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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6 13: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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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内外”有两层含义，一是事实上之内外，二是有价值因素介入之内外，《春秋》在夷夏之别中，以诸夏为内，夷狄为外。事实上之内外，如前讨论关于鲁事而书者，是以鲁为内，它国为外。《春秋》经传中多有言“我”、“吾”、“内”者：哀十一年经有“春，齐国书帅师伐我”。隐九年经有“侠卒”，传有“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隐十年经有“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传有“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前面与鲁相关者之史法分析，皆可理解为“内鲁”之说。《公羊传》虽多有此言，但无后世公羊家所言“王鲁”之说。
董仲舒于《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中论及“三统”时有“王鲁”说法，《奉本第三十四》亦说：“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至尊且高，至显且明。”何休亦承此为说，如隐元年经有“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传有“……何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此为可褒奈何？渐近也”。何休注为：“渐者，物事之端，先见之辞。去恶就善曰进。譬若隐公受命而王，诸侯有倡始先归之者，当进而封之，以率其后。”隐七年、十一年何休有类似之说。另外，也从《春秋》记诸侯去世之用辞来发挥“王鲁”之意，隐三年传有“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而《春秋》于鲁则书薨，于它国则书卒。如隐三年经有“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无传。而何休注为：“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如此看来，何休发挥亦有其理由，但《公羊传》并无明言。
在空间基础上被明显赋予了价值倾向，如涉及“夷狄”者。此时“内”在《公羊传》表达为“中国”（诸夏）：隐七年经有“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传有“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其中“不与”，是在夷夏之辨中否定夷狄而肯定诸夏。而肯定诸夏之理由并非因其在空间上同鲁接近，更主要体现在文化即文明上。如昭二十三年经有“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沉子楹灭，获陈夏啮”，传有“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对其中“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为“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评价夷狄之标准看来主要在于其理想文明上之大一统。至于空间上远近，只是因为周王封建，礼仪文化存在之事实。随时间推移，原来之夷狄借鉴吸纳了中原文化，而中原各国又多有不合《春秋》理想之情况，故有进楚吴之说。
关于文实者，在《公羊传》中典型之言是“文与而实不与”。在《公羊传》中共有六例：僖元年经有“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传有“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诸侯之君)。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其它五例见僖二年、僖十四年、文十四年、宣十一年、定元年，亦有“文与而实不与”、“诸侯（大夫）之义不得专封（专讨、专执、专置废君）”、“救之可也”之说。
欲了解《公羊传》文实之义，要将之置于春秋历史脉络中。春秋之时，周天子仍是之天下共王。然而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在诸侯国中此消彼长，王室权威已名存实亡，封建宗法制度逐渐消解。王权之衰，在《左传》中多有描述，如《左传》桓五年，有“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左传》僖公八年，襄三年有周王室之单顷公与诸侯盟于鸡泽，等等。在诸侯各国的实力凌驾于王室之上时，王室地位亦类似于一个侯国。且某些大国如齐、晋为做天下霸主，以尊王之口号号召诸小国，貌似尊王，实则是对封建制度之背叛。《春秋》看到这一点，发明了“实与而文不与”之技巧拨乱反正，面对残酷现实，以一种近似调和方式，来显现某种理想秩序。
5，由某些回答，知《春秋》于平常叙事中含有义旨，此时并无编排迹象。在《公羊传》中，可分为由“何以书”之问引出者，以及直接对《春秋》某些用词发义者。
由“何以书”之问引出者，其前无有条件，不同于“……不书，此何以书”，相比其它诸问针对字词或局部书法，更有直接显明义旨之方便。《公羊传》以“何以书”之问引出“记灾”、“记异”、褒贬、“以罕书”、“以重书”之类。而像隐六年传释“秋七月”为“《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何休注：“春以正月为始，夏以四月为始，秋以七月为始，冬以十月为始”，乃是表明《春秋》体例。至于“记灾”、“记异”，条目不少，基本指向自然天象。而昭八年、昭十一年，释“搜”（阅兵）为“以罕书”，仅表明了史例。
在此主要说明在“何以书”之问中所体现《春秋》褒贬态度，除了讥“变古”之事，另有因某事不合情理而讥之、重民、讥“非礼”、内鲁义旨等等之表达。
明言复古之意，如：僖二十年经有“春，新作南门”，传有“讥。何讥尔？门有古常也”。宣十五年经有“初税亩”，传“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明言复古者虽然不多，但仍可从中发现《春秋》理想之依据，从《公羊传》整个对《春秋》解读中可以看到，其义旨并非悬空，而是以宗法制度为其依托。在《春秋》里，古代就是黄金时代，然而黄金时代或已是经过了理想化诠释。
一般讥刺，如文十三年经有“世室屋坏”，传有“讥。何讥尔？久不修也”。庄三十一年经有“筑台于薛”，传有“讥。何讥尔？远也”。以及“筑台于秦”，讥其临国。诸例所示在政治上皆非大事，《公羊传》之解，明其不合情理。而庄三十一年经有“春，筑台于郎”，传讥之为“临民之所漱浣也”，则有重民之意。隐七年，释“城中丘”为“以重书也”，宣十年，释“饥”为“以重书也”，都关系百姓生计，城中丘重在何处，传文无说。何休解为“劳民太甚”。饥亦同样，何休解为“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复兴，危亡将至，故重而书之”。联系整个传文氛围，何休所解不错。另外多有讥非礼，如闵二年经有“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传有“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庄二十三年经有“夏，公如齐观社”，传有“讥。何讥尔？诸侯越竟观社，非礼也”。凡是等等。而庄元年经有“王姬归于齐”，传有因“我主之”而书。庄十一年经有“冬，王姬归于齐”，因“过我”而书。此皆如前所示与鲁有关者。在对不同问式之回答中有同类答案出现，表明《公羊传》在解码之时并无严格排列。
直接对某些用词发义者（于不变处取义）。是相对于“变文”来讲，如前所言，变文乃是《春秋》刻意改变某词以寄义之处。而此处是在《春秋》并没有改变用词的情况下，《公羊传》也表明了义旨。例如：隐四年经有“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传有“晋者何？公子晋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此处释“立”为“立者不宜立也”，但为何不宜立，则无说。从传文中可以知道的信息是，“卫人立晋”之“人”，是指众人，“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仅此而已。《谷梁传》多有与《公羊传》相合之说，对于此条，《谷梁传》谓：“春秋之义，诸侯与正不与贤也”，此或亦为《公羊传》义旨，认为立公子晋非正。成六年经有“二月辛巳，立武宫”，传文释“立”为“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礼，因何非礼，《公羊传》无说。何休在经解诂说：“礼，天子诸侯立五庙，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庙，至于子孙。过高祖，不得复立庙。”这是把武宫当作武公之庙。[11]定元年经有“立炀宫”，传文同样释“立”为“立者不宜立也”，讥非礼。
同“立者不宜立也”相类，有“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例如：僖八年经有“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传文释“用”为“用者不宜用也”，释“致”为“致者不宜致也”，以二者为非礼，亦未说何以非礼。何休说：“礼，夫人始见庙，当特祭，而因禘诸公庙见，欲以省烦劳，不谨敬，故讥之。”何休之意，是不应该借花献佛，于禘时顺便用致夫人，不敬，而应在禘之外特祭。成十七年经有“九月辛丑，用郊”，传仍释“用”为“用者不宜用也”，传文认为“郊用正月上辛”，[12]不知出处。成公九月用郊，是非礼。闵二年，经“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传有“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为谓之未三年？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其言于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曷为未可以称宫庙？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直接对词发义，看不出《春秋》在表达上之用心。
6，由《公羊传》某些回答，知《春秋》择重而书。
《公羊传》中对“重”之使用有与人名地名相关者，人名者如“将军子重”、“晋侯重耳”，地名者如“重丘”，但与方法无关。关于方法之“重”，大约是“重要”、“重大”、“严重”之意。按《公羊传》的意思，凡事有轻重，《春秋》在表达事件之时，也择重而说。如：隐五年经有“秋，卫师入盛”，传有“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庄十年经有“二月，公侵宋”，传有“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僖元年经有“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传有“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弒公也。然则曷为不于弒焉贬？贬必于其重者，莫重乎其以丧至也”。僖二十三年经有“春，齐侯伐宋围缗”，传有“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疾重故也”。
然则，这些何以重要？传文未明言。至少从如“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中，可以看出传文所认为的何者所重何者所轻，再从伐、战、围、入、灭之意思，我们可以知所谓“重”在此是从国与国之间争夺程度上说。而上举隐五年传有“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联系它处之尊君，是突出“君”之重要。在理解《公羊传》时，重与不重，我们可以从部分到整体再到部分去观察。加之《公羊传》常有自述解经方法，如前举庄四年传有“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雠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雠狩也”，可见只要是庄公与齐侯之交往，都有讥之意，只是择其重者表达出来罢了。在《公羊传》的提醒之下，“书其重”作为《春秋》的基本方法之一，同样是理解《春秋》义旨的门径。
六种方法中，只有训诂与《春秋》作者用心无关，但在《公羊传》中却相当重要，表现为在训诂之后连续追问，直至表明对某事之态度。如前举宣十年“王季子”，传训为“天子之大夫也”，进而问“其称王季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以此表达亲亲、贵贱之义。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释“跻”为“升”，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是以祭祀乃太庙中大事，传文训大事为大祫。大祫是合祭，三年丧期已满，毀庙之主陈于大庙，合诸祖之神主举行大祭，原有之神主要依次上升。依《公羊传》，上升该遵庙次，但文公之父僖公乃闵公庶兄，闵公虽早薨，文公还是将僖公之主升于闵公之上（经文只有“跻僖公”，而跻只有先君跻，僖公不应跻，所以将跻僖公释为升于闵公之上），传文讥其“逆祀”。在此，传文意思可谓“尊尊”甚于“亲亲”。由对“跻”这个语文词的训诂，进而表明对某事态之评价。在《公羊传》问答之中，基本属此种情形，可以说，训诂是解《春秋》之码的主要入路，之后才揭示出《春秋》隐微的写法。相对这种解释样态，很多对古典文本的解释，例如朱熹解释四书、郭象解释《庄子》，甚至《左传》解释《春秋》，严格来说，都不能称其为解码。《公羊传》与这些解释有明显不同，朱熹、郭象侧重于义理发挥，而《左传》侧重于事件描述，《公羊传》在表明《春秋》义旨同时，如前所示，还展示了《春秋》写作技巧，这或许是对“隐微书写”的作品与一般作品解释的不同处。正是由《公羊传》解码，我们得以窥见《春秋》有在一般作品中不易觉察的一面。需说明的是，上面所举诸具体例子，《公羊传》中还有许多，为省篇幅，不能尽举。
二，《公羊传》与《春秋》之关系
在此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公羊传》解码与《春秋》编码对应问题。二对《春秋》编码理由作点说明。
《公羊传》与《春秋》的关系，大概不出三种情形：(1)《公羊传》是口传，(2)《公羊传》或有口传因素，(3)《公羊传》是“讬古改制”。第一种情形问题不少，[13]除了前人于《公羊传》引公羊异姓人解释、时间上五世传承、字数上口传不可能几方面皆有怀疑之外，从《公羊传》对训诂的使用也可以找出否定的理由。如假定《春秋》作者为孔子，至少，其在定、哀之世教授弟子时，是无需对当世通常名物作训诂说明的，而《公羊传》对《春秋》此时期传文中却依旧有大量训诂。所以，即便《公羊传》是基于口传，在其定型之前，必有公羊学者在传授学生时所加入的东西，《公羊传》解释《春秋》一定会有在说明范围上大于《春秋》编码之情况，像训诂层面，《春秋》作者不可能事先想到。而《公羊传》作者可能亦无特意要在自己的解说和《春秋》编码之间划个界线，便难免会在解码之时加入一些在个人理解上之说明，以致于口传与否竟成了讼争纷纭的话题。因此，第二种情形“或有口传因素”可能最大，徐复观认为，应当是孔门中属于齐国这一系统的第三代弟子，就口耳相传的加以整理，记录了下来成为“原传”，在传承中又有若干人对“原传”作解释上的补充，被最后写定的人，和“原传”抄在一起，这便是汉初《公羊传》的共同祖本。[14]确是合理推测。而第三种情形则只能作为一种假设存在。
在《公羊传》逐渐定型过程中，对《春秋》要么显明义旨，要么显明相关事实，皆可称对经典的解释。从《公羊传》中大量对《春秋》义旨之申明看，传达义旨是主要的。《公羊传》哀十四年传就明确表明了《春秋》的性质：“君子曷为为《春秋》？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训诂层面以及史实细节的澄清属副次。由是，假定《公羊传》解码，大约只有关乎义旨者，才对应着《春秋》编码。而本文之所以将诸如明史实者也说明，一方面是因为以《公羊传》问答为入路，相同的问式包含此内容。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公羊传》原貌。
还有一个问题，前述1、3、4、5、6几个方法中，都没有史法与习惯说法比照，《公羊传》是如何得出的呢？可能有二条路，一条是靠《公羊传》作者对《春秋》文本的归纳以及历史知识的掌握，一条是靠《公羊传》作者对孔子义旨的把握（包括口传因素）。如“变文”之解码则明确要求有历史知识前提，否则不可能知道《春秋》之变文，如“入”本是“灭”、“克”本是“杀”、“孙于齐”事实上是“固在齐”，这些不是语义的训诂，而是通过所书的和传文作者所掌握的历史知识间之比较来破译（或者由口传而来）。在上述“时间、空间、文与实”的方法中，在“时间”上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首先有归纳，当说出“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则有义旨介入。两条路往往在《公羊传》解释中形成一个整体。而“空间”中夷狄之说以及“文与实”，多与所把握到的《春秋》义旨相关。对于释“何以书”、“于不变处取义”以及“书其重”，因其直接表明义旨之特征，显然是传文作者在《春秋》义旨观照下做出的解释。“何以书”所答也有关于史实的，但不主要。其实，《公羊传》自问自答之行文方式，已表明了《公羊传》作者是把握在先的。
在前说第二种情形最可靠之前提下，《公羊传》解码，大概可归为三个门径：(1)与史法与习惯说法比照。(2)靠《春秋》文本所说与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比照。(3)据自己对《春秋》义旨的把握。后者亦作为前两者的理解背景出现。然而，这些讨论，都不能否定《公羊传》是以《春秋》为框架之“讬古改制”，其中大量不关义旨的说明，更加深了重心不在《春秋》而在《公羊传》之印象。虽是假设，亦与《春秋》用心编码一样，都能表达那种类似孟子终日汲汲行王政之情怀。
那么，《春秋》何以费尽心思将其义旨隐藏起来？此时不得不考虑《春秋》作者。经学家常走极端，喜欢将某说某制度之创立归之于某个人，今古文之争，其源头之作者便是内容之一。周予同先生整理今古文异同，在所列十三条之中，竟有五条是关于作者。[15]《春秋》与孔子相关，在经学内部自来无异议，古文视孔子修《春秋》，而今文视孔子作《春秋》，孔子的身份，决定了《春秋》的性质在传统内部之差异，在古文那里，《春秋》是周公遗训，在今文那里则是素王大法。至疑古学派遂对此怀疑。然而李学勤先生曾说：“《左传》以下书籍一致讲孔子修或作《春秋》，我们实在没有否认的理由。”[16]对李先生所说“没有否认的理由”，文本的理解是，如果注重其中义理便没有必要否认传统既成的认识，《春秋》如果不与孔子相关，必与其它人相关，既有成说，依成说亦无不可。
讨论孔子编码原因，先回顾一下其编码义旨特点。表达其义旨者，无非是借着“褒”、“贬”、“讥”、“绝”、“讳”等态度，如从前面讨论中所表现的，大到恶战伐，讥诸侯、周王非礼，对贤者之褒美，不合礼法之贬斥，小到世室屋坏而久不修（文十三年），临民之所漱浣而筑台（庄三十一年），是典型的指点江山做法。对于春秋历史，《左传》及《国语》展示了一个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情形。《孟子·离娄下》曾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太史公亦说：“余闻诸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页3279)。孔子惊惧世衰道微，欲补偏救弊，但作为一介布衣，居然敢作《春秋》这样本属于天子之事，显然为其身份所不允许。所以孔子也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讥评时弊，而且涉及尊长，这种尴尬乃至于所可能遇到的危险，令其不得不将其义旨隐藏起来。董仲舒在《楚庄王第一》中对孔子的理解应该不错：“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于是《公羊传》有“主人习其句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元年），看来孔子精心编码获得了成功。而《公羊传》自问自答，从语言之训诂、技巧之开示，至大义之展现，为读者揭开了这个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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