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1》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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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5)


　　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诸葛亮之路。


　　我坚信，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就此开始吧，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史，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作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利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幅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唉，这些讨厌的家伙


　　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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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6)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的干下，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我们要说明一下，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


　　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


　　在历史中也存在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


　　在这场拔河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一千余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


　　他取消了丞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的称呼，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


　　事实证明，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它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丞相。


　　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正德），不准皇帝吃伟哥（隆庆），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万历），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高拱、张居正）！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一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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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7)


　　朱元璋，你是伟大的，但也是渺小的。


　　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是那么的弱小，你的抵抗是那么的无力。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诚如斯言


　　特务


　　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丞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有放过。


　　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送上天，连李文忠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条命。朱元璋从不卖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与他共过患难，情深意重，于是他听从了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仍严厉处罚了他，并削去了他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无人可以例外。


　　胡惟庸案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权力极大，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这些人一进门，就把那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拷上枷锁带走。下面的犯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督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并不熟悉，但要说到它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锦衣卫。


　　另一个其实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群体，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十分高明。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宋讷大吃一惊。朱元璋拿出一幅画，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


　　这真是让人毛骨悚然，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饶有兴致的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家房里，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很有可能就在你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


　　这些检校的来源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和尚。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


　　这些人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越来越得心应手，杀人越来越多。


　　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


　　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为人宽厚仁慈，甚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


　　但朱元璋并不看重他，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一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的最高官职只是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直到洪武十年（1377）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学士。


　　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宋濂是出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叹过：宋濂侍候我二十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一个贤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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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8)


　　宋濂退休时六十八岁，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并嘱托他三十二年后，拿此料做一件“百寿衣”。宋濂感动得老泪横流。


　　然而还不到三年，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服——囚服


　　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召了回来，要把他杀掉。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


　　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她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放了宋濂一条生路。


　　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朱元璋而言，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这个人就是马皇后


　　马皇后


　　她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攻龙湾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


　　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


　　朱元璋要杀朱文正，她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有大功，请你不要杀他。


　　朱元璋要杀李文忠，她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


　　朱元璋要杀宋濂，她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


　　她就是这样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


　　她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


　　她重病后，自知很难医好，居然拒绝医生为她医治，朱元璋问她原因，她的回答实在感人心魄。


　　她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做的。


　　她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


　　“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


　　说完，她含笑而逝。


　　朱元璋靠在她的身边，这是她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的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


　　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是他的唯一。


　　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


　　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


　　在他的丈夫成为皇帝后，她仍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和挽救了许多的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


　　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生如夏花，逝如冬雪


　　人生如此，何悔何怨


　　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胡惟庸案件仍在进行之中，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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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9)


　　在我们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


　　官员们的悲惨命运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是并不过分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自从取消丞相制度后，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即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


　　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是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名额不多，危险性极大），救过皇帝（难度高，机会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就那么几个人），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


　　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朱元璋自小贫困，父母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品位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授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从）！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


　　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


　　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师爷。


　　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7.5石米（活像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


　　——发钞票


　　这决不是开玩笑，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候，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


　　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该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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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10)


　　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五千两，就想当五千两用？老百姓可不傻。


　　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


　　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贪污的方法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


　　那一踹的风情


　　要知道，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具体方式是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颗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


　　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部分人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的多，就会哈哈大笑


　　那么老百姓呢，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得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


　　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确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


　　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正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上面说的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没有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得叮当响。


　　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 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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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庸案件(11)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朱元璋过意不去的说：“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


　　罗复仁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这些人无疑都是优秀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不多。


　　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


　　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成“旬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皇帝经常变，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


　　宋朝待遇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


　　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旬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已经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


　　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


　　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


　　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都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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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一切腐败者！(1)


　　十六、扫除一切腐败者！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候（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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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一切腐败者！(2)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细细品位，实在让人胆寒。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坲。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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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一切腐败者！(3)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