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心理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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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起源于管仲、李悝，发展于战国的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由韩非集其大成。这个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加强君主的集权统治。他们的心理学思想集中表现为把人心、人情、人性等心理学问题，看成是“正法之本”，即实行法治的依据，其主要代表作和代表人物是《管子》和韩非。

??《管子》主要记载着管仲的思想。《管子》从实行法治、统治人民出发，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人的情欲问题。它把人的欲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理欲求，一类是社会欲求，并包含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的思想。它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注：《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生理欲求；“知礼节”、“知荣辱”是社会欲求。《管子》还指出，满足人们基础的生理欲求甚至比满足家庭天伦关系的社会欲求更为主要一些：“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注：《管子·侈靡》。）《管子》还进一步阐述了欲求与情感的相互关系。它写道：“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注：《管子·禁藏》。）一方面指出人的情感是以欲求的满足与否为转移的，欲求得到满足，会产生积极的快乐感；反之，欲求得不到满足，则产生消极的忧虑感。另一方面又指出情感反过来也会增加欲求的强度，当欲求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它非但不会消除，而在情感的刺激下会更加旺盛，以至导致破坏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臣民过于贫困便会铤而走险，君主的刑罚对他们有时也会失灵的心理原因之所在。因此，《管子》主张“闭祸在除怨”（注：《管子·版法解》。）；而所谓“除怨”则指根本上不让怨愤生起。要做到这一点，君主就得满足臣民一定程度的欲求，使他们有一种快适安乐的心境，这样，臣民才会乐意为君主所用。它说“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注：《管子·禁城》。）“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则能用耳。”（注：《管子·侈靡》。）《管子》就这样巧妙地把人们的欲求心理纳入到维护封建地主国家政权的实际意义中去。

??韩非在论及情欲心理时认为，情欲与人们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相联系，也同人们对这种需求能否克制有关。因为人不穿衣服就不能御寒，不吃饭就不能充饥，因此欲利之心对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欲利之心不予以克制而任其发展，就会变成终身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不除也。”（注：《韩非子集释·解志》。）就是说，人欲得之心是由需要引起的，其本身无好坏之分。但个人对需要满足的态度不同，以及意志力对其调节、控制的作用不一，就有忧患与不忧患之别了。在他看来，善于克制欲望，能够知足的人，只要物质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就没有多少可忧患的了；而贪欲争利，不知足的人，即使是作了诸侯，或有余资千金，其欲得之心永远得不到满足，其忧患终身也难以解除，甚至招致祸害，既害己又害人。所以韩非说：“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注：《韩非子集释·解志》。）他还强调指出“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则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难生”（注：《韩非子集释·解志》。）。正因为欲得之忧不除，不仅会使事经断绝，产生疾病，减弱智慧，而且还会失去是非标准，导致轻举妄动，以至发生祸难。

??在治理国家方面，《管子》还分析了赏罚在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心理作用，认为赏罚是维护社会价值观念的手段。所以非常重视赏罚的心理效果。它说：“民众而兵弱者，民无耻也。”“赏罚不信，则民无耻……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注：《管子·权修》。）揭示了军队所以不强，是因为缺乏督驱的手段，而所以缺乏督驱的手段，是因为不能厉行赏罚。它还论述了赏罚与情感之间的某些微妙关系。它认为：“喜无以赏，恕无以杀，喜以赏，恕以杀，怨乃起，令乃废。”（注：《管子·版法》。）就是说君主不应以自己的喜怒来决定赏罚，否则，就会怨声载道，政令不行。又说：“今用法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民死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注：《管子·法法》。）这就进一步指出，刑罚使人产生畏惧本来会退却不前，这是人的一般本性；但是过于严苛的刑法却使人在恐惧之下铤而走险，这不是人的一般本性所致，而是敝法产生的恶果。因此，刑罚并非万能，恐惧害怕也并不总是令人退却。根据这一思想，《管子》又提出了赏罚同教化相结合的观点：“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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