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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2 2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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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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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莫怪诸侯对王室不恭,实应是这场内乱所导致的恶果所致。《诗经》“王风”中有一首《扬之水》,写的就是被周平王派遣到申、甫、许等国驻守的周兵,不满与怨思:“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甫、许)”,士兵们埋怨,为什么申、甫、许国的人不来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呢?名义上是防止楚国入侵周之门户,实际是替平王的母家当看门狗。
这就是东迁的内幕。东迁的最大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周王室国力的进一步衰微,从此以后,王室再也无力西顾,以至于后来王室大臣出差来到周之故都,见到禾黍离离,不禁悲从中来,不可自禁。不仅王室从此一蹶不振,就连此后的周天子从此都要受制于人,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沦落到还不如一个诸侯国君的地步。
一句话,平王东迁,实是无可奈何的周平王的一着臭棋,每每读到这里,笔者心里总感慨万分:这一迁,真是历史不能承受之变!
秦公受封
幽王之乱,受惠最大的当数秦国;平王东迁,受益最深的也当数秦国。
早先,秦仅只是嬴姓的一支游牧部族,原居于犬丘(现在的甘肃礼县东北),周孝王封以秦邑,就是把现在的甘肃张家川东边一块地方封给他们居住,作为附庸。其始封之君是非子,伯爵。也有学者认为,秦部落原本也属于东夷族,大概是在周朝刚兴起时,迁到了关中。《史记?秦本纪》也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当年是不可能的,颛顼的孙女女修织布时,一只凤从天上掉落一枚蛋,女修吃了这枚蛋,生下儿子。吞鸟卵而生子,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的一种印迹,由此产生了这种传说。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但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前一种。原因是在于,太史公把天下诸侯的祖先都追溯到三皇五帝名下,仿佛他们的后代都了不得,哪有那么巧的事呀?这极有可能是太史公为顺应汉时那种“大一统”的观念,而刻意做的文章。事实上,从文化渊源来看,我们至今看不出秦人与东夷族的确凿关系。直到后来孔子出来,他老人家周游列国,已经走到了秦国的边境,都不愿意跨入秦国,认为是“秦之野人”。
“秦”,本意为黍。1978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了一期农业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秦”邑之西约30公里处,两地属于同一个文化社区。在距今82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遗址中,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了已碳化的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残骸,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旱作谷物黍之一。大地湾黍和油菜籽的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农业文明起源的看法。考古实物与研究表明,黍在甘肃地区已有八千年的种植史。正因如此,这一地区也就得名“黍”,象形文字后来演化为“秦”。秦之所以得名,原由就在于非子被封在“秦”(黍)这个地方。
根据《水经注?渭水注》的记载:“(秦)水出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经学者考证,秦邑位于今甘肃天水市东北的张川县城西南一块长6公里、宽1.6公里的河谷平川上。此地地势开阔,依山傍水,西有后川河;东北部有六盘山支脉大陇山,其势十分雄伟。山水均可作为当时抵御西戎的天然屏障,秦邑是阻挡北方戎族入侵的天然要塞。山水之间是由秦水冲积而成的河谷川地。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十分宜于农牧经济,而且至今仍是张川县最富庶的产粮区,是设庸建邑的最佳选择。秦邑扼守着出入关中的交通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宗周的西陲亭障和防范西戎的前沿阵地及桥头堡。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邑之于秦,就是从这个战略角度出发的。非子为周室放牧家畜有功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裂土一方,但当时的秦人最多也只能算是周王脚下的一个封邑、一个附庸兼小部族,与“国家”这个概念差别甚大。
秦国的发家史颇有些类似于周当年之西岐。西岐原来也是商的一个属国,秦之祖先原来也臣事商王,“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后来才成为周人的附庸。《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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