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黄泉路上断丝连

　关于墨学的历史文化渊源，古人有两种说法：一是“墨用夏政”（《淮南子》）、一是墨学“盖出于清庙之守”（《吕氏春秋》）。我觉得这两种说法还不足以揭示墨学的历史文化渊源，故作此文愿与同道商榷之。　　　　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古有国学，有乡学。国学初与明堂同物。……《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生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书礼乐，追原其溯，盖与神教关系甚深。礼者，祀神之仪；乐，所以娱神；诗即其歌辞；书则　　教中典册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诸学与殷商文化的渊源，这里主要讨论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墨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而宋国又是殷人的封地，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殷商文化传统的。下面通过对殷人对待死者的方式的考察，来从一个侧面了解殷人的心理文化构成，进而揭示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殷人是一个崇材尚力注重行动而耽于沉思的民族，尽管创造了极其辉煌的青铜文化，却没有建立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周成王训斥殷人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就是一个例证。“罔念”乃至“作狂”则是殷人特有的酒神型文化的重要外在特征。这种特质通过殷人对待死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文化人类学认为，个人间的感情和“死亡”这一事实的存在，恐怕就是宗教的起源。生者对死者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甚至是矛盾的：一面是对死者的爱，一面是对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认为：对死者的敬爱与敌意，“这种情感的冲动之间的冲突，因为其中之一的敌意是全部或大部分存在于潜意识层次，所以这种冲突无法消除。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以将死者转变为邪恶敌人的投射方式来压抑了潜在的敌意，同时又以种种仪式来表现出他对魔鬼惩罚的惧怕。随着哀悼期的推延，这种心理冲突就会逐渐趋于缓和。但是，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减轻内在的压力，却又增加了外在的压迫感，因而产生了新的焦虑。于是又不得不借助于狂欢或某麻醉剂来达到一种迷狂的体验，从而消除这种压迫感和焦虑感。史称殷人好战、好货、好群饮甚至在每个君主死后都要迁都，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殷人并非不善于“念”，而是如果沉溺于内心的思索，那种极度的心理紧张将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他们宁可“狂”。宁可去行动，去征战，去通宵狂饮。　　　　殷人这种对于死者的矛盾方式，同样也表现在墨子在“薄葬”与“右鬼”的矛盾上，连东汉王充在《论衡*薄葬》中也批评了墨子“术用乖错，首尾相违”。　　　　另外在“非乐”、“尚贤”上，也都有殷商文化的因子——

对殷商文化之检讨

by 江上苇

　　 上古文化可考者，自殷商始。　　 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到牧野鹰扬，繁华落尽，尔来三千余年矣。在这三千年里，青铜生满了绿锈，黄土湮没了红颜，英雄龙斗，都化为朽骨，只有洹水岸上一堆刻着古怪文字的甲骨碎片，还铭记着他们的功业。但殷商的文化，真的被时间遗忘，消亡得无影无踪了吗？　　 作为小邦的周人侥幸攻灭大邦殷，得意之余，也不免心有戚戚，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要总结和汲取教训，就不能不对殷商文化有所保留和研究。　　 殷商文化，虽早已埋没于黄尘之下，但其对中华文化之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有赖于周人有选择性的保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我们今天才能唤起一些关于那个遥远的时代的思绪。　　 一、 殷周文化之异　　 殷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区别。　　 殷人重交易，早在商汤革命之前，商部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汤的七代祖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还因为商业贸易的缘故迁居到黄河北岸，后来被有易族掠夺杀死，他的弟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了牛车。因为商人重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所以殷商的手工业水平高超，商代青铜器即便是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精美的，比如说司母戊大方鼎、四方羊尊等等，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则远远不及商器；商人要实现与远方的交易，必须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商人始祖相土发明了马车，王亥发明了牛车，《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殷墟出土文物中也确实发现有海贝和鲸鱼骨头，可见商人交易的范围之广阔；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债务繁多，所以债务奴隶也多；因为交往繁忙，所以常常和其他部落发生矛盾，又由于商品经济比农耕经济更容易积累物质财富，足以支持战争，所以战争频繁，战俘奴隶也多，如甲骨文上就说商王武丁时，王后妇好帅三万人去征讨羌人；因为奴隶来源充足，而且商品经济下，技术远远比人手重要，所以殷商的大奴隶主不惜人力，大肆杀殉。商品经济的社会，和农耕经济的社会，其经济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着眼点在开源，而后者更倾向于节流。商品经济不同于农耕经济的一点在于，商品的交易是有不可预测性的，而农业生产，只要尽人力，耕种三年总有一年要丰收，而一年至少可以获得三年之粮。所以商人重鬼神，好占卜，而周人质直，不好鬼神。商人的占卜，其实更有点投票表决的味道，《尚书*洪范》说，王有疑难，要和卿士、庶民、卜、筮商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列举了六组商人的占卜，参与表决的有王、龟、筮、卿士、庶民五类人，但凡筮和龟一致赞同的，即使王和其他人等反对，事情仍然可行，只有龟筮都反对或龟筮意见相左时，事情才不可行。筮是巫替鬼神发言的方式，龟是史替鬼神发言的方式，巫和史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的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在当时巫和史近乎一类人，不像后来那样分家，可以都看成是巫，最多是分工不同的巫，其地位是很高的。后来周厉王防民之口，让卫巫监视老百姓，使国人道路以目，卫国是商之故地，卫巫即商巫也，可见商人的巫文化遗泽深远。　　 作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周部落以及后来的周王朝，农耕是其立国的基础，他们对于农业生产有着特殊的感情。纵观《诗经*雅》上的周部落的历史，虽然不尽可信，但确实是其真实历史的反映。周部落压根儿就没有过获得大量奴隶的机会，不象纣那样有通过战争俘获的“夷人亿兆”，文王要造个台子，也只是如《诗经*大雅*灵台》所云：“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作为农耕部落，在地多人少的当时，人民是最可贵的，人民即是财富，所以不惜用优厚的条件招致和厚养人民，而不问同族异族；而对商人而言，有技术的奴隶才可以算为贵重的财富，一般奴隶并不值钱，随时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加以补充。商周统治者对小老百姓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刻薄而后者厚道，前者是一部分本族人对大部分地位地下的外族奴隶的专制（有似于今日之城市户口持有者于外来务工人员），后者几乎可以算是全民之共治，所以民心向背如斯。

二、 孔子和墨子各自代表的思想　　 孔子鲁人，鲁文化是周文化的直接后裔，周公受封鲁国，让其子伯禽去治理，尽易其风俗，三年乃告命。在周文化的熏陶下，孔子的思想也浸透了周文化的味道。子不语怪力乱神，骂始作俑者，都是周文化的思想啊！两千年来，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国人奉行圭臬的，正是这儒家的思想，这也正是对周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总结提炼。可以说，是公元前1046年春牧野的那场王朝战争的结果，在冥冥中决定了中华文化的方向。　　 墨子宋人，宋是殷商遗民的封国，保留了旧有的文化。墨子讲兼爱非攻，兼爱即是法国大革命时之 “博爱”也，非攻即是今日之“和平”也，兼爱所以交相利也，无等级才能平等的讨价还价；非攻所以道路通而交易便也，说到底还是一本生意经。墨子还对科学技术特别感兴趣，和学生一起做科学实验，研究云梯和攻防技术等等——这也和商文化素来重视技术人才有关。孟子骂墨子“兼爱”是无君父，正是商、周两种思想冲突的表现。孟子可以对说“性犹湍水”的告子和颜悦色，但谈到墨子就诉之为禽兽，关键就在于两种思想的核心内容撞车了，孟夫子自然要恼羞成怒。　　 儒家讲性善，讲修身，讲内省，不管别人，只管自己。　　 墨家讲技术，讲方法，讲效果，讲利害。　　 周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厚道敦实而机变不足，不太在乎外界的变化，一心一意只想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周文化熏陶出来的民族，好名重誉而平和，不爱惹事儿，只喜欢埋头拉车——活脱脱一西北老实农民形象。　　 殷文化，失之于严苛；周文化，失之于僵钝。　　 殷文化之精到，在于能求利益之最大；周文化之精到，在于能屈己以和众。

魔坠凡尘

环境不同  所以思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