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郎探母》到儒家思想的传承

黄泉路上断丝连

从《四郎探母》到儒家思想的传承
    前日里远在家乡的老娘亲大寿，为人子者不能回家，遂唱了一段《四郎探母》的“老娘亲请上受儿拜……”以表达远游在外的儿子对娘亲不能侍奉的忏悔之情和无可奈何的矛盾。事后想来，《四郎探母》这出名戏，其实内涵颇深，倒也值得探讨一番。

    金沙滩一仗，杨四郎失落番邦，隐姓埋名，因相貌着实可爱，以木易之名，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但十多年来思乡之情无时无刻不折磨着他，“每年见花开儿的心不开”。当杨四郎得知两邦交战，母亲也来到边关时，思母之情难抑，探母之心尤切。在夫人铁镜公主的帮助下，深夜偷出关卡，回家探念娘亲。见过娘亲兄妹孩子前妻，杨四郎依然回到辽国，与母亲洒泪分别。萧太后闻之，倒也没有苛责，只是免了镇守边关与老娘交战的战将身份。

    这出戏，历来有人说政治上不正确，因此在30年代到文革，屡遭禁演，亦遭改造，皆因杨四郎看上去总是投降别国的“汉奸”形象，而且死不改悔，没有回头是岸。也有人断言此剧与儒家忠孝仁义相背离。杨四郎不是英雄，被俘后隐姓埋名，又在异国成婚，以国邦而论，罪过远远大于李陵，是为不忠。两国交战，私自回家探母，对于辽国亦为不忠。与母见面即刻回归敌国，是为不孝。但是铁镜公主说：“不知者不怪罪你的海量放宽”，而且盗令的顾虑仅仅在于怕夫君不肯回转。回到家后，以忠闻名的太君却吩咐六郎莫要惊动三军，而不是责备儿子以忠君大义。谈到在敌国，只是问儿媳贤惠不贤惠，孙子可爱不可爱，种种天伦柔情，消弥了两国的敌对和忠孝大义。这样一个在战争年代有血有肉的形象，在民间传为佳话，感人至深。

    相对于政治家认为的政治不正确，民间和知识分子却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以出言谨慎一字千金传名的钱穆老先生说：“有夫妇，母子，兄弟，家，国，须有此情，乃有此礼，斯生此乐，斯亦可知中国礼乐仁义文化大体之所在矣。”他们认为这出戏存在着一种悲悯的情怀，一种人间至情。由此可见，上层和基层之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着深刻的分歧。

    说这出戏背离了儒家大义，正确也不正确。要知道春秋之儒和汉以后的儒家是完全不同的。儒家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从汉儒，也既董仲舒的儒学来看，忠君乃是第一大要务，至孝亦是该提倡的。这样看来，杨四郎确实是儒家的罪人。但是如果从儒学的发源者孔子来看，春秋儒学从没有提倡过忠君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只说“尊君”，尊君和忠君是不一样的。孔子本人也是奔走在几国之间，并曾经在楚国当了高官，相对于他的鲁国，孔子算不算不忠呢？亚圣孟子更是如此，曾有人责难孟子“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其实孟子从不提忠，只讲仁义。甚至说，如果国君不好，权臣可以取而代之。他衡量的标准，只在仁义二字。如此看来，杨四郎的仁义，反又成为春秋儒学的标杆。另外，杨四郎的夫妇母子的情怀，非常符合大周朝的礼，想必也会得到孔子的赞许，因为孔子说：我从周。重要的是，杨四郎不象汪精卫，他只是在道义上做好自己，没有助纣为虐，没有煽风点火。

    由此说来，从汉儒到宋儒一直到“我大清”，统治阶级强调的忠君爱国，天地君亲师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的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软统治。事实上，爱国、主权这些名词，是非常近代的事情，我们是该提倡的。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方式推断古人，在古代，爱国的概念其实是爱君，国既是君，君既是国，这是家天下的标志。有朋友说，自“我大清”开始，知识分子只剩下奴性。其实，应该说从汉儒开始，奴性就已经泛滥了，这是统治者的成功。而相对于这种方式，流传在民间的更多的是一种以礼为先的先秦儒家传统。就如《春秋》所郑重葆扬的血亲复仇一样，民间依然以这样的事情为光荣，而后代的儒学已经不能容忍了。所谓“血亲复仇”，就是为报父仇可以藐视法律，可以叛国甚至轼君。试想，封建统治者们怎么可能让他们存在呢？

    在历代儒家的洗脑过程中，这样传统的春秋之儒的道德标杆并没有毁灭。他们存在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存在在传说里。当然小民喜闻乐见的戏剧，也会成为这样的文化的承载体。《四郎探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事实上，在京剧中，这种例子还很多。相对于《大探二》，《赵氏孤儿》等忠君爱国的戏曲，《四郎探母》、《伍子胥》、《红鬃烈马》等戏也深深地印在心中。《四郎探母》是夫妇母子兄弟家国的至大情怀，是一种抛弃了战争和仇恨的潜在人心的人情之爱。《伍子胥》则是血亲复仇的典型，是京剧第一苦情戏。尽管他的鞭尸非常粗鲁，但是《春秋》和《史记》对它都是激赏的，因为他符合古代道义。司马迁的评价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并没有批判他不忠君爱国。大胡子苏东坡则说“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至于他引兵伐楚，连子胥自己也说“不义”。忠君爱国不谈，汉奸也无从说起，在孝义不能两全的时候，以孝为大，这就是一直流传下来的春秋的儒学。《水浒传》里的宋江，称“孝义黑三郎”，也是如此。至于《红鬃烈马》，薛平贵甚至先投降外邦，再打回来自己做皇帝，尽管是个类似于儿皇帝的，却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认可。因为这里着眼的是夫妇大义，是王宝钏的苦守，还有“王无道，反之可也”的思想。

    从《四郎探母》，一直说到儒家，该停笔了。这是一篇笔记，难免有思想不正确历史不准确的地方，先向各位看官唱个肥喏。

南昌徐麟

儒家文化传承需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