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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古月轩

解读历史:《刘绪义读春秋》-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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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3: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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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雪上加霜,宗室操戈徒叹息

  王子之乱

  此时,我们应该来看看周天子的情况了。

  与齐桓公同时的周王是东周的第五任天子周惠王。前面四位天子分别是周平王,周桓王(林),周庄王(佗),周僖王(胡齐)。周惠王,名阆,乃周庄王之孙、周僖王(一作周厘王)之子。周惠王即位之初,东周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子颓之乱”。子颓是周襄王的叔叔,周庄王的庶子。

  过去宗周时期的周天子作为天下宗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春秋之后,王室衰微,郑庄公率先抵抗王师并射伤天子之后,周王室几近名存实亡,天子权威一落千丈,“周之子孙日失其序”。这个时候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个鲁国与他保持着亲近的关系。然后就是这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记载了诸侯间朝聘盟会共450次,其中鲁国国君朝齐、晋、楚三国多达33次,而朝周天子仅仅只有3次。后来,鲁国大夫执政后,他们朝聘列国多达56次,朝周天子仅仅4次。相反,《左传》记载周天子和王室的事迹笔墨不多,倒是突出了几次“王子之乱”。甚至按惯例周天子驾崩与葬礼,一般都要通报诸侯的,但《春秋左传》自鲁桓公十五年载有周桓王崩,鲁庄公载葬桓王之后,其它诸天子的崩与葬长时间不复见于《春秋》,这表明,王室衰弱到了无法与诸侯互通的地步。

  清冯李骅作《春秋左绣》一书,对周东迁之后十四王有过简单的评述,他说:

  周十四王,都无甚昏虐,第忠厚之遗,过失之弱耳。然平王赗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训;桓王助沃逐翼,全懵裂冠之戒,干纲不正,宜繻葛之肆逆而无忌也;庄锡鲁桓之命,而法漏于吞舟;僖列晋武为侯,而赏僭于窃国。积而至于子颓;惠犹不鉴,反令郑逃首止之盟,而叔带之衅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汜之辱,顾始则告难齐桓,王人会洮而位以定。终则策命晋文,河阳下狩而名亦尊。知人则哲,庶几近之;自顾及匡,王室无事;若乃定却楚庄问鼎,王孙犹布周德之盛;简命单、刘,会伐晋厉,犹假周室之威;无如灵王,生而有髭,虚有其表;景王多言,举典徒托空言,以至心疾不瘳,已牺酿祸,悼猛不终;敬仍 杌,狄泉姑莸,奔走不暇,赖晋始城成周,继戌胥靡,迄于春秋犹然共主。

  事实上,冯李骅的说法一点不假,都有史实作证。如平王之昧,有“周郑交质”为证;桓王之懵,有“繻葛之战”为凭;庄王之法漏吞舟,有册封杀兄自立的鲁桓公为证;僖王之僭赏,有承认曲沃代晋为诸侯为证。

  正因为天子尚且如此,因而,王室内部接而三连三地发生“王子之乱”。

  先说庄王时的王子克之乱;公元前697年(鲁桓公十八年),周桓王有三个儿子,太子佗,就是周庄王,王子成父,王子克。三个儿子中最笼爱王子克(《左传》称子仪),桓王病重,把王子克托付给周公黑肩,意思是如果太子佗善终,就希望兄终弟及,传位给王子克。桓王死后,庄王即位,周公黑肩就想杀掉周庄王而立王子克,与辛伯商量,辛伯向周公进谏,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什么是“并后”?就是宠妾与王后地位相当;“匹嫡”就是把庶子的地位提升到太子一样高;“两政”,就是二卿权力一样大;“耦国”就是大城与国都一样。但周公不听。辛伯就把这件阴谋告辞了周庄王,周庄王与辛伯联合起来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出亡到燕国。王子成父避子克之乱奔齐,并在管仲的推荐下做了齐国大夫,后又做子大司马,成为齐国的国防防部长、首席将军。《左传》所载的这次“子克之乱”,揭开了春秋时期,卿、诸侯参与周王权政变的序幕。公元前693年夏天,周庄王为了笼络齐国,要将女儿嫁给齐国国君。他让鲁桓公作媒,并派卿单伯先将女儿送至鲁国。冬天,姬佗又派臣荣叔赴鲁,“赐命”(即册封)杀兄自立的鲁桓公,鲁桓公就派人将王姬嫁往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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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3: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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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发生了惠王时的王子颓之乱。这一次动乱,更能充分明说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鲁庄公十九年,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笼,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这一次子颓之乱,就源自惠王太岁头上动土,侵占了子颓的老师的财产。由此激怒了五大夫联合起来作乱。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等五名大夫联合贵族苏氏,串通王叔子颓发动叛乱,攻打惠王。然而,惠王似乎早有准备,五大夫竟然没有打赢,出逃到温。又在温子的帮助下逃到卫国,再联合卫国和燕国攻打周惠王。卫国的国君是卫惠公,在卫惠公即位之初,卫国也发生了一次内乱。卫惠公的两位叔叔:左公子泄、右公子职起兵叛乱,迫使惠公败逃到了齐国。左、右公子拥惠公的弟弟公子黔牟做了国君。黔牟即位八年以后,当时的齐襄公,也就是齐桓公的那位乱伦哥哥,正在四处扩张,于是借此机会率诸侯联军攻卫,杀死了左、右公子,护送卫惠公回国。《左传》记载,时“王人子突救卫”,就是说周王室派子突率军救援卫国,卫君黔牟逃到了周,得到了周天子的政治庇护。正因如此,卫惠公复位之后,对东周保护自己的政敌一事耿耿于怀,周卫关系也一直很紧张。几年后东周发生了“子颓之乱”,子颓不敌周惠王,逃难到卫,卫惠公与子颓一拍即合,又联合属国南燕,三方一同发兵攻周。周惠王不敌卫、燕、子颓联军,被击败,逃奔到了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

  《左传》载,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周惠王出逃后,也在想办法谋求复位,他联络了郑国和虢国。郑、虢两国都是当年跟随周平王东迁的国家,一个身在成周正东,挡在东方诸侯面前;一个扼守洛邑西侧关中东进要道,两国如同两名轿夫,一前一后簇拥着成周,保护它的安全。虽然此前周、郑关系曾发生严重危机,但事过境迁,当时已不是郑庄公争霸中原的那个年代了,郑国的锐气早已不在。东周发生内乱,卫国横插一杠,一旦东周被卫国控制,郑国被挤在周、卫之间,从长远来看,这对郑国有害无益。相反,当时郑国霸气尽失,齐国正强,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能与东周和虢国这两个老朋友重温旧谊、加深感情,反倒是明智之举。所以郑国在接到周惠王的求救之后,也决定出面干涉东周内乱。

  此时的郑君是郑厉公。郑厉公就是郑庄公那位颇有军事造诣的别子,他曾经在宋国外公的帮助下夺下了哥哥郑昭公的位子,后来在内乱中被迫出逃,后来又杀回国复了位。当时的郑国自从郑庄公去世之后一连发生了三、四次内乱,换了好几次国君,在国际上也日限孤立。郑厉公是出色的军事人才,眼见国家的处境一天不如一天,也不得不从政治全局为自己多做考虑,他在恢复周、郑联盟的问题上态度是积极的。东周发生内乱,郑厉公先是出面调解,没有成功。为了示好落难的周惠王,郑厉公将流亡在外的惠王接到了郑国的别都栎(今河南禹县),取得惠王的信任之后,郑厉公立即着手实施打击卫国和子颓的计划。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郑国首先出兵攻打南燕,俘住了南燕君。南燕是卫之属国,郑执燕君,实为牵制东北方的卫国。完成对卫国的牵制之后,郑厉公又与成周以西的虢国秘密结盟,两国共谋大事。一方面虢公自平王东迁以后颇受周王重用;另一方面,虢公与五大夫之一的詹父二十多年前有怨。《左传》桓公十年,虢仲言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虢公才与郑厉公一起站在王子颓的敌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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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3: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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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673年夏,郑厉公、虢公会于弭地(今河南省密县内)誓师出征,郑、虢联军突袭成周,很快攻入王城。子颓和五名共谋大夫措手不及,全部被杀。周惠王在郑厉公和虢公的拥护下回到都城,重登天子之位。历时三年的子颓之乱遂告结束。为了感激郑、虢两国的援助,姬阆将酒泉赐给虢,将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以东之地赐给郑。

  然而,周郑之间的短暂蜜月很快就结束了,“二十一年五月,郑厉公卒。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本来,周郑关系的恢复,是郑国看到齐桓公的霸业对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对郑国无疑有着某种深刻的教训。然而,随着郑厉公的死,周郑关系又开始交恶。周惠王不久以后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盟主地位。

  就在周郑联盟出现破裂的同时,周齐关系开始呈现出蜜月光景。然而,这种局面到了周惠王晚年,又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公元前655年,就是八国联军伐楚的次年,“胜利归来”的齐桓公于当年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目的是定周太子之位。何谓定周太之位?事情是这样的。周惠王晚年宠爱惠后,惠后是陈国女子,本非惠王正妻,是续弦。当时惠王打算废去太子郑,改立惠后生的庶子子带为太子。周惠王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齐桓公的干涉。周太子郑与齐桓公通好,请齐桓公为自己说话。齐桓公欲控制周王室,为己所用,欣然应下。当年夏,齐桓公主盟,邀集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之君,外加周太子郑,九方相会于卫国首止,公开宣布全力支持太子郑为周室嗣君,拒绝接受周惠王的废立计划,以八国联军伐楚之余威恐吓周惠王,逼他就范。

  东周内部王位的嗣立本该由东周自己决定,齐桓公明面上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以忠实臣子自居,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周惠王废长立幼之念有违礼法,那做臣子的也只能以死相谏,怎可蛮横逼迫?由此事可以看出,齐桓公的内心也没把周天子真的当成天子,只是拿他当政治工具,“尊王攘夷”的虚伪性就此暴露无疑了。八国会于首止,以军事联盟的强大实力恐吓周天子,这哪还有点忠实臣子的样子?

  齐桓公的蛮横、嚣张、狂妄,极大的惹怒了周惠王。他不甘心受制于人,不甘心国势衰落之后再沦落为臣子的掌中物,决意反击。这样一来,事情就演变成如下状态:一边是齐桓公在首止大会诸侯,向周惠王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另一边是周惠王联络他国对抗齐桓公。

  周惠王与郑国的关系从郑厉公助他复位开始一直与郑国关系紧密,又早与北方的晋国取得了联系,所以周惠王派遣周公宰孔暗中告知被齐桓公约去参加首止会盟的郑文公,对他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指使他背离齐国去联络楚国,自己则派人去联络晋国,试图组成一个以周、郑、晋、楚四方为主新的联盟,与齐国的七国联盟抗衡。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逃离了首止大会。

  郑文公受周惠王指使不与诸侯会盟,周惠王又左右开弓,联络晋、楚。齐桓公对此反映非常激烈,先发制人,率齐、宋、陈、卫、曹、鲁六国之师攻入郑国,迅速合围了郑之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不盟首止及亲楚行径。同年秋,楚成王亲自率军北上围攻郑国西南方邻国,也是齐国的同盟:许国(今河南许昌),以此援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不得不暂时放弃攻郑,率联军南下救许。楚成王见郑围已解,不与联军接触,立刻退兵。但楚军并未退回郢都,而是驻兵北部边防的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继续以军事压力震慑中原诸国。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的带领下,自绑双手、口衔璧玉、着丧服、抬官木,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而齐桓公为了破坏周惠王和楚成王的图谋,也顾不得许国这么多,第二年春齐国又攻郑。郑国在齐桓公的严厉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齐桓公力挺的太子郑顺顺当当的继承了王位,是为周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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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3: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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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周惠王,冯李骅给他作出的政治鉴定是“不鉴”,就是不吸取教训,即位之初有王子颓争位之乱,临到晚年不吸取教训欲行废长立幼之事,从而又导致了周襄王即位之初的王子带之乱。这就是不鉴。

  襄王时的王子带之乱

  与对周惠王的评价不同,清人的马骕则称襄王为“春秋之贤王”。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周襄王名郑,周僖王之孙,惠王之子,与其弟王子带同为惠后所生,只因惠后宠爱王子带,惠王就想废去郑的太子之位,因而,襄王很早就处于王位继承的火炉上。鲁僖公七年,惠王去世,襄王即位,他担心王子带作乱而影响自己的王位继承,就不发丧,只告难于齐。直到僖公八年春与齐桓公、鲁、宋、卫、许、曹、陈等诸侯会盟于洮,定位之后才发丧,这说明二十来岁的周襄王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政治谋略。

  周襄王在位33年,在东周诸王中仅次于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天子周敬王,他在位44年。

  周襄王本不是其父周惠王生前中意的继承人,周惠王因为爱女人而爱屋及乌,想传位给王子带,一度引起齐桓公大老远跑来主持公道。惠王在世时的废立风波虽然过去了,周襄王最终能够依靠齐桓公的支持得以继承王位。但是,周王室的内部矛盾,以及周王室与齐桓公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尘埃落定。稍后,在周王室和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间,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南兰考县附近),继惠王唆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之盟之后,周公宰孔故伎重演,唆使晋献公从前往葵丘之会的途中折返,导致齐桓公的经营西北战略落空;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周襄王三年的群戎攻周事件。

  现在想来,周公宰孔离间齐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是出自周襄王之谋,至少周公也明白襄王的意图。只是我就奇怪,鲁国的史官何以得知周公与晋献公之间的这番对话?莫非史官偷听了不成?然而,周公这么做又是无可奈何之举,难道看着一个强大的藩臣凌驾于天子之上?更何况此时的齐桓公已大有一匡天下之势。

  可以说,此时的周襄王及其臣下一些明智之人,正在审时度势,力图重振天子雄风。目前的天下格局,东方齐国的势力几近顶峰,但南方的楚国,已开始成为一个令中原诸侯闻之畏惧的神秘国度;西方并起两强,一是秦国正风起云涌,历百余年的拼杀,特别是西征犬戎节节胜利,也已成为西方新兴强国;一是晋国正结束了长期的内乱走向兴旺,开始雄起于北方。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现在四虎齐出,周襄王觉得这也许正是坐山观虎的好时节,于是,周惠王即位后,就一心想摆脱傀儡的角色。那么要改变这一角色,关键的办法是如何让老虎们斗起来。《左传?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公元前676年,周襄王元年,即位之初就开始谋划联络拉拢诸侯,以对抗齐桓公。晋国便是他这次重点拉拢的对象。借齐桓公的葵丘峰会,周公宰孔成功地把晋献公拉到了天子的阵营。

  周襄王三年,即公元前649年,因争位失败而心怀不甘的王子带勾结成周周围的各戎族部落联合攻打王城,试图重演西周末年骊山那出戏。《左传》记载:“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此次戎狄攻周事件,成周附近各戎族部落几乎全部参加,在王子带的引领下对王朝京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侵略,并烧毁东门,攻入王城。襄王被迫逃出京城,跑到了郑国,此事一出,天下震动,首先作出反映的是在地理上与东周最为接近的秦、晋两国。

  群戎攻周,天子蒙尘,正值晋惠公二年,晋惠公夷吾刚刚依靠许诺“且入外河列城五”为条件,同时又奉送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的私礼,“尽国以赂外内”成功做了国君,先后处死里克,粉碎了邳郑等人的叛乱,初步稳定了晋国政局。王子带之乱发生之后,晋惠公就想利用这一次勤王的机会取得国际社会的好感,于是刚开始晋惠公就出面调解周王室与王子带及群戎之间的冲突,试图不以武力化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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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3: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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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晋惠公有着同样想法的是秦国。当时的秦穆公得知天子蒙尘之后,也立即出兵勤王。秦晋同时出兵援周,立即引起了齐桓公的关切,试想,齐桓公乃天下霸主,天下出了这

  么大的事,他老人家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于是,齐桓公立即着手派大臣管仲出使首都,目的也是想调解周王室与王子带及诸戎的矛盾;同时又派外交部长隰朋出使晋国,调解晋国与戎人的矛盾;其实这两大措施都是马后炮,然而,这样做却能显示出作为霸主的威严。然而,齐桓公却试图两面讨好,既不得罪天子,又不得罪王子带,一面为逃亡到齐国的王子带提供政治避难,一面又派人替子带向周襄王求情,请求周襄王宽赦王子带。结果怎么样呢?据《左传》记载,当时齐桓公派了一个叫仲孙湫的大臣去朝聘天子,顺带着向周襄王请求赦免王子带。但仲孙湫行完聘礼之后,一看周襄王的脸色,显然是怒气未消,就不敢提起此事,只得就此作罢,打道回国。《史记》写的更直白:“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诸侯联军戍卫京师。

  齐桓公想火中取粟的做法招致了周襄王的极度不满,怎么我的仇敌你竟然帮他说话呢?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天子?如果说,周襄王对齐桓公的不满刚开始还只是因为齐桓公想驾驭他但鉴于当初的拥戴之恩而隐忍在胸的话,那么此时已荡然无存了。那么齐桓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原因,一不是自恃拥戴有功;二不是过于轻视这个周襄王,还以为他和以前的诸王一样,甘心情愿做齐桓公的马仔。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齐桓公已隐约感觉到这个天子不同于以前诸王,与自己并不亲近。所以才打起了小算盘,通过庇护子带以牵制周襄王,甚至在适当的时机另立新主。他太小看了周襄王的意志,没料到自己挺起来的周襄王偏偏是个愣头青,事后的发展出乎齐桓公的预料。

  联军入周之后,周襄王面对齐桓公咄咄逼人之势,冒着王位不保的危险,竟然顶住压力,没有向对方做丝毫让步,始终未宣布赦免子带。

  周襄王在齐桓公健在时始终没有宽免子带,直到齐桓公死后多年才将其赦免,允许他回朝,这说明东周与齐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齐桓公生前一直没有改变。齐桓公在周襄王强硬的立场面前没能实现自己的图谋,控制周室的战略大计到此刻为止实际已经失败。

  王子带之乱,直接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齐桓公与周王室的矛盾,表明了齐桓王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特别是楚国两次利用机会攻灭齐国的盟国,彻底翦除了侧翼威胁,给予齐桓公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北方的晋国也在这个时候雄起,晋惠公不失时机的利用这次王子带之乱及群戎攻周的机会向东周靠拢,显示了晋国的存在与影响。后来晋文公保护周襄王回都复位,并杀王子带于隰城,靖难之功最终落到了晋文公的头上。这当然是齐桓公看不到了的事。

  面对晋文公的雄霸之势,周襄王也显露出自己的个性。王子带之乱平息后,晋文公入觐天子,顺便提起希望死后能够用“隧葬”之礼下葬,但周襄王没有答应。因为“隧葬”是天子之葬礼,襄王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指晋文公)之所恶也。”坚持君臣有别,果断地拒绝了晋文公的无礼要求。《国语晋语》也载有此事,并说周襄王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说得晋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从中可以看出周襄王的不凡气度。只是无奈,此时即便是周王室也不得不承认“周德虽衰”,周襄王的努力没能改变诸侯继续坐大的局面。

  然而,我们细心读《左传》,却发现,《左传》作者在对周襄王的评价上却是另一种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子带之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王位,虽然历经十年逃难,王子带仍然醉心于以不义手段夺取王位,甚至勾结狄人引狼入室,终至引起了诸侯的愤怒,被诸侯所杀。可是《左传》作者并没有突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王子带,相反,多次借他人之口来责备周襄王。一是僖公二十四年,郑伯“怨襄王”,由此引起襄王之怒,欲以狄人伐郑,并由此引出了富辰话里有话的劝谏。富辰是这么说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 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既聋、从昧、与玩、用嚚,奸之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富辰这么反复强调“亲亲”,其实是说周襄王弃德。但襄王不听。紧接着《左传》又记载了襄王的一个“不听”。即襄人以狄人伐郑后,欲纳狄女为后,富辰谏,不听。两相对照,《左传》作者之意明显地表露出对襄王内外不分、亲疏不分的批评,鲜明地传达出《左传》作者那种“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的经世治民思想,也是对周襄王失败原因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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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3: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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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干政

  那么,为什么,终春秋一世,周王室会如此频繁地发生王子之乱呢?

  如果说前三次的王子之乱与周天子自身有着重要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鲁昭公时期的周王子朝之乱,更是扑朔迷离。

  据《史记周本纪》,“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早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这里明说王子朝是在景王生前喜爱的儿子,未来得及立为太子,景王猝死之后,就引发了二子争位的故事。

  历史上对“王子朝之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罪在王子朝;一种看法认为罪在单氏诸人。

  我以为,要分清个中是非,必先来了解以下几个关节:

  一是内乱究竟是谁挑起的?

  如《史记》所载,挑起王位之争的是子丐及其党羽;结果立的却是子猛。司马迁说子猛是“国人”所立,那么“国人”又是指谁呢?《史记》没有明说,但其实是晋国及诸侯。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局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子周。”

  二是究竟谁才有资格争位?

  这一次内乱与前三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周景王猝死后,法定王位继承人空缺。那么,根据周代礼制,立嫡以长。问题是周景王本身有太子,只是早夭了。这个太子应该就是嫡长子。那么嫡长子死后,由谁来继承王位呢?

  根据周礼,继承王位者,要么是长子,要么子以母贵。

  然而,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说,贾逵以为太子寿卒,景王不立嫡子。郑众以为寿卒,王命猛代之。后欲废猛立朝耳。服虔以贾为然,按服氏遵贾,杜注则从郑众说。然究以贾说为长。

  洪亮吉是说,郑众说景王在太子死后曾经令王子猛做太子,后来又想废猛立王子朝。

  那么,王子猛究竟有无资格做太子呢?这要看王子猛是否为周景王长子。《史记》称王子猛为长子。但《左传》却认为王子朝才是长子。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说:“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

  王子朝自言“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表明了他才是长子。

  但《左传》又接着写到鲁国的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闵马父在此直指王子朝“无礼”至极,其理由是他“干景之命,远晋之大”。后世注此一语,多以为是说王子朝违背了景王之命,然而,刘知几在《史通》外篇申左中却说:

  《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其实,“干”字既有违背之义,还有捍卫之意。闵马父所言,正是《左传》明抑暗扬的笔法,他真正的落脚点是说王子朝自以为既有父亲的宠爱,又恃长子之位,没有把晋国放在眼里,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光有文辞没有实力,正是王子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基于同样的考虑,昭公二十二年,闵马父又有针对性地说了一句话:“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预言王子朝必不能胜。

  那么,王子朝是否母贵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首先,没有记载表明王子猛母贵,其次,同样也没有记载表明王子朝母贵。在这一点上,两人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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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4: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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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历代学者一般皆以为这一次王室内乱,是由于王子朝无道所致,杜预、孔颖达、高士奇都认为这样。然而,韩非子则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曾明确指出是“单氏取周”。

  “单氏取周”语出《韩非子?说疑》,原文如下:

  “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韩非子是战国时人,离春秋末年发生的这场内乱相距不远,他把这场王室内乱与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相提并论,应该就是历史的真相。但不知何故,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记载。

  在王位之争上,《史记》与《左传》虽有差异,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其实也不难发现,所谓的王子朝之乱,严格意义上就是单穆公之乱。现代也有学者开始支持这一观点。

  襄公十年,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此即为单氏执政之始。单氏,姬姓,但为周王室远亲。到昭公二十二年,单氏、刘氏并执周政。而刘氏为王室近亲,地位较单氏为高。刘氏与晋范氏有婚姻关系。到哀公三年,在多年的刘、单相争中,刘氏逐渐失势,原因是刘氏的一个重要谋臣苌弘被周人所杀。周之政权一度落入单氏之手。

  可以说,“王子朝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也并非仅仅是由于三子争位而引发的。这次内乱有着必然的深层原因。试举几例:

  第一,昭公十五年,叔向论周天子“一动而失二礼”,暗示王子朝之乱不可避免。

  所谓“一动而失二礼”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一年的十二月,晋国派荀跞和籍谈二人出使成周,安葬穆后。葬礼完毕后,除去丧服,天子和他们饮酒,用鲁国进贡的壶作酒杯。天子问:伯父,诸侯都有礼器进贡王室,为什么独独晋国没有呢?

  荀跞让籍谈回答这个问题。籍谈说:诸侯受封的时候,都在王室接受了明德之器,所以能有彝器进献于天子。晋国住在深山,戎狄与我们为伴却远离王室,天子的福威达到不我们那里,我们顺服戎狄还来不及,怎么能进献彝器呢?

  天子听了说:叔父啊,你忘了吧。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同胞兄弟,难道反而没有分得赏赐?密须的鼓和它的大路之车,是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武王用来克商的,唐叔都接受了,用来所居住的晋国地界。这以后襄王所赐的大路、戎路之车、斧钺、黑黍酿成的美酒,红色的弓和勇士,文公都接受了啊,保有南阳的土田,安抚和征伐东边各国,这不是分得赏赐是什么?有了功勋而不废弃,有了劳绩而记载在史书上,用土田来奉养,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彰,用旌族来显耀,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这就是福啊。这种福不记在心里,叔你的心到哪里去了呢?而且从前你的高祖孙伯厌掌管晋国的典籍,以诗国家大事,所以称为籍氏。等到辛有的第二个儿子董到了晋国,就有了董氏的史官。你是司典的后代,为什么恰恰忘记了呢?

  周天子的一席话说得籍谈哑口无言。

  客人都走后,周天子又说:籍谈的后代恐怕与福禄无缘了吧,数典忘祖啊。

  数典忘祖就出典于此。

  籍谈回国后,就跟晋国的大夫、知名人士叔向说起了周天子。叔向便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吧。我听说所据以欢乐的必以此致死。现在天子把忧虑当成欢乐,又要求彝器,把忧虑当成欢乐到极点了,且不合礼啊。彝器是要嘉奖功勋的,不是因为吊丧。三年的丧礼,虽然贵为天子,服丧也要满期,这是礼。现在天子即使不能服丧期满,饮宴奏乐也不能太早了。礼是天子奉行的重要规范。一次行动而失却两次失礼,这就是忘了规范。言语用来稽考典籍,典籍用来记载行为规范。记了规范而多以言语,数典又有何用?

  叔向是春秋史上著名的贤大夫,能言善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晋国人,叔向常常代表晋君或其执政大夫做新闻发言人,并处理有关事务。因而,考察他所说过的话,同样也要把他的立场和出发点考虑进去。虽然叔向的话是合理且合礼的,但不排除他是在替晋国不向天子进贡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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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4:1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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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本身是晋国无礼,其他诸侯国都向天子有所贡献,唯独晋国没有。要知道,此时的周天子主要靠各诸侯国进贡度日。因此,天子不可能不问。而且这一问,问得籍谈无言以对,可以说是切中要害。

  如果撇开周王室当时的环境,叔向的话确实也道出了王室动辄失礼的窘迫处境,这可以成为预示王室不稳的征兆。

  第二,是昭公十八年,《左传》作者借原伯鲁不说学,来说明周王公大夫的精神面貌。这年秋天,在参加曹平公的葬礼上,有人得知周大夫原伯鲁根本不爱学,有人回去跟鲁国的闵子马说起,闵子马就说:周朝恐怕又要发生动乱了。“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意思是说一定是某种观念形成了气候,才会传染给贵族。古代的贵族大夫们本应担心失去职位而勉力学习以明事理,而今的贵族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像原伯鲁所说的“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就表明了当时的贵族大夫的精神气质到了什么地步。所以闵子马又说:这些贵族大夫认为不学没有害处,因而忽视学习,得过且过,这样就会发生陵上欺下,怎么能不发生动乱呢?学习如同种植啊,不学习就要堕落、落后,原氏恐怕就要灭亡了吧。

  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应该说来是代表当时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特别是在先秦那种学在官府的时代,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如何,就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晴雨表。所以闵子马能够从这件事上预见到周王室即将发生动乱。

  第三,是昭公二十一年,泠州鸠论周天子“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进一步预示着王室之乱即将爆发。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春秋,周天子准备铸造无射大钟。泠州鸠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天子大概要因心病而死了。周天子确实死于心病,这在《左传》有记载。但泠州鸠何以得知呢?是《左传》作者故作神秘吗?泠州鸠说:声音,是音乐的车舆,而钟,是发音的器具。天子考察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汇聚,用声音来表达。小的乐器发音不细腻,大的乐器发音不粗犷,这样才会和谐。和谐了,美妙的音乐才能产生。因此,和谐的声音入人耳朵而藏人心间,心里就安乐了。太细腻了就不能使四周都听到,太粗犷了就难以忍受,内心因此不安,不安就会生病。现在钟声粗犷,天子的内心一定受不了,这样难道能长久吗?

  什么是无射(音亦)?无射是六律之一,亦为十二律之一。十二律分别是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姑洗、仲吕、蕤宾、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周景王以之制成钟,律中无射,故以律名名之。此钟重而大,须用专车承载。秦灭周,此钟搬到了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及刘裕灭姚泓,又移於江东,历宋、齐、梁、陈,时钟犹在。东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赋》云:“珍是淫器,无射高县”。到了隋开皇九年平陈,又迁於西京,置大常寺,时人悉共见之。至十五年敕毁之。

  再看王子朝之乱,从昭公二十二年正式爆发,到定公八年内乱结束,历时十九年,破坏之大,触目惊心,从中可以看出这场内乱的复杂性。

  第一阶段:昭公七年始至昭公二十二年。事虽发生在昭公二十二年,实际则萌芽于昭公七年。先是有昭公七年、十一年,单族之乱;继之昭公十二年,原族之乱、甘族之乱;再则在昭公十八年,又有毛族之乱。从这一系列内乱来看,《左传》的记载都表明单氏、甘氏、毛氏无道。他们是内乱的主要角色,且都是王子猛的同党。

  第二阶段:昭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王子朝与众王族、单氏、刘氏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以晋国出兵干预,王子朝效当年周公奔楚故事,亦奉周之典籍逃亡到楚国而告一段落。可见,王子朝之乱爆发后,王室中绝大多数人包括王子还、灵、景之族群公子,都支持王子朝。昭公二十二年,“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杜注,“八子,灵、景之族”。而王子猛正是景王之子、灵王之孙。可见,王子朝深得王族支持。卿大夫中还有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原伯等一大批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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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4: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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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昭公二十七年到定公八年。其中,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载:“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原伯鲁之子。”别有深意。这里《左传》作者不指明是谁杀了这三个人,只是含糊地点明“京师”二字,正是为尊者讳。三人被杀后,《左传》又补充尹固回去复位时的一段插曲,说是一个女人在成周的郊外碰到了尹固,责备他,说:“待在位子上就不要怂恿别人惹祸,出去了几天就回来,你这个人啊还能活三年吗?”

  这里的“别人”无疑是指王子朝,女人对王子朝的同情显而易见,在她看来是尹固之流怂恿王子朝所为。

  定公五年王人杀子朝于楚。定公六年,周儋翩率领一批忠于王子朝的人联合郑国再次起兵,显然,王子朝虽死,但人心并未服。也说明王子朝的同情者大有人在。

  最后,这一场内乱,晋国出力犹多。可以说,晋国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内乱。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杜预注曰:“众曰子朝曲故。”晋人派士伯前去成周了解这段内乱的幕后真相,谁知士伯仅仅只是于大门口(乾祭)就此事询问大家(介众),并没有深入了解,只听了一面之辞,就作出了结论,晋国才决定不拥护王子朝。

  有人据此说王子朝的德行并不怎么样,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人说他的坏话呢?又据《左传》在这件事之后还记载了一件事:“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这是说王子朝在得不到诸侯的拥护之后,又想祈求神灵的护佑。然而“津人得诸河上”,张守节注解说:“河神不敢受故。”这件事能否成为王子朝无德的证据呢?显然鬼神之说不足为信,即便河神敢受,又能说明什么?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件大事,春秋时期的贤人君子竟然没有半点评论,也看不到秦、楚、齐、鲁等国的态度。这件事看来只有晋国格外积极。

  晋国站在王子猛一边,其实与晋国国内的政局有关密切关系。此时的晋国正是六卿专权时期,也是三空分晋的酝酿期,晋国公室已经衰弱到了毫无作用的地步,政权被诸家卿大夫瓜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王室之乱中的刘氏,与晋国范氏有着姻亲关系。晋国卿大夫那么迫切地插手王室动乱,说到底就是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根本不会顾及到公理、道义在谁的手上。

  事后也表明,晋国大夫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三家分晋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立即宣布承认了韩、魏、赵为诸侯的事实。此时离王子朝之乱只相隔了不到一百年。

  综上所述,春秋末期所谓的“王子朝之乱”,只不过是此前周之大夫动乱的延续与升级而已,其背后真相是“单穆公之乱”。因此有学者认为,“王子朝之乱”是春秋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假错案!它的大背景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相吻合的,它们共同构织了春秋史上“陪臣执国命”的乱象。

  自由链接:

  斗谷于菟之祖曰斗若敖,娶郧子之女,生斗伯比。若敖卒,伯比尚幼,随母居于郧国,往来宫中,郧夫人爱之如子。郧夫人有女与伯比为表兄妹之亲,自小宫中作伴游耍,长亦不禁,遂成私情。郧女有孕,郧夫人方才知觉,乃禁绝伯比不许入宫,使其女诈称有病,屏居一室。及诞期已满,产下一子,郧夫人潜使侍人用衣服包裹,将出宫外,弃于楚泽之中,意欲瞒过郧子,且不欲扬其女之丑名也。伯比羞惭,与其母归于楚国去讫。

  其时陨子适往梦泽田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不中,其虎全不动掸。郧子心疑,使人至泽察之,回报:“虎方抱一婴儿,喂之以乳,见人亦不畏避。”郧子曰:“是神物,不可惊之!”猎毕而归,谓夫人曰:“适至梦泽,见一奇事。”夫人问曰:“何事?”郧子遂将猛虎乳儿之事,述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儿乃妾所弃也。”郧子骇然曰:“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夫君勿罪。此儿实吾女与斗甥所生,妾恐污吾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梦泽。妾闻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嫄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周代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异,必是大贵人也!”郧子从之,使人收回,命其女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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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2 23:34: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辑 大国崛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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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年,送其女于楚,与斗伯比成亲。楚人乡谈,呼乳曰”谷”,呼虎曰“于菟”,取乳虎为义,名其子曰谷于菟。表字子文。今云梦县有于菟乡,即子文生处也。谷于菟既长,有安民治国之才,经文纬武之略。父伯比,仕楚为大夫。伯比死,谷于菟嗣为大夫。

  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斗廉。斗廉辞曰:“方今与楚为敌者,齐也。齐用管仲、宁戚,国富兵强,臣才非管、宁之流明矣,王欲改纪楚政,与中原抗衡,非斗谷于菟不可。”百官齐声保奏:“必须此人,方称其职。”楚王准奏,遂拜斗谷于菟为令尹,楚王曰:“齐用管仲,号为仲父,今谷于菟尊显于楚,亦当字之。”乃呼为子文而不名。

  11、虎兕相逢,可怜赳赳力绝伦

  独霸西戎

  周襄王勇敢地克服了对一代霸主齐桓公的恐惧,同时又果断地斩断了新霸主晋文公要隧葬的念头。如此这般,使他获得了后世史学家给予的“春秋贤王”的嘉奖。此时的周襄王还没有预料到真正危及到王室的另一只虎影就在自己的身后。

  一个人一旦安全地进入了一个世界之后,往往很难从这个世界跳出来。相反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倒更容易使他奋起。周襄王及其后世的诸王都不曾意识到,埋在自己王朝脚下的定时炸弹此时已开始读秒。

  这颗定时炸弹就是周平王东迁时留下的。东迁之时,周平王把宗周的故地抛给了刚刚受封的秦襄公。虽然从当初看来,周平王是耍了滑头的,他所许诺的这些土地名义上是周天子的,而实际上并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它的主人是西戎。所以周平王给秦襄公开出了这样一张空头支票,以作为对秦襄公的奖赏。

  令周平王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张空头支票竟然不出二十年,就可以兑现了。公元前750年,晋文侯率兵杀进关中,把与周平王对峙了二十余年的携王杀了,这对于周王室来说是一件大事。与此同时,也就在这一年,西方的秦国也兵伐西戎,“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里的文公已经是秦襄公之子秦文公了。

  从周平王的空头支票来看,这些土地本来不必献给周天子的,但秦文公还是表达了对周天子的尊重,把岐山以东的土地还给了周天子,而留下了岐山之西。岐山是周族人的故地,周人花了数百年时间的苦心经营,使之成为当时古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方。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还有不少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秦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这里筑城,建立根据地,使原来落后的游牧经济向较先进的农业经济转型。

  秦文公之后,又经宁公、武公数代国君的努力,秦国百姓抱着“与子同袍”和“与子同仇”的精神,在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在讨伐西戎之战中节节胜利,歧丰之地皆纳其下,又先后灭荡社戎,击败邽、冀两戎部,征彭戏戎,兵临华山,收复杜、郑(郑国旧地,今陕西华县)之地,灭小虢(曾扶持携王的虢公之国),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东端。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秦迁都城至雍(今陕西凤翔东南)。至此,秦人经东周初年近百年的艰辛创业,已占有关中平原大部分领土,实现崛起,成为西方新兴强国。

  秦德公迁都是继秦襄公于公元前776年的迁都之后的第四次迁都了。秦文公这时于公元前762年,因郊天应梦,迁居汧渭之会(现在的陕西眉县一带);秦宁公于公元前714年迁都到平阳(陕西岐山县);秦德公这一次迁都于雍是在公元前677年,此前不久晋国也已结束内战开始出现了一番新气象。后来秦献公于公元前363年又迁都于栎阳(陕西临潼);秦孝公时再迁都于咸阳。前前后后一共六次迁都,一步步向东紧逼。

  即位仅两年,时年只有三十五岁的秦德公猝死,长子秦宣公即位。宣公四年(公元前671年),秦军与刚刚统一不久、与自己同样处在高速扩张状态中的晋国发生边境冲突:“四年……与晋战河阳,胜之。”(《秦本纪》)这是史书中秦晋两国的第一次明确交火记录。秦宣公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宣公英年早逝,其弟秦成公即位。成公在位四年又暴亡,少弟嬴任好即位。嬴任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戎霸主:秦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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