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刘绪义读春秋》-新浪读书

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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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

　　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常说《二十五史》，加起来有几千万字，码起来比一层楼还高。那么中国的历史是不是都浓缩在这里呢？显然不是的。虽然人们把这二十五史称为正史，正史就是官方的史书，在此之外，还有数不尽的野史，野史算不算历史呢？又算又不算。除开野史而外，还有许多史料都还没有被包括进来。比如说二十五史是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这其实就有误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不是《史记》，在它之前，就存在有官修的史书，比如《春秋》就要比它早将近一千年。《春秋》无疑也是官修的史书，与之配套的是《左传》，同样是官修（史官）的史书。只不过，在汉代，人们不把它归入史部，而是归入了经部。“经史子集”是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它起于西汉的刘歆。经比史重要，故经是排在第一位。

　　什么是“经”呢？经和纬是对应的，经字的本义是丝织品中的纵线，横线就称纬，和现在地球仪上的经度和纬度是一致的。古代称“经”的意思就是从这里引申来的，它有几个意思，一是“常”，就是人类社会的常道；另一个意义是“法”，就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大法。所以能称为“经”的，都是些很了不起的东西，如同今天所说的“经典”。谁说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呢？“五经”就是五部成文法。到汉代时，有五部作品被人们称为“经”，俗称“五经”，它们分别是《诗》、《书》、《礼》、《易》和《春秋》，本来还有一部《乐》，合称“六经”，但这一经到汉代就没看见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当然，也不是汉朝人才开始称“经”，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的一些著述里面就开始把它们称作”经”了。《庄子?天运》里就有了“六经”的说法了，这六经里面就有《春秋》。

　　那么，《春秋》本来不是一部正史吗？如何变成了经呢？原因就在于这部正史太重要了。“春秋”本来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它是官修的，各个诸侯国都在修史，而且都把他们的史称作《春秋》，如晋国有《乘》，楚国之有《梼杌》，鲁国有鲁春秋，齐国有齐春秋，孔子说他曾见过120国的《春秋》，墨子也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个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专设的史官，史官还是世袭的，爷爷做了史官，他的儿子无疑也会是史官，他的孙子、甚至子子孙孙都可以做史官。甚至到了汉朝还是这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公，所以谈太史公死了，司马迁就接了他的班，班固的父兄也都是史官。那个时候的史官是很严肃的，而且是很独立的，诸候和王的话可以不听，他们只坚持一条基本原则：秉笔直书，就是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就怎么写。谁想开后门或者行政干扰都是不行的。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史官叫做董狐，他的老板晋灵公无道，正卿赵盾屡次劝谏，灵公就是不听，还想杀他，赵盾就只好逃亡国外。后来他的同族一个叫赵穿的就把灵公杀了，赵盾就结束了政治避难回国，回国做为一个原先的正卿是应该讨伐弑君的臣子的，但因为赵穿是自己本家，赵盾也就没有找他麻烦。这时董狐就在晋国的史书《春秋》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这个赵盾很冤枉，明明不是我杀的嘛，怎么要说是我杀的呢？这不是胡写嘛？但在那个时代就不是胡写，赵盾当然要辩解咯，董狐就解释了，他说，你要流亡国外，却没有离开边境（亡不越境），回国后做正卿的你有义务讨伐逆贼，而你不履行义务就等于是放纵逆贼，（反不讨贼），你就是主谋，不是你杀了老板还会有谁？（非子而谁）所以孔子连声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个董狐大约就是西汉董仲舒的先祖。

　　当然，不止董狐一个人是这样，还有许多，只是很多没有留下姓名，做了无名英雄。齐国还有一家三兄弟，前赴后继，为了在齐国的《春秋》中如实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付出了两条人命。事情的起因是齐国的国君叫做齐庄公，庄公看中了他的臣子崔杼的妻子，就上她的床，这就给崔杼戴了一顶绿帽子，这还不打紧，庄公荒淫到又把崔杼的真帽子都送给了别人，等于把奸情都公诸于众了。崔杼非常恼火，就设计把庄公杀了。其实，崔杼的这位妻子也是二手货，是齐国的一个棠邑大夫的妻子，因为长得漂亮，崔杼看中了，棠公死后老崔就把她霸占了。看来两个人半斤八两，都是差不多的货色。国君被杀了，这是大事啊，齐国的太史就在《春秋》上写了一笔：“崔杼弑庄公”。崔杼看了，“杀之”。太史的弟弟来做太史，他仍旧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太史的小弟弟出来做太史，还是这么写。崔杼没办法了，杀不怕啊，他自己反倒怕了，于是只好“舍之”，放了他。这件事被司马迁写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现在的中学教材里还选了它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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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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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史官真的是六亲不认，刚正不阿的。这样写出来的《春秋》当然意义非凡啊。可惜后世再也难得看到这样的正史了。

　　不过，我们这里要讲的《春秋》是特指的，它既不包括晋国的《春秋》，也不包括齐国的《春秋》，它是鲁国的《春秋》。原因在哪呢？是因为晋国的、齐国的以及其它诸侯国的《春秋》都不见了，到孔子的时候，只留下鲁国的《春秋》了，孔子是鲁国人，他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整理，把它拿来做为教育弟子的教材。因为有了孔子的手迹，所以这本鲁国的《春秋》后世就流传下来了，并成为“经”。

　　但是，鲁国的《春秋》，写得很简单，它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的记事形式，全书只有16000余字，采用分条记录，故后世称之为编年体史书，与《史记》之后的纪传体史书都不一样。我们上面讲到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也好，都只有寥寥几个字，鲁国的《春秋》也是一样。这就相当我们现在的“大事记”一样，既无因，又无过程，只是一个结果或者说一条事实，让后世的人搞不清白事情的原委。所以便有人在《春秋》的基础上作传。

　　什么叫“传”呢？传就是阐释经的意义的文字，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以传来解经，配经，经传就是这么来的。传其实也是一种史，司马迁作《史记》采用的就是这种纪传体。

　　为《春秋》配传，也就是阐释《春秋》经的意义的传有三种。一种是叫《春秋左氏传》，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这个左丘明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可能搞不清了。历史上又确实有一个叫左丘明的人，至少与孔子同时，因为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还有两部分别称《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这三部“传”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也就是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而闻名天下的。这三部”传”有同有异，但是《朱子语类》中说“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因而写得最好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春秋左氏传》，后世又称它为《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它的价值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本书记载有日食36次，其中33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断完全相同；发生于公元前687年的“星陨如雨”和公元前613年的“星孛于北斗”这两条记录，还是世界上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因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春秋》“为不刊之言，着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正是这部《春秋》（包括《左传》），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先河。

　　因为有了这“传”，春秋的内容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它把原来“大事记”里面所记的事件都交代了来龙去脉，而且文笔很生动，后世文学家又把它当做一部散文经典。我们要讲的《春秋》，实际上是指《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正史，称之为“中华第一史”毫不为过。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就大量参考引用了《左传》，有些章节甚至全部照搬《左传》，没有人提起版权或者著作权官司。

　　《春秋》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知道，关公在军营里读的就是《春秋》，我还敢说，他读的肯定是《左氏春秋》。一个武夫尚且在金戈铁马声中夜读《春秋》，可以想见一般的士人了。钱穆先生在论及孔子与春秋时这样说：“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下及二程和朱子，才始提高《论语》地位超过了《春秋》，于是讲孔学的，更要研究《论语》了。但这一观点，到清代乾嘉以后又变了，似乎他们看《春秋》又复重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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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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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春秋》的地位有三变。一变在隋唐之际，从秦汉到隋唐，《春秋》的地位是五经之首，隋唐以后，确切地说是到了两宋，《论语》的地位才超过了《春秋》；二变是在清代乾嘉盛世，《论语》又不那么重要了，《春秋》复地位高涨；三变是在近年，《论语》又超过了《春秋》，故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难以胜数的《论语今读》之类的著作，但真正写得好的，我看还是李泽厚的。虽然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硬伤也不少。

　　这样变来变去做什么呢？是为的啥呢？这个问题不难讨论，问题是说起来话长，这里不便深说。但不管怎么变，无非是在《春秋》《论语》之间起沉转折。

　　大家知道，中国是拜孔子为“教父”的，那时没有“国父”一说，要不然，当今的“国父”怎么样也轮不到一个叫中山先生的人。而《论语》正是“孔教父”的语录，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是中国人的“红宝书”，可能还不止人手一本，因为一个人一生可能不止读烂一本二本《论语》。《论语》的地位有多高，大家只要想象一下当年《毛主席语录》的地位有多高就行了。而《春秋》竟然一直在和《论语》争高低，虽然粗略算来，两本书的输赢在时间上不相上下，也可以想见《春秋》有多么重要了。而我还认为，《论语》虽然打着“教父语录”的招牌，可是它的成书时间较《春秋》要晚得多。我专门做过一篇三万字的文章，考证《论语》成书大概也就是汉武帝时代。而这个时候，《春秋》博士都开了好些年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从五经到七经，从七经到九经，还是从九经到十三经，这里面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春秋》作为经的首席地位始终不可动摇。

　　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春秋笔法”。什么叫“春秋笔法”呢？就是人们认为，《春秋》中每用一个字，都必含有褒贬的意义在，真的是“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后世因而称这种以曲笔而寓意褒贬的文字叫做“春秋笔法”。这种笔法对于在中国写历史的人来说，真是太有用了。大伙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就是帝国时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发展到后来，文字狱盛行，“清风”的“清”字可以指涉清朝的清字，“灯光”的“光”字可以指涉皇帝的出身——和尚。总之在中国，不仅说话要格外注意，写字就更需要小心谨慎了。在这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国度，春秋笔法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太有用了。没有这个法宝，我们的历史不知如何写下去，那二十五史恐怕都只能是一堆垃圾，早就被丢进昆明湖了。

　　《春秋》还是一部集经学、史学和文学及人学于一体的经典。《春秋》是经学，这毫无异议。董狐的后人董仲舒就是凭着一部《公羊春秋》而成为当时的大儒，后世的儒学宗师。司马迁就跟老董学过春秋，汉武帝也在董仲舒手下念过春秋。《公羊春秋》比起《左氏春秋》来，说实话又要稍逊那么一丁点，所以后世治《左氏春秋》的，不仅官做的比董仲舒大，而且声名也比董仲舒高。

　　汉代治“春秋学”的人太多了，然而，个个都治出了些名堂，不管是资质浅的还是悟性差的，最终都能功成名就。公孙弘就是一个。

　　公孙弘这个人小时候是个替富人在海边放猪的娃，是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人，做一个县的狱吏这么不要动脑子的官都做不好，还被开除了；后来出使匈奴，因为不会办事又一次被开除；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苦读《春秋》，读到六十岁，川国的地方官推荐他去应皇帝的求贤诏，他当时还不敢去，后来终于去了，这一去不得了，皇帝要这些应征的文学儒士写对策，他一写，就被皇帝定为第一名，拜为博士。后来又出掌京师的地方行政长官左内史，才进京第四年就做到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被提拔做丞相。做丞相还不打紧，又封他为平寿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先例就是从他老人家那里开始的。而董仲舒还只做到汉代一个王的丞相。可见，汉代的政治始终是离不了《春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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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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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啖助、韩愈也是对《春秋》颇有研究的。不过后来韩愈主张把《春秋》束之高阁，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上“三传”齐出，互相诋毁，就有了一股怀疑《春秋》之风。但是尽管如此，时人对《春秋》的评论还是相当高的。晚唐有个叫陈岳的，他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圣人之道，以《春秋》而显；圣人之义，以《春秋》为高；圣人之文，以《春秋》而微；圣人之旨，以《春秋》而奥。”而到了“治《春秋》者莫多于两宋”的时代，一代大儒朱熹更是要求把《春秋》当史来看。

　　用《春秋》治国，竟然经久始衰，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仅仅只是一部史书，后人为何如此看重呢？其原因之一，就是春秋是我国历史上人文世代的开端，而且还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

　　《春秋》是史学，这同样不用多言。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何意？从字面上来解，就是《诗经》时代消亡了，人们都不再用诗引诗唱诗了，春秋时代就来到了。可见，春秋时代是紧承诗经时代的，二者合起来又构成是封建时代的主体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而战国无正史），它们又是秦始皇所开创的帝国时代的先声。只有知道这个封建时代，才可能理解秦始皇为何要改制成帝国时代，也才明了，为何“千载犹行秦法制”。

　　《春秋》还是文学，这也不用质疑。尤其是《左氏春秋》，自古以来便是作文之范法和圭臬。至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甚至大学里面的语文教材都大量选用《左传》中的章节。

　　《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史。这个可能要多说几句。在春秋以前，特别是诗经时代以前，中国也是一个奉行巫史宗教的”国家”，最高的权威是天，人间最大的权威是王即巫，有大巫、小巫，差不多巫风遍地。人们相信的也是天命。就是在《诗经》里面，也还有大量的“天”字，粗略一算，约有148个“天”字。这些“天”字，主要还是宗教性的天的意义，只不过，从《诗经》时代开始的时候，天的权威就受到了怀疑，虽然人们还敬畏天，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敢于质疑天的声音。越到了后来，天的权威开始进一步扫地了，诸如“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如何昊天，辟言不信”等等。

　　到了周初，便慢慢地重视起礼来。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思想在此开始萌芽。虽然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礼”，但殷人是信鬼的，“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周人呢，则是反的，是“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到了春秋，一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泱泱礼义之国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礼成了“国之干”，即国家的支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无上法宝。这表明，一个人文世纪到来了，人从过去愚昧的巫鬼文化中解脱出来，人性意识出现了。人，作为有生命的主体，在这个时代表现出崭新的面貌。而《春秋》正好如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人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发生发展变化。所以说，一部《春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史。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

　　《春秋》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间共242年的历史。作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只是以当时周朝的一个诸侯国鲁国的历史为线索，但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周王朝的大事。如元代有个叫陈则通的人统计，载有“侵伐”272例，“朝聘”154例，“会盟”198例，“杂事”（包括祭祀、婚丧、城筑、搜狩、田赋、地震、日月食、灾旱等217例，都是信实的原始记录，后世因而把这一段历史称之为“春秋时代”。这也是历史上以一本书而命名历史时代的唯一一例。

　　那么《春秋》的作者是谁呢？说起它的作者，几千年来史家与学者大都认定是孔子。《左传》和孟子首先提出孔子“修”、“作”《春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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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乱自上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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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后人如刘知几、郭沫若等人都认为这是《左传》和孟子在圣化孔子。事实上也是有道理的，《左传》成书一般认为是与孔子差不多同时，当是时也，人们怎么可能称孔子为圣人呢？

　　到了董仲舒那里，《春秋》更进一步圣化：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

　　太史公司马迁同样认同孔子作《春秋》：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儒林列传》）

　　此外他还在《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报任安书》中都明确记载孔子作《春秋》。

　　总之，在有汉一代中，孔子作《春秋》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钱穆就说：孔子在汉代，要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帝明王并列了。但唐以后的孔子，在人心目中，时时把来和佛陀与老聃并列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古代的史记理应当是史官之职，孔子并没有做过鲁国的史官，而不是史官的人不是能随便写史的，孔子为什么敢打破惯例“修《春秋》”呢？

　　我认为，《春秋》的原作者本应是鲁国的史官，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笔则笔，削则削”。这也是汉人之所以要把《春秋》称为“经”而不称为“史”的原因所在了。称“史”，则孔子不能专享著作权。

　　果然，到了晋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晋代有个大儒叫杜预的，他写了本《春秋左传集解》，就认为孔子修《春秋》不过是“遵周公之遣制”，明“周公之志”，而《左传》“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春秋》与《左传》相比起来，《左传》的意义更大。换句话说，汉人把《春秋》神圣化，而晋人则要把《左传》神圣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到汉代看看就明白了，原来汉代《公羊》学的地位是极高的，董仲舒便是公羊学的代表，他是“群儒首”，是“儒者宗”，他的那一套理论奠定了汉武帝以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但到了东汉郑玄的时候，《左传》的地位开始取代《公羊》。

　　《左传》地位上升，《春秋》的地位反降。到了宋代，甚至当时的大学者王安石还把《春秋》称之为“断烂朝报”。这又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让人明白，那就是人们认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那么《春秋》自然就不是孔子作的，《左传》、《孟子》不过是“得之传闻”而已。“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子在传道中只说而不动笔。孔子三十岁以后授徒，大概特别重视讲解《春秋》，故而人们误以为《春秋》就是孔子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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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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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孔子与《春秋》之间的联系就逐渐断了，自然人们就不重《春秋》了。那么《左传》的地位为什么又上升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古学遂明”。也就是说在西汉，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但后来今文经学衰落了，古文经学大兴。《左传》在汉代是用先秦时文字写成的，属古文。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又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孔子。这样，孔子与《春秋》联系逐渐割断，而与《左传》的联系倒紧密了。《左传》的地位到了什么程度呢？“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这是唐代刘知几的话，刘知几是把《春秋》和《左传》都当成史的。

　　那么《左传》的作者又是谁呢？这又是历史上一个千古疑案。

　　大概说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分别是左丘明说、子夏说、吴起说、刘歆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是“左丘明说”。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说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个说法言辞肯定。此说也有几个证据：一是这是最早指出《左传》作者其人的。二是司马迁本人的影响；三是有旁证。《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严氏春秋》作者严彭祖略早于司马迁；所引《观周篇》见于西汉本《孔子家语》。四是左丘明本身是一史官。

　　左丘明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里。“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语气中看得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这与严彭祖所说孔子与他一起西观书于周室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新近发现的孔府档案新资料《左传精舍志》称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司马迁还说过“左丘失明”，似乎他也符合古代制度中的瞽史身份。

　　但是这个说法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就有人提出质疑。如有人认为左丘明要早于孔子，他们虽然无法证明《左传》是孔子所作，但却主张不是左丘明所作。到宋元之时，有人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这又进一步说明《左传》既不是左丘明也不是孔子所作。明末顾炎武认为《左传》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清代康有为等人认为是刘歆伪造；清代同时还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

　　那么《左传》至于是何人何时所作呢？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讼呢？上述说法哪一个更可靠？

　　首先要知道引起这千古疑案的根源何在。

　　前面讲过，《春秋》记事为242年，《公羊》、《谷梁》二传所载时间与《春秋》同，独《左传》的记事推延到了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也就是说《左传》记事的时间要多出了13年。《左传》还“预言”了战国初年的史实。

　　其二，孔子有“不语怪力乱神”之说，但《左传》则“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多与孔子思想不合，故“其失也巫”。

　　其三，据《史记》，《春秋》“感麟而作”，“当一王之法”；“绝笔于获麟”，“讲义法，重名分”。而《左传》续至“获麟”之后，不在乎获麟不获麟；也不重名分，如《左传》记吴国楚国之国君都自称为王，《春秋》始终坚称为子，而《左传》王、子混称，没有区别。

　　这些显着的差别，正是引起人们对其作者怀疑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司马迁所说《左传》作者是左丘明的观点也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而，现代人更相信《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非一时一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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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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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

　　归根到底，《左传》正是由于历史上有过太多的辉煌与争讼，才使得它既不入二十四史之列，也不如《史记》为大众所熟悉。如今，拨开历史上种种迷雾，平心来看，《左传》在很多方面要比后世的正史高明得多，清代刘熙载说得好：“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太史公司马迁不过是以文学的手法将其强烈的爱憎情感泼之于笔端，从而造就了一部鸿篇巨制，而无论是从史实与史笔来看，《左传》的价值与地位都不应在《史记》之下。

　　第一，直书不讳，史识鲜明。

　　写史，理所当然的是要实录，客观冷静。《左传》发挥的正是古代良史的这一优良传统。不似《史记》作者那样充满了个人的是非爱憎，爱其所爱，悲其所悲，材料取舍服从作者的感情需要。后人津津乐道的，如《史记》专门为失败者项羽立传，固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慷慨悲歌、荡气回肠的末路英雄形象，但也显示出作者立传以出奇为胜的“好奇”心理。

　　其次，人们格外称赞的便是他对大汉开国皇帝与“今上”的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因为吻合现代人的阶级意识，因而倍增好感。事实上，作为那个时代的史家，是不可能有什么阶级意识的，其爱憎纯是出乎个人的眼光和心理。殊不知，如此书写显然不合作史的规范，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不得某个人的喜好，尤其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太史公如此匆促给历史人物下结论，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直接左右了后人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典型的把个人意见等同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左传》则完全符合实录的良史精神，它的直书不讳，基本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礼”与“非礼”。合礼的录，非礼的也照录不误。同时还要直接点出，让后人一看即明。这一标准完全是时代意见，也是历史意见，没有掺合半点个人感情在内。因而，读《左传》给人以一种冷峻之感，同时也让后人深感史笔之可畏。

　　第二，言简而要，事详而博。

　　《左传》作为《春秋》的丰富与补充，同样属于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不仅丰富了《春秋》的内涵，也补充了《春秋》记事简略之不足。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评价：“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堪为的论。后人津津乐道《史记》的文学魅力，其实正是发端于《左传》。《左传》记言，那种行人辞令之美，是《史记》所无法可比的；它不仅写出了当时行人辞令的史实，还写出其中的味道与意义。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宾媚人责晋”、“知罃对楚王问”、“戎子驹支责晋于朝”、“子产论毁垣”等,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左传》记事，尤其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同样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全书描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尤以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楚泌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把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而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史识堪称后无来者。再如那篇选入中学教材的“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其中并没有作者任何个人感情和意见在内，但读者读来如临其境如视其人。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代表着古代文字运用能力的最高水准。后来《史记》中的文学描写无出其右，不脱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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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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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伦理视角，贵族立场。

　　后人说史，向来标榜平民立场或平民视角，以此凸显他们的亲和力。在他们看来，似乎贵族生来就面目可憎，不可亲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贵族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产物，始终是平民的对立面甚至敌对关系。事实上，历史证明，催动人类社会与文明向前发展的总是那个时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去古越远，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往往越不是平民，恰恰是出身贵族，是贵族中间一批具有人民性，能够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知识者。孔子就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平民，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努力学习贵族文化知识礼仪，以期能通过这种修身使自己脱胎换骨，跻身贵族上层社会。古代的贵族除了特写的时代之外，绝大多数贵族并不是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除了吃饭、做爱亲力亲为之外，其它都须他人代劳。孔子对弟子们的培养就着重于他们的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道义，这是因为贵族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正是这种精神，催发起人们追求高雅精致的人生，激发起人们摆脱低级趣味、愚昧野蛮的生活。

　　长期以来，“贵族”一词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遭受误解甚至批判，究其实，贵族源出于血缘氏族，其本义是指殷商西周时期那种以氏族制为社会基本建制，统治阶级由若干氏族联合组成，各氏族之爵位世代相袭的制度下，统治阶层及其权力世代相因而成为尊贵的一族，即为贵族。这种贵族便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贵族地位的形成和持续，与他们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冯达文先生指出，中国上古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周族统治者，不仅重自然血缘，亦重人文教养。所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首先是为了营造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气质，其次才是传授技艺。所以西周以来的贵族，己是自然血缘与人文教养相结合的产物。到了春秋之世，一方面，就社会历史而言，是血缘氏族的统治体制走向衰败，这似乎使贵族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势之中。然而，人文教养却因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性，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与血缘贵族统治体制的衰败相联系，是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是一种势（时势），这似乎对贵族性的身份认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养及其固守的道借与功利走势的抗争，却显得尤其光彩。钱穆就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己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如“士大夫交往总要以诗起兴”，借赋诗可以化解政治危机或缔结盟约，将帅之任用，亦常以：说礼乐而敦诗书为准，乃至有宋襄公为确保不失身份虽败不悔的例子。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富国强兵这种功利目标还不占首要的地位，整个社会还被笼罩在人文教养的氛围之下；士大夫亦并未被职能化而成为技术官僚，他们仍被浸润在精神气质的追求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族文化有如此光辉的展现并不常见，但影响深远。唐代有一段时期士人仅凭诗赋即可进身，以诗人而可治国，行事之作风如此地奢华，也可以说是贵族性的精神文化的又一次闪现。所不同的是，春秋士人为礼乐教化所陶冶，多温文尔雅，为儒者所尚；唐代士人渗透了宗教的丰富想象与出世追求，多浪漫狂放，为道家所崇。

　　事实上，贵族精神或贵族立场与人民性并不矛盾，甚至在历史进步的征途上，人民性就往往代表着贵族精神。《左传》的贵族精神就集中体现在书中贯穿着的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都反复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平民提出来的，恰恰都是当时的贵族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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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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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就始终坚持了勇于担当的贵族立场。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伦理视角。伦理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差别之一。而礼又是伦理的核心内容。所以《左传》始终坚持以“礼”作为历史人物的评判依据。正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才催生出灿烂的先秦诸子时代，这一时代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

　　2、一个谣言，一个女人，一台烽火

　　周代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很遥远，遥远得似乎只剩下几处遗址，几多叫做传说的历史；周代的历史又似乎与我们很陌生，陌生得似乎使我们无法理解古人的作为。《管子?侈靡》中有一段对话：

　　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

　　曰：同。

　　其人同乎不同乎？

　　曰：不同。

　　接着打了个比方：“可与政诛”。就是说这一点可以从政务与刑罚两方面可以反映出来。帝喾和尧的时代，山里有好多值钱的东西都没人开发，这倒不是因为帝喾他们的执政水平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山上的树木用不着砍光就足够用的，河里的鱼用不着捕尽就足够吃的。人们耕田种地，收成足够养生，多余的部分供养天子，因而天下太平无事。放牧牛马的人不会在道上相遇，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互不相知，人们讨生活也用不着到远处奔波。所以，虽然有官吏却没多少事可做，政务清静简单。至于犯罪的人，让他两只脚分别穿上两只不一样的鞋就算是惩罚了。而到了周公执政的时候，砍断的人手、人脚和人头堆满台阶，可人民还是不驯服。贪生恶死是人的天性，人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社会发展了，人口增加了，耕地相对减少了，活命越来越不容易了……

　　《管子》所说的到了今天仍然足以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同感，确实活命越来越不容易了。不过，我们今天所说的“活命”又与古代所讲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命似乎比以前值钱了，娇贵了。这其实是因为活的标准也不一样了。活的标准不一样了，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不一样了。

　　与殷商相比，如果说殷商是一个崇尚力（神秘力量）的时代，那么周代则是一个崇尚“思想”的时代。周代的“思想家”很多，可以从周公算起。历史上有名的“制礼周乐”就是他老人家的贡献。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旦。他的祖先也就是周人的始祖名弃，是一个耕牧于渭水流域的古老部族首领，被尊为农神，号为后稷。周人几经迁徙，到古公亶父之时就迁居到了周原（现在的陕西岐山县），始以周为名，以姬为姓，并臣属于商，又称西岐。后来古公亶父之子季历被商王太丁所杀，季历之子姬昌继位，他就是周文王。文王统一了渭水流域之后迁都到丰邑（现在的陕西沣水西岸）；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起兵灭商，建立周朝，定都于镐（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南）。

　　武王克商以后，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因为周只是当时的一个小邦，文化上也落后于商，面对那么多的殷商遗民，如何来管理他们，就成了一个大课题。这个时候，周的“思想家”出现了，他就是武王弟弟周公旦。他采取了两大手段，一是怀柔，一是镇压。这两大手段至今仍然被广泛适用。一方面，周公大造舆论，宣扬“殷革夏命”的合理性。这话殷商遗民爱听。因为殷商成汤的政权就是从夏朝手里“革”来的。夏桀无道，殷革夏命是替天行道。但到了商纣之时，商纣和夏桀一样无道，上帝（这是殷商人特别相信的最高神）震怒，这才有周革殷命。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周公的目的无非是要消除殷商遗民心理上对周的抵触情绪。这是怀柔政策。

　　另一方面，结合怀柔，周公一边分封商王后裔建国管理商遗民，一边又大肆分封自己的同姓子弟，叫做周之“藩篱”，以便让大家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同时又便于监视殷遗民和镇压叛乱。史称“封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荀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晋书?地理志》说：“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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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轩

第一辑 乱自上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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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武王、周公传到后来，共传了十一代，历十二王，到了幽王之时，这个当年周公苦心积虑建构起来的周王朝，没料到却被一个很小的异族给灭亡了。这个民族叫犬戎。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给灭亡了，周王朝真的有些冤。即使是现在看起来，周之灭国也有些奇怪。怎么说灭就灭了呢？当年周武王灭商，尚且要“孟津大会八百国”，“甲子昧爽会牧野”，“血流漂杆脂如泉”，可谓艰辛。而周之灭亡事先好像没有一点征兆，弹指一挥间，说灭了就灭了。

　　不过，虽然在军事上没有多大的动静，硬要说周之灭亡没有一点征兆却是不对的。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是地震山崩。公元前781年，周宣王崩，其子周幽王即位。幽王名宫湦。就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史载“西周三川皆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一诗就记载了当时的异常天气。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公元前780年发生的这场“三川竭，岐山崩”的严重自然灾害，无论如何危及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况且，天灾往往是与人祸相联系的，在古人看来，天灾是人祸的写照。当时的一个周大夫叫伯阳父的（《史记集解》云：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便预言“周将亡矣”。他的理论依据是：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伯阳父是用周代流行的阴阳两气之说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的，应该说，仅就这一点来说，还颇具辩证法。“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这一东方式思维模式包举了宇宙演化、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广泛内容，是周代天人一体的宏观宇宙哲学观念。他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不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事物内部固有的一阴一阳两种对立力量作用的结果，地震就是其中一例。应该说，这种理论在当时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他又把一国之兴亡与山川的崩竭联系起来，显然又带有原始的巫术思维。不管这种思维是对是错，毕竟他能够把天灾与周幽王的暴政（人祸）联系起来，说明二者相加，必然导致亡国。这种预见是对的。

　　果然，历史完全按照他的预言前进了。《史记?周本纪》说：“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然而，天灾毕竟不是西周灭亡的必然要件，倘若当政者善修国政，完全是可以亡羊补牢的。那么，周之灭亡，其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说起来挺有意思。

　　谣言之惑

　　谣言，可以说是周幽王亡国的第二个征兆。

　　历史上的谣言是很有意思的。人们不难发现，每到一个王朝的末世，社会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谣言女神以温暖的姿态光临天下。举个非常熟悉的例子，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13年，贵为天子的秦始皇刚刚从北边巡视回来，谣言女神便降临到他身边。有童谣唱：“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人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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