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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7 13: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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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荷兰时期（公元1658～1796）
荷兰人也早知道斯里兰卡香料生意的获利，常存野心占有，但苦为葡萄牙势力先得，时刻计划要驱逐葡萄牙人出斯里兰卡，以自己的势力代替。公元1602年，荷兰曾派使至斯里兰卡坎底与国王毗摩罗达摩须利安一世（Vimala－dharmasuriya I）通好。因为当时势力不足，没有什么行动。再后，荷兰人在巴达维亚（Bataiva今印尼雅加达）建立基地，控制了印度境内一些海岛经商权，又取得马六甲（Malacca），力量大增，就向印度洋伸展，攻击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葡萄牙人。
毗摩罗达摩须利安一世在位（公元1592～1604）期间，曾自缅甸阿拉干的罗迦伽（Rakkanga）迎请高僧至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①
公元1638年，荷兰海军由威西特乌尔得将军（Admiral Wester－world）率领，攻打斯里兰卡的标特卡罗亚市，并且与坎底国王王狮子二世（Rajasinha Ⅱ，公元1635～1687）取得协议，共同驱逐葡萄牙人出斯里兰卡。这正合当时斯国国王的心意，所以愿支付一切战争费用，及允许荷兰人在斯国经营香料。结果在1658年，葡萄牙人最后被赶出斯里兰卡。
荷兰人扩张商业至斯里兰卡各地，并借口制造纠纷，立刻宣布要与坎底战争。两方议和，荷兰轻易获得在斯国各地经商的特权，包括中部坎底在内。这时斯里兰卡形成两个政府，一是荷兰人控制全岛沿海岸各地，一是斯里兰卡国王统治中部坎底。而坎底比葡人时期更受制于荷兰人。②
荷兰统治斯国时期，佛教在坎底还是为国王及人民所信仰，并有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等。多数国王护持发扬佛教，改革佛教内部，如从缅甸和泰国引进戒法系统等。而婆罗门教也同样受到国王支持，婆罗门教神庙也列为礼敬的胜地。
由于斯国佛教常常遭到灾难，屡兴屡衰。这时又正逢最衰微时期，僧人稀少，力量分散，没有推行教务及统理的机构，僧人堕落不学无术。人民对佛教信仰失去依靠，不再热心护持。外国上座部佛教国家，也不再对斯国佛教敬重了。
至毗摩罗达摩须利安二世（Vimaladharma－suriya Ⅱ，公元1687～1707年），他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君王，对佛教热心，依照父王的遗嘱与荷兰人保持友好。当他登位后，看到佛教的衰微情形，连寻求五位比丘成立一个僧团都不足。于是就派遣使者，并带了国书去缅甸孟族人（Mons）的地区，礼请比丘至斯里兰卡。一个孟族僧团三十三人，由桑多那（antana）上座领导到了斯里兰卡，国王热忱护法，在近坎底的大吠利恒河（Maha－veliganga R.）一个岛上结成戒坛，传授比丘戒，初次有一百多人受戒。国王又在坎底建佛牙寺。③
可是不幸，正当佛教复兴时，热心护法的国王就去世了，其子那奈陀信哈（Viraparakrama－narenadrasingha）继位，他无心注意佛教，人民要求也不理，而当时佛教基础也不稳固，又走上衰微之运。更坏的是有人混进佛教中伪装出家，使戒律堕落毁坏，人民失去支持佛教的信心。最后僧团断绝，就是有人要发心出家，也无法受比丘戒。
斯里兰卡佛教濒临衰亡之时，能获重兴，要归功于一位萨罗难迦罗（Saranankara）高僧和几位国王的护持，以及外国僧团应邀至斯里兰卡弘扬戒法的结果。据斯里兰卡和泰国佛教史记载，泰僧到斯里兰卡传授戒法时，当时斯国已没有一位比丘，萨罗难迦罗是仅存的一位大沙弥，无法进受比丘戒。
萨罗难迦罗大沙弥，见到自己国家的佛教将灭亡，非常痛心。唯一可以挽救的方法，只有派佛教使团去外国，礼请外国僧团至斯里兰卡传授戒法。于是萨罗难迦罗向国王建议，要求派遣佛教使团至泰国，礼请比丘至斯国弘扬戒法。那奈陀信哈时期（公元1707～1739），第一次派使至泰国，但这次派使对佛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使团的人员并不热心注意佛教，只向国王呈报泰国佛教的情形而已，而那奈陀信哈王根本也不关心佛教。④
至室利毗舍耶王狮子即位（Sri Vijaya Raja－singha，公元1739～1747），却非常热心佛教，他因有感佛的衰亡，极力爱护佛教徒并修理破旧的佛寺。他驱逐罗马天主教徒出坎底。毁去契鲁（Chilow）和普塔林（Putalam）两地的天主教堂。⑤
萨罗难迦罗大沙弥向室利毗舍耶王狮子王建议，再派佛教使团至泰国，礼请泰僧至斯里兰卡传授戒法，国王立即同意给予支持。第二次派出的佛教使团，有“戒行沙弥团”（Saman－eranikayasalavatta）的沙弥约五位（为萨罗难迦罗弟子），使臣两位，公元1741年出发。真是不幸，船行近缅甸的庇古（Pegu或译白古）境时，遭到风浪，船毁沉没，只有四人爬上小艇得以上岸，其余的人和所有物品都沉入海中。幸得生还的四人，在庇古又遭到恶人洗劫，他们回到斯国后，将详情呈报给国王。
公元1747年，室利毗舍耶王狮子王再派佛教使团到泰国，有沙弥五位，使臣三人，这次很平安的抵达泰国首教大城（Ayudhya）。谒见泰王陈说事由，泰王也准备派僧团去斯国。但当时得到消息，斯里兰卡王已驾崩，命令赴斯国的僧团暂且等待，先探听斯国方面的消息。所以斯国使节就先返国，在途中又遇难，只有一人生还。
斯国新王名吉祥称王狮子（Kirta S(/)ri RajaSinha，公元1747～1782），他是斯国历史上有名的佛教护法者。他自幼即注意民众道德，恭敬承侍萨罗难迦罗大沙弥。以前的国王三次遣使至泰，都没有成功，他心中非常的担忧。他依萨罗难迦罗的请求，再派使至泰国，这次有四位政治官员，平安地抵达泰国大城。
此时是泰国大城王朝波隆科斯（Boron Kos）在位，礼遇接待斯国来使，欢喜给予斯国佛教一切协助，命令组织一个僧团，由优波离（Upali）上座领导，去斯国传授泰国式戒法。斯国使者和泰国僧团下船出发之日，得到盛大光荣的欢送，并且在泰境河流航行期间，派人护送及供养一切。但至吞武里（Dhonburi）时，斯国使者死了一人。自泰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始，继续航行六日，船漏下沉，得地方人民相助，将所带之物抛弃下海，然后行至最近之处避难。途中比丘们念诵《保护经》不断。船行十日后，才看到海岸，那是泰南六坤（Nakhon Si Thamarat），此时船正下沉，众人幸都脱险登岸，住在一佛寺中，请求地方首长派人送信至大城。泰王知悉，非常惊讶，命令将船修复，回至大城。
这时有人呈献意见，去斯国的僧团最好先由陆路行到缅甸的丹老（Mergui），然后再备船往斯国。可是又有很多困难不能解决，泰王不同意，至此心生悔意，不愿再派僧团，而斯国使者再三恳求，才允许再派。
却巧这时有一艘荷兰商船到达大城，使团向船长要求带他们前往斯里兰卡。船长知道他们遭遇许多困难而不能达到目的后，愿意随船带他们前往斯国。使团随荷兰商船十二月底出发，经湄南河出海航行，先至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港口，得到当地荷人的欢迎。然后转驳大船再航，抵达斯国的亭可马里港，行程共五十一日。荷兰船大，航行平稳，又受到船上荷人的照顾，所以一路平安，这是公元1753年的事。
斯里兰卡吉祥称王狮子得到消息，欢喜踊跃，立刻命派大臣前往亭可马里港，迎接泰国僧团至坎底。他们受到斯国国王和广大民众的欢迎。在瞿陀波罗村（Godaploa），马山寺（Assagirivihara）和花园寺（Mallavatta，即Puppharama）的斯国僧人与之相见，萨罗难迦罗大沙弥也在内，泰僧受安排住在花园寺。
泰国僧团领导人优婆离上座，首先即准备传戒之事。公元1753年，斯国阴历八月十五日，为五十五岁著名的萨罗难迦罗大沙弥传授比丘戒，同日又有五位斯国沙弥受比丘戒，一切依泰国僧团仪式。因斯国比丘僧团的重兴，是泰国僧团所传，后来就称为“暹罗宗”（Syama vamsa，英文Siam School）。
随后一个月内，又有数百人出家受比丘戒，以高僧萨罗难迦罗领导下，斯国灭亡的佛教，很快地又再复兴起来，一跃再成为斯国的国教。佛教教育也受到提倡，人民都转来热心拥护佛教，各地佛寺佛塔，得到重新修复。
吉祥称王狮子王为了巩固斯里兰卡的佛教，召集僧人在花园寺会议，要敕封劳苦功高的萨罗难迦罗为僧王（Sangharaja），结果僧伽会议通过。萨罗难迦罗比丘受封为僧王，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中仅有的一位，因为在此前后，斯里兰卡佛教只有僧伽领袖，没有僧王设置。这在当时可能是受到泰国僧王制度的影响。⑥
萨罗难迦罗生在公元1699年，通巴奈县（Tumpane）瓦利维达村（Valivita）人。先人曾做过国家大臣，他自幼即信仰佛教，心地善良，想要出家为沙弥。但当时佛教衰微，父母不许。十六岁时，父母同意，依一位有德学的须利耶拘陀（Suriyakoda）法师（此法师从缅甸孟族僧得戒）出家为沙弥。出家后不久，即感觉僧人的戒律堕落，立志刻苦勤学。可是当时斯国出家人，已无人能教授巴利文及初步文法，只找到一位罗拉哈密（Levuke Rolahami）居士，懂得巴利文，但那时罗拉哈密正被关在监狱里，每天只准许出来礼佛一次。萨罗难迦罗只好等他出来时，请他教一点巴利文。后来他已能了解《大念处经》（Mahasatipatthana－suttanta），要再寻找其他的老师教已不可得，只有靠自修。不多年他已能精通巴利文、梵文和僧伽罗文，然后再教导他的学生，不久就有很多弟子。
他发扬佛教的志愿实现了。他先与三个弟子，到七个重要城市游化说法。在里提寺（Ridi Vihara）成立弘法事务中心，然后依计划至各处向人民布教，并且自己成立新僧团，称为“戒行团”（Silavatta），全为沙弥，遵行沙弥十戒，不接受施主拿食物到寺里供养，食物都从托钵而来。他们弘法的结果，使很多的人民来归信佛教。
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继续不断地到各处向人民说法。拥护的信众一天天多起来，可是却引起原有旧派僧人的不满，而诉至法庭，结果沙弥“戒行团”败诉，被判用衣缠在头上对旧派僧人礼敬。虽然如此，但他们弘法的工作仍不间断。
一天，印度有一“有想论”（San(～～)nasa）婆罗门外道抵斯里兰卡阿耨罗陀城。那奈陀信哈王知道后，便召他进宫会谈，但他对佛教所知极其有限。国王为了建立斯国佛教的声誉，就礼请马山寺和花国寺的僧团，推选人去与婆罗门外道说法，但没有一人能出来担任，国王觉得很耻辱。这时有一位宫臣知道此事，呈奏国王去礼请萨罗难迦罗大沙弥出来担任此事。
到了约见时间，萨罗难迦罗即进宫登上法座，先念诵巴利文经偈一首，然后用僧伽罗语解释，接着再用梵文对婆罗门宣说。这使得当时听众非常惊奇，赞叹不已。后来国王把别的僧人职位都撤掉，封萨罗难迦罗为佛教新领袖。从此以后，有知识的弟子及信众日渐增多。
但是当时斯里兰卡佛教已断绝比丘戒传承，为使佛法久住，僧种不绝，萨罗难迦罗想方设法挽救，他认为须从外国佛教引进戒法系统，所以才有三次派遣佛教使团至泰国，礼请泰国僧团至斯国传戒的事宜。
公元1764年，萨罗难迦罗僧腊十二年，才为斯里兰卡人传授比丘戒和沙弥戒，为得戒阿阇梨。他在1778年圆寂，世寿八十一岁。⑦
再说泰国派至斯里兰卡的僧团，依原订计划，即三年调换一次，直到满十年，到斯国比丘可合法传戒时为止。泰国第一次派出的僧团，驻锡三年，斯里兰卡人得比丘戒七百位，沙弥戒三千人。这次泰国僧团有比丘十八位，沙弥八位。可是三年后回到泰国的，只有比丘七位，沙弥五位，其余的都圆寂在斯国。因为水土及食物不适，优波离上座也圆寂在斯里兰卡。
公元1755年，泰国第一次派的僧人回国后，随即又派一僧团去斯国代替，共有比丘二十二位，沙弥二十位，由大净阿阇梨（Mahavisuddhacariya）和圣智（Varan(～)ana－muni）两位上座领导，另有使臣医生等六人，仍乘荷兰商船。这次荷兰船经过很多商港，航行八天，到马六甲，然后又经过几处，再行七天，船在海中触礁搁浅，又逢雷雨天暗，三只救生舢船，只有请两位上座和使臣先下，而近岸边时，风浪又将三只舢船击毁，幸已抵达浅难，涉水上陆，但已无工具再往大船搁浅处救起别人。大船上的人饥饿地等了三天，感到无望，就取木为筏，希望能随风逐浪飘至岸边。后知有四位比丘和两位沙弥死在海中，其余先后飘至斯国海岸，大家得以重逢。
当地斯国人知道这个不幸的事件后，立刻对他们加以慰问，供给所需物品，并派人至坎底报讯。斯里兰卡王吉祥称王狮子知道情形后，非常悲痛，命令先在当地建造临时住所，安排泰僧驻锡，供养一切；又命令开筑道路，然后迎接他们至坎底。
第二次泰国僧团住斯里兰卡四年。据历史记载，大净阿阇梨精于禅观，在斯国传授很多弟子，受戒比丘三百位，沙弥更多。僧团在1758年返回泰国。⑧
斯里兰卡有了僧团，佛教复兴了。在高僧萨罗难迦罗及国王热心护持领导下，比丘沙弥们研究教理，严守戒律，依法建立良好的僧伽制度，斯国上座部佛教的命脉得以传承下来。
至于荷人在东方传教，是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事务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是管理殖民地和商业事务，但他们认为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更能达到政治目的，而且容易收服殖民地人心。他们吸引斯国的佛教徒、婆罗门教徒以及罗马天主教徒，改信他们的新教长老会教派（Presby terian）。因为当时这三种教徒和广大的民众，都是拥护斯里兰卡坎底国王的。如果这三种教徒被吸收改信新教，就可破坏他们与坎底国王的关系，在殖民政治上会减少很多麻烦，经济上获益更大。⑨
荷兰是信仰新教的，称为“荷兰改革信仰派”（Dutch Reformed Faith）。此派牧师抵达斯国传教，尽量吸引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天主教徒来改信他们的新教，他们印刷英文和斯国当地各种语文的书刊分送，内容是有关新教教义问答及信仰新教的好处，收效很大，吸引很多斯国人去信他们的新教。不过他们信仰新教不是出于虔诚，只徒具形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与原先一样。当时荷兰政府和牧师们吸引斯国人改信新教所用的方法，就是在斯国各城市和乡村建立学校，特别是在海边统治地区，让斯国儿童入学及接受信仰基督教。⑩
学校中除了一般课程，规定要读基督教新旧约等宗教科目。儿童不得无故缺课，不然家长要受处罚。每所学校有教师二至五人，其中一人是教宗教科目，直接提出问题给学生回答，如学生答不出来，教师便加以解说，宣传信仰基督教的好处。担任宗教科目的教师，更赋有特别权力，可为学生登记及签发各种文件等。儿童满十五岁才可离校。离校后，规定两个星期中，最少有一次到学校或教堂学习基督教特别课程。未满十五岁，须学基督教义三年才可离校。所读课程，分基督教基本教义、朗诵、书写、问答、祈祷词等。学校主持人士多为地方政府公务员。主持教育的高层，有牧师及其他二至三人受荷兰国王委任为教育行政人员；另有督学二人，经常至各地学校考察教务，检阅学生名册，查问学生。如发现学生对基督教表现成绩良好，即举行基督教洗礼和赐给教名。
这种学校不单吸收了很多人信仰基督教，而且发展速度极快。公元1788年，可伦坡一地，就有五十五所，另外还有欧洲人与斯国人共读的学校。荷人还设立高等学校，训练斯国人学习政治和教育行政。荷人控制斯国人最有效的方法是，凡是信仰基督教的人，才委以政府公务员职位。斯国人为了自身利益，自愿为基督教徒的人增多。荷人更订出法律，除了基督教以外，禁上人民对其他宗教的崇拜和举行仪式，所以信仰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的人。他们的权利完全被剥削。荷人更利用宗教的力量，规定斯国人出生、结婚，必须举行基督教仪式而成为基督教徒，如此才可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⑾
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土地往往被没收，而移转为基督教的财产。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也被迫害，而基督教会则到处林立。荷人这种政策，目的就是消灭佛教，将斯国变成一个完全基督教的殖民地。
不过荷兰人也带给斯里兰卡经济的改进和社会的发展。坎底境内多高山，一年虽种稻两次，但粮食仍不够自给，加以斯国人不甚勤劳。荷人就教导斯国人种植树胶、椰子、茶树、胡椒、咖啡、豆蔻等植物。坎底的商业和交通原是不发达的。当时斯国人多数以物易物，交通多为步行，荷人帮助他们建造纺织、制酒、榨油等工厂，在城市和乡村开建很多道路，以便利人们往来与货物运输。
在社会方面，斯里兰卡人种族阶级分得很严，各种族之间不相婚嫁，职业也由本族承袭。男女婚姻法不受限制，一般习惯是一次，结婚也多数由男女自愿。如夫妻分离有儿女的，女与母住，子与父住。一般妇女，多数管理家务之事。自荷人统治斯里兰卡后，改用“罗马荷兰法律”（Roman Dutch Laws）。这种法律后来仍为斯国人所沿用，它对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人心影响很大，使斯国人民舍弃很多旧有法律的风俗习惯，遵行容易的新法，如废除种族阶级，婚姻法规定为一夫一妻。特别是普遍建立学校，使斯国儿童都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一般人都能读能写，大量减少过去文盲的数量。而过去一般儿童，都是依靠佛寺僧人的教育。
建筑方面，房舍增高，窗扇宽大，荷兰人的这种建筑形式，沿用至今。布置装饰，也受到荷兰的影响。枪炮武器的使用，堡垒的构建，也由荷人引进。荷兰多年统治的结果，使僧伽罗语中，也有不少荷文转来的词语。
荷兰人统治斯里兰卡共137年，因为提倡推行基督教，所以没有一天忘记对其他各宗教的排挤和迫害，这包括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这种对其他宗教的长期迫害，直到1796年，荷兰统治势力退出斯国后才结束。
① 山本达郎编：《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80页。
② 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192－194页。
③ 《锡兰佛教史》，第196－197页。
④ 《锡兰佛教史》，第197－198页。
⑤ 同上，第198－199页。
⑥ 1.D.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201－214页。
2.《锡兰的罗宗派》（泰文）。
⑦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215－228页。2.《锡兰的暹罗宗派》（泰文）。
⑧ 《锡兰佛教史》，第229－235页。
⑨ 《锡兰佛教史》，第240页。
⑩ 《锡兰佛教史》，第241页。
⑾ 《锡兰佛教史》。第242－244页。
第三节 英国时期（公元1796～1948）①
公元1795年，欧洲的法国，宣布与英国及荷兰战争，荷兰被法军攻破，国王逃去英国。这时有荷兰人在东方的殖民地巴达维亚（雅加达）宣布成立荷兰共和国，与法国通好。荷兰国王恐怕会丧失斯里兰卡殖民地，于是寄敕令由英军带至斯国的荷兰殖民政府，准许英军管治斯国，不让法人进入。但是斯国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愿意听从巴达维亚荷兰共和国的指示，不接受流亡国王的命令，拒绝英国管治斯国。英人见协议不成，1795年用兵占领亭可马里港，仅遇到很小的抵抗，查夫纳和可伦坡也是一样。1796年签订条约，斯国人愿意将荷兰统治的殖民领土交由英国管治。
英国从荷兰夺得统治权后，觉得还不满足，常常向斯国中部坎底用兵。英国初统治斯国各海边地区时，隶属英人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管辖，但到1802年斯国完全沦为殖民地，就直接收为英王统治了。坎底被英人攻破，是国王与大臣们不能团结抵抗外敌所致。
起初有一大臣阿哈力波拉（Ahalepola）领导一班官员，对国王毗迦罗摩王狮子（Sri Vickrama Raja Singha，公元1798～1815）叛变，请求英人协助。但英人未答允，就被国王打败，逃至英人统治区域。国王无法，一怒命令杀死叛变官员所有的亲属，连出家的亲属也包括在内，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大为不满。
英人见坎底大臣们对国王不满，而且在形势上可占领坎底，就宣布与毗迦罗摩王狮子战争，因得坎底一些大臣们相助，结果很轻易的攻下坎底。国王被捉受到放逐，斯里兰卡人的坎底王朝至此灭亡。公元1815年英人与叛变国王的大臣们立约，承认坎底交英国统治。但英人不允许再立那耶卡族人（Nayakar）继续为坎底国王。同时英人接收管理佛教，公布佛教仪式，佛教圣地，统计佛教比丘。英人对过去坎底的大臣，仍让管理以前坎底各重要的城市。但后来这些大臣，以及人民和佛教比丘，对英人的统治觉得不满，因为英人逐步削减了他们过所有的权利，就联合起来叛变，而被英人敉平。英人为了防止斯国人再叛变，便再削减这些旧臣的各种权力，归属各部文官英人,还在各重要城市驻守英军，建造炮台，修筑公路，如有斯国人叛变时，可以随时便于运兵防止，非常生效。
自荷兰势力退出斯里兰卡后，佛教徒及其他宗教徒曾被迫信仰基督教的，又都回转来信仰自已原有的宗教。英人初未注意帮助斯国人建立学校，但随后发现这种情形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仍希望斯国人继续信仰基督教，所以才建筑更多的学校，以学校教育的方法，来间接废除佛教等。英人初统治时，坎底的佛教，每年有一次沙弥进受比丘戒仪式，这时斯国英殖民地总督下令不许再举行。藉说坎底与英人不友好，就是人民往佛寺聆听僧人说法，也受到限制。至英人完全直接统治坎底后，才改用表面上较为温和的政策，协助佛教，总督代替过去坎底国王的权力，可封僧人爵位。委任佛教财产管理人。坎底的圣物佛牙，也受到当地英人的保护。佛教徒可自由举行教仪式，有知识的僧人，也可到任何地区宣扬佛教，教育人民学习僧伽罗语文和巴利文。
当时直接与佛教等为敌的，是基督教的牧师和传教士。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涌入斯里兰卡。公元1812年，有“洗礼教会”（Baptist Missionary）传入，1814年“西方教会”（Western Missionary）传入，1816年传入“美洲教会”（American Missionary），1918年传入“英国教会”（Anglican Missionary），等等。这些教会传入斯国后，帮助英殖民地政府建立学校，不几年间，就有很多政府的教会学校。依据1827年统计，全岛公私立基督教会学校多达426所。本来那时斯国佛寺里的学校，有一千所以上，但因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无法发展。而且后来佛教徒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读政府教会学校的，比读佛教学校的有很多特别优待，尤其是不收学费，毕业出来政府给予种种便利，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佛教徒被迫也只得送子弟去政府教会学校读书。依1868年统计，斯国学童读教会学校的，达百分之六十五，读佛教学校减剩到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当教会学校学生占了多数，于是殖民地政府订立法律，全国各学校每天第一小时必须上基督教课程。另外设法切断佛教比丘们对人民教授佛法，到了佛日，不准佛教徒进佛寺听经闻法、修行、斋戒，使佛教徒活动非常不便，令斯国人感到非常不满。
基督教徒利用种种方法达到传教的目的。他们给病人以廉价药品，建盲哑学校等，争取人心改信基督教。这虽是社会福利事业，但佛教徒想做，不会得到政府协助。英殖民地总督代替过去坎底国王的权力，立约上规定“保护佛教”，并尊重佛教仪式，但仅徒具条文，总督不履行参加佛教重要的庆典，轻视比丘，佛教在这样情形下更为衰微。
佛教受到压迫，眼见日日衰微，有志的佛教徒就起来卫护。公元1860～1870年，有一群比丘开始用间接的方法抵抗，设立印务所，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向人民说明佛教受到迫害的情形，又建立学校，协助佛教徒子弟佛教学校读书，鼓励佛教徒热爱保卫自己的圣教。其中有一位勇敢杰出的比丘羯那难陀（Mahotti Vatte Gunananda），举行佛教与基督教公开辩论，说明两教教义的差别和优劣，让一般人民了解来抉择信仰。这种公开辩论，自公元1865年至1873年，隆重地举行了五次。最后一次，在巴那都罗（Panadura）辩论两教的善恶。羯那难陀雄辩的言词，彻底击败了基督教徒。辩论完，羯那难陀将辩论讲词，印成英文，寄到欧美各地宣传。这次辩论大大振奋了斯国人的信心。
辩论的英文稿寄到美国后，有一位陆军上校奥尔高特（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1832～1907）和他的俄籍妻子波拉瓦斯基（H.P.Blavatsky）读到，非常感动，深切同情斯里兰卡的佛教。他们两人原是研究哲学的，早对东方佛教注意和热心。当读到这份辩论，就在1880年决心至斯国研究佛教，帮助佛教徒宣扬佛法。当他们两人抵达斯国南部的加耳（Galle）往可伦坡时，发现斯国佛教不被重视，人民竟因羞耻而不敢表示自己是佛教徒。
斯里兰卡佛教的衰微，使他们觉得很惊讶。为了振兴佛教与基督教相抗衡，急需要一个佛教机构，1880年他们在可伦坡成立“佛教灵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宗旨是发扬世界人类各宗教和平友好，及保卫宗教不受压迫。学会先后开办很多学校，让佛教徒子弟就读，教英文和僧伽罗语。如现在著名的阿难陀学院（Ananda College）、法王学院（Dharmaraja College）、摩哂陀学院（Mahinda College）等，都是那时创立的。他们吸引了很多西方学者至斯国，发展斯里兰卡国家教育和佛教教育。
奥尔高特上校见斯国人多数是佛教徒，但佛教重要节日及佛日得不到休假，对佛教徒非常不合理。他以个人名义直接向英国外交部殖民地大臣交涉，结果斯国英殖民地总督同意，公布佛教卫塞节（佛诞节）为全国公休假日。
奥尔高特这样的做法，引起基督教牧师们十分不满，甚至政府一些公务员也不赞成。他们呈报上级，要求政府禁止奥尔高特在任何地方发表演讲。但因为斯国人多数是佛教徒，禁止不了，反而斯国佛教徒更加拥护奥尔高特上校。
奥尔高特对佛教的工作，是真诚而热心的。他筹募发扬佛教的基金，印刷僧伽罗语《Ｓarasavisan－derasa》及英文《佛教徒》（Ｔhe Buddhist）杂志。1885年购地建立学会大厦，开始设计佛教教旗。同年又设立“星期日学校”，到次年即发展改为普通学校，教授英文。这就是现在可伦坡著名的“阿难陀学院”。上校所建立的学校，都向政府教育部登记，取得合法权利，虽也遭受很多阻碍，但都能获得成功。
前面已说过，斯里兰卡佛教自公元1235年就一直衰弱不振，至高僧萨罗迦罗和国王吉祥称王狮子时，佛教得到复兴，但也不过限于坎底境内。佛教最衰微的，是在沿海地区，佛教教育尤其如此。只有在1839年，萨罗难迦罗的弟子瓦拉悉达他（Walanesiddhartha）上座，在荷兰人统治的巴那都罗的罗摩拉那镇（Ratmalana），建立一所僧人教育机构，称为“胜法塔学院”（Ｐaramadharma－cetiya－parivena），算是斯国的第一所僧学院。
后来一位胜法塔学院的毕业者，于1873年在可伦坡的摩梨迦甘陀（Malikakanda），又建了一所“智增学院”（Vidyodayaparivena）。这所学院，于1958年，被政府升为大学之一，教授东方语文、宗教、文化，僧俗都可入学攻读。此校创立者苏曼伽罗比丘（Hickaduwa Sri Sumangala，公元1826～1911年）担任第一任院长，他一生多学，著名弟子很多。
公元1876年，一位法光（Ratmalana Dharmaloka）比丘，在距离可伦坡五哩的迦耶尼（Kalyani），又建立一所“智严学院”（Vidaya－layalankaparivena）。法光比丘毕业于胜法塔学院，勤苦好学，通达三藏，留心于僧教育发展。他曾著书很多，包括僧伽罗文和梵文。智严学院，1958年也升为政府大学。
上述三所学院，是斯国最久最重要的僧教育学院。胜法塔学院还专设有僧人的“教师养成学院”（Parivena Teachers'Training College），其他两所，教育程度与政府大学相等。
基督教在斯里兰卡发达的时候，佛教徒处于劣势，觉得很少有复兴的希望。他们认为唯一挽救佛教危运的方法，是成立佛教推行工作总部，所以先有奥尔高特的“佛教灵智学会”。1891年，斯国人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居士成立“摩诃菩提协会”（Maha Bodhi Society），会址靠近“智增学校”。此会宗旨是向外国宣传佛教，特别着重于复兴印度的佛教，及促进斯国的教育。此会后来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各国佛教徒都知其名。现在印度的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摩诃菩提分会的设立，斯国的弘法比丘每三年轮换一次。被选派的比丘，最少接受两年以上的训练，训练处为“佛法使者学院”（Dhammadutavidayalaya），院址设在可伦坡。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协会，代表该会推行一切职务。凡去到印度的佛教徒，大多会到摩诃菩提协会拜访，或请求住宿。该会将给予种种照顾和协助，非常称便。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协会，并且编印《摩诃菩提》（The Maha Bodhi）英文月刊，分寄全世界各国宣扬佛教，至今将近百年，引发无数的人研究佛教及皈依三宝。
在斯国内，摩诃菩提协会又印有僧伽罗语佛教杂志，建立多所学校，如摩诃菩提学院（Maha Bodhi Vidayalaya）、阿难陀波利迦学校（Anandapa lika）等。在欧美也设有摩诃菩提分会，同时轮派比丘至英国和德国长期弘法。
1895年达摩波罗居士曾至中国上海访问，与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杨仁山居士商谈，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及向世界宣扬佛法。
摩诃菩提协会的成就，使很多斯国人觉醒过来。1898年，又有佛教徒成立“青年佛教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宗旨是对青年人宣扬佛法，使青年人注意佛教道德的修养。青年佛教会在全岛很多佛寺中，设有“星期日学校”，学校由各寺住持管理，教师都经过选拔委任，利用星期日对青少年传授佛教课程，引导参加佛教仪式，如礼佛念诵等。
达摩波罗生于1863年，是一位热爱国家的人。他常告诫自己的同胞，不要忘记本国固有的文化和优良的生活习惯，去羡慕外国的风气。他也是学佛最虔诚的奉行者，为了复兴印度佛教工作，舍离眷属，把他的原名“大卫”（David）改为“达摩波罗”（Dharmapala护法）。当奥尔高特上校至斯国成立“佛教灵智学会”时，他即参加宣扬佛法工作。为保护印度佛教的圣迹，他尽最大的努力，在佛陀伽耶购地建寺。他至各处演讲，提醒斯国人不要饮酒。他曾出版僧伽罗语《佛教徒》报纸，鼓励同胞爱自己的国家和佛教。他最大的志愿是复兴印度佛教，在加尔各答建了“法王精舍”（Dharmarajika Vihara）在鹿野苑建了“根本香室精舍”（Mulagandhakuti Vihara）。他后来出家为比丘，法名“吉祥天友”（S(/)rideva mitra）。1935年他圆寂在根本香室精舍，圆寂前用英文说：
“This is my last moment.May I be reborm in a Brahmin Family in India to work for the upliftment of Buddhism.I wish I were reborn even twenty five times to work for the cause of Buddhism.”
中文译文是：“这是我最后的时刻。为了复兴佛教，我求再生印度婆罗门家；为了佛教工作，我愿再转世二十五次！”多么伟大的行愿！
关于斯里兰卡的僧团，前面已说过，是由泰国引进的戒法系统。公元1809年以后，又由缅甸传进了两个僧派。这是因为暹罗派僧人接受人出家，分有种族阶级限制,即只收瞿毗伽摩族（Govigama或Goigama）农民阶级，此族被认为是传自高贵的王族，也是斯国人口最多的族民。其他族人一概拒受出家（泰国僧团并不分种族），这样就引起其他各族佛教徒的不满。本派中也有些比丘沙弥意见不一，甚至反对这种不法主张，而要另外自外国再传进戒法系统。公元1802年，一位沙弥庵婆伽诃毕提耶（Ambagaha Pitiya），属于沙罗伽摩族（Salagama），因不满坎底的暹罗派，就约了其他五位友好沙弥，一同去缅甸的僧团求受比丘戒。后来他们回到斯国，接受人出家，概不分种族阶级。这派以后就称“缅甸派”（Amarapuranikaya）。
《佛教朝圣者》（Pilgrimage to Buddhism）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公元1799年，斯国南部吠利台罗（Velitera），沙弥正智帝须（N(～)anatissa）与其他五位沙弥共赴缅甸，受到缅甸国王的礼待。他们六人在缅甸住二年，1801年，从缅甸派（Amarapuranikaya）僧王智胜种法军（N(～)ana－bhivamsadhammasenapati）受比丘戒。第三年，他们与三位缅甸比丘同回到斯国，遵行缅甸僧派仪式，得到很多人的信仰。后来他们之中有法蕴（Dhamma－Khandha）比丘等四位去缅甸学法。四位比丘中有一位叫宝德（Gunaratana），于1809年回到斯国，开始在坎底及沿海地区传授比丘戒，是为“缅甸派”之始。
1864年，斯国比丘因陀萨婆伐罗那（Indasabha－varan(～)ana）到缅甸，在阿拉干的孟族僧团重新受比丘戒。后来回到斯国，也开始传授比丘戒，接受各族人出家，此派后称为“孟族派”（Raman(～～)na－nikaya），奉行戒律更为严格。
以上是近代斯里兰卡僧团三派发源的情形。
英人统治斯里兰卡可分三个阶段；即初斯用各种方法夺取权力及逐渐改革政治，使基础稳固；中期帮助斯里兰卡发展经济，如开垦种植田园；后期为斯里兰卡政治、文教、经济等方面建立正规。虽然英人有些做法使斯国人不满，如初期的基督教学校和压迫其他宗教的政策。但英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运用有伸缩性的方法来处理事务，如准许僧团选拔和委任佛寺住持，由政府订立章程，赋予受委任者应有的一切权力。又政府准许选任保护佛牙的负责人，但这件事始终很难令人满意，因为负责的人一得到机会，多数者为个人利益打算，后来英政府也设法改正或制止。关于处理佛教财产，起初也是紊乱无章，1931年英人订立法令，规定由佛教管理财产负责人处理及行使职权，结果效果良好。
英殖民地政府鼓励斯里兰卡人种植咖啡、树胶、椰子，增产稻谷收获，使斯国人有工作收入，经济好转。交通方面，在全岛开辟公路，建造可伦坡港口，建筑铁路，设立邮政电话电报。其他如繁荣商业、开设银行、改革政治流弊，都有很好的成效。
在社会方面，斯里兰卡最大的民族就是僧伽罗族（师子族），可分三类；即政府官员、僧侣、家民。其次是陀密罗族，也分如上三类。除此还有印度人住在斯国东部，荷兰遗民保加族（Burgher），及马来族。这些种族宗教信仰各有不同，多数僧伽罗族人信仰佛教，陀密罗族人信仰婆罗门教，印人和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保加族人信仰基督教。不过有些沿海地区的僧伽罗族人和陀密罗族人，也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因为各族宗教信仰不同，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就常互相对立或战争。
英人对斯里兰卡的教育也很注重，除普遍设立小学让适龄儿童入学之外，中等和高等教育，也让斯国人有机会就学。学习语文方面，包括斯里兰卡本国文和英文。英人在斯里兰卡各方面的工作，使斯国成为一个新兴文明的国家。公元1948年斯国获得独立后，这些文明仍然继续保留至今，发展不断。
英人统治斯国末期，1918年，中国高僧太虚大师因深感斯国佛教地位重要，曾组织“锡兰佛教留学团”，派遣学僧至斯国学习巴利文和上座部佛教。1935年时，斯国那罗陀（Narada）长老赴上海弘法，两国佛教协商，中方又选派优秀青年学僧五名至斯国留学。②
① 本节资料完全引用自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248－285页。
②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9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初版，1997重印。
第七章 斯里兰卡佛教现状与发展
第一节 独立后的佛教
斯里兰卡受外国统治长达441年（葡萄牙152年，荷兰137年，英国152年），公元1948年2月4日获得独立，仍加入英自治联邦为会员国，实行民主议会政体。自独立后，国名“吉祥楞伽”（S(/)ri Lanka），①外国人仍称为锡兰，定二月四日为国庆纪念日。
斯里兰卡独立初期，还是沿用英国人的政治和法律，同时初期执政的官员，也由英国人培植和委任，其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仰基督教。所以在最初十年内，基督教的势力在斯国仍是很大，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受政府支持及保护。佛教及其它宗教与以前一样，在政府管制之下，如佛教的土地财产、僧籍名册等，须受政府支配处理。虽然政府承认各宗教是促进国家文化和人民道德的力量，却偏袒基督教，使其享有很多特权。基督教常得到政府拨款支持，在各地建筑教堂。而斯国人民多数是佛教徒，却没有这种权利，宗教地位不平等，佛教徒等仍是受压迫者。
除此之外，政府也没有遵行法律上对佛教应负的责任，不关心佛教的兴衰和僧人事务。如委任佛教领袖，委任时政府总理都不出席。所以斯国人民，特别是佛教徒，都认为政府虽是本国人，但还是如同在外人政治势力和外教的压迫下。②
1950年，斯国佛教徒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第一次大会于五月在斯国可伦坡召开，有29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27人出席，通过组织会章及在各国设立分会，总会设于斯国可伦坡，推马拉拉塞奇罗博士（Dr.G.P.Malalasekera）为主席。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佛教徒联谊，交流佛教文化，发扬佛教思想，交换佛教方法，提高佛教国际地位，增进人类幸福和平。并发行《世界佛教》通讯（World Buddhism）。③
马博士原任锡兰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佛法精深，为国际佛教知名学者，曾用英文著“The Pali Literature of Ceylon”（锡兰巴利文学），编集“Dictionary of Pali Proper Names”（巴利语专有名词辞典）二巨册，以及其他著作。他曾担任重刊的《巴利三藏》主编。他又与国际大小乘佛教学者编著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担任主编。马博士曾任驻英、俄国大使，协助推动佛教国际宣传，贡献巨大。④
斯里兰卡在法律上，是禁止一般人披着黄衣的，如有违犯，将受处罚。然而在1955年，出现一群披着黄衣及剃光头，自称“戒律进步派”（Nikaya vinayavaddhana）的出家人，至各地鼓动人民毁谤佛法，教人民不要信仰比丘。这些人的行为抵触国家法律，可是政府听任活动，不予禁止。这显然是政府中的基督教官员阴谋计划出来破坏佛教的。
此种情形，到了1956年4月才停止，因为斯里兰卡新当选的总理班达拉那耶克（S.W.R.D.Bandaranayaka），与他的内阁人员多数是佛教徒。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他领导全体阁员，穿着斯国人的固有制服（上衣长袖无钮，下着纱龙，一条长布条披肩，全为白色），先到一座庄严佛塔（Kalyana cetiya）前礼拜，然后才回到国会宣誓就职典礼。新政府完全以斯国人民为意愿，支持佛教，所以政府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⑤
自新政府就职后，依宣言减低物价，以本国语为政府公用文字，规定中学用本国语教课。同时特别资助佛教，护持僧团，收全国交通为国营，提倡社会公益。从英人手中收回亭可马里军港权，及卡土那耶克空军权，这些行政措施，获得人民热烈的拥护。独立后的斯国为民主政体，设立议会，分上议院和下议院，五年一选，现在斯国共有六个大小党派。⑥
1956年5月，是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斯里兰卡全国佛教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一些思想前进的比丘向总理建议：“僧伽罗语是锡兰的民族语言；佛教是我们的民族宗族”。后来国会只通过了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法案。1957年成立了“佛陀教法议会”组织。1958年，将两所著名智增佛学院和智严佛学院，升格为智增大学和智严大学。⑦
1959年9月25日，斯国佛教发生一件极重大的不幸事故，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一位激进的比丘索马罗摩对政府不满，而枪杀他曾经拥护的班达拉奈耶克总理，引起世人的震惊和谴责。到了60年代后，政治比丘才明显减少。⑧
1960年10日，中国与斯国政府，联合举办纪念中国著名高僧法显访问岛国1500周年中国佛教图片展，并向斯国智增大学赠送汉文佛经，促进了两国人民友谊。1961年６月，中国珍藏的佛牙舍利被迎请至斯国首都可伦坡,政府主要首长都到机场恭迎，他们将佛牙舍利设在可伦坡市内广场公开展览，让人民瞻仰礼拜。一个多月后又到八省十一个城市巡回展出，估计有三百万人瞻拜。8月10日迎回北京。⑨
60年代种族和宗教的矛盾减低，佛教僧人的宗教热忱主要表现在宣传佛法、热心教育、修习禅定等。1966年５月，斯里兰卡僧人推动成立了“世界僧伽会”，这是全球性的僧伽组织。70年代初，政府宣布放弃佛历，重新采用公历；但仍保留佛日（斋日）为休假日。1971年又颁布宪法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把佛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因此国家有义务保护和支持佛教”。宪法同时也保证所有宗教徒的权利。⑩
1972年５月22日，通过宪法正式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Srilanka）。在国名“楞伽”（Lanka）之前加修饰语Sri，意为“吉祥、胜、妙”等义。
80年代佛教徒历经多年深刻的反思，佛教的实践成分增加，弘法工作以向人民宣传教义为主流，政治气氛淡薄了。佛教徒体认到“从此我们不能阻挡现代思想，我们只能容忍它们，还必须继续发展佛教”。佛教僧伽结合佛教大会和青年佛教会两大在家组织，共同合作领导国内广大佛教徒从事宗教实践、教育、慈善等活动。⑾
1981年政府为推广国内外佛学和巴利文的研究，成立“斯里兰卡佛学巴利文大学”，它不同于一般大学，是以学院科系为基础，有四所学院加入该大学，学僧学习佛学和佛教相关语文的课程，完成学业考试优秀的学僧，即授予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⑿
依据1984年底统计，斯里兰卡有僧伽30,832人，佛寺9290所；另外伊斯兰教清真寺及基督教堂1003年。1989年国家又设立了佛教部，并由总统兼任部长。⒀又1996年统计，斯国总人口已增至18 100 000人，其中僧伽罗族占74％，泰米尔族占18.1％，其余为其他种族。宗教信仰人口例为：佛教徒69.3％，都为僧伽罗族，印度教15.5％，都为泰米尔族，伊斯兰教徒7.6％，基督教徒7.5％。
① 锡兰古名“楞伽”（Lanka），获得独立后，在国名加上“室利”（Sri），是“吉祥”之义。然外国人仍称锡兰（Ceylon）。1973年，斯里兰卡政府正式向世界公布称“室利楞伽”（Srilanka），华人依音译为“斯里兰卡”。
② 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287－289页。
③ 《佛教大年鉴》，日本（1969），第264页。
④ 1.2500 Y of Buddhism，第424页。
2.《亚细亚近代化研究》，第290、293页。
⑤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289－291页。
⑥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291－293页》。
⑦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82页，东方出版社。
⑧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83页
⑨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83－84页。
⑩ 同上，第84－85页。
⑾ 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85页。
⑿ 广兴、圆慈合译《斯里兰卡的僧伽教育》，见《法音》杂志。
⒀ １.《世界通览》（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版．
２．《当代佛教》，第91页。
３．《斯里兰卡佛教考察报告》，见《法音》月刊。
第二节 僧伽的组织与现状
斯里兰卡在僧伽组织上，因传自泰国和缅甸僧派的不同，分成三大宗派：
（一）暹罗派（Siam，Syama－nikaya）：公元1753年由泰国传入。此派发展至今僧人最多，估计约占全国僧伽的65％，超过12,000人。本部以坎底的末罗婆多寺（历史上称花园寺）为中心。组织设大长老主席一位，拥有推行僧政最高权力；副主席两位，由僧伽议会二十位僧伽委员中选出，再由斯国政府总理委任。大长老主席并有职权委任各属下地方的僧伽主席，掌理各区域的僧伽行政。僧伽议会开会时间没有规定，随事情的重要性而决定，大长老主席也可召集临时会议。
除了末罗婆多寺本部，暹罗派后又分出四个支部，各支部也设有僧伽议会，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如包括末罗婆多寺在内，暹罗派共设立了五个支部：
１．末罗婆多寺（Mallavatta），即原先本部，是最大的支部。
２．阿耆梨（Asgiri）。
３．拘提（kotte）。
４．宾多罗（Bentara）。
５．迦耶尼（kalyani）。
以上五个支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但组织完全相同，都从原先本部分出。①
（二）缅族派（Amarapura－nikaya），公元1802年由上缅甸传入，约占全国僧伽的20％。缅族派僧团由最初本部，后渐分出为二十四个支部，最大一个支部称“不灭吉祥正法统大宗教”（Amarasiri－saddhammavamsamahanikaya）。每个支部僧伽行政都各自独立，意见常发生对立，没有统治各支部的机构。各支部自设僧伽议会，推选大长老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每个支部，由大长老主席再委任全国各省僧伽省主席一人，视情形需要而定，约八位至十位（斯里兰卡分九省）。僧伽省主席规定为僧伽议会委员，管理支部所属各佛寺。每个支部，一年中至少要举行一次会议，大长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僧伽省主席均须出席。②
（三）孟族派（Raman(～～)na－nikaya），公元1864年由下缅甸蒙族传入斯里兰卡，此派约占全国僧伽的15％，寺院一千所。孟族派僧人最少，所以没有分设支部。孟族派设有大长老主席一人，有职权统治全国孟族派僧人，副主席四人。不设僧伽省主席。大长老主席下分设事务议会及僧伽议会二种。事务议会有委员二十人，都是有德学的长老，大多数是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每年会议三次；僧伽议会有委员百人，每年会议两次。此派僧人虽然最少，但每年都有数百人集体入僧团，比其他两派显著增加。因为此派僧人热心研究佛法，学僧和学者很多。孟族人出家没有种族差别，团结一致，因此获得前塞那那耶奇（D.Senanayake）总理大力的护持。③
以上三派所奉行的三藏教典完全一样，只在实行方面有些不同：暹罗派僧人剃除眉毛（此派由泰国传入，泰僧规定剃眉），出寺外披衣法，有披覆两肩的，有偏袒右肩的。不论到何处，手中都持一把长柄的黑布伞，天不下雨亦如此，成为习俗的随身物之一。缅族派僧不剃眉毛，出寺外规定披覆两肩，亦持伞。孟族派僧出寺外，披衣同缅族派，但要持多罗（Tala）叶扇（芭蕉做），可作遮雨和防日晒，但下雨时不能遮蔽全身。三派僧人受信徒礼诵经时，手中都持一把小多罗叶扇。他们出外时，不像缅僧和泰僧在手中都持一个僧布袋。
孟族派僧人手不捉持金钱。他们常把钱放在抽屉或箱子中，当需要用钱时，就告诉侍童或别派僧人代取。有时外出，也须一个童子随侍，不然用钱很不方便。还有孟族僧人如远行，须常系钵在身；其他两派僧人并不系钵。三派僧人比较起来，孟族派守戒严格，缅族派其次，暹罗派再次。斯里兰卡僧人不流行舍戒还俗，还俗的人会被一般人轻视，不受尊敬，被认为是“舍弃僧衣者”。
三派僧人之间互相礼敬。依律制，戒年少者向戒年高者礼敬。三派可同住共食，但不共同诵戒。因为暹罗僧派人自认种族高贵（Goigama族），不接受其他种族人出家，而自缅族传入的两派僧人不分种族，就被暹罗派认为是愚劣的贱族，所以不共诵戒及羯磨等。三派僧人不公开吸烟，人民不尊敬吸烟的出家人，但比丘和沙弥吸烟者并不少。当他们吸烟时，尽量避开被信徒们看到。三派僧人自学剃头，很少互相交换剃头。剃发日期没有规定。
从以上三派僧伽行政组织看，斯国佛教僧团组织是不统一的，同派中有时也不一样。上级的命令，不能贯彻到下级，戒年少者，不甚听从高年长老的教导。④
斯里兰卡一般寺院，可分四类：
（一）寺或精舍（Vihara毗诃罗），这是寺院中较大的一类，包括佛塔、佛殿、菩提树、说法堂、图书室及僧房等建筑物。
（二）僧房（avasa），可以称为小精舍，因为仅有僧房容僧居住，可能没有佛殿及佛塔等主要建筑物，不能作说戒等仪式之用。
（三）佛学院或佛教学校（Parivena，僧伽罗语为Pirivena），是佛寺教育机构建筑物，多数设在大的佛寺里，也有独立建筑的，包括普通佛学院和高等佛学院。
（四）阿兰若处（arannaka），有少数知足修行的比丘，住于远离人群之空闲处，或住于城市郊外的山林里，造几间僧房，或由施主供养，集合二、三人至数十人同道共住，专心修行，少与世俗社会接触。这种阿兰若处，今日在斯国约有一百所左右。
斯里兰卡多数寺院中，佛殿都不很大，殿中供佛陀坐像、立像、卧像，或只供其中一种，佛殿是僧人行事集会的场所，如诵戒、传戒仪式等，而一般信众集会和活动，则在讲堂（说法堂）。
佛塔是供佛舍利（遗骨）之处，斯里兰卡佛塔的造型，几乎都为覆钵型，大多在佛寺范围内。塔前供有灯明及鲜花。
菩提树是很受斯里兰卡佛教徒崇拜的，因为佛陀在此树下成道，被认为是圣树。后来菩提树的分枝移植斯国，再分支各处栽植，都受到礼敬。树下也供灯明及鲜花。
说法堂（Dhammasala）是说法及举行一般佛教仪式用的地方，内部空间广阔，因斯国地处热带，有很多说法堂四面是没有墙壁的。说法堂内部正面为僧人升座说法的讲坛，后来也供佛像（早期是不供佛像的），形成一种佛殿与讲堂兼用的性质。
僧房的构造，有接待室、客房、住持及住众的僧舍。僧房之中也附有食堂、厨房、厕所等设备。⑤
今日斯里兰卡僧人的现状，可归纳下面四方面来讲：
（一）佛教生活方面：斯国的出家人，只有比丘和沙弥。比丘戒有二二七条；其中四根本戒（不淫、不盗、不杀、不妄语），是终生不能犯的，犯了就失去比丘资格，摈出僧团，以后也永远不能再出家。其他次重戒和小小戒犯了，可依轻重不同的发露忏悔仪式，得以恢复清净。沙弥的出家年龄，大多是十岁左右；亦有少数中年或老年出家的沙弥，都须从僧团禀受沙弥十戒。
出家的日常生活，每天早晨黎明即起，稍作洗漱整理，多数青年比丘和沙弥，即外出托钵化食；其余的人，则清扫寺院环境，在佛前佛塔等处燃香和供花。待托钵的人回寺后，大众齐集食堂，分取托钵而来的食物。吃过早饭，约八时左右，听到鸣钟，列队到佛塔及菩提树前礼拜；然后再至佛殿做早课约半小时，念诵多为三皈依文、赞佛、法、僧偈文，以及三宝经、吉祥经、慈悲经等。
九时以后，青年比丘和沙弥，开始上课，其他年长比丘们则工作或自修。十时半，青年比丘沙弥们，再外出托钵一次。午饭后，略作休息，下午再上课或做其他工作。
晚上六时左右，大众再列队至佛塔、菩提树前礼拜，再到佛殿晚课约半小时，然后回僧房各人自修，晚上约十时休息。⑥
出家人有责任教导在家佛教徒奉行正道，遵守道德，并为人民讲解佛法，令国家社会安定，守持戒法，使佛法传承不绝。当信众有痛苦和灾难发生，尤其是身心上时，亦为信众诵经祈福，消除灾难。青年男女结婚时，也礼请出家人诵经祝福。佛教的各种仪式，以及社会上流传的良好风俗，都由僧人教导奉行。甚至当妇女产子，也请出家人念诵守护经（Paritta）等，以求顺利生产，母子平安。家人疾病或死亡，也请出家人诵经，祈求病者痊愈，亡者往生善道。这些都是出家人日常应酬信众要求而做的事情。
斯里兰卡佛教除了佛寺是弘法道场，各地还有很多在家佛教社会或佛学会的组织，主持人常礼请有德学的僧人说法，并指导信众们修行的方法。
斯里兰卡佛教徒，尤其是出家比丘，热心向外国弘法，表现积极，成绩可观。他们的贡献和成就，胜过任何一个佛教国家，让世人都知道斯国为传扬佛教的国家。斯国比丘也富有能力和经验向外国传教，他们在国内外成立摩诃菩提会，建佛寺精舍，训练有素养的比丘轮流驻外弘法。尤其他们的英语基础很好，能直接用英语演讲佛法及著作，使欧美人士能容易了解。在公元1891年，达摩波罗居士首先在印度成立了摩诃菩提会，以复兴印度佛教为职志。至今印度各处重要佛教圣地，至少已有二十五处以上，都有摩诃菩提分会或精舍的成立，住有比丘弘法。同时各国佛教徒往印度朝圣，也得到他们热忱的接待和照顾，非常方便。1956年，斯里兰卡那罗陀长老，至欧洲建立道场弘法，在伦敦成立了“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长期轮派斯国比丘住持精舍推行各种弘法活动。1966年，在可伦坡的“德国弘法团”支助下，斯国比丘又至德国弘扬佛法。斯国比丘向外国宣扬佛教，成就巨大，丰功伟绩，能使很多外国人归信佛教，也提高了他们国家和佛教在国际上的声誉。⑦
（二）社会方面：斯里兰卡比丘对社会的服务，也是可称赞了。如斯国有很多慈善人士在全国建了很多孤儿院，每院都礼请一位或两位比丘负责教诲孤儿，传授知识，培养道德，令他们皈依正信佛教。凡孤儿是女童的，即由学法女代替比丘职务。这种学法女，也是出家的一种，剃发着白衣住在佛寺中，持守十戒，但依南传制度，她们仍属优婆夷，因为南传佛教比丘尼制度早已断绝传承。斯国也有少数出家人学古医的，为人民治病，尤其是穷苦的病人，仅收很少的药费。当人民遭遇到自然灾难，如水灾风灾时，出家人都首先领导呼吁筹集善款及发放各种救济物品，或成立佛教救灾处。有一机构称“锡兰人学会”（Sinhalajati－samagama），由佛教大德比丘为会长及秘书等职，在家佛教徒可入会为会员。此会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宗旨在保护国家民族，保存和发扬斯国文化及语文，帮助社会建立工厂生产，如制造肥皂、织布、椰油工业等。当人民失业困难时，学会方面可租借地方或雇用他们工作。同时此学会也希望本国的工业，能从外人手中收回。对于教导农民耕种，促进农业发达，发扬本国文化、宗教、语文、教育、艺术等事业，此会推展不遗余力。此学会在全国各地设有多处分会，对社会贡献很大。⑧
（三）教育方面：由于斯里兰卡的出家人受教育不受限制，所以有机会报考一般学校读书，包括国家的大学在内。因此斯国出家人在毕业和学位认可方面，与普通俗人一样。大学毕业后，甚至到外国留学。这样出家人的知识提高了，既具有世学的基础，又有佛学的知识，僧人在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就更受到重视。斯国出家人，可在社会各级学校负责各种职务。如资历深的比丘，可当学校的校长。现在至少有七十所学校，由出家人负责，出家人担任佛学和各科教师的也很多。出家人为俗人道德的模范，负责教育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学生对出家人尊敬，愿意多接近和了解佛教。出家人既负责社会教育工作，也有权利领受职薪，依职位和能力而定，同俗人一样。除了学校，出家人也可以在佛寺中，教授学生特别的知识，如僧伽罗文、巴利文、梵文、英文、佛法等。也有不少出家人写作出版，或编印各种教科书，这些都是出家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⑨
（四）政治方面：佛教僧人本来是不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但因二千多年以来，佛教是斯国传统的宗教，故僧人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自公元1505年葡萄牙侵入，加上其后的荷兰及英国，斯国在外人殖民地统治支配下，长达441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屈辱。在宗教方面，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依仗殖民地政府势力的支持，很快地获得了扩张和蔓延，本土的原有佛教等宗教，反而长期受到压迫而衰微。
到了公元1873年，在巴那都罗（Panadura），佛教与基督教最后一次的大辩论战胜以后，促成斯国人民的自觉，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佛教徒亦多恢复了自己宗教的信心。斯国长斯在西方列强统治下，佛教的文化和精神，是最能团结斯国人民反抗外力争取国家独立的基础，僧人有指导社会人群的责任感。因此斯国的佛教徒，有很多人抱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也有不少僧人参加政治活动，具有很大的发言力量。
在1956年斯里兰卡全国总选举的前两年，因为佛教长期受到西欧诸殖民地的压迫和不当待遇，佛教徒组成了“佛教调查委员会”（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选举六位著名比丘及在家居士为委员（后又增加一名），二名干事。它的目的是调查斯国佛教的现状，强化改善佛教的社会地位。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自1954年６月从罗多那城（Ｒatnapura）开始，至1955年５月阿耨罗陀城为终点，旅程共历6,300英里。
调查报告书记载：“葡人未侵入斯里兰卡以前，宗教及民族性二者价值明确，就是与陀密罗人长期战争中，其光荣和繁盛也没有遭到破坏，此二者常操在斯里兰卡人手中。然而自1505年葡人侵入后，此二者不幸已从斯里兰卡人手中被剥夺去”。报告书最后呼吁不要再宽容，明确反对西欧诸国殖民地的支配，并特别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憎恶。⑩
佛教与民族主义结成关系，也就必然与政治有关。在1956年，斯里兰卡举行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庆祝大会，据斯国人宣称，日期正符合于斯国的雅利安殖民时代，全岛举行盛大庆祝，充分表示了佛教和斯里兰卡民族主义的倾向。⑾
1956年，斯里兰卡全国举行大选，佛教比丘们更进一步舍弃一向传统的方针，进行政治活动，帮助和拥护其他人竞选，虽然不直接担当为候选人，只站在助选发言人的立场，却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因为出家人在人民心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公开宣布拥护或对任何人竞选人民代表。当时的总选举，力量最强的团体，就是佛教的僧人。僧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分为二派：一支持“大众统一党”（Mahajana Eksath Peramuna）；一支持“联合国家党”（United National Party）。支持大众统一党的，是“比丘统一会议”（Eksath Bhikkhu Peramuna），它结合了“僧伽会”（Sa＋ghasabha）与“全锡兰比丘团体会议”（All Ceylon Congress of Bhikkhu Societies）两个组织，属下团体有七十五个，拥有约一万二千比丘为会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支持。支持联合国家党的，一般都是较富裕的大寺院领导者，如花园寺、阿耆梨耶寺的比丘，及智增学院、楞伽学院的院长等。⑿
僧人参政，从比丘教团的立场看，似乎是违背佛法的宗旨，趋向世俗化。但因多数僧人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在家佛教徒也认为僧人的活动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都期待着佛教进步和复兴。为了恢复斯兰卡人的光荣，僧人也是有责任的。而且僧人在社会上地位崇高，具有影响力。尤其是佛教学院和佛教各派僧伽领袖们，在政治上更具有很大的发言力和号召力。
比丘们在政治见解和态度并不一致，譬如1956年，多数支持大众统一党班达拉那耶克当选。但至1965年选举，又多数支持联合国家党塞那耶奇当选。⒀不过近几年来，斯国的比丘们，已逐渐认清政治的复杂与变化，他们觉得常被政党利用，佛教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利益，所以佛教僧团比丘们，已不像过去那样热哀于政治。
① １．《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309页。
２．C.Dipayaksom：《锡兰佛教史》第367－368页。
② １.《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309页。
２.《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68－370页。
③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68－370页。
④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61－364页。
⑤ 1.了参：《锡兰佛教的现状》，载《海潮音》。
2.圣严《锡兰的佛教》，《慈航》季刊，第35期。
⑥ 了参：《锡兰佛教的现状》，载《海潮音》。
⑦ 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346－354页。
⑧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46－354页。
⑨ 《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46－354页。
⑩ 《亚细亚近代的研究》，第312－313页。
⑾ 程慧余译：《佛教的革新在锡兰》，《海潮音》46卷６月号。
⑿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314页。
⒀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314页。
第三节 在家佛教组织与活动
斯里兰卡自公元1505年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佛教遭到一连串的阻挠和挫败。在殖民地政府及西方宗教的压迫下，佛寺毁坏，寺产充公。佛教徒为了护国卫教，除了比丘以外，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受过教育的在家居士们，也开始在佛教事务上，逐渐活跃起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先后组织了各种在家佛教社团。以下选具有代表性的予以介绍：
（一）全锡兰佛教徒会议（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此会是斯里兰卡在社会上最有力量的在家佛教徒团体组织，本部在可伦坡。设主席１人，秘书２人，会计１人，构成本部最高组织。下分社会服务员会及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两个组织。社会服务委员会下设18小组，负责办理各种社会事业，如医院、孤儿院、少年院、少女院、养老院（分出家、在家二类）等，为身体有障碍者、聋哑者、盲人、流浪无依者服务。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下设６人小组，其中如三藏翻译委员会（Tri-pitaka Taranslation Committee）,即将巴利语三藏译成僧伽罗语出版。本部及其下属委员、小组人员，原则上都为社会、宗教服务，没有薪给。近来个人会员已达1000人以上，团体会员约250～300个。①
全锡兰佛教徒会议，是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组织，但并非与比丘全无关系。他们聘请比丘为各委员会顾问，征询比丘们意见，另外更聘请佛教各派宗长、佛教大学校长、及其他名德高僧12人为赞助人，又有15位德学高僧组成一顾问委员会。
全锡兰佛教徒会议的活动，不直接关涉政治，而以佛教徒的精神推行社会运动，形成舆论的力量，实力非常强大。他们提倡禁酒运动，排斥各种外来不良习惯，启发富时代性的民族意识，以及恢复斯里兰卡固有的文化传统等。他们尤其排斥基督教的习尚，例如丧葬和结婚，都主张不采用基督教仪式。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是，1966年１月１日起，斯里兰卡废止了西方的星期日休假制度，代之以佛教的每月四斋日（阴历初八、十五、二十三、三十日），即僧伽罗语的“波耶日”（Poya Day，意为斋戒日）。②
全锡兰佛教徒会议，是斯里兰卡佛教最大的组织，因为从事社会福利事业，所以经济方面，费用多数政府给与补助，例如1961～1962年，获得政府文化局年度补助金六万卢比。至于宗教本身活动费用，则多数由会员费、捐助费及其他而来。③
（二）青年佛教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Colombo）。会员不限青年人，本部设在可伦坡市中心，有新式的建筑雄伟的会址，佛殿内供奉释尊像，大厅能容纳300人，并附设旅馆与体育场。本部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５人，秘书长１人，会计１人，及其他理事多人。根据1964～1965年的年度报告，有个人会员1,119名，及很多团体会员。青年会成立的宗旨，在研究和发扬佛陀的教法，促进戒律的实践。他们组织各项活动，包括宗教活动、宗教考试、僧伽罗语文学、英语图书馆、演剧活动、社会服务活动、体育活动等。④
以宗教活动为例，包括星期日说法，每周坐禅、佛法讨论、教义研究等。每周出版佛教书刊3500册。每月（阴历）十五日，受持八关斋戒，供僧等。每年五月卫塞日举行盛大庆祝，经由电台电视播放。
青年佛教会最具有特色的工作，即佛法学校（Dhamma School）与宗教考试（Religious Examination），这是全国规模的推行佛法学习和培养指导者的机构，效果宏大。佛法学校教授佛教基础知识，分成多级，讲授《法句经》、《六方礼经》、《念处经》、论书、佛教史等。宗教考试分：佛法考试（Dhamma Examination）、佛法教师考试（Dhamma Teachers Examination）、论书考试（Abhidhamma Examination）。1920年，佛法学校有27所，参加考试者374名；至1964年，佛法学校增至7,875所，参加考试335,371名。1964年，佛法教师考试者8,086年，论书考试者5,503名。以上考试由528名比丘及８名居士组成一个考试委员会，另有监督及管理员12,000人。考试费用（1964）73,000卢比，其中政府补助５万。⑤
青年佛教会还有其他活动。在僧伽罗语文学活动中，举行诗歌研究及朗诵，组织英语图书馆及文学活动，接受图书赠送，开办演讲会及辩论会等。在社会服务活动方面，有不收门票的电影欣赏、汽车巡回文库阅读为劳动者而设的夜校等。
在斯国其他各地，也有以青年佛教会名义进行的各种社会服务活动。
（三）全锡兰妇女佛教会（All Ceylon Women's Buddhist Accociation）。此会是斯国女性佛教徒的代表团体，总会设在可伦坡，与全锡兰佛教徒会议地址邻接。其宗旨在宣扬佛陀的教法，遵守戒律，服务社会。由７位受托人组成理事会，次有执行委员会。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５人，秘书２人，会计１人。约有个人会员500名，团体会员50个。事业方面，分宗教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根据1963～1964年度工作报告，宗教活动方面，主要是推广宣传守持佛戒、佛法座谈会，以及在肯杜玻达禅定中心（Kanduboda Meditation Center）举行布施会，庆祝卫塞节及摩哂陀渡岛节等。社会服务活动方面，经营旅社、儿童家园、盲女收留中心、洋裁班、种植素菜（供给旅社及盲女中心）、图书借阅、医院茶水供给、烹调讲习、插花等。会中办有《佛教妇女》季刊。⑥
（四）其他教职工团体组织：
１．全锡兰佛教学生联合会（All Ceylon Buddhist Students Federation），是斯国各个学校学生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总部设在可伦坡，分20个支部；会员40万，目的和主张是提高佛教徒学生之间互相协助的精神。⑦
２．公务员佛教徒教会（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m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于1956年，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
３．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除印度摩诃菩提会（ＭＢＳ of India）外，斯里兰卡的摩诃菩提会，总会设在可伦坡，建有大讲堂、印刷部、宿舍等。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１人，部编辑１人，秘书２人，会计２人。1966年报告，有正式会员801名，经济基础巩固。事业方面，有星期日学校、孤儿院、出版巴利语三藏及注释书、对外国僧人提供宿舍等。又在布卢那噜伐及新德里两地设有休息旅店（Rest house），附设国际图书馆及比丘训练中心。另外德国佛法使者协会（Ｇerman Dharmaduta Society）及英国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的弘法活动，都受到摩诃菩提会的支持。⑧
４．佛教出版协会（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本部设在坎底，靠近树林，为一隐居之所，西方比丘诺那波尼迦长老（Nyavaponika Mahathera）等为其监修委员。它的宗旨是出版佛教图书及论文小册，向世界各地宣扬佛教思想，其发行遍及65个国家以上。⑨
①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89－290页。
②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90－291页。
③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93页。
④ 同上，第294－295页。
⑤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95－296页。
⑥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93－294页。
⑦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96－297页。
⑧ 《亚细亚近代化的研究》，第297－298页。
⑨ 同上，第298页。
第四节 现代佛教教育
在未讲到佛教教育之前，应先简单介绍现代斯里兰卡一般教育的情形。自斯里兰卡独立后第二年，政府订立新教育制度，学校分３种：（一）政府学校，由国家主办，规定14岁以下儿童就读。（二）政府支助学校，由宗教或人民主办，可收取少许学费。（三）私立学校，主办人可依所需向学生收取各项学杂费。
在学制上，初级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但进大学或考取公务员，须再读高级学校二年。大学读三年获学士学位，再读二年获硕士学位。斯里兰卡最早的一所大学，成立1942年，距可伦坡约70英里。1959年，有两所原是比丘沙弥就读的佛学院改为普通大学，在可伦坡市内，招收男生及比丘沙弥为学生。至于女生，只收校外生，可考学位，但不可在校就读。两校初改大学时只设有文学院。
进入大学读书，须经高级学校考试及格才可报考。比丘沙弥报考大学，亦须先在佛学院读完五年课程。至于比丘沙弥读一般高等学校，程度须与俗人相等，可依个人程度，政府和僧团是不禁止的。国立锡兰大学（University of Ceylon）为在学的比丘和沙弥，特设有“大学僧园”（Uniersity Sangharama），地址靠近大学，并有管理人员，方便照顾僧伽学僧（供给住宿）。
一般学校，校方也辟有特别课室，供比丘沙弥学僧上课，不与俗人相混，如奥尔高特学院（Olcott College）等，学费减少一半。因此在斯国有很多比丘从国家大学获得学位。比丘获得学位后，多数也在大学或其他学校任教，或当职员。①虽然比丘沙弥可以进入一般学校读书，但是一般学校是以世学为主。为了研究佛学，比丘沙弥多数还是选择佛学院（Parivena）就读。
斯里兰卡比丘沙弥自出家后，首先就是受教育，具有初级教育程度的人，即进入佛学院就读。斯国佛学院教育制度自古已有，到了拘提国时，各佛学院已经成为研究佛教的中心，并增加教授医学、历史、西方语文等科目。但后来受到外侵入后，佛学院教育逐渐衰微，至英人统治斯国时，佛学院几乎完全停止，僧伽教育能够再兴，是从改革及建立三所佛教学院开始，这就是前章中已说过的胜法塔学院、智增学院、智严学院。三所学院中，智增学院，因教授西方语文而特别著名，于公元1886年，首先申请获得政府辅助，每年1000卢比，后来其他学院也获得辅助。1947年，依据政府新订教育条例，各所佛教学院，一年可获得政府辅助400卢比。至1959年，斯国佛教已有佛学院136所。②
佛学院分两种：１．初级佛学院（Mulika－parivena），２．高级佛学院（Upariparivena）。初级佛学院受教育三年，科目分三个主要部分，随学僧志愿选读，规定入学年龄１４～２１岁。如学僧曾受完国民教育，可即列入初级佛学院。高级佛学院，学僧入学后，修学最少三年，最多七年，而且以主要科目为主。主要科目是僧伽罗文、巴利文、梵文、哲学、历史、演讲艺术、佛学等；次要科目是英文、陀密罗语、兴都语、地理、数学等。③
初级和高级佛学院，共分九级。但依新改革的僧伽教育方案，各佛学院年制和课程略有差异。智增学院和智严学院是九年制，一至五年为初级，六至七年为中级，八至九年为高级。而其他各佛学院则分八年制，即前四年为初级，后四为高级。
除了佛学院，另外还有一种学位考试制度，巴利语名为“哲士等级”（Panditavibhaga），分初级（Prarambha）、中级（Madhayama）和高级（Avasana）三等。每年九月举行考试。报考的比丘沙弥，并不规定学历，凡在佛学院读书的各级学僧都可报考，但最初只能报考初级。初级考试及格，才可报考中级，考得中级才可报考高级。至于俗人有同等程度的。也可报名考试。负责考试的委员，由斯国政府邀请高级知识分子组成（规定有学位的），并定名为“东方语文学会”（Pracinabha sopakarasamagama），意即促进东方语文研究的学会。④
初级学位考试，规定主科三种，即僧伽罗语、巴利文、梵文；副科三种，即陀密罗文、兴都文、英文。主科须考得百分之六十五分以上，副科须考得百分之三十五分以上，才可通过及格。而且规定主科三种，要在同一年中考试及格，而副科报考几科均可，其余以后可再考。
中级考试科目同上，但程度提高，副科增加数学一科。主科三种，也须在同一年中及格。如两科考及格，一科得分在二十分以上，准许在两年中补考。两年中补考不及格，再报考时，须重新再考三种主科。主科须获得六十分以上，副科三十五以上，副科亦可随意报考几科。
高级考试，七种科目同上，程度又再提高。可以单独报考三种主科，或同时报考副科。三种主科，如不能同在一年中考及格，以后可报考未及格的科目，不限定几年。但是主科最少四十分以上才可以及格。高级及格分三等，主科40～59分为普通及格，60～75分为一等，75分以上为优等。
在斯里兰卡比丘沙弥考得哲士（Pandita）学位，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事。考得哲士学位的人，同时可担任僧教育最高的负责人，成为优秀的佛教传教师。每年三级哲士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都可获得由信徒成立的基金会供养奖品（奖品随每年收集多少不同），但规定高级七名，中级三名，初级四名。
1957年，斯里兰卡政府协助佛教建立了一所“教师养成学院”（Pirivena Teachers'Training College），与胜法塔学院同一地点。学僧入学，学费全免。报考资格，须经过“东方语文学会”中级考试及格，以及年龄不少于三十五岁。受教育时间二年。学业完成后，即分派各地佛学院执教。这所佛教教师养成学院，目的完全在造就僧伽教师人才。学习科目约有二十种，即英文、世界史、佛教文化、数学、梵文文学、历史、佛律、斯里兰卡历史、考古学、佛教史、佛教文学、巴利文学及其历史、心理学、教育学、卫生健康、社会学、佛教艺术、几何学、兴都语、雅利安文化史、印度史、印度哲学等。除以上所说，比丘沙弥也可考入社会一般教师学院攻读（与俗人共校），毕业了，可以获得同样的资格。⑤
另一非常有意义的佛教教育，就是“佛教星期日学校”（Buddhist Sunday School）。它的产生早在公元1885年，那时斯里兰卡还受英国统治，佛教衰微，后来美国人奥尔高特上校抵达斯国，协助佛教复兴工作。他们最初建立的佛教星期日学校，从属“锡兰青年佛教会”之下。
佛教星期日学校发展至今，对一般青年以及儿童接受佛教教育，收到了非常宏大的效果。他们不但以佛法修养身心，选择过正当的生活，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和佛教徒，同时对佛教的历史及教法有了更深的了解。斯国自获得独立后，佛教星期日学校，一般都设在佛寺中，由寺中住持管理，教师由资深的出家人及在家信徒担任。但在家教师，必须先获得青年佛教会结业证书和许可，一般人是不能获得担任佛教星期日学校教师的。
凡是适龄男女学童或青少年，都可报名就读，从初级到高级，共分七级，每级学习一年。上课时间，每星期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上课前，先集合全体学生，由比丘领导举行简短的佛教仪式，授与五戒和念诵三宝经文。完毕后，学生才进入教室上课。
佛教星期日学校，所授课程依教育程度高低而编订，有念诵经偈，如《吉祥经》、《三宝经》、《守护经偈》、《佛功德庄严经》、《念住经》、《法句经》、《佛传》、《阿毗达磨》、《大史》等。各处佛教星期日学校编有各级学生名册，每年举行大考一次，考题由青年佛教会礼请学校中资深出家教师统一拟订，考完后呈送青年佛教会审阅，然后公布考试结果。考试及格者，各级都发给证书，成绩优秀者颁给奖励（由学生家长及佛教信众集资）。读完高级的学生就有资格担任各地佛教星期日学校的教师。学生时入佛教星期日学校读书不收任何费用。学校所出版的各级课本，售价特别低廉。穷苦学生由青年佛教会和学校赠予或借用。总之，凡是曾在佛教星期日学校就读过的儿童或成人，都努力养成良好的行为，了解佛教的道理，然后再以他们的所能贡献社会国家。⑥
① 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293及301页。
② 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01－303页。
③ 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03－304页。
④ 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21页。
⑤ 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42－344页。
⑥ C.Dipaksorn：《锡兰佛教史》（泰文），第354－3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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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7 13: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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