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治崇山首例鼠疫患者而被传染 家中九人死于鼠疫的中医医师王道生 是我的亲爷爷

我是夏雯静

王兴国讲述爷爷当年救治鼠疫患者的相关情况

核心提示

1942年10月，义乌崇山村出现首例鼠疫患者后，村中的中医医师王道生曾全力救治。但终因鼠疫传染性太强，不仅首例患者没有救活，王道生自己也被传染，家中共有9人先后死于鼠疫。

上周，曾参与对日诉讼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成员王兴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道生就是他的亲爷爷，他永远不会忘记侵华日军细菌战给他家带来的巨大伤害。

崇山出现首例鼠疫患者时

爷爷曾积极进行救治

对于熟悉义乌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历史的人来说，中医医师王道生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一位受人敬重、为救治崇山村首例鼠疫患者而付出自己生命的中医医师。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持久战阶段。此时，感到力不从心的侵华日军开始在浙江等地实施惨绝人寰的细菌战。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后，义乌先后两次发生大范围的鼠疫疫情。一次始于1941年10月，流行区域为义乌城区；另一次始于1942年10月，流行区域为崇山村一带。其中，崇山村是义乌受害最严重的村。

在翁本忠编著的《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一书中，记载了侵华日军在崇山村实施细菌战的经过：1942年9月初，崇山村村民金仙兰正在村中池塘边洗衣服，突然看见一架日军飞机从崇山村上空飞过。那架飞机飞得很低很慢，后面还在冒烟。20多天后，崇山村出现了不少死老鼠。之后，崇山村开始出现人感染鼠疫死亡病例。

金仙兰等村民所见，是否能证明当时日军飞机在散布鼠疫跳蚤？

1949年12月26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在审判侵华日军细菌战战犯时，原日军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曾供认：“将感染鼠疫的跳蚤装入飞机货仓内，飞机机翼冒烟……就是向敌人散布鼠疫跳蚤。”西俊英的这一供述，与崇山村村民看到的情景吻合。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村民王焕章在村中池塘洗澡后突发鼠疫，第二天就不治身亡。王焕章是崇山村最早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焕章去世后，其儿媳、儿子、孙女等6名家人也先后离世。

王焕章感染鼠疫后，作为村中的医生，中医医师王道生曾全力进行救治。但鼠疫的传染性很强，加上当时医疗技术、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王道生不仅没有救回王焕章，自己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8名家人也被鼠疫夺去生命。

因治病救人而被传染

家中九人先后死于鼠疫

据史料记载，崇山村始建于公元1330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在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前，崇山村一直人丁兴旺，被誉为义乌“南门外第一村”。

王道生是一名中医医师，由于医术好，为人热心，村民们生病了都喜欢找他看病。王焕章感染鼠疫后，其家人曾向王道生求助。当时，村民们并不知道王焕章感染了鼠疫，就连王道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突发高烧的王焕章感染的是凶险的鼠疫。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在救治过程中，王道生与王焕章有过近距离接触，因此也被传染。1942年10月18日，就在王焕章去世4天后，曾悬壶济世数十年、救治过无数人的王道生，也因为感染鼠疫而离世。

此时，包括王道生的家人在内，崇山村的村民们仍不知道夺去王焕章、王道生性命的是鼠疫。由于行医期间救治过很多人，王道生在崇山村及周边村庄有着良好的口碑，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加上王道生有8个儿子，属于大户人家，因此他去世后，儿子们为他操办了隆重的丧事，还请来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法事。办丧事期间，不少当地及外地的亲友都来奔丧。

结果，法事还没结束，王道生二儿媳吴菊兰就病了，症状与王道生一模一样，也是高烧不退。没几天，吴菊兰也离世了。紧接着，二儿子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染病离世。之后，鼠疫进一步蔓延……就这样，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王道生夫妇、3个儿子、2个儿媳、1个孙子、1个孙女等9人相继被鼠疫夺去生命。

去世时，王道生63岁，王道生妻子鲍春妹55岁，二儿子王旌善34岁，二儿媳吴菊兰31岁，三儿媳朱凤珠28岁，七儿子王旌菊18岁，八儿子王旌伦16岁，孙子王兴汉11岁，孙女王妹年仅7岁。

据了解，在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后，王道生家是崇山村受害人数较多的一户（最多的一户人家有11人死于鼠疫）。

17年前父亲含恨离世

王选曾带遗像赴日诉讼

在王道生去世后，鼠疫开始在崇山村大面积暴发，全村陷入恐慌之中。为了躲避鼠疫，有的村民不得不逃往外地，但为时已晚。

据义乌市档案局资料记载，在王焕章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崇山村每天因鼠疫死亡的村民超过5人，最多一天有21人死亡，全村共有400多人死于鼠疫。同时，一些村民在出逃过程中，还将鼠疫传至别的村庄，导致疫情在别的地方蔓延。1941—1944年，义乌共有1300多人死于鼠疫。

王道生感染鼠疫时，22岁的五儿子王旌昌因为不在崇山村而躲过一劫，但家中遭受的这场巨大灾难给王旌昌留下了终生无法磨灭的阴影。1997年，崇山村村民开始筹备对日诉讼工作，王旌昌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成员之一，一直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并一度想赴日本出庭作证。但当时他已77岁，身体不好，因此未能成行，这也成为他心中的一大遗憾。尽管如此，王旌昌始终在关注对日诉讼的进展情况，并将自己家里的受害情况写下来，作为证词。

2000年9月，王旌昌因病突然离世。去世前，他仍念念不忘对日诉讼一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得知此事后，也非常痛心。后来，她曾带着王旌昌的遗像继续赴日诉讼，并在法庭上展示王旌昌的遗像，向日本各界讲述王旌昌家里的遭遇及老人的临终心愿，在日本引起较大震动。

家中仍保留爷爷奶奶照片

接力参与对日细菌战诉讼

上周三下午，在义乌市稠江街道上崇山村（现在的崇山村和上崇山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同为崇山村），王兴国看到记者后，特地从家中翻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是王道生夫妇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王道生戴着黑色的圆帽，留着长长的胡子，精神矍铄；鲍春妹眉清目秀，衣着讲究。

“爷爷奶奶的照片是我父亲王旌昌在世时留下来的，至今已保存了数十年。以后，我会一直保存下去。”王兴国说。

据了解，在崇山村死于细菌战的400多名村民中，只有王道生夫妇的照片被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两张照片具有特殊的意义。

王兴国告诉记者，他听说义乌正在筹建国内首座纪念侵华日军细菌战遇难同胞的纪念馆。如果有需要，他愿意将爷爷奶奶的照片复制一份，捐给纪念馆，以激励后人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王兴国今年已63岁，曾在村里当过10多年的赤脚医生。现在年纪大了，加上村里有社区卫生服务站，他不再给村民看病。王兴国有两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其中，大儿子在义乌一家企业上班，生有一男一女；二儿子做电工，生有一个男孩。尽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宽裕，但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

2000年父亲离世后，王兴国主动接替父亲，成为原告团成员，继续参与对日诉讼相关工作。在他看来，这既是为了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给我家造成了巨大伤害。父亲临终前曾说，日本政府不道歉，他死不瞑目。所以，我要代爷爷奶奶家中9人、代含恨离世的父亲，继续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王兴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