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明史：大明帝国的黄昏-新浪读书》暂停更新等待作者

古月轩

邹元标的呼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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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事情都应该从1622年谈起，这一年是天启二年。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上疏，请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并在奏折中称张居正对大明朝实具有不可磨灭之功。这一年距张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们先向前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向内阁递交文书，谈到当时的弊政时说：“使今日能有宗无实，振纪纲如张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试御史方震孺上疏称赞“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针对浙党败坏封疆，缅怀道：“张居正留心边事，然后有隆、万五十余年之款贡。”

　　那么，我们再向后看，在邹元标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九年后，也就是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喊冤，时距张居正死已近五十年。十年后，也就是1640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的时候，崇祯皇帝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

　　在这些缅怀和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万历五年（1577年）“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廷杖，而屁股差点被打烂的进士邹元标。

　　天启二年（1622年），他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有人问他：“您把廷杖之事忘了吗？当初，可是您上疏大骂张居正无孝无忠，是个禽兽的。难道，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邹元标回答道：“当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来，张居正的功劳的确很大，谥号不可不复。”

　　这些人对张居正的缅怀与请为其平反，说明了一件事：张居正当政期间的改革业绩是不可被抹杀的，他确实是对明王朝有着大功的一个人。但也正如邹元标所说，万历五年（1577年）的“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确是有罪的。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需在家里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以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忧。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业正好进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朝廷纲纪梳理得井井有条，接下来，他正准备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二十七个月对张居正来讲，无疑于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会在这二十七个月里被他人扼杀。

　　张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1426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大智慧，他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称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往例。万历就下旨，张先生坚决不能走。

　　张先生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给万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闪烁其词地说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规划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重臣离开，万历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就顺水推舟，要张先生必须留下。

　　张先生“只好”留下，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屡屡上疏，还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思。万历在张居正好兄弟太监冯保和他母亲李太后的要求下，坚决不让张居正尽孝道。最后，万历经过张先生的建议，取了个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满意，一方面，他的确在尽孝；另一方面，权力并没有被人夺走。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事情才刚刚开始。

古月轩

邹元标的呼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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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发难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把明代对丁忧制度的典制搬了出来，认为张居正是故意不回家丁忧，违背“万古纲常”，在这位吴编修看来，父亲死了，儿子就应该回去趴在棺材上大哭。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孝。这一天是该年的十月十八日。他把正本呈上去后，又把副本交给张居正看。张居正看了，问道：“你把它呈上去了？”吴中行骄傲地点头：“是的，我先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张居正说：“很好”。

　　第二天，检讨赵用贤又上奏本于皇上，对张居正极尽挖苦之能事。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是“贪位忘亲”。

　　张居正发火了，尤其是当他看到这四个人说的都是事实的时候，他的怒火扑都扑不灭。他先把这四个人控制了，然后开始和冯保谋划准备要皇上对他们实施廷杖。尚书马自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赶紧去找张居正，劝他息怒，饶了这四位。马自强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把自己写成一个混蛋样子，自己还有能力反击对方时，请问，能不反击吗？

　　张居正听了马自强的求情后，就是这样一副态度：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揪着自己的胡子，说，您就饶了我吧。这话乍一听很怪，以为张居正被气糊涂了。但仔细一想，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就别为他们求情了，我是非打不可了。

　　马自强讨了个没趣，走了。那边冯保已经把消息送来，准备在二十二号廷杖那四个人。这个时候，学士王锡爵又来了。

　　还是求情！张居正只好把皇上搬出来，说道“皇帝发怒，无人能阻”。王锡爵反应灵敏，更是说道，“皇上发怒也是为了您啊”。

　　张居正又把在马自强面前演的戏演了一遍，先是找出一把刀来，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锡爵被吓傻了，趁着这一会儿功夫，张居正站起来就跑进了内厅。王锡爵回过神来，转身就跑。他真怕张居正去里面拿个锤子出来砸他。

　　十月二十一日，侍读于慎行、田一俊、张位，修撰习孔教都上疏救助，奏本却被冯保命人扣留了。十月二十二日，张居正通过对比四个人的奏折，发现如下问题：吴中行与赵用贤在奏折中明白说道他父亲葬礼结束后可返回朝廷继续任职，而艾穆和沈思孝却直接让他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就给吴、赵二人各六十杖，而艾、沈二人各八十杖。多出来的二十杖算是给艾、沈二人说多的时间以赏赐。

　　这个时候，邹元标出现了。在朝堂上，他等吴中行等杖毕，就将奏疏拿了出来。宦官问道：“何事？”

　　邹元标道：“请假。”

　　太监并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一个笨蛋会在别人受杖刑的时候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由于对“前车之鉴”的过分迷信，宦官把邹元标的奏疏交给了冯保，冯保又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了后，恨不得七窍生烟。这位刑部办事进士居然在奏疏里大骂张居正是禽兽，张居正恼火之下在三天后果然就对邹元标进行了反击：杖一百六十，事后发配贵州都匀。

　　那可是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因为气候的原因，邹元标被打烂的屁股在那里足足疼了六年，直到张居正死，他才被招回朝廷。以小人之心来猜想，他在贵州肯定没少骂张居正是禽兽。不管他骂与否，但张居正却记住这个人了。在他刚被发配到贵州时，张居正派了一个巡按御史去杀他。幸好苍天有眼，这个御史在离都匀不远的镇远忽然就死了。邹元标这才得以幸免。

　　“夺情”事件至此才真正地结束，综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只是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明朝的言官们好争礼节，由此而往往给人以难堪。他们可能在前几朝时得到了好处，就比如上述被打板子的五个人，时人也给了他们一顶“五直臣”的帽子戴。但他们的屁股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碰到的张居正，是“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才可做出”的张居正。

古月轩

邹元标的呼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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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大业，张居正会不惜一切手段。他认准的目标谁也无法改变，而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他会使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手段来。

　　晚年的邹元标处世低调，只在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事情上奔走不停。有人曾问他：“当初您风风火火，怎么老了却如此低调呢？”

　　邹元标回道：“大臣和言官怎么能一样？言官就是为维护风纪，遇事必争。但作为大臣，只要不关系到国家的大利害，就应该维持国体，怎么能像少年那样动不动就争论不休呢？”

　　如果他早明白这句话，何至于屁股上挨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来垫屁股，他很可能也不会有这段感悟。

　　四十年后，当看到朝政动荡、边境烽火时起，他才想到张居正和张居正的改革，想到这个当年的“禽兽”。他当年说得没错，张居正在对待不服从自己改革意图的人的时候，就是“禽兽”。也正是这种所为，才让他十年的改革为大明王朝取得了辉煌业绩。他的十年改革让早已陷入内困外患的大明帝国出现了自中后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吏治肃然，边防巩固，皇帝诏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带的粮食储备足供整个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仓存钱达四百余万两。

　　“夺情”事件从“五直臣”的角度来看，是张居正严重违反了道德纲常；而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权力夺走。“五直臣”说他贪位，从人性上来讲，这种指责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张居正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权力夺走？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将改革大业停下来，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们的观点来看，“夺情”事件似乎是言官们的小题大做。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的不回家丁忧放到今天来看，就是触犯了刑法。从这一点来讲，“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烂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也正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做事风格：顺我改革大业者昌，逆我改革大业者挨杖。

古月轩

一个非常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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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地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竟成为现实。

　　其实，何心隐的死是咎由自取。当时，张首辅要打击地主豪强，他就教唆豪强起来反抗；张首辅要稳定边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数民族部落教他们作战方法。这样处处和张首辅作对，想不死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学者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与预言来看，他是个很正常的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居正的确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的确是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在大明的露面，应该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陈当时社会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嘉靖帝给出的回答是：我在炼丹，有事问严嵩。

　　作为翰林院的小编修张居正知道，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专擅，刚直之士大多无好下场。比如三边总督曾铣、内阁大学士夏言，因为在上疏收复河套的同时，顺便弹劾了一下严嵩父子，就被严嵩处死。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弹劾严嵩，其下场是挨了整整一百杖。张居正很明白，自己一个小编修根本无法与首辅抗衡。

　　隆庆元年（1567年），首辅徐阶向隆庆帝推荐了张居正。他一跃而升入内阁，迈进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官场经验和人生阅历，他觉得似乎时机已到。隆庆二年（1568年），他上疏隆庆帝，陈述当时必须要解决的六件大事。这离他上疏给嘉靖帝时已有二十年。

　　这六件大事就是他后来改革的大政方针。第一条，省议论。就是让那些言官尽量少说废话、空话。第二条，振朝纲。第三条，重诏令。第四条，要官员们名实相符。第五条，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第六条，整边防。

　　隆庆给出的回答是：我无为。隆庆“无为”了六年后，去世。死前，在他床边的高拱、张居正与高仪被任命为万历帝的辅佐大臣。

　　作为首辅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张居正，确切地说，他想要掌握内阁大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至于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知道。因为隆庆帝死后的半年，他就被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合驱逐出了朝廷。

　　其实，最有资格讲述张居正与冯保驱逐高拱这段历史的人应该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确不负众望，在其所著的《病榻遗言》中谈到了张、冯二人驱逐自己的经过。他指出，发生于万历元年（1573年）的王大臣事件，实是张居正与冯保对自己的栽赃。

　　王大臣事件发生于万历元年，有一天，十岁的小万历在宫殿门口撞见一个人。此人即是王大臣，太监打扮，神色惊慌，万历身边的人急忙将其拿下，交予冯保。

　　后来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据他说，此人本是张居正最得意的大将戚继光派来的人。可到了冯保那里后，冯保得知他是戚继光的人后很惊慌，于是找到张居正。张居正就对他说，高拱总想让你滚蛋，我们现在机会来了，可以让他滚蛋。

　　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冯保喝问王大臣：“你怀藏凶器欲行刺皇上，受谁指使？”

　　王大臣对冯保先前给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气，就把真话说了出来：“不是你让我说是高首辅指使的吗？”冯保鼻子都气歪了。为了杀人灭口，冯保毒坏了王大臣的声带。在第三次审问的时候，他很迅速地就将案子了结，将王大臣处斩，并将王大臣的供词（其实是他自己的供词）呈交万历。

古月轩

一个非常之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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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件事并不是高拱被驱逐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高拱曾说皇帝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

　　本来，高拱这个人一直就是个狂妄的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虽然狂妄，却不是蠢货。他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样的话，而且还被冯保听到。

　　这话在李太后听来意思大概有两层：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儿子；第二，高拱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瞧不起皇上？！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到河南，见到了被废乡居的高拱。两人相见，说长道短。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并尽力让高拱想起在万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当时，他把高拱扶出宫门，又与另一次辅一起上疏请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并没有被感动，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除了阴险以外还有虚伪。

　　张居正选择了与冯保合作驱逐高拱，他借太监之势力并不是想压制儒臣，而是想要实施他的改革大业，这便证明了张居正确为非常之人。综观历史，宦官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忠奸不两立”，而张居正打破了这种陈规。他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论，就完全可以把一个迂腐的儒生推进万丈深渊。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么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天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历史上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虽然标榜仁义，但其所行之手段实是法家那一套。张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谛。

　　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这些儒生简直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内阁首辅与宦官为伍简直是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在张居正看来，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之举。他从明朝历史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于大明朝就是因为他离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们在一起，但绝对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太监在一起的。这些人的一言一行对皇帝来讲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简单来讲，皇帝们也要靠他们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庆去世后，冯保的权力在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亲近一个李太后。

　　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驱逐高拱这件事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到极致的人。只是因为一个目标，他肯把自己置身于文人们的口诛笔伐当中。

　　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事物的行程变更方向。张居正的意志决定了他必可改变大明的行程方向，在万丈深渊前掉转，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驰而去。

古月轩

张居正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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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已躺了三个多月的床上。几年后，曾被张居正得罪过的清流文士王世贞以丰富得可以创作小说的联想力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臆测道：张首辅之死，实死于春药过度。

　　由他的这种臆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这样胡说。从当时明朝的风气来看，明人常常将房中术摆在枕边，为的是益寿延年，更为了纵欲而不伤身。王世贞肯定也是此类畅销书的忠实读者，推己及人，便认定张居正之死实死于纵欲过度。晚明士人风行房中术，张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贞说他“妻妾太多而无法满足她们，则每天以春药坚持”实在让人信不过。

　　万历十年（1582年）春节刚过，张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简单：痔疮。用中医的话来讲，痔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淤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气血侵入大肠，结积成块，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牍生涯和改革中种种不顺心的事而让常常火气十足的他得了很严重的痔疮。自担起改革大业以来，日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他所忧虑的又岂止是改革大业？还有那些时刻想反对他的士大夫！其时，已经是老毛病了。所谓“十人九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痔疮虽不是小病，但绝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不能挽也。”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这种思想也带进了痔疮治疗上来。在床上痛苦了三个月后，万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医生将自己的痔疮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样，从根上祛除，连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疮也当成了一项改革，但这项改革却立刻失败了。从手术后，他就永远地待在了床上，一直到死。他曾上疏万历帝说：“我的痔疮虽然根除了，但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吃不下喝不下，四肢无力，寸步难移……”

　　由此看来，病的大小或多或少地要因人而异。张居正性格中的果决、务实和意识中的“斩草除根”，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医为其做西医的外科手术。

　　除了性格因素让他这样做之外，当时的形势也要求他不得不这样做。经过十年的改革，大明王朝俨然生机勃勃。而在王朝茂盛的背影下，张居正自身的未来已堪忧。

　　在他被痔疮烦恼、痛苦的时候，一直支持他的李太后已要“隐退”，好兄弟大太监冯保被众官弹劾而身危，权力铁三角已然欲崩溃！而且，昔日操控于掌上的小万历已成长为大人，反对派们更是蠢蠢欲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绝不能让自己因为一个痔疮而整日躺在床上。自己掌握的十年大权看似牢固不可破，但如果不亲自行使，这权力不过就是万历皇帝给自己扎的一只纸老虎而已。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死后不久，就遭到了万历对他的清算。他死了，永远也不知道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自己除了给大明朝留下了几十年的寿命外，还留下了一个万历皇帝。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绝不会对万历念错的一个字而大声呵斥；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绝不会对万历管束甚严，以至于把万历管教成了一个后来龟缩在皇宫里的瘪三。

　　早在张居正当国时，万历就对这位张先生与冯保对自己的严加管教而愤愤不平。但他绝不敢跟张居正发脾气，他的目标是张居正最好的朋友冯保。

　　后来首辅申时行的长子跟别人谈到一件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后来冯保与张居正的下场之惨不足为奇了。有一天，万历讲读完毕，兴致大发，书写大字赏赐辅臣以及九卿等。冯保在一旁伺候。突然，万历以笔饱蘸墨水猛地向冯保的大红衣衫掷去。冯保根本就想不到会有此等事发生，先是一怒，接着就惊愕万分，在一旁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而万历却若无其事地书写完毕，起身回乾清宫了。

古月轩

张居正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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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世似乎跟张居正开了一个玩笑，他苦心“经营”的一个小皇帝到后来却成了天下无二的懒虫。他精心编撰的《帝鉴图说》成了一堆废纸。他不惜得罪天下人而缔造的改革基业灰飞烟灭。他在三朝的忧患意识换来的却是死后差点被挖尸。

　　万历八年（1580年），当他丈量完毕全国土地数量时，数目之大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万历十年（1582年），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是否能相信万历对他的尸体所做的一切？！

　　学者黄仁宇曾感叹说“世间已无张居正”。倘若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那么下联应该就是“大明从此逝人间”。当我们看到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对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并加以肯定。张居正的死并不仅仅是他躯体的消失和改革业绩的被彻底否定，他的死导致了一个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给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精神吸毒犯——万历皇帝。

古月轩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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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在深宫里接到了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折，奏折中大肆批评他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并加以改正。一个小小的左评事居然对皇帝私生活大加干涉，万历大发雷霆，叫来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发誓一定要严惩此人。

　　申时行却摇头道：“如果陛下定要处置雒于仁，就必须将他的上疏公布于众，这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臣民们会信以为真的。”

　　万历仍旧气愤不过，他指着雒于仁的上疏为自己辩解道：“他说朕好酒，请问谁人不饮酒？还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是怎么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他说朕爱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我爱与不爱又有什么区别？他说我经常生气打人，请问，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在申时行面前辩解了一通后，他又安静下来，虽然不能严厉惩治雒于仁，但就这样放过这个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于心不甘。虽然，自己深处深宫，不理朝政，可自己还是皇帝。皇帝的权威，包括私生活是神圣不可干涉的。就这样，雒于仁还是被革职为民。

　　雒于仁的上疏虽然直指万历私生活的弊端，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当时在场的申时行还是万历，大概都明白，雒于仁其实是想告诉万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万历怠政之表现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规定接见大学士、不面见大臣商讨国事、不亲行时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等。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断头政治的具体特点，万历是他祖宗嘉靖、隆庆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把断头政治推到巅峰，直接导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万历与他两个祖宗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嘉靖怠政，是因为他要炼丹；隆庆怠政，是因为他想无为而治。可万历的怠政让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那只能是：他就是不理朝政。

　　在雒于仁上疏的三年前，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万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怠政，他连续至少有十天不上朝，这月的二十八日，他告诉内阁，前几天上朝，大概是起得太早的缘故，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我得静养一段时间。至于孟冬时享太庙，就由别人代替我去吧。

　　礼部主事卢洪春知道此事后，上疏万历，先是安慰了皇帝要好好养病，说得很诚恳，但最后，他却来了一句，如果您真有病的话。

　　跟三年后听到雒于仁说他沾染了酒色财气时一样，万历大怒：我受祖宗所托，主持帝国事宜，一旦因为病而归天，如何对得起祖宗。然后，提到正题，姓卢的你肆言沽名，诬上惑众，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这是他第一次以身体为由不上朝，这次怠政一直延续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三日，三日这天，他到了京郊祈天保佑大明万世永存。

　　也许，被廷杖的卢洪春的确是冤枉了万历，他在那一段时间很可能是真的身体不好，起床太早，就会头晕眼花。但是，让我们想不明白的是，一个人被冤枉了一次，难道就有理由去执行冤枉的内容吗？

　　也就是从卢洪春被廷杖以后，万历就真的开始怠政了。首要表现就是不怎么上朝了，元旦的朝贺也取消了，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专门接见大学士的礼仪也被他忽略了。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距雒于仁的上疏还有九个月的时候，大学士申时行建议，将升授官于视朝时面见皇帝谢恩的制度，改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仅“具疏奏知”了事。对万历来讲，这真是一件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可以减轻了不上朝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是从这以后，万历怠政开始了。特别是雒于仁干预他私生活以后，也就是万历十七年以后，这种怠政情况更加严重起来。

古月轩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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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在幕后的表演。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亲行享太庙。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行享太庙。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他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元旦朝贺取消。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对着满桌子的关于平叛鞑靼人希望皇帝能御朝商议对策的奏疏，万历只回了两个字：不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因抗倭援朝之役事关重大，内阁大学士提出要面见万历，万历给出的回答是：我最近头晕，一直在吃药，不能见外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针对万历皇帝不处理大臣奏疏的事情，有大臣仰天长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而万历皇帝龟缩在深宫里，对着御前堆积如山的奏疏，面色平静。

　　当万历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时，就导致了一种很严重的后果——官员缺席。因为按照明朝朱元璋制订的制度，明朝的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他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时，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一旦停顿下来，士大夫不肯吃闲饭的骨气就会让他们觉得所事非明君或者是觉得拿着朝廷的俸禄而没有做任何事很不好意思。另外，官员们的升转也有年限，这个年限一过，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升，自己还在这个任上，就会产生一种寂寞与无聊的心态。他们做出的选择大都是一个字：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年初，有识之大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此后，这种现象由于万历的怠政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时，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大致一算，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更为可笑的是，由于严重缺员，有时上级必须要一个县的知县再兼任邻县的知县，但俸禄却不增加。幸好，当时因为万历深居宫中，朝廷之事不是很多。不然，这些兼职的知县肯定会到京城去哭累。

　　而到了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员缺席多不补。《明史?方从哲传》中谈到，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

　　万历龟缩在深宫里，不走的官员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万历一朝的党争几乎惊天地泣鬼神。从党派林立到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你还没有唱完我就登场。整个万历一朝就成了吵架斗嘴的场所。这样的恶果，我们只能归罪于万历皇帝的怠政。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这些冬烘先生们“吵架斗嘴，互相排挤”的根由。

　　学者孟森曾把万历的怠政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万历的特点就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这话大概没有错，而这并不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万历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废除了张居正所有的变法措施，并且花光了张居正用了十年时间为大明积攒下来的钱财，这一切我们可以原谅他。毕竟当初张居正对他的管教有点严厉，而且张居正也没有做到“身正”，他“不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古月轩

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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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时，也看到了张家把砸锅卖铁的钱集合起来也才十万两白银，不过是嘉靖年间首辅严嵩被抄银子的二十分之一；他听闻而来的张居正诸多小妾，但在张居正的家里，他也并没有找到。那么，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品德瑕疵不过是他后来才从大臣嘴里听来的。所以，有人说他的怠政是因为张居正对他的管教甚严而导致了他的逆反心理，在他亲政后，一旦有人对他提出善意的忠告，他就想到了张居正说的比唱的好听的那一套。于是，他不理；他越不理，大臣们就越与他对抗。最终，他选择了龟缩在深宫里与大臣们藏猫猫。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将张居正的行政举措废除后，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但当他发现自己的那一套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后，他退缩了。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第三种说法就是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提出来的，他说，万历之所以怠政，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有人则给他补充说，万历之怠于临朝，一大因素是因为他的身体虚弱。之所以身体虚弱，是酒色财气的过度。危言耸听一点来讲，他在后宫“吸毒”。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有让我们相信的余地。因为万历的确把大明朝拉到了深渊，在他后三十八年于深宫“养精蓄锐”的时候，大明朝正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向深渊冲去。而他却在吸毒，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肺在吸毒，也不愿相信是他的精神在吸毒。精神上的吸毒就像是瘟疫，不但传染，还有可能遗传，几代人都难以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