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古代乐舞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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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先民的早期艺术可分为两种“集合体”，即以声音、节奏为主体的音乐、歌诗、舞蹈艺术和以线条、色彩、造型为主体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人类早期曾有过音乐、歌诗、舞蹈“三位一体”的时代，三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音乐则为其母体。音乐本来就是人类抒情而发的声音。例如舞蹈，即使是最简单的舞蹈，也离不开音乐节奏和动作造型。口耳相传的歌诗，也同样离不开声音、节奏。音乐除了由口腔、咽喉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以表示喜怒哀乐之情之外，人类还逐渐借助于其他物器，诸如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太皞伏牺氏发明陶埙和五十弦的瑟、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之类。在齐鲁考古发现的黑陶吹奏乐器陶号角、陶鼓、陶埙、陶铃等，这些都具有乐器性质。宫商齐奏、八音克谐的音乐体系，从传世的青铜器来看，应完备于周代，至春秋战国，又有所发展。齐鲁音乐在文献典籍记载方面，《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虽然“韶”乐和“武”乐这两种乐曲是什么样子，今天已无从得知，但孔子既然听过，又如此赞叹，就足以说明，“韶”乐在当时已经具有了—定的规模、已是相当复杂的音乐活动了。

一、齐鲁早期乐舞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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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早期乐舞主要是先齐乐舞，即东夷乐舞。热爱生命、追求美好和谐社会生活的东夷民族是一个酷爱音乐、擅长歌舞的民族。他们爱好可以调节生活情调的美妙音乐，并且在发明、创造乐器和乐曲的制作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夷之人”虞舜在音乐舞蹈方面具有非凡的艺术才华。《世本》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韩非子·外储说》载：“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古乐篇》曰，舜将其父瞽叟的十五弦之瑟，改造为二十三弦之瑟。先齐之夷乐对后世影响之大，莫过于舜时制作的《韶》乐了。《庄子·天下》曰：“舜有《大韶》。”《汉书·礼乐志》载：“舜作《韶》。”《说文》音部：“《韶》舜乐也。”足证《韶》乐为舜时之作。《韶》乐是一部非常优美的舞乐。《史记·夏本纪》曰：“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足见舜时乐舞表演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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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舞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傩祭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商代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到周代叫做傩。傩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在举行傩祭的时候，身上蒙着熊皮，戴着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戴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或尊称为“十二神”及大队“□子”（由少年儿童扮演）到宫室各处跳跃呼号，合唱充满巫术咒语味道的祭歌，以驱逐“疫鬼”。《论语·乡党》》载，孔子每年在家乡举办“乡人傩”时，也恭恭敬敬穿起朝服去参加。这个“傩”，就是每年年三十所举行的逐鬼除疫的仪式。

舜之《韶》乐在夏禹之后，传之夏启。《竹书》有“夏后启舞《九招》”的记载。后又传至商汤立国之时，汤“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濩》，又修《九韶》之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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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乐《大韶》，简称《韶》，是六乐中最著名的一部，孔子在春秋末年还曾见过。传说这个乐舞是由一只脚的怪兽“夔”所创制的，其内容为歌颂舜帝继承、发扬、光大尧的功德，而其表现形式则是“击石拊石”，“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可见它原来也是氏族社会中的原始舞蹈。



周乐《大武》，是武王伐纣胜利后由周公创编的，其内容为表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据春秋时孔子所见，这个乐舞的开始，有一段很长的鼓声作引子，舞者（战士）持兵器屹立待命。接着是六段舞蹈：第一段舞是描写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用武力灭了商朝；第三段继续向南进军；第四段表现平定南部边疆；第五段舞队分列，表示周公、召公的分疆治理；第六段舞队重新集合，列队向武王致敬。舞蹈虽然是用象征性手法，并不象舞剧那样描绘人物和矛盾过程，但这无疑是一部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叙事性舞蹈作品。

《论语·八佾》详细载录了孔子对文舞的代表作《大韶》和武舞的代表作《大武》的评论。他认为，《韶》舞“尽美也，又尽善也”；而《武》舞“尽美也，未尽善也。”两者虽都是美的，但显然他对武舞的思想内容在“善”与“尽善”的差别上，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师，但宣扬的毕竟是武力，这在主张仁义、礼治的儒家看来，就不合“尽善”的政治理念。孔子之后，“尽善尽美”就成了儒家学派对乐舞等各种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这一追求贯穿于儒学始终，后世为此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在乐舞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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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立国之时，周公兴六代之乐，将《韶》乐作为宗庙之乐章。“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月习业，以教国子，学歌九德”。可见《韶》乐深受夏、商、周历代君王所重视，久传不衰。g

春秋时代，随着周王朝日渐衰微，“礼崩乐坏”，周礼周乐散见于诸侯各国。作为周公之后的封土鲁国，六代之乐齐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舞，当见到舞《韶箾》时，便发出由衷的赞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并且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从吴公子季札对《韶》乐赞赏不已的评价中，既可以看到《韶》乐在鲁国由于历代传唱增饰而不断完善的情状，又能看出它对当时音乐的影响之大。

《韶》乐在齐国，一直广为流传，延至春秋，不断加以丰富、发展与完善，并且直接影响了齐国音乐的发展。这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韶》乐在舜之后裔的封土陈国流传，使之成为普及民间、家喻户晓的乐曲。陈公子完在齐桓公末年奔齐，《韶》乐当于此时传入齐国；二是鲁国乐师“太师挚适齐”（2），他将《韶》乐由鲁传入齐，这也是很自然的。《韶》乐在齐国不断发展完善，并流传下来。因此，后来当孔子在齐闻《韶》，为之陶醉不已，“三月不知肉味”，并感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孔子还大加赞赏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4）。由此反映出齐文化对《韶》乐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韶》乐一直被齐人所重视，因而也对齐国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齐鲁雅乐与俗乐

齐鲁雅乐是相对民间俗乐而言的官方音乐。雅乐是用于宗庙祭祀、春秋飨射及朝廷各种盛典仪式上乐舞。其音乐旋律，和谐舒缓、庄重肃穆；其乐舞表演，整齐划一；所使用的乐器，虽也有丝竹之乐，但主要配器是以钟、罄为主的金石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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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时代以礼乐为主体的鲁国乐舞

礼乐本来起源于巫术歌舞为本位的“巫官文化”，后逐渐衍变为“史官文化”。到了春秋时代，又经过人文加工以后，演变为以人本为中心的礼乐文化。由于鲁国处在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中心的地位，因而能够得天独厚地集天下诗、乐、舞之精粹，全面集中的展现于鲁国的礼乐舞台。

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求观赏仅存于鲁国的周朝各种礼乐，当时的演出盛况空前，吴公子季札观后感慨万千，赞叹不已。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以上乐舞，既有史官采集于各诸侯国不同风格的国风，又有用于庙堂祭祀的《雅》、《颂》之乐，还有为先王歌功颂德的《大武》、《大夏》、《韶箾》等古老的传统乐舞，诗、乐、舞，众彩纷呈。由此可见当时鲁国乐风之盛，舞姿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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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国舞乐中，还有将羽舞和干舞结合在一起表演的万舞。据《诗经·鲁颂·閟宫》：“万舞洋洋，孝孙有庆。”可以想见当时鲁国宗庙祭祀时以干舞和羽舞相配合及其表演规模之盛大、场面气氛之庄严。

（二）、战国时代以俗乐为主流的齐国乐舞

以俗乐为主流的齐国乐舞包括民间俗乐和俗化了的官乐。俗乐是指流行的世俗之乐、民间乐舞。齐国民间有许多俗乐歌手，诸如“善讴”的王豹、“善歌”的绵驹、喜唱哭调的韩娥等。齐人好乐，“齐右善歌”，齐国的民间乐舞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战国策·齐策》、《史记苏秦列传》均有载录：“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这表明当时齐都城中各种器乐演奏、各类伎艺表演的普遍性和广泛开展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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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历代君王中多有喜爱民间俗乐者。齐威王喜音乐，善弹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有“鼓琴取相”之佳话。齐宣公欣赏音乐不仅喜爱俗乐，而且公开提出摒弃礼乐，提倡俗乐。他曾直言不讳地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5）。这位喜爱俗乐的国君，曾有一支“吹竽必三百人”宫廷乐队，流行一时，而东郭处士“滥竽充数”的故事却流传至今。齐湣王依然喜爱俗乐，喜欢听竽的独奏而不愿听竽的合奏，致使滥竽于乐队中的东郭处士混不下去，只好逃之夭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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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卿相也多喜爱俗乐。齐相国孟尝君是一位俗乐爱好者，其门下士人中就有所谓“击铗歌唱”的冯谖（7）；除了邹忌“鼓琴取相”之外，还有善于鼓琴的雍门周以乐教琴歌相于齐（8），等等。

正是由于齐国从市井平民到上层君臣的音乐审美情趣趋于俗乐，喜爱俗乐，提倡俗乐，因此齐国的俗乐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和不断地完善。

齐国官乐是相对民间俗乐而言的官方雅乐，包括礼乐、燕乐等，主要用于郊庙祭祀、春秋飨射及朝廷典礼仪式等，其音乐庄重肃穆，旋律舒缓，乐舞表演，整齐划一。所配乐器，以钟、罄金石之乐为主，也有丝竹之乐相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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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官乐礼乐有“三代之遗声”，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先王之乐的传统模式。齐国礼乐在发展中，由于不断地受到齐国俗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熏染、影响而逐渐被俗化、被改造。因而大大地增强了音乐艺术感染力，使之更适合于娱乐，更具有欣赏性。这些都充分地反映出齐国乐舞更富有人情意味的自然特征。;

三、齐鲁乐器

评价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成就，通常是以其乐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因为乐器制作工艺水平，更能够比较集中地将音乐艺术各个领域物质的、理论的与实践的成果融为一体，并表现为各种复杂的音乐思维。

据文献典籍与考古资料表明，齐鲁乐器制作的原料包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齐鲁制作的乐器有：鼓、钟、罄、琴、瑟、筑、篪、笙、箫、管、竽、柷、缶、埙等，均已见于考古资料与文献典籍中。由钟所派生出的钲、铎、铙之属，《周礼》等文献中有记载，齐鲁考古也有发现。

传世的古琴均为七弦。五弦琴只是在文献中说过，舜援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看来最初就是五弦，发展加倍为十弦，实际上有三根弦用不到，才省为七弦。曾侯乙墓的两琴也为我们提出考虑丝乐发展的思路。传世七弦琴的弹奏方法，是七弦十三徽。左手按徽位，右手拨弦弹奏。计有弹、抹、勿、剔、轮指、过弦、泛声等基本手法。可见其音响之复杂。五弦、十弦琴谱不传，但可以类推，这也是很复杂的，即此一端，即可看出当时音乐水平之高。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层、山东潍坊姚官庄和日照东海峪等龙山文化层，发现了造型奇特的泥质黑陶吹奏乐器“笛柄杯”、陶号角、陶鼓、陶埙、陶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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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齐鲁出土的先秦青铜古乐器，包括铜铃、铜钟、铙、编铙、铎、钲、錞于、鎛、编鎛、编钟，近四百枚；齐鲁出土的先秦罄乐器，包括罄、编磬，百余枚；齐鲁出土的先秦陶埙，包括鸟形埙、陶埙、石埙、韶埙、太石埙，二十余枚。（9）

2000年，在济南章丘洛庄汉墓中深埋了两千一百多年的百余件西汉齐国古乐器面世：出土编钟一套十九枚，为完整的双音钟；出土编磬及錞于（铜制乐器）六套一百零七枚。另外还有一些钲、铎等古乐器出土。专家现场测试了编钟、编磬等古乐器的音色、音准，并用其试奏了《苏武牧羊》、《春江花月夜》等古乐曲，编钟的声音古朴明亮，编磬的声音清脆悦耳，令世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