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伪满勤劳奉仕队里的悲惨遭遇

我是夏雯静

我是个“国兵漏”
伪满洲国征兵制规定：凡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必须接受征兵检查；身体检查合格者，接到入伍通知，必须按时到县里报名，由县里派人送往指定部队入伍当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兵”。经身体检查不合格者，俗称“国兵漏”，即未当“国兵”的人，他们必须依“法”义务接受军事化的劳役，即到“勤劳奉仕”队去，一般也是三年。
我家住铁岭县凡河乡城南堡村，祖、父辈都是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我生于1924年，在我小时候，全家10来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我爹是唯一的劳动力，家庭生活很困难。我是个“大头顶”(即排行老大)，勉强念完初小，14岁便和我爹一起干活，算个“半拉子”。因家里太穷，吃不饱，穿不暖，我长得瘦小单薄，及至20岁，身高还没有一米五，瘦弱的身体，走路左右摇晃。尽管这样，按伪满征兵制规定，也得接受检查。
我和其他适龄青年来到铁岭县城，接受伪铁岭县临时征兵检查组的体格检查。这个检查组是由伪铁岭县主管征兵人员和伪满军队派来的军医官组成的。轮到我时，检查人员看我长得瘦小，个子又矮，根本不合格，都笑起来了。有个30岁上下的军医官用白眼珠子翻楞我一眼，还说了一句挖苦我的话，真把我气坏了。他们还踢了我一脚，就赶我回家了。我就是这样成了“国兵漏”。
回到家里，全家人听说我没检查上“国兵”高兴极了，特意“改善”一下生活，白菜里放点粉头一炖，全家人吃个“喜”。
服役“勤劳奉仕”
1945年2月的一天上午，伪铁岭县大凡河村公所(相当于现在的乡)管兵役的事务员李长祥，领着两个村丁来到我家。那时候老百姓就怕见“官”，他们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来了也准没好事。我心里直犯嘀咕，但怎么琢磨也没琢磨透。李长祥见我们全家人那种紧张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点着一支我新给买的烟卷，冲着我爹和我开了腔，“可巧今天你们爷俩都在家，按规定李凤来得服役勤劳奉仕去!”听完这话，我们爷俩都吓呆了，心想：　“这下子算完了：”李长祥这时却奸笑着说：“不要紧张，这是做国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嘛!”
“光荣个屁!”我心里骂道。“勤劳奉仕”，说得好听。其实它就是把老百姓抓去当苦力，是青年劳工。我爹小心翼翼地问道：“这孩子身小力薄的，能合格吗?”
李长祥大笑道：“勤劳奉仕队不用检查，凡是检查国兵不合格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合格!”
我们爷俩干瞪眼睛，再没话可说了。李长祥软硬兼施说道：“服役地点就在殷家屯，离咱们这里才十几里路，家人可以去看望，他(指我)还可以回来探家。”
我爹无可奈何地问：“得多长时间?”李长祥答：“三年!”
“三年?!”全家人都懵了。这三年可怎么熬过来呀!我心里直扑腾，真是“命里难逃”啊，躲过国兵，躲不过“奉仕”。过了片刻，我爹叹息着说：“好吧!我给凤来收拾东西，多咱叫去，我叫他准时到……”
李长祥不等我爹说完，赶忙说道：“不!赶快收拾收拾，马上就走!”
“这就走?”全家人这回都傻眼了。一边给我收拾行李，一边淌眼泪。从不流泪的父亲，眼圈也红了……虽说此去并不是永别，但我毕竟20多岁，头一回离家这么长时间哪，过去只听说服役“勤劳奉仕”的人累得要命，还经常死人，像我这体格，能挺得住么?
我背着行李——破旧的被，小褥子和枕头，挥泪告别了家人，在李长祥和两个村丁的监视下来到村公所。过了两个钟头，去“勤劳奉仕”的适龄青年全部被押送到县里。为了等侯全县各村的服役青年，大凡河村来的人被关在一间地下室里，一等就是三天，受了三天罪。我们在地下室里没有一点自由，连大声说话都不行，每天吃两顿稀粥，还不管饱。为防止有人逃跑，地下室上边还有人站岗放哨。到了第四天，全县服役的人都被送到县里了，县里便把我们一起押送到殷家屯日本关东军的建筑工地。从此，我开始了“勤劳奉仕”
的服役生活。
悲惨的遭遇
殷家屯一带属丘陵地区，有山有水，还有平地，土质肥沃，风光也美。此地现为铁岭市种畜场殷家屯村。伪满时期，日本关东军看中了这个地方，在这里开辟一大块建筑工地，据说日本人要在这里修建第二个“东京”。实际上这里是日本关东军的仓库。这里方园有几十华里，除殷家屯外，还包括黑牛圈子等地，因此又叫黑牛圈子关东军仓库。这个仓库从1944年开始修建，1945年4月专用线火车通车，共集中十万劳工和“勤劳奉仕”队施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先后建了一些山洞，驻有日本关东军两个大队和一个工程兵大队。
在此地干活的劳工和“勤劳奉仕”队，多半是从伪奉天省各县抓来的老百姓。劳工的情况更惨，他们来自何地，我不清楚。“勤劳奉仕队”的人，我知道的有铁岭、开原、昌图和新宾等县的青年人。“勤劳奉仕”队的最高编制叫纵队，队长都由日本人担任。纵队下辖大队、中队和小队。大队和中队的头目，由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担任。但不管日本人担任正职或副职，都是他们说了算。我被编入一大队三中队三小队，第三小队有六、七十号人，我们的驻地在金家坟。驻地周围都拉上了铁丝网，还通上了电。不论白天黑夜，都
有日军(也有少数朝鲜人和中国人)拿枪站岗放哨。所以，想逃跑是很难的。
到工地的第二天，听大队长曾跃天(铁岭县鸡冠山乡叶尔兴村人，1951年镇反时被枪决)训话。他说了一大堆“日满亲善”，“爱国”的话，当场宣布“勤劳奉仕”队的纪律，命令人人必须遵守，不外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好好干活，按时完成任务，有事要请假，不要干“坏事”，不要逃跑等等。训完话，每人发一套黄色粗麻布的单衣，此外没有任何报酬和待遇。
“勤劳奉仕”队是日伪当局征集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奉仕”是日语，意思是服务、效力。“勤劳奉仕”劳役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队员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吃饭、睡觉、干活和日常生活都有纪律约束，统一行动。小队长以上的头目与队员是上下级关系，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或挨打受骂等。勤奉队还教唱两首歌，一个叫《勤劳奉仕歌》，—个叫《青年之志歌》，每逢开会训话，就轮番唱这两首歌，反正别的歌也不会，翻过来倒过去就唱这两首歌。时间长了，歌词还能记住一些，现写在这里，可能歌词有点出入。
《勤劳奉仕歌》歌词是：“风云急了，听山上战角寒喧。眼望青天成一色，方称我国男儿愿。眼往大处瞅，事从小事干，勤劳奉仕扛在肩。欣欣然，庶民如子来，宗庙建。”
《青年之志歌》歌词是，“青年青年要立志，切莫自暴自弃。马援立功寒沙地，班超投笔从戎去。男儿当自强，寸金难买寸光阴，吾侪当奋起，莫负少年时。”
“勤劳奉仕”真像歌中所唱得那么好吗?其实，这两首歌都是一派胡言。尽管它唱得那么天花乱坠，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看“勤劳奉仕”的真面目吧!
先说说“勤劳奉仕”队的生活。我们吃的是橡子面掺发了霉的玉米面大饼子，一日三餐主食全是它。为了省事，每个大饼子二两多重，而且限量，每顿一人只一个；为了省柴禾，用一口大锅，锅心只放一点水，锅里贴上四圈大饼子，水烧开锅就算完事。结果，大饼子下边厚厚的糊了一层，中间却是生的，上边被熏烤得通红棒硬，加上带霉味的“混合面”，实在难以下咽。吃的菜更甭提了，全小队六七十号人，只有两桶菜汤。有时用土豆做菜汤，两桶里连三市斤土豆都没有，而且土豆块切得特别小，大家戏称它是打麻将用的“色子”。这还不算，每次开饭前，小队长都要从桶里捞一勺干的，拿走吃“小灶”。剩下的“色子”就更少了，偶尔摊上一两块“色子”，就算是走运了。所以说，这根本不是菜汤，简直就是两桶温咸盐水。可是，这咸盐水一样的菜荡，每人只能摊上多半碗，想多喝一口还没有呢。
勤奉队没有节日，也没有假日，从没有改善过生活。大家一天饿得无精打采，连走路都有些晃荡。饭不管饱，活却管够干。什么“勤劳奉仕扛在肩”，纯粹是胡扯!实际上是“百斤土篮担在肩”。从日头出来就开始干活，直到日头下山才收工，中午只歇一个钟头，还包括吃午饭的时间在内。所以，我们一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五、六个小时。我们小队的任务主要是挑土运料，一百多斤重的土篮子，一挑就是一天，把大伙累得要命。像我这瘦弱的身体更是吃不消，可是不干就得挨打，棍棒，拳脚随时会打过来，只有咬牙挺着。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得挺着。“亡国奴”这滋味，可算受够了!中国人那时真的连牛马都不如啊!
勤劳奉仕队员们的住处更糟，连有钱人家的牲口圈也比不上。就地在垄台上放些木头，上边铺些旧草席子，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床铺”。上边用木料搭成人字架，架上铺两层草席，用以遮风防雨。我们把它叫做“劳工棚子”。每个棚子有20多米长，棚内更不象样了，棚内宽不足五米，搭成对面铺，中间有一条半米多宽的通道。铺上每人只有60公分宽的地方，夜里睡觉都得侧身躺着，连翻身都不容易，个大的伸不开腿，只好蜷腿睡。因棚子低矮，大个子进棚都要猫腰，棚内又湿又潮，特别是到了夏天，棚内垄沟里是污水，到处是苍蝇、虱子、蚊子和跳蚤，把你咬得难以入睡。有时困懵了，咬得厉害也能昏昏入睡。常常是折腾半宿，好不容易睡着了，天也快亮了，上工的哨声跟着又响了，只好爬起来去上工。俗话说：“罪是人受的”，这话一点不假。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啊!何况我们这些“亡国”的奴隶，过得是非人的生活……
勤奉队的纪律很严，如果谁违犯了，只有挨打两个字。那些头目们一时有个心不顺，便拿队员出气，张口便骂，举手就打，挨了打的人还得立正站着“死挨打”。如果没有完成劳动任务，挨打就更蝎虎了。有—次，我们小队由于队员们吃不饱，睡不好，一连两天没有完成任务。小队长被中队长大骂一顿，因为他们俩有点偏亲，中队长没打小队长，却叫他回去好好教训教训我们小队的队员们。小队长回来后，命令收工后不许大家回棚子，也不许吃饭，他铁青着脸，狠狠地骂了大伙—顿，仍不善罢甘休，让大伙排成两行，面对面站着，命令大伙互打嘴巴子。尽管这是命令可是大伙谁也不下手，一个个拖着不动。小队长见状更火了，他气冲冲地跑到排头几个人面前，二话设说，就左右开弓，每人挨了两个嘴巴子。然后，他吼叫道：“给我这样打!谁要不打，就别想吃饭，别想回棚子!”在他的淫威下，大伙无可奈何地互打了一顿嘴巴子，才算了事。
我长得矮小，又没力气，装土上锹不及时，挑土篮子又挑不动，整天被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我们小队队员体质差的比较多，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小队长把工作重新分配一下，他看我实在挑不动土篮子，就让我到浇铸工地给“轱辘马”(一种小矿车)搬道叉。我当时挺高兴，认为搬道叉可比挑土篮子轻多了，便满意地接受了这份新工作。没想到，搬道叉差点送了我的性命!
死里逃生
殷家屯一带山比较多，有不少沟沟叉叉，交通不便，一些浇铸混凝土用的石料、水泥、沙子等，都靠“轱辘马”运输。由于地势高低不平，为“轱辘马”铺设的小铁道也起伏交错，尤其是通过宽沟大叉和小山谷，用木料架起的临时性木桥，很不牢固，危险性大。来往运料的“轱辘马”挺多，在叉道上都设有分道用的道叉子，有专人搬动。小队长领我来到道叉以后，我一看便吓住了，怪不得没有人爱干这活，原来这活太危险了!我上下看了看，这股道足有50米长，实际上是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山涧。从桥上到山涧处，至少也有八九米深，一不小心掉下去，非摔死不可。我心里正犹豫着，小队长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严厉地说道：“别的活你干不了，照顾你搬道叉，你又不爱干。在这，没有养大爷的活!”说完就扬长而去。走了没几步，他又扭头喝道：“告诉你，只准干好，不准出事，这是命令!”我硬挺着头皮，当上了搬道夫。
头一天，我特别加小心。还好，没出啥差错，就是有点累，并不比挑土轻多少。挑土可以来回走动，搬道叉却拴身子，哪也动不得。第二天，天不作美，刮有四五级大风，尘土飞扬，木桥被风吹得直响。我的眼睛本来就不好(漏风眼)，一见风就淌眼泪。偏偏赶上刮大风，又没有风镜，吹得我一个劲淌眼泪。这时，从远处过来一辆“轱辘马”，我也看不清它的转向标志，还以为它是直行呢。等它轰隆隆开到眼前，哪曾想它要往左拐，我一慌了神，忙去搬道叉。忙乱中一手抓空了把手，大风也乘势欺人，我竟大头朝下从桥上掉下去了……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这话叫我碰上了。我从桥上掉下来，半空中被一个人字架接住了，没掉到山涧里去，拣了一条命!只是衣服划破了，受了点轻伤，伤势不重。事故发生后，中队长和小队长来到现场，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就把我又调回去挑土了。
虽说大难不死，但是我还是病倒了，浑身发烧，饭吃不下，走路费劲，只想躺着。小队长说我“泡病号”，硬逼我上工。我勉强干了一上午，就昏倒在工地上，嘴吐白沫，不省人事，身上热得烫手，小队长见我真病了，才允许我到卫生所看病。
勤奉队卫生所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棚子几乎一样，只是房顶起脊，屋里有张旧桌子。卫生所那趟棚子有10多米长，约相当于小四间房，卫生所占用两间，中间隔一道木栅栏墙，
两边抹上泥；另两间是各级队长和防守人员专用的厨房。时值夏日，厕所里的蛆从地下爬到卫生所里，满地皆是，外加臭气熏人。别说病人，就是好人在卫生所里也得生病。没办法，我只好进去看病，请医生给点好药。医生笑道：“好药?好药都叫队长们拿光了，给你几片阿斯匹林就不错了!”说完，他就给我三片药，说道：“回去吧，好与不好都别再来了，没药了!”
吃完药，我的病竟然渐渐地好些了。队员们背地里议论说：“这小子(指我)命真大，病得那么厉害，竟然没死，真是死里逃生!”还有的人说：“队员得了重病，他们就往重病房里一送，一没医生治疗，二没有药，死了便抬到炼人场(即火葬场)完事大吉。”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个劳工炼人场。有一天，我们到另一个新工地干活，那里地处一个大偏坡，对面是大山，只见对面半山腰一个僻静处正在冒黑烟，随风吹来一股味，特别难闻。后来听人说，那就是炼人场!差不多两三天就炼死人。大伙耳闻目睹，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难过、悲哀、惧怕掺杂在一起。我心里说：幸亏这次没摔死，也没病死，否则我准会去那个炼人场……
逼死六个队员
1945年端午节后不几天的一天早上，我们吃完饭正要上工，大队部的通讯员通知小队长：全小队马上到大队部后面山坡上的场地集合，有要紧事。我们立即排队跑步来到集合场地。
集合场地是个大山坡，坡度不大，面积却很大。大队部有急事开大会，都在此地召开。今天和往常一样，在场地上端摆了一排桌子，放了十几个凳子。场地周围照样有人持枪站岗警戒，看起来挺吓人的。我们小队长啥事都挺卖力，总干一些“卖糖”的事(即干面子上的事、讨好上级)，今天我们小队又是第一个赶到会场，他命令大伙整齐地坐在地上，边唱歌边等着开会。唱的歌无非还是那两首：《勤劳奉仕歌》和《青年之志歌》，约十几分钟后，全大队人员都到齐了，都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听训话。先是日本人大队长训话。训话内容，开场白照旧是美化一通“勤劳奉仕”，什么“爱国呀”，“好好干活”之类。尔后便谈了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大会。那时还没有扩音器，大队长满嗓子喊道：“新宾县中队的队员，昨晚有6个人合伙逃跑，已被守卫人员抓住了!今天要惩罚这6个人!”他喝了口水，又说道，“你们千万别学他们!告诉大家实底，周围铁丝网一天到晚总有电，碰上就死……把那6个小子带上来!”话音刚落，那6个人就被押了上来，并被摁倒在地，两腿被踢到一块，拉开了挨打的架式。这时，从桌子那边过来6个大汉，一人拎一根柞木扁担，抡起来就往这6个队员的身上打。那6个人苦苦哀求，发出极度痛苦的嚎叫，可是大队长并不为之所动，无情的完扁担雨点般打来，已经把他们的裤子打烂了，屁股和上腿肿得老高，皮开肉绽，鲜血淌了—地……见此情景，队员们偷偷地擦着泪水。我长了20来岁，头一回见到这种场面，吓得浑身发抖。
那6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昏了过去。他们就用凉水浇了一阵子，才苏醒过来，但已动弹不得了，最后被拖回棚子里。打完人，会也算开完了，队员们仍旧去工地干活。第二天一早，那6个人疼痛难忍，都上吊自杀了。大队部也不声张，便送到炼人场火化了。
后来听说，被逼死的那6个人并非想逃跑，他们的家都在新宾县的大山沟里，离殷家屯工地甚远，交通很不便利，再说勤奉队的警戒十分严，想跑也跑不出去，这是大家都知
道的。原来，他们小队负责水段施工任务，活重又吃不饱，睡不好，那6个人饿得实在受不了，便在晚上睡觉时候合伙到山上，偷着挖些野菜充饥。吃生野菜、野果什么的，还真能解决一点饥饿。头几次挺好，谁也没发觉，偏偏这回被守卫人员抓住了，硬说他们是合伙逃跑!任他们如何解释，也无济于事。我们这六位新宾来的中国青年同胞，就这样被活活
折磨死了。勤奉队员的悲惨遭遇，说也说不完……
从亡国奴到国家主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们这些勤奉队员和劳工幸存者，才得见天日，开始走向新生。建国以后，我在鞍山钢铁公司当上了工人。从当“亡国奴”死里逃生，如今当上了国家的主人，多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
新旧社会两重天。我衷心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195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劳动模范，授予“红管家”的光荣称号。我现在已退休，住鞍山市内，生活很幸福。
李凤来 口述　刘兴治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