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刘绪义读春秋》-新浪读书

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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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

　　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

　　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

　　公曰：“周衰，何国兴者？”

　　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

　　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

　　这里，伯阳父替郑桓公谋划去路的计策与后世三国时诸葛亮替刘备之谋划荆州和西蜀如出一辙。果然第二年，周幽王十年，桓公便袭郐而取其地。

　　有其父就有其子，桓公死后，武公继续谋求郐国，于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二年终于灭郐，将桧都邑更名曰新郑。这便是“反客为主”。

　　武公所做的第二件事便是灭胡。但胡国不是那么轻易可以灭掉的，雄心颇大的武公却志在灭胡，为此，他又使了一计。这一计估且名之为“美人计”。《韩非子?说难》载：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武公所灭之胡不是《左传?定公十五年》中所说“二月，楚灭胡”之胡。这一点，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已有考证。先秦时嫁娶之间也称“兄弟”，兄弟之国就是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可见，美人计并不要等到战国时才得以运用。武公不惜以女儿为诱饵，以大臣做牺牲，没有点雄才大略只怕是做不来的。而同时，武公为结好申侯，于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为夫人。这个女人稍后即会出现在郑国的历史舞台上。所以，富辰谏周襄王曰：“夫婚姻,祸福之阶也。”武公嫁女儿、杀大臣，此举开春秋战国政治婚姻之恶例。

　　武公的政治谋略在春秋时期算得上一个政治家。武公晚年，其夫人也就是申侯之女武姜偏爱小儿子共叔段，在武公病危之际，多次请求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武公不听妇人言，坚执不允。《史记?郑世家》特意记载此事，表明了太史公对武公的赞赏。

　　武公在位27年，死后，太子寤生继位，他就是郑庄公。

　　郑庄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过去，许多人对他有着种种评价，说他是一个阴险小人、失道奸臣、好兵黩武的诸侯。对不对？应该说既对也不对。这话怎么说？说它对，因为《左传》对他的事迹记录甚详，如“克段”，段是他的亲弟弟；“囚母”；“叛周”。说它不对，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

　　郑庄公是《春秋左传》开篇第一个着重记叙的人物，其中“郑伯克段于鄢”一节入选中学语文教材，郑伯就是郑庄公，这段典故因而得以家喻户晓。这件事发生在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它由两件大事组成，其一是“克段”，其二是“囚母”；前者留下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成语；后者则留下了“黄泉相见”的典故。“克”是什么意思？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克”就是攻克、战胜的意思。但在《春秋》里，一个“克”字大有深意。《春秋公羊传》解释道：“克之者何？杀之也。”那么，段既是郑庄公之弟，为什么不书杀，也不称弟？《左传》是这么解释的：“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一句话，史家书一“克”字，其目的要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既批评了“不弟”的段，又讽刺了“不教”之兄。要知道，周代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氏族宗法社会，这个社会以周礼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和伦理本位，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由此形成一个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秩序，称五常（伦）。兄弟之道便是五伦中重要一环。而且这一伦和父子之亲一样，是绝对的，命里注定的，不能选择的，也是改变不了的，因此称“天伦”。一个人不能尽父子之道，将来也不可能行君臣之道；一个人不能行兄弟之道，将来也不可能尽朋友之道。这是由近而远、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家而国的一个顺势推延。正像张东荪所说的，所有的人，不是父便是子，不是君便是臣，不是夫便是妇，不是兄便弟。梁漱溟也说，什么是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什么是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他甚至还说一切都是这样。所以说，孝弟这些观念是从家庭直接提炼出来的，而礼法则是后来为了进一步维系这种关系而制定出来的。春秋时期的孝弟观念不必等到孔子的出来。然而，我们打开《春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档子兄弟不弟、母子不和的混帐事，真让后人叹息。所以，《春秋》不隐恶。《左传》也在这方面大力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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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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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郑伯为什么要“克段”呢？段到底做了哪些“不弟”之事？为兄长的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可以从郑庄公的名字讲起。庄公的名字和武公名字一样都有些怪。庄公名寤生，为何唤做寤生？意思就是倒着出生的，不是顺产；顺产的话是头先出来，倒产才是脚先出来，脑袋在后面才出来，这一下吓坏了武姜，武姜就是武公所娶申侯之女，申为姜姓，故称武姜，武就是武公，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女子都是把丈夫的名置于自己的姓前。武姜就不喜欢这个儿子，取名寤生。《东周列国志》说是武姜夫人分娩之时，不曾坐蓐，在睡梦中产下了，醒觉方知，姜氏吃了一惊，以此取名寤生。两种说法谁是谁非？不知道。

　　三年后，武姜又给武公生了个小儿子，取名为段。余邵鱼说这个小儿子长得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又且多力善射，武艺高强，因而武姜格外偏爱。偏爱到了什么程度呢？先是值武公病危，武姜多次请求改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武公没有答应，按周礼，立嫡以长不可乱。庄公即位后，武姜先是要求封段于制；制，就是虎牢关，这个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事要地，庄公当然不敢轻易答应，便借口说，制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虢叔就死在那里，怎么能让弟弟去那里冒险呢？其它地方随便选都可以啊。武姜一听，就要求改封到京，庄公答应了，于是段就到京那个封地去，人称京城大叔。

　　京这个地方虽然地理位置没有制重要，但却是一个大邑。所以庄公的一个大臣叫祭仲的就提醒道：“凡属都邑，城垣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了。按先王制度，大都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现在京这个地方已经超过规定，违制了。”庄公装做很吃惊的样子回答说：“我娘要这样啊，怎么办呢？”祭仲说：“你娘贪得无厌，不如早图之，莫使蔓延，否则只怕难以收拾。”庄公叹了一口气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

　　且说庄公之弟本来就好武，到了京地后，就要求西鄙和北鄙两个地方归属自己管。于是又有一个叫吕的公子看不惯了，他跑来找庄公，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若是要让位于大叔，那么就请让我去侍奉他；若没有这个打算，就请你除掉他。莫使民心有二。”你看庄公是怎么说的？他说：“没关系，他会自己倒霉的。”不久，大叔段又自行收取了一个城邑。一个叫子封的大臣又跑来告诉庄公，说：“该动手了啊。”庄公不以为然，还不到时候。

　　接着大叔段秣马厉兵，做好了袭取郑国都城的周密计划，并与母亲武姜约好做内应，到时打开城门。“公闻其期”，大概庄公早就在京地安排了卧底，探知这个讯息，便大喊一声：“该动手了。”于是命子封伐京，先发制人，京地百姓都纷纷背叛大叔段，段只好逃往鄢，庄公又伐鄢；大叔段只好逃到共。这就是“克段”的前因后果，史称“兄弟阋墙”。

　　《左传》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花了很多的笔墨，可见对这件事之重视。为什么呢？正如后世所责难的那样，就要揭露郑庄公如何伪善，如何处心积虑要置弟弟于死地的真面目。

　　段叔跑到共国做寓公去了，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的后台还在。庄公迁怒于其母武姜，顾及母子名分，就把武姜软禁到城颖，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但不久庄公就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史书没有记载。清人吴楚才、吴调侯认为是庄公“天性萌动”，“宛然孺子失乳之啼”（《古文观止》），我认为不大可能。我的猜测，大约这一做法太绝了，遭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可以想见，到了宋代，著名学者吕祖谦尚且批评庄公的做法是“天理已绝，古今大恶”，更何况周代那种重视人伦和礼制的时代。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身为诸侯，当无戏言。后悔也来不及了啊。一个叫颖考叔的大臣看穿了庄公的心思，于是跑来找庄公，替庄公想了一招，叫做掘地道相见。地道大概离“黄泉”不远了，这样既没有违背庄公的誓言，又解决了庄公找不到后悔药的困窘。《左传》并没有赞美这种母子如初的做法，相反，倒是重点赞美了颖考叔，称他是纯孝，并惠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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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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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庄公为后人所非议的另一件恶名，便是说他叛周，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周纲解纽罪之魁”，“周纲之坠，郑伯罪之首也”（清?吴闿生《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郑庄公为什么会享此“大名”？这就涉及郑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了。

　　郑本是周之同姓、宗亲，又是平王东迁有功之臣，故武公死后，庄公继续在周朝做卿士，辅佐平王执掌朝政。但周平王看到郑国日益强大起来，也于心不安，于是试图削夺郑庄公的实权。怎么削夺？平王东迁后，主要靠的就是晋郑两国的支持，这个郑国不仅有功而且也得罪不起。唯一的办法是分其权。凑巧的是，这一段时间庄公忙于处理国内平叛之事，不能在平王身边理事，平王便想趁机叫虢公忌父参与政事，名义上补庄公之缺，实质上是要与郑庄公分掌权力。当然，这种做法，除了傻瓜之外，明眼人一看就知，更何况郑庄公是一雄才大略之主。庄公由此心生不满和怨恨。

　　但是，平王毕竟是天子，他想给谁权力就给谁呀，你庄公再能干也只是一诸侯。庄公憋着一股气，就向平王打辞职报告，拜还卿士，退守藩国。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庄公知道天子离不开他，故而以此相威胁。平王自然也明白庄公的用意，知道他生气了。由于王室力量如江河日下，平王不敢真的批准庄公的辞职报告，只好尽力挽留，支吾着解释。无奈一方面庄公心有芥蒂，平王也心虚；另一方面，庄公也不想真的撂担子，平王也不敢决绝于郑，双方只得各退一步。但是双方又互不信任，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可能是平王想不到的。最后于隐公三年，双方提出一个折衷策略，以互相交换人质的方式求得妥协，平王继续保留庄公的卿士大权，庄公继续为天子效力。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内容其实只一条，就是周天子叫太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而郑国则派世子忽到周天子身边做人质。交换人质本是双方对等的，这一来，就把周天子降格到和郑国平起平坐的诸侯之位了。所以宋代吕祖谦谴责道：“（《左传》）并称周郑，无尊卑之辨，不责郑之叛周，而责周之欺郑。”

　　其实，《左传》并没有责周欺郑，它只是如实记录这件史事。并称周郑，无分尊卑，是郑庄公做出来的事，与《左传》何干？事实上，《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对此表明了态度：“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吕祖谦显然是激愤于《左传》把周、郊并称为二国。他还认为，东迁之后，周“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盖由平王自为不振。如郑庄公为卿士，当用则用，当废则废，何必以虚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体”。这话貌似有理，其实却没有理会当时的历史情境？平王不是不想振作，实在是他能力有限，想振而振不起来，更兼君弱臣强，他也曾试图一振，想收回郑庄公之权，不就是一次尝试么？关键是他太心虚了。

　　周郊交质，确实不好说罪责在谁。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他要削夺诸侯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站在郑庄公的立场，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无可厚非。但是站在周礼的立场来看，周天子削压诸侯权力，并不违礼，郑庄公打辞职报告也不违制。然而，他们妥协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谁想出这样一着损招？让周天子和诸侯互相之间交换人质呢？是谁出的主意已经无从查证，但总是周天子点头的。因此，身为天子的周平王自应知道这一做法之不妥，同样，身为诸侯的郑庄公，更应明了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看，周天子的做法似是无可奈何，身不由己之举，而郑庄公的做法则是不顾纲纪，执意而为。所以后世多责庄公，自是没错。犯不着为他辩护什么。

　　周郊交质，在春秋史上可以看作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王纲解纽的开端，也意味着礼崩乐坏的时势已经来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谁之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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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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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王之累

　　后世史学家把这一切都归诸周平王。平王能够承受起这样一种重责之累吗？

　　后世治西周史和春秋史的学者，大都以冷冰冰的态度来看待平王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天子，而很少顾及到他的实际处境。

　　平王其实是很累的。这种累，笼统言之，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他既不幸，又幸。说他不幸，是由于他也是起于乱军之中，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的能力又不足担当起中兴的历史重任。在他之前的诸天子，都是作为天下宗主标榜于史册，而随着他的东迁，宗周灭亡，王室迅速衰微，不仅无力中兴，而且原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周景观不复存在；他的不幸还体现在他的一生始终有一个强大的臣子相伴，先是郑武公，后是郑庄公，这两父子的能力实在是平王不可同日而语的。主弱臣强，是主之大不幸。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周王之中，他的在位时间是最长的，长达51年，这一“吉尼斯纪录”直到清代才有皇帝打破。这49年间，总体说来，周王朝在他的统治之下，基本上也天下太平，除了有二十年与另一个周王携王作战外，基本上也无大的战事。因而，他总算保持住了周天子的天下宗主名号。他的谥号“平”可以恰当地概括他的一生。既说明了他才能平平，也表明了他在位期间政绩平平，天下基本太平。

　　就他本人而言，平王比起前几任天子如厉王、宣王、幽王来说，要好得多，至少他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他的君王品德还是较这几任天子要强得多，也没有留下什么骂名。这样一个天子，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好天子了。但是就历史来说，后人痛感周王室从此不能重振雄风，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而平王正处于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因而，人们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加之于他身上，认为他应该承担起这种历史责任。客观上说，这种责任过于情绪化了。清人冯李骅倒是说了一番公道话，他说：“周十四王，都无甚昏虐，第忠厚之遗，过失之弱耳。”（《春秋左绣?周十四王说》）确实如此，人们只看到了自平王之后，王室衰乱败亡之象，而没有深究这一乱象背后的原因。

　　51年间，前49年平王都有些什么作为，史载不明。但他的最后三年《左传》是有记载的。这三年间，《左传》主要记录了他的两件事。

　　一是隐公元年七月，周平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也就是派人到鲁国馈赠鲁惠公及惠公夫人仲子的丧葬之礼。根据周礼，赠送丧礼应在死者下葬之时送到，此前此后都不合礼。但周平王“归赗”之时，鲁惠公早已入土为安，而其夫人仲子却并未去世，再加上她并非正夫人而只是一妾，天子更不就下赗。这本是一件小事，现在不知道平王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摆着不合规定嘛，但透过这件小事也可反映出平王之行事不周。更何况这样的小事在周代却不小，特别是出乎天子所为，更是破坏周礼之举。故《左传》评价道这是“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天子尚且非礼，这不摆明了说乱自上作，礼崩乐坏始于天子吗？不过，细想一下，这应该不是平王有意为之，联系起平王懦弱无能的性格来看，或许还是出于臣下的主意，或者只是图省事，反映出当时王室那种心力憔悴的困境。

　　第二件事就是上文提到的“周郊交质”。周郑交质反映的便是平王既想有所为又不能为的那种进退失踞的尴尬。熟知周史的老子后来提出“无为而无不为”，莫非有鉴于平王？虽然“周郑交质”导致的后果很严重，但平王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只是他一人已无力顶起这片青天。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历史之大变，可以想见，平王的心是有多累。

　　然而，不管怎么样，平王之累，在他去世后，还将由历史继续承受。历史能够承受如此之累吗？

　　4、莽夫当国，历史不可承受之累

　　周平王51年，隐公三年即公元前720年，也就是“周郑交质”的当年，平王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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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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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王死后，太子狐即回国准备即天子位，郑国也迎回了公子忽。太子狐痛父之死，未得侍疾含殓，哀痛过甚，归不久周而薨。其子林嗣立，是为桓王。众诸侯俱来奔丧，并谒新天子。

　　新天子是平王之孙，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一振雄风吗？

　　周郑交恶

　　周桓王即位后，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撕毁周郑当年交质的盟约；第二件事是郑庄公来朝，桓王“不礼焉”；第三件事是发动繻葛之战。

　　这三件事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事件，都是针对郑国的。

　　第一件就是撕毁盟约。就在隐公三年平王尸骨未寒之际，桓王“将畀虢公政”。“畀”（bi）就是给予的意思，打算给予虢公忌父很大的权力。不想郑庄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桓王没办法，只好憋着一股气。

　　桓王三年，郑庄公前来朝见桓王，桓王心里的气仍然不顺，于是对郑庄公“不礼焉”。这是第二桩。什么是“不礼焉”？大概就是没有按照朝见的礼节接见他。周公黑肩也即周桓公就劝谏桓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黑肩的意思是要桓王好生善待郑庄公，目的是树立一个榜样。但桓公没有接受他的劝谏。黑肩的话更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自此开始，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开始不如以前了，大概是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后来的发展果然应了黑肩的话，“郑不来矣”，郑国多年不来朝见天子。这件事后，桓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隐公八年公开授政于虢公，“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至鲁桓公五年，周桓王十三年，“夺郑伯政”，郑庄公“怒而不朝”。同年，周桓公即亲率虢、蔡、卫、陈等多国联军伐郑。郑庄公组织百姓奋起抵抗王师，大败桓王于繻葛。这就是周郑繻葛之战。

　　不自量力的周桓公在此役中被郑国大夫祝聃一箭射中了肩膀。祝聃还想乘胜追击，被郑庄公阻止，他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这里郑庄公仍然以君子自居，不想把天子逼得太甚。当天夜里，庄公还派大夫祭足前往桓王军营慰问桓王。

　　郑庄公做到这个份上，似乎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左传》对此却没有半句评价。这是为什么？不能不令人生疑。我的理解是，作者大概不好评价此一役的是与非，战端本是桓王挑起，但他是天子，天子讨伐诸侯是理所当然的；郑人抗击王师，并射伤天子，其理有亏，但没有赶尽杀绝也属仁义，只好干脆置而不议。然而，这一著名的战事却开启了春秋诸侯与天子作战之先例。

　　读到这里，不免要问，周桓王为什么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针对郑国呢？他的爷爷平王都不敢做的事，他怎么敢做得如此彻底？

　　《东周列国志》是这么说的：“桓王伤其父以质郑身死，且见郑伯久专朝政，心中疑惧”，故而把郑伯作为自己最大的威胁。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桓王的性格使然。平王与桓王祖孙俩的性格截然相反，平王心虚胆怯，而桓王却血气方刚，刚愎自用。前者是一介懦夫，后者则是一介莽夫。上述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不过，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庄公之霸。

　　庄公小霸

　　历史上的郑庄公确实给人以雄霸之感。首先是他的政治才能远在周天子之上。观其平定弟弟共叔段谋反的故事，便可看出这是一个颇有心计和城府，能深谋远虑，且有理有节的国君。在对待周天子的问题上，郑庄公也做到一报还一报，又不过份。

　　其次，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郑庄公即位时年仅十四岁，在位四十三年，享年五十六岁。在平定内乱之后即着力于对外扩张，先后经历了14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基本上做到了战无不胜。

　　隐公元年，克段于鄢，把共叔段赶到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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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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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公二年，伐卫，讨公孙滑之乱；

　　隐公五年，侵卫、伐宋，报前一年诸侯伐郑；

　　隐公六年，侵陈，大胜；同年长葛之役；

　　隐公九年，以王命伐宋；又大败北戎侵郑之师；

　　隐公十年，入宋之郜、防而归于鲁；同年宋卫蔡伐戴，郑围戴而取三国之师；

　　隐公十一年，伐许；同年大败息侯伐宋之师；伐宋而大败宋师；

　　桓公五年，繻葛之役，大败王师；

　　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郑救齐大败戎师。

　　再次，郑庄公颇有雄心壮志，具体体现在他行事果断，既敢作敢为，又能审时度势等方面。比如在这些战争中，有许多次都是别国先伐郑，而郑每次都必以回报。最后，于鲁桓公十一年春，郑在恶曹这个地方与宋、卫、齐结盟，郑国实力达到高峰，形成了一个小霸局面。如郭沫若先生就称“庄公在中原称盛一时”，徐中舒先生也说“郑初图霸”，开春秋霸业之首。

　　目睹自己的王国里出现这么一个风云人物，作为周天子的桓王怎么能安坐于朝？他那“天下宗主”的面子往哪里搁？如果说平王之时，王室尚得力于郑国的支持，而郑国的锋芒尚且没有显露，平王可以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那么桓王之时，庄公的图霸之心已然昭明，实力也逐渐强大，桓公怎可能再忍再让？所以削弱郑国的实权，打击郑国的实力，就成了桓王即位之初的既定政策。

　　无奈，桓王在积弱之际却碰上了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他在位23年，始终没能实现他的目标，相反倒成了对手的手下败将。鲁桓公十五年，也就是桓王23年，桓王临死之前还派大臣家父前往鲁国“求车”。《左传》认为这是一件“非礼”之举。按周礼，车与服只能由天子赐给诸侯，哪有诸侯朝贡天子之理？然而，桓王并非不知道，只是不得己而为之，原因在于，到这个时候，王室已经穷得连一辆车都置不起了。

　　对这件事，《左传》作者认为，这是天子在求“私财”。

　　因此，宋代学者吕祖谦便直言“左氏只有三般病”。“三病”其中主要是指记郑庄公，一是“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为列国；二是“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这种批评确实有事实依据。试举几例：

　　一是隐公十年，宋公不王，郑庄公以王命伐宋。《左传》以“君子曰”的口气称赞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二是隐公十一年，鲁、齐、郑三国共谋伐许，许君逃亡至卫；庄公让许大夫百里奚且许叔居于东鄙安抚百姓，让郑大夫公孙获助百里，并令其不可与许相争，在庄公死后即离开许国。《左传》叙述甚详，并以“君子曰”赞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也。”

　　读到这里，不免给人以《左传》的作者莫非是郑国人之感。他似乎是站在庄公立场替他说话。以至于后世学者认为，《左传》作者对郑庄公的评价是肯定。其实，这都是误读《左传》。《左传》作为《春秋》之传，并没有一句半句是从总体上来肯定或否定一个人的，相反，《左传》叙事的重心不在人，而在事。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只是就事论事，某一件事做得好，合礼，就充分肯定；不合礼就指出为什么不合礼，他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字“礼”。这既是《左传》的良史价值的体现，也是作者历史观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时代意见。至于后人怎么看郑庄公，怎么评价桓王，那是后人的个人意见。他不可能如后人那样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同样也不能误读古人。《左传》作者从不把自己的个人意见施诸于文字，《左传》的可贵正在这里。

　　隐公观鱼

　　公元前722年，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份。因为，据现有的记载，这一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但这一年又是很特别的，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就在这一年，鲁国的史官开始记他们国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是开创性的第一次，也许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别的国家还在他们前面就开始了，但是就算有，也没有保存下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春秋》却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就是鲁兴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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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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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鲁隐公元年。鲁隐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春秋》为什么要从他这里开始记起呢？

　　鲁隐公生于何年何月，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在位十一年，到隐公十一年死去（前722－前712年在位），他的上台是不合礼法的，因此导致他的死也如此，他是被异母兄弟所杀。原来，鲁隐公只是鲁惠公的庶子，也就是惠公的小老婆隐公的后妈所生的。周朝的礼制，是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也就是说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侯位。但是，惠公死的时候，他的那个正妻所生的长子却太小了。隐公抓住这个机会做了诸侯，实际上就是侵位，名为摄政，实则是鲁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春秋》记的是“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当然是春秋笔法，《左传》却讲穿了，虽然《春秋》写了一个”立”字，但其实并没有书”即位”。”立”是一个中性词，而”即位”则是礼法，就是说只有合乎礼法的”立”才书”即位”的，这大概就是春秋笔法的第一笔。

　　鲁国是一个什么国家，我们应该知道，当年周武王革命灭了商，大搞封建，所谓”封建”不是后世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那个意义上的”封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是指封土建国，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而当时打天下的最大功臣就是太公和周公。太公封齐，周公封鲁。太公就是我们熟悉的姜太公姜尚，他被封到齐国做诸侯，周公则是武王的弟弟，历史上的周公不仅打江山有功，而且是文化上的巨人，所谓”周公制礼”，就是讲他。

　　周朝建立以后，周公要改制，把殷商的那一套糊弄鬼神的做法去掉，于是便搞起了一套新的礼法典章和官制，后人称之为”礼制”，就是从他老人家手里来的。故孔子是非常崇拜这个周公，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要恢复周公的礼制，叫做”克己复礼”，就是要学周公，回归到周公时期的那种”郁郁乎文哉”的世道。后世的儒家，算起道统来，周公是第一个，孔子才是第二个，所以叫做”孔老二”，我认为是这么叫起来的，而不是因为他排行老二。至于有人要把这儒家的道统算到尧舜身上去，那就太牵强了，不过是托古而已，以为越古越好。

　　周公虽然算是鲁国的开国之君，但其实他并没有“之国”，到封地上来实际治理这个国家，而是留在朝中辅佐朝政，周公甚至还因为新主成王年幼，一度还做过摄政王。为了这个摄政问题，后世人争了几千年还是没有争清楚，他们争周公到底称没有称王，周朝不称皇帝而是称王的，所谓“王道”就是这么来的，诸侯不能称王，最多只能称公，实际上大多又不是公，公是五等爵位最高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诸侯不过是子爵、侯爵，如楚国就只是一个子爵，称”楚子”。但是文献上都叫他们做”公”。这些诸侯公行不了王道，就行霸道，这样就有了王霸之分。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大关节，后来的先秦诸子们都反复宣讲他们的王霸之道。

　　周公只派了他自己的儿子伯禽到鲁国来实际治理鲁国。但因为周公的功劳和威信太大了，周成王为了褒奖他的德（德也是周代的一个新观念，我们留待以后再讲），特许鲁国可以郊祭文王。这一权利可不得了啊，因为照周公自己制定的礼制，”诸侯不得祖天子”，而鲁国不仅有了祭天子的特权，还立有文王的庙，这样鲁国就成为除中央政府外惟一拥有”天子礼乐”的封国。这还了得，所以，鲁国一直是与中央政府最亲、关系最密切，也是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它的礼乐文化也是最完善最发达的，到了鲁昭公时即公元前540年，就有人讲”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山东省南部及其周围，齐鲁两国大约就差不多是把今天的山东一分为二，所以鲁国其实只是一个小国，国虽然小，牌子蛮大。更加上鲁国出了个后世的圣人孔子，以及鲁国的《春秋》又传世久远，因而鲁国在当时与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很深的。

　　鲁国自己也一直以正统自诩，极力维护周之礼，绝不允许有越礼之举。所以鲁隐公做着很实质性的国君，也只能称摄政。但是这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大家都心里清楚，看到隐公老霸着摄政的位子不退，他的那个本来应”即位”的兄弟，也就是桓公就想办法把他杀了。从此，一直标榜礼仪的鲁国，也开始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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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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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隐公在位十一年，都做了些什么事呢？应该说，他没做几件大事。倒是《左传》大书了“隐公观鱼”这么一件“小事”。而此前，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隐公竟然不去奔丧。这件事只是一笔带过。

　　“隐公观鱼”说起来很简单，《春秋》载：“公矢鱼于棠”，用了五个字。《左传》则花了一大段文字。

　　事情发生在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春。具体什么日子也不清楚，只说隐公忽然决定到棠地去观看渔人捕鱼。棠在鲁国边境。按礼法，打鱼是贱业，身为诸侯去看这个热闹，是大大的掉价儿，“非礼也”，何况还是边境。于是一个叫臧僖伯的大臣便出面劝止。

　　他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作为一个国君要去“观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休闲，度假，未尝不可啊。为什么当时的人要反对呢？从臧僖伯的话里，我们发现，这并非是小题大做，只不过，他绕了一个大弯，好像给隐公上了一场严肃的政治课。

　　僖伯的意思是说，作为国君是要抓大事的，什么算大事？纳民以轨，取材以物才算大事。否则不轨不物就是实行乱政。作为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凡事要讲个时节。国君的大事就是只要宣讲这个道理就行了，至于山川之实，器用之资这些具体事儿都有皂隶和有司去做，国君无须亲力亲为。现在，你隐公不仅不抓大事，不去向百姓宣讲节令之顺，反而要在春天去观鱼，这就没有道理了。更何况，春天本应是休渔季节，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违反节令的吗？

　　隐公一听，脸上挂不住了，只好找了个借口，说：“吾将略地焉。”“略地”，用现在官方的话说就是去视察，去调研。找了个冠冕堂皇的话打发了僖伯。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従。

　　历史上称之为”隐公观鱼”。看鱼本来是件极小的事，但《春秋》却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写入了鲁国是年的”大事记”里边，可见，这又实在是件大事。

　　《左传》虽然没有记述隐公观鱼的直接后果，仿佛仅仅只是一则花边新闻，但实际上用意颇深。

　　此后《春秋》和《左传》所叙写隐公之事，基本上都没离开隐公之“无礼”。

　　隐公五年秋，隐公又做了件蠢事。他主持了鲁太子亲娘陵寝的落成典礼，并且在典礼上跳了个六佾之舞（执羽的舞者八人一列为一佾，六佾就是六列）。按礼法，第一，隐公只是摄政，鲁太子亲娘不是他的娘，他不该去做节目主持；第二，这个舞跳得好蠢，礼制，天子八佾，三公六佾，诸侯四佾，士大夫二佾，隐公身为诸侯（实则是个摄政）却搞了个六佾，这就是谮礼。因此《春秋》说：“初献六羽，始为六佾”，这个”初”和”始”两个字都是春秋笔法，意在讥讽隐公带头开始不守规矩。此后，连鲁国的大臣都敢在自家院子里跳八佾之舞了。

　　隐公在十一年时间做了这三件”小事”，都堂而皇之地记在《春秋》里。从这些小事，我们可以认清隐公到底是个什么人。当然，他也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被当做”小事”被一笔带过了，那就是搞了几次”外交”，一次是在和戎修好，但同时又拒绝了对方会盟的要求；一次是和齐会盟修好；还有就是先后拒绝参与郑、卫、宋、陈之间的争斗。这些事在现在看来都是国之大事也，因为它使得鲁国可以不参与这些纷争，获得一个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但在《春秋》经传中都只是轻描淡写了一笔，究其原因，那个时候的会盟也好，结盟也好，都是稀松平常的等闲事，今天会盟结盟，说不定明天就开仗，远没有”失礼”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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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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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用心地叙述这些事，其实都是在为隐公之死埋下伏笔。

　　隐公是死得很蠢的，也死于他自己的愚蠢。

　　隐公十一年冬，鲁大夫羽父自作聪明地来跟隐公商量，说太子已经长大啦，我帮你把太子干掉吧，事成之后，你提升我为太宰怎么样？

　　隐公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做摄政，是因为他还小，我很快就要归政给他了；我在乡下早已盖好了房子，我也快老了，即将隐居了。隐公拒绝了这笔”交易”。

　　后世有人说隐公太仁慈，或者说他本不想取而代之的，甚至还有人说隐公是担心这个叫做羽父的人可能是太子派来的间谍。我认为都不是。说他本不想取而代之吧，自己做摄政一做就是十来年，有些久了吧；说他仁慈，那是妇人之仁；说他担心是圈套，更是胡扯。因为，太子不至于蠢到叫一个大夫来做间谍吧。

　　谁知，这个拿太子性命来做交易的鲁国大夫，听了隐公的回答，害怕了。他怕隐公把事情捅给未来的国君，于是，先下手为强，反过来他又跑到太子那里去，向太子进谗言，反劝太子杀了隐公。太子可不像隐公那般仁慈，他本来早想亲政了，可老不死的占着茅坑好些年了，一点没有动窝的意思。现在有人主动答应来帮自己杀掉他，不亦乐乎？于是他便叫羽父大夫雇了一个黑社会的，趁隐公在祭拜时把他杀了。

　　隐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死了不仅没人说是”弑”，而且还不写”葬”，《春秋》写的是”薨”，即便这样写也是很慎重的，”薨”是什么意思呢？古代，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这就怪了，隐公既不是诸侯，为何又以诸侯之礼称他呢？原来这又是春秋笔法，《左传》解释了，不书葬，是因为没有举行应有的丧礼，为何无丧礼呢？是因为隐公是被桓公”弑”掉的，只是碍于桓公的面子，不敢写桓公”弑”君。其实，《春秋》在最后关头还是把隐公当做一个正式的国君的，因而以诸侯之礼来待隐公。总之，《春秋》礼为先，正是因为“礼”到了十分混乱的地步了。

　　卫国初乱

　　还在鲁国的隐公观鱼之前，中原就发生了大事，“天祸卫国”。

　　事情本来与卫国毫无干系，春秋初期，中原各诸侯国的势力大致比较均衡，除了郑国有图霸之心外，其它齐、鲁、宋、卫等国都还没有实力称霸，相互之间还需要互相依赖。

　　郑庄公把弟弟大叔段赶出国门后，大叔段逃到了共国，政治避难。所以大家就称他“共叔段”。他的儿子公孙滑，则逃到了卫国。郑国和卫国本来没什么矛盾。卫国又是商人的后代，武王灭商后，为了收买人心，先是把武庚封到殷，后来武庚谋反，被周公平定，另行封文王之子康叔于卫监管殷人。“殷”和“卫”在周人那里读起来是一个音。所以卫国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在西周还被王室尊为客。在春秋时期，郑国和宋国的矛盾要大得多，因为卫国的势力一直不怎么样，但宋国的实力却可以和郑国一比。宋国也是殷商的后裔。周革殷命之后，周公把殷大臣微子启封于宋。微子启是个贤人，当年极力反对纣王造孽，后来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料知纣王必败，便抱着商代的文献典籍向武王投降。“宋”和“商”在周代也只是一音之转，宋人也就是商人。因为有微子启在宋，而且宋人的文化水准实在要高于周人，所以宋国虽然国小，但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后来一度出现宋国在春秋称霸的局面。这个时候，郑国和宋国又是邻国，两强相遇，自然就不断碰出火花。

　　但那个公孙滑跑到卫国政治避难时，卫国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出兵来帮助公孙滑来报仇，还夺了郑国的一个城池。郑国就向周天子和虢国借兵进行反攻，后来又请一个小国“邾”出兵帮忙。这样，几国联合，形成了对卫国的进攻。

　　本来卫国在春秋初期就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它西北两面皆邻戎狄，东面则是大国齐国，南面还有两个实力较强的郑国和宋国。而卫国恰恰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内讧。事情是这样的，卫庄公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州吁，《左传》说他是“有宠而好兵”，庄公溺爱他，不怎么管他。而卫庄公的大老婆叫庄姜，是齐国太子得臣之妹，长得很漂亮，就是可惜没能生子，《诗经》里有一首诗《硕人》就是专门写她的，她将庄公的另一个小老婆也就是厉妫的妹妹戴妫生的儿子公子完过继给自己，视为己出。这样一来，庄姜就很讨厌这个州吁。而这时，庄公的一个大臣叫石碏（que）的，便出来对庄公说，我听说，一个人爱儿子就应该教他走正道，而不是走邪路。骄奢淫泆，自来就是取祸之邪路。而你现在对小儿子州吁过分宠爱放纵。如果你决定立州吁为太子，那么就要赶快定下来，如果没这个打算，就最好想办法了却这个祸害，降服他。接着，石碏又给庄公讲了“六逆”“六顺”的道理。所谓“六逆”是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地位低的人想要伤害地位高的，晚辈欺凌长辈的，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密的，新来的离间旧相识的，年龄小的踩在年龄大的头上，荒淫的击败重义的，这几条，州吁都做到了。所谓“六顺”，是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几条恐怕州吁不占一条。话讲到这个份上，卫庄公仍然不听。而且他最终也没立州吁，而是立公子完（就是卫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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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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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桓公即位，第二年即隐公四年，果然就发生了州吁弑公子完自立的故事。起因只是州吁过于骄奢，公子完就贬斥了他一顿，结果州吁就逃出卫国，正好碰到从郑国逃出来的公孙滑，两个“遇难人”一拍即合，联合起来，收集卫国的逃亡者回国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州吁这个人骄奢而又好兵，好兵就是喜爱武力甚至暴力。他既与公孙滑交上了好朋友，便自然想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也可以借对外战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便策划了一起宋、陈、蔡、卫四国联军来伐郑，将郑国的都城东门结结实实围了五天。卫州吁的这一刀不仅没插好，最后反而累得自己身死异处。

　　州吁有一个死党，铁哥们，就是那个劝谏的石碏的儿子石厚。石碏不许石厚与州吁交往，把他锁在空房里，结果他竟然踰墙而出，跑到州吁家里，同吃同住不回家，石碏也莫可奈何。为避祸，石碏等到桓公即位便申请退休了。

　　州吁虽然做了国君，却因为弑兄之事早闹得沸沸扬扬，为了安定民心，石厚便向父亲请教。石碏见事己至此，只好告诉他，说：“朝见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

　　但是周代有严格的朝聘制度，一方面诸侯要定期朝见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各诸侯国刚开始都表面上还算听话，朝聘不断，因为根据孟子的说法，“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另一方面并不是谁想朝见，天子就可以见的，因为有制度，即便到了周桓王之时，他都可以拿这个来摆摆架子，有时还为了以示惩罚还不让一些诸侯来朝见。

　　隐公四年，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的州吁听了建议便想去朝见天子，企图以此来安抚民心，但他知道天子不会让他朝见的，怎么办？石碏便告诉他儿子：“陈桓公目前正受天子的宠信，而且陈、卫两国关系也正很好，如果先去朝见陈桓公，请他代为讲好话，说不定大事可成。”于是州吁和石厚便启程去陈国。

　　这个时候，胸有成竹的石碏便立即派使者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年纪大了，不能有所作为了。这两个人（指州吁和自己的儿子石厚）确实杀死了卫国国君，此二人乱臣贼子，杀之可正臣纲，天下幸甚，请见到这两个人就立即采取措施。”石碏曾位居上卿，不仅素为国人所信服，在邻国也有厚望，故而陈国听从使者的话，就等二人一进入陈国就把他们抓住，请卫国派人来处置他们。卫国右宰丑就前往陈国，在濮地把州吁杀了；石碏也派他的管家獳羊肩杀了石厚。

　　《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称赞石碏为“大义灭亲”。州吁死后，卫人立公子晋即位，是为宣公。

　　石碏大义灭亲换来的这个宣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能否给卫国带来福音？且听下文分解。

　　孔父之死

　　孔父是谁？宋国大司马孔父嘉。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在历史上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就不可能在《左传》中被提及。”并把这作为他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孔父嘉的重要性在哪里，值得《左传》在此专门谈论他呢？

　　孔父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对于宋国，而且对于整个春秋历史而言都可以这么说。

　　第一，他是托孤重臣。隐公三年，宋穆公得了重病，召大司马孔父嘉，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把君位传给了我，我怎么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我能得以保全首领而死，先君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请你奉立与夷为君，主持社稷国家，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孔父回答道：“群臣都愿意奉您的儿子冯继承君位啊。”

　　穆公说：“不可，先君认为我有德行，让我主持社稷。倘若抛弃德而不辞让，那是丢掉先君的美德啊。怎么算得上是贤能呢？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不正是当务之急吗？先生不要废弃了先君的功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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