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 中国需要“科学警察”&中国科学普及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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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美国“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专家代表团，来华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该组织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库尔兹于1976年创办的反伪科学的专门组织，致力于调查、揭露世界各地所谓超自然、神秘现象，而且其英文缩写CSICOP的读音类似于英文的“科学警察”，所以有“科学警察”之称。

　　有报道说，以中国科普研究所为依托，一批有志于弘扬科学精神、捍卫科学理性的科学家、专家、学者，成立了一个“探索小组”，将逐步发展成为以揭露伪科学为己任的中国探索中心，也在中国担当“科学警察”的角色。

　　对此，九位“科技工作者”联名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的公开信，声称“科学上的‘反伪打假’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自主创新一大障碍”、“竟又请进了洋棍子——‘科学警察’来帮忙。”“可是，科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谁可以充当什么‘科学警察’的。现今的科学发展，只有靠科学实践检验，根本不需要‘科学警察’，也不应该有‘科学警察’。如果那样，只能误导学术方向，阻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的成长和实现。”“也要警惕某些外国反华势力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学术界自主创新武装的阴谋。如果‘反伪’者硬要不顾后果充当‘科学警察’，那么最终必然会走向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反动’。”

　　所谓“科学警察”是人们对民间反伪科学组织、反伪科学人士的一种称呼，这种说法并不很准确，因为这些民间组织、民间人士并不像真正的警察那样有处罚他人的法定权力，他们只是利用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揭露伪科学，让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不受伪科学的蒙蔽，但是并没有权力去处罚伪科学人士。所以这个称呼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但是，只要有伪科学，只要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弄虚作假、招摇撞骗，那么就需要有揭露、打击它们的“科学警察”，中国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伪科学在中国大有市场，一度极为泛滥，直到类似“老中医绝食49天”、借伪科学“全息生物学”创建者张某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叫屈这样的闹剧还频频发生，打着最新科技成果招牌的种种伪劣假冒产品随处可见，中国更需要有“科学警察”来“反伪打假”。

　　那些反对“科学警察”，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伪科学的存在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的人士，当然害怕“科学警察”。比如这九个人，都属于一个叫做“天地生人”的伪科学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有的声称能根根《易经》预报地震，有的声称能根据月亮位置预报瓦斯爆炸，有的声称融合现代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毛泽东思想创建了适用于某些类型复杂系统研究的“典型信息法”……其中还有一位在2003年非典期间竟声称根据“唐朝和清朝祖传御方”研发出“可预防非典”的香囊、“可治疗非典”的“上感啊嚏散”，“只要非典病人用这个药，打完喷嚏后，高烧马上就能消退”。

　　他们想要的是，只许他们宣传伪科学、推销假科技产品，却不许别人批评、揭露伪科学、假科技产品，并试图通过扣上“反华势力”的大帽子堵住批评者的嘴。

　　宣扬伪科学不属于科学内部的学术争论。揭露、打击伪科学，并不是在打压不同的学术观点，更不会阻碍科技创新。恰恰相反，“反伪打假”防止伪科学来和真科学争夺资源，实际上是在维护真正的科研工作者的利益，有利于科技创新。真正的科学研究、科研成果必然能够经得起检验和批评，绝不会害怕、反而会欢迎“反伪打假”。“科学警察”最早出现在美国，在美国也最为活跃，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成为科技第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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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的一些舆论看，目前似乎有一种风气，一出现了社会问题，就归咎于缺乏立法，呼吁立法，一旦相应的法规制定了，进行一番讨论后就以为万事大吉、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制定一项法律，只是表明决策者对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政策宣示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像“科普法”这种象征意义浓重的法规，更是如此。具体的问题仍然有待各界人士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近几年来，作为配合打击邪教的一项任务，科普工作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和加强，比起几年前的状况，已有相当的改观。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一项共识。现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那些利用社会对科普的重视，打着科普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在传播伪科学、反科学的。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科普面临的一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文学界有一股敌视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思潮。某些人文学者本身对科学其实一点也不懂，由自卑而自傲，进而狂妄，似乎只有通过与科学作对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他们以学西方后现代派的文化观、社会观为时髦，试图将西方反科学思潮引入中国，打着“科学传播”、“科学文化”的幌子，声称要让公众全面了解科学，而热衷的是让公众警惕科学。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科学是两刃剑”，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讲得最多的，却是他们以为的科学的“坏”的一面，要为科学设置禁区。他们所推崇的西方学术界那些反科学人士一般并不隐瞒自己对科学的敌视态度，也不愿意或没有机会从事科普工作，其影响局限于学术界的小圈子，对社会的影响甚微。而中国人文学界的这些人士却是以科普人士的面目出现的，有的还被视为“科学传播”、“科学文化”方面的权威人士、著名学者，对政府决策、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也就更值得我们关注。

　　二是新闻界从事科技报道的编辑、记者的科学素质普遍低下。许多科技版的编辑、记者从来没有受过科学方面的专业教育和训练，有的甚至是从中文系古文专业一毕业就去当科技版编辑。科技版编辑、记者本身就不具有科学素质，也就不可能编写出合格的科技报道，把商业炒作当成科技成果，把奇谈怪论当成科学主流，把伪科学宣传当成科学新闻，至今在报刊上仍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一些科版编辑、记者道德败坏，热衷于为商业骗局、商业炒作撰写名为“新闻”实为广告的有偿报道。

　　三是出版界热衷于出版伪科普书籍。当前国内市场上，宣扬“神秘现象”、宣传伪科学、反进化论的书籍数量远远多于科普书籍。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出版这类书籍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它们往往是以“介绍最新科学发现”、“探讨科学难题”的名义作为科普读物出版的，书店一般也把它们归到科普图书类销售，这就对广大读者起到了误导作用，必须加以揭露。甚至包括一些面向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也把反科学、伪科学的文章作为弘扬科学精神的文章推荐，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危害很大。另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无神论是科学的孪生兄弟，科学研究的本质即使不是无神的，也是非神的，因此科普也离不开进行无神论教育，揭露宗教迷信的实质。但是某些出版界人士却出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误解，支持出版宗教读物，却反对出版批判宗教的读物，这必然会导致有传教的出版自由，却没有反教的出版自由，市场上出现大量的宗教读物，却缺乏针锋相对的无神论读物，这对科普也是相当不利的。

　　这三方面的挑战，分属伪科普学术、伪科普新闻和伪科普出版，要而言之，就是伪科普舆论。必须掌握舆论，让科普舆论战胜伪科普舆论，科普工作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