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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plague)又名黑死病,是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以其危害惨烈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源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由带菌跳蚤叮咬引起人类鼠疫,发生腺鼠疫、肺鼠疫及败血症型鼠疫,感染者最后因严重呼吸困难和缺氧,造成皮肤出血坏死,患者皮肤呈紫黑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在鼠疫爆发流行期间,人和鼠大量死亡,尸陈街巷,惨象绝伦,令见者谈鼠变色。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诗文和绘画,描述鼠疫大流行时的恐怖景象。
一、黑死病的恐怖景象
鼠疫的每次大流行,都给世界留下了沉痛的记忆。清代乾隆壬子癸丑年间(公元1792~1793年),中国数省流行鼠疫,云南赵州年轻诗人师道南,在他的诗集《天愚集》中,有《鼠死行》一篇,以其奇险怪异的文字记下了当时鼠疫流行的惨酷状况。《鼠死行》诗曰: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渗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据洪亮吉《北江诗话》记载,师道南作此诗后,不数日也死于鼠疫,死时未满30岁。
在欧洲,鼠疫肆虐更凶更早。在中世纪之时,由于卫生情况的恶劣,城市人口密集,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鼠疫流行猖獗。英国有幅著名的版画《伦敦鼠疫流行图》,描述躺在街上无人收拾的尸体,横七竖八,犹如在战场上被打死一样,街的两侧楼房空寂无人,天空也阴气沉沉。法国作家西蒙·科维诺在一首《黑死病》的诗中写道:
“……需埋葬的人数超过了剩余的活人……城市渺无人烟,成千座房屋铁锁把门,另外的几千幢房门大敞四开,里面不见住户,他们已完全腐烂……”。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三幕悲剧《鼠疫时的宴席》中也写道:
“鼠疫啊!凶狠的女皇,如今降临到我们身上,她为自己成功的收获而自豪,掘坟的小铲日日夜夜敲响着绿色的小窗。我们能做些什么?又有谁来帮助我们!”
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所统治,教皇和牧师们藉此宣扬天主和圣母的慈悲济世。在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省的佩鲁贾市有一个画家叫基耶萨·德尔·贡法洛内,他画了一幅赞颂慈悲圣母的《鼠疫之帜》的油画。画中,在修道院前的街道上,鼠疫魔鬼手持弓剑,脚下踏着无数被她射死的人,有圣母的天使扬着翅膀从天而降,用长矢刺向鼠疫魔鬼。从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书籍和绘画等文艺作品显示,鼠疫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远远超过流行病学。死神幽灵的徘徊和突然出现,是中世纪晚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后世称此为“恐慌的文化”。
二、全世界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以其流行性和危害性被世界各国列入烈性传染病。鼠疫在全世界曾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流行。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爆发鼠疫,文献记载是发生在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建都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因其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流行则是世界性的。此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的时期。查士丁尼为拜占庭帝国最有作为的皇帝。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时称拜占庭,也即今日之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
第二次大规模流行开始于公元14世纪20年代,一般认为这次鼠疫病源地在中亚细亚的戈壁,10年之内就蔓延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并在以后的几百年间频繁爆发。1348年,处于传染高峰的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7000人。到1349年,整个中东地区有1/3人口死于鼠疫,其中城市人口有1/2人死亡。1346年,鼠疫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1348年1月,鼠疫侵袭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港口城市,以后蔓延至整个意大利。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000人死掉了55000人。至1348年底,英格兰南部也受到侵害。一年以后,从爱尔兰、挪威到维也纳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鼠疫流行区。有人估计,1347~1350年间,仅在欧洲,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但疫区还在不断扩大,又延及到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于1532年传到俄罗斯西部。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当然,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行动的诸多事件,如伊斯兰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莫卧儿人的征服等等都推助了鼠疫的传播。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这次伦敦鼠疫,直到全市发生了特大火灾后才得以平息。而这次世界性的第二次大流行,到1800年左右才停止。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的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这次流行的病源地被认为是中国的云南省。鼠疫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由印度传入,在宋元期间和在明末都曾有较大的流行。前所叙师道南的《死鼠行》不仅较逼真地描述了这次发生在云南的疫情,还第一次将发疫与死鼠联系起来,此后医家们遂把以往称为痒子症、耗子病、核子瘟等病名,称以鼠疫。吴学存于光绪17年(公元1891年)所撰《鼠疫治法》,为最早鼠疫专著。清代金武祥在他的《粟香随笔》中,记述了在1890年初起于安南(今越南),后延及我国广西、广东廉州府和雷州府的疫情;也描述了1894年广东鼠疫,病死者以万计。1895年的《博医会报》曾记载1844年我国鼠疫的一次流行,这也是第一次用鼠疫病名报道的疫情。1850年又在广州流行。停止后1894年始于云南,之后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死亡10万多人。我国在1910~1911年,在北方又有从俄国传入流行于东北三省的鼠疫,之后虽然得以控制,但已造成6万余人的死亡。我国南方的鼠疫又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这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终止。
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的今天,就全世界而言,鼠疫仍有区域性的流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发病高峰,1974年全世界共发生2756例,其中越南占1592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病主要在亚洲、非洲及美洲。1994年东西半球同时发生严重流行,其中印度苏拉特邦的暴发为著,共693例。近年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我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1~10例左右,惟1995年12例,1996年98例。中国卫生调查证实,中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216个县,动物鼠疫不断。人间鼠疫由1985年的青海、西藏二个省区,又扩展到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共6个省区。这也提示我们,在目前,鼠疫仍是威胁着我们应当重点防范的烈性传染病。
三、防止鼠疫大流行的隔离检疫制度
在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留给人们的最大遗产是隔离检疫。14世纪后半期及15世纪的欧洲多次受到黑死病袭击时,意大利的一些港口首当其冲,在流行的环境下,人们不断建立防疫意识,在米兰因于发生过在教堂内的人与外部隔离而未罹患鼠疫的事,米兰大主教以此提出了隔离的方法,当时隔离时间由30日延长至40日,隔离检疫一语Quaranfine,也即40天之意。这个制度也被用做船只到达港口后全体船员被隔离与监视的期限。与此相应的,在港口特别设置了港务监督——“健康督察人”的官员。这些都与商业利益有直接关联。后来又在城市里出现了“城市医生”的专职防疫人员。医生在流行时,身着长袖长衫,戴上仅露眼部的长鼻面罩,头顶大沿礼帽,手执教鞭在街上行走,用“黑马车”在全城收检尸体。这种措施也被许多欧洲国家采用。与隔离检疫相应的,欧洲许多大城市颁布了防止传染病传染和播散的法规,其中以伦敦、巴黎、纽伦堡的条例最为著名。在控制人间鼠疫的同时,也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和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以灭鼠来抑止鼠间鼠疫。这些都是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沿用至今的卫生体制。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卫生研究机构,如1885年在柏林、罗马和巴黎成立了卫生研究所、1891年成立了利斯特研究所,这些机构广泛开展了卫生学实验研究。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和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发现了鼠疫杆菌,又称耶尔森氏菌。现在从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得知,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疾病的发源地被认为是沿中印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缘地区的黑鼠类。一般先流行于鼠类及其他野生啮齿动物之间,之后借助鼠蚤叮咬而传给人,造成人间鼠疫。鼠疫的潜伏期2~7天。临床多表现为腺鼠疫型、肺鼠疫型、败血症型和轻型。腺鼠疫以淋巴结肿大为特点,即中医所称的核子瘟(又称核瘟、疙瘩瘟、蛤蟆瘟),其主要传播方式是鼠—蚤—人。腺鼠疫可蔓及肺部转为肺鼠疫。也可因肺部经呼吸道感染而发生原发性肺鼠疫,其传播方式为人—人。因肺鼠疫以呼吸困难和缺氧所致皮肤青紫为典型表现,故又称黑死病。败血症型鼠疫最为凶险,如不立即抢救,可于数小时或2~3日内死亡。轻型见于流行初期或末期,或曾接受预防接种者,全身症状轻微,有的会出现局部淋巴结肿大甚或缺如。鼠疫诊断主要依靠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症状和细菌学检查确诊。其治疗,在中世纪欧洲,除祈望依靠宗教忏悔和隔离外,其治疗药物就是佛罗伦萨医生以蛇肉(其中含有蛇毒)为主,含100多种成分配制的“解毒药”,实践证明此“解毒剂”无济于事。20世纪40年代主要用磺胺类药物和美蓝治疗。链霉素问世以后一直为首选药物,其后研制出的四环素、氯霉素也有较好的效果。联合用药效果更佳。目前疫苗仅用于疫区人群,进出疫区者除施以物理防护,如戴口罩、穿防护服外,可口服四环素和注射链霉素以预防。
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上我国医务人员在防治鼠疫中都有其贡献。其文献方面记述甚早,如明代徐树丕的《识小录》、吴震方的《花村谈往》中已较详细描述病情、疫情,在清代乾隆时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和其后的俞曲园之《俞曲园随笔》、光绪时李日谦的《药言随笔》等书,均从鼠致疫论说病源。清代始有鼠疫专书,如吴学存的《鼠疫治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吴崇宣的《鼠疫约编》等。在治疗方面,元代李东垣就创普济消毒饮治“大头天行”,即腺鼠疫。清代王清任创活血解毒汤方,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鼠疫。在鼠疫的预防方面,为应对1910东北三省发生的鼠疫蔓延,清政府设立了“京师防疫事务局”,并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进行海口检疫。又在奉天(今沈阳市)设“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年又在哈尔滨建立“鼠疫研究所”,这两个机构由中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任研究会会长和研究所所长,他采取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建立医院收治等有效的防治措施,使这场震惊中外的瘟疫很快得到控制。清政府为表彰伍连德博士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即扑灭鼠疫大流行的功绩,授予他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他被医学界称为“鼠疫斗士”。同年4月又在奉天召开由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1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博士当选为大会主席。鼠疫流行的预防,促进了我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设。早在清同治6年(1873年),清政府就在海关施行了海港检疫。民国18年(1929年)以后又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海港检疫管理处。鉴于民国6年绥远、山西两省流行鼠疫,死亡达1万6千人,民国政府于民国8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务部,嗣后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遂改隶于卫生部。中央防疫处主管全国卫生防疫事宜。对于传染病的预防,早在民国5年,内务部即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鼠疫被列入9种急性传染病之一。民国17年(1928年),又颁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明确规定鼠疫的消毒隔离日数为7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将“预防为主”定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1951年制定了《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在1956年召开了“全国鼠疫防治专业会议”,会议本身就体现了对预防鼠疫的重视,之后于1989年2月21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在几个法规中,都把鼠疫列为甲类头号法定传染病。从建国50多年来鼠疫被控制的事实表明,我国在预防传染病方面成就是卓越的。目前,在我国人间鼠疫已被控制,但这并不能排除鼠疫对我们的威胁,其挑战也将是无休无止。我们决不应该放松警惕,要依靠科学和先进的技术,以其不断的创新,不断提升鼠疫的防治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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