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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2 16: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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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产生在唐朝。武则天出生在游牧精神浓厚、有深厚“胡服骑射”传统的山西。而山西是鲜卑族的根据地之一，鲜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则天的父亲曾随李渊起兵反隋，后封为应国公。所以武则天也应该算作将门狼女。后来又在李唐皇族游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则天成为中国狼性最强的杰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阔斧，铁腕血腥，毫不手软；在政策上：打击士族，强化科举，破格选才，劝课农桑，发展人口。把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维持了半个世纪。
陈阵停了停，突然问杨克：你注意过武则天的形象没有？
杨克有些茫然，摇摇头说：没注意，你又发现了什么？
陈阵说：我看过武则天的画像，她很富态，有母仪之相。洛阳龙门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卢舍那石像，是武则天下令凿刻的。那雕像有异常大气矜持的端庄美，脸庞颈肩丰满圆润。据说这是当时的艺术家和石工按照武则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审美标准上，唐朝是“以胖为美”，李唐帝王大多选丰满女人为后为妃。唐太宗选武则天为妃，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后来又对武则天穷追不舍，直到把她立为皇后，而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丰腴的杨玉环为贵妃。几代唐朝皇帝如此热衷丰满女人，确实大大有悖于中国汉族帝王的传统审美标准。华夏汉族帝王大多喜欢苗条女人，比如：“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汉朝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式的女人，后来被成帝立为皇后。
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
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
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陈阵长叹一声，接着说下去：但是我仰望腾格里，仔细想想觉得腾格里还是对的，性格这么软弱的民族实在不配占据这么辽阔肥沃的土地，真是给天父腾格里丢了脸，天理难容，真真到了要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地步了。腾格里的“天理”没有错，软弱的农夫不应痛骂人家的残暴，实际上农夫们也是按此天理来对待庄稼的，绝不肯让弱苗懒秧占着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铲除它们，给强苗优秧让位。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
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尤其是四大发明：指南针帮助西方民族成为真正的航海民族，帮助他们成为能在大洋中辨别方向的海狼，帮助他们发现新大陆，攫取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又帮助西方民族摧毁了中世纪愚昧和坚固的封建城堡。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苍天有眼，腾格里还是派出它的大儿子——草原游牧民族，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继续给它输血，硬化它的脊梁，让它重新站立振作起来。
农耕必定软化民族性格的这一规律继续发生巨大作用。灭掉了契丹辽国以后，强悍的大金国又重蹈大辽国的覆辙。金国时期农业大发展，到金国盛期，耕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北宋。农业人口也急剧膨胀，从金初的300万户，发展到金中后期的760多万户，4500多万人口，超过了北宋真宗景德时期的全国人口，结果，女真民族也日益衰弱下去。
太阳已微微发黄，额仑草原好像金色的大漠，从前狼群出没的山谷，已经显出半月形的阴影。陈阵站起身，又本能地看了看狼洞山坡，在他当羊倌的时候，太阳一黄，就要提防狼群出动了。狼给他的烙印比被蛇咬的感觉还深，20多年过去了，此刻他的脊背还能感到狼群逼人的寒气。他伸了伸手脚，对杨克说：是不是该回去了，嘎斯迈他们该着急了。
杨克听得正上瘾，忙摆手说：没事，嘎斯迈知道咱俩的毛病，一聊起来就没有黑白天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跟她说了，今晚可能不回来住，没准到别的队看看。你还真跟说评书的学了一手，说到最节骨眼的地方，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我知道，下面就该蒙古骑兵出场了。你上车吧，我把车座放倒，你半躺着讲，我半躺着听。继续讲！
陈阵上了车，半躺下来，说：没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边开讲座，真容易进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洞的地气了。
陈阵立刻开讲：……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时候，不要说中国的农耕民族已经软弱得不堪一击，就是世界所有的农耕民族也都已经软得没有还手之力了。蒙古区区十几万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在于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蒙古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宗师、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护神。
蒙古人不仅认为自己民族的先祖来自于“苍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领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还直接以狼为名。古波斯大历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历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产生过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儿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发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现了一个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该部落的两个领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坚都—赤那”，另一个名叫“兀鲁克臣—赤那”。“赤那”的蒙语意思是“狼”。拉施特说：“‘坚都—赤那’这个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鲁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因此，这两位领袖的名字分别是“公狼”和“母狼”。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部落称之为“赤那思”，“赤那”蒙语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为“狼群”。“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解释道：“赤那思……为复数，意为狼之集团也。”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亲也以狼为名。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领昆在其兄伯升豁儿死后，娶嫂为妻……他又从他原配的妻子生下过几个儿子；其中一个继承了父位并且很著名，名叫速儿黑都忽—赤那。他与屯必乃汗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和嗣位者为俺巴孩合罕。”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就是“速儿黑都忽—赤那”，“速儿黑都忽”的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为名的人还很多。再可举一例：《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亲家名叫“阿里黑—赤那”，“阿里黑”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见，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何等崇高的地位。而汉人是没有一个人会用“狼”字给孩子起名的。上述事实也可以证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仅是在狼的草原上长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长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为祖、以狼为神、以狼为师、以狼为荣、以狼自比、以身饲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强悍、刚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骑兵则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战的蒙古草原狼训练出来的军队。
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世界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古代农耕文明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软化了世界上所有农耕民族，从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烂的软桃子。因而，以草原狼图腾精神武装起来的蒙古骑兵也就创造了世界奇迹，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达到了草原游牧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大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欧人的“游牧精神”里。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最大版图、最强悍的帝国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国，难道还不能说明狼精神的伟大影响和作用吗？
软弱的金国南宋的灭亡，和蒙古骑兵的胜利，跟生产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农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运，就必须部分保留或创造能培育强悍民族性格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存在。总之，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国元朝，对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对中国和华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没：
首先，蒙古民族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生存空间的范围。元朝为古老中国领土的延续，承接了关键性的一棒，否则，汉唐以后二三百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就可能永远独立出去，变成其他强大文明的
领土，使中国失去屏障，把农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后来在明代，强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国曾扬言要强迫中国人改信伊斯兰教，帖木耳大汗还差一点就率百万骑兵进攻中国。后来因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这场灾祸。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国手里而被伊斯兰民族占据，又假如他从甘肃宁夏地区率百万大军进攻中国，那么中国国土和文明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元朝重新恢复和扩大中国汉唐时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扩展了西北屏障，将其他高级强悍文明国家的边界推向远方；而且也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继续收复、守卫和扩大中国汉唐疆土打下基础。这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刚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射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朱元璋就是一个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汉族帝王。
所以我认为，元朝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这次输血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起来。至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勇猛的起义领袖，就是这次输血的直接结果。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鲜卑北魏、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退化。由于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样的凶猛、智慧、顽强、残忍、气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占领南京之后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那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北伐，而是倾明军主力主将大举北伐，攻下大都。尔后，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他杀违纪的大将、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软，手段残忍。燕王朱棣身处与蒙古狼性骑兵交战的第一线，锤炼出狼一样的性格。他篡权夺位果敢血腥，还开创了“灭十族”的残暴先例。朱家父子的专制残暴必须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对朱元璋和朱棣的强悍征战的狼性性格还应该给予肯定，毕竟他俩不像以后的明朝皇帝，只敢对百姓凶猛残暴，而不敢对强敌凶猛征战。然而，靠输血为生并不能持久，明朝后几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国黄鼠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枪窝里横！
为了恢复中华大业，打击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朱棣敢于把帝都从温柔富贵之乡的南京迁移到军事第一线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亲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归途中。一个在位皇帝能够抛弃享受、戎马一生，“马革裹尸”，这在汉族王朝的皇帝中绝无仅有。永乐大帝不愧为强悍进取的汉族大帝，《永乐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国最优秀、最宽容海量、敢于收录不同政见的大典。
两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与北宋南宋软弱腐败的帝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狼性性格在汉唐以后的华夏这块农耕土地上，是很难生长出来的。蒙古民族的强大输血，不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还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将，像徐达、常遇春等等都是汉唐以来罕见的大智大勇的汉族军事将领。明朝盛期，疆土扩大到东北黑龙江库页岛，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复了汉唐时期的国土，一扫汉族在汉唐以后的颓势。这次汉民族的复兴真应该感谢蒙古民族的慷慨献血，感谢狼图腾精神在华夏土地上的又一次复活。
然而，从性格上讲，受血者总是弱于输血者。初期强悍的明朝后来仍然没有战胜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骑兵力量的源泉，当蒙古骑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骠悍起来。明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军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样行踪诡秘的蒙古主力骑兵。相反，蒙古骑兵却屡屡重挫明军，击败徐达的主力大军，全歼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长城。最惨的是，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区区两万骑兵全歼明英宗亲自率领的50万大军，并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谦率军民奋力死战保卫北京，元朝还可能复辟。此后，农耕民族的羊性旧病再次发作，宋明理学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关外几千里游牧国土再次丢失，直到被满清灭亡。还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现代史家称颂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同样不堪一击，被凶悍的满族骑兵所消灭，重蹈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大军被游牧骑兵消灭的覆辙。汉民族经过元朝蒙古民族输血所得到的一点元气再次耗尽。汉民族终于无力独木支撑中华大厦，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让位给北方游牧民族——满族。
陈阵又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女真满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和大有作为的朝代。我对清朝也特感兴趣。你想想，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统治了几亿汉族人口；居然打下了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国的巨大疆土；而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康乾之治”，时间长达120年，比汉民族最引以为荣的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的时间加起来还长一倍多。满清是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
的不是帆船时代的西方列国，而是发展到铁甲巨舰时代的西方列强，我相信励精图治的康乾时代很可能会出现中国的明治天皇，取得维新成功。并以进取的游牧性格来引进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业，彻底改造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与西方文明狼竞争搏斗，改变千年停滞不前的民族命运。可惜满清被华夏农耕和儒家软化下去以后，西方列强才发展到铁甲巨舰的大工业时代。中国的运气不佳，这是后话了。
那么，为什么小小的满族能够创造超过汉唐的康乾盛世奇迹？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只有满族上层最能深刻认识中国盛衰强弱的规律，认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优缺点，并能将二者的优点牢牢地结合起来；只有满族最能深刻认识民族性格对民族命运的决定作用，特别懂得保持满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极端重要性，并能够保持近两个世纪。他们明白只要保持狼一样不屈不挠、勤奋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学习和掌握华夏文化和文明也并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超出一头。
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满族统治集团吸取了鲜卑北魏、契丹辽国，特别是满族祖先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元朝的失败教训，没有全盘汉化，而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实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项国策：其一，保持满族骑射搏击的传统，从小抓起，全民族参与，连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组织大规模木兰围猎，皇帝亲征，八旗子弟跟随，以猎练兵，与狼近战，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庄展馆里有介绍，康熙大帝一生曾亲手猎杀过几百条草原狼；其三，保留东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两区两治，农区农治，牧区牧治，严禁农民进入草原毁草垦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维护草原，就是维护游牧民族强悍性格的根和源。从满清盛期的整个版图来看，清朝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国家，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国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包括东北、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么辽阔广大的狼性草原，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多少强悍的血液和兵马；其四，满蒙通婚，满汉禁婚，以加强狼性血液的纯度，避免受农耕汉族羊性血液的同化。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缘关系，女真叶赫、哈达等部与蒙古有姻缘关系。到清朝，为借蒙古强大的骑兵来共同统治亿万汉族，于是更加大规模多层次实行满蒙贵族皇族联姻政策。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杰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战，鼓励军功，以战养性，以战强兵。康乾盛世又是战火纷飞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主战派占据优势，对削藩、收复台湾、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乱、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毫不妥协，直至胜利；其六，建立以满族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为骨干的游牧民族联盟，加强游牧精神，共同统治人口稠密的汉人；其七，废止汉族腐败无竞争的太子制，皇位继承人由皇帝择优定夺，使皇子们像群狼争做狼王一样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软弱无能之辈，出狼王、出人杰。
这些措施对长期保持满族的强悍性格和清朝长治久安，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太广阔，农耕势力太深厚，加上满族全盘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经济繁荣，农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后期竟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六七倍，农耕性格呈全面压倒性优势。所以，满清的上述国策最后仍然未能保住满清统治集团的强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比汉族的南宋还是强了许多，至少没有向列强拱手交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游牧女真满族，对中国贡献巨大。主要的贡献依然是两个：首先，再次给予中国一块仅次于元朝的疆土。经过元朝明朝两次国土的确认，再加上清朝长达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辖，虽然清末又丢失了近一半国土，但还是保住了自汉唐确立的中国疆土，还加上了富饶的东三省。几千年的民族生存竞争，在中国农耕和游牧两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杀下，终于把2000多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保留到现代。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千古伟业，比世界上其他古老农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连民族本身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更不用说是古老的国土了。就是后来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辽阔国土，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的国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族联姻的唐朝所发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扩大，最后由满族的清朝所恢复、扩大和坚守下来。汉唐元清这四个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这四个伟大朝代，从统治民族的成份上来看，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只有汉朝，唐朝则是汉族和鲜卑族联合执政，而元清两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执政。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孝庄皇太后还曾是严禁满族和汉族女人缠足的开放派。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残和束缚被统治者的自由独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
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丢人最遭耻笑的事情。
辽阔的国土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而西北广袤的国土又是中华文明的根和屏障。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而满族则是中国国土的关键性的确定者。后来，到民国时期，汉人政权又丢掉了辽阔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其次，满族的清朝除了对中国国土的巨大贡献外，又再次给予华夏民族更长时期的输血。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黄二帝是游牧族，中华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经流淌的是强悍的狼性血液。后来经过历史上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强大输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个世纪的输血，特别是满族的最后两个半世纪的输血，总算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种坚持到近代。现在，中华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输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复兴的资源。清末以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强悍民族精神，就是来源于游牧炎黄的血液遗产和游牧民族所不断注入的生命活力。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占绝大多数、农耕历史那样漫长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欠缺的却是勇敢进取，没有勇敢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劳往往就是劳而无功，或为他人作嫁。
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的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究竟在何处。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图腾精神极为困难，关键是需要弄清楚中国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中国史家大多知道中国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图腾，可就是难以理解中国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例如，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说：“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较他种优越。其理由虽不可知，而可汗固尝以此自骄。”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汉人脱离大草原太久，对狼图腾认识的局限性就难以克服。有些重大课题在书斋中是不可能钻透的。咱俩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带着强烈的兴趣和疑问，跟草原狼零距离和近距离地打了好几年的交道，才总算克服了汉人的局限性。现在我必须尽快地把咱们的认识传播给汉民族，只有弥补了民族认识上的严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弥补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杨克叹道：要是你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儒家写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辞，偏见极多。我完全赞同重写历史，不管写成什么样，但必须重写！
陈阵说：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陈阵望着草原的落日，并不觉得饿，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我还要特别要强调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几万年以前这种精神就已成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达不到这种精神高度，它只是华夏先贤号召人们景仰、追求和学习的精神楷模。因此，强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贤用这种四不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还不能成为农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则，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国的事例，也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奸伪军，堪称世界之最。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汉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置于民族图腾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过农耕民族。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长期不断的输血和混血，才使整个中华民族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图腾精神，那么
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学精神了。现在，谁还敢把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为魂。
我们汉人真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感谢和学习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应该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
杨克忿忿地说：现在不要说是感谢和补偿了，就是制止对草原的掠夺和瞎指挥都难上加难。
陈阵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中国传统观点总是鼓吹中国古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正统儒家具有如何强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农耕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没有坚持延续下来，而只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而一直坚持到近现代。然而，根据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的事实，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近代，是不能离开游牧民族长期不断的输血的。否认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输血贡献，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种观点不仅大大削弱对保守腐朽的小农意识和正统儒学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残存，继续弱化和束缚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会对中国病发生严重误诊。
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都未能对症下药，都没有集中力量对农耕的病根痛下猛药，甚至继续迷恋农耕，鼓吹农耕，提高农耕地位，提拔农耕干部。在文革时期，甚至还要把城市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就导致小农意识和家长专制意识日益浓厚。也导致农耕人口急剧膨胀，甚至大有超过五千年农耕人口总和的趋势。虽然目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农耕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九亿具有农耕性格和意识的农耕人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的“民族存在”，如此庞大深厚的农耕意识和性格“存在”，将长期影响和熏染中国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阶层的机体内。
百年来，中国老病频频复发，本质性的维新和改革屡屡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转换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现在，中华民族尚未发展到能够绝对把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阶段。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然而，20年艰难痛苦的改革，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长足进步，民族存在开始改变，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的规律开始向强悍的方向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性格也开始自发地向狼图腾精神回归：儿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红了中华大地；以狼的强悍性格“与狼共舞”，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自觉；以狼为商标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以狼为店名的餐馆生意兴隆；以狼为笔名或艺名的作家艺术家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以狼图腾精神为核心的游牧精神终于开始复活。一个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开始自发地敬崇狼精神，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由于狼图腾精神是痛杀软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只有大大发扬狼图腾的精神，改革才不会倒退，也不敢倒退。越来越多以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人类”将越战越勇，挫败一切保守倒退的势力。说到底，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换，而更基础更具决定性的却是国民性格的改革和转换。
掌握和遵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就可以更自觉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样的勇猛前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和继承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华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并发扬光大。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上述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规律性的发展阶段，而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经过“文明狼”阶段，就根本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级阶段。十几亿真正自由民主和热爱和平的文明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是全球自由与和平的最大保障。
杨克说：你梳理得还挺清楚，中国历史可能真会按照你的“三阶段论”发展。狼图腾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没在草原，现在总算挖掘出来了，看来它一点也没有生锈，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而且古老的狼图腾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精神武库里仍然闪着灿烂的光辉，而儒家的纲领——三纲五常却早就成了腐尸烂肉。
杨克又说：你这个大纲几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几个关键问题弄通了。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陈阵说：原因还在于农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国农耕土地太广阔太深厚，世界第一。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农耕大树，根深叶茂，吸走了所有的养分；树冠巨大，覆盖了树下所有的萌芽。农耕国家政权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须要有强悍的民族性格来战斗，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当然就没戏了。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
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射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浪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它。能做到这点的国家都走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这条道路难度极高，即便是近现代强国，弄不好也会翻船。像二战时的德、意、日三国的民族就未能驾驭住本民族的狼性，结果导致法西斯大爆炸，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
中国的“文革”也出了大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民族性格太软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强打成了半殖民地，饱受屈辱。中华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进西方强悍进取的狼性精神，又一点一点地引进强悍竞争的西方工业，起来打到“孔家店”，强烈地释放被久久被压抑的“狼性”。炎黄游牧族的血液遗传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输血终于发挥了作用，中华民族性格慢慢强悍起来。百年奋斗，赶走了列强，取得了民族独立，还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然而，到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需要人为地释放和煽动狼性，打倒一切“
牛鬼蛇神”，打倒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工商界精华，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狼性“红卫兵”横行全国：打老师，批校长，烧书籍，毁文物，抄家产，杀人放火、冲击大使馆，无法无天，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中狼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狼性，则将把世界变成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须同时进行和完成转换国民性格的基础工程，没有这个民族性格的基础，即使建起民主大厦，那也只是一座危楼，如果垮塌，反而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而在民主废墟上就会建立起更加专制的政体。没有扎扎实实的转换民族性格的基础工程，民主就永远只是中国少数人的奢望。转换农耕民族性格必须经过一个“野外放养”的过渡时期。但是，转换民族性格和推进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则，民族性格软弱的旧病将会把腐败、低效、人口过度扩张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病毒扩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误治疗抢救的宝贵时间。
杨克点头道：没错。西方民族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终只接受民主制。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看来，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国民性格不变，中国的集权专制就始终不会终结。
陈阵说：狼性不强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强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
陈阵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难移”了，而是“坚定不移”。当前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现在改革形势已不可逆转。从性格上形象地讲，既然，“炎黄狼”、“秦汉狼”和“隋唐狼”曾经被农耕存在改造成“华夏羊”，那么，随着新型竞争性的民族存在的确立和扩大，一直落后挨打的“华夏羊”就会成为勇猛进取的“现代中华文明狼”，成为真正的炎黄子孙，并向更高级阶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进化。
然而，由于在世界上，中国的农耕土地最广阔，农耕历史最悠久，农耕人口最庞大，农耕意识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间又过于狭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从“华夏羊”转换为“文明狼”，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甚至是残酷淘汰的时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而且，以后政治体制的攻坚任务还可能由于民族性格软弱而久攻不克。而这些难题又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来攻克。
这些就是我的最后结论。
额仑草原沉入茫茫夜色，远处牧民定居点的电灯发出微弱的光亮。杨克还想继续提问，陈阵拍了一下方向盘，说：该回去了，要不巴图要开车来找咱们了。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跟你讲呢。
杨克说：狼图腾和游牧精神真是个中华文明中的枢纽性问题，动一发，牵全身啊。我真还有好多问题要问。
俩人下了车，向黑暗的狼洞山坡挥手告别，但又久久伫立，不忍离开。陈阵望着狼山轻轻地说：小狼，我要回北京了，以后我还会来看你的……
杨克说：咱们真应该在小狼的洞前立一个纪念碑，最好是个狼的图腾柱。
陈阵叹道：我也想立，但是我不敢。现在草原上到处都是农区来的外来户，要是他们看到给狼立的石碑，那还不把它砸个稀巴烂，说不定还会把这个宝贵的百年老洞刨塌填死呢。还是让小狼的洞安安静静地藏在这里吧。
陈阵又说：我现在更想做的还是在国人的心里树立狼图腾的精神图腾柱。狼图腾本来就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原始图腾之一，在地位上仅次于龙图腾。但是，我认为问题还没这么简单，根据考古新发现和我的分析研究，早期的狼图腾和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一个图腾，而后来的龙图腾只是狼图腾的演变形式而已。
杨克吃了一惊，忙说：这个发现对转换中国人的国民性来说太重要了，你把这个问题说完了咱们再走吧。
陈阵一口气说下去：龙的形象其实在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现。1971年在内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个玉龙，号称中华第一龙，属于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那时华夏先祖还没有成为农耕民族，还处在狩猎、采集、游牧或半农半牧状态。龙图腾最先是华夏原始先民的图腾，后来才演变为农耕民族的图腾。我仔细看过和研究过翁牛特三星他拉玉龙，可是让我吃惊的是，那条原始玉龙，根本不是后来中国人所熟悉的龙，而是狼首龙身形象的龙，玉龙的身上没有鳞，也没有爪，头部和颈背完全就是狼头狼颈，简直就像按照狼头狼脖子临摹下来的一样：长长的脸，长长的鼻子，长长的吻，长长翘起的嘴角。尤其是眼睛，那绝对是狼眼，跟咱们小狼的眼睛一模一样，圆眼吊睛，眼角吊得极长极斜，狼的这个关键的特征，被新石器时代的先人用艺术手法夸张得惟妙惟肖。这还不算，狼脖子上面的狼鬃也雕刻得极像，从头脖顶到前背长长一溜狼鬃高高地耸翘起来，非常威风漂亮。高耸的狼鬃又是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显著特征。我对狼太熟悉了，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对狼的长期细致的观察，我们的先祖是绝对雕不出这么传神的狼的艺术形象来的。
此条玉龙实际上是条玉狼，尤其是头部绝对是狼头。可是有些学者说这条玉龙的头是猪头。但是，我认为，从游牧民族的性格上讲，家猪或野猪都不会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崇拜图腾，因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驯服的、或可以被驯服的动物的。只有不了解中国游牧民族性格的人，才会认为中国草原人会崇拜家畜；从形象上讲，猪眼不是吊睛，猪拱嘴的嘴口也不是开在最前面的，整个猪头也不是长形的。而且，身材短胖只有棍形小尾的猪，不管是家猪还是野猪，要演变成长长的龙那就太牵强了，而长长的狼身加
上毛茸茸的长狼尾，演变为龙身倒有可能。你想想长长的狼皮筒再加上长长的狼尾巴挂在高高桦木杆顶上，被大风吹起来时候的样子，是不是特像狼头龙身？我猜想，中华飞龙很可能是华夏草原先祖所想像的草原狼灵魂升天以后的飞狼形象，是对狼的形象的美化和神化。那年我看小狼升天的样子，真感到小狼不仅像飞狼，而且还像是腾云驾雾的飞龙，只是当时没有顺着这个感觉挖掘下去。
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那件玉龙的图片，当时我真是很激动，好像见到了小狼一样。在当时的原始条件下用美玉雕刻出那样精美的狼首龙身的玉器，就可以推断我们的先祖对狼熟悉和崇拜到什么程度了。而且“玉龙”出土的地点又在内蒙，是蒙古草原狼的故乡，是中国的土地上猛狼巨狼最多的地方，是后来无数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一直生活的地方，又是“飞狼”的传说最多的地方。这就让我自然联想到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关系，也开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狼图腾和龙图腾至少有以下七个相同的特点：
其一，最早的狼图腾和龙图腾都出现在内蒙古草原或接近蒙古草原的地方。这里恰恰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最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故乡，而且草原狼又是游牧民族的同乡，人与狼互相搏杀，互相依存，又共同生活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因此，狼的精神和性格对草原人的影响最大，不像北极圈和俄罗斯森林里的狼远离人群，以捕食野生动物为生，对人的影响不大，因此在那里也难以产生狼图腾崇拜。
其二，原始的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头部和颈部相同，长筒形的身体相同。内蒙三星他拉的原始玉龙是狼首龙身，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期原始狼图腾和龙图腾头部颈部完全相同，身体也相同，都无鳞片。这表明龙图腾不是由鱼或蛇演变而来的。那时候，极有可能狼图腾就是龙图腾，龙图腾就是狼图腾，两个图腾还没有分家，而它们的家还都在草原。
其三，狼图腾和龙图腾都是采用身体上下拱动的姿态飞行。在传说中，无论在蒙古草原还是华夏大地，这两个民族图腾都是飞翔的图腾。在草原，狼图腾可以飞天，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而华夏的龙图腾则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但是世界上和中国许多民族的图腾并不会飞，例如崇拜熊、虎、牛、猴等等的民族图腾。中华大地上的草原民族和华夏农耕民族的图腾都有飞翔的特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更为相同的是狼图腾和龙图腾的飞翔姿态，狼在草原上飞奔的姿态是上下起伏的，狼皮筒被挂在高高的木杆顶上被大风吹动的时候也是上下起伏、身体拱动着“飞翔”的；而中华龙在各种古代壁画和雕刻中都被塑造成躬着腰，上下起伏拱动着“飞翔”。这种飞行姿态与狼图腾飞奔和“飞行”的动作相同，但与水中的鱼、蛇和鳄，以及陆上的蛇和蟒的游动动作完全不同。鱼蛇蟒鳄都是靠身体和尾巴左右摆动而前进的。一种行动是“上下拱动”，另一种行动是“左右摆动”，这两种不同的动作和姿态，清楚地表明狼是比鱼蛇蟒鳄更高级的动物，龙图腾不是由鱼蛇蟒鳄这些卵生较低级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而是由草原陆地的哺乳动物——狼演变而来的。而多数中国人却认为龙是水中的鱼和蛇变来的，现在有的人还认为龙的原型是鳄。这些观点没有看出龙与鱼蛇蟒鳄在类别上的本质区别，没有看出“上下拱动”与“左右摆动”的根本区别。因而也就把龙图腾精神的本来面目掩盖得越发模糊不清。
其四，狼图腾和龙图腾虽然都会飞，但是都没有翅膀。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有“飞虎”、“飞马”等神话形象，其他民族也有“羽蛇”等图腾形象，可是那些会飞的动物都是有翅膀的，50年代飞马牌香烟的烟盒上就有长着巨大翅膀的飞马形象。那么为什么龙图腾没有翅膀呢？我认为这是因为由于狼图腾没有翅膀，所以由狼图腾演变而来的龙图腾也就没有翅膀。而狼图腾之所以没有翅膀，是因为原始的草原人相信神出鬼没，神通广大的狼会飞，不用翅膀也能飞。
其五，狼图腾和龙图腾都与中国两个民族的最高崇拜——天崇拜有密切关系。在草原上，草原民族相信狼是腾格里派到草原来保护草原的，还会把崇拜腾格里的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而在华夏，农耕民族则认为龙是天的化身，而皇帝就是“真龙天子”，神圣不可侵犯。既然汉族的天崇拜是游牧先民从游牧区带到华夏农耕大地的，那么他们也就把狼图腾一同带来了。
其六，狼图腾与龙图腾都是凶猛可怕的猛兽形象。世界上各民族的图腾有猛兽也有温良的草食动物，许多民族都把牛作为民族图腾。但是为什么华夏民族却把面目如此凶猛狰狞的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呢？这是因为，那时华夏先祖还是狩猎采集游牧部族，还不是温良敦厚的农耕民族，而中国的绝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把狼作为图腾。由于狼的形象凶猛可怕，所以由狼图腾演变成龙图腾的龙的形象也就异常凶猛可怕了。
其七，狼和龙都具有不可驯服性。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图腾都是可以驯服的动物，甚至以家畜为图腾。而中国的两大民族的图腾——狼和龙，都具有不可被人驯服的性格。狼是猛兽中最倔强、从不屈服的动物，熊虎狮鹰大象都可驯，而蒙古草原狼不可驯。由于狼不可驯服，那么由狼图腾演变而来的龙图腾也就具有不可驯服性。龙是狼精神的承袭者和强化者，它不仅不可被人所“驯化”，相反它还将驯化它的一切臣民。而狼的不可被驯化的精神后来被儒家皇权至高无上的精神所利用，并神化了。
根据上述狼图腾和龙图腾这些关键性的相同之处，我推测，中华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就像华夏农耕民族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演变而来的一样。由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没有离开草原，所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一直没有变形，草原民族从古到今也一直崇拜狼图腾；而在远古，一部分游牧民族离开了草原，进入华夏农耕区，也就把腾格里崇拜和狼图腾崇拜带到华夏农耕生活中。由于，在古代无论牧业和农业都是靠天吃饭，因此，转移到农耕地区的天崇拜也就被保留下来，但是游牧部族变成农耕族以后性格逐渐软化，慢慢变得怕狼恨狼了，那么从草原上带来的狼图腾崇拜就不适应农耕生活和精神，于是原来的狼图腾就慢慢被农耕生活所改造，改成具有耕云播雨功能的龙图腾新形象了。
在远古，东亚草原一定有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在传说中，伏羲时期的图腾是“人首蛇身”形象的图腾，伏羲神“本人”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后来，经过部族的融合，华夏先人们大概以狼图腾和“人首兽身”图腾为主干，再吸收了游牧部族和原土著农耕族的图腾形象的某些局部，加上了鱼鳞、鹰爪和鹿角等部件，于是狼图腾就变成了龙图腾。在龙图腾创造和融合的过程中，狼图腾的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人面蛇身”的形象与后来的威猛可怕的龙形象相差太远。我看过考古出土的仰韶时代的“人面蛇身”陶式图形，那哪是龙
啊？简直就像一只壁虎，或者像大头蜈蚣那样的小爬虫，形象阴暗猥琐恶心，毫无审美价值和神圣感。而蛇蟒身上加上狼头，那就不一样了，“狼首蛇身”就基本上有龙的威猛的艺术雏形了。后来的中华龙的形象之所以威猛可怕，震慑人心，并具有审美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狼一样猛兽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抽象”的龙一定会有具象的根据，而中华各民族中历史中最悠久又最具象的凶猛图腾只有狼图腾。因此，没有狼图腾的形象、性格和精神的参与，中华龙就不能成其为龙，而只能是中华虫。
陈阵让杨克上车，他也上了车并打开车内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卡片说：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华夏传说中那个神秘的饕餮神兽。我认为饕餮也很可能是由狼演变而来的，后来饕餮再演变为龙。《辞海》说：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上面几段话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种“恶兽”，而不是鱼蛇蟒鳄，不属于鱼类或爬行类。《辞海》中还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纹。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认出那个凶恶的猛兽像谁，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圆眼吊睛，凶狠无比。
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性了，咱俩可以举出无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性的代名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以前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的华夏族，会崇拜那么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国家神器的地位。难道那时的中国人就那么贪吃吗？因而也就那么崇拜贪食的恶兽？而饕餮贪婪的吃相真是毫无神圣可言。但是后来当我发现饕餮有可能是狼图腾的变形的时候，我立即想通了。贪食只是狼的一个特征，是狼精神和性格的表象。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饕餮神兽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狼图腾崇拜的承续，狼虽然贪食，但是它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才是早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后才能理解，而后来恨狼怕狼的农耕民族和儒家就难以理解，所以无法给人以信服的解释。再后来，当农耕和儒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贪吃的恶兽——饕餮，就必然从国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龙，让位给龙。
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无数个游牧民族，而无数个游牧民族又是那么强烈地崇拜狼图腾。为什么入主中原或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后来也那么喜欢穿中华的龙袍，坐中华的龙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龙图腾里看到了他们民族的狼图腾的变形或影子，龙图腾实际上就是改形换面不变心的草原民族的飞狼图腾。然而，正像游牧民族来到华夏农田以后，他们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农耕意识那样，游牧民族的图腾精神也必然被农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护草原的狼图腾也就变成主管农耕的命脉——呼风唤雨的龙图腾，于是狼就变成了龙。而且，在龙图腾上又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把龙图腾的原始精神实质改得面目全非，蛮好的强悍进取的狼图腾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权威的专制暴力精神。龙图腾成为中国历代专制帝王狐假虎威，镇吓人民的帝王图腾。龙袍只属于皇帝一人，九龙九爪。其他七龙七爪，五龙五爪的官袍不能称之为龙袍，只能叫作蟒袍。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清除民族图腾里面后加上去的专制帝王的糟粕，而应当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貌——狼图腾精神。
中华龙令人恐惧的凶猛形象和身体里面，最初蕴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图腾精神和灵魂。中华龙图腾与中华狼图腾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精神实质上，中华龙已完全异化：自由的狼变为专制的龙，全民族的精神楷模变成了独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图腾演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龙舞道具空壳、纸龙纸老虎。
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两人在车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还是压不住腹中饥肠辘辘的声音。杨克说：我真想跟饕餮那样吃下去整盆手把肉。陈阵说：嘎斯迈要是看见咱俩像狼一样的吃相准保高兴。杨克打
开了所有的车灯，驾着吉普向西北边境线草场驶去。翻过高坡，可以看到远处像灯塔那样一亮一灭的灯光，嘎斯迈一定握着手电在那里站得很久了。陈阵从后视镜久久地回望朦胧月光下静静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来……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日三稿于强沙尘暴下的北京。
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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