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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3 14: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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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
第十五回 镜里觅头
周月亮 著
2. 悟透之后须物化
阳明走的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无治人,则百姓倒霉,国家生事,他们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呢?怎么才能给予他们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学说别无良策。他又报病给山阴的学生写了信。对龙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231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连淡泊的湛甘泉还走到哪里都大建书院以祀他的老师陈献章呢,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江门之学的影响,以补救白沙学门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遗憾。这也表明建书院已成“形势”。
客观的说,起脚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发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然而连孔子都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尽管有权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那是量的问题,不决定事情的本质。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祖国各地的学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精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仁、黄宏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1200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鸡工厂”,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学派领袖多从此“黄埔”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洞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阳明学为主导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掘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号召的,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而且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学的禁毁,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40余人,定期宣讲阳明学,聚会的地点为庆寿山房。十二年,欧阳德、季本等在南京大会同志,讲会地点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国子监,使阳明学呈现继兴气象。除了前面提到的王门书院,尔后的书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及全中国,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华市附近」的讲社,分为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是王门各种讲会的先声;贵阳的王公祠。十四年,九华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庄。山阴的新建伯祠、龙山的阳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庐陵「今吉安」的报功祠都是纪念堂、讲会地。秀水文湖的书院、永康寿岩的书院,还有混元书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云兴书院「万安」、明经书院「在韶关」、嘉议书院「在溧阳,刻印了阳明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楼」。建祠堂的还有龙场、赣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丰、南康、安远、瑞金、崇义、琅铘山。尔后再传弟子建的书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学书院。
各种讲会更是不可数计。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还有泰州的心斋讲堂……..
诚如顾炎武所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日知录》卷18」。明人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庆年间以后,几乎没有笃信程朱的了。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工商市井,竞相讲学阳明学。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愿变成了现实,他要成圣的志向也变成了现实。他真不朽了。
明代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针对心学的。嘉靖十六年为打击阳明的邪学;嘉靖十七年,严嵩反对自由讲学,借口书院耗财扰民而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主要为打击泰州学派等王学的支派而禁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魏宗贤为打击东林而禁毁天下书院。
然而每次禁毁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动,明代已不同于以往,已有了“社会”,已非只有官方之国家。在野的力量已成为相当可观的自主集团。王学的流传主要在社会。以王学异端的姿态发展了王学精义的东林,则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并能赢得全社会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东林领袖肯定阳明之学是圣人之学,但认为阳明之教不是圣人之教。肯定阳明,否定王门后学。因为王门后学既无阳明万死一生的实际体验,又无阳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们也有认为阳明起脚于道士的养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对,尔后也没往对里走,在龙场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后就以“格物在致知”来对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应该在致善,而不该滑到无善无恶上去,一旦以无善无恶为教,就势必导致天理灭绝,只变成了养神。再说王学末流的讨厌程度与东林末流的讨厌程度都出后人的意料。明代人的气质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称之为戾气,庶几近之矣。在粗枝大叶的外国人看来,什么理学、心学;东林、阉党都是东方学。
阳明获得官方的最后、最高的认可,到了万历十二年,由毫无心学气质的古板宰相申时行提议将两路心学大师陈献章、王阳明入祀孔庙。起因在于万历皇帝觉得阳明学与朱子学“将毋同”--“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老申的论证很简明,先排除说他们是伪学、伯术的胡说--“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辩”,再说立门户,他说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门户,阳明的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不能单责备阳明立门户。第三是所谓心学是禅宗的问题,他说必外伦理、遗世务才是禅,而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再说怕崇王则废朱也是不对的,朱子学当年不因陆九渊而废,今天会因王而废了吗?他以上的论证都是相当常识而平庸的,最后他说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而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痼,久矣!”让阳明入祀孔庙,就可以让世人明白儒学之有用,实学之自得,大大有功于圣化。还是因为推崇王学有实用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学的确是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好东西。因为老申没有为王门竖旗杆的义务。他倒有点我大明入祀孔庙的只有一个薛 ,不足以显示文运之盛,这样虚荣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万历皇帝曰“可”。于是,阳明从形式上也成为他一向为之奋斗的圣人。入祀了孔庙就算正式的圣人了。
《春明梦余录》卷21讲将王、陈,还有胡居仁从祀孔庙时,回顾了当初朝野对阳明的审查、批判。当时有人觉得赏阳明个伯爵只是一时之典,但让他入孔庙是万世之典,断断使不得。重温了当年嘉靖对阳明的严厉申饬:放言自肆,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然后,又点明为什么当时严厉申饬,今日「即申提议时」入祀,却无一人言及,因为良知之说盛行了也。这也是申时行说王学有用的缘由。
自然入祀之后还是可以再踢出来的。这种人工的纪念碑不如心头的纪念碑长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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