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到底搜刮了多少中国财产？ (2007-05-29 11:43:25)

我是夏雯静

“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搜刮了多少，鲸吞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按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包括对中国本土的侵略与太平洋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如按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170兆日元以上。
    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蒙疆银行”（1937年总行设立于张家口）、“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总行设立于北平)、“华兴银行”（1939年总行设立于上海）和“中央储备银行”(1941年总行设立于南京)开销。这四家银行都享有钞票发行权，它们所发行的储备券、蒙疆券、联银券、军用票等，均准备金不足或毫无准备金，这意味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普遍性的掠夺。
     937年以前，日本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控制了东北的主要矿产资源。“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财阀鲇川义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对东北资源进行有系统的全面掠夺。据一项1940年的调查，当时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本人资本占到总资本的80%以上。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已内迁的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霸占。日军还大规模掠夺土地，有的用于建机场、军火库、兵营、公路网，有的则无偿提供给日本移民使用。为长期占领中国打算，关内各省日本移民比“七七事变”前增加了80倍，即由1937年夏的8600余人，猛增至1941年秋的67万余人……（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见台湾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日本筹借战费和搜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国家犯罪”的手段进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参谋部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忍者”，潜入东北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侦探其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后，这些“忍者”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第一时间接收并改换日方银行招牌。随后，以代金收买蒙疆农民种植鸦片，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３亿两。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由此所赚取的利润巨大，在1938年度鸦片收益为4382万日元，到了1945年时，鸦片收益超过4亿2000万日元。
    日本还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伪钞在中国已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为24亿元，1939年为28亿5000万元，其中战费前者为18亿元，后者为24亿元。由此可见，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两年的中国战费。
    此外，据溥杰的妻子爱新觉罗·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一书透露,“满洲国”的约４亿日元的金块，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里说，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投降前三天，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出一支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并由卡车载入驱逐舰。９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3吨金块交给国民党政府受降代表何应钦。其余金块下落如何，至今如泥牛入海。
   还有日本海军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儿玉机关，也从中国大陆带回大量的钻石、白金等资产。
   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在终战8月15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干部之一)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海军中佐)。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画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害怕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变成了日本政党组成的资金。”（以上见许介鳞《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学刊》转载）
    日军从上到下都将抢劫文物珠宝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南京沦陷后为例，日军有计划地去城内所有的机关、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大公司、大商家以及达官富贾的公馆，水洗一般地搜刮，仅在石霸街50号一位叫石筱轩的名中医的私宅搜去的物件就有：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二千余件，木器四百件，衣服三十余箱。对于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铜铁制品，如住户的铁门、铁栅、铜锁、铜栓，也不放过，有时一天之内，一户人家被日军抢夺五六次，乃至上十次，直到家徒四壁为止。自1937年12月21日起，古董字画，珠宝古玩，以及大量的铜铁制品，在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等着船只运回列岛。除了“国抢”满山满谷，“私盗”也盆满钵满，当时的南京，大多数日军官兵的裤腰带上都穿着50到200个金戒指……（陈嘉定《日军南京大屠杀之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许介鳞先生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对主要是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资源的搜刮与鲸吞，日本不可能几乎同时在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打仗，更难与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美国打上四年的战争。
    如果再往上溯，中国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为2亿3000万两（3000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当年日币为3亿6451万元。而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国家预算只不过是9000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预算的四年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事实上，日本从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期间，有85%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始祖——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为配合军需工业，从该赔款项目下拨出58万日元经费设立的，其原料也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1938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
     因此，可以说，不但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就是日本的近代化，中国也买了单。
     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日本学者。
     日本学者林直道在所著《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第一章的内容便是：战后日本的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美国的帮助外，还有如下重要原因：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机器并没有被打烂，反而有所增强，其次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相勾结，隐藏了大量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资源。其三是不用向中国政府偿还战争赔款，而“日本人仅在《马关条约》中就讹诈了中国人民2亿多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它的利息至今仍在中国人的身上流血”。其四是日本战后的发展时期，正好赶上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
    总之，“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是以被日本曾侵略的国家的灾难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发的还是战争财。”
    “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统计，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