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申精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四回 绕树三匝 　

周月亮 著

６．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四回 绕树三匝 　

周月亮 著

７．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属于阳明的问题是后面三个:“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王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像所有的儒家一样，王倾心风俗统治，他的第四个问题是:风俗之美恶关乎天下之治。他认为风俗代有新变，风俗在三代不知凡几变矣，变到汉代以后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贾谊那样高屋建瓴地纵论一通。他代作的“标准答卷”是这样开头的:

“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

风俗统治论的核心是人格决定论，王呼吁像伯夷那样的圣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样的圣之和者来刷新社会风气，来使“鄙夫敦，薄夫宽”。而坏尽天下风气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乡愿”。阳明一生的天敌就是乡愿!或者说心学的天敌就是乡愿。乡愿的危害性在于它极善伪装，他说:泛泛地看，谁也不是乡愿，细看则不是乡愿者几乎没有。这种作风使社会失去正常标准:

“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擐狡而轻朴直，……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预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说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绝对说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然后笔锋一转，指责“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拔不出豪杰来的，但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更有几乎是出格的问题: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龙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好官来，但国家“名器已滥”!

关键是选拔出真才。尽管出个把真才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但体制性的改革王阳明终身都没有想过。由他来选拔人才，他也无非是想让这些秀才们都能写出他五年前那样的《陈言边务疏》。他后来摆平了蕃镇与民变两相，那奇勋的建立，不是现蒸热卖而是积厚孕久的功夫。并非天然现成的“良知”发用。不过其忧国忧民的情志的确让人感动。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结尾处，他说了几句显然是说给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爷们看的的话。真难为他了。

他当考官是不会像周进选拔范进那样选拔人才的。可惜，他只主持过这一次小小的乡试。无权是不能为国家选拔真才的。

按世俗标准，他算一帆风顺，年轻轻的进士及第，刚上仕途也谈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却在边缘空耗时光。他内心的苦闷与其才华成正比。他虽然庆幸能来夫子之乡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愤难舒了。现存他《山东诗六首》，既痛“浊世将焉穷”“下愚竟难晓”，更恨“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个“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呜呼，这位让举子作贾谊式《平安策》的考官，内心深处却怀揣着悲伤的《服鸟赋》。

贾谊和晁错是他这次主考时屡屡提到的“形象”。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四回 绕树三匝 　

周月亮 著

８．师友之道

但他不再像贾谊那么想不开了，因为贾谊不能白死，他的教训，自有智者予以总结。苏东坡说贾是“扬才露己”、不会自用其才，只能自速其死，东坡的结论是“但愿我儿鲁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阳明则采取了迂回的办法，采用孔子式不能执政便通过学说和办学来“施予有政”。

他既然从阳明洞复出，就暂时不会骑鹿入蓬岛。那种想法可以随时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取得让他荣升骤起的声誉，或者可以说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他的“宰相经”还缺少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时期的旧制，已在位的宰相们觉得他们已经或正在用“京察法”解决名器太滥的问题，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称职官员，至于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爷的成例在。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王阳明这次主考工作所体现的真正的挑战性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满程朱式辞章讲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为这是放横炮就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他来到兵部武选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所谓选拔“武将上马定乾坤”之事是单纯吏部决定不了的，吏部高于其它五部之处在于它管“干部”，其它部的属员，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导性意见。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上“官”，这个衙门就“灵”。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满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他修习兵学也算有了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离王的理想还有可悲的距离。他的同事和学生黄绾在给王作的《行状》中说他是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就是兵部的倒数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等事。武学一项似乎可以发挥王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面对的是已是武职的官员及其子弟，与科举选拔武举武状元不一码事。不过，王氏自言他是武选司，显然黄绾笔误。尽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实权的司员，比在下面当个知县要名贵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确都比他差远了，而他却须经他们提拨才能进步，从而有所作为。这是让他很难受又改变不了的“事实”。

王有个优点或者说特点，一旦职业与他心头的事业不合辙时，他就不再以职业为意，而集中心思于事业上，这是他与那些除了当官别无所为的混世虫“官崽”的根本区别。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根据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罢，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师。他才34岁，便开门授徒了。

阳明之前，讲学尚未成风，但承宋儒讲学之习，于科举，学校等官学之外，私学授受也小有气候。如前面提到的吴与弼，娄一斋，娄少年时曾四处求师，就是找这种思想家型的导师，而非科考塾师。自然，这种私学讲究的是儒门的正经深义，极利于在科考时超常发挥，居官后亦有特色。开设这种私学的人都是有“主义”的，举一个和阳明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以显示风气之一般，从而也可看出阳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罗伦，即当时学者及《明儒学案》所称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贫，打柴放猪时也带着书，挤时间看，成了秀才后，想的不是顺科举再升，而是“志圣贤学”，尝说：“科举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成化二年，廷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主试者想删去后一句，他不干。最后还是状元及第。

过了没有俩月，正好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旨返朝，罗先到李家劝李不要违背圣训，李不听。罗上疏，说了许多尖锐的大实话:“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圆，盂实主之。臣之直佞，君实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结果他迅速被贬为外地一小官。没过多久，李贤死，罗召复原官，两年后，引疾归，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迹罕止，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多。黄宗羲说他“刚介绝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这是个“志圣贤学”能考上，当了官依然坚持圣贤学，也因此而隐居弘扬圣贤学的例子。孔子说“我未见刚者”，罗伦就是个刚者。他著书授徒都一依圣贤本意，办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学，毫无私利私名之想。像这样的学者在明代能举出一把。他们为阳明所说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几乎全部现实的享乐。行大于知。罗说“与其以一善成名，宁学圣人而未至。”就学做圣人的纯粹性而言，罗一峰辈高过王阳明。阳明也不可能像罗伦那样单为"道尊"而隐居办学。

自然也有为了显用于世而讲学办会的，翻阅《明史》，几乎每个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现在还屈沉下僚，不能引荐学生在仕途上走捷径。他虽辞章、兵道、仙佛无不涉猎，在儒学本门下的功夫更大，但还没到独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学”是一种道德修养，其中有多少学术、学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励，彼此以伟人的标准相互要求，交流心得体会而已。是内学而非外学，有人模仿，可以刷新一点士子风习。

世风及士风让他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许多缺德少才的混帐玩艺儿摇身一变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风俗大坏的局面。他这样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精神”:既有西汉末的懦弱又横添蛮悍之风;既有东汉末的徼激又杂染随风倒的习气;既有晋朝的虚薄又混合着庸俗琐碎的心计;既有唐朝的放荡又夹缠着鄙吝的市侩作风。简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现实之邪恶的大染缸。（《拟……表》）而“牧羊人”由科举出品，科举只引导读书人去背诵辞章讲疏，无人再致力“身心之学”。学术关乎士品，士品关乎世风。再不讲究身心之学，圣学将大面积被遗弃。

他本人的切身体会是师友之道直接作用于知情意，能直接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动，能找到一种从书本中找不到的“感觉”。他从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访师友，寻觅知音，自感“受用”大于闭门读书。

一种从我做起的责任感，使他开始接收学生。他倡身心之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有愿执贽来拜师的，他便开门而纳之。他的出发点是相当高尚的，无非是想与更多的人一起成圣。然而同僚便不免以为他是在标新立异、邀取名声。只有与之质量对等的湛甘泉时为翰林庶吉士，觉得这才是正经大事，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寻找师友是为了建立起与官场相抗衡的“道场”，建立起一种顺我心志的“社会关系”系统。交际，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儒家的五伦有“友”这一伦。像李贽，谭嗣同这样的叛逆则尤重此一伦，以为唯朋友一伦最见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为基础的自由关系。

阳明与甘泉的相遇无论如何是一个“事件”。对于明代的思想界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阳明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广东老乡陈白沙。陈是新会人，陈曾从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老家闭门读书，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阳明筑室阳明洞也是这个意思，都有点禅风道意。这二氏之学，自中唐以后几乎成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与阳明的最大区别是甘泉以志颜回之学为主，阳明以志伊尹之志为主。甘泉本不想去参加科举，奉母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考官杨廷和等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选为庶吉士。当时，阳明是兵部武选司主事，也在北京，两人“同构”遂一见大相契悦。

阳明对人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甘泉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阳明时年三十四岁，所谓从宦三十年，是从跟着他父亲旅居京华算起。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阳明可谓阅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圣人气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至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后，阳明这样总结湛甘泉的“意义”:他是真正体现圣人之学的典范。是今日之颜回。因为他唯求“自得”。是王的真正同志。

甘泉则这样概括王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个过程也是王氏本人及王门弟子并不讳言的。现在俱往矣，阳明已觉悟于前又正好有了可以相互发明圣学的同志，用阳明自己的话说：“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别甘泉序》）

孔夫子办学的特点是造成一种“场”，让学生们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启发点拨只是引路确定高度，他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阳明和湛甘泉都以为他们的相会和讲论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换了皇帝了。静养身心之学的大气候一去不复返了。阳明也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了——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党榜。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五回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周月亮 著

１．皇帝父子

弘治皇帝于1505年5月即弘治十八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遗诏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弘治拉着刘健的手叮嘱道:“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孝宗实录》卷224）直到正德皇帝赶走刘健时，刘还哭拜先帝，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先帝。

成化，弘治都算承平好皇帝，尤其是弘治是大明十六朝最仁慈最儒家化的好皇帝。但是，正德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弊政都孕育在这貌似承平的时代，主要是皇帝越来越不顾自己的政府，皇帝更像个普通的谋求特权的官僚，在与国家，政府争夺权利，他们只对自己的小金库有感觉，更热衷于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即所谓不经吏部而直接传旨任命的“传奉官”），从成化到正德这祖孙三代，都对国家事物不感兴趣，他们倒像不情愿的从而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的"打工崽"，他们对权力的感觉酷似无赖的权力意欲，即只想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权力只是用来满足快乐的工具，此外的意义他们便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与同时期的西方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形成滑稽的对比。中国的这几位君主更像是"平民花花公子"，愿意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厮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为了能这样散漫地玩下去而迷信道教乞求长生，而且很平民化的礼上往来式的封赠那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诸色人等。关于他们的故事不是关乎一时期大局的全景巨片，倒更像“三言二拍”式的市井话本。

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幼年过得是耽惊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亲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时，他不到两岁，一年以后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这七年，朱见深被废除太子身分，与被废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条件相当艰难，气氛相当压抑，内心也凄楚。他父亲干掉他叔叔又坐上龙廷时，他九岁。他登基时十七岁。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应迟钝，严重口吃。他的迟钝支持了他的冷静的几乎是麻木的行政风格。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当皇帝时太年轻，与父辈的阁臣没有共同语言，疏远年长的老臣亲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的宦官几乎是自然选择。

朱元璋废除宰相想自己当宰相，造成了一个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儿孙不但不想当宰相也懒得当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正规化，是比个别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刘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皇帝只与身边的宦官打交道，不与廷臣见面，至高无上的指挥全国的圣旨或由宦官传达或径出宦官之手，这不是旧史学家说的与宦官共天下么?

这祖孙三代同一秉性:不爱上班，宠信道术。成化初即位，还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取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淫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仅在1471年，因彗星久现，在大学士力请之下，于奉天门接见阁臣。

彭时奏称“天变可畏”，成化说“卿等宜尽心”。

又奏:御史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成化说，是。

万安带头磕头呼万岁。阁臣退下，成化退朝。朝野传笑。从此，直到成化死，再也没有召见过大臣。群臣奏事均由内官中转，控制大内的是比皇帝大二十岁的万贵妃，万氏本是成化童年时代的保姆，她懂得如何使他高兴，从而把“自己的孩子”掌握在手心里。这有点像后来的熹宗与客氏的关系。

万氏有足够的机智和歹毒，自她生的幼子死后，她便再也没有怀孕，她便使宫内任何妇女都不能生孩子，怀孕的流产，生了孩子的母子都是个死，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热情极高的文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上疏，劝皇帝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早生孩子。成化的回答是"这是朕的私事"。

就凭这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官集团的士气多么高涨。他们找到了与天下一体的伟大感觉。因为国家的日常事务是靠士大夫来运转的，就像把大门的反而比老板更管事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气势一样。只有老板知道把门的是贱役。但老百姓不知道，文官集团本身则不想知道。诡称与万氏同宗的大学士万安和照章办事的其他阁臣，还有文官传统支撑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年约60岁的万贵妃在怒挞宫婢时痰涌而死，年41岁的成化皇帝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还真随之而去。像西方人定义小说的概念所举的例子一样:皇后死了，因此皇帝也死了。情节有因果关系，于是具有小说的魅力。

若皇帝为零，则这个皇帝是最好的皇帝。成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好皇帝。自然他也曾传旨廷杖过大臣，因他不亲政，旨意均由内官传达，许多求官的人便来贿赂可以接近御玺的可以在传奉官的名单上添加姓名的内官，传奉授官，这种来路极正但超越了政府从天而降的官，即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时所抨击的乱了国家“名器”的那种外门邪道的官。这种授官方式是对国家宪政的公开践踏，皇帝开这种后门，是对把大门的公开蔑视和戏弄。在群臣的抗议下一次就罢免了五百多，可见多么滥。弘治即位，还能罢黜两千多，僧道官一千多，其实还没有清查完。皇帝为零，繁殖了大量不想当零的人众。幸亏，成化遇上两个好内官:怀恩和邴吉。要冒出个刘瑾，则成化朝就是正德朝了。

弘治十七岁（1487年）即位，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他让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情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说“你可以走了。”弘治换上他在东宫时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又采纳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成化朝的佞幸，真起到了争取人心的作用。但很快，他就学他老子，不上朝不召见大臣议政。奏章批发均由内官，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他跟他老子一样崇信道术。1497年3月，迫于阁臣之议，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议，说与先生们商量。徐溥等拟旨，呈弘治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他老子26年前接见大臣后的又一次，以至满朝称为盛事。

主权虚位，中介便还得发达起来。传旨的太监的品质便至关重要了。弘治依靠的是李广，李以道家符和烧炼丹药取悦弘治，接受贿赂，引荐官员，李畏罪自杀后，从他家查出向他行贿的名册，列有文武大臣多名，各送黄米，白米百千石不等。弘治不解，问:李广能吃多少，怎么接受这么多?他还不知道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知道实情后，依然命阁臣撰文赐祭。你说弘治多么"厚道"罢。

他的宽厚性格还引发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在明朝所有的皇帝中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能够耐心听取严厉批评的了。《孝宗实录》显示，所有有抱负的官员，或出于真心或仅仅是为了出风头，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儒家经典和伦理道德，给他灌输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政策观念，几乎是纠缠不休。熟悉中国历史的文官知道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谁也不肯放过机会。王阳明归山又复出，也有留恋这难得的宽松期的意思。他在主试山东时大胆言论也有这个背景。但孝宗是个难得的"好人"（譬如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做到了一夫一妻的皇帝），却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英主。

看《孝宗本纪》他除了按“礼”四时祭祀，完成天子这一象征性的本职工作外，就是同意治理黄河，编修了《大明会典》。会典的颁行，意义重大，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的沿革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还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

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是《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还因会典编成而升官。成化在东宫时，王华即是其讲读官，算是东宫旧人，华事三朝，唯孝宗对他算有知遇之恩。他升为礼部右侍郎后，仍兼日讲官。因为皇帝认为他“讲释明赡，故特久任。”弘治末年，对他“尤加眷注”，他在进讲时，常常劝皇上勤圣学，诫逸豫，亲仁贤，远邪佞。皇上则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对他颇有好感。惯例是给皇帝讲课前，须先演习，仍会张慌失错。华则从不预演，又讲得“条畅”。有一次，上已幸讲筵，而当直的讲官突然晕倒，大家公推华应急，华从容开讲，比平时还“条畅”。当时内官李广正贵幸，唯王华敢引古讽今的加以批评，“诵说朗然，开讽明切。左右闻者皆缩头吐舌，而上悦闻不厌。”并获得皇帝的“赐食”嘉奖，内官对王华说:“连日先生讲述明白，圣心甚喜，甚加眷念。”王华感恩，自庆知遇，越发讲得剀切。皇帝也勤加鼓励。为王华作行状的陆深大发感慨:弘治若不早死，王华会当上大学士的。

王华若能当上大学士，阳明可能就不会有不被理解不被重用的苦闷了，然而也只是可能而已。那样，阳明也许会走上纯文官之路，当个御史或翰林学士，根据正常的官场规则若王华一直为相，则阳明也可能反而难尽起才。

这许多也许和或者都因正德登基而泡了汤。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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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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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玩主

正德的聪明都用在嬉游淫乐上了。有的稗史根据起种种反长常规的举止推测他是江湖野种，不是真正的龙子龙孙。其实朱家本起脚于江湖，朱元璋的流氓本性体现在政治上，朱厚照的流氓本性体现在反政治上罢了。流氓性这一家族的“年轮”历久不变。正德的反政治不是不讲政治，而是“玩”政治，把政治游戏彻底戏耍化，他的确很聪明，彻底看透了皇权帝制的无谓。如果说像李煜那样的文学皇帝，还不足以使皇权的本质“透底”的话，历史安排了正德这样的流氓皇帝来使其大透底，大爆光，让世人知道皇权原来这么流氓，皇帝原来可以这么不是东西!

朱厚照奉诏即位时年方十五，正当青春期，刘健没把他教成“好人”，刘瑾却把他教导成了个合法流氓。偏巧像怀恩那样的宦官没被选拔到东宫或大内，也许有，但可能正在扫厕所。在东宫包围太子的马永成，谷大用，刘瑾等，跟着进了大内，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八党”。刘健等顾命大臣成了外围边缘人物，他们请行“新政”，裁汰各部门的冗员，放遣先朝宫人及内苑珍禽异兽，正德根本不听。始终跃跃欲试每逢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换届时越发想大显身手的言官，这回不等于失业就是大触霉头。刘健将各种给皇帝支招的规劝皇帝不要这样那样的奏章摘要分类汇编，径送正德，然而等于对牛弹琴。正德倚靠宦官，宦官迎合正德，只是一个劲的玩。

受先帝顾命的内阁老臣自然不能玩忽，先上疏说：“皇上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玩鹰、犬、狐、兔，使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坏而莫救。现在，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枭吻及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各有摧折或致烧毁。天心示警，伏愿陛下惕然醒悟。

正德说，知道了。然而，半句也不听。于是，老臣再上疏：“近者地动天鸣，五星侵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现，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任情作弊，谗谤公行，奸邪得计，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变于上而不畏。”结论是赶紧罢黜宦官。

皇帝的结论是甩开这些老厌物，由宦官直接办事。老臣再上抗议书，说一开始还跟我们商量一点事情，近来往往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议。这些皇帝连看也不看了。

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辄泣恨不能救正。郎中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说：“计安出？”梦阳说：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次日早朝，韩与诸大臣密议，都同意。于是大文学家李梦阳替韩文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皇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

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弹劾“八党”，下内阁议。九卿诸大臣伏阙上疏，力斥“八党”。正好宦官内部有想铲除八党的王岳等人，事情遂得以推动起来，正德让王岳与阁臣商讨处理办法，意欲将八人安排到南京。若果真先疏离，再清除，刘瑾等就消失了。但刘健，谢迁等则坚持必须杀了他们。焦芳密报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皇上感动，刘瑾又说：“害怒侪者王岳。狗、马、鹰、兔，王岳献过没有？现在单追究我们。”反诬王岳结纳阁臣欲限制皇帝出入。正德大怒，即刻命令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又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掌管，辑查朝臣。

次日，即1506年10月28日，群臣早朝，大太监李荣出来告诉大学士和其他廷臣，皇帝说刘瑾等把皇帝从小服侍到现在，不忍立即处理，以后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大学士们自然知道个中含义，便集体提出辞职，说“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说的既对且好，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都会被感动、说服。但正德就有魄力批示：李东阳得留任，刘健，谢迁等阁臣退休。李再次上疏乞退，圣旨下：“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勿再辞。”

李送他们时，涕泪涟涟，刘正色道:“何以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李默然难言。因为李在倒“八党”活动中，态度不那么激进。所以刘瑾在前朝老臣中，单留下了他。一个不留也有点“不象”。李在日后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弥缝”的作用。

正德即位不到一年，前朝旧臣除了李东阳几乎都被罢免了。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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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官罹难

极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交章请留刘、谢。上次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御史赵佑，朱廷声，陈琳等先乘灾异求言之机，上疏:乞置刘瑾等于法，汰革额外冗员。遵遗命，信老成，重无大小，必咨大臣，台谏，不为近习所摇，则灾变自弭。后因帝大婚，因宛平九月李花盛开而上言:“此阴擅阳权，非偶然也。”直到十月，众文官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差点将八党就地处决。但刘瑾等打下北京这股势头，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

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章奏留刘谢。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15人，刚连名上疏请屏八党，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变。他们又“复上公疏”请留健、迁。刘瑾对这些反对党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知县或上疏乞救，或抗议均被“廷杖除名”。

在这场挽留辅臣的风潮中，最顽强最悲壮的是南京御史蒋钦。他被杖废为民以后，第三天，一个人再上奏章，有点《三国演义》“段子”味:“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天彻地”。他揭发刘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拨。“通国皆寒心”。他问“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这比后来沈练劾魏忠贤之“汉贼不两立”更透过一层。正德如能读到这份奏章，根据阳明的心学原理，也应该受感动。他明知道“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还是这么义无反顾，要求用自己的死来谢“谢了天下的刘瑾”。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

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

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

正德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

刘瑾乘机说:“可令二人南京去。”

于是，杨之就要到手的内阁大学士，像煮熟的鹅一样飞了。两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刘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大计京官时，罢黜的人比以往多，还提议随时纠劾，以示劝惩，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罢免，他本人也纠劾过重。有人认为他是在配合形势，暗中附和刘瑾，因“瑾方以严苛择辱士大夫”。其实，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时候。他是一生正直的。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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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朝政鱼烂

刘瑾能够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敛财。正德挥霍无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库，户部尚书韩文又坚持“原则”，不痛快地让皇帝花户部的库银。事实上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皇帝不耐烦听那些烦人的数字，他就是要钱。朝廷的官员们除了主张"节约"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办法。而刘瑾有一套常规之外的增加财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刘瑾，不顾文官们的反对。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刘瑾的财政改革用老话说就是“横征暴敛”，闹得朝野嚣然。文官反对“改革”，刘瑾乘机让宦官全面夺权。全国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员”，现在在理论也“合法”的高于正规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临驾于汉族之上的满族官僚和国民党的“军统”了。弘治一度真使他们单局限于“统计调查”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成了皇帝向文官夺权的阶级性的社会力量。

但是，钱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原因是“硕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计算的权力剥削（腐败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于资本剥削的权力剥削），单单是坐吃皇粮的就大大超过税收。明人郑晓的《今言》统计：“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15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35800，吏55000。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2668万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久缺月粮，各边缺军晌，各省缺俸廪。”郑晓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历任国家要职，所言可信。

刘瑾一箭双雕，他跟皇帝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他的高招儿是随时向任何官吏处以“罚款”，既打击了文官又增加了银米。翻看这一时期的《明史》列传，自大学士李东阳以下没有被“罚款”（夺俸，停薪）者几稀，这股冲击波也扫荡了入不了“列传”的大批官员，这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乘为证。还有一招是“赔偿”。或是真失误，或是找茬儿，让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

对各大“军区”的军屯地，各省则大事摊派，有的项目几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税，地方官反对，则由住守的太监强行执行，有的地方官为讨好则不顾实际，谄上压下，激起了几乎是到处都有的“骚乱”，西北，东北的边防军，有几支造反的。民变也发生了。最后，安化王起事，刘瑾的末日也到了。

各地的镇守太监比刘瑾还不顾后果，关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记录，遍布公私史籍，是标准的“小鬼当家”。刘瑾还有一套用太监监督太监的“统中之统”，叫什么“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在阉党中再建“党中之党”，酷似纳粹之“盖世太保”。这正是狐狸，黄鼠狼与蛇之间的联环套，一物降一物，转圈追逐。这种超常的特务统治，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提高了祸国殃民的能力。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1507年3月，刘瑾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天下镇守太监实际上的级别和职权与各省最高文官相当，并有权监督文官，审查任何行政和司法事务，关键是当地的工作由太监总结向中央即刘瑾汇报，所有的重要公文都只对刘，经刘签发给各部门。原先的通政司已失去“喉舌司”的作用。群臣的奏章也是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天下只知有刘太监而不知有皇帝矣。

刘瑾公开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还没赖到后来之纳贿不办事的程度，基本上是“朝发夕至”，受贿之后几天内即“超拜”---越轨提拨。这样他事实上很快在文官内部也拉出来基本骨干。

对于那些不与皇帝及其“军统”合作的文官，皇帝便越发只用“军统”并默成“军统”干掉文官的系统工程。要细说他这方面的战绩，得拉一个很长的名单。阁臣除了李东阳，全换了，六部的长官按他的意志作了调整。举一个小例子。

浙江省应诏举荐怀才抱德的乡贤，举的都是余姚人，都是谢迁的老乡，当初起草诏书的是刘健。刘瑾“大公无私”起来，“矫旨”（他下的，但是圣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将那几个隐士下了“诏狱”，让他们交代迁，健的徇私勾当。刘瑾想把这两个前大学士逮捕，抄家。李东阳死力疏解。刘瑾的党羽焦芳在旁边厉声的说:“纵轻贷（从轻发落），亦当除名。”旨下，果如焦芳所言。那四个隐士被发配到边疆戍边真当隐士去了。刘宇则弹劾两司访举失实，被罚米，还有被削职为民的。他们在多么公正地捍卫国家

体统!然而，正是这个焦引进这个刘，向瑾行贿万金。瑾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几天之内“超拜”刘宇为兵部尚书。后找茬儿让吏部尚书许进退休，升刘宇为吏部尚书---六卿

之长。挤走王鏊后，宇又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而焦芳是在向刘瑾密报了大学士们的杀瑾计划后的第四天就“超拜”为大学士的。焦对瑾自称“门下”，如黄埔出身称蒋介石“老师”一样，焦带头呼瑾为“千岁”。

发配走那四个隐士后，还下了一道诏书: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京官，著为令!如果刘瑾不倒台，阳明尚未当小京官，则他永远也别想进京显身手了!整个余姚县的人都成了帝国的“敌人”。全世界只有中华帝国才有这等笑话。

赶走刘健，谢迁，刘瑾愤尤未释。南北官员越是乞留，刘瑾越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是绝对的天怒人怨，仅山东就连着地震45次。刘瑾也不作什么“灾异求言”的表面文章了。他以绝户的气概，赶尽杀绝的魄力，将反对过他的人打成“奸党”，勉强过完年，即正德二年，1507年，将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阳明，还有一批言官，共53人，将他们的“臭名”榜示朝堂，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宣戒。像开公判大会式的，以期起到杀一禁百的作用。

仅《明史》所载，因瑾当权“横甚，尤恶言官，惧祸者往往自尽。”私乘记载更怕人。还有因交不上贿赂而自杀的。真想不通，居然还有那么多愚忠之人，还要为这么王八蛋的朝廷卖命!

刘瑾像挣命一样穷追不舍，于正德四年，即1509年12月，追夺健、迁，尚书马文升，刘大夏（他因惩处不法镇守太监而落职），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皇上赏赐的玉带服物，同时被夺诰命（即连退休干部也不是了）黜为民的共有675人《谢迁传》。人们还为他们担心，以为更大的灾祸还要附加而来。而这追夺诰命的行动，居然是拍刘瑾的马屁的言官提议的!难怪正德皇帝看不起文官，刘瑾憎恶言官。

此前一年，发生过一起“匿名信”事件。1508年6月26日早朝时，一封状告刘瑾诸不法事的匿名信，放在丹墀上，一个御使拾起来交给了皇帝。刘瑾知道信的内容后，当即命令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加责问。过了几个小时，让尚书们退出。近中午时他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向他抗议，说他们从未受过这种虐待。刘让他们退出。一个御使说:这违反了王朝法令。刘说:正是你们把国家的事情办糟了。刘让剩下的人站到朝见时的位置上去，以便查出谁靠近放信的地点。一个大太监说: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次序，谁会傻得往那站?刘让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派锦衣卫去收查各家。那个大铛说:谁傻得在家里留草稿?

六月的中午，又偏偏天气极好。几个官员晕倒，被拖走。另一个大太监给百官员送西瓜。刘马上“矫旨”调开这两个大太监。下午过半，五品以下的都被押入锦衣卫监狱。有三百多人。次日，李东阳赶紧营救，正好，刘瑾发现写信的是一个太监，没死才重见阳光呼吸上户外空气。

就是写信骂皇帝也不至于此罢。

明朝的好事坏事都能创纪录。除了“皇军”，还没人比得过刘瑾。而他本是个宫廷“文工团”团长。他太歹毒，他们太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大话，说不得了。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五回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周月亮 著

５．铁窗生涯

刘瑾时代将帝国的集权恐怖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至，但还不够登峰造极，日后有更令人发指的年头。极权，必恐怖。集权必极权。不管何种方式的集权，极权，都必然强迫人们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被踩在脚下，已完成了的集权是能够镇压反抗的。

这时，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静以待变”。谢迁，退居林下后，正与人下棋，追夺诰命的圣旨下达，他谈笑自若，家人和朋友都为他忧虑，估计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他却照常赋诗饮酒。刘瑾伏诛。他复职。这叫宰相器度。

王阳明呢?他要像蒋钦那样愚忠，也就不成为心学大师了;他要像焦芳那样奔竞钻刺，媚时趋俗，同样也不会成为心学大师。他若在被罚长跪的百官之中，会是什么表现?立即辞职同样等于抗议，再屈辱为官则贱不如狗。具有苦情喜剧味道的安排---他早在1506年11月间被刘瑾先生投入了“诏狱”--所谓皇帝直接关注的锦衣卫监狱。

在太监的“白色恐怖”抽疯期，入了监狱，算是到了家。只要别像阳明所营救的戴铣那样，一轮杖打就一命呜呼，监狱就算避风港了。阳明苦情陈辞，只怕戴铣等人在押赴北京途中填了沟壑，使皇帝背上杀谏臣，“怒绝”民意的恶名，算是太自作多情了。他也把皇帝的骗人的“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的明旨当了真---尽管他这样说时，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他上书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对流氓政治还抱有幻想。他认为皇帝还有“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的“良知”，只是被权奸暂时蒙蔽了，只要侑言官去权奸，就圣德复明，收回了放跑了的良心。

其实，正德与刘瑾正觉得文官烂透了大半，像刘瑾反击那位御使时所说的:你们懂什么国家法度，国家正是你们给闹糟了。他们就是要从文官手中夺回掌管国家的权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宦官蒙蔽了皇帝的问题，而是皇帝也想这样做，宦官体现了皇帝也许还朦胧的感性的意志。已然的事实不用再重复了，刘瑾死后，皇帝并没有变好，也说明一些问题。

刘瑾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创造了内官把朝臣打成朋党的恶例。说明他们是有“理论”的，有战略意图的。当时还没有彻底不上朝的正德是能够看到奸党榜的。最后拿刘瑾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以缓冲与文官集团的紧张关系，说明正德比刘瑾还赖而已。

阳明坐在大狱里，很难“不动心”。他奶奶，父亲，还有妻子，都与他同在一片天下，但几乎是人间地狱般的坚硬的隔开了。他留下了《狱中诗十四首》。第一首就是“不寐”。北京的十二月，冷酷如世道。铁窗之内比外面更是魍魉世界，越睡不着，越觉得黑夜无尽头。“阳明释夜”没有包括这种夜，这是“具体”的夜，他解释的夜是哲学化的抽象的夜。什么东西一被抽象就拉开了“审美距离”，而具体是一团血肉模糊的实在。他自己也承认"我心良匪石"怎么能不会被深悲大戚搅动?“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人生如同电视剧，现在被抛出轨道，正可成为“看客”来返观自己在舞台上的际遇，品尝当时来不及品尝的滋味。要用一句话概括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就是后悔。不是后悔营救戴铣他们，而是根本就不该重返仕途!“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就不该来参与，现在倒好，想回家当个农夫，也找不到自己的地头了---太晚了。这种绝望的心情说不得贤与不肖，只是人之常情。

他还没有谢迁那种宰相“功夫”，弘治时代那宽松的气氛“赚”他出山，结果却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面对锦衣卫狱那特种大墙，朝政黑暗到如此程度，不仅过去的各种努力都流水落花，而且前途比这大墙里的黑夜还一塌糊涂。“崖穷犹可涉，水深犹可泳。”唯独坐大狱里当萨特所写的“苍蝇”，则如掉到无底黑洞中，除了“荒诞”，飘忽，没准，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只是个诗人哲学家而不是谢迁式的政治人物。

铁窗生涯“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像在漫漫长夜盼望银河欲曙的任何人一样，他也只是“岂无白日?寤寐永叹!”除了说一些“悠悠我思，曷其极矣!”他也是毫无办法。

等最初的尖锐的痛苦稍微地靠“习惯”变得能忍受时，他靠学习来打发有天没日头的狱中生活。当对命运毫无把握充满恐惧感时，谁都想“明白明白”。所以，他此时想读而且读了的是《易经》。可能允许家人看望，他能从墙外得到食物和读物。使他从而能够“暝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自己也占卦，什么“遁四获我心，虫上庸自保。”遁，这个卦象是艮下乾上。象征退避。卦中二阴自下而生，阴渐长而阳渐消，小人渐盛，若山之侵天;而君子退避，若天之远山，故名遁。《经典释文》解此卦曰:“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得我心云云，无非是想“重返阳明洞”而已。

他来自遗传的自幼热心的一直没放弃的道教情结，此时大大地释放出来。《见月》《屋月》二首，再明白不过的表露了道教情调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后者，纯然是在“拟”《古诗十九首》。然而，这个人永远不会单线条，他在体验道教义理时能触类旁通到儒家的高明。在:“泪下长如霰”时，能体证颜回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矫情，说明他也能找着“孔颜乐处”的门径。自然也因为《易》乃儒道两家共奉的经典。还因为狱中有儒门“战友”，他们在大墙之内依然讲学论道，在高明远大的圣道之中，体验到了俗人难以理解的精神愉悦（“累累囹圄间，……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

他最伤感的是对家人的怀念。什么“思家有泪仍多病”，“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等等，叫人觉得他这个人真实自然，无虚矫之气。只有这种人才可能体证真正的心学，这是他与玩弄心学之人的本质区别。

在幽室中他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只有对着从墙缝中射入来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余，勉强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他在狱中过年，家人牵挂着狱中的亲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牵挂而“忽惊岁暮还思乡。”打断他乡愁的只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会稽山下散步，在余姚江中放舟，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现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梦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价。

因为，要想重新拥有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他提笔给刘太监写一封悔过书，效忠信，他就会被车马迎还。因为刘在严酷打击文官的同时，也急需树立“投诚”的标兵，以分化敌人。当时也有这种“巧人”。在刘瑾伏诛之后，从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信件。有人主张按阉党处置，李东阳说，当时我且不能不屈从，何况别人。于是将信件烧毁。而当时刘瑾几次暗示王华，只要王华去刘的私宅一趟，不但阳明可以平安无事，而且他父子俩都可以得到升迁。但华就是不去。刘瑾有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才，当他还是东宫一个只管文体活动的普通太监时就听说过王华的大名。现在他想学蔡京揽杨时的办法，想网络名人来装点治平。

文官集团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任何时候都有奔走权门的无骨奴才。在宽松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谢迁，刘健，李东阳堵塞言路，压抑胜几者（《今言》）。现在，言路真堵了，却听不见反抗堵塞言路的呼声了。这叫做“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阳明绝不会想到去走那敞开着的狗窦。

他不得不静以待命，做被人决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戏用心学术语）。

好在刘瑾要从重从快地处罚他们，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宫内，阳明他们在铁窗内过完年后，处分决定下达了。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好大的一个官儿，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阙下当场杖毙，比明正典刑要强一万倍了。因为这种差别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阳明比戴铣，蒋钦等幸运多了，他应该唱“赞美诗”，写“强盗颂”。至少应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

他还行，很镇静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说“报主无能合远投”，“且应蓑笠卧沧州”。沧州是宋代发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宁古塔，伊梨，遂成为戍地之别名。其实这种发配只是叫人死得慢点而已。是置于死地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这样被当成臭虫般的踩死。为“留得升平双眼在”，他接受刘太监这一安排。他留着这双眼睛看看螃蟹能横行到几时。

尽管前途渺茫难言，他还是从容地与狱中曾一起讲学论道，切磋砥砺的难友深情的一一别过，并留诗勉励:

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还是足够“革命”的，流动着死而复生的健康乐观的情调。

据说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梦想。

任何艰难困苦对于志在成圣成雄的人来说都只是培训进修，只要能活下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依然有理由说，这次培训使阳明终生受益，血的教训使他明白必须“道术一体”才能有效地“行道”。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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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上路

原因一言难尽，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话头。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感动，后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余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着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局子里送。

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但对阳明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大节目。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别人坐了监狱没有开创出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的心学，偏偏王阳明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的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透悟，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

这自然都是事后看着如此。当时的情形绝不这么美妙。他出狱后，外面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刘瑾已严密地控制了京城。锦衣卫的特务不但遍布四方，且已进入重点盯梢的细致阶段。象阳明这样的奸党，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刘瑾早有布置。有的记载说，是先让锦衣卫在钱塘江边预伏;有的记载说是派锦衣卫追赶到江边，反正是要干掉他。暗杀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还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与还敢与他相见的朋友依依惜别。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都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的失败的悲鸣。尽管廷杖，大牢，还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的压抑的现实，以及吉凶未卜的漫漫贬谪路，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凡人绝望乃至于自杀。但阳明却偏偏能于绝处化生出“新大陆”来。了不起!

也许他的学生也删除了阳明伤感方面的记录，大约怕影响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实多情的阳明是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尝嗤儿女悲，忧来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盘倒错的世界之中，哪个志士不悲愤欲绝?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叹及。但是这种“浮云蔽日”的浩叹，是中国士人的老调子了，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来咏叹，但对人类来说已不再有新信息。

自然还原回去，用境遇伦理学的眼光来打量，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都值得大加表现和渲染。他父亲已被刘瑾借故弄到南京去了。余姚老家，更是关山阻隔。犯人的处境在刘瑾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呼吸成祸福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是标准的“如履如临”。更何况还有可能的谋杀在等待着他。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阳明更在被跟踪之列。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的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正正反反的折腾，他深切的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如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个思辨问题，而是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智慧”。

就现在的王阳明而言，给他支撑的，他也渴望得到的，正是“有效”的道术一体的智慧。怎样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儒学道统给了他信念，但没给他具体的方法，给了他原则没给他“当下此刻”该怎么办的艺术:既反对流行的这一切又要与它们并不“我死你活”的矛盾下去?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重新开局”?只有这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自然也只有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思想智慧才是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能给现代人智慧的话题。而且是从失败中挺立出来，再造辉煌的智慧。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

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通道必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退化为习惯。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什么“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来“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事，败事。用他的话说即“践形乃无亏”。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后儒将朱子“派”为“道问学”，将陆九渊“派”为尊德性，并强解析为水火不容的两派。至少此时的阳明并不反对“道问学”，只是要求在问学时，去掉溺于支离破碎字词析义的毛病即可。

“无为气所役，无为物所疑。”

“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残。”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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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北风送南雁

他是在料峭春风吹人冷的时节，离开他本要大展宏图的京都的。

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钟等人为他赋诗以壮行色，他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渐渐复苏了精神的活力与信心。虽不能说失败的打击与痛苦已被彻底克服，但基本上是莫予毒也了。他"南游"走了不到十几天，就再次赋诗申述前几天答诗的未尽之意，并且在梦境与他们重逢。毫无风刀霜剑的威逼感，并且再三念叨他们要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经典，必然是他这种如"惊鹊无宁枝"者的家园。心学家是热心肠思想家。

但是刘瑾是冷心肠政治家。于公开打击之外，他增加了超法度的暗杀。他的逻辑很明确的黑社会规矩:要么是我的朋友，立即升迁;要么是我的敌人，必欲置于死地。王阳明本是可用之才，但他既然不为我所用，就尤其要杀之而后快。因为他有才。极可能是王出狱后的活动使刘瑾感到腻歪，才在阳明出京之后决定追杀他。要不然，是不必大老远的非到钱塘江才下手。王惹恼刘的地方大约是他又与文人诗酒唱和，不老老实实，"悔过自新"，还乱说乱动，尽管王留下来的诗中没有直接骂宦官的句子，但刘瑾是最腻烦文人结团的，象日后的任何大独裁者反对文人抱团一样，如张居正，清政府。自然，他把干掉王的计划交给下面的杀手去执行后，他本人就忙着搞财政改革，取乐去了。大人物不总记着小人物的死活。象阳明这样的六品主事，只要不抱团，永远也翻不了刘瑾这个大船。

为什么非选择钱塘江?不定在芦沟桥，或沙河，黄河?也许是在那里才追上。还有一个刘瑾的党羽在哪里更得力的问题。自然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此事的真伪。因为，锦衣卫杀人是肆无忌惮的，会兜那么大的圈子，费那么大的劲?更主要的是在阳明当时的诗文中没有这种刀光剑影的丝毫痕迹---这自然也不足为没有此事的证据。从来就有两派：毛西河等认为“谱状乃尽情狂诞”；冯梦龙的「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则详细如小说家言，写锦衣卫二校胁迫阳明投江，阳明在别人的帮助下骗过二校，假装投江，然后趁船至广信，等等。二说都是以意为之，不足深信。

所以，我们还是不妨按《年谱》及查继佐的《王守仁传》来复述这个故事。"故事"说:锦衣卫杀手追到江畔，阳明虑难得脱，急中生智，用上了当年习学侠客的那一套本事，将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搁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杀的假现场，骗过了那些职业杀手「这其实很难。江水滔滔，杀手们看见江中衣帽须距离很近，距离近则能看见真相。距离远，走到跟前则看不到任何现场。再说锦衣卫的人岂是等闲之辈？」然后，他偷偷地爬上一条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并忽起飓风，他们一日夜就到了福建界面。他爬上武夷山，如惊弓之鸟，一气窜入深山之中。

刚刚复燃的希望之火又蒙兜头一盆冰水，他实在是不想再出山了。情绪再稳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么不稳定的现实的冲击，更何况他并不是个稳定的人。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个安身之地。深山之中只有寺院，到了晚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寺院，请求容纳，但人家不收留他。一个面色发绿，神色荒凉，来路不明的中年男人，不容易被相信。他没法，只好在附近的一个野庙里落脚，躺在香案上睡着了。

这个野庙是老虎的家。那个不给他开门的和尚以为他已喂了老虎，来拣他的行囊。却见这个风餐露宿，爬了山的人睡得正香。这个势利的和尚以为他一定不是个凡人，就又把他请回寺中。

无巧不成书，当年他在铁树宫谈得特投机的那个道士，象正在这里等他似的，拿出早已作好的诗，其中有:

二十年前曾见君，
今来消息我先闻。

似乎是专门为来点化他的。

阳明问他该怎么办?并把自己刚下定的"将远遁"的决心告诉他。可能还给他看了刚写的与家人"永别"的诗:

移家便住烟霞壑，
绿水青山长对吟。

道士说:你父亲现在朝中，你不屈不要紧，刘瑾会把你老父亲抓起来。你是隐于深山了，但瑾会说或者北投胡兵了。或者南投海盗了，给你定个叛国投敌的罪名，你下三代都抬不起头来。

阳明知道他说的对，但一时难已回心转意。道士为他占了一卦，卦得《明夷》，虽是光明受损伤之卦，但可以有希望的等待着，会有圣主来访。这给了阳明信心和勇气。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忍受---心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希望哲学。是阳明在"动忍增益"中锤炼出来的自救救人的智慧学。他本人也是有了希望就有了豪迈的气概: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其实，他只是刚刚不滞胸中。尽管如此，这位心学大师毕竟魄力蛮大。他又毅然出山，重返充满荒诞和希望的人世间。

他毕竟不是无名小辈了。在京城流传着他自沉于江水，至福建始起的神话。还有他自己的诗为证:

海上曾为沧水使，
山中又遇武夷君。

信以为真的人告诉湛甘泉，湛哑然失笑，说"此佯狂避世也"，他同时也笑世人喜欢"夸虚执有以为神奇"，哪里能懂得阳明这一套虚虚实实的艺术。湛还作诗总结王的这种"艺术":"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他是显然不相信阳明沉江至福建复出的神话的。几年后，他们在滁州相会，连袂夜话时，阳明向老朋友吐露实情，的确是在英雄欺人，果不出弱水所料。莎士比亚说:人生尽管充满喧哗与骚动，却如痴人说梦，毫无意义可言。痴人说梦自然是一踏糊涂，但阳明是给痴人说梦，说梦者是有意为之，也算有意义吧。

据「年谱」说，他从武夷山下来，到鄱阳湖北上，去南京看望因受自己牵连被刘瑾给弄成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但没有别的证据。有的学者从他赴谪的时间，路线，及沿路的诗作推测，他不可能到南京去省亲。但也没有他未去的直接证据。假若，他真去了，算是他重返了"祖宗"轨道，可以坦然地来见家大人了。嫌小阳明太调皮的王华倒对大阳明相当满意。父子相见，尤其是经历了几乎是生死变故的重逢，当然会感慨万千。父不会怨子惹事，子不怪父不救;因为刘瑾几次让人传话，只要王华去瑾那里修好，父子二人均有好处。毒蛇一样的刘瑾还有个优点就是爱才，状元王华的大名，他很重视。越是独裁政权越需要名流点缀。但华的风骨是有口皆碑的。大概父亲支持儿子的选择，让他忍耐一时，二人可能都洞察到了刘瑾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不会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去讨好一个即将垮台的权力班子，弄得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遇。再说明朝的官员升沉起浮具有极大的戏剧性。不必为一时的失败而毁弃终生。详情因无确切记载而难知端底。

他在北新关看见了他的几个弟弟则有诗为证，他喜不自禁地说:

已分天涯成死别，
宁知意外得生还。

此时又只怕这骨肉重逢是梦。同样是梦，有时唯恐是真的，有时唯恐是假的："弟兄相看梦寐间"。当然，既然已经生还就与真死了大不相同了，哪怕是差一点死了，但没死就是没死。所以感叹唏嘘之后，"喜见诸弟"的喜是主要的。

虽然是贬斥到边地去作小吏，但没有限时限刻的死日期卡着。再说刘瑾忙得很，没有必要盯着一个小小主事。他可以从容地走走停停。正赶上又病了。这是大难过后的必然反应。如果他未去南京，则无重返杭州之事，而只是从北京下来时在钱塘江畔住下来没走。现存赴谪诗证明他在杭州住了好些日子。先住在南屏山的静慈寺，应该是从春至夏都住在这里。起初还有兴致游南屏山，再后来，又移居到胜果寺。

杭州，是他的老朋友了。现在是"湖山依旧我重来"。他这次过的这个春天和夏天是舔伤口了（"卧病空山春复夏"），胜果寺可能更凉快--"六月深松无暑来"。他得的是肺病。只宜静养。他现在既需要用静心的沉思来"洗心"，也需要用高质量的空气来洗肺。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风水宝地。在这种人间天堂的环境中过心魂相守的宁静的书生日子，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再用颜子的内倾的精神境界来比论一番，就更心安理得了。"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这种冰雪文字是心存富贵的功利人写不出来的。"便欲携书从此老"是他真实的心声。他若没有这种淡泊的心境，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功业。因为淡泊养"义"，因义生的"利"才是好"利"。此时还算进修，在深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功夫。当然，只有这样养心，才能养病。

《年谱》将这一年定于"在越"，极可能是在杭州养得病接近好了，便回到绍兴。虽然无诗可证，但基本可信。而且有"大事"发生:就是余姚徐爱，山阴蔡希颜，朱守忠，正式举行拜师礼，在当时只有举行了这种礼才算正式入门为弟子。否则，只能算私淑，算业余的学生。这三个人，至少徐爱，早已从阳明问业。就是两年前阳明在京"门人始进"时，也可能就是他们。

今年，阳明36岁，干支记年则岁在丁卯。记年文有《别三子序》，开头大讲师友之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将圣学的存亡与师友之道的兴废因果性的联系起来，是在批判官方的做法，将圣学"异化"为进身仕途的应试教材，儒学的精义遂彻底被遗忘了（参看拙著《新评新校<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显然，师友之道是用师生链的形式保持着原儒之士子儒学的真本色。经过主试山东，以及后来的这场风波，阳明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自己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学说和"干部"队伍，才有可能甩开官场那套混帐王八蛋做法，使圣学真正复兴起来。

所以，他虽身处逆境的极点，但偏要开"顶风船"了。正式接受徐爱等三人，做起"导师"来。这毫无虚华之意，倒有切身的反面感受:"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悔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于天下，二三子之外，藐乎其寥寥也。"现在收获了这三个弟子，他无比欣慰。但三人同时被举荐为乡贡生，就要到北京去了。他告诉他们，到北京后，找湛若水，就象跟他学习一样。

他坦白地说，这三个同志的离开，使他有失助的遗憾。他们自然是在哪儿都一样学习，"而予终寡乎同志之助也"，他是要准备做点什么了，"同志"一词，在此具有它最神圣的本义。就是要与自己一起与地面垂直相交，"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

这种态度暂时还只是内倾性的一种人生姿态，它一旦有了广大同志，便是实体性的社会力量，就精神变物质了。阳明当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只能是"沉潜"期，也当然只是"潜龙"在"勿用"时期的沉潜。他语意深长的教导这三个首批上了"名册"的学生要沉潜进学，"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地到贵州龙场驿站去报到。尽管古代效率极低，时间感觉与现代大不相同，但依然"事不过年"。年终总要"总结"上报。阳明深谙"度"的微妙，他一定要赶在年底之前到达戍地。刚发展的三个同志进京了，他只有领着仆人一级的同路人开拔。

自然走得很慢，他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江西广信「今上绕」、分宜、苹乡，进入湖南的醴陵，然后沿湖南的湘江，经过洞庭湖，朔沅江西上，经沅陵、辰溪等地，然后由沅江支流沅水，进入贵州玉屏。

"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野航。"看来，他还能强颜欢笑。因为这是他主动选择的道路，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怨天尤人。"野航"也是文人本是流浪汉的宿命，所以在野航中他能找到一种本真的感觉。野航，正是这条"夜航船"的本质。据说，幸福就是本质的自我实现，阳明也许找到了一种归宿感。

有趣的是，他在这种时候总能赶巧碰上和尚道士之类的朋友聊聊一些宿命的问题。他在江西玉山县的东岳庙中遇到旧相识"严星士"。一番神聊之后，王用轻松的语调说:我的出处行藏不用算卦，我是决心要与那些沙鸥去同群的。言外之义是我现在去偏僻的地方应皇差，只是为了避祸而已，为了避免更大的打击降到亲人头上而已。我本人是毫无功名心的。但，他真想做一个眼前这种岩穴之士么?其实未必。

不过，漫长的水路的确不能激发他"路漫漫兮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他又到了当年过访娄一斋的广信。他当年志在成圣，如今是个"犯官"。遥想当年的豪气，他此刻只有哭笑不得的无奈而已。成圣之路必然逻辑的包含着发配之路么?

对这个话题他已无言。他未能在年底以前到达贵州。"元夕"之夜，他还与广信的太守在船中"夜话"呢。他当年就模仿过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依然情愿销溶于江风明月之中。他很感谢蒋太守热情地接待他这个准配军。这种古君子风让他感动得表示要继续寄诗给蒋先生。尽管他说到了湖南就寄诗过来，但现存的诗篇没有。也许是蒋个人保留着而终于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他在官场中口碑很好，又加上他是"反潮流"的英雄，沿途总有士大夫请他喝酒夜话，这颇能抵挡赴谪路上的孤苦寂寞。夜泊石亭寺时，他写了两首艺术水平也颇高的诗，给眼前的朋友并兼寄在别处的老朋友:

烟霞故国虚梦想，风雨客途真惯经。
白壁屡投终自信，朱弦一绝好谁听?

忧伤之中透露着沉潜的坚持，坚持之中又难掩抑无法克服的悲凉。这应该是他最真实的心境。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他必须往前走。刘瑾不相信眼泪，大明朝也不相信眼泪。他的情绪还是那么不稳定。当他只面对自己时，他的精神胜利法就可以使他感觉好起来: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
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
……
悠然天地内，不知老将至。
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

在江阔云低雁断叫西风的"野航"之中，古老的《易经》居然使他欣喜起舞，顿忘形骸，大有何似在人间之慨。这显然是只能与智者道，不能与俗人语的"精神舞蹈"。发完少年狂之后，他又敛衽端庄的静坐，心游万仞神骛太极，去冥想大化玄机，生生之易理。结论是:

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

要调理自己的精气神，去吻合生生易道，去"辩证"地迎接世界的挑激。于枯寒处悟见"生意"，又能"晦"处安身，负阴抱阳。只要精气内完，外物奈何于我?---这等于说我是神仙我怕谁?

这种超越飘逸的心境固然不常有，但一年之内有这么几次就足以保持精神胜利的"元气"。就有了抵御外界风寒的心力。正好这种精神法宝代有高人来作灯传。王在"萍乡道中"正好遇见一个祭祀周敦颐的镰溪祠。他自然虔忱地进谒。他对周圣人的评价要高过朱子。因为周子不支离（仅留下6248字的东西），有神性，兼容儒道释三家，而又能一本于圣道。周也因此而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于此，略述周子，能了解王到了什么火候。周的家乡因周的特点而有许多能显示周的精神的小地名，如安心寨，圣脉泉，道山，更不用说什么极有仙风道骨的濂溪，濯缨亭，濯足亭，钓游桥，五行墩等等。阳明的隐逸气，道士气，正是周这种儒生风味的道士气。阳明的诗天然的象周，也许并未刻意追摩，只因"心"似，故声气便自然如出一辙。

周的《濂溪书堂诗》:"田间有流水，清池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照沈沈。"通篇都是这种调子，写法。比阳明的还清淡，甚至更准确地说是平淡乏味。要点在于其意境，即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学，人生境界，是冰雪文，是平常心，是拒绝滚滚红尘超然物外又不弃世的真道学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王一直要从颜回处学习的"道行"，是王一直标举"颜氏之学"的内心原因。

王谒濂溪祠的诗写得很好，确实是神到意到之语:

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

他毫不掩饰的承认自己是周的私淑弟子。也承认自己是心丧道此地。但只要以濂溪为榜样，何愁前路无光风霁月?但心路与世路颇难一致，是世路大呢?还是心路大?就看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了。

他随路宛转，再走似乎坐不成船了（已闻难去艰舟辑），他现在开始爬山，至少在诗中还从容:"晓行山径树高低，雨后春泥没马蹄。"但心头"胡不归"的旋律不灭不绝，象猪八戒总想回高老庄一样。他真想"东归"回阳明洞去，但同样怕想，只要一想同样沮丧（沮杖藜）。回去又怎么样?而且是想好了才出来的。只有"意淫"过嘴瘾:"夜宿仙家见明月，清光还似鉴湖西。"他沿途投宿的地方多是道观寺院，这一夜，他宿在萍乡武云观。至少，他写诗的时候多是住在道观寺院之时。

其《赴谪诗》的下一首是《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他有点感叹破船偏遇顶头风了:"风雨偏从险道尝，深泥没马陷车厢。虚传鸟路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我现在走的就既不亚于蜀道，也不弱于太行山路。在山上大约也只有寺院可投宿。他还是靠伟大的《易经》来抵挡漫长的黑夜---用鲁迅的话说是"夜正长，路也正长。"是否人生在旅途，读《易》最相契?反正，阳明是迷上了《易》---"还理羲编坐夜长"。

"醴陵西来涉湘水"，跨越了今天属于江西的山地，他来到湖南地面。他身体不好，走水路为宜。舍鞍马而坐船，就算今日之坐卧铺了。自然走水路实在绕了远。而且，也许，他在磨蹭等刘瑾覆亡的消息。凭着他的《易》学水平和政治智慧，他现在对刘瑾的灭亡已"知数"矣。这也是读《易》便欣喜气畅的原因。他这次漫长的跋涉，从另外的意义上说，是作了社会考查。所到之处，民情汹汹。因为刘瑾的财政改革只是"横征暴敛"而已。因为他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皇帝花钱方便，并不以国计民生为意。依靠的力量是全国各地的宦官，搞得是所谓"体制外造血"，从百姓和百官中挤出来的血，首先充实了宦官的腰包。阳明与各地的地方官接触时，准确地说，敢跟他接触的地方官都对刘瑾的政策怨气填膺。阳明的史学虽说不太厉害，但极明史理，他知道一个倒行逆施的政权必然是短命的，尤其是宦官弄权更不可能长远。

到了长沙之后，他情绪很好。有把握时，不需要什么代偿性补充机制时，人往往就情绪好。他的学术名声因传奇性的政治遭遇而流传远播。湖南的学子有向他请教的。这其实搔着了他的痒处。心学家染有"好为人师"这种"人之患"。湛若水笑王"病在好讲学"，算知音之言。他此刻虽然"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讲诵。"但他不顾病倦和自以为年事已高（"齿"，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牙痛），勉力跟问学的青年讲贵在立志的重要性。先"静"下来，培养颜回，曾点的境界，明白大厦之材必出幽谷的道理。不要急功近利，"养心在寡欲"，他举经典性的例子:"孔圣故惶惶，与点乐归咏;回也王佐才，闭户避邻闳。"这种意志自现在确立之后，他终生奉行不渝。这是对治明人好名，奔竞大于沉潜的毛病而特别标举方针。他勉励长沙的学子，宋学的基地就在你们湖南，周濂溪，朱熹在湖南留下了良好的学风，学统。应该立志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明白的理性，深沉的勇气。永远是士人最可宝重的"气"。

极重师友之道的阳明，也的确是为了"道宜日相求"而与好学之士论学往还，而不是来游取虚名的，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满怀着对宋儒的尊仰之情，决心西探岳麓:"昔贤此修藏，我来实仰止。"这个志在成圣的人由青年变成了中年，现在总算找着了成圣的门径，在患难之中，尝到圣学的精神疗救的滋味。越发深信不疑了。他屡次提起曾点和颜回，再三表示要向他们那样潇洒走一回。"渴饮松下泉，饥餐石上芝。"他现在更多地想的是"处则为真儒"的一面，但也合理的包括"出则为王佐"的另一面。随时而起，待机而动。资之深者，左右逢其源。岳麓山虽说颇当我情，但即是求道，何必唯在此山?一靠近"圣脉"，他就能对自己充满信心---"晚冀有所得，此外吾何知!"儒学对于真诚的儒生还真有这种宗教升华功能。

据诗中所写，岳麓书院已经破败，房屋不能蔽风雨。但阳明的心情很好，雨过天晴，他能为目睹朱子和张拭讲学的遗迹而高兴。他不让热情的周生通知赵太守他们，但后来赵太守他们还是赶来，并一起在山上喝酒到城里起了灯火。

长沙的赵太守，王推官，最后又到船上与他拜别。他赞扬他们在保持儒学气象方面做的有益的工作。但也坦白地说出，这块斯文重地，已今不如昔。并提议在这鱼目混珠的年头，首先得洁身自好，哪怕是"迂疏自岩谷"，也要守住儒士的下限。从长沙出来，开始很快，"瞬息百余里"，"舟人共扬眉"他却于欢畅时感到了危机。果然，天黑时在进入沅江之后，飞舟触石，差不多散了架。就别提多狼狈了。还得说，这个人命大。象康有为渡海外逃时，早一会儿晚一会儿，都会被追捕捉住，却偏能逃生一样，王也是几次大难不死。活该他们成就一番不世之功业。眼看就要到天心湖时，突然风雷大作，他们又一次险乎送命……善于顺势御马的王果断地决定暂停泊于岸边，然后沿岸边缓行。他说"虎怒安可撄"?暂避其锋后，他们顺利地像箭一样到达了武阳江。生火做饭，暗暗庆幸劫波余生。

王的结论是:

济险在需时，侥幸岂常理?
尔辈勿轻生，偶然非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