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葬礼

遗忘的世界

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我听说自己死了。公交车上的电台广播里说的。消息很短，可正如所有的人一样，有关我的名字的话语总是让我特别警觉，并且从当时正在着手的一件事情中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过来，再说当时车里的人也不多，甚至连座位也没有坐满。 在我刚刚坐下的时候，电台里广播了我死的消息，“今晨本台最新消息，……，王五……死亡，死亡的原因是……”

　　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很大。它实在是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来路不正，如果我死了，那么首先通知的，不正是应该我自己吗？可是我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得知自己死亡的消息。这件事情一点预兆都没有，甚至没有人事先稍微透漏一点哪怕是暗示的话给我，突然，我就被宣布了死亡，连一个罪犯都不如，一个罪犯死的时候，还要经过一审、二审，还要公告他的罪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中被押送过街道，然后罪大恶极，一命归西。

　　出门的时候，我的老婆正在给孩子整理书包，叮咛着什么，那个书包是我和老婆在城南的一个小商品大卖场买的，很便宜，并且还有名牌的标志，既能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又能达到孩子的精神需要。老婆没听见我说什么，不过，几十年下来，什么时候我说什么话，她都知道了，她说什么，自然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噢，那你就走吧。”说得合规合矩，“爸爸，再见！”小玉的声音里充满了活泼。“口恩。”我满意地关上门，步履轻松地走下楼去，有时孩子忘记说了，我就朝着车站急匆匆地赶去。——一切都很正常，说它正常，是说情况和往常一样，一点特殊的地方也没有，比如说某句预示性很强的话，比如“你今天可一定要回来呵”，我则回答，象电影里说的那样，“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一下班就回来”，然后，就象大多数电影会处理的那样，主人公当然不会再回来，然后报信的人，强忍着悲痛，说，“他……”，然后就说不下去了，而他的亲人，此时就是我的老婆，会感到崩溃而连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可是没有，生活是一件比现实更现实的事情，至少在我出事以前，我自己和她们都没有得到任何天神的照顾，从而让自己提前得到通知，好让自己准备下去，就象集体旅游时，要给孩子准备好矿泉水、背包、水果和水果刀，然后叮嘱她不要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没有，这一切都没有，这使我感到生活对我是如此麻木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中学老师的那句话，当时他正被我们批得死去活来，面对着我们让他写在黑板上的将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的端正的粉笔字。

　　说到这里，话有些扯远了。自从小玉长大以后，结束了吵闹的婴儿期，我的生活就一直这样，上班在路上，然后下班回家，吃老婆做好的饭菜，看看电视，看看儿子的功课，然后洗漱睡觉。太阳总在黎明的时候升起，我在渐熄的路灯照耀下和老婆甜蜜地入睡。

　　今天，还是象往常一样，起床——不用闹钟，那是十几年前偶尔才用的玩具，现在，我的生物钟象原子钟一样精确，从来都用不着上弦也不用担心电池没电，到了一定的时刻，自然会张开眼睛，伸个懒腰，望着已经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的身影，叹口满足的气，然后去唰牙洗脸-没有什么不同。也许在洗脸的时候会和老婆谈一些天气的事情以决定带不带伞——这个地方可能是太靠近太阳的缘故，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然后，就拎着那只黑色的皮包上班，这只皮包已经跟了我十几年，有些地方的皮子已经磨褪了，又污了，露出里面的旧的发黄的里子——我老是想换一个，单位的同事也说，小王啊，你这包可以去扔掉了。我却迟迟没有去扔，每天把包装得鼓囊囊的——去上班。

　　我清楚地记得今天的天很蓝，马上要入冬了，天气的蓝象是结了冰，又象是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汉扯碎了似的，云朵中偶然会透露一点天的本义出来。道路上也很干净——不象前些年了，到处是乱扔的糖纸和吃完牛肉串后不要的木棒，被烟熏得黑乎乎的——现在干净了许多，许多清洁工人，多数是女的，穿着粗粗的，兰色的制服，几缕更年期的白头发偶尔会露在硬硬的帽沿外边，她们很早就起来，挺直着身躯，沿着马路的边沿。在铺着地砖的人行道上，左脚带动着右脚，右手牵动着左手的扫帚，扫帚上发出帚苗哗哗的迟钝的响声，不疾不徐地扫着，最后“当”的一声，把扫来的垃圾倒到垃圾车里带走。

　　我出来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的，她们已经回去休息了，我有次和老婆说我真想念以前那些看到清洁工的时候，老婆很无奈地翻了我一眼，“瞧你多无聊，也不想想正事。”有什么正事呢？工作？十几年了，工作，有什么好想的？

　　蓝天，清洁的街，崭新的车，是的，今天的车子也是新的，以前那种黑油漆味儿浓重的车子现在已经没有了，都是这种新车，瞠亮的座位和自动售票——也已经好几年了。今天的这个司机是那个瘦的，头光光的那个，耳朵后面有块伤疤，挺大的，不长头发，他喜欢开快车，这正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站在靠窗的位置，然后看着“伤疤”在自行车的车流和轿车，卡车的车流里开快车，有时来次急刹车——通常我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所以预感他要刹车的时候，总是会抓住前面座位的后背，站着的时候就把包从胳肢窝里腾出来，左手拎包，右手拉住扶手，有的人不知情，往往会在一番前仰后合之后，小声嘀咕几句，我就在一旁偷着乐，为自己的英明预见而窃喜不已。人总是在上帝出了意外的时候发笑的，我当然也不例外。

　　上车的时候，还跟司机打了个招呼——都是老熟人了——有次晚上加班回家，正好坐的是他的车，车上人少，于是就跟在家似的聊了几句，这种情况下，一支烟很容易就建立了两个男人的亲密关系，我们还约好去钓鱼。这件事也就在几天前而已。

　　可今天，怎么？我死了？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我四肢健全，虽然不象年轻能奔会跑，隔三岔五地就去郊区爬个山什么的，可现在也是行动自如啊，连个关节炎什么的都没有，别说关节炎了，就是头痛感冒也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了。怎么？我这就叫死了？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动了动，眨了眨眼，再扭头向窗外看，外面是一队整齐的小男生迈着夸张的步子，一个年轻的姑娘，看样子是他们的老师，文静而不失威严地规律着几个出格的小孩，“王小云，别靠这边走”，“张七，朝前看”。对啊，听觉不也挺正常的吗？可我怎么就死了呢？真他妈滑稽，我真想找一个人打架，这是什么事啊！我不好好的吗？怎么就死了！莫名奇妙的。我又直了直身体，站了起来，前边一中年妇女，挺着肥肉的肚子想过来占我的位子，也不管她前面还有好几个人呢！我又赶紧坐下，也没问题了，运动，还有反应。那女人见我坐下，空欢喜了一场，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好怏怏地扫扫头和身子，活动活动胳膊，紧靠着一个学生，把她肉支支的手紧贴着一个小姑娘的手搭在栏杆上。

　　我想呕吐，可是没有窗户。玻璃窗厚厚的，每次乘车，我都有一种冲动，想把玻璃敲碎，可是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再说，这种玻璃也不是前两年的那种——它很坚硬，敲上去咚咚作响。天气比较闷热，车内开了空调，我想还是不去制造麻烦的好。 可是我死了。

　　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么，我还上班去吗？
　　那么，我还要回家吗？
　　可是，我答应了女儿这个月带她出去玩，我们一家三口还热烈地讨论过到哪里去。杭州？厦门？还是北京。太远的西藏，青海，成都都说是去不了的，孩子太小——老婆也不大爱去那种地方。年轻的时候，想去西藏，想象着那稀薄的空气，透明的蓝天，和广袤无人的大地。那里只在我的想象还存在着——并且也将在我死后存在，可是我意识不到这一点了。我曾想象跟着一个年老的藏族婆子——她有着被炽热的阳光所灼红的脸孔，和上面一道道被岁月刻进去的皱纹，以及一个信仰，正如她常被看到的那样，嘴里念念有词，态度谦恭无比，仿佛生来就是为了现在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圣地。

　　她将下跪，并蹒跚但坚决地起身，向前迈一大步，一步一步地跪行在布满砾石的高原上，在高山之间光秃的开阔地带，朝着神庙前进。我呢，我则跟随在她的后面，跟在她粗布的衣裳后面，我还能看清那粗糙的纹理和被风刮起的线头，我，一个陌生的远方的游客，一个未来的孤魂野鬼，好奇、怀疑而世故地跟着她，想看个究竟。

　　——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个梦而已，或只是梦的一个片段，而且是死后的一个梦，然而我自己还是不能相信我就这样死了，死得毫无声息，如同一棵被疯狂行驶的卡车在一处荒凉的转弯处，被不小心的司机，也许他喝了酒，撞倒，并且露出干枯的树皮，和锯齿一样的横截面，而我就斜倒在那里，风，呼呼地吹着，高空的树叶哗哗作响。

　　尽管去不成西藏，可是去别的地方却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我还没有带我的孩子一起出去玩过，到很远的地方去玩过，去带孩子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饱览美丽风光，饱览？我有些怀疑自己了，是啊，何来饱览呢？如果你并没有迈出过自己的门槛一步？更不要说那心旷神怡和境地和忘情于山水之间的乐趣了。

　　我的孩子也许将永远是在这发达的城市里，在我死去之后，象别的孩子一样成长，唱着流行的歌曲，梳着最新的款式，吃着新从西方传来的食品，而她，却会渐渐地在记忆里磨灭对我的印象，毕竟我离开的时候，她才刚上小学，悲痛将很快被她快活的青春所冲走，而仅仅在相貌上，性格的影响还来不及，和我有些一致的地方，使我不至于彻底的绝望，如此看来，死也不是消灭了一切啊，当然，关于我的遥远的家乡，在她的未来的心里，将完全失传。

　　说实话，除了听到我死亡消息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的死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发现自己虽然死了，可是还能动，还能说话，和别的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啊——我自由了，但我发觉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死亡这件事在中间突然插了进来，倒使我可以偷会儿懒。说到要做的事，我发觉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有些是没有时间，有些是不敢做，而有些，即便在死后，也不能不做。

　　比如单位的事情，今天不去是不行的。最近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同样的会议，虽然他们时常说天谈地，并且往往在秃头的王主任读完报纸之后，就是可怕的沉寂。王主任的头早先不是秃的, 可是念着念着, 头发就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低，以致从后面望去，宽大的椅背上就只看见几根似灰还白的头发在偌大的会议室迎着电风扇缓缓飞舞，乍一看去，好象是一个拂拭多次褪尽了毛的鸡毛掸子挂在那里。

　　久而久之这成为一种乐趣，或者是一种习惯，每周的今天都是铁定的组织活动日——说起活动这个词，往往使人联想到一大批年轻人在什么地方有组织地聚会，或者是一群老鼠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坏事，当它作为一个问句提出来的时候，比方说晚上，它又有了一种另外的含义。于是我们常常在王主任念完报纸之后，就开始胡乱地骂着什么东西，并由我小心地记录在那个专门的黑皮本子上，——经过一番苦心地整理和筛选之后。
　　所以，今天我不去是不行的。

　　这不仅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是更多的人的问题，怎么可以没有人记录呢？何况我已经记上了瘾。他们会无比失望的，如果我不去，老沃也许不再会在打了不少呼噜后，猛然惊醒似的来上那么一两句惊人之语。李大姐也许只顾了和新来的大学生小田面授机宜，而王主任也许在读完报纸后，还不得不亲自当一回记录员的角色。——这明显是办不到的。

　　不行，我得去。再说了，人活着不能没有一点精神，而死了之后还有精神就更难了。我得做这更难的事情，在我死后还有意识之前。当然，我是不愿做这种事的，可制度就是制度，一个人死了，制度永存，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死了，去破坏它，何况上月的会议我请假去接一个老朋友，没参加，领导已经很不高兴了，再上周的会议，当时我也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否则一定会多看两眼，多记几笔，努力地把整个会议的气氛和每个人的神情动作都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刻进脑子里，写在本子上，那样子就不会有遗憾了。

遗忘的世界

今天我刚死，单位的同事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等下周他们知道了，我可就班都不能上了（会吓着他们的〕。所以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要记住这最后一次——虽然事非得以，可是现在，我还是想去。人生真是一次伟大的辩论会啊，你说，是吗？我想我其实还是幸运的，比起那些事后被追认的英雄而言，他们的死就是他们的功绩，而我可是我在年青时代就以积极的姿态介入他们里面去了，虽然我的死有些莫名奇妙。许多人用死换来的东西，不知道他们在死后是否觉得欣然。我在这里以一个死去的人的思想来想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得到了钥匙，却失去了宫殿。我和我自己对嘲着。

　　下车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步子无比的轻松，中年的体重仿佛一下子离我而去了，人死了而能感觉到象二十多岁的样子也是一件好事，我放声笑了出来，然后感到和自己的年龄不大相称，于是很不好意思地收敛了笑容，把放松的肌肉标准地拉回到紧绷的僵硬状态，又若无其事地弄了弄公文包，这才向前走去。可我望望周围的人们，他们都急匆匆的，好象并没有被我刚才的笑所打扰。我又笑了一声，笑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百无聊赖地走了过去，我突然的笑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可他还是无动于衷，由此我知道我是死了--我的脑子无疑还管用，比如知道责任，知道老婆孩子，知道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知道现在还差十分钟就到上班时间了。可我的动作，我的声音，别人却是看不到了，接触不到了。即便破口大骂，象个泼妇一样也没人会耻笑我，我即便朝每个看不顺眼的人打上一拳，他也不会还手，因为他根本就感觉不到。我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应该烦恼，就在这样矛盾心情中，我穿过了斑马线，穿过了那扇黑乎乎的大门，穿过了办公楼那狭长黝黑的走廊，穿过了那些活着的人们，并一步一步地踩着吱吱作响的木头楼梯，靠着那抚摸十几年的脱落的扶手。来到了三楼我的办公室，哦，不，我以前的办公室。

　　那只四肢瘦长的办公桌还在那里，它坚强不屈的已经有十几年了，还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来得长久一点。我的对面是小马的办公桌，小严坐在小马的办公桌后面，小马的办公桌上有一杯刚沏的绿茶，冒着袅袅的香气，我放下包，闻了闻，是去年的绿茶。说是小马，人比我才小一两岁，小马摸着发福的肚子，另外的手里拿着新出炉的报纸，不时地哗哗地翻动着，报纸遮住了他的脸庞。我进来的时候，他没有象往常那样，放下手中的报纸，打个招呼，看样子我是真地死了。不一会儿， 罗、芳还有郁都陆续地来了，一时办公室忙了起来，冲茶的冲茶，请示的请示，点头的点头。然后，等到一切落定，每个人舒服地靠在各自的椅背上的时候，我的死亡就引起了他们热烈的兴趣，并成为接下来的谈资。

　　是郁欣先起的头，原来她也听到了车上的广播，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坐同一次公交车，这也是我们不大融洽的原因。据说是有次我没跟她打招呼，天知道那么挤的车子里我能不能看见她都是个问题。不过我现在人都不在了，也没有必要把她和我的事抖出来。抖给谁看啊？你知道她有一个不如意的丈夫和特别唠叨就够了。有的时候，你喜欢的人往往离你很远，而你不喜欢的人和东西却又常常紧挨着，比如家什么的。

　　从她们的口里，我大致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了，不过，由于以前的事情，我还不敢太相信这个消息的来源。也许你会奇怪，是不是？一个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却要在死后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自己的死因，而且还是这么偶然，而且还是从一个和自己不睦的女人的口中，得到关于自己的死亡真相。而且还是偷听来的，他们发觉我在场的话，肯定绝口不提的，虽然也都四十多了，什么事都干过了，没干过也看过了，没看过也听过了，可是要大家面对面地开火，那还是不能干的，而且，不能干的事越来越多。而现在，我虽然在，但是我却不是真地在，充其量是一个影子，还是太阳照不出的一个灰色的影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忽视了并且蔑视了我的存在，而且他们也确实感觉不到，不是他们迟钝，而是确实是这样，即使换一个位置，比如说，死的是郁欣，我也会象现在她这样地肆无忌惮地说我一样说她。虽然我能理解，可我还是很难过，就象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王五，我们知道这样对你不够合适，可是，你要学会正确对待组织的决定，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现在就是这种情绪，我不为没有成为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而象一个英雄一样死去而感到伤心，也不为自己在生命的中盘悄然中断自己没有下完的棋而惴惴不安，我不会为自己这一生碌碌无为而感到难以入睡，我只是觉得，我就这么走了，就跟自行车突然掉了链子一样，而我却停不下来，那掉了链子的自行车还是他妈的带着我呼呼地冲下去。

　　照郁欣的说法，我是在挤公交车的时候，匆忙之中被一辆呼啸而过的警车消灭了肉体的，郁欣边说还边咂着嘴，肥胖的脸颊上，一双眼睛神秘地眨着，没有一点当年美丽的影子；小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我是在下车的时候被肉体消灭的，并且，也不是警车，而是一辆没有牌照的拖拉机。“是我在窗口亲眼看到的，喏，就那里，你顺着我指的地方看，看见了吗？哎，不，不，哦，对，对，就是在对面新开的那个川菜馆下头”，小严殷勤地为小马指出王五出事的地方。王五是谁？就是我呀。可要是按照他们说的，我是下车后才出事的？可广播里不是说我至少在下车前就死了吗？可要按郁欣说的，我是挤车的时候离开了人间，可车上明明还有不少空座位啊，我不可能挤过车，不过，说来奇怪，今天早上的这部公交车倒的确是透着怪异，可我不能因为怪异就死了啊。还有的说，我是在前一天夜里，在妻子的身边，在睡梦中，自然而然地睡过去的，再也没有醒来，那么，是一次心脏的突然停止跳动，还是某个动脉突然的阻塞，还是，在做梦的时候，被一颗来自天外的陨石击中了大脑并穿过了心肺？要么，我是被暗杀的？这好象不大可能。我还没到这个地步。我和大多数人差不多，长得差不多，存款和别人也差不多，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也差不多大；房子也和别人住的差不多，妻子不算十分好看，但也不丑。可别人没在我这个时候死，而我，却死了。虽然听他们讲了这一阵子，可我却还是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的死很可能和某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有关，并且，我隐约感觉到，和一个很纯洁的孩子有关，可是到底有关到什么地步，这个孩子是怎样促成或者直接“谋杀”了我，我却是感到一团乱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半天，自己又想了半天，可最终也没理个什么头绪出来。按照以前的工作习惯，没头绪的东西就让它放到抽屉里吧，到时候自然会解决的。何况，我已经死了，死人照例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但是我奇迹般地参加了会议，就是我提到的固定的会议。事情是这样的，王主任在往会议室走的时候，一般会顺便走到我们办公室，叫上我和同室的同事一起去开会，这倒不是担心我忘了自己作为记录员的职责，实在是已经根深蒂固成一种习惯了，有次王主任上班迟到了，急匆匆地直奔会议室，结果那次他的发言就疙疙瘩瘩的，我记得也是前言不搭后语。王主任一声普通的“贾书记”，立刻使我恢复了元气，一瞬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又回到了过去，于是，就象过去常做的那样，我和同事们三三两两地合上报纸、文件之类的，带着发福的肚子和茶杯，我亲热地拍了小马的肩膀，小马的反应是对我笑笑，干巴巴的那种。——这一切进行得都很自然，仿佛我从来就没有死过，那一声“贾书记”的叫喊，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它倒退了时间，或者说干脆就是重新认定了我的生存，并同时让我再度拥有发言和记录的权利，我又活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死过。我的肉体是可以看得到的，我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了。 我对着“贾书记”这个称呼摇了摇头，我可不是什么书记，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王主任给了我这么一个外号，大概是我记录的时候太认真的缘故吧，我听着倒也过瘾，过把书记的干瘾，这个外号可是有年头了，都快跟这座收归国有的小洋楼一样陈旧了。不过提到当年，倒也真有机会当上真正的书记的，可那是当年了。好汉都不提当年勇，对于一个死了的不是好汉的家伙，就更用不着提了。好汉这个带点农民起义味道的称号，我是不大敢放到自己头上的。

　　话说回来，还是说开会的事吧，当然，今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发言的人发言也发得很成功，他们的面貌无比诚恳，话语无比衷心，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断断续续，这是习惯，有的结结巴巴，这是因为不习惯；而不发言的人，不发得也很成功，他们正襟危坐，全神贯注，目光深邃，我则是奋笔疾书，这一切和以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郁欣在那里织着永远织不完的黑色毛衣，小严则每隔一刻钟出去方便一次，而小马，整个人都泡进了茶杯里，就新来的大学生小田不象女孩子，坐不住，老是拿疑问的眼光朝我看，透过她的透明的隐型眼镜。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可我没有特别想做点什么，我觉得，也许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方式，这至少证明了我的善始善终，而没有认为自己死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象当年毕业一样，反正证书也拿好了，就把一切能砸的都给砸了个遍，可当时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能适用到现在的。

　　现在我来说说那个跟了我后半辈子的硬面笔记本，就是做会议记录的那个。里面的纸张很挺刮，可是，说僵硬也许更恰当一点，钢笔在上面写字，感觉就好象耕地的犁划到了石头一样。我每次都想用钢笔尖在上面戳弄一个破洞出来，并随便把翻开来的一页撕掉，可这只是心里想想而已，我还想在上面画上一个鸡蛋，那可是我小时侯最喜欢吃和能够吃到的最美味的食品之一，毕竟，六几年的时候可不象现在这样。当我生日的时候，大人总会想法为我煮上一个红皮鸡蛋，红红的蛋壳衬托着我的红领巾无比鲜艳，“飘荡在我的胸前”。在听他们发言的同时，我就想画一个红色的鸡蛋上去，有次我还真带了一只红钢笔，可后来想了想，还是作罢。一个鸡蛋和那么多严肃的发言记录放在一起，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是不是？

　　合上记录本，我把它递给王主任，就在王主任微笑着接过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地消失，不是物理上的那种，借用一下现在的一个词汇，而是觉得随着我们的手的分开，在中间好象升起了一团透明的雾，而慢慢地，雾不再透明，但是却开始扩散到我的周围，并且变得坚固，象一堵墙一样，它一层一层地被我看不见的东西所升起着，我不再听到他们挪动桌椅的声音，他们的面目也开始在我的眼里融化。我自己感到轻飘飘的，房间也开始轻飘飘的，人们之间的招呼声也变的轻飘飘的，我知道，我不能再在单位呆下去了，我已经完成我今天的使命——记录一次会议，接下来，我该放自己的假了，并且，说实话，即使在我活着的时候，开完会之后的时间，无非就是等着中午去食堂吃饭，然后打牌，然后在下午眯上一会儿，接着就是，串岗了。现在既然我又听不到他们的话，我不如出去做点自己的事情。

　　我用不着吃午饭，所以我首先回家，自然，家里空无一人，显得十分寂静，厨房里被妻子收拾得很干净，垃圾筒里是一个空的塑料袋，里面还残余着一层牛奶，煤气关着，水龙头也关着，早上妻子洗的衬衫还挂在阳台上，我摸了摸。有些湿，还没有干透，路上的梧桐树上没有多少叶子了，树干上有些地方的树皮剥落了，颜色比周围浅一点，好象听到了一只鸟的叫声，可我抬头想天空望去，却看不见，也许是一只受冻的小麻雀。我来到卧室，宽大的双人床是我们新婚时从商店里订购来的，睡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很结实，我擦了擦镜子上的灰，梳妆台上，有妻子的几根头发，长长的，耷拉在边上，没有以前那么黑了，有一根还略微有些发白。电话铃响了，我刚想去接，后来又一想，没接。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控制住了接电话的冲动。女儿现在自己住一个房间，那里原来是我当作写字间用的地方，小床上坐着一个布袋熊，是半年前去中海乐园的时候在路上买回来的，小床下面是一个大箱子，里面盛着我不少书，家里放不下，就放到这里面了。我打开箱子，稍微有些霉味，我都快几乎把这个箱子给忘记了，最上面的一本书已经没有封面了，好象是《红岩》什么的，接下去是一些选集和苏联的小说。女儿没有兴趣看这个，她也太小。我来到客厅，说是客厅，就是一个过道而已，桌子上已经抹过了，碗也洗干净了，我早上坐过的椅子还在，我摸了摸，冰凉。窗户紧关着，把手有些生锈，旁边的挂历上，不知道是哪里的山水面对着我。我突然想到，妻子应该知道我死了，她就是电台的，可她为什么没回来呢？也许出去采访了？没回来也正好，我就用现在的时间给妻子写一封信，交代一些事情。

　　可是当我拿出笔的时候，竟然忘记了拿纸，我到卧室的抽屉里去找了半天，找到三张有些揉皱的纸，可是当我坐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多少可以说的，说照顾孩子吗？用不着，说照顾老人吗？更不用，说节哀顺变吗？好象这是别人的语气，至于什么遗产，那也没多少，我存折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老婆比我还清楚，至于债务，也没什么。不过，钓鱼的事情是做不到了，不过这和家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了想，觉得自己的葬礼还是有几句话要交代的。于是，我告诉妻子，我的葬礼不要请什么人，生前那些不相干的人已经把我给烦透了，我不想在我最后的告别仪式上还见到某些人，比如郁欣，也不要各自的单位送什么挽联、讲什么话什么的，我倒是想在自己的身体上覆盖上一面什么旗子之类的，可这不可能，我把这句话给勾掉了，至于什么从简啊，不要铺张的话，我就不说了，跟自己的老婆还客气什么。另外我希望葬礼能在后天举行，不要拖，也不要提前。我给自己留了一天的时间，我想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就死了呢？

　　我走出了家门，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以后，就要在一片开阔的地方，面对妻子和女儿了，她们将会为我落泪，为我献上白色的菊花或别的什么花，而且我不能表示我的谢意，她们也将只在一年中的特定的几个时刻来看我。我现在这样想，可到那时，很可能，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所以，趁现在我还没死透的时候，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去寻找我的死因，去看一些旧友，去做一些平时没来得及做的事。

　　我来到我的好友熊的家里，他刚刚拒绝了一个陌生人的送礼，我看着他的大脑袋，油光光的，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大家都说他很有正义感，也很有前途，现在也确实是有了前途，可没了正义感，他送走了那个送礼的，又忙着打电话，听声音好象在运动做进一步的前途，或者说仕途，当然，他看不见我，我呆在他富丽的大厅里，见他忽然在沙发上叹气，就去敲了敲他的头，象以前常做的那样，他猛的一抬头，好象有些惊醒，站起来踱了几步，又陷了进去，瞧他好象在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就不再打扰他，静悄悄地离开了。

　　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着，路灯一盏接着一盏地灭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现在该干什么，我什么都可以感觉得到，可是就是感觉不到自己，想着熊，恐怕也是和我一样的情形，他在那里踱步，想的是他自己吗？可是我分明看到许多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反而自己本来的那些被重重掩盖起来了，当我真正觉得自由的时候，我反倒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我看过了我的好友，我还想去看看当初的农场，还有那个姑娘，可是我担心，自己看到的也许不是真的，姑娘不再是当年的姑娘，说不定她现在变得无比势利，无比肥胖，而那些艰苦岁月的美好风景，估计也已经被游人们污染得差不多了，哪里才是我真正要去的地方呢？

　　我想了起来，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死因，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我诞生的时候，是那么健康，充满了活力，父母疼爱我，邻居夸奖我，然后读书，知道了不少东西，更混淆了不少东西，我唱着学习别人的歌曲，为不同的人物所激励着，并且积极地前进着，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前进的步伐慢了，我始终是一个好学生，跟在老师的后面，如今他已是垂暮之年，可他没有死，我刚才路过了他的房子，灯光下，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老师，正在批改着什么，子继父业，我继承了什么呢？我一直在走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踏上这条路的，路上很平坦，路上也有很多和我一样不苟言笑的人，我们彼此之间谁也不理谁，或许，我们并不是在一条路上走着，否则，我们怎么会交错而过，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会有不同的人和我们分离，而我，是行进中的大军中的一员，也许是其中掉队的一个，所以才会中途就死去，但在走的时候，我是兴高采烈的，我踩着一致的步点，响亮地喊着口令，时而跑步，时而歇息，就象王主任在念报纸一样。

　　想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可是我感觉自己的力量正在消失，自己的步子也沉重起来，可我坚持着往回走，我的父亲，在背后慈祥地望着我，还有路边的不少人，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他们都在鼓励着我，我也不停地给自己打气，你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出现在自己的葬礼上，可是每往前走一步，我都感到巨大的痛苦，那种痛苦，甚至是在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可怕地感觉到，我正慢慢丧失着思考的能力，我把剩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到自己的眼睛上，以看清朝向葬礼的道路。

　　终于，我来到了门口，我看见自己躺在那里，仪式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我看到了妻子，我看到了小玉，我还看到了王主任，还看到了郁欣，她的眼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还看到了话筒，我质问我的妻子，为什么？为什么违背了我的遗言，可是她听不到，我也听不到，我终于明白我死了，并且明白了我的死因。

　　“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
　　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
　　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