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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8 13: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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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在北京城内的细菌战基地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披着“卫生防疫”外衣的特种部队，它担负着日军的防疫给水和对敌使用细菌战的双重任务。日本侵略者的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北支（甲）1855部队，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着手迅速建立起来的，它是隐蔽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庞大的细菌战基地。
日本使用细菌战蓄谋已久。1918年日本即开始研究细菌战。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吞并中国，进兵南洋，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但是，遇到了缺乏五金资源和兵力不足的困难。因此，京都卫戍医院军医大尉石井四郎提出的“只能依靠细菌战”的谋略，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赏识和支持。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先后考察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1930年春，他回国后，声称：“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然遇会到严重的困难。”[①]并提出“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②]当年即在京都田丁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并研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战的能力。“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军部于1933年批准石井四郎的要求，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及监狱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达敕令同意将上述细菌战基地迁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并予扩建，同时在长春兴建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并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前者对外称关东军第731部队，后者对外称满洲第100部队。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使用细菌战已有6年充分准备，石井四郎说：“细菌武器是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的方法检查过了。”[③]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是第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因此，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北京）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立即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据《井本日记》记载，“14年（1939年）秋，耗资21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成九成。”[④]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改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如今，地下冷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⑤]。日军还于1939年前后制定了“接管”北平协和医院[⑥]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⑦]的计划，并于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分遣队（第一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北平城内建立其本部的同时，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等16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各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此外，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还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设立了支部。石井四郎说：“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⑧]
与关东军第731细菌战部队相比较，驻华北的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将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以改建，建立如此之快，扩展如此之广，表明了侵华日军在华北建立细菌战部队早有预谋和急于大规模使用细菌战的狂妄企图。
二 华北（甲）1855部队北京本部
日军在华北的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包括本部及其管下的防疫给水分部（支部）、办事处，以及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班，形成了遍布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体系。
根据曾在1855细菌战部队第三课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来北京时的指正核实、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证，驻华北的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所在地，是设在今北京市天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神乐署原为皇家祭天乐舞生演习礼乐的地方，占地15亩，建筑规模宏大，包括正殿凝祈殿和后殿显佑殿和四周一圈回廊[⑨]。其本部的任务是，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分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其本部也叫总务部，下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科及凿开班。
总务部，部长告见享中佐，下设四个科：庶务科，统辖本部各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科，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自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科，负责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初建时设在天坛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内，由小森源一少佐任课长，下设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七个室。1941年12月第一课迁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血清学检验室和防疫给水室分别搬进“A”字楼和“B”字楼，病理解剖室、细菌检验及培养室、昆虫室、结核病室、生理和化学实验室搬进“I”字楼，并在此专设病毒战剂研究室。这里有日本工作人员30余名，均住在“C”字楼；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名。与此同时，该院内的协和医院也改名为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院。可见，日军防疫给水部与陆军医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战俘中村三郎[⑩]（1954年8月21日）供词：
1944年1月，我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过防疫给水训练，同年2月至3月在北京陆军病院东城分院（即第一科）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11]
卫生部陆世烺（1950年）《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西南，日寇在那里建筑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与病房外，工作室约有100余间。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说，“我在1945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第一号是杉田辛平，第二号是杉田昭子，第三号是杉田奉子，第五号是永排胜子，第六号是杉田佳子，第八号是岩谷文容。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12]
中央防疫处（1950年2月16日，防总字第154号）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文：
查本处接收日人遗下菌种，前经检查研究均类鼠疫菌，业已具文报告。兹经继续研究该项菌苗6管，均为鼠疫菌种，其中5管为有毒性的。兹谨列具清单连同原物照片一并备文呈报，敬祈鉴核，谨呈。
附：清单一纸
天坛防疫处原存接收日人遗下菌种清单：
1、杉田寿平：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100%。
2、杉田昭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80%。
3、杉田奉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75%。
5、永渊胜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100%。
6、杉田佳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80%。
8、岩谷义宏：无毒性鼠疫菌种。[13]
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课长平野晟少佐，下设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6个室。该课自初建至日本投降一直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战前由著名病毒学家汤非凡教授主持，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加以扩建，成为大规模的细菌（生物）战剂生产机构。
该课细菌（生物）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战俘长田友吉曾于1943年7月出差到北平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验训练。他在1954年11月1日的笔供中说：1943年7月，以卫生兵长身份参加了河北省北京西华北卫生部侯补下士官教育队受训，同时受训的约有200人。“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10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几名同事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领土上培养散布细菌，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严重罪行。”[14]
战俘中村三郎1954年8月21日的供词中说： 1944年2月至3月，在北京陆军医院东城分院（第一课）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并听过北京防疫给水部长讲过细菌战问题，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同年，又在北支方面军直属昆虫研究（第三课）研究过蚊蝇的种类。当时在标本上看到蝇子有50多种，蚊子有30多种。研究过细菌的培养和鉴别法。细菌有肠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阿米巴、黑热病、回归热、疟疾等，并参加了实地实验和学会鉴别的方法。毒瓦斯分为催泪性、喷嚏性、糜烂性瓦斯及青酸瓦斯、保斯思瓦斯，都是窒息性的瓦斯。”[15]
卫生部陆世烺在《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中证实：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并有日寇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三个6公尺长的大型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日寇在投降后不但毁掉很多文件器材，并曾用坦克车大量地压毁或烧掉很多铝质培养箱。他并说，当日本人在这里时，有两个工人每天专门作刷煤油筒和揭筒盖的工作。每天有大批这样做好了的煤油筒，用卡车送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去，作为饲养鼠疫菌跳蚤之用。培养动物的小动物室的规模也是极大的，有4排房屋，共约70余间，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只甚至1000只老鼠。日寇曾用麻袋大批运来血粉，作为细菌培养剂用，到现在为止，人民医院北面的地下，还曾埋有日寇用剩下的血粉，下雨时还有腥臭味。[16]由此可见，第二课细菌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疹疗、资料、经理等科，课长篠田统技师。1941年12月强占并迁入原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1928年，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强占后，该所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主要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
《人民日报》1950年登载了原第三科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1945年4月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篠田队做卫生二等兵；这就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第三课设在北京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工作是：（1）大量生产跳蚤；（2）大量生产鼠疫菌；（3）结合跳蚤和鼠疫菌；（4）从飞机上撒布的工作等。
在该所的地下室内，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室、疟疾研究所；二楼全层是跳蚤培养室。
第三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的生产、疟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产）、小动物（鼠）室等。
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去，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17]
据卫生部陆世烺《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日寇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篠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24.7公斤)。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1600瓦（1.6公斤）。”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该所老工人门子华、高文元说，篠田部队占据该所时，二层楼是不许任何中国人上去的。在上二层楼的楼梯顶端，安了两扇门，日常总是锁着。日本人上去时，也要按电铃后，才许进去。每逢有大卡车开到所里时，卡车都是严密遮盖，而且开进大门后，日本兵就马上关起大门，并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连下班都不许出去。该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来时，也是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严密戒备。楼里平时温度很高，每年只7月份停烧暖气锅炉1个月。院子里有用洋灰灌围起的3块直径6米的圆草地。日本兵嘱咐中国工人不许靠近，说草地里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许多干血块碾成血粉，按着该部队残留下的研究图表的说明，血粉是养跳蚤的一种饲料。高文无曾负责喂几千只白鼠、灰鼠、仓鼠、兔子等物。他还到车站接过一批山东老鼠，到北京各区公所收集过大量的苍蝇。[18]
伊藤影明原在第二课，后来调入第三课，他证实：“起初一个阶段，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到了1944年人员也增加了许多，不少下士官和军官（如军医大尉、中尉）从本部调转到该部，最终达到50名左右，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可见，第1855部队自1944年进入了大量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的阶段。伊藤影明的这一证言发表在《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第2期上。
三 华北（甲）1855部队各地支部
如前所述日军为便于就近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细菌战分部（支部）和办事处及分遣队。据昭和19年（1944年）9月30日制成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记录了13个分部（支部）和办事处的负责人：
天津办事处，军医大尉立石五郎。
塘沽办事处，军医大尉黑川正治。
石门（石家庄）办事处，军医少佐田山吉政。
济南分部，军医大尉大玄洞。
太原分部，军医少佐近藤吉雄。
张家口分部，军医大尉川锅里吉管。
青岛办事处，军医中尉铃木武夫。
运城办事处，军医大尉松尾梅雄。
郑州分部，军医少佐上村秀胜。
开封办事处，军医大尉广濑一郎。
新乡办事处，军医中尉濑户丰。
碓山分遣队，军医少尉田村节彦。[19]
太原分部（支部）和济南分部（支部）均建立于1938年，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部。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建立于1938年5月间，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20]。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合并。内部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部长，前期为军医少佐近藤，后期为军医少佐桥本。其他主要成员有：庶务室，科长卫生大尉福井，卫生少尉近藤安作；珍疗室，科长军医大尉笠，军医大尉野口龙雄、内田、波川；药剂中尉武居；卫生准尉宫川奎海。此外，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余名，军属10余名。它虽然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但事实上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令。石井四郎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分部的细菌战活动。据汤浅谦（1953年1月31日）笔供: 太原防疫给水部属于北京防疫给水部并受其命令，但事实上曾经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示。在石井四郎来太原后，我听说曾接受石井的命令，实验过冻伤及研究霍乱。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班，在运城兵团作战时共同前进，担当防疫及给水任务。我直接参加1945年5月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运城防疫给水班前进到侠县南方北曲村，给各队给水。听说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1944年河南作战时，和第一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陕县等地。[21]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地址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1875部队”，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分部。它直属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统辖，又配属华北日军第2军作战，1938年11月第11军接防后即配属该军作战。据竹内丰（1953年2月2日）笔供，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组织系统有：庶务班 负责支部之统辖、经营、联络等业务。卫生材料班 负责配备、供应各班所需器械、药品及消耗品等。计划班 负责根据军作战要求，制定支部计划等业务。卫生研究班 负责理化学实验以及当地卫生学方面和各项研究和有关毒气的业务。给水凿井班 负责野战及驻地之检水、饮用水灭菌、用水消毒及给水等业务，以及开凿野战用井及战斗部队给水业务。防疫班 负责细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以及其他预防瘟疫等业务。生菌制造班 负责研究制造细菌战用的各种瘟疫生菌。经理班 负责筹集支部所需物资，并负责工资、给养等业务。[22]
济南市人民检查署于1954年5月24日呈报的调查报告，揭露了济南支部研制细菌武器和活人实验的罪行：
该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据查悉计有：
负责人有3个：第一任是柳田大佐，第二任是金子（金久保，1940年时）少佐，第三任是大森上尉（队长，至日本投降）。
组织机构及人数：
1、庶务室：管理经济开支，主任是铃木中尉，该室有五六人。
2、经理室：主任是吉村少尉，该室工作人员3名。
3、准备室：主任日人，中尉级，姓名不详，该室有3人工作。
4、理化研究室：主任渡边鼎中尉，工作人员3名。
5、灭菌室：主任岩赖中尉。
6、细菌试验室：主任是岩赖，内分三个作业室。第一作业室，培养大便、小便、痰，抽血检查一般细菌；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第三作业室，动物解剖，显微镜检查。该室工作人员八九人。
7、防疫队：队长姓名不详，任务是给中国人注射防疫针，有时配合陆军医院及警备队赴外县工作，该部共有日人百名，中国人有二三十人名。
经查该部罪行：
1、据阎铿文、张森及李鸿庆等人供称：日本北支那济南防疫给水部（即柳田部队），先部队长是柳田少校，地址设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内设六七个作业室，专门研究细菌。伤寒（日文吉福斯）、霍乱（苛里拉）、赤痢（塞哥德）病菌及副伤寒。并记得由北京来将校人员三次参观，说是北京防疫总部派来的，后在队长室坐不久即走了。后把药箱三五箱不定，移到汽车上运至车站送北京。但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
2、在细菌第一作业室内设有显微镜、孵卵器两个、电气离心器两个、电器油灯架一个，是培养大小便、痰用的。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机一套，动物实验器一套。第三作业室有孵卵器两个，显微镜两个。灭菌室有干燥灭菌器一个、菌锅一个、压气消毒器一个、镏锅一个。动物室饲养兔、鼠、荷兰猪、羊、牛等，是供解剖室抽血之用。
3、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本人在济南由领事馆下令，所有日人一律打防疫针，吃水统由防疫给水部检查后由日本部队供给。然后不久，在济南市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发生过霍乱大流行。据说，日本人在泰安招来很多苦工，每天5角钱，吃的很好，每日打针，然后派到别处，其中有一人留在小屋内解剖了。同时，有一次他们把纬八路一些妓女带去进行抽血化验。关于他们生产的细菌，以后都向外空运。他们用人试验是在山东省立医院（陆军医院）。据张森讲，有一次用人试验过，当时天气很热，是在六七月间，将菌注射到身体内部后，进行解剖（具体情况不详）。据公安局了解，防疫给水部内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很少，工作很机密，不准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试验细菌，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使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日本特务机关要来的。[23]
四 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班
日军在华北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为野战之需要，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其人数不等，少则10余人，多时达三四十人。驻山东第43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1942年4月8日第59师团编成的同时，作为军事密秘而密令编成的。从1943年1月起扩张了防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年9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年4月13日，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令防疫给水班准备细菌战。设有：制备培养器室、培养细菌室、检索细菌室、小鼠室、检查水质室、整备培养器材料室等部门。按编制，设有班长1人（军医军官），下士官2人，卫生兵8人，应有11人。但实际上，有班长1人，附军医军官1人，下士官2人，卫生兵25名到30名。其细菌战剂生产能力，在1942年12月至1944年4月，小鼠室有老鼠15只，培养细菌室一回可能培养300件细菌；在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培养细菌室孵卵器增为2个，每天可以培养500件细菌，最大一天可以培养800件细菌。1942年12月1日到1945年7月，共培养细菌128次，培养细菌共80玻璃管，霍乱菌30管，结核菌10管，赤痢菌10管，伤寒菌10管，副伤寒A10管，副伤寒B10管，另外又培养两次脑膜炎5管，流行时疹菌5管。霍乱菌每玻璃管容纳1CC到2CC，其细菌杀伤力达100名左右。
在1942年12月1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期间，一直在第59师团防疫给水任检查助手、书记等职务的下士官林茂美，1954年7月8日写了如下证言：
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预防、防止师团内的传染病，且担任防疫给水。实质上，实行过师团内给水的事实完全没有，称谓师团的检便、检查，普遍地与培养生菌有关，是准备细菌战的特殊机关。当时师团长曾下过命令，不让暴露防疫给水班名称，公开对外的叫“2350部队”冈田大队。
根据林茂美笔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组织系统：
在泰安（1942年12月1日至1944年4月）：
班长 中尉冈田春树；附班长 少尉大久保昇（军医部兼职）。
事务 曹长下士官林茂美；军曹下士官小池。吉沢上等兵以下2名。
约室 军曹下士官小池。冈田上等兵。
检查水质 曹长林茂美；军曹小池。渡边兵长以下2名。
细菌室 曹长林茂美。加藤兵长以下12名。
培养室 曹长林茂美。冈村兵长以下8名。
在济南市太马二路（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
业务区分差不多和泰安防疫给水班一样。人员最少是20名，最高是25名，从事培养细菌的。1945年2月左右，编成特别警备队后，防疫给水班卫生兵复归到原队。1945年3月，叫济南中学校五年级学生（日本人）10名替代防疫给水班卫生兵服务。对他们教育1个月后，在防疫给水班雇用了3个月。[24]
潞安日陆军病院与潞安日军36师团野战防疫给水班及太原防疫给水分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不仅供给它们从患者身上采集和培养的霍乱、伤寒等强力菌株，而且直接培养细菌作战的“卫生”人员。据汤浅谦1955年8月31日的口供，他于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在潞安陆军病院受院长之命，为了培养卫生兵和细菌战的卫生兵的目的，先后训练卫生兵两批，计410人，并亲自讲授了散布细菌的方法。他说：“我所讲的是用生理食盐水将试管中之细菌溶解后倒在井中、水池内、河里。我亲用试管并通过假设在井中撒布细菌的方法来教育卫生兵，并进行了往水菜类内的注射细菌法和细菌弹的空投法，又说明了凡是成熟的食物，如馒头类均能放入细菌进行撒布。如果没有成熟的食物，如白面、大米等类，就不能放入细菌撒布，因为此类食物尚须经过成熟的过程，就等于消毒了。”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0页。
[②] 沙东迅：《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研究》，《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6页。
[③] 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页。
[④] 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侵华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3页。
[⑤] 参见2001年1月18日《北京晚报》：《揭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之谜》。
[⑥] 据《井本日记》记载，第1855部队“14年（1939年）秋，……正在树立接管洛克菲勒的计划”。“洛克菲勒”，指北平协和医院。参见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侵华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3页。
[⑦] 据夏绰琨所见，日军在强占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事前一年或有二年中，该队长篠田统就时常前来参观”。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201页。
[⑧] 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页。
[⑨] 张开济：《惜哉！神乐署》，载《北京晚报》1991年7月7日。
[⑩] 中村三郎，细菌战犯，华名钟兆民，日本国秋田市人，1943年9月毕业于日本东京都帝国大学医科1944年1月起任侵华日军驻山西省太原市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军医中尉，同年2月赴北京陆军病院东城分院受北支那方面军新任军医集中训练，同年4月3日调任山西宁武县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七大队军医中尉，同月下旬移驻五寨县即出发到河南作战一个多月，11月又移驻宁武县，1945年8月15日升任大尉军医。
[11]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94~195页。
[12]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206页。
[13]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207页。此处姓名与卫生部陆世烺所列姓名略有不同，原文如此。
[14]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93页。
[15]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95页。
[16]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206~207页。
[17] 《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
[18]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205页。
[19] 西野留美子：《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34页。
[20] 此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1] 此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2] 此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3] 此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4] 此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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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8 12: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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