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申精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三回 多管齐下 　

周月亮 著

３．眼见真儒

他现在既相信像于谦那样的功名才能流芳百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从而热心兵事，然而不过是侠客梦想。又想长生不死，从而迷恋道教，然而也不过是练一些导引气功而已。更想着他的“第一等事”，想成为圣贤。此时他还不能很好的融合这三角关系，只是忽而以此为主忽而以彼为主。但已可看出其心理结构是多元共生立体式的，这块“集成板”已安装了兵道两路的线头。而不是拘拘小儒那种单线条的。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终老林下或书斋。

这样，十八岁这年他与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1422--1491）的会面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领着夫人回余姚，坐船过广信「今上饶」，他特意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娄谅。娄谅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氏亦然。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这其实是儒学的通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笃信不疑的学而致圣的原理。却因正搔着王此时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听大儒讲与看大儒的书有直接感受与间接接受的差别，会谈时的"情感场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再说，直接听能感受到简易明细的思路。大儒的气象本身也有感染力。从此，阳明更坚定学做圣贤的志向:只要通过"学"能成圣，那我肯定能成功。

娄谅走过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理路程。他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转辗听说在江西临川的吴康斋（与弼）是个圣人，遂从老家广信上饶再度出发“朝圣”。这一次没有失望，康斋也“一见喜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也聪明性紧。”康斋针对一斋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娄一斋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

这些与阳明早期思想若合符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中介绍了上述内容以及王专访问学之事后，明确地说:王的姚江之学，娄发其端也。娄反对“举子学”，倡导“身心学”，议论虽主程朱居敬之旨，却深深地潜行濂溪明道之学，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学的一个有力的来源。娄的同门胡敬斋曾讥笑娄近似陈白沙的浪漫主义。所谓娄发姚江之端，其实是娄契合了王的“浪漫”心志，是那个“道”本身决定了他俩对跑道的选择。

明人上至皇帝大儒下至愚夫愚妇都信神秘数术。娄一斋在英宗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人们问为什么，他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果然，会试的贡院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有了神术。然而他没有算出来他的女儿嫁给宁王，使得他的子侄多被捉拿，门生散谪，他这一脉宗门狼狈不堪寥落星散。阳明平宁王后给已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名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当年受点拨之恩。

即使娄一斋不算王学的发端，阳明心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康斋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增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康斋就讲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他与来从游的弟子，躬耕自食其力，雨中披蓑笠，负耒耜，并耕于野。和学生一起吃最普通的百姓饭。陈白沙从广东来就学，晨光初现，康斋就亲自簸谷子。白沙不起，康斋大吼:“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叹笺注著作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也是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这种人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

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需求，所以才有这些寻求新的智慧境界的才志之士来不约而同的谋求新的进路。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

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他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的更多的还是“宋儒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

成化三年，王华的岳父去世，王华也须丁忧，他便回了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准备应举考试。阳明则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收取经子史籍读之，常常读到深夜。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后来总结出“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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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格物

举子业，主要就是背朱子注释的《四书》，再练习作八股文。阳明总是能把浅近的目标与深远追求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其智力有余裕的表现，更是胸有大志的缘故。自然这也是中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传统智慧。阳明是“上根”的人，他用朱子的“格物说”来格举业这个“物”。所以，不可能像范进们那样用尽毕生之力还“屡试不售”。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

又有明人惯用的神秘的附会:在考场中，半夜见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三人好作事”，然后忽然不见。果然王与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叛乱，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定之。(《年谱》)

阳明对于“举子业”素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在别人只是埋头死背词章训诂时，他却要从中探究心性的秘密，要洞彻朱学的内在机理，大有向朱子这座“文化昆仑”发起总攻之意。因为他还弄不懂朱学这幅巨大的文化地图的脉络，更弄不懂其内在的秘密，此时他不曾象后来那样"遍求考亭(朱子的号)遗书读之"，但他却真想从教主的现成思路中寻找成圣的门径。

还在他未成年的时候，经过一段外在的入门水平的知识性学习过去之后，他就想单刀直入来探究朱学的内在理路，其诚可佳，其勇可喜，但其行动可笑：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开始格竹子。阳明的爷爷喜欢竹子，因此在“竹轩”前种了许多竹子。阳明和钱朋友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心尽力地来格其中之理。朱子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他们便来身体力行。到了第三天，钱朋友便劳神成疾，阳明还笑他不中用，到了第七天，他也因耗竭心力而病倒。这七天他怎样沉思其理，尽想了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反正他一无所获，“自委圣贤有分”，像贾宝玉看见别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情一样，阳明觉得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了。他主要觉得自己天赋有限，但不可能不对朱子学产生怀疑，至少种下怀疑的种子。自然这种挫伤情绪过后，他还得回到朱子学这座大山面前来。就象在现实的道路面前绕不过举子业一样，在思想路线上绕不过朱子学。

后来，他“翻”了朱子学，问心无愧地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说的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

“格”是种什么工夫?阳明想获得什么收获呢?程朱也并不这样去格竹子，程朱之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及至穷得多时，乃恍然有悟于万物共有之理。讲得是经验思辨观察总结得多了，然后豁然贯通，化约为简捷直接的把握。阳明想毕其功于一役，想一通百通，想从一棵竹子身上，测悟万物之理。不妨说这是用心学态度做理学功夫，用诗人的审美观察觉悟的原理来解决哲学难题。太相信世界的象征的关系了，便是青春季节的抒情幼稚病。这也是想当英雄的青年人的通病。这一年，他大约１８岁。三年后地球的那边哥仑布启航探求新大陆。

他这样来格物反而被物格。实现自我本质的冲动便另找寻突破的门径。最现成的大路有两条:一是究心举业，去当只管一世的状元去，然后去与世俯仰混一碗现成饭。一是加入主流文化圈，究心辞章之道，像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一样文名满天下。格竹子失败，动摇了成圣的信心，他便沿着“文化的斜坡”下滑，“随世就辞章之学”，掉过头来取现世的荣华。

这个干什么便全力以赴的人，肯定拿出了略低于格竹子的劲头来“格”八股之道和辞章之学。只是他的学生们不愿意渲染这方面的细节罢了。不然的话，他不会顺利的中举并在辞章写作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年)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乏其筋骨”地锻练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对于一般的举子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终身不得一第的更多。然而对于想方设法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王阳明来说，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然而，他毕竟豪迈英纵，不为外物所屈，同学中有因为落第而羞耻者，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具有戏剧性的是，癸丑年(1493)他落选后，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这是一种顺向抚慰法，让受挫伤者找回自己的信心。还在扬才露己阶段的阳明遂“悬笔立就”。这个场面很滑稽，但《年谱》作者还进一步编排下去:诸老惊呼“天才!天才!”退而有忌妒他才华的人说，“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来科即丙辰科会试，果然因有人忌妒而名落孙山。这是反败为胜的粉饰法，殊不可信。科举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

其实，没考上就是没考上。对于阳明来说，原因倒在于他违背了自己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章法，用力太猛，适得其反罢了。科场上的这种挫折使他后来在面对无数莘莘学子的科举渴求时，有了同情了解之上的圆通“说法”。后来对他是区区一第，无关紧要，眼下却是致命的一个台阶。上不了这个台阶他就无法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建功立业。这对于现在功名心还极强的他来说是深感压抑的。这是真正需要格的物。是顺应还是反叛?他的家庭教育，家世背景不可能"放"他去做一个江湖名士，他本人也不想自逐于廊庙之外。他还得收拾聪明，先跳过现实的龙门再说。

举子业是一种典型的“意萨司”(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古代中国一直发挥着将教会于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举制以来的最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行为，它极其有效地建构着政治社会，并将那点可怜的市民社会引渡到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隐慝的方式，通过读书人这种业余牧师，牧羊人将主要的国家观念与行为规范楔入民间，在普及教育时建立起“文化权力网络”。通过日常生活熏陶和梯次训练，惩戒，选拔，评估等手段，造就人们对帝国秩序的驯服，从而确保其生产关系的稳定绵延。

举子业尽管不是技术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因为它极大地巩固了那个“家产制官僚体系”(韦伯语)，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并通过精神催眠有效地将精神奴役的枷锁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使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意萨司”所给定的名义，职能。

综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并不反对举子业的这种“意萨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辞章讲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这套功能了，才来奋起谋求新的转换，来努力重建新的话语－权力模式的。日后王学的影响是相当“波澜壮阔”，但也只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终于没有打入举子业，从而未能事实上改组“意萨司”，未能改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而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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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学文乃余事

在达芬奇大绘其画时，我们的传主回到他的老家余姚组织了龙泉山诗社。

结诗社文会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在明人社团史上不足挂齿，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难得的造化了。怎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不过，中国文化人自有在万山丛中一溪迸流的本事。不信，你看王阳明不就是单用一颗“心”在与世界抗衡，并达到了与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尔异趣同工之境?

当然，二十来岁的王某人，还像《水浒传》的焦挺---没面目。他还在痛苦的“起飞”期，艰难的寻求出路探索过程中。结龙泉山诗社，只能说培养了他将来组织书院、搞社会活动的兴趣，不象白沙的心学那麽苦行孤意；还有就是诗人兴致辅助了心学的诗学特色。

社址在龙泉寺，处龙泉山南麓，面临姚江。１９８０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内部建筑至今尚存。阳明当年赋诗说：“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社员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联句，相互品评，切磋文艺，比较书法，游山玩水中寻找好诗题，也下棋对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阳明自然是雄者，是领袖。当时有一位退休的大僚与阳明联句，每有佳句即被阳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说:“老夫当退数舍”。

阳明在办诗社时期的诗文不好判断是那些，好在这个插曲为时甚短且不重要。钱德洪编为续编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于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说是乃师“筮仕之始”的习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号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钱氏的话，极可能是指从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进士之始。细看是编作品的内容，这个理解大致不错。如《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正是落第举子的心声。次某公韵的作品多也是佐证。次魏五松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壮语:“乡里正须吾辈在，湖山不负此公来。”（《雨游龙山》）“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松荷亭晚兴》）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说法。

什么独秀台，严光亭这些隐逸气的景观，都不能慰平这个怀揣着成英雄成圣贤之光荣梦想的青年人的内心紧张。“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他真正向往的境界是“孔颜心迹皋夔业”---内心成圣外有事功，最为心仪的自然是被杜甫称赞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脉心学灯传都推崇敬仰诸葛亮。显然，圣雄兼得是他们完美的人格理想。

《赠陈宗鲁》可能略晚于诗社时期，真有了点“上国游”的雍容，有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七子复古的话语背景，少了龙泉山之鹰的苦闷与焦灼: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学派头了。最后回归到孔圣人的出发点上---行有余力才学文，“成圣贤”还是他心头“第一等事”，而且己欲达而达人。最后综观阳明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说，他的学术话语更多孟子的论式;他一生行事颇多孔子气象。

21岁中举之后，他就在京城与余姚之间两头跑。1493年，癸丑，弘治六年，应当是夏秋季返回余姚，结诗社。在老家呆了两年多，为赶丙辰（1496年）会试而于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洪武定于二月初九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需要体力和准备，他北京有家，稍早点来在情理中。丙辰虽落榜，但他还是感觉到都会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开眼孔看世界的关头。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后，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进士及第，释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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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文章体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学造诣、艺术水平，这里也是兼指阳明诗文的艺术成就，这又应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随世就辞章之学”时，他又说:“学文乃余事”，显然并未忘记成圣成雄这个总纲。

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三杨因所辅皇帝年幼，又能与太监周旋，遂在位久，任阁臣都在40余年，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命宰相。也有人归结为成祖善选人才。三杨从成祖始历事四朝，而且达到“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地步，还真不容易。杨士奇，杨荣，杨溥，虽各有其可讥之处，但能久立不败之地，亦是奇观。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明史》本传赞）。他们的台阁体，现通行的文学史均多讥评，于此不必深究。作为一种“官样文章”，如今日之报章体时文，自是一种可入世流行却难以传世的东西。虽不能说入时必媚俗，但难有高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被取代也是当然之理。因为人是超越创新的动物，再保守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长久地被一种文体垄断。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没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从李白到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最为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

东阳已有点求变之声，论诗多附和严羽，自然还端着讲究形式的台阁大架子。梦阳讥笑他太“萎弱”，梦阳以他特有的嚣张气质，位卑言高，勇于当“黑马”，拉起杆子来大干。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朱应登，顾磷，郑善夫，陈沂等号“十才子”，又与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为冠军领袖。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学好汉，除了梦阳比阳明小一岁，别人都比阳明小五岁以上。中举中进士的年头也相若，梦阳与阳明是同年举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阳明小11岁，中进士只比阳明晚一科。无论是李还是何，都没有直接说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两句话是《明史》作者对他们文学宗旨的概括。他们显然是在以复古求解放，想从形式主义的天地中找回文学的真气，但他们陷入另一种“情寡词工”的摹拟田地。

总想与人不同出奇制胜的青年阳明，加入李何一路，并不为了追随时尚，来赶已成时髦的复古思潮。他也没有追随人后的习惯，客观上也并不是加入这个圈子便光荣。他倾向复古是其心路历程的内在需要。在“随世”之中有自己的目标，本是他的“过人”之处。再说，复古是孔门中人的总态度。儒家子，在流行与传统之间，总是觉得传统才金贵。他的成圣梦就是要越过宋元明上接孔孟门径，他这些时泛滥百家，包括遍读考亭之书，都是为了寻找超越时流抵达圣域的道路。正因为他有自己的目的，最后才与这些文士分道扬镳。

此刻，他还是全力以赴的。黄绾在王氏行状中说:“日事案牍（做好本职工作），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王华）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文字益工是个自然后果，但其志并不全在于此。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取得令人瞩目的造诣是可想而知的。黄绾说他与李何诸公“以才名争驰骋”。自然还并没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专门来找他作序记的四方之士。如高平县县令杨明甫请王为其新编的《高平县志》作序，而且是专“走京师请予序”。

现存阳明全集中，序算是单文的大宗，给别人诗文集作序，还有一些送赠序记。都写的有特点，有优点，古朴灵动，公平地说，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写得好。不仅词工而且义高情腴，还活泼清新，最不可及是尤多体道慕德之语。他已被朋友视为“粹于道”者。

在《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的开头，他大发古今之慨:

古之仕者，将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将以利其身。将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险夷得丧动其心，而唯道之行为休戚。利其身，故怀土偷安，见利而趋，见难而惧。非古今之性尔殊也，其所以养于平日者之不同，而观夫天下者之达与不达耳。

这种认识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认同“古之为仕”的行道原则。其实，孔、孟、荀早就讲古今之异，而且也是这么讲，他们当时的今已成了阳明所谓的古。看来，除了“羲皇上古”时就没有不为了"利其身"而仕的人了。自然历朝也有为行道而仕者，只是越“今”越罕见罢了。就说明朝，卖身投靠宦官者大有人在，冒死反抗宦官者也大有人在。阳明此时能够慕德，坚持为行道而当官，就有着与“今之仕者”中以利害处世，不问是非不顾道义的普通官僚迥然不同的取向，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和后果。

他当然也有足够多的文人雅趣，与朋友同志四时赏景，唱和联句，但他已经“玩”不起来了，他证道体道的情绪大大压过了自得其乐的文人习性。一次，重阳节过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开且衰”，他们的雅集几乎变成了“新亭对泣”:“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发为歌诗，遂成联句。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虽故托辞于觞咏，而沉痛惋悒，终有异乎昔之举酒花前，剧饮酣歌，陶然而乐者矣。”（《对菊联句序》）

要说他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则是“为人生”的一派。应该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线上，只是他的“饥”是精神饥饿，他的“事”是兴国证道之事。却又与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颇不相同，阳明之为人生，有终极关怀，有哲学指向，阳明成了思想家尽管是后来事，但他此时是既想成思想家，又想成政治家的。这两者，在中国、在阳明其人，则合成哲学。

据黄绾说，阳明是学古诗文累得得了吐血病。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道引术。”二说都有似是而非、不尽不实之处。黄虽也是王的学生，但与王年相当官相若，后来又变革师说，此处微含贬意。钱则为神化教主，高大导师，而故作伟词。其实，阳明是心急失望，中了进士，政局不可为;入了文学圈，也不过如此，最致命的失望还是找不到成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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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未达一间

这个多管齐下的人，是绝非单纯的文学能养得住的。他内心的张力太大了，去学古诗文是朱子学已哄不住他的表现。但，只要他还想着成圣，就不可能越过朱子这座山。因为，当时朱子已成为垄断了孔孟之道的寡头，要么你承认他，要么你反对他，反正不能装糊涂不理他。为科考读朱注，还不算;要想发展圣学或推翻圣学，都必须回答朱子的问题，评价朱子的功过。后来，颜李学派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是因为如此，阳明后来搞了一个《朱子晚年定论》也是因为如此。

格竹子失败“自委圣贤有分”，只是一时的沮丧话，他人还在心不死。四处出击多方探索，正因心火不灭。不能成圣，成雄也可以。不能成个上马定乾坤的武候，当个匹夫而为百世法的文雄也不枉为人一世。这样一路缓冲下来，也缓解心理挫折沮丧情绪。好了伤疤忘了疼，他27岁，中进士之前，又转到朱熹这座大山前。《年谱》载:

一日读（朱）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

朱的那番话，过去未必没读过，只是须经了一番历练后才切入“我心”，才对“我”敞开它的意义。这次循序致精的工夫肯定不止七天，这次摸索到了朱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临界到了心学的“发窍”处。遗憾的是，他此时功夫不够，还不足以掀翻程朱理学这面硕大无边的文化罗网。像上山探宝人就差一步未到宝地，又空手而返。只要还掐着理学不能将物理与吾心合二为一这个线头，王阳明就能爆破理学这座文化大山。只是还要等，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百川汇合从一个口儿入海时，才能说出那“一句话”。

现在的阳明还得再度流浪。

青年马克思苦熬九个月，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系，未能成功，大病一场。遂放弃思辨式的努力，转向科学范式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这是从德国的思辨传统转向英国的学院派大陆理性。王阳明在学术上的退路，最现成的一是走理学老路，二是汉学老路。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明代人虽以不爱学习著称，但依然有走通上述道路的名儒硕师。阳明也曾挑灯夜读以期突破。但他英敏太过又总是有"我"，注定当不了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理学将“理”与“心”分为二，也安顿不了“我”这颗心。

是他此时未曾读到陆九渊的书，还是他的门生故意掩盖来路，像此前此后的中国哲人和文人常做的那样，反正此时阳明未上心学门坎---自然他也不能过早地投入心学这条现成的隧道，过早地被陆九渊束缚与被朱熹束缚差不了多少。

凡．高得知高更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曾怒责他弟弟故意不告诉他？他弟弟说，太早地认同他们你就会失去你的风格。

阳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现成的“枝”夥矣，只是安顿不了“我”这颗只取一瓢饮的“心”。奈何？越是壮怀激烈的人偏须寻寻觅觅。大道难求，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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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
第四回 绕树三匝 　

周月亮 著

１．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
”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

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毛泽东式的居高临下，例如说曹操这个人很懂得粮食的重要，这种类型的评论。这是一种政治家军事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形态的理论总结。公平地说他见识高超，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这种“实用”的艺术就看水平了。就像毛泽东用精神胜利打败了蒋介石，阿Q用精神胜利挨赵太爷的打。

“今本《司马法》”包括五篇:<仁本第一><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王阳明只对第二篇作了评论，这只说明他评时兴奋点，不表明他一生的注意力仅仅限于此。他后来在用众术上就发展了《司马法》。估计他既没有看到155篇的《军礼司马法》，也没有看到被隋人删落的《司马法》逸文，那需要读大量的古书中的传注和类书，明人无此习惯，阳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人做过专门收集，如钱熙祚《司马法逸文》，黄以周《司马法考证》，张澍《司马法逸文》等，姚际恒，龚自珍说佚文才是真的（姚《读司马法六韬》，龚《最录<司马法》>）。这就是做学问了，而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的一以贯之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200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经?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经。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此一节，也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历史上任何“伟人”一样是个人治主义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他这个良心万能论者更要标举此道。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疾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他是觉得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我们前面说过，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夥”，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

“当时边报甚急，朝廷举将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他是带着问题来急用先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他的大僚也被撤职。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扼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逻辑:“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这种态度决定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坚持。林则徐将阳明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变成一句激励过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苟利国家生以死”!

其实，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他对孙子的《用间》虽发了议论，但不获谛解，以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他对孙子的解读结穴于发窍处，用“校计索情”一以贯之。这已漏出心学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孙子劝戒慎用间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是相当危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学生冀元亨去当间谍，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国家”当成叛党，不能享受烈士待遇。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宁府，而说阳明先是串通宁王的，见事难成才反而起兵攻讨之。阳明为给元亨辩冤，呼号数年，上疏:宁肯我不要任何封赠，也必须给元亨平反。

阳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备用间的条件，但毫无功效却悲惨不已。这是人治体制常见的“悲剧”，任谁也难游刃有余。

心学能够自大起来，自有其法门:一靠“化约法”;一靠“意会法”。这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如他对《三略》《六韬》的读法就像伯乐相马“略其斑黄，取其飘逸”。对“上略”无评，于“中略”只抓“揽英雄”这三个字，并自信的说:“<三略>大义，了然心目矣。”寥寥三五句，即了帐。对“下略”话更少，还是为了应证“端的不出‘务揽英雄’一语。”这，除了是心学之英雄万能论的体现，就是渴望早日被当成英雄揽入最高权力中心。

化约对象时是体现化约者的心理轨迹的，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原理罢。“意会法”则像诗学审美法了。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样才能“其光必远”。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应该说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确一语破的。号称姜太公的《六韬》和黄石公的《三略》的确是杂家的“术”书，不合阳明之志。他也认为讲阴谋的《六韬》“明是后世奸雄附会成书，读者可尽信乎?”他用的是“理校法”（陈垣术语），因为“文王圣人，不必言矣，即尚父（姜太公）荐扬，何遂阴谋取胜至此?”

不能嘲笑阳明书生气，他的儒生立场是合理而正义的。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儒家奉行和平主义，孟子耻言齐桓晋文之事。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社会越来越复杂，单靠拒绝的态度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几成共识。阳明说孔子已言兵。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阳明恰恰正有伊尹之志，兵的险恶之性，在“我心”中不存在，他理直气壮当“急务”来料理。他虽说是心学万能论者，他是极其重“行”的，梁启超说王在重实践上是颜李学派的先声。他嘲笑<龙韬*兵征>的“‘望气’之说，虽是凿凿，终属英雄欺人。”他对<龙韬*农器>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这使我们不容于己地想起毛泽东“兵民乃胜利之本”的名言。毛明学暗合王的地方，比比也。

阳明有时目光如炬，让我们觉得心学大师的眼睛真是探照灯，显微镜。他对《吴子》的评语只有一段，但极见阳明的心志: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的取向是吴子式的，他决意不走“著书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实际效果。所以，他强调重行，绝非说教或空谈，他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他纸上谈兵，绝非要纸上得来再纸上去。但能否一展身手，还要看当家的给不给舞台。他倒像装备停当的战舰可以随时开赴任何实战的港湾。然而，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一个26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四回 绕树三匝 　

周月亮 著

２．道心无赖

孔子曾有瓢瓜之叹，但他只以“素王”终局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主义，又没有一个主公肯按他的主义治国。在非大一统的时代，还能保持出为道行、处为道尊的自由和自觉。秦汉大一统以后，行道就得给家天下的王朝当走狗，事实上并不存在儒生们理念中的“天下”，除非在天崩地坼之际，大一统的皇权瓦解之时，人才才可以自由流动，才勉强找到一点出为道行的意思。像刘备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也都是边缘知识分子编导的神话，是他们的白日梦幻想。军阀们的军人政府只需要来帮忙的“军师”，并不需要任何与他的政权不一致的“道”。行道云云，只是书生的理由化的文饰。因为，“疾末世而名不称”是伯夷，叔齐，孔子都超越不了的“名关”，如无民族仇恨，家门私怨或生命威胁谁不想出来“自我实现”一把?“隐逸传”中除了极个别真哲学家，差不多都是因现实原因而成为隐士的。因伤心而遁世者居多。像阳明的五世祖秘湖渔隐，恨国家待其死于苗难的父亲太薄情，

遂发誓不出来做官。但他还不够入隐逸传的资格，四世祖遁石翁为守父志且不满永乐夺权。然而，仕可逃，而世则难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绝顶隐士极为少见。

阳明若真当隐士也要当大隐士，也得是他真信了庄周，抱朴子，以及什么《冲虚经》《文始经》《通玄经》，还得有了当神仙的志向，从情到理都重肉身胜于一切才可能。他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遗传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纲“善识鉴”能先知;五世祖王彦达“粗衣恶食，终身不仕。”“有隐操”;四世祖王与准精《周易》，“尝得筮书于异人”“为人筮，无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图湖。

第二，世俗世风的影响不可低估。明代从宫廷到市井道教极风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从八岁即好神仙，结婚前后曾沉溺难返。而且他事实上终身未改此“业余爱好”，后来只是不以此教人罢了。而他终于没走上隐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当真，而是他的英雄梦，圣人梦难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论强度和现实效验无法使他心诚乐服。他的学生胡松说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幸好在好养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但是当他从儒家这边通了时，与佛道也通了。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此时固然已归心儒学，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他当年曾认为:若从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答萧惠语）

可见，他从八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这中间曾悟过“二氏之非”，但到龙场后，又觉得“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种对“二氏之学”的评价差不多是来自儒家队伍中的最高考语了。这是他已龙场大悟之后的判断，自然是做准的。这个讲良知的人是明诚不做欺心语的。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见得真切，他又是个极善“化敌为友”的转化大师。从而能够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也的确从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能够百川归海融会贯通的人才能成就圣雄全功。

当然，对于成功了的，后世只会觉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辉煌的顶峰。

现在，27岁的王阳明可没有融会贯通的惬意与从容。他很痛苦，他四处出击处处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门径。辞章之学是虚文，兵学虽是有用之学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并不去考什么武进士，去也考不上。再攻朱子之学，却落了个“益委圣贤有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么也没干成。他看不起的"只管一世"的状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许是用道教养身术来舔伤口吧。《年谱》尽量平淡地写了一句:“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没考上进士，他也许真会一跺脚彻底遗世入山去了。他此时对政局，对自己的前程，对理学等等，都还是失望尚未绝望。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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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观政

弘治十二年，他28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一生不在乎钱，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样划向天空，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蚀，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王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王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后也这样提出问题。

官场官场，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官场，只有人事的变化而无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杀百官，打掉了贪贿风、官僚气，也同样"沮抑了正大刚直之气"。官场中也有因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辕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预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再说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难以改变。阳明拿出八条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高招儿。其基本“艺术”原则就是“转化”:顺势御马，让药物的力道推动原肌体向好的方向运转。他前一年学的《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见，不去做的原因却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盘。最常见的就是拉客观:“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驰废，一至于此。”他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尽智的建白成为虚文，还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这篇新进士的大作，本身就是问题。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

自然，他白干的事情比他没白干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个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无李白式的华而不实;也不像李梦阳，唐伯虎那么赖兮兮的不着边际。当然，也没有进步到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出手就与现行的行政机制不能合辙。在这点上他是个明白的现实主义者，切合实际的合理主义者。对政治这一经，他很“入”。既无书生之天真，更无学究之迂腐，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兵学给了他实用智慧。

他“观政”观得很地道。初登政坛的人，均须学“规矩”，学圣贤书之外的“不成文法”，学一种摸不着看不见又确实存在或者说尤其存在的“道道”。官场学是中国所有学问中最“值钱”的学问。学不好它，即是废物，哪怕你学富五车;学好了它，哪怕你目不识丁，也是能员干才。若除去宦官这特种官，明代的情况还算好的，基本上以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为主。但这也只是使官场学的起点和档次显得高而险而已。这是一种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实战性把握，是实践性很强的规则不确定的“学科”。可以言传的是“掌故”，不可言传的是各种“故事”中包含的意味，把握它要靠“悟”。阳明自然是悟性极高的天才。

他在一篇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序文中坦白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既不能“丧性”，也不能“失天”。尽管孔夫子罕言“性”与“天”，但每一个人都背着这个“二元论”。王阳明的“心学”打通了这个二元论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上去。他说:“夫知而弗以告，谓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谓之诬;知而不为者，谓之惑。吾不敢自陷于诬与不仁。”（《性天卷诗序》）至于知而不为之惑，是每个人都须为克服它而进行不歇的努力。他后来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针对这一难题。

观政通过观“心”而得之是一以统万。若挨个儿去积累，今日观一事明日学一样，那是“逐物”，大明帝国的衙门成千上万，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着六部的门楼罗旋式往上转，诚如龚自珍所讽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老耄之年，哪里还有精力和事业心？用阳明的话说就是:“铢铢而积之，皓首而无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当盛之年，以自奋于崇赫之地者几人？是几人者之中，方起而踬，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贺监察御史姚应隆考绩推恩序》）阳明很世故地看透了官道难于蜀道的特点，李白也是借蜀道来象征官道或再抽象一步象征成功之道的艰难。但阳明擅长孟子标举的"反手而治"的辩证法，也信奉孔子“先难后获”的过程论，他说:“予谓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封知州序》）丙辰年他落榜，他的朋友李邦辅派到柳州当知府，别人替李委屈，阳明却说:“夫所处冒艰险之名，而节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满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满之心，吾于邦辅之行，所以独欣然而私喜也。”（《送李柳州序》）。其识量过人，翻过一层去抓好转的契机，以此!在官场斡旋有个“老”其才的过程，火候不够，就会半途而废或垂成而毁，差点，差不多比差很多更遗憾罢了。这个观察是阳明年轻轻就告病还乡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观政工部而上边务书，是他根本就不想按步就班往上“挨”的表现。在言官权重而活跃的明朝，以阳明现成的才具他适合大约也希望走这条路。他的朋友以礼科都给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为之“序”:“给事，谏官也。京兆，三辅之首也。以给事试京兆，是以谏官试三辅也。”“声光在人，公道在天下。圣天子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顾独不重哉？然则公京兆之擢，固将以信其夙所言者于今日，而又须大用于他时也。”阳明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将言官与实职的关系看成“知”与“行”的关系。既然能言之在道，则应该行道有成。“大用”，不只是个升迁的问题，更是个建立不朽功业的问题，“公卿大夫士倾耳维新之政，以券其所言，”这是“哲学王”的思路。

空空.

《王阳明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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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刑部里的名士

他观政工部期间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王越的坟墓。他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将前些时读的兵书运用了一番。他切实感到御众之术关键是怎样编队，他用“什五法”来组织民工，让他们及时休息按时吃喝，一副仁将的派头。效果很好。休息时组织他们演练“八阵图”。他平生没掌过这么大的权，没管过这么多的人，现在，他能统帅这么多的人，让他们实地摆八阵图，比用果核摆，那情形与感受不可同日而语。

他直感到权力的作用，能运用权力才可能用众，能用众才能做大事情。

这个短短监工期结束后，循惯例，他担任实职，２９岁这年「弘治十三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样，云南和另外一两个地区特别，是边民生事的多发点。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但既然是部里的人，也有临时的差遣。他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刑部部属的工作:

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以愿为，而多才者之所以愿为也。

也是只要难而能获便算得其所哉。这个人好强，总怀着不遇盘根安别利器的胜利意欲，像曹操征乌桓闻敌增而益喜一样，想脱颖而出的人总是把难题当机遇。但越是英雄越怕内耗。庸人以耗为业，在耗中占够他们小算盘能算出来的最大便宜。因为他们那条弱智低能的下等生命，除了能耗别无能为，或者说只有在耗时，他们才算个人数儿。王接着说:

然而纷揉杂沓之中，又从而拂抑之，牵制之。言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然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这虽在论政，也是在论学：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祸败就得损害理法。这个“惕”字就是心念一动。人生所有问题都系于这心念一动。这是区别海燕和企鹅、鱼龙变化的关键点。身心之学就是要解决心念怎么动的问题。

这年「庚申」十月，他被派去提督狱事，他在《重修提牢厅司狱记》大诉其苦:所谓提牢厅是全国的总监狱，每个月都要一名主事去当值。1500年十月，正好轮到他。我们看到这个能干也肯干的人另有其名士派的一面，差不多象袁宏道诉县令之苦一样。这时，他一点也不象诸葛亮。他自言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应付酬酢，况且来让干这种多是非的工作，真感到疲顿憔悴，麻烦透了。秋绝之时，人怀疑惧，多变故不测之事。－－他在面对不想干的事儿时，他也是个怕事的。他感到这份皇差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

按阴阳五行学说，秋主杀，所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他被派遣当班，不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心学家之小题大作的毛病昭然若揭。要让他当一辈子这样的小官僚他是个下等“企鹅”。按步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他找不到半点意思。

他到刑部的第二年「辛酉」八月，就派他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官职不高，但是中央官员，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当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时，他就高兴，也高效了。他的学生为了凸现他的仁义心肠，说他“所录囚多所平反”（《年谱》）。

在弘治十五年春在淮北办完公事后，他上了九华山。

这是他生平三上九华山的第一次。这个平生以山水为课程的人，一到了山水之间就活了，就诗性复归了，心态也自然，诗兴也浓厚了，说不定在政治与山水之间，他还真从感性上是个自然派。现保留下来的这次的记游诗赋有二十六、七首。每到一地都诌两句，什么无相寺、化成寺、李白祠、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

在无限的大自然当中，最能反衬出小官僚日子的无聊。反衬出官场不过是座“围城”。用力博得一第，原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的情绪还在不稳定期，忽而九天忽而九地。上边务疏时，他刚跨进“城”兴头十足。观政时也捕捉到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做“第一等事”的门径，徒当一办事之吏，真“猥”且无谓。

他与苏东坡神晤梦游了一番（《黄鹤夜涛赋》），决心请假回会稽山去。说完“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苏东坡，睡了一觉就回来了，王则不到两年又重返官场这个磁性最大的“场”。

名士只能是种风格，而不能成为职业。一成为职业就象《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了。

空空.

《王阳明大传》
第四回 绕树三匝 　

周月亮 著

５．戴儒冠的道士

他刚刚中进士后，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异域的幻想；又清醒的看到世事难为，如他在《对菊联句序》中所感慨的:“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顿窘戚。”这个极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也不得不有“吏而隐”之思了:“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各位同道也是虽为国之“利器”，“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与让最软弱的也起来反抗说明压迫得过头了同样的道理，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隐退想，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回去。打搽边球的办法也试过了，七子的诗文运动、兵法谋略的考究，都未能找到精神家园、成圣的门径。

这，也许是少年气盛视事太易也易受挫伤。他后来也说此时将就着刚到“狂”的境界，退而生隐志要是走“狷”一路，养洁操，高其道，有所不为。离通行无碍的“中行”之境还有可悲的距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表明，他之学道，基本上在平横失意情绪失败心态。他上了九华山想得是“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奴奴。”（《游九华赋》）他不大看得起只会作诗的李白，但此时与之心契焉:“谪仙凄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也有了同龄人如唐伯虎一类人的明士气:“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题四老围棋图》）就是他再度返回官场，去山东当考官时，还在牢骚：“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诸如此类，不必遍举。这个率真的人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不像那些机心深重的假道学真官僚口是心非曲说深藏。只要翻开他的集子，就什么都看到了。

他上九华山时是31岁，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蔡见了王只说:“尚未。”过了一会儿，王避开左右，与道士到了后亭，再度请教。蔡还是俩字“尚未”。

王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仙人是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渡化，比单纯的傻瓜难渡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还是不明白，明白得用许多痛苦才能换来。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觉得他不酸，就“醒”了。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练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时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

他遂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静坐行导引术。他的学生王龙溪追记听老师讲的经验是这样的：阳明在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对道教的见性抱一之旨，不但能通其义，盖已得其髓。能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为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扣除其中的自圆其说、自神其话的成分，也能感到他们师徒的确摸着了神秘的超凡的灵悟的境界。这种感受是阳明在龙场洞悟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后来总坚持先让学生静坐以收放心、这种教法的一个来源。真知来源于实践。

《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练，“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据说，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簸弄精神了。

这很像伊川的话及其故事的再版。就像阳明少年的“第一等事”像陆象山四岁问“天地何所穷际?”的再版一样。若相信伊川说的，则阳明此事也可信;若连伊川说的一并觉得不可信，则这种再版也没什么说服力。自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阳明到底有没有这种本事。简单地说，导引术是制气术，汉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史记》本传）。

阳明大约起初为保健，因为不管他到底是因追随朱子而得病，还是因学古诗文而得病，他曾得过吐血症则是事实。就常规论，过分劳累要得肺结核的，治疗不及时就会吐血。他最后死于肺病，恐怕是肺癌了。所以，他筑室阳明洞，第一目的是保命。调息，调心，排除杂念，收气，静坐，积久“心静而明”，能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问题都是可能的。佛教的止观修行术，道教的吐纳术等等，不能说全是自神其说的虚构。阳明现在所练的导引术属于神仙家的功夫，神仙家是道家中的现实派务实派俗而杂的一派。练习气功能保养身体，至少比熬心血写作或勤奋工作能延年益寿。

他自然并不枯守古洞中，他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想“离世远去”，真想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了。但他犹豫不决，他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他自幼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住在人间。灰心绝望对自己使唤可以，单不能对亲人使用。他虽有桀傲不训的个性，但善良温情，他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崖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个儒生。而且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 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