为首的保守派对立起来，成为政敌。1958年春，二派正式分裂，佛教国教化也成了政争。因政局变化，宇奴辞职，由尼温将军组成过渡政府，筹备大选。1959年９月26日，清廉派在和平塔召开代表大会，准备竞选，宇奴发表宣言中，表示他如再执政，一定要推行实现佛教国教化。保守派受军部支持，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并猛烈抨击宇奴违反宪法条项“禁止滥用宗教作为政治的目的”（二十一条四项）。1960年２月７日，选举结果，清廉派大胜。新政府成立后，为解决佛教国教化的各种问题，乃成立“国教问题顾问委员会”，委员以高僧十八位及在家信徒十七人组成，向全国各地人民访问，征求当地各宗教人士的意见。结果全国人民赞成者占大多数，其它宗教徒亦多支持政府这一主张，只有伊斯兰教各团体及缅甸基督教同盟（新教）持反对态度。⑾

　　“国教问题顾问委员会”积极推动佛教国教化，尽管遭到不少阻碍，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61年８月17日在议会提出《宪法第三次改正案》，修改第二十一条第一项文为“佛教为联邦内大多数公民信奉的宗教，定为国教。”又在第二十一条内追加第五项为：“联邦政府从每年预算中最少拨出百分之五金额，作财政援助宗教有关事业。”又有附带事项规定：

　　（Ａ）联邦政府努力推进佛教教学研究、佛教实践活动等，政府尊重三宝，如遇一切危难中伤，佛教受到保护。

　　（Ｂ）政府有责任适当地管理保护第六次集结的圣典、注释书，避免印刷上的错误，圣典及注释书的印刷，由政府制定并许可。

　　（Ｃ）政府有责任适当地保管在曼德勒近郊第五次结集时铭刻圣典及注释书的碑文。

　　（Ｄ）最高僧伽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政府）接受他们的忠告及建议。又宪法第四十三条“有关艺术、科学、调查、文化机关、马利、梵文的研究，享有国家的保护和资助”附加事项：

　　（１）国家帮助修复属于文化遗产的古塔。

　　（２）国家资助在联邦内建立僧伽医院，以及依佛教戒律规定与俗人有区别的看护及食物。

　　在政府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同时，制成了“国教推进条例”，详细地阐明佛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国立学校所有佛教徒，教授佛学；大学、师范学校讲授佛学；佛日广播宗教节目；学校休假，禁止贩卖酒类；裁判所设供佛像；各图书馆添置三藏经典等。宪法改正后，８月26日经议会票决，结果佛教国教化法案，以赞成324票，反对28票，弃权19票获得通过。⑿

　　宪法第三次修正，虽通过佛教国教化，但实际上并未能成功。不久山地少数民族、印度裔伊斯兰教徒，与缅族人更激烈地对立起来。国内政治不安，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因宗教的差异，助长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也由于佛教一些僧人及教徒近于狂热的态度，使事件扩大起来，至九月间，冲突更形尖锐化，政情更趋不安。政府为缓和反政府运动，即作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第二十条：（人民）“有权利宣白信仰自由，举行祭祀的权利。”改为“有权利宣白信仰自由，举行祭祀，及教育的权利。”又在第二十一条追加第六项：“因被发言或文字中伤，包含所有危害他教的虚伪陈述，政府有保护此宗教之责任。”⒀

　　这些条款修改后，僧人认为“佛教国教化的意义已失”，“政府对其他的宗教也是国教化了”。第四次修正案９月18日下院通过，22日上院通过。政府为防止滋事，在国会外边布置有警察及装甲车。很多佛教团体态度更转趋强硬，一个月后，青年僧的团体，占据了仰光郊外的伊斯兰教寺，煽动反伊斯兰教徒运动，多人死亡。政府加派警察，逮捕暴徒，政局越加不安。军人觉得国家有解体的危险，于1962年３月２日，决定政变，宇奴总理以下全体阁员被逮捕，成立“革命评议会”，尼温将军掌握权力。革命评议会宣布行“社会主义”，否定特别拥护佛教的政策，废止国教推进条例，停止佛日政府机关及学校休假，解除（佛日）酒类的贩卖。革命三周后，佛教评议会论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要求政府依宗教人口比率，支给1962～1963会计年度缅币360万；军政府反而调查佛教评议会的机构、会计、财产、债务，佛教评议会遭到解体。1965年１月18日，尼温将军废除某些有利僧人的法规，如佛教大学、佛教教师培养所等。另一方面，巴利文受到资助研究，佛教遗产也受到保护。⒁

　　总之，尼温执政至现在，采取的是佛教与政治分离政策，让宗教纯粹独立发展。不过很多缅族人认为这违背了一向的传统习俗及多数人民的意愿。

　　再谈中缅佛教关系。1955年10月15日，由缅甸政府大法官吴登貌率领联邦佛教代表团，迎请了中国佛教的圣物佛牙到达仰光，总统巴宇和政府要员亲到机场恭迎，准备安置在新建完成的吉祥山大圣窟供奉。在沿途中设置几十处停息站，让人民参拜，人山人海，道路为之闭塞，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情谊。佛牙在缅甸巡回展出半年期满，恭送回到中国。⒂

　　缅甸上座部佛教，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就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由当时缅甸统治的清迈传入。傣族人十三世纪创立了傣文，才有刻写贝叶佛经。到1569年，西双版纳宣慰使刀应　娶了缅甸洞吾王朝的金莲公主为妻，带来巴利三藏及佛像，又在景洪地区建筑多所佛寺，使傣族上座部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傣族僧人诵经用巴利语，很多佛经已译成傣文。现在傣族人口约有七十万，佛教徒生活习俗很多与缅族人相近。⒃

　　60年代中期，缅甸政府注意到传统佛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僧侣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所以军政府逐渐与佛教界修好。政府认识到“如果政府制定实施的政策得不到僧侣们的支持，那肯定是不会长久的。”因此注意团结僧人，尊重他们的权益，保持传统宗教及其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坚持把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1965政府召开全国僧伽会议，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政府未得到僧伽的全力支持。1974年国家制定的宪法中，仍然执行政教分离政策，强调“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地位或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防止僧人操纵选票，还特别规定僧侣“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种族和宗教冲突仍有发生。

　　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佛教的态度有进一步的改变。在仰光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会议主题为：“全国佛教纯洁、巩固、发展各派僧侣代表大会”，有九个宗派僧侣1226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通过了《僧伽组织基本章程》、《僧侣律法纠纷案件审理裁决法》、《中央僧侣负责机构》等全国僧伽组织领导机构。尼温政府也建筑大圣塔，表明政府对佛教的关心与支持，取得僧伽的谅解和认同。⒄

　　1988年苏貌军政府执政，政府与佛教又产生了矛盾，佛教僧人拒绝为军人死后作诵经的仪式，以此消极抵抗军政府。政府觉得此举对稳定军心极为不利，至1990年10月21日，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僧侣必须马上停止拒绝为军人作诵经的行为，否则处以重刑。僧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放弃了抵制行动。⒅

现在缅甸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80％以上，僧侣有十万多人，修道女（长期八戒优婆夷，过类似出家清修的生活）二万，佛寺约二万所。僧团分有九个宗派，而主要的是善法派，占僧数９０％左右。⒆

①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98-99页。

②　泰文《东南亚佛教史》，《佛轮》月刊第16卷，第10期。

③　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7-158页。

④　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57-160页。

⑤　乐观著：《护国卫教言论集》下，第450-451页。

⑥　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0-161页。

2.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名胜》，第140-141页。

⑦　1.泰文《东南亚佛教史》。

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2页。

⑧　乐观：《护国卫教言论集》下，第467-469页。

⑨　1.《东南来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2页。

2.《护国卫教言论集》下，第454-458页。

3.日本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1969年版，第806-807页。

⑩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4-166页。

⑾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4-166页。

⑿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7-168页。

⒀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68-169页。

⒁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70-171页。

⒂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01-102页。

⒃　1.《东佛教方文化》，台湾铎出版社，第140-141页。

2.《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七），第3754页。

⒄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08页。

⒅　同上，第109页。

⒆　同上，第113页。

空空.

第三篇　　泰国佛教史



第一章　　泰族立国前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泰国（Thailand）位于北纬5.37度至20.27度，东经97.22度至105.37。全国面积514,000平方千米。东部接壤柬埔寨，南控暹罗湾，尖端连接马来西亚，西邻缅甸，东北与老挝以湄公河为界。全国地势分为北部、中部、东北部、南部四个区域。北部多丘陵，中部是平原，东北为柯叻高原，南部地形狭长。全国人口，依1994年度调查约为58,584，000人。首都设置在曼谷，人口561万。

　　现在泰国的民族，以泰族（Thai）为主，约占40％，老族（Laos）35％，其他是吉蔑族（Khmer）、罗斛族（Lawa）、孟族（Mon）、掸族（Shan）、马来族（Malay）、矮黑族（Negritos）、沙盖族（Sakai）等。加上泰北山区若干少数民族在内，共有三十多个民族。据泰国官方估计，华侨有409,506人；据华侨研究学者及我国估计，在泰国境内的华侨及华裔，实超过三百五十万人，①多数为潮籍。印度人及印裔，也有数十万人。

　　泰族人在公元1257年才正式建国，至今只有七百多年历史。在泰族未建国以前，各种民族杂居，过着原始或部落的生活，历史很少记载。据历史学者考证，古代当地的土著为矮黑族及沙盖族等，散居于克拉地狭、湄公河三角洲及泰国东南部山区。后来柬埔寨有一支吉蔑族人侵入，把原始土著逐走，向南迁移，进入马来亚境内，而吉蔑族人就在征服的土地上组成部落。不久吉蔑族在泰境中部一带，势力强大起来，所占的幅员也最广。在湄南河②上游和东北的柯叻高原，散居着罗斛族，泰史又称拉哇族（Lawa）；孟族③和掸族则居于西妆部萨尔温江一带，这三族的势力较吉蔑族为弱。但这些民族，都曾在泰族兴起之前，在泰国境内不断战争，建立过国家。

　　泰国最大的民族是泰族，原先居住在中国云南边境，约公元七世纪末开始南迁。逐渐越过湄公河进入平原地区，经过数世纪与吉蔑族、罗斛族等战争，终于成为泰境内一个主要民族。

　　泰族向南迁移，分布于湄公河一带的称“小泰族”，分布于今日缅甸北部地区的称“大泰族”，又称“掸族”。今日泰国内的泰族，就是由湄公河进入湄南河流域的小泰族。小泰族和大泰族合称“暹”（Siam），是出自梵语Syama，为“金色”或“棕色”之意。大泰族称“掸”，与“暹”字音义相同。

　　泰国人及有些西人写出泰国史或东南亚史，每多夸大泰族人古代建国历史辉煌。他们主张泰族自汉代哀牢、唐代南诏而迄宋代大理。其实广义的泰族，包括范围很广。哀牢、南诏（后改称大理）向为中国云、贵两省边区民族，有时独立，有时直属中国，这只能说明古代泰族在中国西南地区建国的历史。这与以后逐渐南迁分支的泰族、掸族、老族各自建国的历史，渊源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们古代有同族血缘的关系，就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哀牢、南诏的建国，是中国云、贵边区的泰族；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掸部，是南迁的泰族。

　　中国在隋唐时，称泰国为“赤土”，④至元朝时才与中国发生关系。《元史》称其为“暹”，明朝时称之为“暹罗”。《明史.暹罗国》说：“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为暹罗斛国。”至于什么时候正式称暹罗国，《明史》也有一段记载：“洪武十年（1377年），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帝嘉，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国遵朝命，始称暹罗。”⑤

　　但依泰文《暹罗史》所记：“佛历1800年（公元1257年），素可泰（Sukhothai）王朝建立后，始以暹罗作国名，暹罗国名由此始。”如果素可泰王朝建立后即以暹罗作国名，那么中国赐暹罗王之印（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应是随原来暹罗国名而赐，非是赐印之后始称暹罗。

西人东来后，也都称泰国为“暹”（Siam或暹罗）。至1939年５月，泰国变法为君主立宪制，才改称为泰国（Thailand）。“泰”（Thai）在泰文中，兼有“自由”与“泰族”之意；而且在泰国各民族中，以泰族为主。所以泰国的解释，含有“自由之邦”与“泰族之邦”的意思。

①　此华侨数字409,506人，是依泰国政府外侨法规定，保有中国籍而未入泰籍计算的。生长在泰国的华裔及已申请入泰籍的华人，都计为泰人。所以泰国与我国两方的估计，有如此大的距离。详见巴素（Victor Purcell）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上册，第147-155页，郭寿华著《泰国通鉴》，第229页。

②　“湄南”（Menam）在泰语中，即是江、河之义；河名泰语称“昭披耶河”（Menam Chaophragya），因泰语一般称谓名词教放置于前。

③　孟族：是吉蔑族与缅族的混合种。

④　赤土：《隋书.赤土传》卷八二说：“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又《明史.外国传》卷二二四，谓暹罗“即隋唐赤土”。今历史学者考订赤土方位，尚未确定。但多主张是在泰国南都之宋卡，或宋卡与北大年之间。

⑤　见《明史》卷三二四；但依泰国历史所说，是为叔侄关系。又《明一统志》卷九十暹罗国条：“至正间（公元1341～1368），暹始降于罗斛，而合为一国……永乐初，其国止称暹罗国。”



第二节　　佛教传入的四个时期

　　在泰族人未立国之前，佛教传入泰境内已经很久，这是历史上的事实。依泰国近代著名历史学者丹隆亲王（Dumrong Rajanubhab）的研究，泰族人立国前的佛教可分为四个时期①，下面依次论述。

（一）上座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泰境，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241年，即印度阿育王礼请目犍连子帝须长老领导第三次结集后，派遣传教师往各国弘法。据斯里兰卡《大史》记载，阿育王时派遣传教师分九支路线，往不同的地方弘法，其中第八支线有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前往金地（Suvannabumi）。②

　　至于古代的金地究竟在东南亚何处，学者考证尚未确定，有几种不同说法，争论很大，各有所据。有人考印度《罗摩衍那》史诗（完成于公元前一千至三百年之间），内有金洲（Suvarnadvipa）一地名，亦作金地。金洲一名，亦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贞固传：“即以其年（公元689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船去番禹，望占波（Campa）而陵帆，指佛逝（Srivijaya）以长驱……赞曰：‘我为良伴，共届金洲’。”（《大正藏》第51卷，第11页）这是指现在的苏门答腊。日人佐藤俊三著《阿育大王》一书，考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往金地弘法，认为是缅甸及马来亚一带。③依缅甸人说，古代金地是在下缅甸的直通，为孟族人所建立的国家，盛行上座部佛教。④。泰国丹隆亲王考证金地，在泰国西陲，当时为孟族人的居地，领域包括今日缅甸东南地区，及泰国版图的大部分。所以泰人认为二位长老是经由缅甸沿泰国的西陲北碧孔道入泰，至当时金地国的中心，即现在的佛统。⑤柬埔寨及老挝，也有人说金地是他们的国家。以上各说，都是依据部分理由是加以强调，因此英国佛教学者戴维斯（T.W.Rhys Davids，公元1843～1922年）解释说，孟族人建立的国家，自缅甸东部至越南，及自缅甸南部延至马来亚，都为金地，即后人所称之“印度支那”，这包括现在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老挝、马来亚等。⑥

　　问题是金地的都城又在哪里？依泰人考证出土的佛教古物，认为须那与郁多罗往金地传教，最初的根据地可能是在现在缅甸南方的范围，再流传到泰国的中部，而以佛统为中心，当时是孟族人及罗斛族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在公元纪年前后，南印度就有很多人移至东南亚，其中也有不少是佛教徒。印人的文化、知识和能力都远胜过本地人，后来就逐渐获得统治权力，而形成印度化国家，如以印度地名为当地地名，或以梵文和巴利文称当地地名，譬如佛统的巴利名为“最初城”（Nagara Pathama），佛统塔巴利名为“最初塔”（Pathama－cetiya）。所以泰人认为佛统是古代金地国的都城，而都城也称金地。因此金地名称传至印度及斯里兰卡，在《大史》中都有记载二位长老前往金地传教之事。⑦

　　在佛统周围，发现很多宏伟的旧式建筑古迹，有溯至阿育王时代的。如现在层罩在佛统大塔的原形古塔，⑧就与阿育王时代建筑的山奇（San(～)ci）佛塔图形象同，成半球覆钵形。这种形式，泰人认为可能是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时所建筑。又在佛统塔周围，掘得古印度南方字体巴利语《缘起法偈》碑文：“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此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Ye dhammahetuppabhava，tesam Hetum tathagato，tesann(～) ca yo nirodho，evam vadi mahasamano.）⑨泰人也认为这表示二位长老初来金地传教，是用巴利语，或印度其它方言向金地人说法。但那时金地已先有印度人至，可帮助长老翻译，后来有佛教徒学习巴利语，所以在佛统才发现巴利语碑文。除此，后来印度的佛教艺术，如阿摩罗钵底（Amaravati）与芨多（Gupta）时期的佛教艺术，也同样传到佛统的地区。⑩当然主张佛统是金地国中心，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缅甸人以直通为金地，因为据缅甸史记载，大约在公元1075年，缅甸蒲甘王朝阿奴律陀，曾向金地请示三藏，但为金地国王所拒绝。阿奴律陀王甚怒，出兵攻克直通，而取得三藏及迎请僧人至蒲甘。那时直通在孟族人统治下，上座部佛教非常兴盛。⑾至于缅甸古史也缺乏记载，而阿奴律陀王相去阿育王时代达一千二百多年，所以主张直通为古代金地的说法，也仍有很多疑问。

　　公元六世纪，聚居于湄公河流域的孟族人，已发展至湄南河流域，建立了堕罗钵底国（Dvaravati）。当时柬埔寨扶南帝国已经解体，促成其它新兴各邦的成长与强盛。而柬埔寨新成立的真腊国，方致力于扶南本部，堕罗钵底乃得逐渐发展，巩固其地位，至公元六世纪末，已成为重要国家。公元七世纪中，曾屡遣使者朝贡中国。公元八世纪末，国祚渐衰，然仍保护独立国家之地位，以迄公元一千年左右。⑿

　　堕罗钵底一名见于《旧唐书》真腊传，同书卷一九七列传又作堕和罗，《西域记》卷十中三摩毗咤条作堕罗钵底，《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作杜和钵底，卷三又作杜和罗，《通典》卷一八八作投和国。《旧唐书》堕和罗传说：“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临大海，去广州五月日行。”《通典》投和罗条：“投和国，隋时闻焉，在南海大洲中，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行百日至其国……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依以上记载及学者考证，堕罗钵底国当在今泰国南部地狭以北，都城在佛统。⒀

　　堕罗钵底自印度接受了文化、宗教、艺术等，这可从很多土古物考知。在佛统周围及邻近各地，曾发掘很多佛像等古物，其年代可远溯至堕罗钵底时代，该等古物现保存于佛统寺内附设之博物院，重要者珍藏于曼谷国立博物馆。其中有完好之青石佛像数尊，其面貌与袈娑之折纹式样，非常接近印度芨多王朝时代或芨多以后时期的艺术（约公元三、四世纪）。石刻的法轮与伏鹿图、佛座、古塔、佛足印等，在佛统一带也有不少出土。法轮与伏鹿是象征佛陀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称初转法轮；佛座象征佛陀在伽耶菩提树下正觉，佛塔象征佛陀在拘尸那涅槃；双足印象征佛陀行化度生。这些都是古代流行的纪念佛陀的方式。他们认为不应该直接塑造佛像来供奉，只可用事物象征来代替。直至阿育王以后，大约公元一、二世纪时，希腊人进入印度，或有希腊人信仰佛教，才开始塑造佛像供奉和礼拜。佛统出土的法轮等古物，构造艺术虽是堕罗钵底时代仿效印度芨多佛教艺术，但艺术家及工匠揉合了新的风格，尤其是佛像方面，成为古代东南亚佛像艺术优秀的作品。出土的佛像中年代最久者，是一尊坐佛，作转法轮之姿，系公元六、七世纪之物。此外尚有很多大小石刻佛像和金属佛像，以及很多泥塑佛像，都是仿效芨多或芨多以后的艺术。在罗斛（在华富里）、巴真、素攀、柯叻等地也有发现相同的佛象，可见堕罗钵底的地域是很广的。据考古学家说，在佛统周围有些现代寺院，是建筑于古寺院之遗址上。在佛统上端夜功河（Keklong）右岸一小村邦德（PongTuk），曾发现古代建筑物地基多处，其中有红土佛塔底脚及一方形佛殿地基。又一遗址，发现一佛殿砖砌地基及一砖塔底部，构造很类似佛统原形古塔，推为公元五、六世纪之建筑物。其它亦出土石佛像及铜佛像多尊。无论是佛像的塑造，佛塔及寺院的建筑，都表现了堕罗钵底时代艺术优美的风格。泰人认为堕罗钵底是沿承了金地国的佛教信仰，盛行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虽也有人信仰，但不普遍。⒁

　　堕罗钵底国的衰亡，是因公元九、十世纪时柬埔寨的安哥（Angkor）王朝日渐强大起来，金地国都被攻陷，势力为其所代替。沿湄南河流域很多城郡，如罗斛封给王子为属地；在巴塞河（Pasak）流域内，有逝调国（S(/)rideva，现在碧差汶府），也成为属地。除此，柬埔寨的势力还进入到泰境东北方首要的城郡披迈，但未能完全消灭北部及西北部孟人所控制的各重要城郡。柬埔寨安哥王朝前期与中期，信仰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亦曾影响和传入泰国中部。

（二）大乘佛教的传入

　　大乘佛教传入泰境，可分两个时期：一是印尼室利佛逝王朝时传入；二是从柬埔寨传入，即当罗斛国时期。

　　约在公元八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先传至苏门答腊及爪哇，再越海传至柬埔寨。一些大乘佛教僧人传教师，来自迦湿弥罗（又名罽宾，今克什米尔），至苏门答腊及爪哇时，那时正是室利佛逝最兴盛时期，信奉大乘佛教。由于室利佛逝当时国势强大，武威伸至马来亚及泰境南部，即从北大年至素叻。信仰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国，将大乘佛教传入马来亚及泰南。本来在堕罗钵底兴盛时期，泰国南部和连接马来亚境内，有不少大小邦国，如中国史籍中记载的赤土国，据考即现在马来亚柿武里（Saiburi，也有说是缅甸南部的丹老Mergui），人民信仰佛教及婆罗门教。盘盘国（Phan Phan），即现在泰国素叻，人民信仰上座部佛教。丹眉流，即现在泰国六坤。这些地区，在公元七至十一世纪，都成了室利佛逝的领域。室利佛逝的岳帝王朝，因与南印度波罗王朝关系友好，接受传入密宗的信仰，同时也传到马来亚及泰南。从泰国古代的佛教建筑，也可考证大乘密宗从室利佛逝时期传入泰境，如猜耶佛塔、六坤古塔（此塔外形是后来加修，为斯里兰卡式），及用混合金属铸造比人大的观世音菩萨像，或多种泥塑的佛像、菩萨像，完全与室利佛逝（爪哇岛）时代的形式一样。在泰南博他仑府的沙旺洞（Sawan）、霍刹鲁洞（Akhalu）、北大年府的甘攀山（Kampan）、也拉府的达抛山洞（Tabhau）等处，发现很多古物，都是大乘佛教及室利佛逝势力影响的产物。室利佛逝的大乘佛教只传入泰境南部，而未及中部及北部。虽然在中部佛统曾发现室利佛逝时代一些观音菩萨像等，东北部吗哈沙拉堪（Mahasarakhram）也发现一些菩萨像等，但都很小，可能是后来从南部带入。⒂

　　公元十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中期，柬埔寨自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公元1002－1050年）以后，势力伸至泰境各地，成立多个统治城郡。以罗斛为中心，统治堕罗钵底以南地区；以素可泰为中心，统治堕罗钵底以北地区；以室利提婆（S(/)rideva，古地名，在碧差汶府）为中心，统治巴塞河流域各地；以披迈为中心，统治南部高原地区；以色军（Sakonnakhon）为中心，统治北部高原地区等。其中以罗斛最重要，所以在泰国历史上称“柬埔寨统治时期的罗斛国”，或称“罗斛王朝”（Lopburi Period）。

　　柬埔寨安哥时期诸王，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婆罗门教徒。流行在罗斛时期的佛教，有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只是上座部佛教并不兴盛，因为虽然有些柬埔寨国王是佛教徒，但都信仰大乘佛教。罗斛时期的大乘佛教，是从柬埔寨扶南时期传承下来的。当堕罗钵底兴起时，信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暂时受到阻滞。到室利佛逝时，大乘密宗又传到柬埔寨及泰境中部和南部，很快发展起来。

　　柬埔寨统治泰国时，曾建筑了很多佛寺和神庙（神庙泰人又称石宫）等，譬如披迈石宫、拍隆蓝石宫（Phanomrunk）等。披迈石宫是大乘密宗重要的地点，推定建于公元十或十一世纪。石宫门上的雕刻，东扇为降三世明王像，西扇为佛陀感化瞻婆王的故事，这些图像都是大乘佛教的象征，特别是密宗。在罗斛的三峰塔，也明显的证明是大乘佛教的遗址。除了建筑，罗斛时期还遗有很多古物，如佛像、菩萨像、神像等。尤其有很多小型泥质的护身佛（后人所称），头戴花冠璎珞，手持赐福物，或耳垂长，或手作降魔印，这些形式都与大乘密宗有关。但是当时罗斛本地人民，并未完全随柬埔寨人去信仰大乘佛教，仍有很多人保持信仰堕罗钵底流传下来的上座部佛教。在华富里（即古罗斛）发现一柬埔寨碑文说：“罗斛城有旧部比丘，自堕罗钵底时代传入；有大乘佛教比丘，自柬埔寨传入，正辉煌地发展着。”自此，大乘佛教梵文三藏，代替原有巴利语三藏盛行于泰国。⒃

（三）蒲甘佛教的传入

　　公元1044年，缅甸阿奴律陀王，建立强盛的蒲甘王朝，征灭南方孟族的国家，迎请孟族的上座部高僧至蒲甘，推行佛教改革，热心提倡上座部佛教。因此，上座部佛教在缅甸迅速发展起来，非常隆盛。对国内外影响很大，一跃使缅甸成为发扬上座部佛教的重地，而以蒲甘为中心。

　　泰族人原在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居住，自公元前一、二世纪逐渐向东南方迁移。到公元十一世纪中期，泰族人南徙更多起来，不久，便建立了兰沧（（Lan Chang）和兰那（Lanna）两个小国家。兰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成了以后的老挝。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称“八百大甸”。又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史称“前八百大甸”（都城在清盛）；自十二至十五世纪，史称“后八百大甸”（都城在清迈）。兰那泰族，在中国境内哀牢及南诏时即信仰佛教，待迁移至泰国西北，接受到孟族和柬埔寨的文化后，信仰上座部佛教的，是受到孟族人的影响；信仰大乘佛教的，是受到柬埔寨人的影响。到蒲甘王朝强盛时，势力先伸展至泰国北部的兰那国，然后逐渐达到孟族人的中心地堕罗钵底。

　　当缅甸人统治了泰国北部等地，并传入上座部佛教后，因受蒲甘文化的影响，泰国北部佛教的建筑等，都富有缅甸佛教的特征，如清迈府的七峰塔，是依蒲甘大菩提塔形式建筑，那时兰那为蒲甘的属地。因此泰国历史学者认为，此时期的佛教是“蒲甘式的佛教”。兰那强盛时，辖境包括现在清迈、南奔、南那、昌来及缅甸的景东。⒄

　　当时另外还有两个泰族邦国：一称拍尧（Payao，公元1096年立国），都城拍尧（在今昌莱）；一称哈里奔猜（Haribhujaya今南邦），由孟族血统遮（Cama）女王统治。这位女王曾请五百位僧人，携带三藏圣典往各地弘法，因此奠定北部上座部佛教深远的基础。⒅可是不久女王就携民南徙，这地方一度被罗斛族所占。这两个小国和前面的兰邦，泰国历史称为“古泰族的三城国”，但他们始终偏处泰国西北一隅，而且时常受到柬埔寨和蒲甘势力的影响，政治动荡不定，没有多大发展，致使后人对他们认识不多，也不甚重视。在泰境北部的兰那和兰沧泰人，受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上座部佛教；但自素可泰南部以下的泰人，因先受柬埔寨传入大乘佛教和婆罗门的影响，大多仍信仰大乘佛教。

（四）斯里兰卡佛教的传入

　　当公元1155年，斯里兰卡波洛罗摩婆诃一世，热心护持振兴斯里兰卡衰微已久的佛教，改革僧团。这种伟大的盛事，传到其它信仰佛教的国家，就有缅甸蒲甘和孟族的僧人，到斯里兰卡留学，在斯里兰卡僧团重新受比丘戒，当他们修学完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传布斯里兰卡的佛教。

　　至于斯里兰卡佛教传入泰境，是在公元1257年以前。据说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期，斯里兰卡有一位罗亩罗比丘，从蒲甘到泰南六坤弘法，成立斯里兰卡僧团，得到国王和人民的信仰。当时六坤是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王统治。在六坤有一座“舍利塔”。原来建造是室利佛逝的形式，后经加建改为斯里兰卡的式样。⒆

　　泰族人正式建国是在公元1257年，就是“素可泰”王朝。约在公元1277年，有一碑文记载说坤蓝甘享王（Kun Ramkamheng）造寺供养自六坤来的高僧，这可证明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早先传入六坤，后来声誉远扬至素可泰，而受到国王的信仰，于是就礼请斯里兰卡僧团的出家人至素可泰弘扬佛法。⒇

　　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在泰国获得发展后，原自柬埔寨传入多数人信仰的大乘佛法，逐渐灭亡。但最初佛教也为两派：一是原先存在的僧团，一是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僧团，这和当时缅甸、孟族、柬埔寨一样的情形，后来渐渐合成一派（斯里兰卡系）。在泰国这两派僧团由协议而和合无诤，这可从那时举行受戒的仪式获得证明，即受戒的人，须念诵巴利文三皈和梵文三皈条一次。(21)

斯里兰卡系的佛教传入泰国，影响最为深远，关于发展的情形，将在以下各章节中叙说。

①　《大史》X V第44-45页。

②　《庆祝二五佛纪特刊》（泰文）13页，庆祝二五佛纪委员会编。

③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第52-53页。

④　pan(～)n(～)asami：SaSANAVAmsa，Ⅵ

⑤　《庆祝二五佛纪特刊》（泰文），第17-18页。

⑥　《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月刊第20卷。

⑦　《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15-16页。

⑧　层罩在佛统大塔内的原形古塔，高39米，平常无法可见，但在塔基南部，后来模仿建一塔，与古塔原形大小相同。大塔传说佛灭570年建，亦说佛灭一千年后建。今日所见的佛统大塔，高120.65米，塔基周围235.50米，为曼谷朝拉玛四世王（公元1851～1868在位）时加建。

⑨　1.《泰国碑文集》（泰文，二册）。

2.净海《泰国佛统大塔》一文，《慈航》季刊第11期。

⑩　1.陈明著《泰国佛教史》（泰文），净海译，载《海潮音》46卷，５月至８月号。

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20页。

⑾　详见本书《缅甸佛教史》第２章第１节。

⑿　姚枂、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58页。

⒀　《南洋史》上卷，第192-193页。

⒁　1.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３节。

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18-21页。

3.《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59-162页。

⒂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４节。

⒃　1.《泰国佛教史》第５节。

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27-28页。

⒄　1.《泰国佛教史》第８节。

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28-30页。

⒅　1.《泰国佛教史》第３节。

2.R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第73-74页。

⒆　1.《泰国佛教史》第９节。

2.《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31页。

⒇　《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32页。

(21)《庆祝二五佛纪特刊》，第32页。

空空.

第二章　　素可泰王朝的佛教

（公元1257～1436年）

第一节　　素可泰初期的佛教

　　早期的泰国历史，可以称为信史的，是从公元1257年泰族建立的素可泰（中国史籍称速古台）王朝开始，尤其是在泰族发明文字（约公元1282年）以后。在这之前，都是吉蔑族人、孟族人的势力统治着泰境的版图。

　　1238年，泰族中崛起一位领袖坤邦克蓝社（Kun Bang Klang Tao），号召泰族人与境内的吉蔑族人战争，结果战胜夺得了素可泰城，而建立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政权，这就是素可泰王朝。

　　坤邦克蓝社于1257年正式登位为王，改号室利因陀罗提耶（Sri Intaratiya），继续开拓疆土。1253年，元朝忽必烈派兵远征云南，征服大理，促使住在中国境内的泰族人（普通称摆夷）大规模南迁，与原先迁入泰境的泰族人会合，这也增强了素可泰王朝的势力。

　　初期建立的素可泰王国，国土尚很狭小，除素可泰城外，仅占领有彭世洛，其它的广袤土地，还在吉蔑人统治中。素可泰王朝初期佛教信仰的情形，是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兼有弘扬，即吉蔑人统治的地区，多数信仰大乘佛教（可能是密宗）。在泰北的昌莱、清迈、南邦等地，因先受缅甸蒲甘佛教的影响，信仰蒲甘传入的上座部佛救，而泰南六坤，佛教则从斯里兰卡传入。此斯里兰卡佛教，先传入缅甸南部孟族，然后再传入泰南六坤。本来六坤人民，原先也是信仰蒲甘上座部佛教，但从斯里兰卡僧团来到以后，人民就转变信仰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了。①

　　泰族未立国前及建立素可泰王朝初期，境内各民族除已先信仰佛教外，一般人民也信鬼神，吉蔑族人有部分兼信婆罗门教。后来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兴盛起来，大乘佛教及蒲甘佛教就渐形衰亡，但人民信鬼神的潜意识仍存在，直至现在也一样。不过那时泰人信鬼神，与现在泰人信鬼神有深浅程度的不同。那时泰人信有大威神力的鬼神，能主宰人的祸福，能保护国家和人民，人们必须对鬼神敬畏有加。在素可泰发现一碑文记载说：“祭奉鬼神，国家平安，享祚久远……不祭奉鬼神，鬼神不作保护，国家有灾难。”②不过信仰鬼神，是人类各民族极为普遍的原始信仰，它随时代环境及文化等影响，而不断地改变。

　　素可泰第三位君王坤蓝甘享（公元1277～1317年），在泰国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为室利因陀罗提耶第三子。少年时助父战争，即负有英名，展露了他卓越的军政才能。中国《元史》称他为“敢木丁”。当他即位后，使大事开拓疆土，兼并了许多邻近邦国，一跃而成为湄公河域的强大国家。国土北至现在老挝的琅勃拉邦，东达湄公河，南至马来半岛六坤，西收孟（吉蔑）族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在这之前，先后交替影响于东南亚的三大强国，不是早已灭亡，就是趋于衰微。如强盛的缅甸蒲甘王朝已覆灭，国内纷争不息，与泰族同系的掸人，纵横于下缅甸。至坤蓝甘亨时，缅甸境内的坦沙里、土瓦、马塔班，都臣服于泰国；孟（吉蔑）人在泰境内的势力，完全被赶回柬埔寨境内；过去爪哇喧吓一时的室利佛逝也已崩溃，势力退出东南亚大陆。而且从此，吉蔑人和室利佛逝的大乘佛教，在泰境内也很快衰亡下去。③

　　坤蓝甘亨除了武功，亦注重内政修明和外交关系，积极振兴文化教育，努力提倡佛教，柬埔寨吉蔑人的艺术，缅甸人的传统法律，也分别输入泰国。他与西北部的兰那和拍尧两个泰族邦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他与中国元朝通好，聘请五百名华籍陶工至素可泰，在王城附近设窑烧制瓷器，开创了驰名的宋加洛陶器业。他还与印度及斯里兰卡通好，输入印度文化及斯里兰卡佛教。

　　坤监甘亨最大的贡献，乃是创立泰文。在他即位以前，泰国境内本来通行孟吉蔑文，约在公元1283年，他召集全国学者，研究文字的改革和创造，把原有的孟吉蔑文，转化成为适于书写的泰族语文，国王也亲自参与其事。以孟吉蔑文等为蓝本，酌量减去笔画繁多而弯曲的，去除重叠字母改为一个，及创立四声读音，后来再稍加改革，成为今日的泰文。公元1285年素可泰立有一碑文说：“昔无文字，大历一二〇五年末，坤蓝甘亨王决心创立泰文。”④大历（印度及东南亚古历法之一）1205年，即公元1283年。甘亨竖立的石碑，继续叙述当时素可泰人民信仰佛教的情形说：“……素可泰人，常布施，常持戒，常供养；素可泰王坤蓝甘亨，及一切大臣、人民，不论男女，都信仰佛教。安居期间每人持戒，出安居后一月中，举行功德衣供养。”

　　至于对佛教的发扬，坤蓝甘亨特别提倡斯里兰卡佛教。原因是当他征服泰南六坤后，那里已有斯里兰卡佛教，很多六坤的比丘往斯里兰卡求学，在斯里兰卡僧团重新受戒，然后回到自己的本国，发展僧团。由于他们经常听闻斯里兰卡僧团戒德庄严，精研三藏，优于其它各派僧团，所以特别尊重敬仰，邀请六坤的斯里兰卡僧团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斯里兰卡僧团抵达素可泰后，国王建寺供养他们，因为斯里兰卡僧团的比丘们，欢喜住在山林静处，适于修行佛道，所以国王就在城外建了阿兰若等供养。在一块碑文上赞扬斯里兰卡僧团说：“……在素可泰城西，坤蓝甘亨造阿兰若寺（今石桥寺），供养一位有智能深通三藏的僧王，他自六坤迎来，德学优于此城僧众。”国王每半月之黑分和白分（却相当我国农历之月半及月末），都惯常前往阿兰若寺，听僧说法和受持斋戒，或与僧人讨论佛法及法务。⑤

　　国王为了与斯里兰卡通好，派六坤的首长至斯里兰卡，而获得斯国赠送著名的“狮子金佛像”（Buddha Saha），现为泰国珍贵佛像之一供养于曼谷国立博物馆佛殿中。

　　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僧团在泰国得到发扬后，巴利三藏及注释书，也是最完备的。在此之前，孟族人的上座部佛教，虽然非常发达，但不一定有纯粹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有些已遗失，或掺杂了大乘佛教及婆罗门教经典在内。

　　另一碑文记载说：“此素可泰城，有佛寺、金佛像、立佛像（九米）；有大佛像、中型佛像；有大佛寺，中型佛寺；有僧众，有上座，有长老……”

　　从泰南六坤斯里兰卡系的僧团至素可泰成立后，孟族人旧有上座部佛教及大乘佛教，逐渐灭亡。这时素可泰、兰那、柬埔寨、孟族的僧人，至斯国僧团受戒和求学的日渐增多，回国后，使斯里兰卡系僧团产生很多有密切关系的派系。有时礼请斯里兰卡僧人，到自己的区域为戒和尚。总之，在公元十二、三世纪，缅甸、泰国、柬埔寨、孟族、老挝等，已完全信仰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佛教，而大乘佛教渐趋隐没和灭亡。⑥

坤蓝甘亨在位四十三年，励精图治，是素可泰王朝最隆盛的时代。他对佛教虔诚护法，提倡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发扬光大，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泰国历史上被尊为“伟大的帝王”。

①　Phrapatana 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泰文），第37-38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1节，净海译，见《海潮音》46卷，五月至八月号。

④　1.《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泰文）第119-122页。

2.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６页。

⑤　1.《泰国碑文集》，引用之碑文约立于1277年前后。

2.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５页。

⑥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1节。

第二节　　素可泰佛教的发展

　　雄才大略的坤蓝甘亨王，于1317年去世后，繁荣昌盛的素可泰王朝，国势便日渐衰微。各附属邦地纷纷叛变，继位的太子罗泰（公元1317～1347），昏庸无能，沉湎于酒。他登位不久，下缅甸马塔班方面，首先宣布脱离附庸关系，并举兵南下，夺回土瓦及坦沙里；罗泰至1330年才出兵征讨马塔班，却反为所败。不久，琅勃拉邦、永珍、六坤等藩属，也乘机宣布独立。与此同时，素可泰南方有另一股泰族势力，即乌通（Uthong）太守，正在日渐强大，不断向外伸展，很快就占领六坤、叻武里等地，连缅甸的土瓦和坦沙里也在控制之下。到1344年，由于乌通发生瘟疫，死者甚众，遂于1350年迁都至阿瑜陀（Ayodhya），从此素可泰已成偏安之局。

　　素可泰第五代立泰王（公元1354～1376年）时，因南方大城日益强大，素可泰王朝的领土，除了都城外，只保有宋加洛、彭世洛、甘烹碧、披集、那空沙旺等地。不过这位国王生性仁慈，厌恶残酷的战争，鉴于国运已衰落，所以特意加强文治，改革政治，修建道路，浚通运河，开拓农业，提倡文教，勤政爱民。他特别热心发扬佛教，在各地兴建佛寺和佛塔，铸造佛像，劝导鼓励僧人研究经论。不久，国家呈现一片中兴升平景象，受到国内人民忠心的拥护。但由于藩邦已强大，为形势所迫，他也无法恢复过去的声威。

　　立泰王不但是贤明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学者及虔诚的佛教徒，精通佛学、哲学、天文等。他著有一部《三界论》（Tribhumi－Katha），引证多种经论、注释书，及其它典籍，多达三十余部，详细论述佛教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讨论欲界、色界、无色界，及众生因果善恶业而招感三界的苦乐，由天上、人间、下至三途之苦。这部《三界论》，已成为泰文古典文学名著。然而这部书直至公元1912年才在素可泰城荒烟蔓草中发现，其间埋没了五百多年。国王又在宫中设立学术研究所，广招学员，亲自任教，讲解佛学及天文学，改进历法，使国内学术之风大盛。①

　　立泰王登位后，曾延请斯里兰卡高僧至素可泰弘扬佛教，整理并改革佛教。1362年，特别礼请斯里兰卡的僧伽领袖为自己的传戒和尚,在芒果林寺（Ambavanarama）舍身出家，过了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位的君王在佛教中出家。此举对人民起了示范的作用，影响后来泰国男子，直至现在。他们在一生中至少一次短期出家，接受佛教道德的熏陶。②

　　立泰王在位时，曾领导铸造几尊著名的大佛像，留存于后世，如现在供奉于彭世洛府大舍利寺（Wat Phrasri ratnamahadhatu）的“清那叻铜佛”（Buddha Jinaraj），供奉在曼谷善见寺（Wat Sudassana）的大铜佛等。

　　素可泰铸造佛像的艺术，其渊源当然是受到先前堕罗钵底、吉蔑和孟人的影响，然后更吸收斯里兰卡造佛像的艺术。泰国造像艺术家，运用智能加以改良和创新，所铸造的青铜佛像，与以前所造的佛像，在形式上有相当大的不同。素可泰铸造的佛像，不论坐姿、行姿、卧姿，都形体优美及线条流畅，表现高尚超然的性质，且能把握静止或动作的微妙，予以和谐的表达。例如佛陀成正觉像，显出全然静止的样子，肌肉宽驰，面部沉静，慈祥含笑，反映心境的安宁与满足。又如行姿佛像，是泰国艺术家的特别创意，左足稳踏地上，右足轻轻抬起，左手平胸前半举起，作说法或施无畏姿势，右臂垂于身部，作自然摆动，态度高雅而富韵律，表现在游化的路途中瞬间停息的生动姿态，也富有写实的风格。③其它建筑佛寺及佛塔的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

　　立泰王时，又将坤蓝甘亨所创的泰文，加以改革简化，更易于书写，同时加上音调符号等，使人容易阅读。

　　前说立泰王生性仁慈，厌恶战争，但在公元1359年，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远征北部的卑利及难府，在战争中对俘虏不但不忍杀戮，而且禁止部下虐待他们。在几次大城军队来攻素可泰的战争中，国王也是一样对待俘虏。这在古代的帝王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立泰王完全是受了佛教慈悲的感化。公元1833年，在素可泰旧城一批碑铭之中，有一段记载：“王之仁德，宽容大度，若海洋之纳百川者然，博受施仁，是之谓也。王居恒爱民若赤子，常赦免囚犯，赐之以金，俾得赎罪，并遣之归家。故王当政之日，国无奴隶，人民皆获得自由，并乐其业。王之令誉，遂播扬于各国；各地之民，均乐其仁政而归之，相安而处焉。”④

　　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僧团被迎至素可泰，获得发扬后，信仰而出家的人日渐增多，因此需要建立僧团管理制度。佛住世时僧团本有律制，但后来佛教传布的地方广了，到达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就有所谓“随方俗”的见解。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形，律制也就有些伸缩性。在泰国僧团管理制度，特设有“僧爵”职掌僧团的事务。泰国最先有僧爵的，就是自素可泰王朝坤蓝甘亨王时开始，而且僧爵是由国王加封。⑤

　　根据泰国古文记载，坤蓝甘亨王于1292年从斯里兰卡请来三藏，以正统斯国佛教为国教，并由洛坤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担任素可泰僧王。⑥

　　丹隆亲王在《僧伽史》中有一段记述：“泰国的僧爵，最早所见是素可泰王朝三世王坤蓝甘亨的碑文,约刻成于佛历1836年（公元1292年），其中记素可泰‘有僧王，有僧伽尊长，有大长老及上座。’僧王可能是最高的僧职，僧伽尊长是低于僧王以下的职位；至于碑文中的大长老及上座，可能是指依律制具有僧腊的盛德大长老或上座，不是国王加封的僧爵。”丹隆并认为，除素可泰城有一位僧王外，其他远近各属国藩邦，可能都有一位僧王，及其之下的多位僧伽尊长。并且当时斯里兰卡有“大僧领”（Mahasvamin），其副者为“僧领”（Svamin）。素可泰设“僧王”及“僧伽尊长”，名称虽不同，而管理僧团职务可能是一样的。⑦

　　又据泰国北方历史记载，素可泰时僧团管理分左右二首：右首，封僧王一位，僧伽尊长三位；左首，只封僧伽尊长三位。这可能是在立泰王里开始。亦有说，僧团分左右二首，起因可能由于派别不同。派别的不同，又分两种说法：一是原有的旧僧团及新至的斯里兰卡系僧团，还有当时的僧团，分有聚落住者及阿兰若住者。聚落住者以研读经论及弘法为主，多数为旧派僧人；阿兰若住者，离群而住以修禅观为主，因上分为左右二首。⑧

立泰王去世后，素可泰王朝势力就更形衰弱，至公元1378年，沦为大城王朝的附庸，后来的继承者，残延约六十年，到1436年，便被大城灭亡了。

①　1.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of Siam，第９－10页。

2.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1节。

②　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71页。

③　玛戈：《泰国艺术丛谈》第31页，37-38页。

④　冯汝陵：《泰国史话》第19-20页。

⑤　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73-75页。

⑥　1.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第222页。

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42页。

⑦　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75-79页。

⑧　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79-81页。



第三节　　清迈时期的佛教

　　在前面第一章第二节中，曾说公元世纪泰族人在泰境北方，首先建立一个兰那王国。当泰族在湄南河流域逐出柬埔寨的势力，建立素可泰王朝时，北方的泰族也逐出孟族的势力于滨河流域。约在公元1281年，前八百大甸的后裔孟莱王，战胜统治南奔的孟族王衣巴（Ye－Ba），摧毁孟族的势力，于1296年，立清迈为新，中国史籍上称后八百大甸。

　　这时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已在素可泰盛行，但清迈初期的佛教，是由南奔孟族人传入。孟莱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约在1307年，他在近清迈的南奔，建库库达寺（Wat Kukut），寺中建一砖砌方形佛塔，四周为圆形台基，塔体高尖，除塔基及塔顶，中间五层，每面置佛像十五尊，共计六十尊。此塔现仍保持完整，为泰国独特风格的著名古塔。王又在清迈建清曼寺（Wat Chiengman）。①

　　到1367年，哥那王（Kue－Na，公元1355～1385年）即位后，为了发扬佛教，派僧人往孟族的洛坤攀（Nakon Pan），即缅甸的摩尔门（Moulmein，亦译毛淡棉），礼请斯里兰卡论师乌都盘摩诃沙瓦弥（Udumbanmahasvami）至清迈成立斯里兰卡系僧团。论师派遣他的弟子阿难陀代替他前往。1369年，王又派使至素可泰城，礼请泰僧苏摩那（Sumana）至清迈，协助建立斯里兰卡僧团。苏摩那也是乌都盘的弟子。不久，国王献出自己在清迈的花园，作弘扬佛教的寺院，这就是现在著名花园寺（Wat Suandok），自此斯里兰卡系的僧团，在清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②

　　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清迈僧人多位往斯里兰卡留学，学成后返国弘法。至1441年，虔诚佛教的三界王继位后，广造佛寺及铸造佛像，因此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约在1455年，开始建筑著名的大菩提寺，仿效印度菩提伽耶佛塔建造，因有大小七塔，所以通称七塔寺，构造非常庄严优美。1477年国王护法，由法授（Dhammadinna）长老领导高僧约一百位，在大菩提寺举行三藏结集，经一年而成，这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三藏结集。③自此清迈研究佛法盛行，高僧学者辈出，能用巴利文著作及注释经论，如智称（N(～)anakitti）著《阿毗达磨述记》（Abhidhamma yojana）、《根本迦旃延（文法）述记》（Mlakaccayanayojana）、《戒律述记》（Vinayayojana）等。在三界王之后（公元1487年）不久，妙吉祥（Sirimavgala）著《吉祥灯论》（Mavgalattha kipani）、《毗输安多罗本生灯论》（Vessantara Jataka dipani）、《铁围山灯论》（Cakkavala dipani）、《法数疏》（Savkhyapakasak tika），1495～1525年，宝智著《胜者时鬘论》（Jinakala malini）。④

公元十六世纪中期，清迈被缅甸占据。此后缅甸与泰国常交替统治清迈。

①　1.玛戈：《泰国艺术丛谈》，第24页。

2.泰国艺术厅编：《泰国艺术》，第141-142页。

②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2节。

③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2节。

④　1.同上。

2.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13-14页。

空空.

第三章　　大城王朝的佛教

（公元1350～1766年）



第一节　　大城王朝前期的佛教

　　当素可泰王朝国势衰微后，南方另一股泰族力量正日渐强大，以乌通为根据地，乘机宣布独立。至公元1347年，由于乌通霍乱流行，人民死亡惨重，乌通王只好放弃该城，而迁移人民至湄南河与巴塞河的汇合处，在旧时柬埔寨存有残余势力的阿瑜陀城（Ayodhya，梵语意为不可破灭，华侨俗称大城），定为新都。

　　公元1350年，大城经过一番建设后，乌通王就正式晋位，改王号为拉玛铁波底①（Ramadhipati，公元1350～1369年），与北方的素可泰形成对峙之势。拉玛铁波底即位后，即用兵进攻王城以北的华富里，灭掉罗斛人所建立的罗斛国。这个罗斛国，差不多与素可泰王朝同时建国。罗斛国被灭掉以后，吉蔑人的势力在泰国中南部地区完全消失。尤其是公元1353年，大军攻陷柬埔寨的王都安哥，柬也沦为大城王朝的藩属。此后拉玛铁波底又南进，征服马来半岛北端的宋卡，马六甲俯首称臣。1356年，素可泰已衰落，且发生饥荒，拉玛铁波底派军北上，攻占素可泰南部的边陲重镇猜纳，素可泰立素王生性仁慈，憎恶战争，同时也无为抗拒，便派出使者通过和平谈判，收回猜纳，因此南北两方维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

　　拉玛铁波底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即位后，兼采素可泰的法律及吉蔑人的制度，订立许多新法律，公正严明，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于1350～1366年，颁布了证据法、叛逆法、诉讼法、拐带法、侵犯人民法、杂事法、盗贼法、土地法、夫妻法等。由于他思想开明，又具有杰出才能，为国家建立各种制度，励精图治，替大城王朝奠定了四百多年的基业。

　　大城王朝初建国期间的佛教，历史上叙述很少，这可能由于建国初期，忙于战争和政治，无暇多顾宗教。说到大城王朝初建时的佛教，不能不回顾大城王朝以前佛教的情形。依据历史及出土古物考证，大城的地域，先时是在堕罗钵底、室利佛逝、罗斛国三个时期势力范围之内。如第一章中所说，堕罗钵底信仰最早传入的小乘上座部佛教。室利佛逝受到爪哇的势力影响，信仰大乘佛教。至柬埔寨吉蔑人势力伸入泰境，以罗斛为中心，盛行大乘佛教，但亦有少数人信仰原有上座部佛教，也有人信仰婆罗门教。所以大城王朝初建国时，以及消灭古蔑人势力的罗斛国，多数人信仰佛教是无疑的。

　　拉玛铁波底在位期间，为了纪念在大城的建都，于公元1353年曾建佛陀最胜寺（Buddhais(/)varya）。1361年，他进行佛教改革，派遣使节到斯里兰卡迎来斯国僧人，整顿僧伽组织。1363年建巴考寺（Wat Pakao）。②

　　波隆摩罗阇（Boromaraja，公元1370～1388年）在位期间，与中国明朝维持和平友好关系。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波隆摩罗阇者派他的侄儿那空膺（Nokon In）为使，朝贡中国。据《明史》记载：“昭禄群膺承其代命来朝。③帝喜，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或数年一贡云。”至此两国关系，终大城王朝之世而不衰。

　　1393年，柬埔寨出兵攻泰国东南方的尖竹汶及春武里等地，并强掳泰民六、七千人，移入柬埔寨。结果泰王领大军东征柬埔寨，攻陷柬埔寨的首都安哥城，富丽堂皇的安哥王城及吉蔑人的文化，遭受到泰人彻底的毁灭。

　　公元1408年，那空膺取得政权，称为因陀罗阇一世（Intharaja Ⅰ公元1408～1424年）。适在此时，明成祖派郑和第二次出洋南巡，到达大城。有随从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及纲信著《星槎胜览》，记述当时出洋所历各国情形。《瀛涯胜览·暹罗国》记佛教说：“崇信释教，国人为僧为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④

　　1431年，东方柬埔寨经过长期养精蓄锐，力量逐渐复苏，遂脱离泰国独立。泰王波隆摩罗阇二世（Boromaraja Ⅱ）为要削弱敌人的力量，派兵往攻柬埔寨王都安哥，历时七月，终告攻下，柬王被杀。其后柬埔寨新王庞哈耶特（Ponha Yat）为避泰人的侵扰，迁都百囊奔，历史上辉煌伟大的安哥城就此废弃。

　　怛莱洛迦王（Boroma Trailokanatha，公元1448～1488年）时，励精图强，对于军事与文官制度多所改革，主要是将各地方行政权收回，代以中央集权制。

　　怛莱洛迦王是一虔诚佛教徒，将以前王宫改为佛寺，定名最胜遍知寺（S(/)risarvajn(~)a），成为当时大城最重要最富丽的佛寺，因在王宫之内，成为王家佛寺，并不住僧众。⑤另在河岸之地，建造新王宫。

　　在北方因常受清迈的侵袭与敌对，为巩固北部的国防，王于公元1463年，迁都至彭世洛，时间达二十五年。怛莱洛迦王迁都至彭世洛后，不久即与清迈在素可泰城发生一次非常激烈的战争。此后十年，转为地下的间谍暗斗。

　　王初至彭世洛时，曾命令建一朱拉摩尼寺（Wat Culamani）。在与清迈战争停止后，怛莱洛迦王依佛教风俗，入朱拉摩尼寺出家为比丘八个月，缅甸及老挝都遣使祝贺，清迈国王也派使及十二位僧人往彭世洛观礼。随同国王同时短期出家的有二千多人，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件盛事。八个月后，国王舍戒还俗复位。怛莱洛迦王对于文学造诣亦深，1482年，曾撰《大本生词》（Mahajati）一书，叙述菩萨行布施波罗密的故事，现在被泰国教育部选为中学课本。他并在大城及彭世洛等地修建多所佛寺。⑥

据北方《清迈史》记载，早在1422年，大城曾有两位比丘，一名梵牟尼，一名苏摩，与七位清迈比丘及一位柬埔寨比丘，同赴斯里兰卡重新受戒，及受教育多年。后来返国，请了斯里兰卡的摩诃毗羯摩婆诃（Mahavikramabahu）及优多摩般若（Uttampan(~)n(~)a）两位比丘同行，先抵达大城，遂后发展成立斯里兰卡系的僧团，严持戒律，获得人民的信仰。历史上记载，怛莱洛迦王可能就是在这个僧团出家的。⑦

　　拉玛铁波底二世（公元1491～1529年）在位期间，因与清迈战争，特别注重兵役制度改革，设军役登记处，规定全国男子由十八岁至六十岁，都有服役的义务。王又很注意佛教的发展，曾修建“最胜遍知寺”，增加佛殿、佛塔等，更显得辉煌伟大。1500～1503年，下命塑造一尊巨大立佛，名“最胜遍知佛”（Buddha S(/)risarvajn(~)a），高十六米，以黄金286泰斤（一泰斤合1.2公斤）涂裹佛身。后来大城被缅军攻破，此尊佛像身上的黄金被溶下取去，劫后的佛像直到现在仍在大城露天供奉。⑧

　　1511年，葡萄牙人芬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带着印度总督的信函，到达大城觐见泰王。这一年八月，葡人已经灭掉马来岛上的马六甲王国，所以派使往泰国探听虚实，想在泰境内取得商业特权。至1516年，葡人第三度派使至泰国，结果两国缔结条约，允许葡人在泰国自由居住，并开放大城、北大年、六坤等处为通商口岸。

　　帕猜罗阇（公元1534～1546年）即位之初，国境尚算承平，于是进行疏浚湄南河工作。但缅甸的东固王朝已日渐强大起来，势力不时伸进泰国边境。1540年，缅甸王德彬瑞蒂统兵攻泰境的格因（Gyaing，今属缅甸毛淡棉）。泰王亲率大军对抗，结果泰国战胜，逐出缅军出境。从此两国结下深仇大恨，不断发生战争。

　　帕猜罗阇去世后，宫闱生变，事件平定后，请出一位已出家的王子继位，晋号节迦罗博（Chakrahat，公元1549～1589年）。因泰国宫闱的生变，缅王德彬瑞蒂又统兵三十万突入泰境，迅速攻下甘武里、素攀等地，直逼泰京大城。经过一次城外激战，泰国退入城内坚守，被围困一个多月。后因缅军缺粮，且国内生乱，只好回师。

　　1556年，缅王莽应龙先灭了上缅甸阿瓦王朝后，这时又打败掸邦，并且又征灭立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迈王朝。

　　公元1563年，缅王再发兵攻泰国，很快攻占了甘烹碧、宋加洛等城，彭世洛也告陷落，以前平定宫闱之乱有功的附马坤披连（Kun Phirer）也向缅王投降。次年二月缅军抵大城。当时缅王手下有一支葡萄牙炮兵，利用猛烈的炮火，终告攻破大城。泰王见大势已去，只好与缅王签订一个屈辱的条约，规定把太子送到缅甸作人质，献白象四头及每年纳贡等。

　　后来节迦罗博王为了策略惩罚坤披连不忠，趁他去缅甸朝觐，派兵突袭彭世洛，把坤披连的妻子及儿子全部押至大城作人质。事为缅王莽庆龙知道，决计再远征泰国。1568年12月，缅军入泰，势如破竹，很快逼近大城，泰王闭城坚守。次年初，泰王节迦罗博身死，由次子摩欣（Mahin）继位。1569年８月，大城经缅军转攻九月，终告陷落，摩欣王被俘。

　　缅王莽应龙另立坤披连代理为王，然后奏凯回国。大城王朝开创219年，传位十七代，至此暂告中断，以后的十五年间，泰国列为缅甸的一省，各重要城郡都由缅甸设官管治，采用缅甸法律。

　　据历史记载，节迦罗博王时曾在旧王官建筑佛殿，又建一佛寺名旺猜寺（Wat Vanchai）。1565年，王见国步艰难，精力不济，让位于次子摩欣主政，退隐后宫，约一年后，自己再入一佛寺为僧。但因摩欣无能，1568年，只得请老父还俗，重执朝政。⑨

缅王莽应龙战胜泰国后，曾在大城西北一里余的河提上，建筑一孟人样式的金山塔（Phu Khao Tong），纪念他的胜利。⑩

①　拉玛铁波底系兰那王国的后裔，后来举家南迁至素攀的乌通。长大以后，与前任乌通太守之女结婚。岳丈死后，生前无子，太守之职就由女婿继承。

②　1.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220-221页。

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42页。

③　昭禄群膺即是那空膺，为波隆摩阇之侄，《明史》误记他们是父子关系。那空膺后来为王，称号因陀罗阇一世（IntharajaⅠ）。

④　马欢系会稽人，信伊斯兰教。引文见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第19页。

⑤　《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223页。

⑥　1.Prince Dhaninivat：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am，第19页。

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第243页。

⑦　1.《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199-200页。

2.陈明德著《泰国佛教史》第13节。

⑧　《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290－291页。

⑨　《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186页。

⑩　同上。



第二节　　大城王朝后期的佛教

　　缅王莽应龙攻陷大城后，虽立坤披连为王，但他是一个傀儡，事事受制于缅甸，并且他的长子纳理逊（Naresuen）也被带去缅甸作人质。坤披连过去因大城宫闱平乱有功，官至彭世洛太守及召为驸马。但在彭世洛被缅军攻破时，他向莽应龙投降。后来泰王责他卖国求荣，表示不满，他遂真心依附缅甸。这时他见故国沦亡，人民受压迫，就想挣脱缅甸人的控制。

　　却在这时，以前为藩属的柬埔寨，见大城已亡于缅甸，遂常常举兵入寇泰国，俘走很多人充作奴隶。于是坤披连以防备柬埔寨入侵为由，请示缅王准许修整城郭，建立军队。公元1571年，坤披连又向缅王请求，放归在缅甸作人质已达六年的纳理逊太子，此时已十五岁。太子归国后，即被委任为彭世洛太守，等于副王，后来竟成为泰人复国的大英雄。

　　公元1581年缅王莽应龙去世后，继承者昏庸无能，各地藩邦叛变。1584年，缅军攻泰，但被英勇的纳理逊王子击败，自此挣脱缅人的控制，重新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兴了大城王朝。在以后两年中，缅军又攻泰两次，也被沉重的击败。公元1590年，纳理逊继位（公元1590～1605年），国家由中兴而强大，恢复了过去的领土，曾两次出兵攻缅，其它邻邦和属国也不敢再侵犯。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及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极受后世推崇和歌颂，在泰国历史上被尊为纳理逊大帝。

　　大帝一生多在复国战争中。史书上记载他对佛教之建树不多，只在1592年，于素攀东北的达拉班达鲁（Trapangtru），靠近沙莱湖（Sa Roi），建筑了一座胜利吉祥塔（Jayamangala），因为曾在此击败二十五万缅甸大军，建塔纪念战功。当他战胜回至大城，对在沙莱战役过程中，作战不力或延误军机的将领，都加以定罪,有些甚至判死刑。当时僧王出来为他们请命，要求从宽处理，纳理逊便要他们立功赎罪。于是僧主又向纳理逊建议，为了庆祝战争胜利，建筑佛塔纪念，国王同意，就在巴考寺内建筑一塔。此塔模仿缅王莽应龙在大城所建金山塔的形式，纪念佛塔建成后，举行盛大的庆祝，并改寺名为胜利吉祥寺（Wat Jayamangala）。①

　　纳理逊去世后，由王弟厄迦陀沙律（Ekathotsarot，公元1605～1610年）继承，他也是与兄长纳理逊一起弛骋疆场复国中兴的英雄人物。他在位时很少战争，主要的功勋是整顿法治、革新税法，进行外交和商业活动，使国家更为繁荣兴盛。

　　1606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石奎拉（Balthazar de Sequeira），从缅甸坦沙里到达大城，这是天主教士至泰最早的记载。②

厄迦陀沙律在位六年期间，为了纪念兄王，特谕令建一佛寺名婆罗车多伽蓝（Wat Varajestharama）。又铸造五尊大佛，佛像铸成，命令造龙舟，作水上游行，迎至婆罗车多伽蓝供奉，并举行七天禳灾法会仪式。因为那时水利未兴，洪水泛滥后，有极多农人的田园被淹没。国王又供养田地与僧团，收益作为佛寺经费。③

厄迦陀沙律逝世后不久，由一个宫妃所生的王子颂昙继位（公元1610～1628年）。他是一位贤明之主，对国家的文化与经济颇具贡献。颂昙王少年时曾出家为僧，法名净法（Vimala dhamma），据传僧爵曾升至一储的僧伽尊长。当他为王后，对佛教事业亦非常热心，曾命令兴建和修葺多所佛寺。④

　　颂昙王在位时，一位从斯里兰卡回国的僧人向国王呈报，曾有斯里兰卡的僧人告诉他，佛陀生前踏过的足印，在泰国的苏盘那山（Suvannapabbata，意为金山）也有一个。于是颂昙王命人各处寻找，结果在沙拉武里（华侨称为北标）寻获。国王命令在该地建筑佛殿，供人瞻仰礼拜。此山后被称为“佛足山”（Buddha Pada），成为佛教的圣地。⑤

　　颂昙王曾撰《大本生词》（Mahajati），为泰国文学名著之一。又命令印刷内容完备的三藏，供僧人研究。⑥

　　到了篡得王位成功的巴萨通（公元1630～1656年）时代，据一些泰史记载，他曾命令建猜瓦那寺（Chai Vatnarama），仿照柬埔寨安哥寺的模型，非常精美，但规模小很多，此寺后来被缅军攻大城时所毁。1631年他命令修理王家佛寺的最胜遍知寺。次年命在挽巴茵（今大城府县治之一）造一行宫，然后在行宫旁建一寺名春蓬尼柯耶寺（Chumbom－nikayarama），寺中有一木造十二层的棱形佛塔。行宫和佛塔，多数是仿效中国建筑的形式。⑦

　　到那莱王（公元1657～1688年）时，亟谋整顿内政，促进海外贸易，提倡文化事业，与法国通好，在西方列强逐渐渗入泰国时期，仍能保持国家昌盛。

　　1662年，那莱王北征清迈，攻破清迈城，缅甸派兵救援，亦被击溃。泰军在清迈获得大批的战利品，其中包括一尊著名的师子佛像，带回大城。其后又挥军西进，攻下缅甸的摩德马、庇古、达贡（即仰光）等地。虽然不久缅人又收回，而自此以后，泰缅两国维持了九十多年的和平。1664年，荷兰派出海军封锁湄南河口，使泰国对外贸易，几陷于停顿。荷兰更迫使泰国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荷人享有经营泰国兽皮出口专利权，泰国商船不得聘用华人，荷人在泰犯罪有治外法权。

　　当时法国亦对东方伸展势力，尤其负有特殊使命的传教士，早在东南亚各地活动。1662年，法国的摩特劳勃主教（Motte Lawbert）到了大城，二年后又有巴鲁主教（Palu）率领一批法国传教士到达泰国。那莱王就想藉法人的力量打击荷兰，因此这批法人传教士甚得泰王特别的礼遇，在泰国境内自由传教，建设教堂、学校、医院等。到1676年，大城出现第一所由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招收一百名泰国学生；另外又有“十字架信徒会”，广泛吸收女性信徒。⑧

　　公元1683年，法国的势力在泰国已经成长，订立法暹条约，法人在泰除享有传教和贸易特权外，还享有治外法权和经营部分锡矿权。泰王雇用六百名法国御林军，后来又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法国舰队抵达泰国，包括成舰十六艘，及海军一千四百名，分驻于曼谷和湄南河口等重要据点，完全控制了泰国国防。这引起泰人甚大恐慌，遂掀起反法的浪潮，表现最为激愤的是佛教僧人。因为自法国传教士在泰国展开活动以后，佛教受到很重大的冲击。到1688年，那莱王病重，由排外的领袖（国王的乳母兄弟）帕碧陀罗阇（Pra Phetraja）摄政，于是对法人采取行动，下令进攻驻扎曼谷的法军，并大肆捕杀境内的法国传教士及其它的天主教徒。这一全民性的排外运动，保住了国家的命脉，粉碎了法人殖民的野心。

　　那莱王曾命铸造数尊佛像，其中渗合金银等金属。那莱王病危时，因无子嗣，只收养一个螟蛉子，常想立为储君，但大权握在帕碧陀罗阇手里。那莱王自知死后，帕碧陀罗阇必将争位，所以召宫中男职五十余人，促其尽快出家修道，以在他驾崩后，性命保全，五十余人皆从命。

　　那莱王期间，据法人节拉鲁比亚著《暹罗国志》记载，大城佛教的出家人，有举行佛学考试。虽有泰国学者认为佛学考试之事，可能自素可泰时期就流传下来，但《暹罗国志》记载确为首次提到。⑨那莱王又精谙文学，博览佛教三藏，曾著有佛教诗集及故事集多本。此时，文风很盛，有很多著名诗人。

　　那莱王死后，原任摄政王的帕碧陀罗阇登上王位。他对朝庭异已的杀害手段颇为卑鄙。但他是领导排斥法国势力的中坚人物，免除泰国沦为法人殖民地，有不可泯灭的功劳。

　　此后五、六十年中，泰国大致是承平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波隆科斯（公元1733～1758年）在位期间，斯里兰卡国王吉祥称王狮子，于公元1750年，遣使抵达泰国大城。斯里兰卡由于国家战乱及佛教衰微，使僧团戒法断传，所以遣使至泰国，礼请泰国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泰王命令组一僧团，由优波离上座领导前往，为斯里兰卡佛教传授比丘戒，复兴了斯里兰卡的僧伽系统。此派后来发展迅速，因由泰国传入，就称为“暹罗宗”（Syama－vamsa，Siam School），发展至今已成为斯里兰卡僧人最多的一个宗派。

　　波隆科斯在位二十五年，是一位明君，他勤政爱民，国内民丰物富，可算是一个太平时代。他对佛教事业的发扬，也非常热心护持。曾命令修理多所有名的佛寺，增加新建筑物，恢复庄严美观。在他治世时，文学也很发达，特别是戏曲方面，有十四本戏曲产生，多数描述佛陀的前生，由五十个本生故事编成。国王的长子达磨提比沙（Dhammadhipesa）于公元1732年出家，写了两本佛教著名诗集，一名《华蔓词》（Maleyya），描述历游天上与地狱的情形；一名《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经词》（Nandopananda－sutta）。两书都赋有因果报应之义。1741年，他还俗后，又写了一些世俗的诗篇和战歌。同时期又有摩诃伽比丘著《富楼那所教经诗》（Punnova－da）。⑩

　　波隆科斯王去世后，国家经过五十多年的承平之局，一般官吏大多习于奢华，耽于逸乐，武备久疏。却在这时，内部又发生争夺王位，外则强敌侵陵，国事日非。王位由伊迦德（公元1758～1767年）王子争得，偏偏他又昏庸无能溺于淫乐，不足以领导国家。

1759年，缅甸贡榜王朝创立者阿瑙帕雅，兴兵侵泰，先攻占坦沙里，继续北上，围攻大城。后因雨季，尤以阿瑙帕雅身罹重病，只得退军，于归途中死亡。1765年，缅甸孟驳王再向泰大规模用兵，大军分两路，北路自清迈南下，南路由坦沙里北上，直向大城挺进。缅军围攻大城，经过十四个月激战，双方死亡枕藉。而且缅军粮饷源源而来，城内泰军则外援断绝，民众尽成饿殍，加以瘟疫流行。至1767年４月，在缅军的炮火猛轰下，终至城破国亡。这次战争后，大城被夷为废墟，所有王宫佛寺、民间房屋，多半被火烧毁。泰国历代所存文献典籍，都付诸一炬，无数财物珍宝都被掠走。有三万多泰人，被掳走为奴，其中包括一些王子和僧人。⑾至此，经过417年的大城王朝灭亡。

①　1.P.Trinaronk：《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300-301页。

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88页。

3.《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88页。

②　冯汝陵：《泰国史话》，第98页。

③　1.《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301-305页。

2.棠花：《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68页。

④　棠花：《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69页。

⑤　此佛足印非常硕大（约５×２尺），有两三种传说不同：一谓此佛足印是佛住世时，亲往今日泰境传教留下的圣迹；一谓此佛足印是依佛陀生前踏过的足迹，斯里兰卡模仿塑造纪念，于素可泰王朝时赠送泰国；一谓早期泰境内佛教徒塑造纪念佛陀。

⑥　1.《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71页。

2.《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307页。

⑦　《佛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378－381页。

⑧　冯汝陵：《泰国史话》，第126－127页。

⑨　《泰国佛教的发展情形》，第417-419页。

⑩　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96页。

2.陈明德著《泰国佛教史》，第13页。

⑾　《泰国史话》，第147－155页。

空空.

第四章　　吞武里王朝的佛教

（公元1767～1782年）

　　缅甸攻陷大城以后，适在此时中国干隆皇帝几次派军征缅，使得缅军主力不能不调回应付，只留下三千驻军统治泰国，借以镇压泰人的反抗。

　　由于缅甸军力在泰国很薄弱，这时在泰境其它各地有力量的太守，都纷纷起来拥兵割据称雄。他们约有五大势力，其中有一位中泰混血儿，名叫郑信（Phya Taksin），①以罗勇为根据地，嗣后占领春武里、尖竹汶等地，势力大增，遂溯湄南河北上，取得吞武里、曼谷，然后进军大城，缅甸大将苏纪（Sugyi）阵亡，于是沦陷半年的大城，为郑信所光复，成了泰国复兴民族的大英雄。郑信见大城已毁坏过甚，不堪再为王都，决定至吞武里定都称王，这就是著名的“吞武里王朝”，当时郑信年仅三十四岁。

　　在登基后两年多内，郑信又领兵南征北讨，剿平国内其它割地称雄的四大势力，重收柬埔寨和老挝为属国。公元1775年与缅军作战，攻入清迈，划为泰国的领土，奠定了今日泰国疆域的基础。

　　郑信是广东澄海郑镛之子。郑镛年轻在乡时，放荡不羁，不容于乡里，遂南渡于泰国大城，后因赌致富，聚泰女洛央（Nok Iang）为妻，于1734年生下郑信。郑信七岁时，入哥萨瓦寺（Wat Kosavat）从高僧通迪（Tong Di）读书；十三岁依泰国风俗入三毗诃罗寺（Wat Sam－vihara）出家为沙弥，攻读佛学及巴利文。几年后还俗，受义父荐引为波隆科斯王侍卫官，余暇时学习华文、印度文、缅文、越文等。至二十一岁时，再入哥萨瓦寺出家为比丘三年，从高僧研究佛学及巴利文，还俗后又入宫担任原职。国王见他甚有才干，封为达城太守。②

　　缅军侵泰前，奉诏入大城，协防王都。缅军围攻大城时，郑信勇敢善战，能以少胜多，但不为昏庸国王所重用。郑信眼见大城大势已去，危在旦夕，乃率领部下五百人，突出缅军重围，到达泰国东岸的罗勇，招募各地华泰青年加入部队，起来保护国家。不久知大城已陷落于缅甸，非常愤慨，就决心驱逐外军，以光复国土为已任。

　　郑信定都于吞武里后，命令修复黎明寺（Wat Arun），并加以扩充，作为宫内的王家佛寺，不住僧众。王又下谕，在大城陷落时，奔赴各处避难流落的僧人，回归到原来的佛寺，并给与各种协助。他聘请有德学的高僧来吞武里王都安住，册封僧爵及职务，推行弘法工作，淘汰不良的出家僧众，鼓励优秀的僧人。他协助搜集于战争中散失的三藏及各种典籍，如有缺失不全的，就向柬埔寨等国抄写补全。③

　　1778年，郑王派兵征服永珍，接着又攻占琅勃拉邦。他从永珍获得价值连城的一尊玉佛，迎归吞武里供奉。关于此尊玉佛的历史，据五百年前一位泰僧用巴利文写的《玉佛传》记载：约在佛灭后四百年时，印度龙军论师造，以七块翡翠绿玉雕成，高60公斤，宽48.3公分，在头、肩、腹、膝等部，内藏九粒佛陀真身舍利。这尊玉佛在南印度供奉约一千年，后来因为战乱，一个战败的王子带玉佛逃至斯里兰卡，就献给斯里兰卡国王供奉。公元十三世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正传入泰国，斯里兰卡国王就将玉佛赠送给素可泰王朝。后因长久战乱，人们对玉佛和历史都淡忘了。直到公元1433年，在泰北昌莱被发现，因佛像身上一片贴金脱落，现出灿烂的玉质，而轰动全泰北，人民纷纷前往礼拜，当时清迈王就将玉佛迎至南邦供奉。1468年又迎至清迈一佛寺。1551年移至琅勃拉邦供奉，经过三十三年，后因惧缅兵入侵，迁都至永珍，玉佛也同时移至永珍。郑王征讨永珍战胜后，获得这尊玉佛，就迎至吞武里王宫供奉。1782年，曼谷王朝成立后，在对岸曼谷建玉佛寺作永久供奉。④

　　郑王创立的吞武里王朝，是泰国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可惜只维持了十五年。根据泰史记载，他后来精神错乱，因他受佛教影响很深，平常欢喜修习止观禅定，精神病发作期间，曾自称是圣者，命令僧人向他礼拜，违者辄遭毒打，或革除僧籍。结果引起人民的反对，生起叛乱，郑王被叛军所困，知形势不利，自愿退位为僧。而在这时，郑王派往证讨柬埔寨的名将昭披耶查克里（Chao Phay Chakri）兄弟，得悉国内生变，未与柬军交战，即回军吞武里，一些文武官员都在城外欢迎，并陈说郑王失政，民不聊生。昭披耶查克里遂被拥立为王，乘机把郑王定罪，处以极刑，其年四十八，郑王的太子及其他王妃所生子女二十多人也被处死。有些历史学者对郑王晚年罹患精神病一事，深表怀疑，甚至认为他是遭人蓄意构陷诬蔑，以作谋取王位的借口。⑤

吞武里王朝虽然很快覆亡了，但郑信毕竟是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大英雄，丰功伟绩，受到后世泰国人的钦敬。在吞武里黎明寺里还供奉著郑王的巨型塑像，一百多年来，受到人民的瞻仰与礼拜。此黎明寺，一般人（特别是华人）都称郑王寺。在吞武里市中心，一个巨大圆环中央，亦塑有高大的郑王骑马出战铜像纪念。

①　郑信未为王前，曾任达城（Tak）太守，很得百姓爱戴，都尊称他Phya Tak或Chao Phya Tak Sin，泰文义为达城太守或达城太守信；后来调任其他地方任职，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至于泰国历史上则称他　Phrachao Tak Sin（Phra是尊称，Chao是王之意）。一般人亦简称郑昭，即是郑王之意。

②　1.冯汝陵：《泰国史话》，第157-158页。

2.丘继华编译：《暹罗七百年史》，第39-40页。

③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１４节（净海译，载《海潮音》四六卷四月至八月号）。

④　净海：《曼谷玉佛寺》，《慈航》季刊第三期。

⑤　1.《泰国史话》，第170-171页。

2.《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第五章　　曼谷王朝的佛教

第一节　　曼谷王朝佛教的发展

　　当郑王复国征服群雄时，他早年的知已及心腹部将昭披耶查克里是一个重要军事人物，历次征讨立功甚多。公元1782年吞武里王城等地突然发生叛乱，昭披耶查克里就乘机杀了郑子，被部下拥立为主，简称拉玛一世（公元1782－1809年），即今日曼谷王朝的开创者。

　　拉玛一世登位后，即迁都湄南河对岸的曼谷。他征用柬埔寨民工一万人及老挝五千人，在曼谷兴建王宫和玉佛寺，历时三载。又开凿城堡战壕，及环城河道，以防敌人的侵袭。

　　拉玛一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与郑王所住之寺院为邻，因此二人结识为好友。后来郑王复国攻下大城后，由拉玛一世之弟帕摩诃蒙特里（Phra Maha Montri）引荐投入郑王麾下，驰骋疆场，兄弟二人立下了不少功劳，极得郑王受护与重用，很快升至将军，官高爵显。

　　拉玛一世夺得王位后，除了战争保卫国家外，立意将曼谷建成像过去的大城国都一样，他在王宫内建筑玉佛寺（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玉佛，又下令修建其他十三座佛寺，如著名的菩提寺（原为古寺），历时七年多，巍峨壮丽。①

　　他又谕令恢复过去被郑革职的僧王，并重新委任多位高等僧伽尊长，来管理全国僧团；革除了郑王所封的僧王及高僧伽尊长，或予以降职，或令还俗。②命令在各处已毁坏的佛寺，如大城、华富里、彭世洛、素可泰等地，搜集古代的佛像，共得1248尊迎至曼谷，加以修饰后收藏在新建或其他修理过的佛寺里供奉，或赐给一些佛寺供奉。③

　　1788年，佛教召开僧伽长老会议，僧王任主席，决定在大舍利寺（Wat Mahadhatu，为王弟所建），整理结集三藏，费时五月完成。参加长老及上座比丘218位，另有在家居士学者32人。已经结集完成的三藏，为作永久保存，全部用贝叶印制，加贴金粉。此三藏共有354札，分律藏80札，经藏160札，论藏61札，声明差别等53札，共贝叶3686束。又编印其它藏经及注释，分送各地佛寺，供比丘们研读。从此研究佛法风气盛行。④

　　1808年，自素可泰迎请座广六米高的巨佛，至曼谷王城中心新建的善见寺供奉。此尊佛像为素可泰王朝时所铸造（公元16世纪）。拉玛一世在位期间，运用国王的权力，促进保护及改革僧团。在1782年及1801年中，他公布约十个敕令，强调国王有护持僧团的责任。敕令的内容，命令比丘们忠实地宣扬佛法和守持戒律，如第三和第四敕令，要求所有的比丘，须随身携带身份证明；第五敕令载明比丘犯根本戒，遭摈弃驱逐罪，处罚还俗；第十敕令表示已经发现128个僧人犯罪，宣判还俗及作劳役。⑤

　　拉玛一世期间，佛教重要著述有披耶达磨巴里差（Phya Dhamma Prija）著《三界论考释》，即依据立泰王所著的《三界论》古典作详细考释。其次菩提寺颂勒温那叻僧王著巴利语《三藏结集史》。⑥

　　拉玛二世（公元1809－1824年）时期，适值西方列强从事海外扩张，泰国也为英法等国猎取目标之一，但终拉玛二世在位之间，泰国主权尚未受到侵害，国家尚算太平，很少战争。

　　拉玛二世年轻时曾出家为比丘，受佛教教育，学业大进，曾撰写文学多种。此王期间巴利文佛法教育获得改革。原有制度分巴利文为三级，即比丘或沙弥，能翻译经藏定为初级，能翻译律藏的定为中级，能翻译论藏的定为高级。但这种制度不能使比丘佛法精深，所以改革分为九级考试制度。⑦

　　在此期间，斯里兰卡佛教遣派僧人带了佛舍利骨及菩提树至泰国，加强两国佛教的联系。此时，斯里兰卡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衰微，泰国佛教选派七位比丘，往斯里兰卡宣扬佛教。

　　拉玛二世在位时，未立王位继承人。王后所生之摩诃蒙骨（Maha Mongkut），在1817年，由父王命令出家为沙弥，住大舍利寺；1824年，受戒为比丘。⑧除此，又命令修建多所佛寺，大多是拉玛一世时未完成者。

　　拉玛三世（公元1824－1851年）时，下令各地修建多所佛寺。谕令高僧和学者翻译三藏及特别论典为泰文（未全部译完），使佛法能发扬普及。1836年，命令修理菩提寺，使此寺成为教育人民知识的宝库，除了增建佛殿佛塔，寺廊供奉多尊坐佛；更搜集丰富的史诗壁画、古代佛教艺术，将其重新刻划嵌在佛殿、亭台的廊壁上，其中还包括文学、医术及各种技艺等，供人民观赏和研究。王曾多次派比丘往斯里兰卡，及供养斯里兰卡来泰国的比丘。⑨

　　拉玛三世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出家的王弟摩诃蒙骨，法号金刚智（Vajiran(~)ana），修学佛法，深入三藏及各种注释，并精通巴利、梵语、英文等。他为了改革佛教，提倡严格戒律，1829年创立“法宗派”（Dhammayutika nikaya），而原有的多数僧团，就称为“大宗派”（Mahanikaya），至此泰国僧团分成两派，流传至今。⑩

　　拉玛四世（公元1851－1868年）在登位前，曾为比丘二十七年，并创立法宗派，1851年还俗即位。拉玛四世是一位英明之主，但此时西方列强正在泰国积极寻求发展，自1855年至1868年，英、美、法、德、葡、荷、意等国家，都压迫泰国订立条约，取得在泰国各种特权利益，包括享有领事裁判权在内。

　　王在位时，继续关心佛教改革，制订多种管理佛教僧团规约，劝令僧人严格遵守戒律，加强僧伽教育。对法宗派尤为热心护持，在曼谷及其他重要城市，兴建多所佛寺供养法宗派，如母旺尼域寺（为法宗派总部）、皇冕寺、叻帕提寺、巴通温寺等。1853年，他命令修建佛统大塔，在外层建造一大塔层罩着原有的古塔，此塔装修至拉玛六世时才完成，高约120米，圆径240米，为泰国最大的佛塔。⑾

　　拉玛四世时，曾派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与印度佛教徒联络，获得印度赠送佛像和菩提伽耶的菩提树。又传法宗至柬埔寨。⑿拉玛四世根据佛法的研究，提倡举行“敬法节”（Magha Puja）庆祝，时间订在泰历三月十五日，纪念佛住世时1250位阿罗汉弟子于王舍城精舍集会，听闻佛陀重要的教诫。⒀

　　拉玛四世在出家时著有巴利文《戒坛抉择论》（Simavicarana），书成后带至斯里兰卡，受到各派僧人的赞誉。又当时泰国僧王著《善逝量论》。

　　拉玛五世（即朱拉隆功王，公元1868－1910年）时代，泰国周围的各国，即印支三邦沦为法属殖民地；缅甸和马来亚，也沦为英属殖民地。泰国在英法两大势力笼罩之下，拉玛五世为了摆脱外国控制，发愤图强，特锐意维新，改革行政，实施新教育，努力建设，废止奴隶制度，更主动利用外交策略，虽然失去一些土地和藩属，但终能保持国家独立，所以他在泰国史上是一代英主。

　　五世王同时极力护持佛教，委托在母旺尼域寺出家的王弟金刚智，在1888年，领导编修巴利三藏，将原先的古柬埔寨文字，改为泰文字母，并参考斯里兰卡及缅甸的巴利文写本校订，然后编成三十九册，印刷一千部，至1893年完成。这是南传佛教国家，也可说在世界上，巴利文三藏印刷最完备的纸装本之始（早期都为贝叶）。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很多信仰佛教国家，外国图书馆，包括欧美各国，都纷纷向泰国请求赠书，以供研究，泰王均下令赐赠。当时有英国佛教学者戴维斯（T.W.Rhys Davids）夫妇创立“巴利圣典协会”于伦敦，出版罗马字体巴利三藏，同时他们翻译一些经典为英文，泰王亦命令出资支助。⒁

　　1890年，在曼谷大舍利寺内成立“大舍利寺学院”（Mahadhatu Rajavidyalaya），为大宗派高级巴利语研究中心。1893年，又在母旺尼域寺内成立“皇冕学院”（Mahamakut Rajavidyalaya），为法宗派高级佛学研究中心。后来这两所学院改为佛教大学。皇冕学院于1894年办有佛教《法眼》杂志，并继续出版至今，成为泰国佛教最久的杂志。⒂

　　公元1898年，在尼泊尔迦毗罗卫城遗址一古塔中掘获舍利，有文字记载说明是释迦族佛陀舍利骨，那时印度总理柯尔森（M.Curson）送给有佛教信仰的泰国政府。当时日本、斯里兰卡、缅甸也派使至泰国，请求分得一部分，其余的命令在曼谷沙凯寺（Wat Saket）建金山塔（Bhu Khau Tong）供奉。⒃

　　1902年，拉玛五世命令订立僧团约章，成为法规，传于后世。又命兴建大理石寺，整座佛殿内外及围廊，都用大理石建造，大理石都是由欧洲选购。此寺为曼谷著名佛寺之一，富丽庄严。又建叻母匹寺、贴素磷寺等。⒄

　　此王时期，僧王著有多种泰文佛学课本及研究书，嘉惠后人学习佛法，作受教育之用。

　　拉玛六世（公元1910－1925年）是一政治家及文学家，著有《佛陀觉悟什么？》、《向军人说法》二书；另有《东方犹太》及《醒吧暹罗》等数种，其中有言论诋毁排斥华侨。僧王金刚智更著有佛书及课本多种，因而制订了泰文佛学教育基础，为短期出家的比丘和沙弥作普通佛教教育课本；一般在家佛教徒也可以修读。⒅

　　拉玛七世（公元1925－1934年）时，由僧王室利薄他那（Jinavara Sirivatthana）领导多位长老会议，再修订改编五世王时代的巴利三藏，使更臻精确完备。然后号召全国人民出资助印，全藏共四十五册（表佛陀说法45年），审现在泰国最完备及最新改编的巴利三藏。⒆1932年，因为国内政情，遂改专制为君主立宪。

　　拉玛八世（公元1934－1946年）时，佛教僧伽组织，曾仿国会形式，以僧王为最高领袖，并设有僧伽部长、僧伽议会、僧伽法庭。⒇

　　期间在京畿府（即曼谷）挽卿县建吉祥大舍利寺（Wat S(/)rimahadhatu），供奉自印度迎请来的佛陀舍利。

　　1938年泰国内阁改组，由銮披汶出任总理。他在执政初期，曾设法促使国内两派僧团合并为一，但未成功。1939年５月20日。銮披汶宣布将暹罗国号改称为泰国。

　　1940年，由政府赞助，以僧王帝须提婆（Tissadeva）为领导，组织“巴利三藏全译泰文委员会”，集合二三十位精通巴利语高僧主持。关于巴利三藏翻译泰文，虽然过去在大城王朝时代，及曼谷王朝拉玛三世时，已经翻译了不少，但多数是经藏部分，律藏和论藏部分极少。而且以前的翻译，因时代不同，文字句法不同，翻译目的不同，因此并不一致，所以必须计划重新全译，或对已译的作选择性采用。至于经费方面，则成立译藏基金会，由佛教徒各方面捐助。于1951年，巴利三藏已经全译完成，计律藏13册，经藏42册，论藏25册，合共80册（表示佛陀住世寿命）。但是全部出版的经费，非常庞大。于是向当时国务总理銮披汶请求，为了迎接佛纪2500年（公元1957年）纪念大典，必须尽速筹备出版，结果由政府赞助泰币三百万（约相等十五万美元）。这样，就由原来计划出版1000部，增至2500部。(21)

　　拉玛九世（公元1946－现在）时期，佛教为了发展高等僧伽教育，于1946年，法宗派皇冕学校改为皇冕佛教大学，分为三个部门，七年毕业。次年，大宗派大舍利寺学院也改为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分为四个部门，八年毕业。两所佛教大学所教科目，包括佛学、佛教语文，及社会各种学科，就读学生，限定为比丘和沙弥。(22)

　　1951年，由政府赞助一半，其余一半募自民间，在曼谷郊区兴建一所现代化的僧伽医院，专为治疗患病的比丘和沙弥之用。现在病床四百张。医药、住院、饮食等完全免费。

　　1956年10月22日，现今拉玛九世依泰国佛教传统，在玉佛寺举行出家为比丘十五天，僧王金刚智为传戒和尚。出家后驻锡法宗派母旺尼域寺。十五日圆满，舍戒还俗。(23)

　　1957年，即泰国佛历2500年，举行盛大庆祝纪念。在曼谷王宫前面广场，自五月十八日起，一连举行七日七夜庆祝，高僧每日轮流诵经讲法，并邀请各佛教国家派代表参加。全国各地亦热烈庆祝，放假及禁屠三天，大赦全国囚犯，又有2500男子出家为比丘，发行二五佛纪纪念邮票，举行佛教文艺比赛等。全国欢欣鼓舞，普天同庆！(24)

　　1958年，“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五届大会”在曼谷召开，从11月24日至30日，有十八国代表188人参加，提出主要议案：呼吁各国佛教徒努力实现佛陀的和平精神；禁止原爆；南传、北传佛教互相多作文化交流；修建美化佛陀诞生圣地蓝毗尼园等。(25)

　　50年代，泰国已渐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在銮披汶政府统治时，思想还比较开放。1958年８月国防部长沙立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后，执行亲美反共政策。泰国僧团高层内部因为受到流行思潮的影响，宗派之间时有摩擦，发生斗争，延续数年。政府曾下令逮捕三位大宗派僧人，被指为共产党同路人。1960年僧伽内阁褫夺他们的僧籍，理由是他们曾于1956年９月，应邀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的佛教座谈会，见到当时大陆佛教发展的情形，会后在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谈话，称赞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自由政策，回国后又发表专文报导。之后亦株连到他们的老师，即著名的佛教学者高僧披莫丹（Phra Phimoldham），1963年夏亦遭拘捕，罪名是“挑拨公众，违抗政府”，罢黜出僧伽内阁。大宗派大本山摩诃他寺住持、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长等职，褫夺僧籍。1964年，军事法庭宣判以前三位至中国的僧人无罪释放。二年后，披莫丹长老亦判无罪释放，轰动一时的披莫丹共产党案至此结束。(26)据报告披莫丹在拘留所几年中，除了不自由，每日仍勤于禅坐，研读经论。获释后回到摩诃他寺，仍受到各方僧俗的尊敬，生活态度自若，教学不倦，但婉拒与外界联络。作者于1960年赴泰修学南传佛法，亦因他的核准许可，且同住在一寺中。

　　1962年颁布了新的僧伽法令，在次年一月一日执行。新僧伽法令内容有：国王从有名望的大长老中选出一名僧王，作为僧伽领袖。大长老会议代替了僧伽内阁，只对僧王起咨询作用，国家宗教厅长担任大长老会议的秘书长。在各地方僧伽组织中，任命一名督察，负责监督僧伽的宗教活动。政府教育部有权辅助僧王的任命及对僧伽财政补贴，按委任僧职的级别领取政府薪金。依新法令，军政府对僧伽就更容易管理了。(27)

　　1964年，僧伽与政府推出“传法使计划”，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选拔对国家和佛教忠诚及解行优秀的僧人，特别是两所佛教大学毕业僧，又具有方言能力者，派往各府、市、县、乡村宣扬佛法。2.组成多个僧人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区工作。1964年有175名，次年有802名，最多时达2000名。3.传法使的具体任务，是向村民讲解佛法，奉行五戒，常行布施，热爱佛教，对国家和国王效忠，进行精神与道德的净化，改造犯罪，同时亦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在国内的散播。(28)

　　近十多年来，泰国亦很热心推动佛教向外国发展。在1956年以前，就有泰国比丘们往马来亚及新加坡弘法，发展至今，在槟城、新加坡、吉隆坡、怡保等处已建筑十多所佛寺，而信众多数为华人。1957年，印度政府在菩提伽耶圣地，献地17,000方米，欢迎泰国佛教往建佛寺；1960年，在泰国政府资助下，建成一所非常庄严的“佛陀伽耶泰寺”（Wat Thai Buddhagaya），常派遣比丘长住弘法。1964年，有泰国比丘智成就（N(～)anasiddhi）领导，在伦郭成立“佛光寺”（Wat Buddha Padipa），轮派五、六位比丘长住，经常演讲佛法及教授止观，经费亦由泰国政府资助。(29)

　　1975年中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佛教重新开始交往。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到曼谷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常务理事会，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次年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亦访问中国，受到班禅等人友好欢迎。后来泰国佛教徒曾多次组团访问中国。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组团到曼谷参加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并进行一周的访问，受到泰国多个佛教团体的欢迎，僧王也亲自接见。为了增进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协会于1990年６月，派出云南傣族上座部佛教青年学僧十名赴泰国留学。他们在泰国学习三年，主要是学习巴利语及南传佛教教义等。(30)

现在泰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约９５％以上，有僧人280,000，其中比丘180,000，沙弥100,000。泰国有佛寺约25,000所，佛塔100,000座。(31)

①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净海译）。

②　棠花：《泰国四个皇朝五十君主简史》，第108页。

③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④　同上。

⑤　Rod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Southeast Asia，第79页。

⑥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⑦　《东南亚佛教史》。九级考试制度，详见本章《现代佛教教育》一节。

⑧　《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⑨　1.《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2.《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⑩　《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⑾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⑿　《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⒀　Magha Puja，敬法节。Magha为印度三月名，音译末伽。敬法节是纪念佛住时，1250位大阿罗汉不约而同地集会王舍城竹林精舍，听说佛波罗提木叉教诫。著名的“通诫偈”：“诸恶莫作，众善奉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即在此次集会中宣说，时间在三月月圆日。

⒁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⒂　1.《泰国佛教史》第15节。

2.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第80页。

⒃　1.《印度的佛教》（日文），讲座佛教Ⅲ，第253页。

2.《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⒄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⒅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⒆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⒇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21)　《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22)　《东南亚佛教史》，及参见本章《现代佛教教育》。

(23)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5节。

(24)　《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25)　佛教时代社：《佛教大年鉴》（1969年），第267页。

(26)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21－122页，东方出版社会，1997年版。

(27)　同上，第122-123页。

(28)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21-122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9)　《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30)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41-142页。

(31)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44页。



第二节　　僧伽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一、略史：泰国佛教僧伽组织，自公元13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成立，传入斯里兰卡上座部系佛教后，即正式为国教。当时僧伽组织，即由国王尊封一位德学具足、精通三藏的长老为僧王，另又尊封各府僧伽府长及地方初级僧官，形成全国僧伽行政组织系统。至大城王朝时代，国土扩大，佛教更为发达，僧伽数量大增。僧伽行政组织除沿袭素可泰王朝旧制，另对宏扬佛法有功僧人及具足德学的比丘概给予尊封僧伽爵位，分为九级：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及师尊一级、二级。并依僧爵高下，由国家制定食俸。曼谷王朝成立后，亦沿袭旧制。到拉玛七世时，泰国改为君主立宪，之后佛教亦制订僧伽宪章，设立僧伽内阁、僧伽议会等，于1941年颁行。这种组织，是仿照国家的组织，而予以简化。①

　　二、僧伽行政组织：泰国僧伽行政组织，分中央僧伽行政与地方僧伽行政两部分。中央僧伽行政，以僧王为全国僧伽领袖，僧伽内阁十位，即僧务院长、僧伽内务部长、僧伽宣传部长、僧伽教育部长、僧伽福利部长，另次长五位。僧伽议会，由四十五位僧伽委员组成。僧伽法庭，分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至于地方僧伽行政：分九省、七十一府、县、区、乡、佛寺、依层次隶属管辖。②

以上这种新制，本较合乎现时代，可是1960年，泰国僧团宗派之间高层领导者发生严重摩擦，甚至互相借政治势力倾轧，遂于1962年，修改僧伽宪章，多项仍恢复过去僧王的集权。其组织简介如下：

僧王是佛教最高的领导者，由国王尊封，终身职位。下设僧伽最高机构，称为“大长老（僧伽）会”（Mahathera Samagama），有十三名委员，僧王任主席，四位副僧王为当然委员，其他八名由推选产生，任期二年，对于僧伽的行政、教育、宣传、福利、戒律、规章等有决议权。政府宗教厅厅长为此会之秘书长。在大长老之下又设僧伽议会，分为二组，即大长老会议及小组委员会（即对大长老会议提出各种议案之前，对该议案的审议，征询佛教僧伽学者及旁听者意见）。在大长老会下，又设僧伽法庭，保持以前之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在大长老会与地方僧伽组织之间，设有大教区僧伽会，即全国分为中部，北部、东北部、南部四大教区，大宗派设四大教区，各有僧长一位；但法宗派僧众少，全国只设一位。此五名大教区僧长，直属大长老会，或由大长老会委员担任。在大教区之下，即属地方僧伽组织，大宗派全国分为十八个管区，法宗派分为四个管区，共有管区僧长二十二名。依次是府僧伽会、县僧伽会、乡村僧伽会、各佛寺僧伽。在大长老会之下，又专设巴利文教学总管处、佛学教学总管处，佛教使节局（派遣僧人到国内外弘法。）

　　至于两派佛教及僧数，依泰国教育部宗教厅1964年调查，全国有佛寺23,454所，比丘166,975人，沙弥85,127人，共计252,102名。1968年，佛教星期日学校事务局最新调查如下：


大 宗 派
法 宗 派
共　　计

佛　寺
23,082
1,023
24,105

比　丘
166,459
8,807
175,266

沙　弥
83,213
4,448
87,661

男少年
96,733
8,095
104，828（人）④

男(男少年，多为寄附佛寺中学生，及为僧人使用男童。)



三、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泰国自立国以来，历经七百多年，都以佛教为国教，成为传统的习惯。现在泰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王须信奉佛教，且是宗教的拥护者。”又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及举行礼拜完全之自由……。”因为不准僧人参政，所以第九十条第三项有：“比丘、沙弥、修道者不得行使选举权。”⑤

　　泰国佛教僧伽，除了自己不僧伽行政组织外，政府亦设有宗教厅（属教育部）管理各宗教事务。宗教厅的组织设厅长一人，辖下分为一处和六科：（１）秘书处：分文书组、统计组、法律组、财库组。法律组专为维护各宗教权益而设。（２）宗教教育科：分学术组、图书组、研究组、宗教学校组。协助全国比丘沙弥教育，筹备校舍经费。外国留学僧奖金，也由本科承办受理。（３）宣传科：分教师组，促进教育指导组；本科职员多数是以前出家时获得高等巴利文学位，舍戒还俗后，协助宣扬佛教文化教育工作。（４）宗教赞助科：分典礼组、救济组、宗教事务组。负责国家（王室和政治）与佛教等各种宗教礼仪，筹备布置；发给全国僧爵、僧职薪俸及供物；救济遭受灾难的佛寺和僧人。（５）宗教财产科：分佛寺财产登记组、薄记组、中央僧伽利益组、地方僧伽利益组。代僧人处理全国寺产财产登记、租收，以及代处理僧俗财产的纠纷。（６）僧伽秘书科：分中央组、僧伽事务组、佛教经典组、资助教育组、公共利益组。大长老僧伽会议等，本科先派人布置，会议时记录，及协助僧伽推行事务，承受执行僧伽命令。（７）建设科：分佛寺建筑组、佛寺修理组、设计组、联络组；负责兴建及修理佛寺、佛塔、佛教纪念胜地，设计图案模型，调和搜集宗教资料，与上级联络，及推行在外国建寺传教工作。⑥

　　因为宗教厅是管理全国各宗教的事务，虽然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但对其他宗教，政府一样尊重人民信仰宗教自由，给予援助。依1960年全国人口调查，共26，257,196人；1967年调查为30,570，846人，佛教徒占93.5％，伊斯兰教徒3.9％，基督教徒0.6％，其他２％。⑦

　　政府每年对各宗教都有援助预算，例如1958年如下：

　　Ⅰ.援助宗教支出：

　　佛教：佛寺修理及维持　　　　　　泰币　　 9，000,000铢

　　　　　佛学院、巴利文佛学院　　　泰币　　　　500,000铢

　　　　　佛教僧团费　　　　　　　　泰币　　　　100,000铢

　　二所佛教大学　　　　　　　　　　泰币　　　　400,000铢

　　伊斯兰教　　　　　　　　　　　　泰币　　　　495,000铢

　　基督教　　　　　　　　　　　　　泰币　　　　 45,000铢

　　（共计泰币）　　　　　　　　　　　　　　10，540,000铢

　　Ⅱ.僧俸及行政等支出：

　　僧俸　　　　　　　　　　　　　　泰币　　 4，422,000铢

　　僧伽行政　　　　　　　　　　　　泰币　 10，988，000铢

　　献迦絺那衣（袈沙）仪式　　　　　泰币　 10，988，000铢

　　僧扇　　　　　　　　　　　　　　泰币　　　 658，000株

　　宣法　　　　　　　　　　　　　　泰币　　　　40，000株

　　国际会议　　　　　　　　　　　　泰币　　　　35，000株

　　资助外国留学僧　　　　　　　　　泰币　　　 120，000株

　　（共计泰币）　　　　　　　　　　　　　 16，483，000铢⑧

　　四、大乘佛教在泰国：虽然大乘佛教于公元十三世纪已在泰国灭亡，但还有些形式和观念未随着绝迹，如愿生佛土。曼谷王朝第四世王时，有些佛教徒在虔诚礼佛时，发愿成佛。除此，还有人相信佛教徒、贤明的国王是菩萨、或佛的化身，在吞武里王朝及曼谷王朝第三世王时，也有人称僧王为佛的。另有些不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有些不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福德轮经》、《三藏顶经》等，说人仅念诵或书写经典，就可获得可思议的功德，这些都是大乘佛教遗留下来的观念。⑨

　　大乘佛教传入泰国的另一个时期，是由近代越南和中国佛教徒带进。在吞武里王朝时，因越南发生叛乱，有越南王族和人民至泰国颇多，佛教也传自中国，乃至吞武里建一寺。曼谷王朝第一世王时，又有很多越人至泰，在曼谷建二寺。这三所佛寺，都是华越人共建，主持者则为越僧，用越南佛教仪规。至三世王时，越人又在曼谷、北碧、尖竹汶三地各建一佛寺。⑩

　　至拉玛五世时，有中国南粤续行和尚至泰，具足戒行修持，受中泰人民敬仰，乃集资在曼谷建永福寺，后又修甘露寺。不久华僧至泰渐多，遂发起兴建龙莲寺，八年始成，为全泰最大华寺。开光之日，五世王赐该寺泰名外，并敕封续行比丘为“华僧尊长”，又封其他二华僧为左、右二尊长。越南出家人，亦在同一时期下谕敕封。不久续行又往柳兴建龙福寺，未久即圆寂，趺坐安详而逝。第二位华僧尊长果悟比丘，深有禅定功夫，亦获泰国王室、中泰人民敬仰。⑾

　　至九世王时，华僧普净法师升任华僧尊长后，曾在北碧建普仁寺，奠石结果，可依律传授戒法，并被泰国封为传戒和尚，因此可度泰地华人出家，发给度牒。以后又建立化僧舍、仙佛寺；1960年，在曼谷郊区，又兴建规模宏伟的普门报恩寺，至1970年始告完成，恭泰王驾临主持落成大典，盛况空前。⑿今日在普净门下出家的华僧，约近二百位，分住在处华寺，并且依泰国的风俗，多数为短期出家。泰地华裔青年出家，多数在小时候受泰文教育，对中文及大乘佛法认识不多。普净尊长很得当地华侨皈信，弟子众多，法缘极盛。为了今后大乘佛法种子继续在泰国发芽生长，更应该注意发展华僧教育之事。

　　在曼谷的华侨教徒，亦成立很多佛教社，宣扬大乘佛法。其中重要的，如中华佛学研究社，龙华佛教社，过去多年经常定期举行信徒集会，研读佛法、念诵、讲说。有时国内或其它地区有高僧至泰，除接待食住及旅游活动等，常被邀请为华侨讲经说法。

　　华裔青年陈明德居士，精通中、泰、巴、英等语文及大小乘佛法，在皇冕佛教大学任教多年，教授大乘佛法及佛教史。曾译中文《金刚经》及《维摩诘经》等为泰文，⒀并经常至各地佛教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演讲大小乘教义，全国拥有极多读者和听众，惜其不寿，于七、八年前去世，为中泰佛教一大损失！

总之，华人、越人的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弘扬，其信仰的人众和影响主要还是在华、越人本身范围内，泰人信仰大乘佛法的极少。

①　陈明德：《泰国僧伽行政史略》一文，《海潮音》第43卷８月号。

②　1.陈明德：《泰国僧伽行政史略》一文，《海潮音》第43卷８月号。

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日文），第110-111页。

③　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文，1969）,第817-818页。

④　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文，1969），第818页。

⑤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254-255页。

⑥　净海：《佛国日记》，载《海潮音》第45卷３月号。

⑦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23页。关于泰国伊斯兰教徒，多数集中于马来西亚边境之五、六府，因过去此地曾属马来人统治，后为泰人征服。基督教徒多数为华、越人。另有曼谷等地，约有三、四十万印度人及印裔，多信仰印度教。

⑧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14页。上列佛寺修理及维持费，仅指是年政府之援助预算。多数佛寺修理及修持费，还是靠佛寺本身经费及信徒净施。但有149所王家佛寺，其中多为著名佛寺，如缺乏修理及维护费，则由政府津贴。所谓王家佛寺，乃由历代王室人员献建，或由王室人员领导募建。

⑨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6节。

⑩　1.同上。

2.《泰国华僧弘教简史》一文，载《海潮音》第53卷９月号。

⑾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6节。

⑿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6页。

⒀　其中《维摩诘经》泰译本，曾获全泰国青年文学杰作第一奖。

第三节　　现代佛教教育

　　现在泰国佛教教育的情形，可分下列四个方面来叙说：

　　一、佛学院：佛学院在全国普遍设立，多数设在规模较大和僧众较多的佛寺里，僧众少的佛寺，可至邻近的佛学院就读。佛学院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僧俗都可报名入学，除了课本自备，学费全免。凡新出家者，规定都要就读，不限年龄。每年开学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安居时开始，至下二月中终止，教学仅约半年时间。学期结束时，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大会考（短期出家还俗者可不参加），甚为严格，及格者每年约占25％左右。不及格者来年仍须就读原级，考多少次不受限制，因为这是出家修学佛法的基本教育。佛学院各级人数不受限定，多者七、八十人，少者三、四人亦开班。教课者，亦多由佛寺中佛学程度较高的比丘担任，并由常住供养饮食及微少零用，或向宗教厅申请补助。

　　佛学校课程内容如下：

　　初级：佛陀格言、佛学、佛传、戒律、仪规。

　　中级：佛陀格言、佛学、佛及弟子传、结集论，戒律、仪规。

　　高级：佛陀格言、佛学、佛及弟子传、结集论、戒律、僧团组织章程。

　　依1967年统计，全国共有佛学院4,056所；出家及在家学生（在家各级不读戒律，或以其它科目代替）如下：


出家（比丘、沙弥）
在　家

初级
112,736名
13,910名

中级
20,383名
2,942名

高级
11,555名
953名

共计
144,674名
17,805名①



　　二、巴利文佛学院：依1960年统计，全国共有巴利文佛学院549所，修业比丘和沙弥22,142名，教师1,807位。②设在规模较大和僧众较多的佛寺里，其它佛寺的学僧实行走读。学僧课本自备，学费全免；教师的饮食及少数零用由常住供给，或向宗教厅请求补助。巴利文佛学院，一向不准在家信徒就读。每年开学时间，约在阳历六、七月间，至次年二月终止。巴利文由初级基础至最高程序，分为九级；初级至五级，规定须入巴利文佛学院就读，听教师讲解，六级以上，着重自己研究，或请人教导，或成立小组请专家指导。就读巴利文佛学院，都为青年比丘和沙弥；中年老年出家者极少学习。每年学期结束时，举行全国大会考一次，参加考试的及格比率只约占20％左右。考不及格的，仍须继续在原级就读，年数不限。考取三级以上者，尊称为“大比丘”（Maha－bhikkhu，泰语称Phramaha；沙弥考上者，受比丘戒后，即升为大比丘），并且由僧王或国王颁赠巴利文学级僧扇。考取高级别的巴利文学级，是极荣誉之事，受僧俗尊敬。现将巴利文九级课程内容简列如下：

　　一、二级；基础巴利语文法（一至二级，不举行大会考）。

　　三级：《法句经注》，一～八册。

　　四级：《法句经注》，第一册；《吉祥义明解》，第一册。

　　五级：《吉祥义明解》，二～三册。

　　六级：《法句经注》，五～八册；《一切善见律注》，三～五册。

　　七级：《吉祥义明解》，一～二册；《一切善见律注》，一～二册。

　　八级：《一切善见律注》，一～二册；《清净道论》，一～三册。

　　九级：《清净道论》，一～三册；《阿毗达磨义广明》、《阿毗达磨复注》。③

　　三、二所佛教大学：即皇冕佛教大学和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专为教授青年比丘、沙弥世间的知识及佛学的知识。

　　皇冕佛教大学之定名，是纪念拉玛四纪的，因他未登位前，曾出家为比丘二十七年，创立法宗派。他的前身就是皇冕学院，于1946改为佛教大学，设在法宗派总部母旺尼域寺。学制分先修科一年，教授初中速成各课程；预科二年，教授高中速成各课程；大学正科四年。完成七年教育后，获得佛教学士位。在佛教大学就读，除书籍自备，学杂费全免，正科四年主要课程有佛学、巴利文、英文、梵文、因明、宗教比较学、科学、哲学、论理学、心理学、数学、教育学、理化、史地、佛教史、动物、植物、生理学等。皇冕佛教大学现有学僧约五百多人。

　　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是纪念拉玛五世的，1947年由大舍利寺学院改成。现在分为四科：1.巴利中学六年，所教课程同一般社会中学，但增加巴利文及佛学为主要科目。2.先修科二年，初中课程速成，增加巴利文、佛学、教师学。3.预科二年：高中速成，增加巴利文、梵文、佛学。4.大学正科四年，课程有巴利文、梵文、佛学、泰文、英文、史地、科学、法律、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现有学僧一千一百多人。正科四年教育受完后获得佛教学士位。

　　四、佛教星期日学校：佛教星期日学校是在十年前，由两所佛教大学利用大学的校址和教师，招收一般社会少年儿童和成人（包括男女），在星期日来寺听讲基础佛学，以及社会其它的实用学科，课程由浅至深，分班次上课，各班每次上课三小时。在上课前，先由僧人领导作简单的念诵仪式。这种佛教星期日学校发展至今，在曼谷及其它各地重要城市已成立了多所，对一般人民施以佛教教育和道德熏陶，收效很大，报名就读的人也非常踊跃。

现在泰国新教育制度，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但全国还有一半以上的小学和中学，仍设在佛寺里；其中也有不少是由佛寺主办，受国家教育部属下管理。

①　依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本，1969），第815页。

②　净海：《佛国日记》，《海潮音》第45卷。

③　《社会评论》杂志（泰文）特第四号，关于《佛教与泰国社会》专号（1966年８月）。依著者过去所知，现在巴利文九级的课程，有些已经重新变动。其中一至三级，着重文法基础及巴利语译泰文；四至七级着重巴利文诵及泰文译巴利文；八、九两级，除巴泰互译，并用巴利文写作诗偈或韵文。

第四节　　佛教徒生活的实践

　　泰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兴盛的国家。国民传统习惯，男子一生中都要出家一次，认为是人生中的一件重要大事。出家时间的长短，随个人自愿。比丘戒有二二七条，沙弥有十戒。出家一年称初腊，须依师而住；五年称中腊，满十年称上座。出家后，四事供养（食、住、衣、药）及日用物皆来自信施者（父母亲友及信徒）。饮食由托钵而得，可食鱼肉；但不可自行杀生，不得食人、马、象、蛇、虎、猫、狮子、犬、豹十种肉。

　　每日早晚两次行持，每次约半小时；每月举行诵戒。一个月有四次佛日，在家信众带着香花往佛寺礼佛诵经，受持五戒或八关斋戒，听僧人说法。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在佛日及特别节日都请僧人向民众广播说法，或安排播放佛教节目。关于佛教重要的节日，一年中有三次，即泰历三月半为敬法节；六月半为敬佛节（纪念佛陀诞生、正觉、涅槃）；八月半为敬僧节。这三个节日，是代表对三宝的礼敬，国家都定为特别假日，全国放假，举行庆祝。敬僧节次日，即进入僧人三个月安居期。在安居前一两个星期中，发心短期出家人的特别多，全国僧人会增多五、六万。有些政府公务员，如以前没有出过家的，这时也可以特别请假三个月，入寺短期出家。安居三个月期满后，即舍戒还俗。出安居后一个月期中，全国僧俗流行举行献“功德衣”仪式，每所佛寺都举行。泰王及王后亦每年分别轮流至著名佛寺亲自主持功德衣仪式，向僧人供养衣物等。

　　国家重要节庆，乃至人民平常婚丧喜庆之事，大多请僧诵经供养，增加功德福利，或超度亡者。

　　除以上行事，一般青年出家人，多数是学僧，接受僧教育；中老年僧人，多数是担任寺务及弘法工作，也有专心修持或研究经教的。也有些知识差的出家人，为了迎合俗人，替人看相算命及念诵经咒的。泰国没有比丘尼及沙弥尼制，但有一种长期或终生受持八关斋戒的学法女，她们剃光头发，穿着白衣（不是袈娑，是一块长布披在身上），而且也寄住在佛寺里，聆听住持或耆德比丘的教诫，甚至也有部分接受信施者的供养。听说在乡下这种持八关斋戒的学法女，也有出外托钵的。据说全国这种学法女约有二万人左右，她们可就读泰文佛学院，也可随自愿蓄发返家。一般人认为她们这样的生活，也是出家的一种（西人佛教徒称她们为尼），但在南传佛教律制上，她们仍归属为优婆夷。这可说是在南传比丘尼制度断绝传承后，一种方便女子出家的形式。

　　泰国也有在家佛教徒组织，如“泰国佛教总会”及“佛教青年会”。此二佛教团体，在曼谷都有很大的会址，分会散布全国各府，定期集会演讲或研讨佛法，或请僧人说法，并为有佛教杂志及出版佛教小丛书等。此外还有“佛教妇女会”及很多地区性的佛教组织。1964年，“世界佛教友谊会”亦迁移至泰国设会址，并有人长驻办公，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保持联系，每两年或三年，定期召开“世界佛教友谊大会”一次。会长一职由现今泰王之姑母苾莎迈笛斯库尔（H.S.H.Princess Poon Diskamais Piul）公主长期担任。现今在曼谷正筹建永久会址，经费由各国佛教徒募集，泰国政府并有津贴补助。

空空.

第四篇　　柬埔寨佛教史



第一章　　扶南时期的佛教

（公元１世纪顷～550年）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柬埔寨（Cambodia，Kambuja）在公元１世纪时即已建国，汉时称“扶南”，隋及唐初称“真腊”，中唐时称“吉蔑”，元时称“吉孛智”（或甘孛智），明代万历以后称“柬埔寨”，而柬埔寨人则始终自称“吉蔑”或“柬埔寨”。泰人、越人、华人称其为“高棉”（Khmers），是“吉蔑”的转音，西人则称“柬埔寨”。大概“吉蔑”是指种族名，“柬埔寨”为国家名。①

　　柬埔寨建国近二千年，是东南亚最早的古国之一，有过辉煌历史及灿烂的文化。一般历史学者大多把柬埔寨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扶南时期，二、真腊时期，三、安哥时期，四、安哥以后时期。②如将法国侵入柬埔寨开始殖民统治算起，中经1954年独立至现在，列为近代时期，柬埔寨历史则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以上五个时期，柬埔寨的历史连贯性及文化相似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各个时期统治疆域的范围，变动很大，有时地区颇广，有时境域很小，都城也常设置在不同的地方。考古学上证实，古代扶南文化遗址，大部分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不全在今日的柬埔寨境内。③

　　现在柬埔寨的疆土，位于印支半岛南部，介于北回归线与赤道之间。其东与越南中部为界，西临暹罗湾及泰国东部，南毗越南南部，北与泰国东北及老挝西部接壤，经纬度为东经102.20度至107.42度，北纬10.50度至14.25度。全国总面积181,035平方千米。

　　柬埔寨的人口，依1996年估计，是10,400,000人。柬埔寨的民族，主要是吉蔑族（Khmers）。他们渊源于古代印度的文荼族（Munda）、马来族、波尼西亚族（Polynesians）进入柬埔寨后与土著民族之混合种。吉蔑人与下缅甸及泰国境内湄南河流域的居民孟族（Mons），在种族关系上很密切，似乎吉蔑族与孟族之间两族的祖先，有一个时期在中印半岛中部及西部存在过，后来泰族自中国边境南徙，渗进两国之间，迫使吉蔑人住在中印半岛东部及泰国之中部，而孟族居西部。现在无法证明吉蔑人与越南人在血统上的关系。④吉蔑人过去曾与越南的占婆族（Champa）及泰族不断地发生战争，致使民族精华受到很大损伤。

　　关于吉蔑族的来源，历史学者迄今尚未有确定的论断，而一般认为，吉蔑族虽是外来移民，但很早就定居于现在柬埔寨境内，与当地土著混血而成。公元７世纪初，真腊王质多斯那（Citrasena）兼并扶南以后，原属扶南各部的人就以吉蔑族人为中心，渐渐在血统、政治、文化上融成一个单一民族。因长期的血统混杂及战争耗损，纯粹的吉蔑族人已日渐减少。现在吉蔑族人占全国人口的80％，语言亦以吉蔑语为主。⑤由于吉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所以柬埔寨在历史上亦长期称吉蔑族人，即我国所称之高棉或高棉人。

　　在柬埔寨境内，有20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泰族人，大多属于老挝泰族，由老挝移入与泰国接壤的地区，也有不少泰南人杂居。占族为古代占婆国遗留种族。越族（Annan），多居住沿海，思想与习惯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在柬埔寨的华侨及华裔，统计约50万人，以福建及湖州籍人居多。首都金边有十余万华人。

　　关于柬埔寨的古代历史，本国记载非常缺乏。现在首先依凭的是中国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其次是柬埔寨已发现的碑文及发掘出来的遗物。通过近代历史学者对东南亚史的研究，经过整理和考订，虽不能详实，然已能对柬埔寨的历史有一个简要的轮廓。

古代东南亚各国，除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外，其它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语文、艺术、政治、哲学等，其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柬埔寨在古代东南亚是首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柬埔寨的语文，是从梵文、巴利语等改变而成，语言系统属孟吉蔑语（Mon－Khmer），和泰国及下缅甸的孟族人相近，都与印度的文荼语（Munda）有关，同属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group）。⑥印度的梵文，曾在古代的柬埔寨盛行，至少在王廷中被采用，这可由出土的梵文碑铭做有力的证明。

①　吉蔑之名，《旧唐书·真腊传》（卷197）：“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新唐书·真腊传》（卷222下）：“真腊亦曰吉蔑，本扶南属国”。柬埔寨之名，元代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中说：“其国自称甘孛智”。《明史.真腊传》（卷三二四）：“其国自称甘孛智……万历（1573～1619）改为柬埔寨。”按柬埔寨之原名，在柬埔寨本国中很早就采用，最初记录此名称的，为公元817年芽庄之一碑文。又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柬埔寨与斯里兰卡交通频繁，《大史》中常用柬埔寨之称。又按柬埔寨一名，出自梵语Kamboja。

②　D.G. 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③　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９页。

④　1.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100页。

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第35-36页；中译《东南亚简史》第37-38页。

⑤　除柬埔寨境内吉蔑族人之外，另在越南南方有吉蔑族人约40万，在泰国东南，也有吉蔑族人约30万，成为越、泰车的少数民族。

⑥　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1页。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扶南（Funan）一名的起源，首见中国正史《三国志》卷60之吕岱传。吕岱在公元３世纪上叶孙权时（公元222－252年）为交、广刺史，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①吕岱所遣派的使者，为从事朱应及中郎康泰二人。《三国志》虽未著录二人之名，然《梁书》卷54有记此事说：“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②同书卷54天竺传又说：“其时，吴遣中郞康泰使扶南。”依吕岱传中所说，孙权于黄龙３年（公元231年）召吕岱还，可证遣使之事，应在此前。③

　　扶南的名称，虽于３世纪上叶初见于中国正史，然依中国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铭考订，知扶南之建国，最迟不会晚于１世纪，④只是到公元３世纪才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到了第３世纪至第６世纪中叶（从后汉末至南北朝终），扶南成为南海中称霸的强大王国。

　　扶南是音译，出于柬埔寨语之Phnom，意思为“山”，经转音读为Funan，中译扶南。根据印度及东南亚古代习俗，人们非常崇拜山岳，所有宗教建筑圣地，都在高山上，表示神圣崇高。这种传统，也使很多国王都加以“山岭之王”的尊称。Funam即是“山都”之义，以山为国号。⑤

　　关于扶南建国，《晋国》卷97“扶南传”记：“扶南西去林邑（Lin－Ⅰ，即占婆Campa）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按指暹罗湾），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文字有类于胡（胡指西域）；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⑥先事神，梦神赐之弓，又教载舶入海,混溃且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海至扶南外邑，叶柳率众御之，混溃举弓，叶柳俱，遂降之，于是混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扶南国俗本裸体，身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曰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付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是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⑦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

　　从《晋书》及《梁书》记载，法国著称名汉学家伯希和作《扶南考》， ⑧推定混填至扶南的时代，最晚不会迟于公元１世纪。伯希和并断定混填一名，即是梵文憍陈如（Kaundinya）的对音，此名出于印度婆罗门种姓。按公元１世纪前后，印度人已渐东移，定居东南亚，其后东南亚各地便出现了一些印度化国家。混填（或憍陈如）至扶南为王，是为印度统东南亚及其文化影响最深远之事。

　　扶南早期的疆域，依考古学上所得证据，初于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南端，以后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遗址在大部分散布于此），再后逐渐扩展到现在的柬埔寨和越南。《梁书·扶南传》说：“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依学者考证，其中所说里程固不足据，而方位可取。海西大湾即指暹罗湾，大江应指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自西北流，东南入海。依柬埔寨马德望省一出土碑铭说，最早的都城梵名为“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意即“狩猎者之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说：“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徒那弗那城。”特牧城经学者考证即毗耶驮补罗，大约在现在的波罗勉省巴南附近。最后都城那弗那城，梵文为“新城”（Navanagara）之义，在今安哥波利（Ankor Borei，可能为梵语Nagara－Puri的音讹）。不过关于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所在，有几种不同说法，至今尚难确定。⑨

　　上引《晋书》及《梁书》扶南传，说南有外国人，或南有徼国人“事鬼神者”混填，梦神赐弓，诣神祠，可证知混填来自印度婆罗门种姓，为婆罗门教徒。神祠即指婆罗门庙。但无法确定来自印度何地，可能为南印度人。混填至扶南为王，是印度人拓殖东南亚的萌芽时期。

　　公元１世纪初，中印两国交通和商业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东南亚介于两国海上交通所经之地，深受中印两大文化的熏染，印度移民直接带给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只是通过使节往还及经济通商交流，影响大逊。

　　在公元前，印度与东南来已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印度人对东南亚区域就具备了较多的认识。⑩斯里兰卡《大史》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传教师中，就有苏那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公元后，印度移民开始大规模拥入东南亚，原因有二：一、商业活动，远在纪元前，印度与地中海就建立了商业关系，印度人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黄金、宝石等，转运到西方，赚取丰厚的财富。二、宣扬宗教。印度是一个宗教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创立了婆罗门教；公元前六世纪又出现了佛教。古代印度至东南亚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虔诚的僧侣和教徒，他们背井离乡，拓殖异域，具有不畏艰苦牺牲殉道的精神，热忱宣扬宗教，印度文化由是遍布东南亚各国。印度的宗教随移民传入东南亚，先是婆罗门教，然后是佛教。

混填至扶南为王，大约在公元１世纪下半叶，其继承者诸王，传至盘况年90余乃死，必为二世纪时人；其后三年，范蔓为王，约有半世纪之久；至朱应、康泰使扶南时，已是三世纪上半叶，为范旃或是范寻在位的年代。据《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说：“吴时（公元222－280）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⑾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乃差陈、宋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云。”据学者依中国史籍考证，康泰等奉使扶南，不会迟于公元231年，经历国家众多，为时甚久，得知范旃遣苏物使天竺，及见陈宋于扶南，而问天竺土俗，约在245年。伯希和推范旃在位之年，介于230至245年之间；范寻在位当不出240至289年之间。⑿

自公元287－357年间，扶南似乎多年陷于混乱，中国史籍缺乏记载，关于宗教亦不得而知。但从当时东南亚其它国家片断记载的佛教情形，以及出土的碑铭，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例如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从交趾（现在的东京）来华；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与交趾贸易，由印度而移住交趾。后来康僧会于交趾出家，学习三藏。⒀《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康泰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林阳国位置，有人考为缅甸勃朗，或缅甸中部；亦有人说或是现在泰国的邦德。⒁在福康村（Vocanch，今越南芽庄地区）出土古代林邑（192年建国）的梵文碑铭（200－250年顷），为佛教文件，字体属于南印度的一种，暗示室利摩罗（S(/)ri Mara）是当时佛教的护法者，梵语文为宫庭通用语文。芽庄在一个时期是占婆的国土，但也有人认为室利摩罗隶属扶南。⒂

扶南王名每冠以范姓，如范师蔓、范旃、范寻，学者考为梵文跋摩Varman一字略音，为当时南印度若干统治者之王号，后亦为东南亚若干王朝所采用。

　　扶南国开始全部印度化，是在公元四世纪末及五世纪初。公元357年，扶南王竺旃檀，曾向中国奉表献驯象。竺旃檀王或无嗣，殁年无可考。约公元400年前后，有另一位憍陈如被迎立为抚南王。《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Pranpuri）。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盘盘国是当时暹罗湾附近的印度化国家之一，憍陈如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在盘盘宫庭中很有势力，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到达扶南为王，至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且提倡信仰婆罗门教。

　　憍陈如的后裔，有持梨跋摩曾于公元434、435、438年，遣使向中国献贡。越南南圻发现一碑文记载：求那跋摩（Gun！avarman）王谨献与印度神毗湿奴（印度三大神之一的守护神）之灵庙者。据考此求那跋摩确是憍陈如的后裔，治国约于公元五世纪中叶或稍后。⒃

《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憍陈如，名闍耶跋摩（Jayavarman），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Nagasena）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其后，闍耶跋摩王于永明二年（484年）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向中国上表，文说：“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夺臣货物，并那伽仙私财。具陈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对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又说：“……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芽塔二躯……”

　　那伽仙到了建康（今南京），《南齐书.扶南传》有说：“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山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

　　由以上引文，可知当时扶南信奉印度传去的婆罗门教，崇拜大自在天神，《梁书》所说，即是摩醯首罗天神及其侍者之像，婆罗门教被定为国教。但我们也应注意，当时扶南业已奉行佛教，因表文为一位出家人所赍呈，文中多言佛法之意，并且又献贡佛坐像一躯，白檀佛像一躯，佛教牙塔二躯，这都可证明那时扶南有佛教的存在。

　　再从其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当时扶南有佛教信仰，但不及婆罗门教的盛行。《法苑珠林》卷十四说：“齐建元（公元479－482年）中番禺毗耶离寺有扶南国石像。”（《大正藏》第53卷第388页中）闍耶跋摩在位时（公元484－514年），有扶南国两位僧人至中国译经、依《续高僧传》卷一所记：

　　“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律，学年出家，偏业《阿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天监五年（公元504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大正藏》，第50卷，第426页上。）

　　《僧伽婆罗传》中又附记：

　　“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Mandra，亦作曼陀罗仙Mandrasena）者，梁言弘弱。（公元503年）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大正藏》，第50卷，第426页中）。上举三部经只是扶南所献梵本一部分的翻译。不家僧伽婆罗译出的，依《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说：“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大正藏》，第49卷，第98页下），有如下经论：

　　《阿育王经》十卷

　　《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

　　《文殊师利问经》二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菩萨藏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

　　《吉祥经》一卷

　　《十法经》一卷

　　《解脱道论》十三卷

　　《阿育王传》五卷

　　僧伽婆罗及曼陀罗二人，都是扶南国僧伽，在闍耶跋摩王时来中国译经，并由扶南国持来多种梵文佛经献上，这些事实都可证明当时扶南同时盛行信仰佛教。再从僧伽婆罗与曼陀罗所译出的经典看，是梵文系大乘经论占最多，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巴利语上座部佛教系统。《解脱道论》为公元一世纪顷优波底沙（Upatissa）造，作者为巴利语佛教传灯祖师之一，全论有十二品，论述解脱的要道，亦为觉音《清净道论》的先驱。由所译经典的内容推知，当时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占优势；如《文殊般若》、《文殊问经》、《度一切佛境界智严经》等，都含有般若中观的思想。⒄

　　依《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闍耶跋摩死于公元514年，庶子留陁跋摩（Rudravarman）杀嫡弟自立。公元519年，留陁跋摩王遣使向中国献天竺旃檀佛瑞像等。539年王最后的使者来中国，说扶南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诏遣释云宝⒅随扶南使者归国，往迎佛发。

　　真谛三藏法师，后来亦由扶南迎来中国，或于此事有关。《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Gunarata），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Paramartha），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大同中（公元535～545年）敕直使张泛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规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力乃屈真谛，并赍经论……以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八月⒆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大正藏》第59卷，第429页下）。伯希和、冯承钧等，都认为云宝或随张泛同行。⒇佛发与真谛所赍来的经论同抵达南海郡。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及《续高僧传》卷一，都记录真谛带来中国的经论，如全部翻译的话，共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真谛所译，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为其中少部。可证知当时扶南为东南亚强大的文化国家，佛教亦流行，存有自印度传来丰富的梵文佛典。

　　《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附记有扶南国须菩提（Subhti），于扬州至敬寺，为陈主（公元557－581年）译大乘《宝云经》八卷。这与梁时曼陀罗所译的七卷，两者少有差异，而大体一致。（21）

　　真谛三藏停滞扶南的期间，为留陁跋摩王在位，此王对佛教甚为护法。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资料已获证实，即在南圻巴蒂（Bati）的塔普罗（T’a prohm）寺境内，有一梵语碑文，残留十一偈，而第七偈以下很难解读。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知当时立此碑文的国王即留陁跋摩，其父王即闍耶跋摩，这正与中国的正史记载一致。其中第六偈表示留盅跋摩王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王乃一虔诚的佛教徒。第四偈记王“非为实现王权的义务，而为此世界的人实现为善的意向”及“正法的虔诚信奉者”这块碑文，似为纪念寺院的兴建者。再从该碑后面二首赞佛偈的内容看，学者们虽无法决定此时的佛教为大乘或小乘，但可断定富有大乘的内容。（22）

　　综上所述，扶南国初兴于公元一世纪顷，至公元五、六世纪国势达于鼎盛，前后历五百年，为东南亚大强国，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后来佛法亦同样盛行，而且为佛教的重要中心。

中国史籍中，自留陁跋摩以后不再记扶南王名。约在540年以后，扶南国都为真腊所攻陷，沦为属国，扶南至此式微。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七世纪初还遣使至中国朝贡。公元627年，扶南完全为真腊兼并。（23）

①　《三国志》卷60，即《吴志》卷15吕岱传。

②　《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总叙。考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早佚。康泰有《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以上恐是同一书籍，而称呼不同，早佚；然《隋书经籍记》及《唐书艺文志》，曾引用以上诸书之句。康泰为康居人（见《北平图书馆刊》第四卷第六号，向达撰《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

③　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附录一，认为遣使推为公元245－250之间，今有人考证其误。

④　同上，第29页。

⑤　1.许云樵著《南洋史》卷上，第10页。

2.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400-401页。又按艾莫涅（Aymonier）认为“夫南”之名，纯为华语，取扶南之义。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称“扶南”；义净《南海寄归涔法传》卷1有“西南一月至跋南国，旧云扶南”，足证扶南一名，是由柬埔寨语之Phnom音译。

⑥　《晋书》记混溃：《南齐书》、《梁书》、《南史》记混填；北宋《太平御览》等引康泰《扶南土俗》则用混慎。伯希和比定，认为混填与Kaundinya对音是较正确的，见杉本直治郎著《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343-344页。

⑦　屈都昆，略和屈都、都昆，即汉书地理志之都元，在今马来半岛。九稚应为九离之讹，或位于马来半岛西岸。典孙，亦作顿孙，史勒格（Schlegel）尝考为下缅甸的Tenasserim。金邻，亦作金潾或金陈，考即金地（Suvarnabhumi），位置未确定，或为下缅甸的直通，或为泰国的佛统。

⑧　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

⑨　1.扶南国的位置，杉本直治郎著《东南亚细亚史研究Ⅰ》，第368－369页，根据以前学者比较，有多种不同主张。

2.许云樵著《南洋史》，第73-74页。

⑩　关于印度人对东南亚的认识，在《罗摩衍那》（约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而最古部分于公元前六世纪）史诗中，即记有东南亚的地名“金银岛”（Yavadvipa），据学者考为爪哇及苏门答腊；另一地名为“金地”（Suvmadvipa）。

⑾　关于“投拘利口”，列维（Levy）考为巴利语《弥兰王问经》中的投拘利（Takola）；但亦有考“投”作动词用，“拘利”为地名，因《水经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拘利”。

⑿　1.伯希和《扶南考》，冯承钧译，收在《续史地丛考编》，第42页。

2.《南洋史》卷上，第76页。

⒀　静谷正雄：《扶南佛教考》，第15页。

⒁　许云樵：《南洋史》卷上，第92页及216页。

⒂　1.D.G.E.Hall：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7页。

2.《扶南佛教考》，第15页。

⒃　姚枬、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9页。

⒄　详见《扶南佛教考》，第19-23页。

⒅　伯希和《扶南考》，第43页。考《南史》卷78，转录《梁书》之文，云宝作昙宝，则其梵文似非Megharatna（云宝），应为Dharmaratna（昙宝），伯希和认昙宝为是。

⒆　冯秉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6页注12：“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则大同十二年元八月，年月必有一误。”

⒇　1.《扶南考》，第43页。

2.《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6页注11。

（21） 《续高僧传》卷一附于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上。

（22） 1.《扶南佛教考》，第27-28页。

2.《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9页。

（23） 崔贵强编著《东南亚史》，第29页，第58-59页。

空空.

第二章　　真腊时期的佛教

（公元550～802年）



　　真腊（Chenla）一名的由来，至今尚未能考定确当的说明，亦不知其对音，但常为中国人于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所说之吉蔑或柬埔寨。真腊国名，最早记载为《隋书》卷八二“真腊传”，先是扶南的属国，后来兼并扶南。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自公元六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后期之间，大多依据中国史籍片断记载，或柬埔寨出土的碑铭，记叙真腊国印度化及宗教的情形。

　　大约在公元550年前后，扶南国王留陁跋摩逝世后，当时在扶南北面的真腊，据湄公河中下游，最早以巴沙克（Bassak）为中心，领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及老挝南部，本是扶南的属国，趁机举兵背叛，兼并了扶南东境，日渐强大起来。当时统治真腊的是两兄弟，据吉蔑碑文（公元604年）说，真腊战胜扶南，在550年前后，波婆跋摩一世（Bhavavarman Ⅰ，公元550－600年）在位，而指挥战役者，似为王弟质多斯那（Citrasenas Mahendra varman，公元600-615年）。①

　　《隋书》卷八二“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将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Ksatriya）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Is(/)anasena，即Is(/)anavarman）代立，居伊奢那城（Is(/)ansena）。”

这段引文内未提到波婆跋摩王，但在文末指出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②真腊曾遣使人贡，本传所记，似为贡使之语。但由柬埔寨碑文得知，598年波婆跋摩王尚在位；其弟质多斯那在何年登位，没有记载。质多斯那即位后，称摩醯因陀罗跋摩（Mahemdravarman），死于615年。由其子伊奢那先继承，大业十二年遣使入贡中国，当即伊奢那先在位之年。质多斯那统治期时，征服了下孟河流域（Lower Mun Valley）。至贞观（公元627－649年）初，伊奢那先大事扩张疆域，征服了斯顿仙（Stung Sen）流域的无毁城（Aninditapura），建军新都名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殆即《隋书》奢那城。③此伊奢那城亦是七世纪时玄奘《西域记》卷十所记之伊赏那补罗国（Is(/)anapura，在三摩呾咤Samatata条），即指柬埔寨。沙畹（Chavannes）曾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将此文与柬埔寨碑文对照，而证明公元626年柬埔寨在位国王，即伊赏那跋摩（Is(/)anavarman）。④

　　真腊兼并扶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王位的争夺，留盅跋摩因是庶子杀嫡弟而取得王位；波婆跋摩虽不知与留盅跋摩有何关系，但已确知不是闍耶跋摩之子。在维尔坎特（Veal Kantel）有一碑文，曾记波婆跋摩有一姊，著录其父名毗罗跋摩（Viravarman）。而毗罗跋摩未做国王，所以有人考订，波婆跋摩不特为一侵略之人，或且用暴力夺得政权。⑤二是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留陁跋摩归信佛教，而真腊统治者都信奉婆罗门教。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曾记：“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回无僧众，外道杂居。”据埃利奥特考证，恶王即指波婆跋摩。因为波婆跋摩及质多斯那都信婆罗门教，佛教曾受到迫害。⑥

真腊信奉婆罗门教，但佛教亦流行。《隋书》卷八二“真腊传”说：“近都有陵伽钵婆山（Lingaparavata），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Bhadra），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道士指婆罗门）；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旧唐书》卷一九七“真腊传”亦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真腊的宗教，婆罗门教盛行，尤以祭湿婆神为多；佛法亦盛行，但为大乘；此外亦有祖先精灵等祭拜。《隋书》所说伊奢那城，其废墟三波比利吉（Sambor Prey Kuk），在现在的磅通之北27千米。陵伽钵婆意为“性器之山”，在今日老挝南端湄公河西岸，山名占巴索（Cham Pasak），高1,397米，山顶上有一天然巨石，形似祭奉之陵伽。真腊最初的都城，即建于此山麓。婆多利似为Bhadres(/)vara之音译简称，指湿婆神种种的塑像及标名。奉祭婆多利时，且用人肉供牺牲。⑦

　　伊奢那先在位约为公元611－635年，继承者为波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公元636-656年）。此王曾正式将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定为国家信仰的宗教，但仍继续信奉毗湿奴，所谓二神一体的崇拜，称为诃利诃罗（Harihara）。诃利即毗湿奴神，诃罗即湿婆神，亦即《梁书》中所记的二面四手或四面八手的神像。⑧此时大乘佛教也在民间流行。

　　到了闍耶跋摩一世（约公元657－681年）时期，真腊的领土范围又扩大了，南方包括暹罗湾沿岸，北边与南诏相接，在下湄公河流域伸展到占巴寨（Champ Bassac）一带。自波婆跋摩建国至闍耶跋摩一世，真腊在过去扶南的领土上，更为巩固和强大。因为国王们都信奉婆罗门教，在伊闍那城建造了许多婆罗门教神庙，废墟至今仍然存在，还留下了不少炼砖与塑像，含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素质，亦揉杂了土著的特征。⑨闍耶跋摩一世在位时，将都城从伊奢那城迁至巴塞安德（Prasat Andet），即现在的磅通之西北二十千米处，接近大湖。

　　闍耶跋摩一世去世后，因无子嗣，国家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部属叛离，分裂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约在公元八世纪初，真腊分裂为二国。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载：“神龙（公元705－706年）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毗耶驮补罗。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笪屈。”水真腊据有扶南的旧境，都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今安哥波利Angkor Borei），疆域包括今日柬埔寨及上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陆真腊据有真腊旧境，都三波（Sambor今巴塞Bassac境内），包括今日湄公河中游及丹里克（Dangrek）山脉以北的位置。

　　水真腊后又分裂为若干小邦，其中以三波城（Shambhupura，湄公河上的Sambor）为最大和最重要者，公元716年由普希迦罗沙（Pushkaraksha）所建。陆真腊比较安定。到了八世纪下半叶，水真腊陷入混乱。爪哇的岳帝王朝兴起，势力及于马来半岛及中印半岛沿岸，曾于774年及787年侵袭占城沿海之地，并且降服真腊，占据真腊南部沿海很多地区。至公元802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nman Ⅱ，公元802－850）将二国复归统一，脱离爪哇羁绊，创立安哥（Angkor）王朝。

真腊在征服扶南后，继续承受了印度文化及宗教。他们崇拜湿婆神，实际上以之为国教；大乘佛教亦广被信奉，情形与扶南时代略同。此时期中吉蔑人的艺术风格，几乎完全模仿印度，就现在的遗迹来看，有如下的特征：

　　一、塔普罗式（T’a phnom），在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多半是代表扶南末期的艺术，因真腊初期征服扶南北部的领土，恐扶南国王迁都至塔普罗。在安哥普利发现的雕像，包括婆罗门教神像及佛像，显示与印度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其中也有为后来安哥艺术前驱的倾向。

　　二、三波比利古式，约在公元七世纪上叶。此时期含有三群的寺院遗迹，推为真腊最初建都奢那城时的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用炼砖造成，圆柱用石材，刻有丰富的雕像及花轮等，也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

　　三、波利敏式（Prei Kmeng）及磅拍式（Kompong Prah），自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建筑物与前代无多变化，但花轮增加叶饰。雕像多属凡庸，只有一件精作，即毗湿奴与湿婆二神一体的诃利诃罗神像。⑩

碑铭及门柱的刻文，是记载国家制度和历史的主要资料，但更多碑文是记述宗教的情形。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为诃利诃罗混合的信仰。湿婆的信仰中，常以石雕的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的象征。至于佛教，只发现一块碑文上，说有少数的佛像及两位比丘。如与扶南时期佛教盛行相比，则似有不及。⑾

①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130页注２。

②　原文大业十三年，恐为十二年之误。

③　崔贵强编著：《乐南亚史》，第60页。

④　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35页，49页。

⑤　1.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26-27页。

2.《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07页。

⑥　1.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第108页。

2.《印度支那文明》，第107页。

3.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1-22页。

⑦　原在公元第四世纪，占城王跋陀罗跋摩（Bhadra－varnam）所建美山（Myson）神殿，即奉祭王家陵伽。柬埔寨王Shreshtha－varnam在Champasak战胜占人之后，可能沿用此名（见《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06页）。

⑧　1.山本达郎：《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99页。

2.陈正禅：《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0页。

⑨　1.《印度支那文明》，第109页。

2.陈正祥著《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2页。

⑩　《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1-112页。

⑾　《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2-113页。



第三章　　安哥时期的佛教

（公元802－1432年）



第一节　　安哥时期的佛教

耶跋摩二世是安哥王朝的开创者，柬埔寨国家伟大的英雄。碑铭说他“来自爪哇”，这可能是说，第八世纪后叶中，爪哇岳帝王朝兴起，势力达于马来半岛及水真腊沿岸地区，并使真腊降服为属国，闍耶跋摩二世被俘或流亡。在一碑铭中，说到柬埔寨属爪哇所统治，闍耶跋摩二世建立一个新王制。这表示柬埔寨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不再是属国了。①

　　闍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了真腊，他逐出爪哇的努力，脱离爪哇属国的关系，努力统一了全国。他在位四十八年，初定都于因陀罗城（Indrapura），在今日的磅湛（Kompong Cham）之东；后又迁到大湖的北区，营造诃利诃罗拉耶（Hariharalaya），地近今日的暹粒，建设水利，开拓土地。最后在摩醯因陀山（Mahendraparvata，今古连山Phnom Kulen，约在安哥东北三千里）建都，正式即位。他曾招请一位婆罗门僧侣希兰耶陀摩（Hiranyadama）至王廷主持宗教仪式，以便解除爪哇王朝精神的束缚，成为真正的独立王国。他在古连山顶上建造神殿，奉祭陵伽，以象征王权。待他在大湖地区统治巩固之后，又再将都城迁至诃利诃罗拉耶平地。他是兴建安哥艺术的第一位国王，展开了吉蔑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闍耶跋摩二世死后，谥号“最高的君王”（Paramevara），此名为湿婆神尊称之一，柬埔寨“王即神”（Devaraja）的崇拜自此王开始。②

　　其子继位为闍耶跋摩三世（公元850－877年），再后由一位旁系血统继承，名为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Ⅰ，公元877－889年）。两人都以诃利诃罗拉耶为都。因陀罗跋摩一世时扩大了领土，比今日柬埔寨国境为大。他关心水利，建造蓄水池及开凿运河，供旱季时灌溉用水，使安哥地区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879年他在罗卢奥斯（Roluos）附近，为闍耶跋摩二世及他的祖先造了六座砖庙，即今日普利科庙（Preah Ko）的废墟；其次在881年，用石村建造巴肯庙（Bakong），安奉王家陵伽。上面所造的神庙，至今仍保存三座，是安哥时代早期的建筑物。③

　　因陀罗跋摩一世的儿子耶所跋摩（Yasovarman，公元889-900年），是一位英明之主。在位期间，武功极盛，版图辽阔。他击败了占城的侵扰，又将国都向西北推移十多千米，在地势较高的巴肯山麓建造新城，称为耶所达罗城（Yasodharapura），每边长四千米。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新都城开凿东池（Eawt Baray），长七千米，阔二千米，贮蓄古连河的流水，充足水源，供都城及灌溉农田。

　　耶所跋摩王是一位宗教折衷主义者。他在东池的南岸，分别建造暹婆教派、毗湿奴教派和佛教的僧院。在他即位之后，于国内各地近古迹之处，不分任何宗派，建筑同名的僧院。他留存下来的碑文，曾传有僧院的规则。僧院中有僧长一人，统管教徒，僧长必须具备丰富的学识，有五十个奴隶为属，僧院招待旅行者住宿，实行医药施疗，但禁住女人。此时期奉行的佛教，被认为是大乘佛教。④

　　罗闍因陀罗跋摩（Rajendravarman，公元944－968年）在位时，在东池中央，建造了一新的塔庙，称为“东弥朋”（East Mebon）。第十世纪下半叶，安哥王朝的政权，实际操纵在婆罗门贵族手里，当时执政的婆罗门为耶若婆罗诃（Yajｎavaraha），权力很大，他在王城东北二十千米处，用红沙岩建造一座非常精美的班台斯利神庙（Banteay Srei）。婆罗门是知识分子，王室顾问，执行宗教祭祀，与王室外关系密切。⑤

　　此后国家陷于衰微和内战，至公元第十一世纪上半叶，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Ⅰ，公元1002－1050年）在位，励精图治，恢复了国家的安定，并向西孟族人中心地的罗斛（Lop Bori）推进。此外他在大湖（Tonle Sap或Great Lake）之西，利用未耕地，执行开拓殖民。同时设立宗教团体，建造僧院，建设村落，开垦土地、水利工事等。此王特别留心于佛教，排斥其它宗教，他死后谥号为“趣向涅槃者”。⑥原是罗闍因陀罗跋摩二世兴建的非米阿纳卡神殿（Phimeanaksa），至苏利耶跋摩一世时重新修建完成，供王室祭祀之用。

　　苏利耶跋摩一世的两个儿子前后继承王位⑦，建造了西池（Weat Baray），面积比东池更大， 迄今仍可蓄水，用于灌溉。在西池的中央，建了西弥朋（West Mebon）塔庙。又在王宫的南侧，建筑巴普昂庙（Baphuon），有铜塔一座。

　　当时有一婆罗门名提婆迦罗（Divakara或Divakarapandita），曾连续把持政权三十年，拥立数位国王登位。到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年）时，国王又再扩张，东到占城，南临暹罗范围内，西邻蒲甘，北连老挝，皆属安哥统治，是为吉蔑人文明最隆盛时期之一。他在位期间，最令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十分雄伟精巧的安哥寺（Angkor Yat），这是他伟大的杰作，后来又经过三百多年不断的增建，成为柬埔寨艺术最高的成就。寺中不供陵伽，而是安置毗湿奴神像，象征神王。他逝世后，那里成为他葬身的灵庙。

　　苏利耶跋摩二世死后，国家又发生动乱。不久，王位由一兄弟继承，名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anindravarman Ⅱ，公元1150－1160年）。或因他的信仰，民间佛教盛行。他的妻子珠陀摩尼（Chudamani）公主，公开倾向于大乘佛教。该王首先转变了王室的宗教信仰。⑧

　　公元1177年，占城舰队攻陷安哥，杀死篡位者。⑨一位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的儿子，从占城攻打回国自立为王，以四年时间，终击退占城侵略者，于1181年，被拥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公元1181－1219年）。1190年，占城王来攻，再被击败。1203年兼并占城，北方达到现在的永珍，西面再占领湄南河下流广大的地域，以及控制马来半岛的北部。其领土的辽阔，为安哥王朝最强盛时代。

　　闍耶跋摩七世在位四十年，他的一个功业，是在全国建筑医院102所，旅人驿站121所，整修从王都至各州城的道路。从碑文上得知，像他的父王一样，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的两位王妃，也都是热心的佛教徒。他以极高的热忱建筑佛寺，使大乘佛教普及盛行，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是安哥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他在1186年，于东池西南为母冥福建造塔普隆寺（Ta Prohm）；1191年，为父冥福建造普拉坎寺（Preah Khan），在此寺东面掘一蓄水池，中央建那伽般寺（Neak Pean）；又王都近郊建班蒂克提寺（Banteay Kdei），在其它地方建班台乍玛寺（Banteay Chmar）等。最后他开始经营安哥城（Angkor Thom），城墙及城门都用巨石砌成，全长十二千米。在城中央兴建了著名的巴戎寺（Bayon），包括五十四座石塔，中央的主塔高四十三米，供有佛陀坐像，其背后有那伽（龙）护卫；又每一座石塔四面皆雕有佛像。⑩这些，在《宋史》卷四八九及《真腊风土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下节文中还要说到。

　　闍耶跋摩七世因受佛教的影响，对人民仁慈，关心社会福利。他兴建的医院，从留存的碑文来看，建有供奉药师如来的殿堂。在巴戎寺多数的古塔上，四面雕刻的圣像，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像，因此观音的信仰非常盛行。由于国王信奉佛教，当时安哥可以说是以大乘佛教为中心，佛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占尽优势。但婆罗门教并未受到歧视，当时婆罗门教僧侣依然在宫廷任职。一碑文说明闍耶跋摩七世从缅甸召来一个婆罗门为王室祭司，并在以后继承的两位国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⑾

耶跋摩七世在登位时已五十多岁，约1219年顷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

　　闍耶跋摩七世去世后的二百多年，安哥王朝中渐渐式微。先是占城叛离，接着是单马令（Tanbralinga，后来的六坤）。泰国的日渐强大，对衰落中的安哥王朝尤具威胁。公元1225年，宋赵汝适所撰《诸番志》卷上真腊国条说：“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Grahi今猜耶）……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兀（Angkor）……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有神曰婆多利（Bhadra），祠祭甚严。”可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盛行。

　　公元1296年，元周达观随便使至柬埔寨，将所见所闻撰成《真腊风土记》，所记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是安哥王朝最灿烂的鼎盛时代。关于当时宗教方面，记有三种僧籍：“为儒者呼为班诘（Pasndita）；为僧者呼为苎姑（古暹罗语称僧人为Chau Kou）；为道者呼为八思惟（此名学者解释不一，有认为是禁欲者和苦行者Tapassin，有认为是巫术者或妖术者）。班诘……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暹罗语称佛Phra或Prah），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按即陵伽Linga）……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

　　周达观一行在1296年８月抵达安哥，停留大约十一个月。《真腊风土记》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虽然作者对印度式的宗教欠少认识，及记神佛之像混乱，但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廊。可知当是柬埔寨的宗教，仍以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深入民间农村。

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教，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这从其它几件事情，也可获得证实。

　　柬埔寨的佛教，由大乘佛教转变为南传佛教，并没有确实历史的记载，无法可知南传佛教是怎样传入的。不过时间大概不出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至十四世纪初叶。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从斯里兰卡引进僧团，推行佛教改革；十三世纪后叶泰国也引进斯里兰卡佛教。

　　约在公元1277年，泰国有一碑文记载，素可泰坤蓝甘亨王（Kum Ramkamheng，元史称敢木丁，公元1277-1377年），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僧王。当时六坤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王统治；而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六坤，是在公元1256年以前。据泰国佛教史记载，有一位斯里兰卡罗亩罗论师，从蒲甘游化至六坤（当时称丹眉流），成立了斯里兰卡僧团，甚为发达，后来传入泰国及柬埔寨。⑿

至于传入柬埔寨的结果，则没有记载。

　　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东南亚印度化国家中，石碑已很少再用梵文。占婆最后的梵文石碑是1253年，柬埔寨最后的梵文石碑是在安哥东北迦苾拉城（Kapilapura）出土的，时间约在1330年代。在这时期中，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地带的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都逐渐地趋向衰亡，而代兴的是自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⒀

　　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可能是在安哥王朝闍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Ⅶ，公元1243－1295年）时已经开始，因周达观于公元1296－1297年在安哥所见的已为上座部佛教。1295年，闍耶跋摩八世让位与女婿，是为室利因陀罗跋摩（Xrindravarman，公元1295－1307年）。1307年，室利因字母罗跋摩舍弃王位进入佛教出家，让位与一个亲戚，称为因陀罗闍耶跋摩（Indra－jayavarman，公元1308－1372年）。

　　室利因陀罗跋摩的出家，一定致力提倡上座部佛教，柬埔寨最早的巴利语碑文作于1309年，作者就是室利因陀罗跋摩。这时安哥巴利语的上座部佛教已在全国发展，婆罗门教只在宫廷中保有象征形式而已。⒁

　　公元1340－1350年之间，老挝的法昂王（Fa Ngoun，公元1353－1373年）自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礼请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等二十二位比丘、三藏圣典、金佛像等至老挝。⒂这可确实证明柬埔寨在此前已信仰上座部佛教。

公元1350年以后，泰国的大城王朝已取代过去的素可泰王朝，对柬埔寨的威胁更大，不断向安哥侵占，据泰国历史记载，曾至少有两次占领安哥：第一次是在1352年，第二次是在1394年。其后三十年历史情况不明。到了1431年，泰人又再围攻安哥城，柬埔寨人尽力抵抗，由于内部叛变，王城终告陷落，国王被杀，其子庞哈耶特（Ponha Yat，公元1432－1459年）继位。次年，泰人退出，但安哥王城面临强敌，防守困难，于是放弃安哥王都，迁移至百囊奔（亦称金边）。

①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 Ⅲ第109页。

②　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6页。

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3-84页。

③　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7页。

2.《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载《考古》1972年第３期。

④　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8页。

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4页。

⑤　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4页。

⑥　《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20页。

⑦　兄为Udayadityavarman，1050－1066；弟为Harsha－varman，1066－1080。

⑧　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29页。

2.《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7页。

⑨　达朗因陀罗跋摩Ⅱ之后，1160年，子耶所跋摩二世Yasovarman　Ⅱ继位，大约1165年被一权臣Tribhuvanadityavarman所篡。

⑩　《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31页。

⑾　1.同上，第131-132页。

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4-85页。

⑿　陈明德：《泰国佛教史》（泰文）第９及第10节。

⒀　《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59页，240页。

⒁　《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0页。又今日泰、柬、老挝王室外的典礼仪式中，仍存有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但已没有宗教的力量。

⒂　详见本书《老挝佛教史》第１章第２节。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安哥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离暹粒市北面约五千米，距首都百囊奔约二四〇千米，为公元802－1432年安哥王朝的都城。其主要的遗迹，自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很多宏伟的石构建筑及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攻陷安哥，遭大肆劫掠和破坏，此后遂迁都至南部的百囊奔，安哥从此荒芜，雄传壮丽的建筑物渐为热带丛林所淹没，竟被后代人遗忘了。十九世纪初，《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①没有人相信有这个古城的存在。直到1860年，法国有位博物学家亨利莫科（Hernri Monkot）到安哥探险，次年发表了游记，才揭开这被淹没四百多年在丛莽中的古城。同时经过伯希和等学者翻译、注释、考证《真腊风土记》一书，以及亲往安哥实地勘察，研读碑文，才渐了解安哥王朝过去的历史。安哥古迹的发现，经过清理和修复后，又重新成为举世著名的胜迹。

　　安哥遗迹的建筑群，估计共有大小六百余座，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累积四百年的经营。有些建筑物已经成为废墟，有些部分仍保存完好。现在选其著名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简述如下：

　　公元879－893年建造的罗卢奥斯，现在留存有三座庙，是安哥王朝最早期的建筑群，都是以砖为主以石为副的结构。石门上及其它附件刻有浮雕，又有石刻神像、石狮、石牛、石蛇等。这里有一个人工开凿的蓄水池，供灌溉之用，长宽为3.8×0.8千米。

　　巴肯庙建于九世纪末，近安哥城。本是当时都城的中心，后因安哥城改建。位置变动，而变为城外南郊的一座庙。它也是以砖为主石为副的建筑群，建在六十米的山丘上，庙基为一高台，约十三米，分为五层，高台上建有五座砂岩砌成的尖塔。在高台的四周有砖塔三十六座，有其上每阶层各有小塔十二个。台基每边中央有一道阶磴，磴的两侧有石狮。当时在城东开凿一个人工池，称为“东池”。后来在池中心又建一座塔庙，称为“东弥朋”（Eest Mibon），公元952年建成。这里还有一头用整块巨石雕刻的石象，象身上刻有精美的装饰物。

　　班台斯利神庙，十世纪中叶建造，至968年完成。它在安哥城东北约二千米，是一座很精美的石庙。这时正是安哥艺术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从建筑的风格和方式上看，都显出它的特点，它既继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又有些创新的东西。建筑材料方面，改以石为主，砖退为次要。布局方面，开始放弃阶层式的高台，而筑在平地上，建筑群布局分散而疏朗，不像以前那样都挤在高台的各阶层上。庙的中心为三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四周围墙设有精巧的石门，门上刻着十分精美的浮雕，在门楣上有三角形的撑板，雕刻为精美华丽。石刻浮雕有神像、花纹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在台阶上安置有狮首人身像。

　　非米阿纳卡（phimeanakas）是“空中宫殿”的意思，在安哥城中心稍偏北，原建筑于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可能重新增建。现存的建筑物是一座三阶层的高台，台高约十二米，基部深二十八米，宽三十五米。平台四周建有回廊，都有石级可登，由平台中央可直达中心的涂金塔。这种回廊和塔上涂金顶，都是新出现的风格，而且完全为石结构。

　　巴普昂庙（Baphuon），在非米阿纳卡南面约四百米处，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真腊风土记》中“有铜塔一座”，应指此塔。据学者研究，所谓铜塔，可能是一座木塔，高达五十米，外包以铜，但现在已损毁，仅遗留三层石砌台基及其中心的塔基，四周有回廊。台基底层深九十米，宽一二〇米，高约二四米。四周回廊壁上，刻有大量的浮雕，取材自《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故事，刻工精美细致，为柬埔寨艺术的新发展。

　　安哥寺，普通又称“安哥窟”或“小安哥”，是安哥地区最伟大最杰出的建筑物。它的位置在安哥城南面，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年）时建造。《真腊风土记》载：“在南门外一里许，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即指安哥寺而言。安哥寺是个巨大的构造，四周围绕着河沟，阔达一九〇米，四周全长五点六千米，合十一华里多。全部建筑物，都是以石块重叠而成。中央是一座三层式的高台，台基底部为一八七米乘二一五米，台上筑有五个尖塔，成四方形，中间一塔特高，耸立地面高约六五米。三层阶台上，每层四面都有石砌的回廊，回廊石壁上，刻满著名的浮雕，据说每道回廊长达二百余米。其中以最低一层的浮雕最为精美。第二层回廊四角，各建一小塔，第三层即为主塔。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上下层之间，都由加顶的回廊连系着。这是此时期建筑的创新。

　　安哥寺四面都有入口，各有一门，而主要入口正门则为西门。正门筑有宽敞的大石桥，跨越河沟，桥头的月台和桥基的台座，形成突出的大平台，两侧以石雕的九头那伽②为防护栏杆，更配置许多对立或背立的石狮。过了河沟桥，即为安哥寺址外围的两道石砌围桥。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可容数千人。东行沿着一条长达三四七米的大道，便达内围墙的入口。大道两侧各有一个藏书室及水池。内围墙深二七〇米，宽三四〇米。经由内围墙一个十字形平台的后边，有三道门直通寺塔。

安哥寺的构造宏伟壮丽，规模庞大，设计均匀，精致庄严，不论寺塔、屋顶、回廊，以及门窗、墙壁、殿柱、石阶，都雕刻精美，装饰细致，极尽艺工的才智，达到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水准。回廊上的浮雕，四边合计长达八百米，墙壁高二米许，窗扇门框之处，莫不满布优美的浮雕，都是代表柬埔寨浮雕中的杰作。由于回廊有屋顶遮盖，风雨不能侵入，所以石雕都保存完好。浮雕题材是以《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主，例如从西面正门进入，西回廊的浮雕是描写猴神助罗摩作战的场面。南回廊西组，是刻绘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领军出阵战争图；南廊东组，是幅地狱变相图，叙说善恶因果报应，以受苦形象占多，善报者少。东回廊两面，是刻绘海中怪物搅海图，及毗湿奴与恶魔战斗情形。北回廊是毗湿奴与天神交战图。也有表现当时国王和人民生活的题材。这些著名浮雕，都是属于浅浮雕的技法，但人物生动，形象逼真，画面十分繁复，上下叠置，左右交连，精美绝伦，为优秀浮雕的创作。

　　安哥城，亦称“大安哥”，是安哥王朝的都城，为十二世纪后半叶闍耶跋摩七世（公元1181－1219年）时所建。③城墙都用石块构成，城门也用巨石叠置，四周围全长达十二千米，城外环绕城壕，壕上有一道广阔的石桥，两侧各有石刻巨蛇一条，蛇皆九头高举，各由五十四石巨人挽持着，形成石桥的栏杆。④城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门高约二十米，各为两重，但东向开二门，其它都是一门。各门筑有三座石塔，每塔四面皆雕刻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含笑。城门两侧，各置一组三只巨象的高浮雕，象鼻向地拾采莲花。最后闍耶跋摩七世，在都城的中央建筑了重要的巴戎寺，以及其它几座石庙、石塔，又建筑了王宫，使安哥变成一个伟大壮观的都城。⑤

巴戎寺，意为“中山”，据说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全部建筑约由五十座石塔组成。寺门东向，中央为二阶层的台基，两层四周都有浮雕回廊。下层高出地面约一米，台基长一六〇米，宽一四〇米。上层高出下层台基二点四米，长八〇米，宽七〇米。台上四周罗列二十八座石塔，中央一座特大的主塔，塔顶高出平地约四十三米。如将两层台基上环绕的石塔计算在内，共达五十多座。每座石塔的四面，都刻有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低视微笑，注视四方。巴戎寺的石壁浮雕艺术，在台基作十字形的内回廊上，多数以神话故事为题材；但在外回廊上，有些题材是描写出国王事迹或人民生活，例如战争场面、市场情形、舞娘形像、狩猎图、斗鸡图等，而且都是高浮雕，人物特别显出圆浑，尤其是门神和音声天像，富于创造性，表现精神充沛。由此可以看出，从安哥寺到巴戎寺的艺术过程，风格更趋于写实，向技巧成熟的阶段发展。不过后者高浮雕装饰，有时过分繁褥，深凿显露，已不如前者浮雕构图壮阔，不刻意于显露，较有含蓄之美。又巴戎寺有些建筑物已经塌毁，不如安哥寺保存完整。

　　闍耶跋摩七世于1186年，在东池西南建塔普隆寺（Ta Prohm），纪念他的母亲。据说这座寺当年用了七万九千人工，用去金箔重达五吨，极为巍峨壮丽。寺中住有五千僧人，经费由3,140个乡村税收来维持。此寺已受森林侵毁很多，里面四周回廊幽暗，而廊壁上的浮雕，大部分取材于佛教。1191年又建普拉坎寺（Prah Khan），纪念他的父亲。此寺大部已经倾毁，四周围桥长共约三千米，外绕以约四〇米河沟，河水与当时北池相通。寺前之东门路旁排列一行巨石人。在安哥城北的北池中心一小岛上，又建那伽般寺（Neak Pean译为幡龙寺），周围环绕石刻那伽，中有一七〇米阔的蓄水池，四面又有四小池环绕，布局有如花形。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以牛首、马首、狮首、象首的石刻为装饰。

　　《真腊风土记》中，对于当时安哥王城各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概要的叙述，所说是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形容安哥的富盛，为柬埔寨最灿烂的文明时代。书中许多叙述的地方，大多可从现在安哥的遗迹对照出来，记载翔实。

安哥的建筑艺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出于吉蔑族的建筑家、艺术家、工作者，却具有承继印度建筑艺术的风格，而又能运用技巧纯熟的手法融合为自己独创的特色。柬埔寨的建筑艺术，肇始于公元第六、七世纪，最初以孤立的圣坛形式出现，受到印度芨多王朝时代艺术的影响。到了第十二世纪，经过五百年不断的发展，出现安哥的艺术，达到艺术的顶峰，姿态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而安哥寺与巴戎寺回廊的浮雕，主题虽渊源于印度文学及宗教，但吉蔑族人却加以改变，揉合本土素质于其中，表现极为真实、活泼、和谐、匀称、生动、精美，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

①　《真腊风土记》，最早法文译本出版于1819年，译者为Remusat。

②　那伽（Naga），译为“龙”或“蛇”。那伽被柬埔寨人视同圣蛇，崇拜龙。柬埔寨有名的建筑物，如寺院、宫殿等，都以那伽为栏杆。安哥寺中央主塔中，供奉的佛陀像，就是盘坐在那伽身上，九头（也有七头或五头等）蛇首昂起，形成一个屏障，成为护卫者。

③　以前的安哥城可能为木栅，1181年闍耶跋摩七世登位后，将安哥城全部改为石造。见《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一文，载《考古》，1972年第二期。本节取材亦多自此文。

④　石巨人分两边排列，每边各在五十四个，第一人较高大，为一多头神，分三层，每层头的四面各有脸孔。其余的石巨人，都为二点五米高。据说右为善神，左为恶魔。又在安哥城东北侧的普拉坎寺，东门口也有石人，但较小，每边约二十七年，且时间更早。

⑤　闍耶跋摩七世时，大乘佛教流行，盛信观世音菩萨。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安哥寺、巴戎寺等雕刻中，融合了湿婆神与毗湿奴神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些建筑物尖塔上的四面雕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教的神像，后经证明，是观世音菩萨像。一次在修整巴戎寺时，发掘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刻石像，另外在安哥其他地方发现的碑文，都证明了当时柬埔寨人信奉大乘佛教的情形。

空空.

第四章　　安哥以后的时期的佛教

（公元1432－1884年）

　　柬埔寨用佛历。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在南传佛教传入以后，也可能是受泰国佛教的影响。柬埔寨至安哥以后时期，可说是逐渐走向衰落和崩溃的时代。佛教也是同样情况，但缺乏详细记载。

　　公元1434年，庞哈耶特王为避泰人的侵略而迁都至百囊奔。①在新都东南的一个山丘上，营造宫殿，建筑一座钟形的佛塔。1471年，越南击溃占城，占城沦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从此越南一跃成为柬埔寨的强邻，势力渐渐伸进柬国境内。公元1516－1566年，恩仓王（Ang Chan）在位期间，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曾数次击败泰国军队的侵袭，收复在他以前丧失的土地。恩仓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建筑很多佛塔来庄严他的首都。②

　　公元1555年，葡萄牙基督教旦米尼克教派（Dominican）的传教师克鲁斯（Gaspar da Cruz），首先抵达柬埔寨当时的首都罗屋克（Lovek）传教，但遭到佛教团体的反对，不久离去。1583年或1584年，又有另一批葡萄牙传教师抵达柬埔寨，也遭遇同样的情形，不久离去。其中只有一人为柬王所喜爱，留下学习柬语，组织一小型基督教徒团体。③

　　柬埔寨也有少数伊斯兰教徒，这是约在四百年前，由马来族人传入，他们是自越南中部占（Cham）的地方移居柬埔寨之马来人后裔。④

　　公元1587年，泰国击败缅甸的侵略，遂趁战胜之势讨伐柬埔寨的背盟毁约，原因是柬埔寨乘泰国与缅甸作战之危，侵占泰国的巴真。这次泰国除收复巴真，并举军追赶至柬埔寨的新都罗屋克，然后才退兵。

　　公元1593年，泰国纳理逊王集合了十万大军，向柬埔寨进攻，宣布要惩罚柬埔寨在公元1586年背盟毁约。泰军分三路，很快就攻下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巴萨克等北部重镇，然后会师进击罗屋克，至次年七月攻破，都城为泰军摧毁殆尽，国王萨陀（Satha）带着子女，逃去老挝，客死异乡。从此柬埔寨处于泰国控制之下，遂步走向衰微。⑤

　　后来柬埔寨倚靠越南人的协助。才击退泰人。但为了酬谢越南，允许越南人定居在柬埔寨控制下的西贡。嗣后占人因受不了越南人的压迫，很多人拥到柬国境内，这不仅扰乱了柬国的安宁，也使柬国与越南的关系恶化起来。到了公元1691年以后，柬国两个王子为了争位，发生内战，遂给与越南和泰国介入的机会，柬国渐呈分裂，一个政权由泰人支持，都乌东（Udong）；一个政权由越南人扶助，都西贡。双方常互相讨伐，战乱延持多年。

　　到了公元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柬埔寨的领土，比起安哥王城废弃时代，已缩减了一半。公元1800年，越南兼并了整个南圻。大事移民。而西部的马德望、诗疏风、安哥等省，已被泰国占领。

　　公元1812年，泰国责柬埔寨久不入贡，曾遗师问罪，柬王那坤暹（Nakuam Shan）遂奔南圻。后来藉助越南军得以复位，而泰人占据着柬埔寨北部诸省。公元1833年，越南在柬国的驻军，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并将柬国的省分易以越南名称，及采用越南的政治组织。至1847年，泰、越、柬三国订立协约，由泰人所立之柬王统治柬埔寨，而越南军退出柬国，割让嘉定、朱笃二州以谢越南。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柬埔寨的罗诺敦（Norodom）在位，这时柬埔寨国家已经面临危亡之时。他既受制于泰国，而法国已侵占越南的大部分领土，逐步建立殖民统治，于是便利用越南作为侵略柬埔寨的根据地，向柬国讨取宗主权。公元1863年，法国驻越南的总督拉格兰地耶派出使者团向柬埔寨提出建议：“法王愿将柬埔寨作为保护国，派驻节官一名长驻境内；柬国王未获得法国同意前，不得擅自让其它国家建置领事；法国与柬国子民，均有权分别在柬埔寨与法帝国境内自由居住；法国愿意倾全力协助柬埔寨抵抗外侮，并负起维持境内的和平和秩序。”⑥当时柬埔寨因面临泰国的威胁，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罗诺敦王便与法国签署了“乌东条约”。至此柬埔寨国脱离了泰、越的压迫，也结束了与泰国之宗主国关系。但泰国仍保有柬国的马德望、暹粒、诗疏风及其它六个海岛。

①　“百囊奔”（Phnom Penh），意为“奔夫人山”。传说在五百年前，奔夫人在湄公河边淤泥中，发现五尊佛像的奇迹，便在近处山上建塔供奉，遂得名为“百囊奔”。

②　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128页。

③　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第233－234页。

④　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一文，载《海潮音》第40卷４月号。

⑤　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3页。

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92-93页。

⑥　崔贵强：《东南亚史》，第254页。



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

（公元1884－1988年）

　　柬埔寨处于法人不断的压力下。公元1884年６月17日。法人又强迫罗诺敦签订了一个新条约。约中规定柬国王必须承认法国提出的一切有关行政、司法、财政及商业的改革；税务、海关及公共工程部门，须由法人主管；法国每年津贴柬王三十万法郎；柬埔寨在未取得法国同意前，不得向外借款。这样，柬埔寨的文官被置于法国驻节官控制之下，而且重要官员都为法人，甚至全国教育、军警组织，都受法人的管制，所以名义上虽为“保护国”，实际上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邦。

　　1907年，法国向泰国索回了马德望、暹粒、诗疏同及柬埔寨东北的地区。

　　法国占领柬埔寨，前后共达九十年。在积极方面来讲，在法国“保护国”名义下，柬埔寨至少还保持了一完整的国体，避免被泰国逐渐吞没，而且向泰国讨回了东北部失土。1897年，法国宣布废止奴隶制度，因当时柬埔寨的奴隶，约占人口三分之一，大部分因债务而沦为奴隶。①此外法人强调立法公平、建立医院、铺设公路、兴造铁道、建设城市，发掘柬埔寨的光荣历史并做了大量整理工作，法人还极力提高国王地位，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象征。②

　　在消极性方面来讲，法国对柬埔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与奴役，掠夺大量的田产，并通过各种苛捐杂税、物资侵占、贸易垄断、银行借贷、货币发行等，进行剥削。限制柬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尤其是教育的忽视，全国没有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不发达，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法人还强迫柬埔寨学校教学法语，派法人充当教员；政府官方文件规定须用法文，推行愚民政策使柬人与法人同化。

　　柬人在法国殖民统治压迫下，曾不断地激烈的反抗，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法运动，其中亦有多次由佛教徒领导，但都被镇压下去。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柬埔寨一位高僧阿查汗鸠，因宣传爱国思想，而被法国当局逮捕放逐。这件事引起柬人的抗议，在百囊奔集合数千群众和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阿查汗鸠。③

　　虽然每次反法运动都被残酷地镇压下来，但无疑也加深了柬人的警觉，使他们更加痛恨法国的殖民政策，以无比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1940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各国。至次年七月，日军已经完全从法人手中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日本与法国签订协约，同意日本使用印支的港口、城市及机场。在经济方面，又给予日本印支的工商业和关税优惠待遇。不久日本又胁迫法国将柬国的马德望、暹粒两省，以及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土地割让给泰国。日本还对柬国进行物资掠夺，主要为大米、橡胶、胡椒等。日本并强迫柬人负担日本军费，使柬人受到极大的痛苦。

　　1945年３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法国交出整个印支的统治权。但是不久，日本在同年八月就战败向盟国投降。日本战败后，法国又重新占领印支三邦。为了掩饰殖民政策，1946年１月，废除柬埔寨“保护国”的地位。同年11月，又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但当时法人在柬埔寨，实际上仍拥有行政、财政、经济和军事等很多权力。

　　由于柬埔寨人热望争取独立，不断地反抗法国箝制，法人就逐渐地交出一些权力。直至1954年７月，日内瓦会议协议，与会各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作任何干涉，法国愿在协议规定期限内，撤退其驻柬埔寨的军队。从此，法人结束了柬埔寨前后九十年的殖民统治。

　　至于柬埔寨近代的佛教，先是因为国家受法人的统治，自然不会注意佛教的提倡，但佛教文化是柬埔寨传统的信仰，深入普及民间，佛教仍在全国各地流行。在旧式的教育制度下，寺院就是学校，僧人担任教师。同时，佛寺也是广大人民宗教活动的中心，对三宝有崇高的敬仰。就是后来在新教育制度下，也有很多学校由佛寺主办，僧人兼任教师。公无1914年，在首都百囊奔创立了“高级巴利文学校”，给予青年出家人四年教育，并传授现代一般知识。后来这所学校改制为学院。1933年成立初级巴利语学校，三年制课程。这种学校现已发展为四百所，分布全国，每年约有二千学生毕业。④

　　1925年，在政府支持下于首都百囊奔成立一所王家图书馆，提供宗教指导的计划；1930年，创立一佛教研究院（Buddhism Institrute）。数年后，又由政府指定成立一个“三藏委员会”，包括许多位高僧和著名学者，编印巴利圣典及翻译成柬埔寨文。两种语文如果编印出版，共约110册，1955年，已经出版55册。除此，还编印其它多种柬文佛教典籍，约有187册。⑤

　　1957年佛涅槃2500年纪念，柬埔寨全国举行热列庆祝，掀起热潮。

　　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Buddhism University，柬名Preah Sihanur Raja）落成，是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僧人考入学习三年，可获一般文凭；再四年经考试及格者，可获得学士学位；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后，可获得博士学位。1960年招收四十名学士僧，并逐年增加。1965年一般学僧一百名，学士僧二十一名；1970年分别增为一二九名和四七名；1972年达到一五〇人和五四人。学习主要课程为佛学理论、语言知识、西方科学知识，并配合日常禅修活动，培养行解并重的优秀佛教人才。⑥

　　柬埔寨的佛教僧团，分为二个宗派：一、大宗派（Mahanikaya）；二、法宗派（Dhammayuttika－nikaya）。依1957年统计，全国有2,800所寺院，82,000多比丘和沙弥。传统的大宗派，寺院占94％,僧人占90％。这派是公元十四世纪初期自泰国传入。法宗派原是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蒙骨王（公元1851－1868年）在未即位前所创立，实行佛教改革，提倡严持戒律。后来这派也传入柬埔寨，此派僧人和寺院虽属少数，但多为贵族出家，并获得王家的支持。⑦

　　1968年，编纂翻译近四十年的柬埔寨文佛教三藏，终于全部完成出齐，共112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43卷。1969年４月１日，国家与佛教为此举行隆重庆祝。1970年，柬国统计有僧侣65,034人，其中大宗派62,678人，法宗派2,385人；寺院3,369所，其中大宗3,220所，法宗派139所。⑧

　　柬埔寨全国人口85％信仰佛教，因此，在柬埔寨宪法上，人民有“信教自由”，并且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宗教维护者的象征，也是佛教最有力的拥护者。⑨全国青年男子大多数都要至少一次出家，接受佛教优良的训练，经过一段时期，然后还俗；就是国王也常暂时放弃王位，过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

　　此外，柬埔寨有两个较大的佛教社团组织：一是“世界佛教友谊会——柬埔寨中心”（W.F.B.Cambodia Center），负责与世界各佛教国家有关国际性佛教活动之联系。1961年，第六次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柬埔寨首都百囊奔召开（11月14日至22日），有二十五国派代表参加，共107人，另旁听者300余人。一是“居士巴利学会”，负责佛教宣传工作，协助在家佛教徒学习巴利语，以及其它国家语文的研究。⑩

　　1970年３月，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名为高棉共和国。新政府继续奉行佛教为国教政策。但佛教僧侣对新政府明显的有两种看法，即大多数佛教徒，主要是住在乡村的僧人，仍明确的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此遭到压制；住在城市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知识僧侣，对新政府表示欣赏。朗诺政府为了安抚佛教界，宣称尊重佛教在民族传统的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军队也公开表态支持佛教在宪法中立为国教。1971年１月，朗诺晋封两派僧长为僧王，给与特殊礼遇；另一方面对僧伽施加压力，强调僧人必须服从国家政府的领导。⑾

　　1975年４月17日，柬埔寨人民解放军解放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忽视佛教在人民生活中重要性，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据西方学者统计，1975年柬国原有僧侣约65,000人，至1979年所剩无几，佛寺受到严重的破坏。不久，越南军队入侵柬国，扶植韩桑林政权，政府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严格限制佛教活动，紧密控制在国家管理之下。这时国内估计约有僧侣七千人，交还或修复的佛寺二千余所，也有些宗教活动举行。越南的僧人也开始进入柬国，积极活动，试图将佛教实现“越南化”。因此很多僧人及佛教徒投奔到解放区或逃亡外国。后来民柬人民武装力量节节胜利，洪森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对宗教政策作了一些调整，1985年允许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家，规定必须效忠政府，而青年人一律不得出家，这是违背佛教传统精神的。1988年宗教政策又作了一些修正，国家电台开始播放一些佛教的的节目。同年四月三十日，国会召开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第六节规定：“佛教是国教。宗教活动要遵守国家宪法，禁止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团体和人民利益之活动。”柬国终于回归传统，重新确认佛教的作用和地位。⑿

　　至于中柬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1956年９月柬国僧人参加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盛大欢迎。次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赴柬国参加佛涅槃2500年纪念盛典，并进行两周的访问，参观安哥胜迹，受到热忱的接待。1961年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率领的代表团前往金边参加，受到高格的接待。同年，柬国政府将新编出版柬埔寨文藏经一部五五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一批汉文和英译佛经给西哈努克佛教大学。⒀1970年自朗诺政府建立后，不断发生战争，两国佛教交流就减少了。

　　柬埔寨与越南两国因历史遗留的关系，在越南的南部有高棉族人，仍保留上座部佛教信仰，信徒约有八十万（亦有说150万）人，寺院四百座，僧侣约一万人。此上座部佛教早期由柬埔寨传入，与柬国佛教关系密切。⒁又因柬国近二、三十年战争不断，有部分僧人逃至泰国及西方国家流亡，也有留学国外读书建寺弘法的，但因背后缺少支援，影响力不大。

总之，柬埔寨自获得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都在力求改革和发展，佛教也逐渐复兴起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近几年内，由于外力的干预，内战不断，进步已经停滞了。不少佛教文化古迹，也遭到无法避免的破坏。

①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

②　崔贵强著：《东南亚史》，第255－256页。

③　邵敏之编著：《柬埔寨风物》，第35页。

④　1.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430页。

2.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

⑤　同上。

⑥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4－155页。

⑦　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87页。

2.R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第66页说，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与老挝。

⑧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页。

⑨　《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252页。

⑩　《佛教大年鉴》（1969年版），第267页。

⑾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156页。

⑿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8-159页。

⒀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4页。

⒁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5,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