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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明白杨朱、墨子学说对儒学挑战的意义，除了探讨孔门后学的状况外，还要清楚儒学在战国初年的发展状况，此即韩非所谓的儒家八派。
儒家八派的区分，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它的主要依据与其说是学术史的客观过程，不如说是韩非的主观感受。故而他既在八派中剔除子夏，使后人费解，又将孔子及门弟子与再传、三传弟子并列，使学者不知所从。事实上，韩非儒学八派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只是孔子去世之后战国初年以至战国末年的儒学大概情况。因此，尽管儒家八派中的个别人物可能生当春秋末期，但我们只好将他们一律放在此处来论述。
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关于子张的情况，在探讨孔门弟子状况时已略有叙述。其本名濒孙氏，字子张。一说陈人，一说鲁人。《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学于孔子。……此六人者，刑戮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贤人，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由此观之，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刑余之人，只是师从孔子之后，才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中的名士。《论语》中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
至于他在孔门究竟学到了什么东西，史料阙如，不便演义。但从已知情况看，一来孔子对他似乎并不太满意，曾经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二是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大骂子张是"贱儒"。可见在儒家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否则也不致于引起如此多而强烈的批评。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子张学派在战国时期迅速崛起呢?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以为是子张氏这一派偏向于博爱容众这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显然，郭沫若的评论正如周予同在《从孔子到荀子》一文中所说，未免把子张氏一派抬得过高。子张主张尊贤而容众是事实，但容众能不能解释成容民众，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依据。因此，郭沫若的推测未必可信。但是子张一派究竟为什么在战国时期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周予同也没有作出回答。
材料不足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原因。但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但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在对儒家精神的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者看来，子张氏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采，但实在说来背离孔子不知有多远。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韩非所谓儒家八派的第二家为子思之儒。但此子思究意何所指，韩非并没有详加说明。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实有两子思，一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一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们二人既都与孔子有关，便都有可能成为韩非所指的子思之儒。近代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此子思为孔子之孙，理由是《荀子·非十二子》中否定的子思即孔子之孙。荀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欢欢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而韩非为荀子的学生，当然要从师说，因此韩非所否定的子思便是荀子所否定的子思，即孔子之孙。
这种传统的说法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当我们仔细揣摩一下韩非之所以否定儒家八派，主要是他认为这八派虽然号称为儒学的真传，但实际上则是孔学的变种，并不足以代表孔子的真精神。而孔子之孙的子思，曾受业曾子，也算是得到孔门真传，他不仅如郑玄所说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而且通过著述，系统地阐释和深化了孔子的思想。其著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二十三篇，流传后世并能确认无误的至少有《札记》中的《中庸》、《表记》和《坊记》等。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到，此子思的学说不仅没有背离孔子的遗训，而且如荀子所说，其"材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因此即便此子思的学说在客观上可能与孔子的学说有所不同，但其主观意图与效果或许正如周予同所说是为了发挥孔子的学说，影响在公卿间，仍不脱儒的本色。故而韩非所批评的子思之儒不可能是孔子之孙，而只能是孔子的弟子原宪。正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所指出的那样，韩非儒家八派中的子思其实为原宪之误。
原宪字子思，也算是孔门中的一个贤者，以安贫乐道而著称。
他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曾当过孔子家的总管，但不贪财，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太重。据《论语·雍也》记载，"原宪(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又据《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死后，原宪遂隐居在草泽中。子贡相互，而结驷连骑来到原宪居住的穷僻之地，过谢原宪。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贫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为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不免感到惭槐，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显然，原宪不愿出仕，甘于贫困，并自认队为这种近乎怪异的行为更合乎孔子的真精神。据此，原宪不仅合乎韩非的批评原则，而且完全可以因退除而获得大名，成为当时甚有影响力的学术派别。
再者，由于原宪这一派以隐为进，终于沦为游侠之流，其名声急剧上升并遭到韩非的抨击，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史记·游侠列传》记载，韩非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又不荀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由此可见，韩非将原宪列为要批评的儒家八派的第二派，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打着孔子的招牌而行非儒之实。
韩非儒家八派中的第三派为颜民之儒。此颜氏何所指，历来的学者也有分歧。因为据《仲尼弟子列传》，在孔门弟子中颜民有人人，即颜无由、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和颜祖。如果仅从这几个人的情况看，当然只有颜回最具有资格。故而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明确指出，颜氏之儒当指颜回一派。颜回是孔门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在他生前已经是有门人的。而且从颜回一源的资料看，颜回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具有很明显的避世倾向，并多次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因此，说颜民之儒是指颜回一派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重新检查颜回的全部资料后，我们发现这一原本没有问题的问题实在仍有不少漏洞。一是颜回毕竟死得太早，即便他在生前已有门人，在他死后，这些门人也不可能脱离孔门而独立。因此，颜回的门人能否在颜回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很值得怀疑的。二是从颜回的学术精神与思想倾向看，虽不能说他是孔子的嫡传，深得孔子的真精神，但从其内在修养与基本倾向来分析，颜回的学术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尽量秉持孔子的精神，尽量遵循孔子的规范。因此，即便颜回有门人秉持其衣钵构成一独立的学派，那么这个学派也不可能像韩非所批评的那样是假圣人的旗号而兜售自己的假药。故而我们相信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的说法，所谓儒家八派中的颜民之儒，未必就是颜回。
假如这一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颜民之儒究竟是谁呢?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孔子世家》等资料，我们便不难发现孔子门徒中除了前述的八颜外尚有一颜，即颜浊邹。《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显而易见，按照司马迁的意思，颜浊邹虽不在七十子之列，但似在三千人之内，故而也应列为孔门弟子。
关于颜浊邹的情况，我们所知也不多。但知他是春秋末年卫国人或齐国人，一说为子路妻兄，一说否。但不管怎样，可能正是由于这层特殊关系，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住在他的家里。《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并由此而引起一点风波。据《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于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瘩环，何以为孔子？”据此可知，颜浊邹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机缘而得列孔子门墙，而他之所以接待孔子，其目的或许正如弥子所道出的那样。因此我们相信颜浊邹如果得传孔学，他一定是像韩非所批评的那样，不过是假借孔子作为仕途进程中的敲门砖而已。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怀疑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可能是指颜浊邹及其后学。据先秦两汉可信的史料，颜浊邹又作颜仇由、颜涿聚、颜斫聚、颜喙聚、颜烛趋、颜烛雏等等。《吕氏春秋·尊师篇》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士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这里既将颜浊邹与韩非所批评的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子张氏并列，似乎也可以证明韩非颜氏之儒之所指，应为颜浊邹一派。
如果此说还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孟氏之儒究竟指谁则问题更多。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以为孟氏之儒即指孟轲，但郭氏并没有为此提出丝毫的证据。而且，从《孟子》一书及关于孟子的其他文献看，孟子的学说虽然存在对孔子学说的修正，但不论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孟子似乎都不像韩非所批评的那样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在兜售自己的假药。因此，有人怀疑此孟氏之儒并不是指孟轲本人，而是指孟子的门人。但是由此而发生的一个连带问题必然是，韩非将此孟氏与孔门弟子颜氏、子张、漆雕氏等并列，而孟子及其门人的活动时间同"孔子之死"相去很远，因此又有人怀疑这里非指孟轲或孟轲的门人，而是指孔子及门弟子中的孟氏。但是，孔子弟子中姓氏可考者孟氏仅有一人，即孟懿子。而孟懿子原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九月，公至自楚。孟懿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荀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千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有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孔子世家》的记载也大体相同。据此孟懿子为孔子的弟子似乎不必怀疑，至少应归入三千人之中。
问题在于孟懿子是否具有传学的可能性。关于这一问题，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推测。但我们由此可以相信的是，作为鲁国贵族的孟懿子既然与其弟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以学礼，如果真的学有所成，那便有可能开门授徒，建立学派。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所创建的学派，便有可能如韩非所说的那样，程度不同地背离了孔子的宗旨而沦为俗儒。当然，这一推测尚有待于发现更为直接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韩非儒家八派的第五家是漆雕氏之儒。由于孔门弟子中有三漆雕，即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因此，此派之内含何所指，学者们也往往因理解不同而有异。如果将此三漆雕进行比较，似乎只有漆雕开最具有传学的资格。其他二人的情况似乎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模糊不清了。《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漆雕开字子开。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而其他二人仅录其名，似不在重要弟子之列。至于漆雕开有传孔学的可能性，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曾著录有《漆雕子》十三篇，原注说是"孔子弟子漆雕启后"。于是学者们一般相信所谓漆雕氏之儒便是指漆雕开一派。
对于漆雕氏之儒的学术倾向，韩非在《显学》中也曾提及，他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省曲则违于臧获，省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据此，在韩非的心目中，漆雕氏之儒的基本特征便是以廉、暴而著你。于是有学者以为漆雕之儒实为游侠之前身，也即孔门中任侠的一派。而《礼记·儒行篇》中盛称儒者之刚毅特立，或许也就是这一派儒者的典型。果如此，漆雕之儒便不是孔门正宗，可能已经吸收了一些墨家的东西。如果说漆雕之儒的情况还有一些明白的话，那么仲良氏之儒的情况至少到日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已知文献中孔门弟子无此人，而且非孔门人物中似也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猜测仲良可能是"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的楚国人陈良。以为仲良可能是陈良的字。据《孟子》，陈良为楚国人，既悦周公、仲尼之道，且有门徒陈相与其弟辛事之数十年，足见其在南方讲学甚久，门徒也一定不少。但弟子们并没有完全忠实师说，而是"师死而遂倍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够从文献学上证明仲良氏即是陈良，那么这一派即为儒家八派之一也未可知。可惜这些假说尚无文献学的依据，故而仲良氏之儒的情况在中国儒学史上仍是一个疑案。
与仲良氏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孙氏之儒。因为在孔门弟子中并无孙氏，故此派学者何所指也一直是人们争相猜测的问题。梁启超、郭沫若等人以为是指荀卿，因为荀卿又称孙卿。但皮锡瑞《经学历史》则以为是孔门弟子公孙尼子，理由是据文献记载，《缁衣》、《乐记》均与公孙尼子有关。而且，还有人认为，由于韩非是荀卿的学生，他的所谓儒家八派的划分实际上是在诋毁儒者，谅韩非不致抵毁其师，故孙氏之儒不可能是荀子，而只能是公孙尼子。对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周予同表示怀疑，以为韩非的八派的划分只不过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事实，"韩非似乎还没有堕落到以主观好恶来歪曲客观事实的地步，何况荀子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韩非即使有心回护老师，却又怎能抹杀众所周知的事实妮?"不过，由于荀子即为孙氏之儒也无文献学的根据，因此即便韩非不致如此堕落，但孙氏之儒的实际情况依然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
儒家八派的最后一派是乐正氏之儒。关于此派的情况，一说乃指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一说当指孟子的弟子乐正克。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便据后说将乐正氏之儒划为孟子一系，并进而指出这一系也就是子游氏之儒。这样，郭氏便勾划出从子游到乐正克的道统和传经图式。但是，对郭说，周予同以为根据不够牢靠。他在《从孔子到荀子》中说，因为子思之学源于曾子抑或子游尚有疑问，孟子、乐正氏是谁有疑问，《礼运》等篇的作者也有疑问。所以周倾向于应该先对三派作分别探讨，然后再作综合研究。而且，郭沫若将子思、孟氏、乐正归于一系，这种归类本身可能有悖于韩非划分派别的原则。假如三派真的为一系，那么又怎样理解韩非的儒分为八呢?
总之，我们仔细揣摩韩非的意思，仔细探讨先秦儒学源流，便不难发现儒家八派的说法并不是指孔子之后儒学分化的全部情况，而是指那些打着孔子招牌而兜售私货的假儒或贱儒或俗儒。至于那些比较接近孔子学说真相的儒者，如曾子，如子夏等，韩非并没有出于派别的原因而肆意攻击。明于此，我们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与演化献比较容易建立一种真切的理解。 我们之所以说韩非的儒家八派不能包括孔子之后到韩非时儒学的全部，主要是因为这八派实际上并没有回答当时非儒学派对儒学的挑战。当时的非儒学派主要是杨朱和墨子。而且杨朱墨子学说之所以发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这八派对孔子学说不同程度的歪曲。畅墨之学盈天下，儒学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这种挑战，便有待于后世儒者对孔子学说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真正从理论上回应杨墨挑战的是孟子，而之所以轮到孟子担当起这一历史责任，显然又与其所受的教育、所传承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孟子的基本情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其言，则见以为迂运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代学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知，孟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与孔子相似，其何以致此?便是他和孔子一样固持其已有的信念，不为现实短视的功利所感。而又之所以如此，除了个人的性格原因外，显然也与其所受教育、所传承的学说有着相当的关联。因此，在系统研究孟子的学说及其影响之前，有必要将其学说之源作一简略的描述与分析。
按照《孟荀列传》的说法，孟子的学术来自孔子之孙子思，不论他是子思的及门弟子，还是子思弟子之门人，他的学术精神似乎都是在子思学说的基础上的发展。而此子思，按照郑玄《目录》的说法，为曾子的高足，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但更详尽的情况则由于史料阙如不得而知。但他的学说，则由于荀子的批评而可窥见涯略。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欢欢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据此可知，子思的学术主张法先王，并据往旧思想资源造作五行说。他的这些学说得到孟子的响应和迸一步鼓吹，因而在战国中晚期形成很大的学术派别，即"思孟学派"。
子思的学术宗旨一如前述，但他究竟传了哪些经，以及究竟有哪些著作传世，目前并不是十分清楚。《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子思子》二十三篇，后亡佚。请人黄以周有辑本，名《子思子》。完整的传世著作，据说只有《札记》中的《中庸》和《坊记》等，相传为子思所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要数《中庸》。宋儒对《中庸》格外重视，以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于是朱嘉将之从《札记》中抽出，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此后风光了七百年之久。但是，《中庸》与子思究竟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中庸》中的一些内容特别是用词明显是在秦汉之间才有可能，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宋儒们似乎都无意深究。比如《中庸》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载华岳而不重"，以及称民为"黔首"等等，显然不可能是子思时的语言。正如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所说，已经后人的润色窜易是毫无问题的。
尽管如此，《中庸》的基本倾向似乎依然是子思的。章太炎在《子思孟轲五行说》一文中指出，《中庸》是在用五行附会人事，"古者洪范九畴，举五行，傅人事，义未彭著。子思始善附会，旁有燕、齐怪迂之士，侈搪其说，以为神奇。耀世诬民，自子思始。"这种解释较为合理与圆满。
子思的学说既如前述，显而易见，其形而上的色彩较浓，他虽然试图从理论上对儒家学说进行更为周密的论证和阐释，但由于无法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因而它在当时并没有发挥作用，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千年之后的宋儒时代。正是鉴于子思学说的这种特征，我们看到孟子的学说也同样带有不切合实际的形而上色彩。只是孟子的时代毕竟不同于子思的时代，故而孟子在进行形而上的学术建构的同时，更要着力回答场朱、墨子等非儒学派对儒家提出的那些质疑和责难。
孟子的政治经历如前已提及的那样，有点和孔子相似。他在学有所成的青壮年时代如赵岐《孟子题辞》所说，"遂以儒道游于诸侯"，到处宣扬他的"仁政"、"王道"思想，试图凭借各国诸侯的政治势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的政治理想对孔子的学说作了重要的发挥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此后两干年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王道"、"仁政"、"民贵君轻"等等观念不仅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政治信念，而且成为除朱元璋之外的历代君主的"口头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在后世被迫封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并不时有人将儒家学说统称为孔孟之道，确实是有相当根据的。
不过，由于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历史条件的急剧变化，统一且具有高度凝聚力、向心力的周王朝既已式微且将不复存在，各国诸侯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如何遵循君臣之义，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是在激烈的生死存亡争夺战中保护自我，以求生存再求发展为第一要义。故而在这种情势下，孟子的王道理想虽然且美且至，但对人人自危的各国诸侯来说，则只能表示赞赏与尊重，而无力实地推行。于是孟子在周游列国年届六十之际，只好像他素来崇拜的孔子那样，退出现实政治，开始聚徒讲学的生涯，"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更加着意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按照孟子的本意，他虽然一再表示遗憾未能亲炙孔子，但他自信他从子思一系继承的孔子学说以及他自已的理解与发挥，实际上都是孔子的原初本意，而由他接着往下说。但是，当我们仔细考究《孟子》七篇以及其他的孟子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学说虽然在总体上合乎孔子的一般原则，但在许多细节和重要的关目上，实在如钱玄同在《论(春秋)性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借重孔子的名声而阐释自己的思想见解而已。因此我们看到，孟子虽然一再声明他序《诗》、《书》，是在述仲尼之意，但他在传经等儒家的基本功夫方面，诚如他自道的那样，"尽信书不如无书"，并没有太多地注意综核古事，注解章句，而是以"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精神，尽最大限度地利用孔子和儒家的智慧资源，证成已说。因此，他的那些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说到底基本上都是他的创造性贡献与发挥。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孟子的学说与孔子或原始儒家的思想见解存在着多大的偏差。因为事实上包括孟子在内的历代儒者，由于他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尽相同，时代课题总有偏差，因此他们对孔子与原始儒学思想见解的阐释便不可能陈陈相因，旧话旧说，而必然要填充新的内容，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作出新的解释与发挥。更何况如前所述，在孟子的时代，儒学的发展已面临杨朱、塞子等被孟子视为异端邪说的严峻挑战，孟子如欲继承儒家道统，推动儒学的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在遵循孔子学说一些大原则的前提下，提出新的理论与证据，以回应时代的挑战。
基于这种分析，我们看到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所担当的使命，一方面是正面阐释孔子的学说，推进儒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儒学的原则，批判异端邪说，廓清儒学发展的障碍。关于前者，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儒家的道统问题，以为所谓儒家学说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意味，而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先贤往圣心心相传的王道主义和仁政学说，只是到了孔子之后，由于一时无人继承，这个道统险遭中断。他暗示："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末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言下之意，他孟子的历史使命正是为了承继这一道统而不使之中断，并力图使之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由于孟子时常感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时常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在儒学正统的立场上去回应各种非儒学派的质疑和责难，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为此，当有人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于是他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因此他强调，"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不论孟子在理论上对杨墨的批判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有道理，但我们由此不难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孟子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是为了捍卫儒学的纯洁性，虽说不免有点迂腐，但毕竟迂腐得可爱。
孟子建构的儒学道统，以及对杨、墨等异端邪说的批判，如果从理论上来说当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但从当时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从儒学史的意义上看，孟子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儒学，拨正了儒学发展的方向，而且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实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韩愈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原道》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孟子的道统说，而且以为孟子的传道之功实在不在大禹之下，并且理所当然地将孟子归为儒学道统的必然环节。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场，汤以是传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宋代学者黄斡也认为，孟子的道统说是儒学史上的一大关键，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正统与非正统即异端之间的大是大非问题。因而黄斡断定："自周而后，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据此也可知孟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确实非同一般。
如果说孟子的学说尚能坚持儒学的纯洁性的话，那么孟子后学便无法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而只能采取一些变通的立场和态度。然而长期以来，关于孟子后学的情况，除了见诸《孟子》的万章之徒外，其余的则名声皆不显赫。何以故?除了这些弟子另立山门，自成一派外，恐怕主要与其后学已严重变质有关。对此，司马迁似乎已有认识，故而他在《孟子荀卿列传》简述孟子的生平事迹之后相当谨慎地说，孟子"其后有邹子之属。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邹衍，后孟子。……邹 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木以纪文。"据此，邹忌与孟子无关，邹 为邹衍传人，均可置而不论。问题是邹衍与孟子的关系，如果按照司马迁的暗示，二人之间虽不一定构成严整的师承关系，但其思想学说似乎多少有些承袭或血缘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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