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学说的政治实践

南昌徐麟

一、汉仪的制定?

自从东周以后，全社会从中原以至秦楚边地普遍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周室虽仍然存在，但周室的疲弱有目共睹，实际上已失去了西周时期作为天下最高典范的地位。过去是嵩高维岳，天下共主，如今是筚路蓝缕，往依郑侯，不久又有齐桓君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室的实际地位已经在一些方国之下。自从周室东迁以后，全社会普遍面临着一种异常情况，其总的特点就是从天下以周室为领袖，到天下失去共主。各方国、异姓莫衷一是，在政治实践上，理论思维上，以至精神感情上的依附消失了，准则没有了，统一不存在了。天下失去共主，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巨大压力，但同时，又是对人们自身人文创造的有力督促，社会又由此获得了异常活跃、异常开放的人道的长足开拓。

此后数百年中，就有儒家从人道实践的目的出发，建立了政治和社会的新秩序。又有道家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纯粹思辨的哲学探讨。百家的局面出现了，而无论哪一家，都强调"一"，强调"道"。"一"就是共同性，"道"就是准则、原则。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实际上统一是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共同主题。先秦诸子的人文建树是异常丰富的，它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更是空前罕有的。

刘向《战国策序》描述东周后期的历史说："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俟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这个描述是十分坦白切实的。

台湾学者牟宗三认为，先秦诸子的成就有一个"周文疲弊"的背景，所以孔子应时而起，上承周文，下开儒学。这一分析是十分精到的。?

《汉书·艺文志》说，诸子都出于周官，"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这个说法自然不足可取，但其大较认为百家开放的局面本出于政教统一的西周和专守不外传的周室，以之为背景，还是很有道理的。?

先秦的开放局面，思想政治的活跃，清醒的理性，大胆的举止，才智、谲诈、争战与功利意识，到秦统一六国时令人惋惜地宣告结束了。战国环境的终结，本是先秦人文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达到了，先秦诸子在过去人文探索过程中所具有的光辉也被抹掉，环境的开放局面被结束了。所以到秦国统一六国以后，社会就转而与开放的思想为敌，一直到秦末国乱，春秋战国的开放环境才再度出现。秦末，秦失其政，楚汉之际的数年正可以看作是春秋战国开放环境的一个短暂的再现。所不同的只是，春秋战国的人文探索以士阶层为主体，秦末楚汉之际则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春秋战国是以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为主体，楚汉之际则是所谓英雄豪杰的风云际会，是见之于兵家胜败的政治、军事实践。除此两点具体不同而外，楚汉之际的人文追求和实践精神，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原则和风格的继承和继续。?

秦末楚汉之际，也有一个天下无主的环境，时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史记·淮阴侯列传》)。无主的开放环境，突出了当时社会自由实践的性格，这一时期普遍产生的一个观念叫作"能者先立"。"立"就是人文的树立，是人道功利的最后成功，是混乱秩序的突破、解决和新局面的开始。"能者先立"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儒到法的实践原则的步步强化，是战国"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曰："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尝徭咸阳，观秦始皇，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曰："秦之纲绝而维驰，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武臣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同传：(李良)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同传：贯高、赵午曰："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

秦末楚汉之际，豪杰蜂起，四海震动，天下为之困扰。这些豪杰人物性格丰富，行为可彰，都能够反抗秦末的沉重环境，突破以往的社会制度和个人身世，只身参加全社会新秩序的重建。所以司马迁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又论项羽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五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楚汉之际人物中，陈涉为人佣耕，韩信为布衣时贫不得食，陈平有田三十亩，彭越、英布为群盗刑徒，张耳为六国故门客游士，项羽、张良、魏豹、田氏三兄弟为六国之后。刘邦君臣中出自沛县的，刘邦为亭长，萧何为县主吏，曹参为狱掾，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夏侯婴为厩司御，樊哙以屠狗为事。当时人物的身世地位，较之春秋战国时的"士"阶层更趋低下。这些人物和当时强秦的帝业比权量力，的确有"不可同年而语"(贾谊《过秦论》)的悬殊。李斯学成出游前，辞于荀子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史记·李斯列传》)。

秦末楚汉之际"能者先立"观念的提出，正是当时的布衣之人与人生相竞，步战国后尘的一个继承。楚汉之际布衣平民普遍的人生追求，对个人功业的热中，观念之开放，行为之自由任意，以功利为先，以个人功名为中心，不受任何观念和行为的限制，所有这些，既自由，又理智。这些人物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风云际会，匈匈争战，长达九年之久。由这多事的九年，已足以形成当时时代的风气风尚。在这九年之中，在当时人物的身世、功业、行为之中，就已经鲜明地在体现着当时的一种时代风尚，一种人生风范，一种人文创造，亦即一种"人道"，即使楚汉之际的人物并没有通过学术著述的途径申明自己的系统思想理论。

东周时期，文化知识大体上属于官府司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建树和对文化知识的运用虽然极富特色，但学术在当时也并不是一项职业，而是士阶层与当时时代相竞的入世参政的一种特殊手段。秦末楚汉之际的人生观念和人道作为，在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只言片语，寥寥无几，主要见之于争战行事而不是见之于学说著述。但楚汉之际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道归旨是一致不悖的，积极入世的实践原则是一致不悖的。正因为如此，楚汉之际的人物、功业才极大地影响了汉初以至后世的思想观念，为西汉前期的学者大师所记载，所提炼升华。?

楚汉之际的重要人物在原战国旧地都有涌现，但与战国时的局面相比，有二个方面的因素明显减弱。其一是秦国的因素。楚汉之际秦人应时而起的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到西汉时期，秦地的文化影响已完全找不到一丝遗绪。秦国历来有任用客卿的传统，到楚汉之际秦人自己的特点反而泯灭不存了。比如汉丞相张苍曾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但张苍是陈留阳武人，也不是三秦故土所生。秦地文化的这一特点，应是与秦国法治的背景，所谓"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有关。其二是文人的因素。楚汉之际应时而起的多是不务生业、豪吏群盗之人，涉险被创，揭干而起，马上得天下，其中犹以刘邦的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慢而侮人，好酒及色最为典型。楚汉双方的两个重要的人物，项羽曾认为"巴蜀亦关中地"，刘邦曾经说"娄即刘也"，似本不通文字。经过楚汉之争以后，儒士自己也承认说，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楚汉争战，文人儒士参与的很少，但也不是没有，这就是少数不墨守成规，继承了先秦诸子和儒学通融权变传统的文人。?

楚汉之际以"儒"的身份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比较著名的人物，有陈余、随何、郦食其、陆贾、孔鲋和叔孙通。?

陈余，大梁人。好儒术，与张耳相交往。楚汉之际一度占有赵地，为赵相，又封为代王。赵厮养卒出使燕地时说，武臣、张耳、陈余"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已邪!"汉三年韩信出兵井陉，与陈余对垒，陈余以儒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为韩信斩杀泜水上。?

随何为汉王刘邦谒者，曾经自请为刘邦说服淮南王英布背楚助汉。随何至淮南向英布大陈说辞，又直入传舍斩楚使者，为后来班超平服鄯善所效法。天下平定后，刘邦置酒论功，谓随何为"腐儒"，说："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对刘邦说："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刘邦说："不能。"随何说："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则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迫使刘邦改变"腐儒"的看法，为随何论功为护军中尉。?

郦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但家贫落魄，无衣食之业，秦时为里监门吏。楚汉之际往投汉王刘邦，为刘往来游说诸侯，曾经说服陈留郡及齐七十余城归降刘邦。后为齐王田广所杀。郦食其初见刘邦，身着儒服，自称"郦生"，又自称"贱民"。刘邦见郦食其，骂他"竖儒"，又说："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郦食其又改口说："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刘邦于是"遽雪足杖矛"，请他入见。郦食其就对刘邦讲述六国纵横时事，刘邦很高兴，延他入上坐，敬谢赐食。?

陆贾为楚人，跟随刘邦为谋辩之士，曾先后两次出使南越。天下平定后，陆贾托病居家，口不言政事。但他经常往来于汉公卿间，声名藉藉。他曾帮助右丞相陈平暗中策划诛除诸吕，是一个能进能退、乐观多才智的人物。陆贾经常对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计也。"刘邦有惭色。于是陆贾粗述秦汉所以存亡之理，共十二篇，刘邦都很称意，为之取名曰《新语》。?

孔鲋为鲁人，孔子八世孙，所谓"圣人之后"。秦焚《诗》、《书》，坑术士，断六艺之业，孔鲋因此积怨发愤，与鲁之诸儒所谓缙绅先生者，抱持礼器，投奔陈涉，为陈王博士，后殉陈涉而死。?

叔孙通，鲁国薛人。郦食其和随何等人，或者自称为儒士，或者被别人叫做儒士，但其实都是无所不窥、学无所主的纵横智辩之士。所谓"儒"的含义，就是指其文化知识，称为"儒士"如同后世的称为"文人"。"儒"是和"武"相对称的，并不严格地指诸子百家中的儒家。陈余、陆贾讲仁义，称《诗》《书》，但也没有什么儒学渊源，多半是旁枝别派。只有叔孙通和孔鲋世居鲁地，有礼乐六艺的完整典制的继承，有邹鲁汶泗的正统渊源，有布衣传十余世、为天下学者之宗、弦歌之音不绝的气派，当时又专门有一个称呼就是"缙绅先生"，与郦食其、随何等人自又不同。尤可注意的是，孔鲋怀抱礼器投奔陈涉，很有春秋战国孔孟诸人干主游学的遗风，而叔孙通的事业经历，又兼有孔荀因时权变、君子不器的特点。?

叔孙通在秦时为待诏博士，显然他既没有因为秦始皇焚《诗》《书》而隐身不仕，也没有受到坑术士的冲击。数年以后山东变起，秦二世胡亥诏诸博士询问说："楚戍卒攻蕲入陈，你们认为如何?"博士儒生三十余人都回答说："人臣不能逆命，逆命就是反叛，罪当死，愿陛下急发兵击之。"胡亥十分不高兴，面有怒色。唯独叔孙通说："诸生说的不对。现在天下一家，兵毁不用，明主在上，法令施于下，哪里会有人反叛，只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群盗，陛下何足忧虑!"胡亥很高兴，赐予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待诏博士转升为正式博士，命令把说反叛的儒生全部下吏治罪。?

叔孙通回去后，诸儒生责难他："先生何言之谀也?"叔孙通说："你们不知，我险些不能脱离虎口。"然后他就逃归薛县故里。薛当时已为陈涉占据，叔孙通可能臣服过陈涉，不久项梁到薛县，叔孙通又投奔了项梁。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又跟随怀王。怀王被尊为义帝后迁往长沙，他又留事西楚霸王项羽。汉二年刘邦乘虚攻入彭城，他又降于汉。?

叔孙通身着儒服，刘邦看了厌恶，他就改变服饰，短衣楚制，刘邦就很高兴。叔孙通降汉时，带过来一百余名跟随他的儒生弟子。数年之中，叔孙通为刘邦推荐过不少昔日闻名的强盗大猾，却始终不为群弟子进一言。群弟子私下骂他，他听到后说："现在汉王正冒矢石争天下，你们想想能为汉王参与争斗吗?我要先推荐能够斩将搴旗的人，你们要等待我。"大概即因为叔孙通推荐壮士有功，刘邦封他为稷嗣君，拜为博士。后叔孙通为汉廷制定礼仪，获得成功。他趁此机会为群弟子进言，群弟子都被任用为郎。刘邦赏赐他的金五百斤，也全部转送给群弟子，竟有战国楚汉侠士之风。?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即皇帝位。当时制度草创，仪法简约，群臣相与聚集在一起，武将们饮酒争功，酣醉妄呼，拔剑击柱，刘邦在旁觉得很不对劲。叔孙通知刘邦有厌烦之心，趁机上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及臣之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问："得无难乎?"叔孙通说："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顺人情者也。臣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刘邦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朝仪成，叔孙通请刘邦试观，看过后刘邦说："吾能为此。"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十月大朝，按叔孙通所定朝仪依次行礼。文武依次排列，在庄严的场面感染下，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全都俯首不敢仰视。群臣依尊卑次第上前为皇帝祝寿，有不合礼仪的御史即刻引出，没有一个人敢于喧哗。新制定的汉仪获得了成功，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朝仪。其中以叔孙通定朝仪最为突出，最具有代表意义。叔孙通排演朝仪时，到鲁征诸生三十余人。有二人不肯行，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荀子曾经特别批评所谓"俗儒"、"贱儒"，韩非也反对五蠹之儒。刘邦不喜儒，干脆骂儒者为"竖儒"、"腐儒"。当战国楚汉之时，儒士中的俗末之流在社会上已经很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叔孙通也说"鄙儒不知时变"，儒士在名实关系上出现了分裂。自以为是儒的未必真是儒，人不以为儒的未必不是儒，郦食其初见刘邦时的一段话自有一番真义在。

楚汉之际有一个短时期的春秋战国开放环境的再现，叔孙通的言行作为，不仅因世应时，符合当时开放环境的时代风尚，而且上承孔荀先师及法家学者的实践原则和权宜通变。他所议定的汉官朝仪，虽然以古礼与秦仪杂就，在具体内容上与周公及孔子相违背，比如宋朱熹就曾经说："叔孙通为绵 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比之古代燕享，君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熹《朱子语类》)但是在开物成务，体现礼的判定尊卑秩序和节制人情，在实践性和可行性上，叔孙通都与儒家开创时期的传统原则不相背离。孔子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正因为叔孙通言论行事不以匹夫匹妇繁文末节为限，因时顺世，敢于有所损益，他才当得起楚汉之际的一代儒学大师。司马迁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司马迁评价孔子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以孔子为学者之宗，以叔孙通为儒家之宗，标示了二人在开创、首创上的同等意义，是极有道理的。?

汉仪的制定肯定了儒家礼学的社会作用，表明了儒家与政治实践结合的趋向。但它采古礼与秦仪以杂就，又不是早期儒学的原有内容。这两个方面都为以后汉武帝时期的尊用儒术立下开端。?

南昌徐麟

二、汉代学术

孔子至卫，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此言未尽是实。孔子讲"足食，足兵"，"三军可夺帅"。所慎：斋、战、疾。以六艺教授弟子，射、御居其二。弟子仲由(子路)好勇力，后为卫大夫孔悝邑宰，结缨战死，仲由曾问孔子说："子行三军，则谁与?"弟子冉有(子求)为鲁大夫季氏宰，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问："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说："学之于孔子。"孔子游学共十四年，最后把孔子迎回鲁国的，就是冉有。在早期儒学的奠立时期，文学和博识是士阶层力图参与政治实践的特殊途径，而勇武也同样是一种参与政治实践的重要素质，也足以兼施并用，习而不废，这是符合孔子"君子不器"和"多能鄙事"的教诲的。儒学以守成为主，进而以传经习文为正统，大概是在游、夏之后形成的，自子夏教授西河，逐渐积习为常。到战国后期，于是有荀子的非十二子和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到了汉代，终于形成了一个既有官方、又有民间的经学体系。经学名义上是儒林的正统，实际上却已背离了早期儒家的原则，因而不能作为儒家传统的真正继承，不是儒家本质的真正代表。?

《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六经，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孝文帝时首先设置了经学博士，当时只有一经即《诗》，景帝时增立《春秋》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五经方始齐备。五经各置弟子，以师法、家法相传。《诗》博士有申公、韩婴、辕固生三家，《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共十四家。武帝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满百人，宣帝末又增倍。元帝好儒，设至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汉末崇古，太学诸生至三万人。?

认为经学不是儒家传统的真正继承，有二个原因。第一，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早期儒家的以政治变革、政治道路探索为目的，而是限定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之下，依附于现行政治统治，是现行政治的既定内容的一部分。不是以开放环境为背景，务求于人道新秩序的实践与建设，而是以肯定现行政治秩序为前提，在"明天子在上"的前提下，对政治起弥补、辅助的作用。早期的儒学是在政治之上，以自由实践为最高原则。汉以后的经学是在政治之下，由国家设学官，置博士，限定在既定的政治范围之内。?

《史记·汲郑列传》：天子(武帝)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汲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于是天子(武帝)察其(公孙弘)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

《汉书·循吏传》：孝武之世，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记。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习于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 弘、宽至三公。?

《汉书·兒宽传》：及汉欲仿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以问宽，宽对曰："陛下(武帝)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向，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由此可见，汉代儒学首先是出于汉武帝的政治意愿，起着文饰政治的作用。?

汉代儒学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利禄所趋，儒学起着选拔政治官吏的作用。?

《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

司马迁对时世功利进身之事最为注意，对当时儒士的记载十分精到。班固《汉书·儒林传赞》也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濅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对此，清方苞说："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其以文学为官，始于叔孙通弟子以定礼为选首，成于公孙弘请试士于太常，而儒术之污隆自是中判矣。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由是儒之道汙，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方苞《望溪文集·书〈儒林传〉后》)又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方苞《望溪文集·又书〈儒林传〉后》。

汉武帝以后，经学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官吏选拔。对于朝廷来说，是官吏的选拔。对于儒士来说，就是诱以利禄。即以官吏选拔而言，经学的作用也主要是一种知识、智力和修养，而不是六经直接用于政治。汉代儒学直接用于政治的，比如制定礼仪和断狱。制定礼仪获得了成功，但高祖时叔孙通制朝仪，是杂采古礼与秦仪。汉武帝制定封禅礼，主要是他自己的安排。

汉儒以《春秋》断狱，始自董仲舒。今《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又曾以《春秋》求雨止雨。他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后著有《灾异之记》，并因此书牵累下吏，遇赦免死，于是终身不敢复言灾异。?

秦时号称法治，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能以律令结为文网，陷人于死罪不救，韩非、李斯、公子扶苏等事至显。汉武帝时，以儒学、文学治狱，于是有所谓"文法"，较之秦时更进一步。《汉书·张汤传》：张汤"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汤舞智以御人。是时上(武帝)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杜周为廷尉时，又比张汤更进一步。《汉书·杜周传》："周为廷尉，其治大抵仿张汤。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武帝时，与公孙弘、董仲舒等兴儒学，当时即往往以文、法并称，智、巧并称。汲黯即曾多次指责张汤"舞文法"以智诈巧饰取功。《汉书·汲黯传》："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网，以自为功。"由此可见，汉儒以经学治狱，不仅违背了早期儒家首重德、礼，其次政、刑的思想，而且由经学所傅会下的"文法"，已经成为一种任意取断的外在形式；不仅有悖于先秦法家"道生法"的本意，而且比秦末深刑重法、专任狱吏更进一步。?

汉代的经学在得到政治的保护和奉养之后，儒士个人习经就受到学业的限制，趋向于单一平淡，缺乏社会经验，死守经学，泥古不化，在政治上显得十分幼稚。因而儒士就又反过来受到有为君主的轻视，这是汉代儒学想当然的后果。《诗》博士鲁人申公，初为楚王太子傅，及太子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惭愧，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复出门，谢宾客，非王命召之不出。武帝即位，召申公问治乱事，申公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诗》博士齐人辕固生，在景帝前与黄生辩论。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说："不然。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说："冠虽弊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上下之分也。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非弑而何?"辕固生就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阻拦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董仲舒为《春秋》博士，下帷讲诵，弟子次相就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三年不窥园。任江都相，以《春秋》灾异治国，后因此下吏，当死，诏赦之。又任胶西王相，恐久获罪，称病免，去任之后，归居，不问家事产业，专以修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开后世儒士不出仕、不争利、不治产业的先河，东汉马融教授弟子，即效法董仲舒而 行。汉武帝兴制度，尚文辞，任人除刑法酷吏外，又有儒学、文苑、滑稽、佞幸种种名目。当时文人之中，枚皋为武帝作赋，好谩戏，以故得狎渎贵幸，诙笑类俳倡，比东方朔、郭舍人等。司马相如为武帝作靡丽之赋，扬雄以为劝百讽一，好比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同于戏作。司马迁也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扬雄、司马迁等都是当时聪敏过人的人，如此感慨，是很有一番深意的。汉家自高祖时即有谩骂臣下的遗风，儒学中的俗末之流在战国后期楚汉之间，已经为人称做贱儒、腐儒、鄙儒。汉武帝以后，儒者守抱经学老死门下，为政治家视同倡优臣妾，畜而戏弄，儒者之境界、生活、事业较之早期儒家，谬以千里，不可同日而语。

《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召董仲舒对策，"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怕有阙。"一段开场白，先已表出了君王在上的威势，明确了帝王与"贤良文学之士"判然南北的前提条件。刘向评价董仲舒说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其子刘歆就不同意，说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惟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可见董仲舒不过是儒家后学中的一位学者，对于他的评价汉时已有确论。?

认为经学不是儒家传统的真正继承的第二个原因是：即以经学本身而论，汉代儒士多专守一经，又重师法家法，一经之内又有数说，各不相涉，《书》、《礼》又有今古文之分，这就使得经学成为封闭的和多元的体系。对于儒学典籍，晏婴、司马谈都曾说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五经中，"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班固语)，"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刘歆语)。务求微言大义，章句训诂，使得经学成为限定条件下的单纯知识积累。孔子传授六艺，删定《诗》、《书》、《春秋》，应该是有寓意的，但孔子的"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当然不是从六艺到六艺、因经求经的这种寓意。后世庄园士大夫以六艺为家业世代相传，所以先秦儒家的文化传统往往不在朝廷之上，而在社会中层的庄园士大夫中间。但以社会中层为儒家文化的中坚，自然也不是孔子的本意。经学之称为"经"，抬高儒学为经学，黜诸子为子学，把六艺作为永恒、极至和绝对的准则，这已经是离失了早期儒家的实践原则。而汉以后儒士又往往以孔门弟子自居，最多不过自比于游、夏、颜回，行事言论尊师道而不敢有违，更不能有所超越，受学而不敢问。司马迁著《史记》百三十篇，仍然要迫于孔子的压力，自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后世之学者如张衡、扬雄辈可望而知。?

经学的治学方法也主要是归纳、排比，先入为主，随意附会。在这方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很典型。"春秋"是《春秋》经。"繁露"，冕之所悬，程大昌说是"连贯物象以达己意"。又，汉武帝召取贤良文学对策，向董仲舒提出问题说："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微灭明昌之道，虚心以改。"其中"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一句，本出自《荀子·性恶》篇。汉武帝先曾有过二次策问，其中有"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矣?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数句，似有怀疑儒家五帝三王之说之意，也有虚心向道、不能自信的倾向。而董仲舒对策却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把荀子的天道求验于人道解释成为人道求征于天道，求征于日月风雨，阴阳寒暑，求之于《春秋》灾异之变。这就不仅失去了荀子的天人之分人自为治的积极意义，而且使汉武帝当时的政治政策及其自身行为失去"天道"上的衡量、参照、监督，为汉武帝的任意举止提出了依据。汉武帝的自尊、自信增加了，"天道"和儒学的地位却降低了。董仲舒解释《易》中"负且乘，致寇至"一句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又总结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所谓"大一统"，实际上是主张一切以汉武帝的言行为最高准则。名义上是汉武帝皈依了儒家，服从了儒道，实际上是将儒者的地位下降为"负担小人"。不论是儒家的道统还是天地灾变的征验，都不是落实到儒家身上，而是归结到汉武帝的焦点上。汉武帝本来是要寻找儒道作为帝业的理论上的准则、依据，但是由于董仲舒的不能"当仁不让于师"，结果却是儒道反要在汉武帝身上着落，由汉武帝来体现、发扬。儒道名义上具有尊一的地位，实际上已被架空。

庄子说："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间世》)"易世而无以相贱，"(《外物》)"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徐无鬼》)又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又见《盗跖》)"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胠箧》)庄子旁观于儒、墨之外，对儒家虚实所见甚深。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表里名实未易挑明，但二人的甘苦得失，各家心里是清楚的。?

南昌徐麟

三、罢黜百家的实质

秦末楚汉之际，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下产生了一大批应时而起的人物，比如陈涉、张耳、项羽、刘邦、英布、彭越、韩信、魏豹、田氏三兄弟等。他们基本上是以平民和已被秦废除的原六国君臣后代为主，是以武力和智谋相竞争，逐鹿天下，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在此之中，也有一些具有学者身分的人，比如陈余、随何、郦食其、蒯通、陆贾、孔鲋、叔孙通等人，参予了所谓马上得天下的政治实践，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和人生价值，从而与时代、与布衣豪杰之士打成一片。这些人物遗留下来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寥寥无几，但是这些人物本身，他们的观念、言论、行为，已经体现成为一种人文文化，一种思想理论。汉初，司马迁着重记载了秦末楚汉的时局人物，著成《史记》，时称《太史公书》，号为"成一家之言"。《史记》毫无疑问是先秦诸子之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著作，而司马迁也因为在观念上、行为上和楚汉之际的时代、人物息息相通，所以实际上成为秦汉时期继荀子、叔孙通之后的儒家大师。汉代儒学名义上的正统是经学，但真正继承了早期儒家人道实践原则的是在司马迁一边。?

楚汉战争结束以后，自春秋战国时期历传不衰的这一人道和实践原则继续得到发扬。在汉初文、景、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丰沛、强盛的人道实践的精神风貌仍然鲜明可寻，早期儒家的传统由此而不断地得到继承、光大。?

司马迁作《史记》，自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内心实以孔子传承自任。但他传承孔子，并不是以孔子的言行为训典，而是在本质上继承孔子的原则和权变精神，能够以开放的思想境界，提出"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齐俗而取荣名哉。"又作《货殖列传》，以货殖为"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提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较之荀子富国的思想又进一步。又引用《庄子》，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注重功利，特别强调"发愤为作"，敏感于人生际遇的穷窘委命，刻骨于人格刑辱，对李斯、彭越、季布、灌夫等人的"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感慨尤切。述史事，一切取其难能、实用、可行，以至于论司马相如，仅取其"归引之节俭"，论庄子，仅称《渔父》、《盗跖》、《胠箧》诸篇，不能看到他们独立的文学和哲学意义。司马迁与孟子、董仲舒诸人不同，他是从开创、功利的方面继承孔子和儒学，因而既是对孔子的继承，又是与孔子的比肩同行。?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百年之间曹参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黄老为道家，申、商为法家。曹参、公孙弘等人可以在百年之间使先秦道、法、儒三大家与汉代的政治实践相结合，而且能够更相代换，各建功业，这个过程本身已足以表明曹参、贾谊、公孙弘等人的得荀韩"事因于世，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精髓。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张释之为廷尉，断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同传： 冯唐为汉文帝说赵将兼颇、李牧事迹为人，文帝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兼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冯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怒。后文帝复问冯唐所以，冯唐说："上古遣将，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今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由是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悦，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

张释之与冯唐二人，一人尚平，以天下法断天下事，虽天子不能例外；一人尚权，非常之事不受常法制约，超出于常规之外。二人同为吏治名臣，在功利方面同样有所建树。?

《汉书·邹阳传》：邹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邹阳为救梁孝王事，往见之。邹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

所谓"守"、"多"、"时有"，就是各有所守，各有一多，时有所用。在这个意义上，邹鲁的经学、齐楚的辩智、韩魏的奇节具有同等的意义。?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有功，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主父偃事汉武帝，一岁四迁，屡建事功，后为公孙弘诬陷罪死。他晚年即时行乐和倒行逆施，固然失之目光短浅，不足以成大家。但他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和咄咄逼人的功利意识，昭然目前，足堪取法。?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也。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曷可少哉!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干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楚汉时期本有读书击剑的风尚，当时许多重要的人物都有游侠任气的特点，慷慨悲歌颇有传人。不能不说游侠是古代人文文化中极富特色的一个部分。?

汉武帝时期在朝廷中受到任用、推尊儒术的人物，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平津侯公孙弘等人，他们本身并不具有多少儒学，不能算做"醇儒"，当时称做"涉猎"(《汉书·贾山传》)。汉初与楚汉一样，在学术思想方面承袭的是战国晚期学无所主、通融为一的方法，楚汉之际甚至多数重要人物没有学术基础。即以学术而言，当时各家各派实已难分畛域。所以陆贾著《新语》，其中多用黄老；董仲舒治《春秋》，以阴阳为宗；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又学《易》、《春秋》及百家言；公孙弘推尊儒术，他自己仅仅学"春秋杂说"，其为人深刻，任用张汤，推重文法，善观人主之意，又恢谐善辩，居朝中尤擅阴柔捭阖之术。《史记·汲郑列传》：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但汲黯本学黄老，治官理民唯清静责大指而已。又孟子讲气讲义，有"舍生取义"一语，而此二者后即常见于游侠刺客人中，为儒者所不能。?

由于儒家公认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又由于汉代经学对儒家本质的偏失，所以，什么是儒家与非儒家的判别标志，什么才真正代表着古代文化传统积极、健康、丰沛的主流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判别儒家与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标志，显然不可以是名谓上的正统与非正统，也不可以仅仅限定在学术知识和系统理论的范围之内。名与实的关系是先秦诸子普遍重视的范畴，学术与实践、或者说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来为孔子、荀、韩所强调，不是没有道理的。判别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标准，不可能是各时代人物、流派的具体主张和理想，只能是更高层次上的基本逻辑线索和整个结构体系上的概括。早期儒家以其极为突出的人道精神和实践原则，标示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主线，儒家因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主流。与此同时，在儒家之外，在学术理论之外，历来都有许多黄老道家、形名法家、纵横家、文史学家、帝王、武人、布衣、游侠等等，以同等的积极、健康、强盛的人生业迹和思想观念，体现了这一人道精神和实践原则，因而在实质上与儒家并无二致，与儒家同一而不悖。从人道精神和实践原则上看，在秦楚汉初这一时期中，并非儒学并非学术的这一方面恰恰是先秦早期儒家传统的实际上的"正统"和主流。?

秦代实际上很有刚健的特点，有很多开创性的建树。秦国是最先汲取先秦诸子的思想理论，使之与秦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国家，它的政治秩序几乎完全是依照商韩的理论学说建立的。秦虽以急政、暴政著称，并以此灭亡，这说明商韩的政治理论不适合统一以后的新环境。但是在战国时期，秦国确实体现了战国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荀子和韩非对秦政都有较好的评价，司马迁也曾把儒家的"法后王"与秦政相配比(《史记·六国年表》)。只是由于秦始皇传祚不永，又由于焚书坑儒等原因，秦代成为历史上一个被完全否定的时代，这是不理智的。?

汉高祖刘邦为人狎侮谩骂，又好酒及色，相随功臣又有屠狗贩缯的行迹，因此历史形象都不很好。他得天下后，曾以"功狗也"估价群臣，粗鄙可见一斑。未央宫成，君臣大朝，他手捧玉厄起为太上皇祝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仪已成，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明显的是以天下为刘氏私有。汉高祖应该说是与儒家"典范"极为对立的一个人物，他的即位得天下，正是对儒家"典范"的一个讽刺。但如从孔、孟、荀所建立的儒家实践原则上看，汉高祖正是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人物。荀子曾说："大儒者，帝王三公也。"(《荀子·儒效》)礼三本，其中一"本"就是"君师"。儒家所祖述师法的人物，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其中尧、舜、文、武四人都是帝王。在儒家的理想境界中，君与师本是一体不分的。

由刘邦充当"君师"，代表秦末楚汉之际的人道和实践原则，承接春秋战国早期儒家的传统，这是可惜而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刘邦的宽仁豁达，自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实际上确曾鼓舞了许多乱世奸雄一类的人物，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

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推崇儒术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儒学文饰政治。汲黯对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武帝听了默然有间，说："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汲黯素以直称，武帝认为汲黯过于直率，有损天子尊威，却归之于学与不学，这与齐景公的"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吾得而食诸?"并无不同。

武帝时，广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汲黯言之甚怒，武帝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可见汉武帝的制御臣下与申韩法术势学说完全一致。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是很有深意的。秦汉以后，帝王之家阳儒阴法，言则圣人行则申韩，这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成功秘诀。比如朱熹即曾指出："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为坐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熹《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书》)?

按照司马谈《六家要指》的说法，六家学说都是以政治实践为最终目的的，"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得以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如果不算魏文侯，只有法家和道家二家。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儒家学说第一次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在儒家学说与政治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即以当时的人物而论，汉武帝无疑应是起作用最大的一个人。但如何分析汉武帝在儒家系统中的地位作用，更如何评价罢黜百家过程中的儒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和汉高祖刘邦以及楚汉之际许多名臣、布衣一样，汉武帝是在另一个角度上与儒家的人道实践传统相呼应。对此，班固有一段重要的评述。《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又，汉武帝晚年，曾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如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的政治作为是十分显明的，他在人治和人文制度两方面的意识和功业，应该远在张释之、冯唐、公孙弘、主父偃等名臣之上。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自己仅通一经，而且还是"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大讲天人感应之说。他的"儒术"实际上是托以天道，释以阴阳，而归名于仁义。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建议，实际上却又阳儒阴法，划定学术禁区，豢养经学，倡畜文士，一切为他的自身利益服务。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家抛弃了儒学，同时也是儒学离开了自己的传统和原则。而在此同时，又有一些不是"醇儒"的儒者，一些帝王、名臣、布衣、游侠等等，在经学的范围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实际上继承了儒家的真正传统，体现了儒学的真正本质，构成了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主流。?

罢黜百家包括一个正题、一个反题两个方面。正题是独尊儒术，反题是罢黜百家。由正题而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经学不是早期儒家的真正发扬。到汉武帝时期，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比如孔、孟二人夏商周三代和先王尧舜的政治模式已成欺人之谈，仁政王政和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已成为梦幻。真正属于早期儒家所独有的具体内容，由汉以后儒家所继承并付诸实施的并不多见。由反题而言，战国汉初最有影响的诸家道、墨、名、法、阴阳等，就内容和特点而言，在汉武帝以后的政治和学术中，无一不可以找到踪迹。如果说早期儒家是为整个儒学体系建立了亲子关系、三代历史、心理分析和天论的多元理论基础，汉代儒学就是打破了儒家与其他诸子的界限，广泛地吸取其他诸家的学说内容，空前地充实和改造了儒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反题表象背后，实际上正是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象相反的局面，即百家竞用、百家之学为儒学所涵括，失名而并不失实。?

春秋战国以来，主张学术统一的历有其人。孟子"距杨墨，放淫辞"。韩非主张"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要求除"五蠹之民"。李斯执政以后，"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认为秦既兼有天下，宜去私学，以吏为师。这与汉高祖刘邦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属于相同的性质，秦始皇因此有焚书坑儒之举。此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再次提出学术统一的思想，司马谈"悯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儒道二家的互不相容表示怀疑。他继父志而作《史记》，号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之言"，"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与孔子晚年述《春秋》具有相同的逻辑关系，是以史的方式谋求学术思想的统一。?

法治兴于秦，历孝、文、武、昭四代，至秦始皇而统一天下。汉初用黄老，历高、惠、文、景，也是四代，至汉武帝而大见成效。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学说终于第一次与汉代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并获致了极大的成功。不过，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现象背后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由经学发展了儒学，不是诸子不用，儒家独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象背后，存在着"正统"与"非正统"两种情况，存在着经学家与政治家两种人的继承，存在着表里名实的真伪异同。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完成了对道、法、墨、阴阳诸子的兼容，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完成了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结合。先秦早期儒家发展到汉代，它所建立的人道和实践原则再次得到澄清，得到强调。孔子诸人所梦怀的理想终于不能如愿，但儒家一派却最终以它灵活权变、"进取不忘其初"的原则和方法，和蔚为大观的内涵，居为古代汉民族文化的主流。

南昌徐麟

三、罢黜百家的实质

秦末楚汉之际，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下产生了一大批应时而起的人物，比如陈涉、张耳、项羽、刘邦、英布、彭越、韩信、魏豹、田氏三兄弟等。他们基本上是以平民和已被秦废除的原六国君臣后代为主，是以武力和智谋相竞争，逐鹿天下，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在此之中，也有一些具有学者身分的人，比如陈余、随何、郦食其、蒯通、陆贾、孔鲋、叔孙通等人，参予了所谓马上得天下的政治实践，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和人生价值，从而与时代、与布衣豪杰之士打成一片。这些人物遗留下来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寥寥无几，但是这些人物本身，他们的观念、言论、行为，已经体现成为一种人文文化，一种思想理论。汉初，司马迁着重记载了秦末楚汉的时局人物，著成《史记》，时称《太史公书》，号为"成一家之言"。《史记》毫无疑问是先秦诸子之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著作，而司马迁也因为在观念上、行为上和楚汉之际的时代、人物息息相通，所以实际上成为秦汉时期继荀子、叔孙通之后的儒家大师。汉代儒学名义上的正统是经学，但真正继承了早期儒家人道实践原则的是在司马迁一边。?

楚汉战争结束以后，自春秋战国时期历传不衰的这一人道和实践原则继续得到发扬。在汉初文、景、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丰沛、强盛的人道实践的精神风貌仍然鲜明可寻，早期儒家的传统由此而不断地得到继承、光大。?

司马迁作《史记》，自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内心实以孔子传承自任。但他传承孔子，并不是以孔子的言行为训典，而是在本质上继承孔子的原则和权变精神，能够以开放的思想境界，提出"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齐俗而取荣名哉。"又作《货殖列传》，以货殖为"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提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较之荀子富国的思想又进一步。又引用《庄子》，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注重功利，特别强调"发愤为作"，敏感于人生际遇的穷窘委命，刻骨于人格刑辱，对李斯、彭越、季布、灌夫等人的"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感慨尤切。述史事，一切取其难能、实用、可行，以至于论司马相如，仅取其"归引之节俭"，论庄子，仅称《渔父》、《盗跖》、《胠箧》诸篇，不能看到他们独立的文学和哲学意义。司马迁与孟子、董仲舒诸人不同，他是从开创、功利的方面继承孔子和儒学，因而既是对孔子的继承，又是与孔子的比肩同行。?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百年之间曹参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黄老为道家，申、商为法家。曹参、公孙弘等人可以在百年之间使先秦道、法、儒三大家与汉代的政治实践相结合，而且能够更相代换，各建功业，这个过程本身已足以表明曹参、贾谊、公孙弘等人的得荀韩"事因于世，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精髓。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张释之为廷尉，断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同传： 冯唐为汉文帝说赵将兼颇、李牧事迹为人，文帝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兼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冯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怒。后文帝复问冯唐所以，冯唐说："上古遣将，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今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由是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悦，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

张释之与冯唐二人，一人尚平，以天下法断天下事，虽天子不能例外；一人尚权，非常之事不受常法制约，超出于常规之外。二人同为吏治名臣，在功利方面同样有所建树。?

《汉书·邹阳传》：邹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邹阳为救梁孝王事，往见之。邹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

所谓"守"、"多"、"时有"，就是各有所守，各有一多，时有所用。在这个意义上，邹鲁的经学、齐楚的辩智、韩魏的奇节具有同等的意义。?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有功，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主父偃事汉武帝，一岁四迁，屡建事功，后为公孙弘诬陷罪死。他晚年即时行乐和倒行逆施，固然失之目光短浅，不足以成大家。但他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和咄咄逼人的功利意识，昭然目前，足堪取法。?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也。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曷可少哉!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干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楚汉时期本有读书击剑的风尚，当时许多重要的人物都有游侠任气的特点，慷慨悲歌颇有传人。不能不说游侠是古代人文文化中极富特色的一个部分。?

汉武帝时期在朝廷中受到任用、推尊儒术的人物，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平津侯公孙弘等人，他们本身并不具有多少儒学，不能算做"醇儒"，当时称做"涉猎"(《汉书·贾山传》)。汉初与楚汉一样，在学术思想方面承袭的是战国晚期学无所主、通融为一的方法，楚汉之际甚至多数重要人物没有学术基础。即以学术而言，当时各家各派实已难分畛域。所以陆贾著《新语》，其中多用黄老；董仲舒治《春秋》，以阴阳为宗；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又学《易》、《春秋》及百家言；公孙弘推尊儒术，他自己仅仅学"春秋杂说"，其为人深刻，任用张汤，推重文法，善观人主之意，又恢谐善辩，居朝中尤擅阴柔捭阖之术。《史记·汲郑列传》：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但汲黯本学黄老，治官理民唯清静责大指而已。又孟子讲气讲义，有"舍生取义"一语，而此二者后即常见于游侠刺客人中，为儒者所不能。?

由于儒家公认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又由于汉代经学对儒家本质的偏失，所以，什么是儒家与非儒家的判别标志，什么才真正代表着古代文化传统积极、健康、丰沛的主流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判别儒家与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标志，显然不可以是名谓上的正统与非正统，也不可以仅仅限定在学术知识和系统理论的范围之内。名与实的关系是先秦诸子普遍重视的范畴，学术与实践、或者说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来为孔子、荀、韩所强调，不是没有道理的。判别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标准，不可能是各时代人物、流派的具体主张和理想，只能是更高层次上的基本逻辑线索和整个结构体系上的概括。早期儒家以其极为突出的人道精神和实践原则，标示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主线，儒家因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主流。与此同时，在儒家之外，在学术理论之外，历来都有许多黄老道家、形名法家、纵横家、文史学家、帝王、武人、布衣、游侠等等，以同等的积极、健康、强盛的人生业迹和思想观念，体现了这一人道精神和实践原则，因而在实质上与儒家并无二致，与儒家同一而不悖。从人道精神和实践原则上看，在秦楚汉初这一时期中，并非儒学并非学术的这一方面恰恰是先秦早期儒家传统的实际上的"正统"和主流。?

秦代实际上很有刚健的特点，有很多开创性的建树。秦国是最先汲取先秦诸子的思想理论，使之与秦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国家，它的政治秩序几乎完全是依照商韩的理论学说建立的。秦虽以急政、暴政著称，并以此灭亡，这说明商韩的政治理论不适合统一以后的新环境。但是在战国时期，秦国确实体现了战国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荀子和韩非对秦政都有较好的评价，司马迁也曾把儒家的"法后王"与秦政相配比(《史记·六国年表》)。只是由于秦始皇传祚不永，又由于焚书坑儒等原因，秦代成为历史上一个被完全否定的时代，这是不理智的。?

汉高祖刘邦为人狎侮谩骂，又好酒及色，相随功臣又有屠狗贩缯的行迹，因此历史形象都不很好。他得天下后，曾以"功狗也"估价群臣，粗鄙可见一斑。未央宫成，君臣大朝，他手捧玉厄起为太上皇祝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仪已成，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明显的是以天下为刘氏私有。汉高祖应该说是与儒家"典范"极为对立的一个人物，他的即位得天下，正是对儒家"典范"的一个讽刺。但如从孔、孟、荀所建立的儒家实践原则上看，汉高祖正是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人物。荀子曾说："大儒者，帝王三公也。"(《荀子·儒效》)礼三本，其中一"本"就是"君师"。儒家所祖述师法的人物，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其中尧、舜、文、武四人都是帝王。在儒家的理想境界中，君与师本是一体不分的。

由刘邦充当"君师"，代表秦末楚汉之际的人道和实践原则，承接春秋战国早期儒家的传统，这是可惜而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刘邦的宽仁豁达，自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实际上确曾鼓舞了许多乱世奸雄一类的人物，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

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推崇儒术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儒学文饰政治。汲黯对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武帝听了默然有间，说："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汲黯素以直称，武帝认为汲黯过于直率，有损天子尊威，却归之于学与不学，这与齐景公的"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吾得而食诸?"并无不同。

武帝时，广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汲黯言之甚怒，武帝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可见汉武帝的制御臣下与申韩法术势学说完全一致。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是很有深意的。秦汉以后，帝王之家阳儒阴法，言则圣人行则申韩，这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成功秘诀。比如朱熹即曾指出："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为坐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熹《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书》)?

按照司马谈《六家要指》的说法，六家学说都是以政治实践为最终目的的，"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得以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如果不算魏文侯，只有法家和道家二家。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儒家学说第一次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在儒家学说与政治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即以当时的人物而论，汉武帝无疑应是起作用最大的一个人。但如何分析汉武帝在儒家系统中的地位作用，更如何评价罢黜百家过程中的儒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和汉高祖刘邦以及楚汉之际许多名臣、布衣一样，汉武帝是在另一个角度上与儒家的人道实践传统相呼应。对此，班固有一段重要的评述。《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又，汉武帝晚年，曾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如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的政治作为是十分显明的，他在人治和人文制度两方面的意识和功业，应该远在张释之、冯唐、公孙弘、主父偃等名臣之上。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自己仅通一经，而且还是"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大讲天人感应之说。他的"儒术"实际上是托以天道，释以阴阳，而归名于仁义。汉武帝接受了独尊儒术的建议，实际上却又阳儒阴法，划定学术禁区，豢养经学，倡畜文士，一切为他的自身利益服务。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家抛弃了儒学，同时也是儒学离开了自己的传统和原则。而在此同时，又有一些不是"醇儒"的儒者，一些帝王、名臣、布衣、游侠等等，在经学的范围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实际上继承了儒家的真正传统，体现了儒学的真正本质，构成了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主流。?

罢黜百家包括一个正题、一个反题两个方面。正题是独尊儒术，反题是罢黜百家。由正题而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经学不是早期儒家的真正发扬。到汉武帝时期，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比如孔、孟二人夏商周三代和先王尧舜的政治模式已成欺人之谈，仁政王政和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已成为梦幻。真正属于早期儒家所独有的具体内容，由汉以后儒家所继承并付诸实施的并不多见。由反题而言，战国汉初最有影响的诸家道、墨、名、法、阴阳等，就内容和特点而言，在汉武帝以后的政治和学术中，无一不可以找到踪迹。如果说早期儒家是为整个儒学体系建立了亲子关系、三代历史、心理分析和天论的多元理论基础，汉代儒学就是打破了儒家与其他诸子的界限，广泛地吸取其他诸家的学说内容，空前地充实和改造了儒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反题表象背后，实际上正是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象相反的局面，即百家竞用、百家之学为儒学所涵括，失名而并不失实。?

春秋战国以来，主张学术统一的历有其人。孟子"距杨墨，放淫辞"。韩非主张"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要求除"五蠹之民"。李斯执政以后，"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认为秦既兼有天下，宜去私学，以吏为师。这与汉高祖刘邦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属于相同的性质，秦始皇因此有焚书坑儒之举。此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再次提出学术统一的思想，司马谈"悯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儒道二家的互不相容表示怀疑。他继父志而作《史记》，号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之言"，"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与孔子晚年述《春秋》具有相同的逻辑关系，是以史的方式谋求学术思想的统一。?

法治兴于秦，历孝、文、武、昭四代，至秦始皇而统一天下。汉初用黄老，历高、惠、文、景，也是四代，至汉武帝而大见成效。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学说终于第一次与汉代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并获致了极大的成功。不过，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现象背后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由经学发展了儒学，不是诸子不用，儒家独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象背后，存在着"正统"与"非正统"两种情况，存在着经学家与政治家两种人的继承，存在着表里名实的真伪异同。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完成了对道、法、墨、阴阳诸子的兼容，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完成了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结合。先秦早期儒家发展到汉代，它所建立的人道和实践原则再次得到澄清，得到强调。孔子诸人所梦怀的理想终于不能如愿，但儒家一派却最终以它灵活权变、"进取不忘其初"的原则和方法，和蔚为大观的内涵，居为古代汉民族文化的主流。

XIAOLIN

抽时间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