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飛鳥文化(538—710年)
第三節 華風漸扇
1,大化革新
聖德太子對日本文化的巨大貢獻,不僅在於引進先進的大陸文化,更重要的是豐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爲解讀和吸納外來文明打下基礎。爲此,家永三郎將聖德太子與希臘哲學創始人泰勒斯、中國哲學創始人孔子相提並論,認爲“日本哲學思想始于聖德太子”。從這層意義上說,日本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大化革新,亦可看作是聖德太子內政改革的延續。
聖德太子和推古天皇去世之後,蘇我蝦夷及其子蘇我入鹿肆無忌憚,竟至私改遺詔,扶植田村皇子(舒明天皇)即位;同時尋機將推古天皇意中傳人、聖德太子嫡子山背大兄一族趕盡殺絕;然後擁兵自重,在朝廷指手劃腳,儼然太上皇架勢。
蘇我父子的驕橫跋扈,引起皇族和其他貴族的反感,這股勢力積聚在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周圍,逐漸形成一個圖謀改革的政治集團,等待根絕豪族世襲職權、強化君主集權的佳機。這個集團在力量積聚過程中,積極吸納留學隋唐歸來的新生力量,確立了以中國爲樣板的改革理念。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結成同盟之後,“俱手把黃卷,自學周孔之教”,利用赴南淵請安(留隋學生)處求教的機會,在往返途中“並肩潛圖”。
皇極四年(645)六月十二日,中大兄皇子等借“三韓進調”的機會,預先設下埋伏,在殿上刺殺“盡滅天宗,將傾日位”的蘇我入鹿;隨後又將蘇我蝦夷等殘餘勢力一併殲滅,清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礙。
宮廷政變成功之後,輕皇子繼登皇位,是爲孝德天皇。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由此拉開序幕。首先於六月十四日論功行賞,模仿唐制設立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等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命留學隋唐的僧旻法師、高向玄理爲國博士,顯示新生政權取范唐朝的意圖。
其次於同月十九日定年號爲“大化”,這是日本朝廷正式使用年號之始,可謂開時代之新風。經過約半年的準備,大化二年(646)正月甲子佳日,孝德天皇宣佈《改新之詔》,將這場改革推向最高潮。關於詔書的真僞,學術界看法不一,比較折衷的意見,認爲詔書並非僞造,但經後人增損潤色。
綜上所述,大化革新一方面繼承聖德太子之未竟事業,以大陸文明爲樣板改造列島舊觀;另方面得益于留學人員的加盟,得以及時把握國際形勢的最新動態,將模仿目標鎖定在唐朝。
2,律令與大學寮
飛鳥時代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奠基期,儒學、佛教、曆法自不待言,貨幣、年號、學校、庭院、宮廷樂舞等,均在這一時期伴隨律令制度而誕生。下面擇其要者,略述源流。
編撰律令。大化革新以後,日本以建設法制國家爲目標,參照唐朝的成文法典,開始著手編撰律令。首先完成的是《近江令》22卷,成于天智七年(668),藍本大概是《貞觀令》。其次是《淨御原律令》,在《近江令》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完善,始編於天武十年(682),持統三年(689)頒佈《令》22卷,所本唐令除《武德律令》、《貞觀律令》、《永徽律令》外,《麟德律令》、《乾封律令》、《儀鳳律令》亦當列爲候補。最後是《大寶律令》,從文武四年(700)開始編撰,大寶元年(701)告成,次年頒行於世,其逸文基本保存在《養老律令》(718年)中。
大學寮。日本最初是通過百濟學習中國思想文化的,繼體天皇時百濟貢五經博士,欽明天皇時的曆博士、易博士等亦來自百濟。這些博士各有任期,交替輪換,說明日本皇室設有相對穩定的教學機構。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以個人教授爲主的類似私塾的教育設施。如推古天皇時的百濟僧觀勒,向數名書生傳授曆法;遣隋使僧旻回國後,將貴族子弟集于一堂,講授《周易》;留學隋朝的南淵請安,在家塾中指導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研習儒教。這種以私人教授爲主的教育形式,在大化革新後發生根本性變化,教育機構作爲國家官司之一被正式納入律令體制。尤其是國家最高教育設施大學寮,至遲在《近江令》(671年)頒佈前後已經設立。
《近江令》中設置的“學職頭”一職,由百濟遺臣鬼室集斯擔任,當是大學寮的長官;另一位百濟人率母任“大博士”,其下還應配備幾名博士、助博士,以教授“大學寮諸學生”。《淨御原律令》的“學制”規定大學寮設“大學博士”、“音博士”、“書博士”等,職掌分工更爲明確。《大寶律令》有關學制的規定,大多爲奈良時代所繼承,而機構則更趨完備。
大學寮屬式部省管轄,設大學頭以下四等官及史生,教官有博士1名,助博士(助教)、音博士、書博士、算博士各2名。學生的必修科目定爲《孝經》和《論語》,選修科目包括《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周易》、《尚書》等,其體制一仿唐法,由此培養出來的人才,構成奈良時代知識階層的主要成分。
3,玄學與道教
從漢末到魏晉,中國文化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兩漢經學遜位於魏晉玄學,三教並存取代了儒術獨尊。在這一時期的漢字文化圈內,既對抗又親和的儒、釋、道三家,無不受玄風熏染,多少帶著道家的烙印,自中土流播海外。在漢字文化的強烈輻射下萌發的日本文化,不可避免的帶著母體文化的特徵。可是長期以來,人們在研究日本古代文化時,過多地關注儒學和佛教的影響,因而容易忽略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的傳播。
飛鳥時代的日本社會,尚未完全擺脫上古以來巫術傳統的束縛,道教所含駁雜的民間信仰成分,比之形而上學的儒學、佛教更易被廣泛接受和消化,因此如果撇開道教的因素,便無法全面解釋飛鳥時代的諸多文化現象。
聖德太子與《莊子》。《日本書紀》說聖德太子“學外典于博士覺哿”,這裏的“外典”包含道教書籍。《上宮聖德法王帝說》明言:“亦知三玄五經之旨,並照天文地理之道。”據河村秀根《書紀集解》考證,《憲法十七條》第十條“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肖似《莊子》(齊物論)中的“自彼是非”論。
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在五常之上冠以“德”,而成“德仁禮信義智”六階序列,這種排序最早見於5世紀的道教典籍《太霄琅書》,此書見載9世紀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證明此前已經傳入日本。
六階冠位配以“紫青赤黃白黑”6色,以“紫”配 “德”貴爲冠首,顯然與儒教相悖。如《論語》(陽貨)尊“朱”爲“正色”,貶“紫”爲“間色”;與此相對,道家和道教卻崇尚紫色,如《太霄琅書》以“紫天”、“紫清”、“紫晨”喻仙界。由此來看,《冠位十二階》以“紫”配“德”冠于五常之首,顯然是受了道家及道教思想的影響。
《冠位十二階》亦載於中國史書,據《翰苑》引《括地志》云:“倭國其官有十二等,一曰麻卑兜吉寐,華言大德云云。”“麻卑兜吉寐”漢字爲作“真人君”。“真人”一詞典出《莊子》,聖德太子以超越人倫的“真人”比配超越五常的“大德”,可謂正得其要。
聖德太子在一系列內外改革中,不僅積極攝取中國的儒學和佛教,同時還受到道教及道家思想的影響。《莊子》東傳從一個側面證明,飛鳥文化在六朝文化的輻射之下,具有三教融合的顯著特點。
麈尾與清談。“清談”是玄學的具體表現形式。清談家口不離玄言,手不離麈尾,故清人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有“六朝人清談必用麈尾”之說。麈尾東傳日本的確切時間,現在已無從稽考。不過7世紀初,聖德太子曾執麈講經,爲飛鳥時代容受六朝玄學提供又一物證。聖德太子執麈講經,見於平安中期的《聖德太子傳曆》(917年),類似的記錄還見於平安時代的《日本往生極樂記》、《太子傳古今目錄抄》、《扶桑略記》、《今昔物語》、《法華驗記》諸書。
天平寶字五年(761)成書的《法隆寺緣起並資財帳》,載錄寺藏的2枚麈尾,其中1枚“漆柄吳竹形,端銀繼,並櫃一合,表塗漆,裏塗丹”,特意注明是“上宮聖德法皇御持物”。這柄麈尾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據聞是明治初年法隆寺獻納給皇室的寶物。
綜上所述,麈尾于6世紀初傳入日本,聖德太子執麈尾講經說法,正與南朝玄風佛教中的清談式講經談義相符,說明飛鳥時代盛行的佛教,實是六朝時三教融合的産物。
天皇與道教。經過聖德太子的內政外交改革,古墳時代的“大王”搖身變成飛鳥時代的“天皇”,在三教交融的文化氛圍中,日本皇室與道教結下不解之緣。
“天皇”一詞原爲道教用語,這一稱號始於何時,學術界仍有爭議。有人認爲可以上溯到聖德太子執政的推古王朝(593~628年),但從文獻上能夠獲得實證的是稍晚的天武治世(672~686年)。
天武天皇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篤信道教、精通道術的天皇,《日本書紀》稱他“能天文遁甲”,述其事迹多與道教有關。“壬申之亂”(672年)中,天皇在行軍途中見“黑雲廣十餘丈經天”,遂“舉燭親秉式”占云:“天下兩分之祥也,然朕遂得天下歟!”這裏的“式”,指道教占卜的工具,用棗樹的木芯製成,使其旋轉以測吉凶。即位四年後(675年),政局稍趨穩定,天皇便“始興占星台”、“祠風神于龍田立野”,這一系列舉措均與道教信仰有密切關聯。
仙藥是道教信仰中的重要一環,欲成仙升道者無不渴求之。天武天皇八年(679),“紀伊國伊刀郡貢芝草,其狀如菌,莖長一尺,其蓋二圍”。所謂“芝草”,即《抱樸子》等道教典籍列爲仙藥的靈芝。天武十四年(685),“遣百濟僧法藏、優婆塞益田直金鍾於美濃,令煎白朮”。“白朮”載于《神農本草經》之類的道教醫書,亦是爲道士所寶的仙藥。
天武天皇在位十三年(684),“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冠於八姓之首的“真人”,與聖德太子所定《冠位十二階》之首“真人君”如出一轍,限定只授予皇室一族,足以說明天皇與道教關係之密切。
天武天皇的諡號是“天渟中原瀛真人”,“瀛”即道教宣揚的海外三神山之一的瀛洲,“真人”則如前述是道教的得道者。這一諡號不僅高度概括了天武天皇的思想信仰,也昭示出飛鳥文化中的道教特徵。在整個飛鳥時代,7世紀後期道教色彩特別濃郁,與唐朝帝王篤信道教有關。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天武天皇的上述事迹,或間接或直接地受到唐高宗的影響。
道教、道家、玄學不僅對日本古代文化産生過深遠影響,直至今天的皇室典禮、神道儀式、民間信仰中依然留有明顯的痕迹,但是長期以來不爲人們對此很少關注,筆者認爲其中有2個重要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