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般的“勤劳奉仕”劳工们的悲惨命运

我是夏雯静

故事一：噩梦般的“勤劳奉仕”
讲述人：刘成仁，男，汉族，1922年5月3日出生。籍贯：辽宁省辽阳市。 1929—1935年，在沈阳、锦州铁路扶轮小学校学习；1936—1940年在海伦、哈尔滨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习；1941—1945年8月15日，在伪满建国大学学习(前期已毕业)；1945年8月—9月在公主岭市组织青年工作，参加“自强会”；1945年10月后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公主岭市工作；1946年4月后在军队院校学习，后担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政 治 主 任 教员等工作； 1977年9月转业，先后在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大连铁路学院、辽宁师范学院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离休。
“勤劳奉仕”翻译为中文就是勤劳效力、勤劳奉上或勤劳奉献。说白了就是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东北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它的实权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通过伪“满洲国”来发号施令。他们在教育方面不仅用奴化思想宣传教育东北人民，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良民”，还用冠冕堂皇的名义——“勤劳奉仕”来利用东北人民的劳动力。可见“勤劳奉仕”纯粹是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卖力的。
1940年前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中新设立了一个部——“勤劳奉仕”部，指挥和部署东北的“勤劳奉仕”工作。首先，每年将征兵中检查不合格的人员,当时一般人称之为“国兵漏子”，编为“勤劳奉仕队”，分配到各地从事一定时间(至少一个月)的繁重劳动，政府只供给食宿。从1942年开始为了利用在校的学生作为劳动力，在大、中、小学校中也实行了“勤劳奉仕”制度。中小学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较短些，大都在学校附近，早去晚归做些临时性的劳动。各地大学的“勤劳奉仕”是集体活动，在时间上每次至少一个月，各学校的劳动地址和劳动任务也有所不同，劳动的强度也是很大的。
我在伪满建国大学时，共参加过四次“勤劳奉仕”。
第一次“勤劳奉仕”在1942年6、7月间，当时全校共有五期的学生，除一期生即将毕业外，其余二、三、四、五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吉林省东宁的森林地区，任务是修筑汽车公路。
第二次“勤劳奉仕”在1943年6、7月间，三、四、五、六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黑龙江省霍龙门的森林地区，任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
第三次“勤劳奉仕”在1944年间。我们第四期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永吉县金珠火车站附近，任务为扩建哈大公路，即从哈尔滨至大连的汽车公路。其他各期学生去的地址记不清了。
第一、二、三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均为一个月多些。
第四次“勤劳奉仕”在1945年4月初至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我们第四期的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公主岭市附近的飞机制造工厂。我和另一位同学分配在一个组装车间进行劳动。其后，让我们领着从开原和昌图国民高等学校来的两个班的四年级学生一起劳动。听说第五、六期的学生也参加了“勤劳奉仕”了。有的去沈阳飞机制造厂劳动。
现将各次“勤劳奉仕”的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具体的劳动情况。在森林地区就是砍伐森林和修筑汽车公路。就是先用锯在松树的下根部横锯一定的深度，再用利斧在根部的上面砍下一定的斜侧面，然后，用粗大的绳子挂在树的上端，在其左右侧面用人力将松树拉倒在地。待形成一定的距离时，再集中人力清理树根，将树根拉出来。其后，就是平整路面和用圆木桩子(有二人的，有六人的)打压路基，路基的打压以能通行汽车为标准。在公路的一定距离处还要修筑一个能容纳三、四辆汽车的暂停留处，以便汽车能对开过去。这些劳动完全是人工操作，每天消耗的体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森林中每天很少受到阳光的照射，总感到阴森森的难受，在风雨天更感到凉嗖嗖的。
霍龙门地区位于北纬50度左右和兴安岭的高原地带，六、七月间早四点来钟太阳就出来了，晚上九点多钟太阳才下山。因此，我们的“勤劳奉仕”在五点钟就出工，晚七点来钟才能收工，劳动一天下来是筋疲力尽，吃了晚饭就想睡觉。有的同学讽刺地说：这个鬼地方真是使用劳工的“好地方”。在金珠火车站附近的“勤劳奉仕”则是另一番情况，晴天时在强烈的太阳照射下劳动真是闷热难熬，每天尘土飞扬，汗流浃背，满脸上和耳朵中都是灰尘，下工时就变成一个泥土人了。
当时公主岭市飞机制造工厂是生产“敢死队”使用的小型战斗机。所谓“敢死队”即当知道有空袭时，它就飞上高空等待对方飞机的到来，一旦发现有对方飞机来到时，就从高空冲向对方飞机而同归于尽。这种飞机外壳是铝板，内壁是木制的，成本较低。我所在的组装车间就是做铝板间的联结的劳动。即一个人在飞机框架外边用电钻将两层铝板打通一个小孔，放上铝钉，由一个人在内部用铁块顶着铝钉，外边的人用电锤再把铝钉打平而固定起来。一架飞机铝板间的联结工作，真不知打了多少铝钉才能完成。每天就是做着这样单纯的劳动。我们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这个车间做套环同铝绳的联结劳动。即把铝绳套在套环糟内，再将铝绳分开小条用编织的工艺，把铝绳同套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样的铝绳同机翼和机尾相连，是飞行员控制机翼和机尾的动作。这种劳动也是极其单调而死板的劳动。由于这个车间整天总是电锤叮叮铛铛的燥音极大，震耳欲聋令人烦燥难以忍受。
这四处的劳动任务都是军事工程，都有日本兵的监督和严格的质量检查，如发现质量稍有不合格的地方，不是挨申斥，就是进行返工。在金珠地区是住在老百姓家中，还可以看看书或玩玩。在东宁、霍龙门森林地区和金珠地区修建汽车公路过程中，中国的学生们都希望天下雨，这样可以不出工了，可以休息一下。不过在森林地区是住在自己架起的帐篷里，一遇到下大雨时，帐篷内就下小雨。一则要躲雨，二则要用盆来接雨，被褥弄得湿乎乎的，几天都不好受。可是，在公主岭飞机厂“勤劳奉仕”中不论有多大的风雨天也得顶着风雨去上工，虽然我们都有雨衣，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都被雨淋湿了。到工厂后即使拧出雨水，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湿漉漉的。
“勤劳奉仕”的食宿情况。首先，讲一下居住的情况。进入森林地区是没有老百姓的，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住。每到一处要在劳动的附近地方找到一处较平坦的地段架起帐篷。这要砍去杂草和林木，用细圆木或树枝子作底层，上面铺上毛草，放上行李作为休息和睡觉的地方。东宁地区森林中各种蛇类较多，有时蛇钻进帐篷内，首先发现的人就要惊呼打蛇，大家就得忙乎一阵子，如在夜间发生这类事，这一夜就很难入睡了。白天还有一种马蜂子，它比蜜蜂大一倍多，是专叮马的蜂，尤其好叮马的鼻子。马要是拴在树上时，马就往树上将它碰死，在行军过程中马就猛叫暴跳和向前跪，拉马的人是很难控制的。如果马蜂子叮在人的身上，立刻就起一个大红包，疼痛难忍，用药后也得几天才能消肿。在东宁和霍龙门森林地区都有满天飞舞的小黑虫，俗称“小咬”，得用树枝或毛巾挥打它。挥打一下，暂时没有了，不一会儿又很快地聚集在一起来袭咬人。小咬叮在脸上、脖子上或手臂上，虽然不太痛，但非常痒痒，用手一挠就红一片，更是痒痒得很，非常烦人也无法防御。后来我们看见日本兵的战斗帽的左右和后面都有半尺长的布条子，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小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好用毛巾勤挥打了。
我们再从饮食情况讲一下：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了。城镇的中国人的粮食配给是不够吃的。我们在“勤劳奉仕”中配给多少粮食不清楚。每顿饭到伙房领取定量的饭菜总感到不够吃，在森林地区中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记得有时只吃用燕麦做的饭，燕麦本来是日本兵喂马的饲料，人吃燕麦饭到口中滑溜溜的，很不好咀嚼，到胃里也不好消化。有时用大豆和高粱米或大米在一起做成饭，大豆煮的也不熟，也是不好消化的。至于蔬菜的供应由于运输困难更是稀少，菜中的油也是很少，吃咸菜的时候是较多的。吃这样的饭菜，每天劳动强度又是那样的大，当时同学们都在青壮年时期，所以在收工前都感到很饥饿。由于居住条件和饮食条件很不好，有不少同学患营养不良症，患腰腿痛、腹泻和感冒等病症。当时因缺医少药，患了病的人一时很难好转。在森林地区只好硬挺着，希望早日结束“勤劳奉仕”回学校去治病。有的人也因在“勤劳奉仕”中患了病，中途休学回家去治疗。
故事二：能活着，不容易
讲述人：幸存劳工周茂胜，辽宁省瓦房店人，1912年生，在他26岁即1938年时同其他14个木匠一起被抓走当劳工。先后在嫩江、佳木斯等地服苦役，最后被转送到海拉尔，直至抗战胜利才获得解放。同时被抓的15名木工到抗战胜利只剩下4人，其余11人全被残害而死。
我们干的活是给日本人修机场、盖飞机窝，干活慢便挨打。一起干活的劳工有上千人，来自各省的都有，瓦房店去的就我们15个木工。因吃不饱，活累，病轻的得坚持干活，病重的就被扔到山沟里喂了狼。日本人监管很严，我们住在席棚里，睡觉时都有日本人站岗看管。在这里修了两年半才完成，一起去的同伴已死去了七八个人。
接着又把我们用火车送到佳木斯修军营，干了三年才完工。然后又把我们运送到海拉尔修飞机场，一干又是三年。住的地方是木架搭的席棚，是地窨子，四面透风，地上铺着茅草，夏天漏雨，潮湿阴冷，冬天冻得难以忍受。劳工浑身长着疥疮，奇痒难忍。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干活慢了便被日本人用刺刀、洋镐把打。大家怕被打死，就得拼命干。吃的却连日本人的狼狗都不如。每顿饭两小碗煮八分熟的高粱米稀饭，两块咸萝卜，饮水也不充足。有病也不给治。若病重就说有传染病，死了就扔到山沟里。
我们从被抓走当劳工，一直干了七八年，这些年日本人只发过三次黄胶鞋，只在冬天时发过一身棉衣，到五六月天热时还穿着棉衣干活，后来天气实在太热了，劳工们只好全光着身子干活；鞋子最后也破烂得挂不住脚了。到1945年8月日本人已经投降，没人管我们了，大家才知道日本人垮台了，开始往家走。这年冬月时，我才回到家。而同我一起去的15人，只有4个人活着回来，另外三个人有姓韩的、姓王的、姓刘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余11人全在当劳工期间死去了。
故事三：熬过了无休止的劳动也面临被毒死的危险
讲述人：郑福德，五岔沟的瓦房店幸存劳工；曹树德，1943年被征派到虎头要塞的幸存劳工。他们这批劳工在劳役期满，临结束前，日本人以改善生活为名给劳工们发了白面烙饼吃，却在里面放了毒药。
活干完后，日本人就说：“复县人干得好，给他们点细粮吃。”他们把面倒在石槽里和面，让伙夫做饼给我们吃。日本人在倒面时，往里面撒了些东西，被我们棚的人发现了，大家彼此知道后怕是毒药，都不吃。可是日本人经常到工棚里来，大家怕他们识破，就在烧火时偷偷地把饼扔进火里烧了。侯连元和山咀屯一个姓杨的及瓦房店西一个姓许的三个人嘴馋，认为日本人不会害大伙，饿得受不了，非要吃不可，谁也阻拦不住，结果他们三人吃后第二天就死了。其他作业场也开始大批死人，最多的一天死了48人，少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不等。我之所以知道这样详细，是因为日本人派我埋尸体，那些人全是由我参加掩埋的。当时劳工死了就在地上挖个坑，架上木材，把劳工尸体倒上汽油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在小木盒里。
日本人看我们工棚的人只死了3人，觉得既奇怪又不死心，一天派来一个叫八田的大夫到工棚，挨个问我们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大伙全往后退，不敢出声。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没怎样，只是这两天干活腰累。八田假装来捏我的腰，突然在我腰上扎了两针。当天下午，我的腰就开始又肿又痒，第三天开始溃烂，从针眼往外出水。五岔沟有一个姓冯的老太太常到工棚附近向劳工卖食物，认识我，就问我：“你怎么走路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把被打针的事对她说了。冯老太太立刻明白了，告诉我恐怕回不了家了。她很同情我，对我说：“我给你东西吃，可不是药，能不能治好你很难说，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要不我就没命了。”我吃了她的三粒小药丸后，第二天感觉好了许多。冯老太太就又给了我6粒，嘱咐我分两次吃，又教我用盐水洗针眼。我吃了冯老太太给的药丸，又按照她教的办法洗伤口，这才把伤治好了。至今我的腰仍留存着两个蚕豆粒大的针眼，清晰可见，每到开春就又痛又痒。
又过了几天，复县来人向日本人要求将到期的劳工放回去。大概是日本人怕不好向复县交待，不敢将我们全弄死。1941年10月，在对我们劳工强行搜身后，将还活着的劳工一二百人全放回来了。大家把行李都扔了，带上死去同伴的骨灰盒上了车。从五岔沟出发的火车挂有四五节车厢，我们工棚的60多人全在一节车厢上。临上车前，日本人还伪善地发给劳工每人一斤酒，让大家车上御寒。有了吃毒饼的教训，谁还敢喝？火车开动后，那些酒全被劳工们倒掉了，但仍不断有劳工死在了路上。我所在的工棚与我一起回来的劳工中，能想起名字的有拉山的田万贵、吴成贵等人。郑福德口述历史资料，2004年6月9日。
这批劳工们未吃饼的就没死，吃了饼后每天死亡二三十人，最多的一天死亡48人，足以说明是日军有意下毒造成的。在郑福德腰间还残留的针眼疤痕也验证了其口述历史资料的真实。
1943年被征派到虎头要塞的幸存劳工曹树德回忆：
虎林东临苏联边境，我们干活的地方周围都是山，见不到住户，东面远处便是虎头镇，日本兵在那里和附近都有驻军。我们住的是木棒搭架的席棚子，有十多间房那么长，四面透风，下雨时漏雨。席棚子就搭在草地上，夏天蚊虫肆虐，叮咬得浑身是包；冬天时棚子里也不许生火，劳工只好盖着家里带来的已经破烂得露棉絮的被、穿着衣服在寒夜中煎熬。棚里是两层铺，我住下层，由于挨近地面，极其潮湿，而且上铺有人还偶尔尿床，就像下雨似的，可是又不敢出声。共有十多个这样的席棚子，劳工有上千人都住在这里。席棚子外围拉着铁丝网，有一个朝南开的大门，门两侧是岗楼，日本兵在上面持枪站岗放哨，旁边有两个狼狗圈。
到虎林后，给劳工每人发一个茶缸子拴在裤腰带上作为饭碗，吃的却只有半碗高粱米饭和半碗稀汤（所谓的汤就是用咸盐水兑的）加一个土豆，或者是橡子面窝窝头，有时吃的是掺沙子的小米饭，嚼起来格格直响，只能皱着眉硬往下咽。吃饭要排队去领，日本兵还端着上刺刀的枪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监视，严禁劳工吃饭时交头接耳，要是看谁不顺眼非打即骂。他们养的狼狗睡觉时还铺着垫子防潮，吃的是大米饭，在那个当亡国奴的岁月里，劳工们竟然不如他们的狗呀！
因为卫生条件极差，棚子里跳蚤、虱子四处乱蹦乱爬，劳工们身上的虱子就更多得数不清了，晚上大家痒得受不了就抓，有的甚至直接用铲子铲。日本人做得更绝，他们见到后，干脆让劳工在工棚边支起蒸笼，烧好水后，将劳工聚集在一处，命令全脱光衣服，坐在地上等着，把衣服放在屉里蒸，冬天也是如此，根本不顾在寒风中赤身裸体瑟瑟发抖的劳工们。
干活的地方离住处很近，让我们干的是修山洞、挖战壕，用于防御苏联进攻，所有的山头上都有劳工劳动，满山都是山洞。劳动强度极大，完全用人力挖洞挑土石，日本兵架着机枪、端着刺刀在劳动现场警戒，严禁劳工左顾右盼，即使是鞋带松了弯腰去系也不行，如果觉得谁干慢了就用棒子、皮鞭劈头盖脸地打，有的当场就用刺刀挑死了。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食物，本来就饿得浑身无力，哪有力气从事如此繁重的劳作？劳工们连累带饿，很多人病倒了，可日本人说是装病，根本不给治疗，而且有时硬说是得了传染病，拖出去喂了狼狗。当时几乎每天都要死几个人。有的被打或生病无力再为日本人卖命干活了，日本兵过来往野外拉，又担心没有断气会趁机逃跑，就找来席子，把人卷上，再用绳子捆牢才扔。虎林山上狼特别多，夜间狼嚎声不绝于耳，这些可怜的劳工不用说肯定是成了狼的口中之食了。死了的劳工有的被随便找个地方挖坑埋掉，有的浇上汽油或架在木柴上焚烧，也有的弃之荒野，任凭狼群撕咬。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44年秋季时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为保守军事秘密，对劳工们下了毒手。一天，他们借口改善伙食，向劳工们供给了大米饭，暗中在其中掺放了毒药，将劳工们都毒死了。万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来已经水米不进，昏迷不醒了，没有吃到这顿毒饭。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围都是死人。我担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丛中不动，夜间悄悄朝着一个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水坑里的水喝，饿了挖野菜吃，过了几天才见到一户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体稍稍恢复后，辞别他们继续赶路，一路讨饭走了两三个月才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