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刘绪义读春秋》-新浪读书

古月轩

第二辑 大国崛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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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形则可根据《左传》判定，庄公九年夏，鲁庄公伐齐，纳子纠。桓公（就是小白）自莒先入。这里明确讲述了，是鲁庄公派兵伐齐，目的是想通过武力，为公子纠进入齐国扫清道路。但鲁庄公和管仲打错了算盘，殊不知，武力犯齐，齐国必然派兵抵挡，结果自然耽误了时间。而公子小白则是采取悄悄的行动，轻装前进，故而一路畅通，先行进入国都。

　　小白做了齐国国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从此，春秋的舞台上，就成了齐桓公尽情表演的PK台。

　　崛起东方

　　齐桓公是春秋历史上第一个称霸的诸侯。那么，他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霸主地位呢？归结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

　　先说天时。当齐桓公之世，周天子已日趋衰弱，这为齐桓公称霸准备了必要条件，倘若有一个强大的周王室在，那么齐桓公再能干，也不可能干出霸业来。此外，当年中原的小霸主郑庄公死后，郑国随之发生一系列内乱，其势力己大不如前；宋国和卫国都是齐国的邻国，也一直是齐国重点防御的对象，但当齐桓公即位之时，宋卫差不多同时发生内乱，其中，宋国还于庄公十年也就是齐桓公即位后的第二年遭遇了齐国的沉重打击，不久，宋国又生内乱；而卫国差一点被狄人亡国。南面的鲁国在齐桓公的父兄辈时，就成了齐国的下饭菜；虽然齐桓公即位第二年，两国爆发著名的“长勺之战”，鲁庄公在一个叫曹刿的“鄙人”帮助下，打赢了齐国，但不久之后，鲁国也发生了内乱：庆父不死，鲁难未了，就是指这一次，后依靠齐国的力量才得以平息。力量的此消彼长，给齐桓公称霸准备了“天时”。

　　其次说地利。齐国位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且不说因此得渔盐之利，单从地理位置来看，就避免了四面受敌的窘迫，使得齐国一心向西南发展。这是地利。

　　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和。得人是齐桓公得以称霸的核心因素。

　　广揽人才，用人不疑，是齐桓公即位后采取的人才战略。

　　上面说到公子小白抢先一步进入齐国国都，在众人的支持下即位做了齐桓公。一面整顿朝纲，一面派鲍叔牙带兵去抵挡鲁国和公子纠。齐鲁两国的军队随之大战于干时，鲁军不敌，鲁庄公丢了战车仓皇逃回。鲍叔牙派人照会鲁庄公，说公子纠是齐国国君的兄弟，请鲁国杀了他（以绝后患）；管仲、召忽是国君的仇人，请鲁国把他们交给我带回去处置。鲁国见大兵压境，没得选择，只好听从，杀了公子纠，召忽也跟着自杀。把管仲捉进囚车，交给鲍叔牙。于是鲍叔牙班师，在半路上就把管仲从囚车里释放出来。回到朝中，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仲的治国才能比高傒还要高明，可以让他来辅佐国君。齐桓公听从鲍叔牙的建议，拜管仲为相。鲁人得知，方知上当，后悔不迭。

　　那么，鲍叔牙所说的高傒是谁呢？

　　高傒，字敬仲，又称高子。高傒是姜太公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齐太公的六世孙齐文公（赤）之子被封于高，人称公子高。”高傒就是公子高的孙子。史载“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就是说齐国的国氏、高氏两家都是周天子亲封的卿大夫，他们世代袭有监国地位，为天子“辅佐”齐侯，因此在国内享有极大声誉。齐桓公在做公子时就一直有意识地与他们结交，获得了他们的好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高傒与小白的关系就亲如兄弟。小白逃到临近的莒国之后，高傒就一直与小白保持联系，因此，公孙无知一旦被杀，高傒便抢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小白。凭借他们在朝中的威望和影响，齐人便立小白为君。所以说高子、国子是这次长跑争位比赛的关键人物，没有国子、高子，齐桓公是难以继位的，毕竟根据继承顺序，哥哥襄公虽死，但继位的应是公子纠，小白是三子，怎么也轮不到他。是由于高子等人力争，不以长幼为序而以能力大小而论，才数着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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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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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鲍叔牙一说管仲的才能比高子还厉害，齐桓公这才任用管仲。《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即得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可以看出高傒不仅是扶立齐桓公继位的关键人物，还是辅助齐桓公和管仲进行改革治齐的重要人物之一。从上面也可看到，公子小白不愧为一政治家。

　　除了取得高子、国子等人的支持外，齐桓公朝中还有著名的“桓管五杰”，即王子城父、宾胥无、隰朋、宁戚、东郭牙五位名臣。

　　王子城父是齐桓公挥下一员名将，由管仲推举任大司马，掌管行军作战之事。管仲在推荐王子城父为大司马时对王子城父卓越的治军才能给予了高度肯定，说他在疆场上能让三军将士个个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宾胥无，治法如山，断案公正，不杀无辜，不诬无罪。是齐桓公的大司理，主管司法刑律。

　　隰朋是齐庄公的曾孙，齐桓公的子侄。《管子?戒》记载，齐桓公曾经评价隰朋和管仲：“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隰朋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行为处事颇有贵族风范，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周到细致；而且他的口才很好，言辞刚柔相济，所以齐桓公任命他为“大行”，即外交大臣。齐桓公要成就霸业、领导群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隰朋的特点十分胜任“大行”一职，他也成为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外交大臣。后来管仲病重，齐桓公前去探视，询问万一有事，谁是接替他职务的最佳人选，管仲毅然向桓公推荐隰朋。管仲认为隰朋目光远大，而且为人谦和下问，以自己的善良和美德陶冶他人，所以没有人不心服口服。

　　宁戚，卫国人，自小聪慧好学，且怀有远大的抱负。因为卫国在当时局势不稳，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宁戚家破人亡，无所归依，空有满腹才华却苦于无处施展。他听说齐桓公好贤纳士，就决定前去相投，赶着牛车来到齐国，夜宿于临淄城门之外。恰逢齐桓公有事要出城，正在车下喂牛的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十分惊奇，听了他的唱词，觉得这是个人才，于是留下并起用宁戚。“宁戚饭牛”的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的范例。齐国背靠大海，土质盐碱重，也就是《史记》所说的“地泻卤”。所以齐国的农业素来是一大薄弱环节。齐太公时就采取通鱼盐之利的方法将鱼盐等齐国富有的资源输往内地，换回粮食。但是粮食生产毕竟是一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终究是个麻烦事。正好宁戚熟知农桑之事，齐桓公就任命他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宁戚的管理下，齐国的农业发展迅速，很快就取得了大丰收，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物资基础。

　　东郭牙就是鲍叔牙。鲍叔牙是齐桓公的老师，当年与桓公共同出亡避难。齐国发生内乱，鲍叔牙又辅佐桓公抢在公子纠之前回到齐国，捷足先登，继承了君位。后来，他又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打败了护送纠回国的鲁国军队，还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他文武兼备，而且为齐桓公夺得君位立下了头功。但鲍叔牙却拥功不恃，当桓公想拜他为相时，固辞不受，极力推荐公子纠的老师管仲，从鲁国将其要回。

　　鲍叔牙的职务是大谏，因为他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于犯言直谏的人。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当齐国的霸业蒸蒸日上，桓公、管仲都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鲍叔牙总是善意的及时提醒。《吕氏春秋?直谏》载，有一次，齐国君臣在一起饮酒，致酒酣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酒呢？”鲍叔牙端起酒杯向桓公敬酒说：“祝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时提心吊胆、愁困落魄的那段日子。”又向管仲敬酒说：“祝您不要忘记了在鲁国做囚徒的时侯。”几句话，使齐桓公和管仲感悟颇深，猛然警醒。宁戚治理农桑有功，日久生娇，鲍叔牙为宁戚祝酒道：“使宁戚勿忘饭牛车下也。”提醒他要谦逊，不能居功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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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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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集于齐桓公，焉有不成功之理？

　　特别是有了人和，上下团结，直接关系到齐桓公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那么，齐桓公到底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呢？

　　第一，尊王攘夷。

　　“尊王”就是推尊周天子，重新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和“天下共主”的名位；“攘夷”就是打击夷狄的势力。这是齐桓公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个时候的周天子（周庄王）虽然其势力差强于一个诸侯，其管辖的范围大约只剩下一二百里，军力更无法与往日相提并论，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而且在政治上，周天子也形成虚设。然而，几百年形成的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传统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无法改变。天不可一日无主，这个主就是周天子。一方面，各诸侯国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大吞小、强凌弱的局面持续下去，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人物来改变这一局面，这个人物当然最好就是周天子。但是，天子很不争气，令人大失所望，又令人同情。与此同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的局面，向一些诸侯国发动进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如僖公十一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因而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观念支配下，在对待这些少数民族问题上，各大诸侯国都始终是一致的，谁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谁就能受到拥戴，就可能成为霸主。

　　由此可见，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可以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因而，颇具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齐桓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管仲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并在行动上得以落实。一是坚决扶助周天子，二是坚决打击夷狄侵夏。具体的行动有：

　　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维护了燕国的安全，阻了北方“戎狄”的南下。燕庄公为感谢齐桓公，礼送至境，桓公说：“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并把燕君所到之地给予燕国，又劝其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天子。“老马识途”这个著名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说明管仲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划地送燕的故事，说明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手段运用得极为成功。（链接：老马识途）

　　卫懿公时，狄人伐卫，卫师丧师失地，懿公被杀，只剩下700余人逃过黄河，立戴公，公元前660年齐桓公接到求救，派公子无亏帅兵为卫戍守，并接济他们马和祭服等物，戴公死后，齐桓为之立文公，并派兵帮助卫人筑城。

　　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齐桓公发动宋、曹等国一同救邢，迎邢君至齐，护其宝器，又为其筑城。在齐国的帮助下，一时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曹、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即“包茅不贡”。这次声势浩大的讨伐迫使楚国承认错误，阻止了南方“蛮夷”的北上。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内讧，齐桓公联合诸侯保住太子郑的地位，并拥立太子郑为王，即周襄王。

　　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一方面赢得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也壮大了齐国的势力与威信，为他的国内改革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后世三国时的曹操大概就由此受到启发，在众军阀逐鹿中原之际，他率先以勤王的命义，“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一下子站到了正义（正统）的立场之上，为自己未来的“事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只不过，曹操的一些做法招致了人们的不满，被称之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而桓公自始至终就没有人对此非议。

　　第二，管仲改革。

　　管仲出任齐相之后，不久就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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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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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即实行国野分治，相当于今日的城乡分治差不多。本来，西周就有国都和鄙野之别，但齐国没有实行。这一次管仲改革，就是把齐国分成“国”和“野”，“叁其国伍其鄙”。国中设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每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每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每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每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再为臣设三卿，工设三族，商设三乡，泽设三虞，山设三衡，加强管理。对于野，以三十家为一邑，邑设邑司。十邑为一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并划分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属大夫管形狱，县帅管划分田界，乡帅管一般政事，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每年正月，五属大夫要向桓公汇报述职，桓公根据政绩来进行奖惩。

　　其次，实施“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同时又提出了“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指导原则，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其次，实行兵民合一。周制，鄙人没有兵役，只有劳役。管仲规定士乡的居民必须服兵役。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伍由轨长率领。每里五十人为一小戎，小戎由里司率领。每连二百人为卒，卒由连长率领。每乡两千人为一旅，旅由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为一军，十五乡共三军，桓公、国子、高子各率一军。农闲时训练，由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不必支付养兵的费用。另外，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的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终于使得原本疆域较大的齐国各方面的实力都强大起来。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形成，其霸主地位得以确立，齐桓公在位43年期间多达15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31个小国。因此，孔子后来称赞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外，齐桓公在策略上还采取了克已成信，和睦诸邻的办法，如历次会盟，虽然桓公心有不顺，但在管仲等人的力谏之下，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与情感，做到了克已以修信于诸侯。

　　如公元前681年，齐国和鲁国在柯地会盟，但中间发生了一件事，鲁国的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竟然登上只能是国君坐的高坛，当时两国国君正歃血为盟，曹沫突然拔剑，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逼近他，正在大家被吓得不知所措时，管仲跑上去横在二人中间，在这种情势下，齐桓公答应归还鲁国土地，会盟之后，齐桓公有愤愤之气，在众人的建议下想毁约，但管仲不同意，劝说桓公不要因一时不快，失信于天下。桓公强忍住气，答应守约。于是归还给鲁国以前被侵占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诸侯闻之，皆信齐而附焉”。此后又归还卫国以前侵占的台、原、姑、漆里四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燕国以前侵占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桓公五年春（前681年），在甄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齐桓公九合诸侯之后，欲封泰山，禅梁父，封泰山不是普通君王就可以做的事，那是天子才有资格的。管仲因此固谏，齐桓公开始不听，但他后来还是听了，这就是他的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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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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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功罪

　　正如管仲之成一代名相，与鲍叔牙分不开一样，齐桓公之霸业，则与管仲分不开。后世也总以桓管并称。但是，对于这两个人，后世也都有不同的评价与看法。誉之者固然多，而且颇有重量级人物，讥之者亦众，同样有重量级人物为代表。虽然说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然而我们今天又当如何看待这其间的毁誉呢？

　　先说齐桓公。

　　历史上，对齐桓公最公允最客观的定位就是“春秋五霸之首”。但班固的《古今人表》却把他列为中中之人，比鲍叔牙都低了两个等级。是什么原因呢？是班固看错了人？还是我们看错了人？

　　应该说，作为一代国君，在春秋之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国君。他聪明，有政治头脑，而且有雄心大志，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他，成就了自己的功业，得以垂名青史。他敢于选贤用人，不专制不做独夫；而且他又能做到用人不疑，敢于放手让权让他的大臣，这说明他懂得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他能听得进忠言，在纳谏方面，能做到克己，懂得服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因此他有理智；他行事果断，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桓公妹妹哀姜是鲁闵公的母亲，她和鲁公子庆父淫乱。庆父弑闵公，哀姜想立庆父，而鲁人立僖公。桓公召回哀姜，将其杀死。他爱民，懂得为民争利，不做民贼。《说苑?建本》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正是有了他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直接影响并启示了后世孟子等人“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因此，孔子就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但是，作为一个人，齐桓公也不是圣人、古今完人。他有性情，有感情。在他身上，呈现出智人风范与凡人性格的矛盾。很多时候，他也忘记了自己的国君角色，以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出现。因此，不能说他没有错误。

　　比如，他既有大国霸主的气度，又有一般男人的那种气量狭小的缺陷。举个例子，他为了立信于诸侯，又想树威信于天下，要求诸侯臣服于他，对于那些向他进贡朝见的诸侯，他不要求厚礼，只需他们进贡一些方便运输的薄礼，相反，他往往回赠他们几倍甚至十倍的重礼，以至那些使者总是“垂橐而入，稇载而出”，显示出一个大国之君的气度；而对那些不礼不臣的诸侯，齐桓公毫不客气，不问原由即三军挥之，其国其灭。再如，著名的“蔡姬荡舟”故事，也是发生在齐桓公身上。公元前657年，桓公二十九年，桓公和蔡姬在水中游玩，调皮的蔡姬故意晃动游船，令桓公担惊害怕，便阻止蔡姬。但蔡姬不听，晃个不停。齐桓公下船，大发雷霆，把蔡姬送回娘家蔡国。当然蔡国也不高兴，就把蔡姬又嫁给别人。桓公因此发怒，兴兵讨伐蔡国。

　　齐桓公的凡人性格还体现在下面几个具体事例上。一是扁鹊见齐桓公；二是易牙杀子以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

　　扁鹊是春秋时的名医，周游天下，救人无数。一日，他游至临淄，慕名谒见齐桓公。桓公待为上宾。会见的时候，扁鹊看出桓公有病：“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将深。”桓公曰：“寡人不曾有疾。”扁鹊出。后五日复见，奏曰：“君病在血脉，不可不治。”桓公不应。后五日又见，奏曰：“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复不应。扁鹊退，桓公叹曰：“甚矣，医人之喜于见功也。无疾而谓之有疾。”过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问其故。曰：“君之病在骨髓矣。夫腠理，汤熨之所及也。血脉，针砭之所及也。肠胃，酒醪之所及也。今在骨髓，虽司命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又过五日，桓公果病，使人召扁鹊，其馆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装而去矣。”桓公懊悔无已。

　　这就是著名的“讳疾忌医”。这实际上反映出晚年的齐桓公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克己从善，到后来的骄傲讳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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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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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公晚年，又开始亲信小人，这大概都是历史上一些“伟人”的通病，一生为国，功成志遂，人到晚年，不免志足意满，剑老无芒，人老无刚，加上桓公也有一般男人耽于酒色的毛病，《新语》无为说：“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一旦有人顺其意，圆其心，便也乐得接受。”

　　除了妇人，还信用易子而食的易牙。

　　齐之雍邑人名巫者，谓之雍巫，字易牙，为人多权术，工射御，兼精于烹调之技。一日，卫姬病，易牙和五味以进，卫姬食之而愈，因爱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竖貂，貂荐之于桓公。桓公召易牙而问曰：“汝善调味乎？”对曰：“然！”桓公戏曰：“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易牙既退，及午膳，献蒸肉一盘，嫩如乳羊，而甘美过之。桓公食之尽，问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对曰：“此人肉也。”桓公大惊，问：“何从得之？”易牙曰：“臣之长子三岁矣。臣闻‘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尝人味，臣故杀子以适君之口。”桓公曰：“子退矣！”桓公以易牙为爱己，亦宠信之。

　　《管子?小称》中所记载：

　　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易牙以厨艺服侍齐桓公。齐桓公说：“只有蒸婴儿肉还没尝过。”于是易牙将其长子蒸了献给齐桓公吃。）

　　其实，桓公之骄傲在葵丘会盟之际就有人看出来了。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夏，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派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诸侯朝服之车），不要桓公下拜受赐。桓公想不拜，管仲说：“不可。”于是桓公还是下拜收赐。宰孔对晋侯说：“齐桓公太骄傲了。”宰孔一点没看错，不久，桓公又对管仲说：“寡人向南打到召陵，望见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深入流沙之中。登上太行山，到卑耳山才返回。诸侯不要违背寡人。我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和诸侯会盟，定襄王太子之位。说以前三王伟大，现在我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吗？我想在泰山封禅。”管仲劝说，桓公不听。管仲又说，要得到远方的珍奇怪物才能封禅，桓公才作罢。

　　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他临终前，齐桓公请他推荐相位接替人。

　　管仲说：“知臣莫如君。”管仲的用意大概是想试探一下齐桓公的意图。

　　晚年的齐桓公正宠幸着三个人：一个是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个是背弃自己父母祖国的卫公子开方；再一个就是为了亲近讨好齐桓公而阉割自己的竖刁。齐桓公很想从这三个人中提拔一个接替管仲的相位。

　　齐桓公问：“易牙如何?”

　　管仲说：“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齐桓公问：“开方如何?”

　　管仲说：“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

　　齐桓公问：“竖刁如何?”

　　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说的“非人情”，意思就是：这三个人的作为，看似高尚，却违背了人之常情，完全是反常行为，怎能靠得住？

　　齐桓公的三次提议都被管仲否定了。于是，他以为管仲一定是想要提拔他的知交鲍叔牙，就说：“鲍叔之为人何如？”

　不料管仲仍然没有同意：“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就是说，鲍叔牙是个正人君子，大好人，但是他太正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包容性太差，所以不宜为相。

　　最后，管仲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任国相，可惜这隰朋不久就去世了。

　　管仲劝桓公斥远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小人，荐隰朋为政。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易牙。易牙便跟鲍步牙挑拨管仲说：“仲父之相，叔所荐也，今仲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而荐隰朋，吾意甚不平焉。”谁知，鲍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仲忠于为国，不私其友。夫使牙为司寇，驱逐佞人，则有余矣；若使当国为政，即尔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惭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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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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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隰朋继任作相。不足一月，他就病死了，桓公便要鲍叔牙继相位，叔牙不肯，桓公曰：“今举朝无过于卿者，卿欲让之何人？”牙对曰：“臣之好善恶恶，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请远易牙、竖刁、开方，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固言之矣，寡人敢不从子。”即日罢斥三人，不许入朝相见。鲍叔牙方才答应。

　　但是，时隔不久，齐桓公又重用易牙等三位小人，鲍叔牙忧闷而死。这三个人在齐桓公的儿子中拉帮结党，造成齐国大乱。

　　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又有如夫人六位，俱因他得宠，礼数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亏；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郑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嬴，生公子潘；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长卫姬事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惟无亏年齿最长。

　　桓公嬖臣雍巫、竖刁，俱与卫姬相善，巫刁因请于桓公，许立无亏为嗣。后又爱公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邱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太子。卫公子开方，独与公子潘相善，亦为潘谋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颇得民心，因母密姬有宠，未免萌觊觎之心。内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贱，安分守己。其它五位公子，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牙爪，专等人来搏噬。

　　桓公生病，卧于寝室。雍巫见扁鹊不辞而去，料也难治了，遂与竖刁商议出一条计策，悬牌宫门，假传桓公之语。牌上写道：寡人有怔忡之疾，恶闻人声，不论群臣子姓，一概不许入宫，着寺貂紧守宫门，雍巫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俱俟寡人病痊日奏闻。

　　巫、刁二人假写悬牌，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亏，住长卫姬宫中，其他公子想进宫问安，都被挡住不许入宫相见。过三日，桓公未死，巫、刁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问男女，尽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室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缝不通。止存墙下一穴，如狗窦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不在话下。

　　再说桓公伏于床上，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光着两眼，呆呆而看，只见扑蹋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睁目视之，乃贱妾晏蛾儿也。

　　桓公叹曰：“我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齐桓公病饿而死，时值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十二月十四日，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敛。一代人杰，没想到落得个如此悲惨下场。

　　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晋大诗人陶渊明就写过这么一首诗：

　　姬辙东迁纲纪亡，首倡列国共尊王。

　　南征僭楚包茅贡，北启顽戎朔漠疆。

　　立卫存邢仁德着，定储明禁义声扬。

　　正而不谲春秋许，五伯之中业最强。

　　再说管仲。如果把齐国比作是春秋时一个跨国公司的话，那么，桓公是董事长，管仲则是齐国这个跨国公司的CEO。

　　管仲生前，桓公政事专任夷吾，尊其号曰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又禁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仲，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

　　管仲死后，对于他的评价就有了疑问。疑问集中在忠信、器具、懂不懂礼等几个关键词上。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又载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就是说,召忽死了,管仲为什么不去死呢?可见，关于管仲的陈年往事被翻出来了，特别是管仲何以不死的疑问，引起了当时人的深思与质疑，这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不然，何以子路、子贡都执着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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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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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忠信问题。什么是忠信？就其内容言,忠信包括人际关系上的忠于人和政治上的忠于君。孔子的德行弟子与政事弟子就走的是两条路线。主张德行的弟子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讲的忠,不是忠君,而是像颜渊那样强调道德对权力的对抗和批判,“不容然后见君子”;而主张政事路线的弟子如子路、冉有、子贡对管仲”不死君”的行为表示了怀疑并持严厉地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管仲”不死君”是典型的不忠。后世儒家讲的就是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忠于人与忠于君的统一。形式上,管仲”不死君”确实难以摆脱别人对他人品和节操的批评,对于这一个麻烦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只烫手的山竽，所以管仲和后来的孔子都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与那些主张政事路线的弟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如管仲强调自己与召忽不同：“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就是说他给自己规定了几种不死君的条件,作为对自己的辩护。《管子?大匡》载管子曰：“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也就是说他把君主与国家社稷区别开来了,认为一个君主死了并不影响国家社稷的长存;而且他还认为自己有安定、维护国家社稷的责任和能力,因此不愿意就在这时去死,也就是不一味的死君。类似的,后来齐国名相晏婴也如同管仲一样,不是简单的死君。史载,“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

　　那么针对弟子的疑问，孔子又是怎么看的呢？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对于子贡对管仲的怀疑,孔子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即面对走政事路线的弟子的怀疑,孔子坚定地维护了管仲,并给予管仲“仁”的崇高荣誉,这里面也反映出孔子的“薄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思想。

　　宋代的朱熹把孔子称赞管仲的“如其仁”解释作了进一步圆通,认为：“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然其利泽及人,皆有仁之功矣。”“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实际上也是对管仲提出了人格上的质疑与批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管仲的”器局”的评价.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

　　一方面孔子认为管仲的器具小,又不懂得节俭,但对于管仲有三归、有反坫,与国君同制,齐国人当时并不认为是侈,就是说管仲的做法在齐国是行得通的,而鲁国的孔子却称管仲“不知礼”,这里面反映了齐鲁两国对待有功之臣上存在不同的社会风气。后世学者认为,齐鲁两国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齐国是以工商立国,采取尊贤尚功的政策,而鲁国则是农业立国,尊尊亲亲;工商立国当然允许甚至鼓励消费,农业立国一般则鼓励节俭;尊贤尚功则允许有德有才之人的地位超越贵族,即允许“贱临贵”、“疏制亲”,“管仲富拟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陈寿《三国志》)

　　那么管仲是不是真的”不知礼”呢?有这么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管仲其实是懂礼的.第一,在管仲平戎有功于周室,并且周天子嘉奖管仲,让他享受上卿规格的礼仪,一般人就会理所当然的接受了,僭臣也就会据以为合法了,但管仲还是牢守自己陪臣的身份,不肯做出有违等级的事,拒绝了周天子的好意。

　　其次,管仲认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终管仲一生也未见他有任何犯上、僭越的行为.那么孔子为什么又责他不知礼呢?这似乎同样是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所致.所以,管仲的“不知礼”就不能简单地按照鲁国(也即后世儒家)的思想观念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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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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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被鲍叔牙从鲁国”骗”回,要桓公拜其为相.管仲说了三件事,要桓公依了才答应为相.其一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桓公曰：“使之列高、国之上。”(高即高子,国即国子,当时齐国两大正卿,不仅有功于桓公,而且与桓公关系甚密.)其二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古代女子出嫁曰归。三归,就是答应让管仲娶三姓女子。其三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韩非子?难一》)所以韩非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韩非子?难一》

　　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这一点为时人所称道，但后来孟子却对他的霸道提出了批评,并且不愿意人们把他和管仲并提。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之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不肯与管仲并列反映了二人在治国思想上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分歧。

　　孟子认为管仲是霸道,是以力服人;自己则是王道,是以德服人,根本方向不同,并且认为王道高于霸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出管仲和孟子虽然对待君主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进一步了: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对管仲的改革后人一直津津乐道,特别是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管仲改革有一点别出心裁之处，在国都设“七市”，置“女闾”七百，服务于达官贵人，四海商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因此也就成为娼妓业的祖师爷，俗称“老郎神”，“女闾”也就成了后世妓院的代称。这大概是最早的招商引资了。

　　司马迁认为,管仲的改革政策是：“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这种做法,在后世儒家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当时人似乎也对此颇有非议,所以管仲有过解释,《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这也就是”与俗同好恶”.由此也可见,管仲的改革是有特定土壤作支持的,倘若管仲在鲁国为相,这样的措施只怕是行不通的.。

　　不过，历史上，人们总体上还都肯定管仲的功绩。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每自比管仲、乐毅”。连诸葛亮那样的非凡人物也以之自比，管仲之名因而更着。那么，我们不禁想问：诸葛亮为什么要拿他来自比呢？历史上比管仲厉害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思考，诸葛亮自比管仲，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老乡”观念(关系)。诸葛亮是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其出生与少年时期的生活之地正处于当年管、乐二人建功立业区域内。诸葛亮自称“布衣”,虽为实情,但其远祖却是有文化素养的人,并且为汉朝建过功业。诸葛亮是西汉诸葛丰之后。《汉书》《诸葛丰传》说：“诸葛丰,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时,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诸葛亮之父诸葛硅为东汉太山郡丞,此官虽小,但是,其家学没有中断。中平五年(188年),诸葛亮父诸葛硅死,其叔父诸葛玄开始抚养诸葛亮兄弟。诸葛亮15岁那年(195年),才随叔父南下。诸葛亮从小读书,对其出生地附近过去的名人如管、乐二人的事迹当极为熟悉。他在齐地生活了15年,从情感上讲,对管、乐二人的了解,很有可能比对其它名人的了解程度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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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大国崛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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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境遇相似。诸葛亮之处汉末乱世正与管仲所处的春秋非常相似，都是天子虚弱，诸侯力征之际。因而，对管仲感同身受。巧的很，齐桓公与管仲虽为君臣,然其关系远出于君臣之义，他敬重管仲,称其为“仲父”；诸葛亮与刘备也名为君臣，其关系也非一般君臣关系可比，刘备死后，令其子尊亮为“仲父”。

　　三是能力相似。诸葛亮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有过自己的评价：“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陈寿也有过评价，他说：“亮之奇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他不以乐毅反以汉代之萧何来比诸葛亮，也说明他认为诸葛亮之才与管仲更相近，都重在管理、治国，而不是如乐毅那样是个将才。

　　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那就是历代名臣将相，大都建有丰功伟绩，然而他们的死却大多死于非命，独管仲、乐毅这类能得以善终的实在太少，是故，诸葛亮以此相比也多少带有某种心理上的吉兆或安慰。

　　7、宋襄图霸，是是非非总成空

　　齐桓托孤

　　齐桓公死后，其霸业会落在谁身上呢？这是一个问题，既是当年诸侯十分关切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是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按理，自应由继承齐桓公国君之位的人来承继霸主之位，可惜的是，齐桓公一死，齐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放眼中原，郑国可谓气数己尽，自己国内都忙不迭的内部倾轧；邻近的鲁国，自己的麻烦也了不得难；南方的楚国，虽然已正在崛起，但这个时候仍然鞭长莫及。中原诸国中势力稍大的国家就数宋国，这时的宋国国君就是宋襄公，他会不会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呢？

　　宋是殷商后裔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人灭亡了商王朝。按照当时的观念，胜利者不能灭绝前朝的宗祀。所以，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商汤宗祀，并分封自己的三名王弟管叔、蔡叔、霍叔于故商之地为“监”，监督武庚治民，史称“三监”。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引起了“三监”不满，“三监”便与武庚联合叛乱，发动了著名的“三监之乱”。主政的周公东征征讨“三监”、诛武庚、平三监。

　　“三监之乱”后，周公对殷商遗民进行了新的规划，那些反抗情绪激烈的殷商遗民被强行迁至东部，由中央政府直接加以管束。为安抚起见，周成王又另封微子启于宋，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续商之宗祀。

　　微子启是商王帝乙之子，商纣王帝辛的同母长兄，名启，被封于微，故称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仨仁焉。”微子、箕子、比干，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周武王伐纣灭殷，微子携祭器归周，在后人看来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

　　史称微子启受封宋之后，颇有德政，深受臣民的爱戴，国家很快稳定，周人的“以殷治殷政策”也终于收到了良好效果，一度困扰统治者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殷商遗民从此开始与周人融合。

　　西周时期，宋国作为前朝后裔，“于周为客”，周王给予宋国以“贵客”的待遇，规定它不必向中央纳粟，并有权使用商朝的礼仪制度，享受着其它诸侯国所没有的特权。不过，除了优厚的政治待遇，宋国的分封对于周王室而言，还有一项特殊的作用。宋国地处黄淮平原，所处的地理位置近于东南，正是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夷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宋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周王屏藩，战争是宋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又是周室封国，宋即有遵守西周礼法制度的一面，又被允许保留商朝礼乐和文化传统。商王朝脱胎自东夷族，民风膘悍，十分好战。读《诗经?商颂》，或是《尚书?商书》，都可以发现商人的文化内涵与周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殷商（包括宋人）重鬼神与祭祀，而周人则重人文；二是对殷人宋人都崇尚力，而周人重德。宋人继承了商人的文化传统，对武力和征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崇尚，神权与尚力的思想贯穿始终。相比之下，周人的文化内涵是“德”与“孝”等道德观念，而将战争视为“刑”。周人将战争与刑罚视作同一类事物，仅仅视征伐为惩罚有罪者的手段。宋人作为商人的直接后裔，又身处与强大的东南夷作战的最前沿，强悍的民风始终没有退色。微子以后，历代宋君继续尊守“于周为客”的祖制，以维护周室为己任，富国强兵，发展生产，终西周一代，宋国从受封之初的百里之国逐渐随着周与东南夷的战争进程而向东南地区扩张，至春秋初年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其疆域含今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地处黄淮，横跨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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