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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曾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独领风骚，直至近代以来，才渐渐失去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过，由于儒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环境并未彻底转变，加之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延承性，所以儒家文化在近百年里虽倍受批评和毁坏，但并未完全泯灭。尤其在农村，它仍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百姓。笔者儿时在家里，常见长辈们在交谈中，喜欢用三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是引用毛主席语录，二是引用邓小平的言论，第三就是引用《三字经》和《增广贤文》中的语句。
农民工出身农村，虽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却必然具有一种儒家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是零散的、自发的、飘忽的，却又内在的、深刻的、坚固的支配和影响着农民工。例如儒家文化中缺失了民主法制精神，导致农民工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采取暴力维权的方式。
由此，笔者认为，了解农民工，既要了解农民工当前生活的城市环境，也要了解他们所出身的农村环境，更要了解一下儒家文化。这就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古为今用”的原则，一是弃其糟粕，找到问题的思想根源，明白儒家文化在哪些地方、多大程度上阻滞了农民工；二是吸取精华，加强创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为农民工群体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加以解决。
慎独：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强调一个人独处时，要小心谨慎，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样严格约束自己，《中庸》开章明义就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理论充满了伦理色彩，对个人的道德自律要求很高，在血缘地缘密切联系的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确具有很大的约束与督促作用。但在今天来看，农民工背土离乡，跨县市、跨省、跨地区流动，“慎独”理论的监督作用失去了社会基础。从中观上看，农民工由于失业或半失业的关系，时常不在家庭、学校、企业等各种社会组织之中，是“社会人”而非“单位人”，“慎独”理论的约束作用失去了组织基础。从微观上看，农民工中大多是青壮年，青年大多情绪波动大，情感充沛，思想活跃，自制力较差，言行容易越轨，“慎独”理论的引导作用失去了心理基础。
无组织就无纪律，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要践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举措，一是要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质，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二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农民工学会用文明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三是要按照宪法、工会法、劳动法所规定的组织制度，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扩展党、团、工、妇组织在农民工群体的覆盖面，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将农民工纳入第二故乡的政治体系。
有教无类：农民工的培训教育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重视教育问题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开私学之先风，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公平思想“有教无类”以及《论语》、《大学》、《中庸》、《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所传承下来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和学习方法，是非常宝贵、丰富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以前，农民要“跳龙门”，实现向上流动，一靠读书，二靠当兵。现在，市场经济使农民多了打工这条出路。然而，农民的孩子在收入偏低的情况下，读义务教育也很困难，在教育不公平的体制下，他们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很少。他们大多勉强读完义务教育以后，未经任何职业培训就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就业后也没有意识和机会去参加学习培训。他们年少无知，满脑子都是挣钱，却不知道凭借什么来挣钱。培训教育的缺失，对农民工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发展也是一样。
首先，不利于农民工的发展。市场经济时代是专业化时代，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工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岗位角色、社会地位、前途发展。由于文化素质低，没有专业技能，所以他们只能做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最简单的工作。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但自主创新能力一直不高，收入也始终偏低。
其次，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培训、没有社保、没有劳动保护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是不能实现科学发展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必须同另一个生产要素即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在西方经济学界，亚当﹒斯密、劳卡特、穆勒、舒马赫等人一以贯之的理论，就是强调最有价值的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认为教育是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
再次，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在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即社会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中间阶层占据人口的大多数。笔者认为，中间阶层的壮大，不能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也不是靠高层的下向流动来实现。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中间阶层壮大的来源，正是数量庞大的、最基层的农民工。而农民工只有发挥主动性，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完成专业化、知识化的转变，才能实现向上流动进入中间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假如在涉世之初的三五年内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则必将渐趋弱化，十年之后这个人的整体素质将全部固化定型。也就是说，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工，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素质，最佳时间在于三五年之内，最多时间在于十年之内，错过这段时间，要学习，要改变，就很难了。
因此，笔者认为，教育培训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经之途，当务之急是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相联系的培训教育体系，加强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引导性培训和学历教育，促进农民工以工促学，以学促工，知行合一，科学发展。
与民同乐：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国的儒家，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儒家祟尚修身，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的培育，讲究“宁静以致远”。孔子虽然认为“君子不重，则不威”，但他并不是一个苦行僧，他也会因欣赏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在《礼记·乐记》一文中，他更将礼乐教育上升到治国之策的理论高度。儒家哲学中的忧患精神，也带有“与民同乐”的意味，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古代读书人和为官者的一个价值取向。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更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更丰富了，黄金周、出国游、充电学习、读书看报、上网，是普通市民最平常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相比之下，作为最基层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其精神文化生活则是非常单调机械的，“上班、吃饭、睡觉”是他们的生活模式。
这样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危险和隐患，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体现在工作上，一个人的品位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一个人的变质与失控不是在“八小时之内”，而是在“八小时之外”。诸多案例证明，农民工失足、走错路、违法乱纪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精神生活单调，生活无聊与空虚造成的。
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幸福指数”。因此，政府必须发挥文化职能作用，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产品，以丰富多彩的和谐文化来引导农民工度过一个丰富、充实、高尚的业余生活。
止于至善：农民工人生观的现代化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关于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不是定型的。我们在认识世界之前，必须认识自我，在建设物质世界之时，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我们要向未来前进，就必须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时间里深刻影响着我们。
其一，儒家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重视启发人认识人性。如孟子认为“性善”，《三字经》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尽管儒家的人性论不完全适合当代，但我们所要借鉴的是，儒家的人性启蒙能使人建立对于自我、对于他人的理性自觉，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相互了解的思想基础，拥有相互交往的礼仪规范，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所以，我们固然无须认可性善，但不可放弃对于人性的认识，不可放弃对他人的理解与沟通。我们固然无须接受儒家那一套繁琐的、拘谨的礼仪，但我们不可不掌握与他人、群体、阶层之间交往联系的方式。
其二，儒家哲学中的方向感、目标感、秩序感、步骤感，能使人把握好人生的发展方向。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孙中山先生给予高度称赞，认为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大学》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从根本上回答了做人的道理，给人生树立了一种系统的、明确的方向和标志。《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给人提供了一套可供操作的方法、秩序和步骤。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儒家式的“人”，但不可没有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固然无须过于循规蹈矩，但不可没有自己的秩序与步骤。
在农民工中，很多是青壮年和尚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家庭教育中，他们的父母，无法教给他们一个现代化的人生观；在仅有的几年学校教育中，他们为考试而考试，不晓得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在企业里，他们是“经济人”和“工具人”，而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以，这些年少的、幼稚的、单纯的农民工，在人生观的发展上，虽有一个好的宏观背景，但缺少具体的引导；虽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但难免要摔跟头、走弯路、入歧途。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有丰富的人学思想，即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一切文明，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与儒家的性善论的人学思想，一方面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比儒家更先进，能使我们从更高的层次来批判地继承儒家思想。一切文明，也都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儒家理论现代化，使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大众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生的目的，是家喻户晓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做人的标准，即“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很系统、很清晰、又很容易让人接受。当前，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适应当代的人生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因此，我们的党和政府，有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时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来帮助指导广大农民工群体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
这不仅让人想起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王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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