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陆寿筠：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

魔坠凡尘

作者：陆寿筠

现代人类面对着两大威胁：人们对自然不负责任的滥用引起的生态危机和世界上国际垄断资本对人们生活的统治引起的社会危机。前者表现在全球气候的变迁和不断增加的物种的消失，后者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暴力活动和不断上升的爆发全球核战争的风险。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用来最有效的分析所有自然社会历史现象的广泛的世界观。幸运的是有一个可以概括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或者简称为动态——整体观。在各种文化中，西方和东方，都能看到这一世界观的表述，而在东方思想传统中它表现的最多，也最为典型。

动态整体观有三个方面：

1．“整体”指每个事物——来自于全部——包括我们人类可以观察到的最微小的存在物，从整个人类社会到所有的人类团体到个体的人，从可感知的实在存在物到想象的抽象的事物，每个事物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方面。这个整体不是一个机械的，静止的组成部分的拼凑，而各部分则是——

2．“动态平衡”，它的意思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万事万物都一直处于通过构成它的相对立的阴和阳的相互作用而由其内在的不平衡到平衡再由新的不平衡到平衡的变化。特定时刻相互作用的情况决定该时刻下“整体”的性质，就社会事物而言，“整体”是相对独立且有自我意志的社会实体，反过来它又做为更大的“整体”的互相作用的组成部分。这种“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同时又是一些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的二元性是所有存在物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所有事物的结构的多级形式，也为这个世界观的第三方面提供了基础———

3．所有存在物都是一个多维的整体。研究人类社会时，“多维”指观察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方法的多样性，它包括各种各样的类似的组成实体（个人和社会团体）在各种水平下的相互作用以及属于不同层次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哲学，政治，经济思想中（传统中药中也有，这里不讨论）的道法学派最好的体现了动态一体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三个方面（动态平衡，多维，整体）在老子《道德经》（写于2000多年以前）的哲学表述“道”中已经有所表现。这本书已为西方所熟知。这一世界观的三个方面中“动态平衡”是关键因素。达到平衡要通过包括整体和部分之间多种维度下所有实体之间各种水平所有方面的相互作用。本文不讨论这一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而是将集中讨论中国古代法家如何通过一系列英明政策试图让各种关系达到平衡，如下表：

平衡的目标
政策&机构
与今日世界问题的关系

人与自然



（儒家和其他典型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派共有的目标）
根据自然周期安排生产，保护资源被过早和过度的使用，消费上实行节制，资本使用和自然的承载能力相配合，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和自然的稳定。
工业生产的逻辑违背自然周期并且已经浪费和破坏了无数的生活资源。把扩大需求和信贷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凯恩斯开始就已经加速了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战争的掠夺——所有这些都危胁到人类的生存

农民之间经济平等
分配土地——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并且对农民平等征税，例如，根据每个家庭的规模和劳力强度分配土地。
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然资源被少数有特权的人侵占，他们以大多数的人的极端贫穷为代价过着奢华的生活。

平衡做为生产者的

农民

和

商人

消费者

之间的利益
政府通过设立“常平仓（Regulatory Granary）”*控制粮食价格，以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免受价格过度波动的损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政策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由亨利·华莱士（美国前农业部部长，1933-1940年在任）发起，这一思想在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时予以采用，他从一本有关传统中国经济政策的书上获得这一思想。

    联合国1942年曾赞助一项计划要在国际上应用这一思想，但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被搁置了。

*“常平仓”,用来平衡市场，以前被有些人直译为“Ever Normal Granary”

国家内部各种商品

价格平衡

和

国际商品

价格平价


政府调节市场而不是儒家的自由放任政策或者计划/冻结物价政策。政府调控的方式是保持商品储备既是预防，未雨绸缪，也是货币发行的保证和物价控制的杠杆。调控的目标，除了国家内部价格的平衡，还有与国际商品保持平价，这是为了避免被其他政府或投机者利用或牟取暴利。重要商业企业为国家所有和足够大数量的商品储备是调控市场的前提。
垄断资本的对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的掠夺（廉价或白占）从殖民主义时代就已经成为今日世界面对的大量问题的根本原因。

金钱权力

与

政治权力

之间的平衡
在认可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商人的合理利益的同时，也要防范政府权力和资源被有钱阶层通过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选择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来垄断（见下）。
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同放肆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结合是当今社会所有社会罪恶的根本原因。









权力结构的功能层次

和

政治平等原则的统一
官员的地位与通过社会功勋制考核出来的他的表现相一致：不论出身，而是根据他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赐予高贵的地位和头衔，因此：1）政治忠诚/道德操守和专业能力本来分离的标准自然地统一起来，并且切实可以考核2）如果贵族因为表现恶劣或者违犯法律而失去他们的地位和头衔时平民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公职）为社会服务。不同阶层的人有权利有所区别地获得属于整个社会的资源，由此防止这些资源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滥用。
相比今天世界上某些地方存在的名义/形式上的平等。在西方政治中，从中国学来的功勋制仅侧重用于招聘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而领导目前干部的选拔依据是他们对当权政党的政治忠诚。这种双轨制度不能保证给全社会提供忠诚有效的服务，而且不能防范社会的资源和政府权力被一少部分人所篡夺和滥用。

全体社会成员

平等监督下的法治
以上提到的所有意在使多维的社会关系达到全方位动态平衡的规则都依法律执行，具体由因为其贤能而被选拔出来并且一直处于全社会互相监督制度下的政府官员来实施。在全社会互相监督制度下，任何人，不管是谁，故意掩盖别人罪行也会受到惩处，因此每个人，不论平民或者官员，有权利也有义务按照法律去注意他/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社会地位比他/她高的人，并且当有人触犯法律时向官方报告。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这种连带责任制度也积极地在金融信贷系统实施。
在当代中国，也许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儒家的“亲亲原则”——同族的人互相保护——影响深远，根深蒂固，致使贪污腐败非常猖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批判社会的原子观来补救，这种批判体现在小家庭集团的利益与政府大集团的利益的较量，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大小国家间的平衡关系

和

征服与被征服国家之间的平衡关系
老子认为“天下”所有国家政府的统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反对利用霸权进行武力占领。在他的《道德经》中，他阐述了古代中国“血与土地的统一”的原则，大国应当通过谦虚与尊重赢得小国的服从，小国也通过谦虚与尊重赢得大国的接受，而接受服从意味的仅仅是保护更多人民免受饥饿与痛苦的义务。因此，根据这一原则，一国的首脑在决定以武力占领另一国家时应该非常的审慎，这样做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为了实现正义。获得胜利的国家对待占领国的人民应该一视同仁：不准掠夺，不准欺压，不准奴役，也没有军队占领土地，而是纾解贫困，保留前政府的官员和军官，并让他们小心照看当地人的生活需要，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去工作，并且允许不同民族背景的人自由结婚，从而使人们愉快的留下来工作，相互同化，像一个真正的“大熔炉”。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同化了如此众多的不同族群的人，包括来自北方边界的征服者和他们的后裔，还有犹太人——后者以最难被同化而闻名。
现代世界历史上有太多的掠夺，奴役，殖民统治，武装占领，经济剥削，政治操纵，欺压等等。在国际关系中，很多时候这些都是以推动自由，民主，经济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有哪一个不是呢？为什么不促进大国与小国的平等呢？为什么不推动建立一个处理国家之间（大国或者小国）的关系，处理涉及全人类社会福祉的世界事务的基本原则呢？为什么今人作得比古人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呢？

魔坠凡尘

虽然法家的一些理论与实践已经由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祖先黄帝，距现在约5000年，提出并实施（见黄帝四经，The Yellow Emperor’s Four Cannons,），但法家实践的典型例子是中国的秦代（公元前841-221年，秦是“战国”时代七国之一，公元前221-206年，秦帝国统一七国）。秦政府的崛起从公元前359年的法家改革开始，并在第一秦帝国时达到顶点，它统一中国并使其成为一个辽阔，强大，繁荣的国家。法律统治下的秦政府和秦帝国统治下的统一的中国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社会秩序，甚至儒家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荀子都表示承认和赞赏。同时，繁荣的秦社会还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个时候的商品率达到20%，甚至更高。

秦朝结束于一个在始皇帝死时达到顶点的阴谋，他的继承者，他的一个儿子，背叛了他父亲的法家政策，歪曲了法治，并且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秦朝的法家政策在接下来的汉代（汉，公元前206-188年）却很大部分得到恢复和延续。汉代末年，儒家思想逐渐获得优势并且最终获准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的思想指导体系。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在中国就一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而有些法家的做法已经得以继承，有些法家思想有时候会被改革派政治家采用，有时候会在新朝代开始代替一个旧的，腐败无能的朝代时采用。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思想会败给儒家思想？答案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法家实践的自身矛盾。主要的矛盾是：社会功勋制没有包含对最高统治者（国王/皇帝）的选择——皇位始终由皇子继承，而且全社会互相监督制度不能限制皇帝之下而又是等级阶梯最高层次的一个或两个人。因此，当一个法家皇帝由于一个阴谋或者是由于时间的流逝，死亡的时候，政权可能轻易的就被转移了，转移到软弱的或者是道德堕落的继承者与/或渴求权力的高层官员的手里，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之上，也懒得像法家原则要求的那样尽力去调节社会生活以应对反动的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在没有外部敌人威胁的时候。这一矛盾只能通过以人民主权的现代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来纠正，纠正的方式是国家机构的权力自上而下的行使，人民的主权自下而上的行使，二者处于持续不断的动态平衡状态。

然而，除了上面说的漏洞，法家的理论与实践在古代中国是相当成功的。从这些理论和实践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特别是在“战国”时期，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唯一道路是有一个处于人民持续监督之下的强大的政府且拥有制度权力去实施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目的是调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生活方面之间的所有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包括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持续的动态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对原子世界观，无论是其古代中国的说法，也就是正统的儒家（除了它对培养个人和社会政治美德的教诲），还是现代的说法，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放任思想，必须进行批判。

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是把社会看做一个机械的各自仅仅追求他/她自身利益的数以万计或者数以亿计的单个的人的集合。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等于的有单个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总和。它忽视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群体可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它反过来可以影响单个人和所有其它或大或小，它内部或者外部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历史上法家和儒家之间关于国家管理事务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法，坚持说，只要设立符合道，也就是自然规律的社会法律，就能培养和强化所有人的美德，从而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儒家宣扬以亲情原则为甚础的家庭美德形成的个人修养会保证社会公平，因为，据他们所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合乎道德的对待家庭中的其他人，他们也会同样地对待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他人。但是儒家没有看到一个事实，家庭美德不能自然地延伸到家庭范围以外，轻易地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关系，因为家庭美德的培养有部分是基于自然地亲情感觉，有部分是一种人类相互信赖的直觉——由五种感觉产生的一种可能只有在有限的“面对面”的家庭关系中才会产生的直觉。超过这个范围，人们就需要外在的刺激和推动来培育道德，也就是法治，或者说社会规模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并辅之以法律之外的社会道德原则教育，。

儒家把他们的论点推行的如此之远以至于使亲情伦理原则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正如孔子所说，一个儿子应该掩饰自己父亲的罪行，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儒家思想浓厚的地方，腐败通常很猖獗；同时信奉法家的秦政府和秦朝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社会秩序。

儒家也反对国家拥有一些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非常重要的经济企业，反对国家保留足够数量的商品财富作为调节市场和其它方面的社会生活及防范外部的或者内部的危险以保证人们的和平生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儒家统治下的后汉，晚唐，宋，明末，清末王朝会遭受长年的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争，甚至陷于长期的独立政权/民族/军阀的对抗与战争中。

社会的原子观否认集体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平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作为集体的国家的意志和行动对民众福祉的重要性，并且过分强调个人单方行动的意义，因此不可避免的倡导一种趋向于后者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也体现了儒家经济与政治原则。难怪早期西方自由主义者把孔子作为来自东方的灵感的源泉，因此，18世纪极大地影响了亚当斯密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被认为是“西方孔子”。

社会原子论者否认集体和个人之间动态平衡的必要性，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宣扬一种沉溺于个人优势的政策，确保他们在不利者面前占据优势。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把一个社会分裂成“两个国家”：特权阶层与弱势群体，这也是所有的社会剧变，大规模暴力和战争的根本原因。这是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的情况，现今世界也是分化成特别富有的少数和贫穷的大多数。在中国历史上，提倡儒家“德“的思想喊的最响的时候，像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指出来的那样，必然是社会冲突接近危机的时刻。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并把它用于对今天世界局面的真正理解上？

在“全球化“时代，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统治全球的时代，在没有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志和利益的全球权威的人的时候，在没有权威人士能够实行“法律与秩序”——它可以动态的平衡全球范围内富有强大和贫穷弱小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单个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人类和其他物种及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之间的利益——的时候，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由全球权威指导的全球范围内，社会各层面协调良好的行动，在民主原则下势必得到发展，当然，这将成为唯一可能挽救人类于毁灭边缘的最后的希望。

另一方面，动态一体世界观又区别于一些社会理论家所说的单一观，他们不把个体的人而是集体看做“基本的粒子”，例如阶级，也不把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或者“不可分的原子”。在这种结构之下，去除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实体，只保留集体“机器”上的“螺母和螺栓” 等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从属于集体意志和利益的次实体。以单一世界观为甚础的各种“主义”如阶级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轻视或否认为达到作为集体意志基础的一种全方位的平衡，较低级别实体之间，他们代表的和相对的更高级别的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在前苏联解体以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持这一有缺陷的观点。

综上所述，从哲学上来看，冷战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之间的战争。由于西方打赢了这场思想战争，单一观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西方的主流世界观——原子观，则风行于世。但实际上，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观点却有着相同的盲目性：全他们都对不同结构层次社会实体的共存性视而不见，对他们之间在多种维度的动态相互作用视而不见。事实上，世界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政治家会交替使用这两种意见，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相同的特殊利益。例如，当他们想推动一些事实上是服务于特殊集团的特别利益的政策时，他们会假装是捍卫整个国家的“集体”利益。或者他们以向海外推行自己的思想为幌子掩盖基霸权行动，他们会挑选出世界上有“单一”性质的社会，并且说他们推行的是普遍的价值观。然后，当他们想逃避基国际义务，例如减少污染，他们会举出他们情况中的“原子的”情形做为借口。不过，不要紧。他们无论如何迟早都会感受到来自所有其他社会实体动态互动关系的冲击的。

尽管如上所说，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并非完全都是消极的。例如，共和制，联邦制和制衡机制政府等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合作主义和共决制等形式的政治和经济民主，都起源于欧洲，这是说明在一定范围内为达到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人们自觉努力的很好例子，虽然是有限的努力。上个世纪物理学理论的新发现，例如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相对论，测不准原理等，已经为西方在更高层次上遭遇东方营造了崭新的舞台（见Fritjof Capra所著《物理学的道》）。多亏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新的考古发现重新发现的中国古典经济政治思想，引起了古代中国智慧的复兴和再生。精神的全球化，或者整合世界各地所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将带领人类走出面对的困境，并为地球上的人类开拓出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