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明史：大明帝国的黄昏-新浪读书》暂停更新等待作者

古月轩

杨督师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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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原洪承畴、孙传庭的兵力全都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崇祯皇帝又没有及时向中原回防，致使中原空虚。一时间，在湖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并且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喜欢把人往监狱送的崇祯立即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熊文灿倒不如称为笨熊，如果不是洪承畴与孙传庭以及左良玉在中原，胆小懦弱的他就被扔进监狱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想到了推荐过熊文灿的杨嗣昌。杨嗣昌也明白这个道理，自己推荐的人出现了问题，自己肯定要负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要他亲自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当初，杨嗣昌提出的“安内”现在就需要他自己来亲自实现了。

　　杨嗣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预见到任何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后果。在他面前有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他是必须要去“安内”的；第二，现在提“安内”似乎有些晚了；第三，他此去肯定是九死一生。因为即使不被农民武装打死，也会被朝臣们骂死。首先是农民武装开始蓬勃发展，其次是他推荐的笨熊失败，最后，他当初曾主张增加的剿饷、练饷招来朝野上下许多人的反对。这一切都让他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很久。于是，头脑清醒的他不等崇祯开口，就主动要去湖广，代替熊文灿那只大笨熊督师。

　　早先他刚与崇祯见面时，他就提出了增加剿饷、练饷、增兵事宜。事实上，他增兵增饷是为了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按照他的设计，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他当时就向崇祯保证，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杨嗣昌是个人才，一年后，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至此，造反大军已扑剪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了了。

　　但是，也只有他自己明白，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前提条件是与满洲人议和成功。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与满洲人的议和并没有成功。当皇太极挥师南下，崇祯皇帝把中原大半兵力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的这种理想就顺理成章地破碎了。

　　但是，崇祯皇帝似乎还不知道杨嗣昌理想的破碎，他在与杨嗣昌探讨“安内”的方法时，杨嗣昌只能凭借想象了，第一，对李自成部要用离间，第二，布置兵饷运输，第三，希望他能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以鼓舞士气。

　　最后，他决定把督府设在襄阳，然后又重申对满洲人还是以招抚为上策。虽然，他知道此时的满洲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要大明的银子了。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崇祯听，在他看来，自己只要活着就应该把正确的方法传授给皇上。

　　该年九月初六，崇祯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他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当杨嗣昌读完这首诗，他几乎想哭出来，“盐梅”是调味之品，喻指整治国家所需之贤才。崇祯的意思太明显了，希望他能马到成功。

　　杨嗣昌心里明白，自己这一调味品是苦的。

　　二十多天后，他到了襄阳，第二天就在行辕中升帐理事。他的思路很清晰，在各路农民武装中，张献忠最难对付。为了全力对付张献忠，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古月轩

杨督师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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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立即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气得死去活来，三钱银子就想买自己的脑袋，自己也太贱了。虽然他也知道，张献忠的人不可能取了他脑袋，但在这种心理较量中，杨嗣昌觉得自己吃亏了。

　　张献忠喜欢领着队伍乱跑，大概是他经常给官兵追着跑，所以，经历了大江大浪的他跑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了。杨嗣昌在襄阳督师的半年时间里，张献忠就领着队伍跑遍了大半个上川。

　　张献忠本以为自己是在耍弄杨嗣昌，谁想到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七日，他被杨嗣昌与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在玛瑙山，几乎全军覆没。但就在他逃出去的时候，计划中应该追击的左良玉并没有追击。

　　事实上，这都是杨嗣昌的错。当初他向崇祯皇帝请为左良玉“平贼将军”，屡屡请示下，崇祯终于答应了他，正准备要发出将军印时，杨嗣昌觉得左良玉这厮屡违节制，就又向朝廷建议封另一位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可玛瑙山大捷后，杨嗣昌又觉得贺人龙这个人也不怎样，就告诉他须再等候成命。贺人龙大为不平，把实情告知左良玉，左良玉当然也不是好鸟，一个“平贼将军”虽然不能当饭吃，但这种侮辱，他却受不了。左良玉因此而不听杨嗣昌命令，使得张献忠有了喘息的机会。他日卷土重来，是谁的错就已经不重要了。

　　玛瑙山之捷后，左、贺两人都开始不受杨嗣昌节制。杨嗣昌调左良玉，九檄不至，而贺人龙亦三檄不至。杨嗣昌没有了两位大将的支持，其他总督、巡抚也为了保存实力，开始渐渐地以各种借口退出围剿军，杨嗣昌几乎成了孤军奋战。

　　更可气的是，恢复元气后的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根本就没有与他交手的机会，杨嗣昌大骂张献忠是胆小鬼。可张献忠觉得杨嗣昌这种追击战有着明显的弱点，他就是要杨嗣昌暴露出这种弱点。

　　果然，弱点暴露了。第一件事就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杨嗣昌率领大队人马追击张献忠的时候，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我们对这个人还应该记忆犹新，他在万历断头政治的影响下，险些成为太子，但现在，他成了死人。消息传到宫中后，崇祯皇帝痛不欲生，停止上朝三天。

　　杨嗣昌正在为自己的计划失败导致福王之死而难过时，又一件事发生了。他一直追击的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当张献忠到达襄阳附近时，襄阳城的守军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先派出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天明后，襄王朱翊铭被张献忠杀死，然后又扔到了火里烧成灰。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皇帝又是痛不欲生。这个时候的崇祯觉得，大限似乎已经来了。杨嗣昌在干什么？他自己的督师所在地都被人拿下了，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杨嗣昌什么都没有干，而是在生病。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至十四年（1641年）年初，杨嗣昌一病不起，濒于死亡。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初六日，开始准备死亡。正月初八，他给崇祯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悲愤与行将就木的无奈之辞。

　　想当初，他从京城出发之前，就已经和崇祯说过这样的话：臣此去当以死报效国家、臣当以身家性命尽力平寇等等。

　　当崇祯皇帝收到这封信时，才想起了杨嗣昌临行前的话。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朝中大臣开始了向杨嗣昌的攻击，这群还在京城吃饱了上朝，歪着脑袋说话的大臣根本不知道杨嗣昌的处境，但他们知道杨嗣昌不是个好鸟。先是与清军议和，现在是屡失城池，这样的人应该押回朝廷杀掉。

古月轩

杨督师之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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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杨嗣昌已经快要死了，死亡已经在倒计时。他的病完全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遗憾的是，他只打了一场玛瑙山的胜仗，从此以后，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当他以带病之身赶往荆州沙市徐家园休息时，就把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万元吉问过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

　　杨嗣昌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这是让人多么辛酸的两个字，它让一直想为朝廷安定出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可出的杨嗣昌死不瞑目。该年二月初一，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

　　崇祯对这位督师的死表示出了最大胸怀的敬意，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发自内心地感叹道：“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后又在朝臣们对杨嗣昌的谴责下，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

　　许多人都说崇祯皇帝刻薄寡恩，可从杨嗣昌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位仁慈的帝王。但这一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杨氏父子为大明效力无怨无悔，可大明帝国真的是没办法救了，一对父子的死并不能挽回大明帝国向深渊滑去。

古月轩

洪承畴降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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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造反人士成就了洪承畴，一点也不过分。身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的洪承畴用了十一年时间才升到了陕西督粮道参议，这个官阶仍属于中下级。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五岁。按照这种速度，六十岁时能升到总督已经是很不错了。谁知他刚到陕西，陕西的造反大军就毅然决然地点起了烽火，地方官员的愚蠢与胆怯让洪承畴有了表现的机会。

　　这个时候的造反大军并没有联合在一起，而是各自为战。洪承畴就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屡立战功。崇祯二年（1629年），他将当时在陕西非常活跃的造反首领王左挂打败，崇祯三年（1630年），升为都御史。同年，另一位造反人士王嘉胤死在他手上。崇祯四年（1631年），他再次打败王左挂，并将其击毙。同年，他升为三边总督，成为帝国的重臣。

　　崇祯六年（1633年），陕西境内的造反人士在他的打击下濒临求死不能的状态，只好跑出陕西，在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没有洪总督的地方活动。当今圣上英明之极，立即在崇祯七年（1634年），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

　　洪承畴，在短短五年时间里由一个中下级官员升为帝国重臣，所凭借的也只能是他与造反大军奋战的能力。这个时候的洪承畴，已经是整个帝国瞩目的对象。他的一切光荣与梦想都在帝国的西方实现着，但四年后，他的一切光荣与梦想开始了结束的旅程。

　　崇祯十一年（1638年），满洲人常常入扰关内，明朝边关告急，京城告急。崇祯皇帝急忙将他调进京师，保护京城。次年正月，洪承畴被授予蓟辽总督职务，他信心百倍地想要和满洲人周旋一生。

　　洪督师一到松锦前线，皇太极就包围了锦州，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皇太极让人在离锦州不远的义州修筑城池，还种地。锦州守将祖大寿一见皇太极的架势是想长期围困锦州，就多次向朝廷告急。朝廷命令洪承畴去救锦州。

　　洪承畴并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但他认为，锦州被围只是暂时的。皇太极纵有三头六臂也打不下锦州来，他想步步为营，且战且守等待时机，令敌自困，再行解围。可是，有人不允。

　　崇祯皇帝和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觉得应该速战解围，并且派去了监军。监军在拿着崇祯皇帝“克期进兵”的谕旨的同时，还拿出了陈新甲制订的出兵四路进攻清军的计划。

　　这种计划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不可行。首先是，当时的明朝军队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与清军进行野战，其次，陈新甲根本就不了解前方战事。

　　但洪承畴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他率领十三万明军去救锦州。明帝国与满洲人的一场松锦大战就此拉开。

　　一个月后，明军大败。其他将领都逃之夭夭，洪承畴没有那么幸运，突围不出，只好死守城池。据说洪承畴曾听闻援军到了，冒死突围，却被清兵再度赶回城中，方知消息是假，气得他差点吐血。苦守半年，撑到城中弹尽粮绝。第二年，他手下的副将夏承德派人与皇太极取得了联系，在一天夜里，夏承德把梯子从城上放下去，满洲人从梯子上爬进城里。洪承畴没有来得及自杀殉国，就被活捉了。

　　过不久，洪承畴被清兵押到盛京。于是，谣言就来了。

　　第一种谣言是大明帝国方面的，有人说，洪承畴在皇太极的威逼利诱下誓死不降，并且大骂满洲人，同时也把去劝降的汉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不久，又传出了洪承畴被满洲人杀掉的消息，崇祯与帝国朝臣大为惊讶，同时也大为惊喜。在他们看来，我大明帝国就应该出现几个像洪承畴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崇祯皇帝赏赐的。作为帝国的臣子，能有如此硬骨头，不仅仅是皇上的光荣，更是帝国的光荣。

　　崇祯皇帝从来没有想过洪承畴也是人，也是怕死的。他只是想，在这个时候，只要能激励人心，洪承畴必须要死。

古月轩

洪承畴降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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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个时候，人心并不是用精神激励就可以归附的。崇祯皇帝大概也感觉到队伍不好带了，仅是朝中的那些大臣的心思就让他琢磨不透。

　　但他还是为洪承畴准备了追悼会，他想用自己这种举动来表现出自己爱护臣子的仁慈一面。远在东北的洪承畴自己也明白他效忠的帝国已经日将衰落，但是，这个帝国曾经给他的荣誉是他终身都不能忘怀的。况且，受过多年的“忠臣不事二主”教育的他如何肯轻易投降？

　　于是，就又有了谣言，这谣言是满洲人传出来的。

　　谣言说，洪承畴开始的确不投降。但是，有一个汉人在去劝降的时候忽然发现他把肩膀上的灰尘掸掉，这个略懂心理学的汉人立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根本就不想死，他肯定会投降的。

　　于是，皇太极就找到洪承畴，把一件大棉袄披在了他身上。人洪承畴真是一辈子都没有穿过东北的大棉袄，这一穿上，顿时两眼放光，同时像泄洪一样地流出眼泪来。

　　本来，这个满洲人造的谣言很可能成为人们想象中的事实，可惜，谣言的最后一句话露了馅——洪承畴夸奖皇太极道：“真是英明之主也。”

　　一件东北的大棉袄跟英明之主扯上关系，你去骗鬼吧。

　　但是洪承畴的确投降了，从他投降到崇祯皇帝上吊，他并没有为满洲人出过什么力。其实在这个时候，皇太极与崇祯皇帝玩的就是心理。崇祯皇帝想要树立一个帝国忠臣的榜样，皇太极偏不让他得逞。结果，洪承畴让崇祯输了这次较量。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想要树立帝国忠臣榜样的行为已经无足轻重。再有四年，他就该去上吊了。而在松山之战后，明帝国再也无力进行一次与满洲人的野战。此时，帝国覆灭已成定局。

　　在帝国的黄昏期，洪承畴是个特别耀眼的人物。首先，他是从帝国的西方一跃而起，然后又到了帝国的东方，如果按照他循序渐进的策略，锦州之围必能解。以后的事情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还真说不定。可惜，由于崇祯皇帝的焦急和陈新甲的明目张胆的愚蠢，他失败了。

　　他是明帝国唯一一位既和造反大军交战又和满洲人交战的最高统帅（卢象升与孙传庭并没有掌握过最高指挥权），也就是说，整个帝国的黄昏期，他是最有资格对帝国危机作出评价的一个人。

　　他的投降只不过是在那个时代最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明帝国的边将投降满洲的还少吗？但为什么，他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呢？

　　其实，他被万人唾骂都是后来的事情。当他投降清军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只不过是好面子的一心想给他开追悼会的崇祯很是恼火，其他人对这个人的投降都抱着漠然态度。

　　他被人唾骂是他在清军平定中原后才发生的。

　　首先，他对多尔衮献策，比如清军南下时不能屠戮人民，不能乱放火，不能掠夺财物。在对投降的各府州县官，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

　　这些献策在百姓看来是好事，因为他保住了百姓的生命。但对明帝国来讲，就是坏事了。在他的策略下，明军队伍迅速瓦解，帝国覆灭。

　　其次，他在江浙、两湖一带实行的安抚政策，让满洲人统一中原提前了很多年。但就在安抚过程中，他诛杀了抗清首领和名士黄道周、夏完淳等人。你要知道，这些虽然抱着爱国情绪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人的价值可不是一杀就能抹杀的。

　　在这些人身上，许多人都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即使，他们不能成功，但这种精神就值得赞扬。他们失败是必然的，但间接导致他们失败的人必将成为万人唾骂的对象。

古月轩

那些逝去的前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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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人把洪承畴投降的原因想得很复杂，说他看到明朝帝国政治制度的腐败与覆灭的必然。其实，洪承畴不是神仙，又没有大套的理论，他看不到政治制度，后人让他看到，无疑就是对他的不公。

　　但是，他之所以投降的确是看到了他所效忠的帝国的弊端，而这弊端就是他的那些前辈的悲惨下场。

　　首先是杨镐，他在萨尔浒之战败后就被扔进了监狱，后被处死。如果说洪承畴在杨镐身上看到了什么的话，那应该是杨镐的失败。失败者就会受到帝国的惩处。

　　接着就是熊廷弼，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帝国军人。万历末年，他到了辽东，认为应该以守为上。可辽东经略袁应泰却在天启元年（1621年）要出兵讨伐满洲人，结果导致了辽阳失守，袁自杀。

　　帝国惊讶，派出王化贞为巡抚驻守广宁，熊廷弼被升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也聪明不到哪里去，一到任上就要打仗，熊经略告诉他，现在不是时候。王化贞不听，他指示毛文龙袭击镇江堡，毛文龙获得了成功。朝廷大为高兴，认为王化贞是天才。王化贞真以为自己是天才，就上疏称只要六万兵，可一举荡平满洲。时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告诉王化贞：“不必受熊经略指挥，你可发挥你的天才本事，把满洲灭掉。”

　　结果，王化贞发挥了他的本事——但绝对不是天才的本事——丢失了重镇西平堡。熊廷弼也够缺德的，居然向逃跑回来的他笑着说道：“六万兵，一举荡平，哈哈！”

　　这次辽东惨败，朝廷大怒，将两人同时追回来问罪。结果，一向不被魏忠贤喜欢的熊廷弼被杀。

　　洪承畴在熊廷弼身上看到的是：朝中大臣左右着辽东高级将领的性命。你无论建立多少功勋，如果不能维护好朝中人，你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个人就是孙承宗，在今天看来，他是辽东四帅中唯一具备统帅风格和品格的卓越人物，明帝国如果假以事权与孙承宗，辽东战局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早在天启元年（1621年），广宁失守时，孙承宗慨然任事，以本兵兼东阁大学士参与辽东军务，他跟朝廷讲，如今兵不会打仗，将领总在给自己准备后路，一些文官又在后面大声叫喊。所以，想要扭转辽事，必须守住关外，绝不能退缩，但也绝不能进攻。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在给天启皇帝的信中，他说：“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于不可信之人，何如将天下之大付于可信之我！”

　　这不是骄傲，而是慷慨壮烈的自信。天启皇帝特别为他送行，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

　　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朝廷并不仅仅是天启皇帝的，而有一大半是魏忠贤的。

　　孙承宗到达辽东后整顿防务，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

　　魏忠贤曾经很想和孙承宗合作，但这种合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孙承宗要听他的。当时的孙承宗在朝中的地位可非同一般，让一个正常的有本事的男人听一个太监的话，放在任何正常的人身上都说不过去。

　　可魏忠贤的执著让孙承宗很是恼火，这种执著表现在对其他大臣的杀戮上。魏忠贤本想通过杀那些鸡让孙承宗这只猴子跟自己合作。但他忘记了孙承宗可不是一般的猴子。这只不一般的猴子在魏忠贤先后派遣的亲信刘朝等以犒军名义行贿、拉拢他的时候，他怒发冲冠。天启四年（1624年），孙承宗准备借着给天启帝祝寿的机会，入朝弹劾魏忠贤。谁想，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魏忠贤的监视之下，在紫禁城门口，他被魏忠贤以皇帝的旨意禁止入觐。

　　孙承宗无奈地走了，不久，他就被皇上命令归故里，并且派专人护送。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魏忠贤想要谁走，谁就得走。

　　孙承宗离开了他的辽东前线，但是，他留给帝国的却是最好的成绩。天启五年（1625年），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明朝正式倚靠这条防线继续与清军对抗，而宁远一城，连挫、皇太极两代锐气，终清太宗之死，满洲人也未能逾越此处而入关。

古月轩

那些逝去的前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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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承宗督师山海关的四年里，一共修筑了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进营八，造甲胄、弓箭、炮石等器械数百万，开疆四百里、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明朝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辽东的形势稍稍开始出现起色。可以说，明帝国是凭借着孙承宗造就的这些军需后备才与清军继续周旋了十七年之久，并不为过。

　　当孙承宗再度出山时，帝国的辽东形势已经非常不好。他最为倚重的帝国将才袁崇焕在他出山不久就被崇祯皇帝囚禁，直至杀掉。

　　当时，袁崇焕的亲信祖大寿等愿以封爵和家族性命担保袁崇焕无事而不可得，遂决意率兵逃逸，崇祯皇帝大惊，以为祖大寿叛变。孙承宗却上书称：“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遗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

　　过不久，孙承宗二赴宁辽东战场。据说，当边关将士闻听孙承宗来到时，忘记了饥饿和疲惫，欢呼雀跃。祖大寿知孙承宗督师，立刻率本部人马去麾下听命。辽左危局乃得以粗安，人心始定。

　　孙承宗离开边关已经四年，四年时间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当他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因为遵化等四城被后金占领。山海关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满洲人看见山海关已经无险可守，计划从山海关的后面攻占。如果这时满洲人此计得逞的话，明帝国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完蛋了。

　　孙承宗当然预料到了这一点，他采用他最善于的“筑造”方针，派人督造了一面墙，在上面放置了数十门大炮，平射来犯的满洲人。

　　满洲人见无好处可寻，只好撤兵。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九日，明军在孙承宗的统一指挥下，祖大寿、马世龙等诸将士奋勇杀敌，大败清军二大贝勒阿敏，阿敏本人于十二日弃守滦州，六月三日之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都被明军克复。

　　此战结束后，孙承宗用他那洞若观火的眼睛看到了蓟辽备守的重要性，他请崇祯皇帝下令修复大凌河一带。事实上，这一举措在后来被证明是最正确的。可惜，当时的帝国内部——兵部和内阁都大加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并且在他们看来，一点必要都没有。

　　满洲人却认为这很重要，在孙承宗与兵部和内阁的请求信件来往过程中，满洲人立刻派出精兵赶来。孙承宗没有办法，只好赶赴锦州，派出两员大将救援祖大寿。但是，他派出的这两员大将都认为对方不怎么样，认为自己很行，于是，都想各自为战。满洲人就喜欢这个。在长山坡，两个人前后遭遇满洲人，一打就败。大凌河坚守一段以后，被守将祖大寿主动献出。

　　身为主将的孙承宗自然有逃不过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是谁造成的，崇祯皇帝并不过问。他立即罢免孙承宗，并且，还因此把以前的功勋一并追夺。孙承宗并没有什么不快，可崇祯皇帝却认为，对孙承宗是仁至义尽了。

　　孙承宗被夺官后并没有闲着，他把帝国的安危看成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要高于自己的安危。他向崇祯皇帝写信，表达了即使我不在辽东，我也会心系辽东的心境，并且，还洋洋洒洒地写了所谓的《边计十六事》，崇祯皇帝闭着眼睛，在这位年轻的皇帝看来，你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失败者的建设性意见难道是想把我往火坑里推？

　　就这样，一位在辽东局势上最具有创意、在实践中最有成效的战略家孙承宗闲了七年！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初九，满洲人四次入塞，像疯了一样地奔向高阳。我们最可敬的老人家孙承宗举枪大声呼喊，聚集了亲友故旧和乡人，准备和满洲人决一死战。

　　高阳城的城墙低矮，又加上孙承宗老人家早已过了在战场上拼杀的年纪，满洲人很顺利地进入城中。在城破前，孙承宗老人家希望被自己招集来的人都去逃命，他自己留下来。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也走，他站在高处，望着京城方向，说了十三个字：“吾深受国恩，有死而已！余非所问！”

古月轩

那些逝去的前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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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三个字要比《出师表》伤感一万倍，要比任何一个英雄的总结报告精彩一万倍！

　　孙承宗的家人放弃了逃跑的机会，确切地说，是选择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通往英雄之门的路。城破之日，孙承宗举家殉国！

　　但是，这样一位老人家尽节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伤心之情，他只是很随便地给了“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的待遇。

　　弘光帝登基后，才给了孙承宗谥号。这个时候的孙承宗骨头在哪里已经是个问题了。

　　洪承畴不可能会不知道这位前辈，一位帝国的伟大人物不仅仅是在将来，即使是在当时，也是受人瞩目与尊敬的对象。可这位与满洲人周旋到死的伟大人物的下场是什么？

　　最后是袁崇焕，在已经无力挽回辽东战局的情况下，这位明帝国最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官吹牛，最终断送了性命。

　　我们不得而知，洪承畴从袁崇焕身上看到了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这些主持辽东的前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于是，他在被俘的情况下，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投降；第二条是跟满洲人以死相对。

　　他处在了两难境地，任何人都不想死，任何人也不想被人戳着脊梁骨大骂。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条路。因为这条路看上去，总能比他的前辈们那条路要好。虽然，不是很好走！

古月轩

一副对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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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承畴为大清出力的某一天，别人告诉他了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副对联表面来看，并没有什么，但中国文字里有一种“谐音”。洪承畴看了半天就看出来，这是在赞扬刚刚死掉的史可法的同时顺便把自己骂了。

　　死掉的史可法其实在没死之前根本毫无名气，再直接一点说，如果不是他的那样死法，历史也根本不会记得他。此人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的进士，后迁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最后升为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他率师勤王，到达浦口，就没有再前进。满洲人进入北京后，他跑到南方，拥立了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他自己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如果一定说这个人有点政治才能的话，那也只能是在他执政的初始。这个时候帝国的任何一位略有知识的人都会痛定思痛，想要挽救点什么回来。他任贤使能，设江北四镇。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朝的短短时日，南明便从风雨飘零中慢慢确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过后来因为马士英不顾朝命，带兵入南京，又让他滚出南京，史可法没有办法才离开了朝廷。马士英这个败类在南京享福，史可法却跑到去迎接清军的到来。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他是一位支大厦于将颓、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未免太抬举他了。他所守卫的扬州城里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不可能都那么齐心，都真的想和清军死战到底。

　　但当时，他抱定的“城亡与亡”的决心的确激励了许多当兵的。围城的清兵统帅多铎数次致书他，希望他能投降，免得惹老爷发怒，城破之日屠杀百姓。

　　但这些内容史可法并没有看到，因为来的所有信件，他都不加拆阅就当众扔进火中。多铎见实在跟这位尚书谈不来了，就下令攻城。扬州城破之日，史可法想自杀，但他的副将史德威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史可法就想逃出城去。他难道忘了吗？城中数十万百姓是根本逃不出去的。

　　可惜，在逃出城的过程中，与清军不期而遇。史可法也真算是一条汉子，跟这些人大声叫道：“老子是史督师也！你们不配跟我讲话，把你们大头找来。”

　　清兵并没有听他的，而是将他拖进了统帅多铎的营帐。多铎再次劝说：“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您却无动于衷。不过现在也好，你也努力为国尽力了，还活着，为我做事吧。你也不算卖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

　　史可法哈哈一笑：“我是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就又说：“你知道洪承畴吗？现在大鱼大肉大权应有尽有。”

　　史可法回答：“这个人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如何会效仿这个混蛋？”

　　多铎觉得此人若投降最好，若不投降，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把他杀掉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史可法的确是死了，他死后，多铎屠城，城市的数十万百姓死于屠刀之下。

　　在他死后的几年内，许多人都纷纷说他并没有死。大概这些人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史可法的精神能永远存活下去。

　　在这种迷信的传播下，就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据说，洪承畴此时狼狈不堪，立即下令把孙兆奎拉出去杀了。

古月轩

一副对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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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承畴与史可法受到的教育是相同的，都是儒家的忠君教育。他们又都是帝国的重臣，为什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呢？

　　我们不想分析史可法临死前的不投降行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一定要有，应该是忠君思想在支撑他。我们也不想分析洪承畴为什么要投降，为什么不能像史可法一样赴死。

　　我们只是知道，史可法被颂扬了几百年，应该！洪承畴被骂了几百年，也应该！

　　但是，颂扬史可法的人和骂洪承畴的人如果在两个人的同一处境下，自己会做出什么选择来？是被自己颂扬还是被自己骂？

　　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臣民在帝国的黄昏就要到来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行为在今天来看，有对有错。

　　但若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面临着那种抉择，是生是死，我们能坦然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