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崇山村,一个被鼠疫击中的中国村庄

我是夏雯静

日本佬放鼠疫”
“王选带着鬼子进村了！”

爆炸性消息神速传遍了整个崇山村。

1995年12月，王选独自一人先到崇山村向村民打招呼说日本人要来调查，并与王焕斌、王培根等人商量如何接待日本人，如何成立调查组织。然后再返回上海把日本教师森正孝，律师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带到村里。

日本人像一股挟带着恐惧的阴风刮遍崇山村。老人们表情严肃，沉默。一双双眼睛跟着日本人移动，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人群都会一下散开，大门关起，目光从门缝里漏出来。

“鬼子又来了！”对许多崇山村人来讲，这是战后50多年第一次再见到日本人。“鬼子”和所有的悲惨恐怖记忆相联，再见到这样的人，跟活着见到鬼差不多，小脚的老太太还没开口说话就开始瑟瑟发抖。

又是冬天。53年前，崇山村蒙难的日子也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

地处杭州湾南部、浙江省中心腹地的义乌崇山村，冬天有一种尖锐的、侵入性的冷，这种冷不仅冻皮肉，更是长驱入骨。村庄所有的景色都因为冷而一片萧瑟，日本人也冷得缩着手。崇山村记忆的铅封突然被说着叽哩哇拉“鬼子话”的日本人强力撕开，整个村庄仿佛一下子就坠入到了当年的黑暗里。

三位日本律师中为首的是一濑敬一郞，长王选几岁，是最早参与并积极推动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律师。一濑的长相和中国电影《地道战》里的“鬼子”差不多，二道浓黑的倒八字眉下是一对绿豆小眼睛，厚眼皮偶而闪动，放出一束光，有摄人的机警。除了喝了酒笑起来露出一对可爱的兔子板齿之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眼皮低垂沉默寡言。左手持一只小型录像机，右手一只笔一个本，无论正式交谈还是休息吃饭，录相机始终亮着绿灯，基本上本人不睡觉就不关机。

多年没有回乡的王选说着稍嫌生疏的崇山方言，走到哪里都要先解释一句：他们不是鬼子，是日本好人，是来帮中国人的。这些日本人都是战后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一濑是日本人中反战的左派。

崇山村在义乌是一个大村子。它坐山抱水，却又有着北方的性格。正如它的名字崇山，整个村庄建立在一片高岗之上，道路节节攀升，房屋高低错落。一村人紧紧挤在一起，几乎没有可能通过汽车的道路，村子内部唯一开敞之地是一方条石砌的水塘，水塘是公共活动的场域，常常伴有高大庄严的祠堂。一所祠堂就是一族人祖先的供奉地，也是一族人经济实力的实物体现。
崇山村表面上看生活平静安祥，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这使这个村庄有一种肃穆的基调。村里好屋子不多，毗邻飞速发展的义乌，更显得清贫落寞。山村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青石白墙黑瓦屋也随着地形起伏有致，江南的青岚和炊烟混合在一起，笼罩着半截村庄。

“日本佬放鼠疫。”（中国北方将日军称为日本鬼子，南方称作日本佬）小脚老太太颤巍巍地开口说。

“喏，那个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发老人，就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他的身上现在还能检查出鼠疫（鼠疫抗体阳性）呢！”

村里的每一个白发老人都是一部活历史。

人们指给王选和日本人当年日军烧村子的界线，哪些废墟是当年留下来的，哪一家得过鼠疫，死了多少人。

破碎的历史在一点点拼凑连接。

“日本佬放鼠疫。”王选下乡时就听村民这样说，还有她的姑姑也无数次说起过，但她一直怀疑：鼠疫怎么可能是“放”的？如今，每天听着村民的讲述，除了天天陪着村民以泪洗面外，就是极度的震惊。

每回忆一次就是再一次的受伤。揭开被岁月封存的伤疤，依然鲜血迸流。这种伤痛，通过这些血脉相连的崇山村村民的讲述，真切地传导到王选身上。

在崇山村人心里，战争并没有过去，尽管政治家们已经握手言和了20多年，在国家层面上两国已经是友好邻邦，但战争依然活生生地扎根在人们的心里。从战争结束到现在，从来没有人听他们诉说过，心里的伤痛从没得到过释放，村民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或精神的抚慰。整个记忆全部原封不动地闷着，在人心里酝酿、发酵，时间越长，越浓稠得不可化解。

每一句话都要经由王选翻译过去，每一个故事都极度悲惨，每一个细节都超乎想象。
王选觉得自己每天都愤怒得要爆炸、屈辱得想去死，整个人变得极易激动，并且时时暴怒。有一次日本律师要采访村里的一个老太太，那一天天气太冷了，他们不想到村里去，就通知她到义乌的宾馆里来，王选听了一下子怒了：“是你们侵略了他们，杀了他们的亲人，又是你们良心不安想来谢罪，凭什么你们可以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挪着小脚到城里来？”王选和日本律师大吵。

冷静下来，她又心里不安，觉得这样对日本律师不公平，他们是背负着上一代的罪来中国调查的，是日本人中对战争有深刻反省的人，用自己说服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们是“好日本人”，他们免费为受害者打官司，这种日本人在日本也是少数。

一濑敬一郞是一个极苛求完美的律师，中国人的“大概”、“差不多”、“好多好多”等对事实的描述方式让他很苦恼，他也一遍遍地盘问，要受害者的名字，出生年月，死亡时间，坟在什么地方，要带着去寻找。这对受访者是一种折磨。中国女性一般都只有姓氏没有名字，这无法符合日本人的要求；战争期间，鼠疫死者又都是乱葬的，根本就没有坟墓，日本人很难理解这些。仇恨和伤痛搅在一起，质疑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不尊重。

尊严和屈辱是一对双生体，尊严有多高，屈辱就有多大，王选越是了解自己这个有600年历史的村庄，越是被深深地灼伤。

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说出来，“崇山村的妇女很多被强奸，就在露天地里被强奸，但活着的人都不讲，耻辱！没有人讲！”这是整个村庄老人共守的秘密，就算是王选这样的村里人，也不会知道。

日本人的到来是要把这些都揭露出来，王选成了日本“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成员，她要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准备为向日本法庭起诉而寻找证人、证据。
死神驾到，死亡爆裂开来
1942年10月，一个叫王焕章的村民推倒了死亡列阵的第一块骨牌，崇山村几百年来的平静轰然破碎。

王焕章是一个打渔人，村里人不怎么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的外号“老哭皮”。他住在村子的边缘，会弄船只。王焕章老婆死得早，在村里随着他生活的有三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等16口人。除了打渔，他还在村里王甲升家里帮佣，甲升家田里的各种活汁他都帮着干。

王焕章的这个清早和以往一样，起床就开始忙碌，不同的是不到中午就感到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王焕章得病的源头有几种说法，一是王焕章外出办事，回来的路上见一人病倒在路上，出于好心曾为他提筋扭痧(此说来自王甲法，当时被推举为江湾、崇山防疫委员会委员)。第二种说法是王焕章见到路有死人无人收骨，便将其背起避开大路埋掉。（此说来自崇山村村民王甲升，王焕章是他家的帮佣）

和王焕章山墙对着的正是村里的中医王道生家，一条并行两人的小巷子里，两家房子接在一起，彼此串门的话要绕过一所房子，但隔着窗户说话，两家都听得见的。

王道生当然成为生病的王焕章第一个求助的对象。

王道生给他的邻居病人做了诊治，家人急忙抓药，喂他吃下，但是毫不管用，王焕章当晚就死了，终年59岁。这一天是1942年10月14日。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死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不久，他发烧，口渴难忍，夜里，家人发现王道生已死在马桶边上，可能是口渴爬着想去找水喝。这一天是重阳日，1942年10月18日。

63岁的王道生是清朝的贡生，年轻时曾经在杭州的新式学校里念书，学过理化数学。后回乡在靠近崇山村的江湾镇，2、5、8、10的集市日在药铺里坐堂行医。村中有了病人， 他就去出诊，很得村民们的信赖。王道生是在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人物，又有8个儿子，因此治丧隆重。

实际上村里此时有两场“法事道场”，一场是病人王焕章的，一场是医生王道生的。王焕章死后停灵于家族公共祠堂，祭事、道场都在这里做。王焕章平时是住在崇山村北面的，灵堂设在西边是因为祖宗的祠堂在西边，死者的灵位要和祖宗设在一起。道士主持法事，颂经3天3夜，与王焕章同族的王凤林家因为房子失了火，平时借居在家族的祠堂里，还有一个王荣良，比王焕章的辈份小，又同祖同宗，自然全家人帮着做王焕章的丧事。

王焕章的长子王基法（39岁）也很快病倒，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死了。接着王焕章另两个儿子王凤高（31岁）和王基炉（25岁）也死了。一个个好端端的男人，力气很大，身体很壮，怎么会一下子说死就死呢？

不仅如此，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月里，死亡一直在这个家庭接二连三地上演，孙辈中，8岁王荣士、7岁的王妹和王荣贵、4岁的王仙莲、2岁的王玉妹，也相继染病。

“得病之后，就会吐血，淋巴结肿大，头痛、口干，然后死去。我那时才6岁，和大家住在一起，看到亲人死去的情形，真的十分悲痛。尸体就埋在后山的曹村山。”王焕章的孙子王松良说。

王焕章家，前后死了11人。（注：王焕章的故事，在村里人的讲述中有不同的版本，有老人讲王焕章家全部死绝。此处以细菌战原告王松良法庭陈述为准，他是王焕章的孙子，后来逃到8公里以外的亲戚家里，保得一命。）

崇山村的老人还记得，王焕章的长孙、王基法的儿子经常跑到坟地里去哭，边哭边叫——你们为什么都走了，扔下我一个人。老人们都说那哭声很凄惨很凄惨，后来这孩子由娘舅家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了一口，也死了。

同在一个宗祠里帮忙办王焕章丧事的人家，也开始生病死亡。凤林家住祠堂里有11口人，11月8日9岁的王牛弟死亡，10日死了7岁的王牛兵，16日38岁的女主人贾宝云、13岁的王荣章、30岁的赵珠玉一齐死亡，20日11岁的王牛妹死亡。到28日，男主人王凤林也死了，这一11口之家，10人感染鼠疫，死了8人，其中7人都是王凤林一一将他们埋葬的。最后埋葬王凤林的是他的弟弟王凤生，12月3日凤林的这个弟弟也死了。

死亡如炸弹一样爆裂开来，王道生的道场里最为猛烈。王道生家族在崇山村根深叶茂，家大业大，除了在外的五儿子，他的7个儿子及女儿一家都参与了丧事。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三天三夜的法事。崇山村的丧俗是尸身大殓入馆，钉棺盖时，亲属跪地，头贴着棺材，一个肩膀承住棺底，以示“抵痛”。

恐怖的事就在亲人的悲痛和神道法器香火之间接二连三地发生。王道生妻子鲍春兰首先发病，接着是二儿媳吴菊兰，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很快暴死了。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10月26日，王道生最小的儿子王旌伦（16岁）全身痉挛而死(疑似肺鼠疫病状)，有村民回忆说，这个孩子死得非常惨，口吐鲜血，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

王道生的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赶快带着儿子鲍弟逃回义亭鲍宅村，但没有几天，一家三口全部死亡。

面对突如其来的死神袭击，王道生一族人全蒙了。他们用最古老的办法躲避灾祸，当地人认为，只要过水过江，邪气就不会跟着来了，于是王道生的一个儿子背着自己的女儿，连夜涉过一条江，奔逃到梅岭的岳母家。但天还没亮，8岁的女儿还是死了。岳母家人怕梅岭村人知道他们把崇山村的外孙女带来，并死在了家里，连夜挖出江边的沙子将小女孩埋在溪滩边上，连坟都没敢做。

背女儿去梅岭的那个儿子也死了，然后连带其岳母家连续死了5口人，一时间梅岭村的人惊恐万分，不多时全村人都逃光了。

王兴国是王道生五子王旌昌的儿子，从他的讲述里，可知政府有关部门到11月已经开始了防疫：“发病的人有几个被隔离了，二伯父被隔离到崇山村西北方向三四里地的官塘殿，父亲的三嫂被隔离到村子西边2里地的西雅殿，父亲的七弟被隔离到林山寺，父亲的八弟被隔离到村外一里地的碑塘殿。当时听说吃六神丸有效，但是因为太贵，没什么人买得起，至于医生，没听说过有外来医生治了病的。”（王兴国法庭陈述）

一个王焕章在崇山村传染了3户人家，死亡了31人，并在崇山村形成了三个爆发点，一个在王焕章和王道生的居住地，崇山村的北部，一个是在西部王焕章家的宗祠及附近，另一个是王道生停灵做法事的松树厅，崇山村中部核心区。

松树厅在崇山村是一个宏伟的存在。在这个古老村庄的宗族社会里，十多所祠堂是有辈份的，松树厅的辈份不算是长的，但它的规模最大，它在崇山村人心里仿佛是一个年轻的力士，高大挺拔俊秀。

“大梁可粗了，上面可以摆一张八仙桌。”老人们会笑着拖着长音，毫不掩饰心中的骄傲和崇拜，“就连日本鬼子想烧它都烧不起来，它太高了，他们就用‘烧夷弹’往大梁上打，打了好几弹，才烧起来呢。”

这个祠堂全部都是用大松木建起，于是叫松树厅。松木不是建祠堂的好木料，容易被虫蛀，但是，这个祠堂好像真的有神意，建成200年，没有一点蛀，全村人都称奇。

这样的一个工程做下来至少要5年以上，它是全村人的心血之作，也是一个地方物华天宝人力财力的汇集。

王道生的丧事安排在松树厅举行，不只因为他是全村及方圆数百里有名的中医，更因为他在村里的辈份高，王道生是“冲”字辈，是“焕”字辈人的爷爷，因此他的丧礼的规格绝不会低于王焕章。现在崇山村还活着的辈份最高的人就是“冲”字辈，但已经是个位数的存在了。
作者：衢州人没忘记历史 时间：2011-04-05 21:34:49
　　我和我的家乡人忘记不了8年抗战中日本731部队对我们家乡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铁城衢州自1940年起共30W人遭受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弹感染，死亡超过5W人。
崇山村最大的公共活动大厅里，法事差不多聚集了全村人。不幸的是，高大的松树厅被死神选中，死亡高高盘踞在松树厅的宽大的横梁上，扑杀着底下浑然不觉的众生。

住在崇山村的王道生家族，先后有9人死亡，算上前来奔丧的女儿一家三口及其他亲属，整个家族在这次劫难中死去19人。

王道生的五儿子叫王旌昌，当时在江西省当看护兵，因此逃过一劫，他活到80多岁，成为家族灭顶之灾的活证人。

2015年，在崇山村125号，王道生的孙子王兴壁（71岁），王兴强（69岁）还生活在那里。当年王道生看病坐诊的房子空着，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从破朽的门窗朝里看去，两组大屋相隔着天井对列。

村里见过王道生的老人说，69岁的王兴强长得最像爷爷了，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王兴强有一张典型的国画中文人瘦削的脸，高眉弓下细长的眼睛，笑起来有一种质朴的善良。如果再配上三缕胡须，大概就是那个清朝贡生王道生。
1942年的崇山村，公共医疗就是靠中医，现在连医生都死了。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都不知晓。

王甲法，崇山村最大的工商地主，在金华开有两个火腿厂，本人从小在杭州经商，杭州沦陷后回到家乡避难，被推举为江湾、崇山两村的防疫委员会委员，他在回忆中写道：“鼠疫流行时，死鼠特别多。老鼠因跳蚤传染患了鼠疫，发烧难当，到处找水饮，饮水后即死亡。因此，灶头汤罐边，面盆边，阴沟中死鼠成堆，王道生左邻右舍更多。人受感染，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肿胀，过一二天就死亡。”（王甲法《崇山村鼠疫》，政协义乌市文史委《义乌文史资料》第五辑，1992年3月）

王甲法说到一个细节：王道生为王焕章诊脉开方后，叹了一声“余从此终了”，并把开方的毛笔和把脉的垫枕“掷之于地”。他探知了此疫的凶猛，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但他并没有想到疫病会给他的家人及整个村庄带来如此的劫难。 王甲法的二哥王甲禄帮忙料理王道生后事，也染病身亡。

匆忙成立的江湾、崇山村防疫委员会，集中了两村的族长和乡绅，王甲法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他们设立了几个隔离所，但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就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糖梗田里去等死。

头几个人患病死亡，家人还隆重治丧，请道士念经超度，想办法驱邪禳灾，还能买棺材成殓，请人抬出送葬。后来家人接连死亡，别说治丧，连棺材也无法去买，一块门板，一床被子裹了抬到山上挖个坑，草草葬了。再后来连帮忙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了，人们甚至怕出门撞见抬尸体的，怕撞见“瘟神”。

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在家看家，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人人关了门不敢给她水喝。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爬着死去。

进入12月，疫病并没有因为寒冷的气候而铩羽，反而以每天死亡5至8人、最多一天死20人的速度推进，不到三个月，在当年有1236口的崇山村，造成403人的死亡（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疫病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患病基本没可能活，死亡率高达95%以上。崇山村有150人逃走他乡，有的人甚至漂流海外，还有不少人自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族族鬼影，万户萧索。

1942年（民国31年）11月16日（十月初八），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令人读之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1943年3月，鼠疫传染才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前来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的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体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

剖肚挖心是阴曹地府才有的事啊
崇山村村民最恐怖的记忆还不止是鼠疫接二连三的夺命，而是日本人的活体解剖和烧毁他们的祠堂、村庄。

活体解剖这种恶行，在崇山村人眼里，只有阴曹地府才会有，绝不可能发生在人间。而烧毁村庄，则等于毁了900年祖宗的积累，陷全村人于饥寒交迫之中，其对崇山村人生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王选和日本前来调查时。很多人家到那时还寄居在亲戚家或者祖祠里，没有能力重新盖房起屋，被烧毁的宅基地，仍是一片废墟。松树厅遗址如一大块疮疤，突兀地出现在密集的居民区里。酒作坊的污水在空地上横流，空气里散发着令人迷醉的酸腐味。

林山寺就是活体解剖的现场，在王菊莲的眼里，那里就是活生生的由阎罗王把守着的人间地狱。

林山寺原本是江湾、崇山两村防疫委员会设立的一个隔离点。

“敌伪医疗队惨无人道，将染病未死的人强拉到野外僻静处，解剖化验。村人为此惊恐万分，但又无法逃避这种劫难。邻近村庄有亲戚的，也均得到命令不准崇山村人进村避难，外出没有地方可去，在家又恐敌伪医疗队得知遭难，因此得病的只好在离村较远的山垅和田塍、坦墈下，搭个地簟铺栖身，以避检查。这样办，病人增加痛苦，服侍的人同铺共住，易受传染，为此很有必要设立病人隔离所。我几经观察，比在田野间搭铺风餐露宿有天壤之别。寺内住有一个老太婆，身子尚健，可以照料茶水饭食等，服侍周到，宛如家中。即可避免敌伪医疗队的残害 ，又可免传染给他人。病人乐于住进去，还因为许多人有迷信观念，以为‘主山大官’保佑。”

王甲法的设想不错，但是日本人控制了这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42年11月4日，一群日本人到了崇山村，宣示村民，他们在村边的林山寺建立了医疗点，有病的村民可以送到那里。

生于1929年农历4月12日的王菊莲，小时候家在崇山村，解放后嫁到邻村江湾。王菊莲是遗腹女，有一个姐姐很早就外嫁了，日军施暴那年，家里就13岁的她和母亲过生活。

崇山村少数几个人见过林山寺里的情景，王菊莲是惟一还活着的，并且头脑清晰还能够讲述。

“我被大人派去给自己的堂姐姐去送饭，她得了病被送到林山寺里，平时两堂姐妹年龄相仿，一块儿玩关系很好。我带了饭走到林山寺。林山寺里有一道山门，进来前方一个主殿，左右手各有一个偏殿。我看到了穿着白衣戴着猪鼻子一样的口罩的日本鬼子把人梱绑在门板上，手里拿着刀呢。这个人两手戴着套到胳膊肘的手套，旁边放一只大木桶，人肠、肝放到桶里洗一下。刀有这么长，弯的，还有人拿着刺刀在边上走来走去，我怕死了。捧在手上的饭一下子扔在地上，我只想着逃，进来的门口有人守着，我就往里跑，记得迈过了一个门槛，里面都是躺在那里的病人，这些病人在喊叫，在哭。我看到院子一角的墙塌了一个洞，洞很小，我就从那个小洞钻过去。我往山下冲时，还听到有人在喊叫，在追，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从往林山寺里张望到吓得扔掉饭碗，再到逃出院子，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王菊莲记了一辈子。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语调变得又快又尖利，两只手像做恶梦似的在空中乱划拉

我是夏雯静

与王菊莲可以互证口述的是张菊莲和童金兰，当时都是鼠疫的患者，听说日本人在林山寺给村民治病，患病的俩人先后来到这里。张菊莲亲眼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将崇山村豆腐店王关富的童养媳、18岁的吴小奶（囡，崇山村方言发音为“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并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的，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血涌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心腑内脏。

张菊莲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拼命想逃出，意外发现林山寺的厕所掏粪坑是和墙外通着的，于是从粪堆里爬了出去。张菊莲，当年25岁；童金兰，当年53岁。两位妇女都是崇山村的媳妇，张菊莲逃出几天后，童金兰趁守卫的日本鬼子不备，也逃出了林山寺。另一个印证这件事的村民是王锦悌，王锦悌的父亲是承揽村里殡葬活计的，俗话说叫担棺材的人：“父亲装殓吴小奶尸体的时候，发现内脏都空了。”

张菊莲没有子女，解放后丈夫去世，改嫁至距崇山两三公里的童店村，1996年去世，享年86岁。王选和日本律师录下了她的口述。童金兰家穷，以帮人磨豆腐为生。在磨豆腐闲谈时，经常会向村民谈起其亲眼所见、所闻的吴小奶惨死经历。1982年，童金兰去世，享年93岁。

当年的林山寺现在还在，山门低矮，宽不过农家的院门，白墙、黑瓦、石阶斑驳，门上一方匾额，上书“林山寺院”几个字。正殿已经变成危房，通往正殿的过堂（也就是当年王菊莲进入林山寺的门）已经塌了，为此林山寺不得不关闭。王菊莲从这个山门进来，通过过堂，看到正面的大雄宝殿的恐怖情景，她吓得扔掉了饭碗，跑进右边殿的庭院，这个大殿是林山的主山殿，布置着当地人信奉的主山神。

现在这个大殿布置着一些泥塑：痛苦地呻吟的病患者，被解剖的人，这些都是根据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老人们的记忆复原出来的。大殿神龛中央，依然供奉着主山神，神像前，红炷炷泪斑斑，神殿与屠杀形成极强的视觉和心理刺激。

林山寺门前立着一块碑，上书一副对联：

香烟缭绕佛门净地成屠场神人共愤

日寇肆虐炎黄子孙染鼠疫天地同悲

黑字行书，字迹已经斑驳，地面的塌陷造成碑体有些倾斜。

林山寺所在的山原名珠盘山，因为平地里突兀起一座山，而被称为奇异，山形如玉盘托珠，据说当年朱元璋起兵之前曾经来过这里，后来讳这个皇帝的姓而改为主山。

山上的寺庙为清康熙年间悔海法师主持道场并建寺，所修的大殿就叫做主山大殿。清光绪年间佛寺建筑被命名为林山古寺。

当地的人在佛教的信仰里夹上了他们对本地神灵的崇拜，他们认为保佑这里一方风水的是“主山大官”，一旦地方上发生旱灾水灾时，地方官都会到这里的“主山大官”面前请求施恩保佑。在崇山村人看来，佛离得远，而“主山大官”是这里的主管。乡民们会每年抬着“主山大官”去游行，一如佛教里的浴佛节。

原本是崇山村人“主山大神”的居地，却成为日军的屠场。

2011 “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日，距离活体解剖遗址相距不足百米的林山寺后山坡挖出了8具头骨，仿佛是冤魂不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又把这件事显现给世人看。除了头骨，还发现人体的腿骨、牙齿、手骨等多部位的骨头。遗骸是被胡乱埋葬的，头和身子都不在一起，谁是谁的对不上号，非常散乱。可惜的是，工地现场很乱，当崇山村的老人们向上报告，公安部门派出民警、法医、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赶到时，遗骨已风化。

在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中，当年崇山村死于细菌战的404名死难者中，约45人是死在林山寺里的，其中仅有20多人被抬回村中安葬，其余20多人的尸体至今不知下落。

到林山寺送饭不久，王菊莲也生病了。她讲述了那个过程——

发烧，淋巴肿痛，口渴，难受得要死，后来就昏死过去了。我母亲以为我已经死了，就钉了口小棺材，把我放进去准备埋了。正准备埋时，听说那一天日本鬼子要来，母亲就把棺材放在柴房里，用柴禾掩盖起来，逃出村子。

母亲7天之后回村，去问了王兴（村里和日本人有联系的人）日本人来不来，听说不来，母亲就叫了自己住在塘头村的女婿鲍四兰来，让他去把放在柴房里的我埋掉。

姐夫搬棺材时，突然听到里面有声音，打开一看，我在里面活了。

在棺材里的7天，我完全没有记忆，痛啊，饿啊，渴啊，一点都不知道，人都是昏死的。现在，想爬出来，姐夫很害怕，逃出柴房。听到我喊饿喊渴，就从窗口塞进两根糖蔗梗给我吃，后来母亲给我弄了开水稀饭，吃了后才慢慢走出柴房。

鼠疫真是太厉害了，就这样短短的接触，姐夫就染上了。在走回自己家塘头村时，竟然无力支撑到家，死在了路上。

姐姐想把丈夫拉回村里安葬，遭到了村里人的反对，他们说塘头村还没有鼠疫，如果有人死了，就把姐姐王仙云拉出去活埋。于是姐姐只好将丈夫就地掩埋，没有让他的遗体回到村里，也没有举行什么安葬仪式。姐姐后来改嫁，早早死去，她的三个孩子，二个男孩都没有成年就死去，只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

这还不是王菊莲恐怖记忆的全部，她还被日本人抓去修了三个月的炮台，又目睹了小姐妹被日本兵强奸至死。

“修炮台尽抓一些小孩子。大人一旦被鬼子抓了，鬼子就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锁骨，两人穿在一起，一对一对地赶到莹石矿上去做苦工，鬼子用枪押着他们，我亲眼看到的。我们20多个孩子，把沙子、石灰挑到炮台，日本兵自己砌，晚上我们被集中到炮台下面，没有床铺，没有席子，三个月里没有躺倒睡过，只能蹲着靠着睡，日本兵从上面往下拉尿，浇我们一头一脖子。”

三个月下来连累带饿，王菊莲几乎死掉。

而最忘不了的是小姐妹的死。

“我们村里有5个女孩，都是同年纪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那一天我们五个约了一起玩，我们四个已经进到房间里了，那个金华的姑娘刚进门，被鬼子看见了。我们四个钻到了床底下，大气不敢出一口，鬼子把那个姑娘抓住，拖到我们躲的床上面，我们在底下听得咚咚声，看见鬼子的枪扔在地上，刀扔在地上，水壶扔在地上，布袋，接着是靴子、衣服统统扔在地上，就听见金华的那个姑娘哭啊，叫啊，哭声很凄惨的啦，渐渐的没声了。血流下来，流到我们身上来。后来鬼子穿好衣服，把地上的东西拾起来，挂好，走了。我们从床下出来，发现她已经死了，满床都是血，我们也不知道是鬼子走时杀了她还是怎样，只知道到处都是血，很多血。我们叫她老公来，她老公看到后，发疯一样，嗷嗷大叫，抱着她边走边哭边喊，很悲惨的，我们姐妹四个伤心煞了!她是我们五个玩伴里长得最高，发育最好的，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死了。”

王菊莲自己独居，一所黑黑的土屋，前面正房是土改时分的，后面是自己和丈夫加盖的几间。四个女儿在这里出生长大，现在她们各自成家，留下她一人，因为有子女她不够进养老院的条件，不久前被一个瞎子推了一把，摔断了脚，打了钢板勉强能走路，烧柴做饭有些吃力。女儿看她太孤单，为她买了一个电视机，每天她能做的事就是关起门来，看电视里的戏剧。

有一些屈辱深埋在心里，竟无法讲出来，王选发现有些事崇山人就算是当着她的面也是不说的，更不用说是有日本人在场。那个伤口太深，太丑陋，太痛苦，他们小心地护着，不愿意让别人看见，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

王基旭的奶奶就是被日本人剖腹的，但做为崇山村细菌战调查团的成员之一，他始终没有将这个情节讲出来。

生于1939年9月13日的王基旭家住得和医生王道生家只隔了2所房子。王道生家现在的门牌号是上崇山村189号，王基旭家是157号。王道生家开始死人之后的两天，王基旭的姑姑就生病了。

“姑姑王小奶是家里最先感染的是人，她右边腋下有淋巴，发烧烧得很厉害，不到4天时间就死了。姑妈死后，一家人逃到赤岸镇东朱村的一个祠堂里住下来，在这里并没有亲戚，当时外面的村民还不大知道崇山村死人的情况。

“逃到赤岸镇东朱村后，有一天有人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姐姐拉起我就跑，姐姐大概是7岁，我只有4岁，实在太小了，跑不动，跌倒了被姐姐拉起来再跑，跑啊跑，其实是没有目的地乱跑，结果姐姐一脚踏进草泥火堆里去。过去农村种田把草堆起来，用泥巴闷起来烧，烧成草泥灰，用在田里是好肥料。姐姐只顾逃，没有看到草灰，两只脚一齐陷进去，泥灰又很粘，姐姐爬起来时已经晚了，两只脚都快烧熟了。她就那样躺在家里天天疼得哭，一双脚烂了一年多，家里没有钱去治，就是每天哭，全家人都哭。

“奶奶爷爷留在村里看家，奶奶就化妆成要饭的人，整天坐在家门口，为的是让日本人看到这是一个穷苦的人家，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不要再进来抢。

“在姑姑死后的第7天，奶奶就染上了病。那时候日本占领军整天宣传林山寺里有卫生队，免费给大家看病，家里人就把奶奶送到林山寺里。

“奶奶那时刚发病，还能自己走到林山寺去，第二天爷爷去林山寺里看她，结果是大哭着回来，几天之后，爷爷的眼睛全哭瞎了。从此以后，爷爷再没有笑过，也不能劳动，整天坐着一语不发。爷爷叫王长清，奶奶藤翠菊，姑姑王小奶，死时38岁，父亲王志炯，只有36岁。父亲当时有大女儿9岁，还有小女儿7岁，我4岁。我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

“奶奶被草草埋葬，之后父亲带着一家回到了崇山村，父亲也感染了鼠疫。为了救活父亲，母亲天天帮他用针刺淋巴，把毒挤出来，但是拖了一阵子，父亲还是死去了。

“父亲的身体非常强壮，当时日本人来了逃难都是他挑着我和小妹妹跑的，一根扁担，一头筐里是我和妹妹，一头筐里是全家的重要物品。父亲没有了，全家的顶梁柱倒了。

“我们这个家族已经是几代单传了。爷爷的父亲是一子一女，爷爷也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现在本来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在壮年死去，留下只有4岁的我，能否活到成人还是问题。

“父亲死后，家里最大的姐姐只有10岁，所有的田地就要靠母亲去种。母亲过去从来没有种过地，什么也不会干，加上小脚，也没有力气，但全家的活全部都得她来做，一年到头吃不饱饭，吃野菜，过年都吃不到白米。饭没得吃，房没有住的，所有的孩子没有读过书。小的时候饿极了我常常爬在地上捡鸡粪吃，什么能吃进嘴里都去捡了来吃。”（作者对王基旭的多次采访）

王基旭的讲述一般都是至此为止。大家都知道他的奶奶是死在林山寺里，但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形，直到细菌战诉讼经过多年之后，人们认为崇山村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再也不会有新东西出现的时候，王基旭有一次突然说：“奶奶就是在林山寺里被解剖掉的。”说完大哭不止。

原来，对爷爷最沉重的打击是他亲眼看到了妻子最不堪的一幕。头一天自己走着去林山寺的妻子，第二天已经是一副空躯壳，肚子里五脏六腑都被挖空了，爷爷当时就昏了过去，日后白天夜里都在哭，很快双眼就哭瞎了。

奶奶被日本鬼子剖腹，成了全家长久的耻辱。家里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不向外人提，在家族内部也不说。那一次是在日本进行举证的时候，王基旭突然泣不成声地讲了出来，王选和台下同村的人都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早不说，他说这种倒霉的事，说了大家都会说这家人一定是“做人没有做好”，“上一辈做了什么缺德事”，加上实在是太屈辱了，以至在整个家族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阴影，多年来一直无法走出来。

火烧崇山村
村民的讲述渐渐拼凑起崇山村最黑暗的一天，1942年11月18日，这一天日本人放火烧了崇山村。

黎明之前的黑暗中，整个村子都在沉睡，100多个日本军人分三路进村，敲门砸户，叫醒全村人，把大家都集中到小山坡上去。这里有块平地，是个晒场，村民平日在这里晒稻谷。四挺重机枪架在小山坡上，防止被围起来的村民冲出去。

生于1921年的王培根当年21岁，他是被集中到山坡上的崇山村人之一。

“我是被日本鬼子从被窝里赶出来的，当时完全是懵的，我看到大家都那么严肃，那么害怕，不知道日本人又要搞什么名堂。我当时很着急，找不到父母。父亲出来时躲在一个弄堂里，他知道日本人不会干什么好事，只是不知道会干什么，他不愿离家太远，想护着自己的家。房子着起来了，父亲冲进火里抢出了两只放母亲嫁妆的箱子。”（作者在2004-2015年间多次采访王培根）

当夜崇山村刮着大风，王培根在山坡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用村民的稻草作为引柴点火烧屋，三队日本人，三个纵火点，火从碑塘边、聚奎祠和松树厅三个部位烧起。

“高大的祠堂不易着火，他们就用“烧夷弹”打，枪弹打到哪里，哪里就着起来。全村不多时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天风特别大，火势猛烈，一下就连成了一片，山坡在崇山村的最高处，上面的人能看到自家的房子着起来，那些‘当家的’都是跳起来哭的啦，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劳动所得的房产、财产都毁了，村民们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地哭喊，房子燃烧的爆炸声、木头的爆裂声和日本人的骂声混在一起，日本人不让我们哭，用刺刀戳过来。”

崇山村被大火点燃的时候，正是张菊莲从林山寺的粪坑里爬出来时，她远远看到村里火光冲天，浓烟遮日，清晨如同黑夜一样。她没敢回村，就躲在田梗里。是她向村里人报告了林山寺里的情景，告诉村人千万别再把病人送进去，日本鬼子要剖肚皮的。

读小学一年级的王希琦当时正在江湾镇，突然学校天井变得墨黑，教室里也一下子黑起来，学生们都跑到山上去看，远处的崇山村大火弥漫，一团一团的浓烟向天空翻腾上窜，日本人的飞机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不停向房顶俯冲。

大火烧村，王菊莲家的房子也被烧了，她和母亲失散了，她被日本人赶到山背后。她想去找母亲，但日本人只允许坐或蹲在地上，一站起来就会被用刺刀指着。

而近在山坡上的村民，更真切地看到了自己家的火情：

“村民王荣森看到自己家的五间房子着起来，火蹿上来，势头很猛，冲出来救火，他拿两只水桶从水塘里舀了水，提了往家里跑，日本人远远地举起了枪，也不急，‘啪’的一枪打中了他的水桶，水就哗哗地流出来，王荣森也不管水桶漏，还是去救火，日本人又‘啪’地朝他打了一枪，王荣森的一只手打断了，水桶一下跌落在地上，水流了一地。山上哭喊着要冲下山的壮年人一下不敢动了。日本鬼子不把你打死，只打断你的手，示范给大家看，不准你去救火。

“一个叫王荣琪的村民，天没亮就到远离村庄的南部田里干活，浓烟飘到了南边的田里，他想村里一定失火了，拿起锄头就往家里跑，日本人看到他来救火，就‘嘣’的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他扑倒在地，鲜血直流。他挣扎着，就是起不来，眼睁睁看着他家房子烧，就是不能起来救，好可怜……

“原本想救火的村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子烧，村民们跳起来哭叫，日本人就四面开枪，不让叫，不准哭。我身边的一个村民气急过头，一头栽倒在地，这是我亲眼所见，他就倒在我面前，死掉了。最后连家里的一根稻草都没有拿出来。”王培根说。

被打伤胳膊的王荣森活了下来，他说当时烧房时他是躲在家里的，看见房子火起来了就拼命去救火，但日本人发现了他，不让他救，一枪打中了他右臂的关节，右臂从此残废。他家的5间房全部被烧，而他的童养媳朱金芝当年十七岁，就在烧房的这一天死于鼠疫。

放火时，王选的表姑姑王丽君和她的母亲也在山坡上，可是父亲和两个姐姐却还在家里没有出来。

“我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死吧。可是火还是窜上来了，看到屋子已经冒烟，父亲还没有出来，我和母亲都急死了。后来才知道，父亲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我们也不敢去投奔亲戚。”（王丽君诉讼陈述和作者对王丽君的采访）

王化涛没有被鬼子围住，他们一家看到情况不对就逃出了村，刚逃到西面的小山坡上回望崇山村时，就看到村里升起大团大团的黑烟，把天空都遮住了，“墨黑墨黑的，像要下暴雨一样。”

当时并不知道是哪些房子被烧了，回到家后才知道王化涛家边上的祠堂先着起来，然后延烧到他家，全家的房子都烧得精光，只留下一所放杂物的小房。

日军的纵火点也包括崇山村的医生王道生家。王道生的大院子里有10间房子，五间是王道生的爷爷盖的，另五间是王道生造的。祖孙两代人造的房子衔接在一起，形成很长的纵深跨度。但细细比较，王道生造的五间显然要比爷爷造得高大得多，梁柱更粗大，雕刻也很繁复精致。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祖孙接力点滴积累，家势在逐渐走高。

遭遇了巨大灾难，老天爷也似有不忍，给他们留下了一线生路。王道生的大儿媳妇没有逃走，大火烧起来时，她用棉被泡了水往墙上、房子上盖，保下了这十间房子。现在房子外墙还可以看出黑色的火烧痕迹，这也是崇山村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所遭遇火烧而没有毁掉的建筑。家庭的悲剧，村庄的悲剧和国家的悲剧在这一个小院子重合并凝固了下来，成为至今留存不倒的证据。

烧村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没有房子的人都在外面淋着雨，那个夜晚的彻骨寒冷深深雕刻进崇山村人的记忆里。

王培根回忆说：

“我家的五间房子全部烧掉，一家人没有住处。我父亲人比较聪明，他找到离村300米的水塘边的一个庙，想要一间房子给家人住，这座庙很小，有三个和尚，和尚说大殿里有菩萨，人不能住，除了他们自己住的，庙里不剩下几间房，结果有11户人家来抢房子。

“那时候田野里都是枣树，树上的枣都没有收过，我们村有几千担青枣，可以加工南枣、蜜枣的，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当时都没有办法收来加工。无家可归的人就到枣树下面，用稻草包起来，用树拿来绞起来，支成两穴、三穴的草穴，搭成简易的茅棚，下面都是通风的，无非是把上面的雨水、露水遮盖掉。”

王丽君和父亲母亲及两个姐姐在田梗里度过了又湿又冷的一夜，两个染上鼠疫的姐姐在泥土里痛苦地挣扎，下没有铺垫，上没有盖的被。一家人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只锅一只碗都没有。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在野地里搭了张床，然后又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安排好大姐，转回田梗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

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饥寒交迫的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里，或许不至于像棚子里那么冷，竟慢慢熬过并活了下来。

王菊莲有3天没找到母亲。她哭了3天也饿了3天，村子烧完后她回到家，看到小脚而瘦弱的母亲在冒着烟的废墟上哭。“她瘫在那里，哭得很伤心很伤心，那个样子现在我都记得。”王菊莲说。

没有丈夫的母亲带着一个孤女在田垅里住了3年：

“我们家两间房子被烧了。我们家原本是造不起房子，这房子是祖父和父亲从别人手里买下来的。我和母亲住在天空下面3年啦，在田垅的沟里，用晒谷的簟围起来，从坟头里挖几块砖，搭成灶来烧饭，就这样过日子。冬天冻煞了，风刮过来刀割一样，我就去抱母亲，母亲就抱着我，两个人缩在一起哭。冬天大家都想去弄些稻草垫在下面，可稻草也没有那么多啊，冷啊，一个草棚一个草棚，里面天天都有人死掉。他们都口渴得很，都到沟里面去喝，但沟里也没有水，他们就趴在沟边上，也有的人往沟边的路上，爬着爬着，‘啪’的一下，就死在路上再也不动了。

“母亲个头很矮小的，又是一双小脚，原本就不出门不会种地的，房子和粮食烧没有了，她不得不学着种地，我记得的母亲的样子，就是跪在地里用双手刨，踩水车时她也是双膝跪着‘踩’的，她的小脚根本没法站长时间。

“后来太公祠堂里的一间小房子让我们租来住，一屁股大，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只炉子。我就是从那间破房子里出嫁的，我嫁了，就只有老太婆一人在里面住了20多年啊，到死都没有搬出来住进好房子。”

家境原本不错的王化涛就此中断了学业，上不起了。王化涛父亲家五个兄弟，除一个在江湾，另外四兄弟的房子全被烧掉。王化涛家死了一个妹妹，第四个伯父家里死了一个儿子。一个江湾的兄弟拿来400斤大米，一家分100斤，帮助渡过难关。一家人收拾了杂物间，在那所旧房里住了十三四年，直到新房子造好。

崇山村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共烧掉176户人家的420多间房屋，700多人无家可归。
松树厅烧了3天3夜，它太高大，用的木料太多了，加上又是松木，本身油多，所以尽管下了大雨，还是没有把大火浇灭，它就像是一盏天灯似的熊熊烧着，日夜不熄。在火光照耀下，崇山村人匍匐着爬向松树厅西边18所房子的废墟，扒开余火未尽的梁木，寻找着粮食和衣物，那是他们劫后唯一可以渡过难关的物资。

“空前之浩劫”。1942年11月19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联名再次致电流亡永康大平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报告日军火烧崇山村灾情：“……职等已在竭力施加防疫工作，费尽心血。突于昨日上午10时许，被日军将崇山村包围，焚毁二百余户，计屋四百余间，计灾民七百余人，损失一时难以调查。一般灾民啼饥号寒，哭声震天，为吾义空前之浩劫。”

王选姑姑王容仪家的房子全部被烧毁，她的叔叔也死于鼠疫。

王选在姑姑口中慢慢知道了小叔叔的遭遇。

姑姑和叔叔逃到隔着一条江的江南村舅舅家里躲避鼠疫。一个叫翠兰的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放在祠堂里，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跑回村去看她。有一天王选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哭号。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个孩子看到了最惨的一幕：祠堂里，女人被日本人肢解了，尸身不全，一只胳膊已经不知去向。

“当时我弟弟海宝看到这一情况回来告诉我。他痛苦地流着泪，不料晚上我弟弟突发高烧，第二日早上发现他的右颈长了个硬块。我到处为他去觅草药，以便敷治，结果被乡人知道了，不让我和弟弟与乡人在一道。我去央求舅舅将弟弟抬回家，拆了一块门板，在田里搭了一个棚，背着弟弟住到棚里”。（王选姑姑王容仪诉讼陈述）

王选的姑姑说，那一夜的冷，一辈子都忘不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下着夹着雪粒的冻雨，14岁的她和13岁的弟弟一头一个蜷缩在一张门板上。弟弟身上烫得不敢摸，嘴里凄唳地嘶叫着他伙伴的名字，不停地喊：等等我，等等我，我就来。这让王选的姑姑怕极了，因为她知道，这些人都已经死于鼠疫。

“棚搭得不严实，天又下着雪，一条棉被已经湿了，又没有东西吃，饿得难受，弟弟呻吟着喊胸口疼，我轻轻抚摸他。乡民知道我弟弟患了鼠疫，提醒我让我与弟弟分头睡，晚上我便睡在弟弟脚后，半夜时光，忽听到一声响，似有东西掉下，我在黑暗中定了定神，连叫‘海宝海宝’，推他不动，使我更为惊慌，想起大人们说过，死了的人鼻子是冰冷的，于是我把脚伸过去碰碰他的头，岂知他的头已倒挂到门板下了。我哭着立即起身，连鞋子放在何处都找不到了，赤脚在黑暗中的野地里直奔三婶的草棚边，连哭带喊：‘海宝死了，海宝死了’。我弟弟患了鼠疫3天后就这样死去，天亮后我向伯伯借了些钱，请人把他埋葬。弟弟光着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从棚内拉出来只用块破布裹了一下，这些情景让我感到痛不欲生。”

多年之后王选才知道，叔叔去祠堂看的那个妇女，姑姑叫她翠兰伯母的，实际上是爷爷去兰溪做生意时带回来的一个女人，长得清丽和顺，和爷爷没有法定或乡俗的婚约。爷爷去世后，奶奶和她一起照顾家里的生活。接着奶奶也去世了，王选的父亲是长子，在上海工作，家里只留下翠兰伯母和姑姑、叔叔两个年幼的孩子。翠兰对叔叔照顾最多，叔叔很粘她，所以叔叔才要跑回村里到祠堂去看她。而这个情节，姑姑一直瞒着王选，因为要避老一辈人的讳。

而在王选姑姑的回忆里，可以看到这个翠兰伯母不顾自己的安危，竭力保护王选姑姑的情节：一天，王选姑姑回村，看见晒谷场上四叔穿着单衣，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说四婶已死于鼠疫，王选姑姑急忙扶四叔到田地上，用糖秆枯叶，把他掩护起来，不让日军发现。

“我又去找伯母，因她也病重在棚里，隔壁棚里是四叔的两个女儿，两岁的躺着死了，四岁的看到我就撑手哭着让我抱她。此时伯母厉声叫我不要抱，让我马上离开。我没有办法，只得流着眼泪无奈走开，这3人两天内都死去。”

“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死在了外乡，还被日本人肢解作了实验材料，她的家在哪里，谁都不知道，一生也没有留下儿女，村里人也都叫她翠兰。后来我才知道她姓吴，叫吴翠兰。”王选说。

老画兵60年后的忏悔
一则刊载于1942年6月3日（日本昭和十七年六月三日）日本《朝日新闻》的新闻照片，被研究731部队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奈须重雄找到，他迅速把照片传给了王选。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中心是三个全身上下用防化服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其中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副担架，另一个护在旁边。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中式衣服，看体形是个壮年男子。照片气氛紧张而阴森，最突出的是三个日本人的穿戴，一体化的头套上有猪鼻子一样的呼吸口罩和突出的白色边框护目镜，身上是手套长靴和胶皮质的衣服，让他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图片说明是日军浙东作战防疫给水挺身队队员，在浙江义乌发生鼠疫后，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防疫。照片由日军浙东战线义乌特派员白泽拍摄于义乌，图片背景是一座牌楼和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小山坡。

图片正是拍摄于义乌鼠疫流行期，一直盘桓于心的疑问再次涌上王选心头，崇山村的鼠疫到底是怎么来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在崇山村的林山寺里以治病的名义进行活体解剖？为什么要肢解病人的尸体，甚至要把埋进土里的挖出来割取淋巴？为什么要烧毁崇山村？为什么对外报道他们是在帮助防疫？崇山村的鼠疫和义乌鼠疫的关系是什么？日本到底在中国多大范围内使用了细菌战？

2007年，奈须重雄来到义务，王选和他及央视记者郭岭梅一起按着照片隐约显示出的背景，前往寻找照片拍摄的地点，以确认当年的情景。

义乌城和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乌的牌楼也早在“文革”时期被毁掉了，小山坡也成了住宅区。家住义乌城区原东门的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张曙凭着小时候的记忆，认为照片上牌楼和小山坡应是在义乌老西门。经过现场查证和老住户们回忆，初步确认照片上的地点在义乌市西门街117-121号店面地段。

崇山村村民们大都说是“日本人放毒”，其中有这样的口述纪录：1942年9月3日，一架飞机飞来，一个叫金仙兰的24岁妇女正在水潭里洗衣服，看到飞机大叫起来：“这个飞机有毛病，它要掉下来了，屁股后面都是烟”，飞机没有掉下来，实际上是在撒布某种东西。飞机飞过去几天之后，崇山村就出现死老鼠，水沟里，水塘边都是。

王选认为，就目前的调查来看，崇山村的鼠疫很可能是受到了1940年对浙江衢州、宁波、金华、温州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波及，鼠疫在逃难的难民、在一次次的反复传染中一波波扩大，最后偶然击中了崇山村。至于村民们说看见了飞机的投撒，目前在中日资料里都没找到证据。

崇山村的鼠疫档案资料里说是从衢州传来，衢州被从空中撒播了鼠疫之后，第二年再度大流行。衢州火车站的一个售票员1941年9月5号在衢州发烧，于是乘坐浙赣线火车回到租住在义乌北门街的家，6日死去，将鼠疫带到了义乌……

一个当年如此偏远封闭的村庄，一旦被涉及，还能造成如此剧烈的传染，倒成为细菌武器恶魔般杀伤力的一个佐证，其巨大且连环不绝的功能，连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

从几次浙赣细菌战的大局来说，崇山村不算是投放的中心，也不是重要的城市和战略要地，其所受影响理应不为日军细菌部队关注，那么日军细菌战部队来崇山村做什么？还有，来的又是哪一支细菌部队？

1993年日本，一个老兵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得知自己姐姐的孙女水谷尚子正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以中国政府奖学金攻读近代日中关系史学研究生，就嘱咐家人把这位孙女叫回日本，他要在临终前将他隐藏了一生的秘密说出来，告诉这位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外孙女。

老人叫石田甚太郎。在病榻前，老人说，他是日军南京细菌部队1644部队的老兵，见过世间最残酷的事。

石田甚太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热田。战前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插图画家，战后成为一名随军美术兵 ，1942被分配到1644部队，从事绘画和编写该部队机密文件的工作。

荣字1644部队旧址在今天的南京市中山东路305号南京军区总医院内。“当时荣字1644部队分四科，一科担任的任务是最重要的，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生产，二楼对兵器进行管理，负责供水、运输，三科生产疫苗，四科主要管理。”

“当时没有彩色照片，也没有拍摄细胞和细菌照片的技术，所以需要配备专门的画兵（即美术兵），当场画出病理解剖和病理试验相关图形并着色，附在报告上。”石田甚太郎说。

作为一名画兵，他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里画各种细胞的速写，还描画因毒素反应而造成的细胞异常现象；画感染了细菌的虱子和跳蚤的解剖速写，有时深夜里还在解剖室里画人体骨骼标本、头盖骨，以及活体解剖后浸在酒精里的标本。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一直都在做这一工作。

“有时工作时，头颅滚到地上，发出一股难以言表的臭味。在三楼有一些特别的房子，里面放着几个笼子，囚着供人体实验用的活人 ，三楼朝南的大房间里经常放着5个笼子，在西面的小房间里放着2个笼子。这些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狮虎的笼子一样，大小只有一张3尺床铺那么大。有一天带来一个脸上还留着几份天真的年轻女子，我觉得奇怪，私下里打听。据说她大腿内侧藏着一把手枪，怀疑是共产党间谍。这位女子就被当做了人体实验的材料了。”

水谷尚子从舅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了解到在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居然藏着一支细菌部队，舅公告诉她，之所以讲出来，是不想把这样的事带入坟墓，让她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把真相公布出去。

水谷尚子这才知道舅公战后为什么放弃绘画，以贩鱼为生，晚年患病后也拒绝住院治疗，原来都是在逃避，不想触踫这一段地狱般的记忆，内心充满对以医学科学名义进行杀戮的厌恶。

水谷尚子开始了对荣字1644部队的追寻，这支细菌部队为什么要设在南京，以及它在华中做了什么。舅公说起过，战败后上级命令他负责销毁所有相关记录资料，并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到活人体全部放入焚尸炉内焚毁，活人体用氰酸钾毒杀焚烧后，将关押活人体的囚笼拆除，再把房间改装成娱乐室。他亲眼看见士兵在销毁埋在院内的尸骸，有一百几十具。因为是夏天，腐烂的人体尸骸散发出刺鼻的臭气。一直连着烧了好几天才全部销毁。1644部队存在过的证据就这样被抹去。

几年之后，水谷尚子宣布她找到了1644部队的踪迹，相关证据直接和崇山村的鼠疫流行联系了起来。1997年6月的《浙江学刊》第6期，总107期发表了她的论文《崇山村鼠疫流行与1644部队》。她采访了当时驻扎在义乌的日军22师团86联队还在世的军医佐佐木义敏和连队当卫生兵的吉冈林一，曾担任1644部队义乌分遣队卫生兵的“T”，检索了关于1644部队的资料，找到了22师团86联队军医林笃美的日记，拼凑起了1644部队在义乌，在崇山村活动的情景。

王选心中的疑问才渐现端倪。

“崇山株”，最强的鼠疫致病菌种
1977年，林笃美66岁时去世，1978年其家人将其遗稿和日记自费出版，名为《医心点滴》，其中有林笃美写于1953 年的一篇文章《华中的鼠疫》，成为崇山村鼠疫的第一手资料。

“松山村（松山村即为崇山村）死了很多人”，于是，林笃美和从防疫给水部来的人员“以及护卫的士兵都穿着白色的鼠疫防菌衣和长筒胶鞋，只露出两个眼睛，开进了鼠疫发生的村落。这是一个在华中地区常见的村庄，人口密集，有二百户人家。”

“（患者）得的是腺鼠疫疑似症。”

从林笃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因为义乌在崇山村鼠疫之前一年发生过鼠疫，作为驻扎连队的军医，他马上安排部队防疫，整个1942年的10月，联队都在根据师团的要求进行防疫工作。

“10月9日(星期五)阴 微寒

下午2时始预防接种兼每日例行检查。

10月15日(星期四)晴 稍热

下午3时至4时预防接种。

10月24日(星期六)晴

将一名由自治会长安排好的男子(义乌地区)自情报部带来诊断，询问去年流行的鼠疫情况，似乎确为事实，不能过于乐观。”

义乌的确在上一年，即1941年10月发生鼠疫。《东南日报》1941年10月14日报道：“义乌城内北街于八日起突发鼠疫，死亡已有廿余人，经衢县防疫队查验结果确为腺性鼠疫。现城区交通已由宪警加以管制。义乌发生鼠疫后，县府除饬由卫生院立即执行隔离，并电省处，请求派员带药来县检防外，复经召集各法团会议，决定组织防疫委员会及检查队于十一日举行清洁及灭鼠运动，以免蔓延。”

而浙江省卫生处也派出专员柯主光前来督导防疫，但疫情发展极其炽烈，中国红十字312队队长刘宗歆紧急驰援，带来特效鼠疫药200粒，尽管如此，鼠疫迅速由腺鼠疫转化肺鼠疫，也就是说，从接触或跳蚤叮咬传染转为空气传染。这是鼠疫最烈的传染阶段，传染极其迅速，而且难以控制。

1941年12月31日，刘宗歆队长在检查病人时不幸染疫身亡。

日军86联队是1942年5月侵入义乌的，9月浙赣战役结束后实现占领，对义乌上一年发生的鼠疫的具体情形似乎并不完全掌握，但义乌上年流行过鼠疫他们是知情的。

情况在11月4日这一天发生了变化，1644部队驻扎在金华的支部下属义务分遣队的高山中尉及两名队员来到86联队，他们来的目的，是“为收集鼠疫情报而来到本部队”。

11月7日林笃美的日记记道：

“据高山中尉调查所获得的情报，在距义乌西南10公里的松山村附近似有鼠疫患者出现，今日早上8时30分出发。向四中队要了队长以下5名护卫。12时抵松山村。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村落，很大。见到部队人员后很多村民先是逃走，过一会又渐渐靠拢来。（部队人员）向他们进行了各种调查，了解到最近一个月来出现了一种伴有高热、淋巴腺肿胀的流行病，患者在患病后的二至七天内死亡，大致可判断为鼠疫。（他们）在村民的引导下来到了一户农民家，为其妻子诊治。在左侧腹沟股部及股淋巴腺处有鸡蛋状肿大，在两周前开始出现疼痛，恐怕是……（有数字无法判读）。下午6时30分归队。向R长（连队长）报告。”

我是夏雯静

于是86联队第二天一早召开鼠疫预防委员会，决定切断发生鼠疫村落附近的交通、要求防疫机构派遣人员等诸项事宜。而高山中尉则返回向师团报告鼠疫情况。

崇山村发生鼠疫的情况显然很快报告至1644部队本部，林笃美的日记记到，在高山中尉返回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的傍晚，“南京防疫给水部本部的近大尉（本部细菌战研究机关“一科”的部长 水谷尚子注）、伊藤大尉等20人突然来到本队。有军官3名，宿军官安排宿舍，弄得手忙脚乱。”

在林笃美看来，来自总部人的做法果然不同寻常，从崇山村回来“在归途中（防疫给水部来的）调查班从新坟中挖出了尸体，切取其肝脏部分制成了显微镜标本”。

林笃美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说，这一天夜里他没有睡好，头很昏沉。第二天，11月18日凌晨，1644调查班和86联队执行了命令，崇山村被烧毁。这一天林笃美的日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没有记，没有对他们行动的记载，也没有烧毁村庄的描述，只留下一段对上帝的祷告：

“甘受苦难者将会登上最后的阶梯。在那里上帝会直接地对我们轻声耳语。上帝是爱。上帝能承受着世上巨大的苦痛。上帝真诚地怜爱着我们，会真诚地拯救我们。上帝犹如会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予世人一般地爱着人世。”

对于1644部队的调查班在崇山村干了些什么，86联队的人并不知道详情，尽管他们配合调查班多次去过崇山村。水谷尚子采访到的86连队军医佐佐木义敏说，“在村落中心稍稍往北的地方是一大片民居。开进村落的有我们军医部派出的几个人和出于警备原因从县城的联队本部中调来的二个分队（约20人左右），此外还有来自防疫给水部的二、三名军官和卫生兵共计20人左右。调查班长是来自南京本部的近（秀太）军医，连队的随军军医并不知晓详情，调查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防疫给水部手中。”

86连队的一大队驻扎在义乌赤岸镇，联队随军卫生兵桐生贞雄也来到崇山村与来自县城的林笃美汇合：

“我们在现场穿上下一体的类似宇航服的防菌衣，在村里一家家去巡视，见有死在床上的人就将其抬出来，然后从尸体中抽取血和大小便。专职的防疫给水部来的人却未同我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好象是在别的地方做其他事情。烧毁村庄的那天我未参加，但86连队中有人参加了这件事。”

林笃美应该就是少有的知道详情的人，在烧毁崇山村那一天，林日记里出现的那段对上帝的祷告，实际上是他在目睹了残酷真相后向上帝发出的求助。

林笃美的部下、在86联队当卫生兵的吉冈林一，向水谷尚子讲述了如下内容：

“有一天在义乌，我留守在事务所里，这时在受鼠疫污染的村庄作调查的林军医回到了事务所，神情极不愉快。因我未参加焚烧村庄的工作，不知道详细情况。

战后有一次在信州举行战友会上，喝醉了酒的林笃美对着同是86连队军医的某人诘问道：‘你那时为什么要做活人体解剖？’并大声叫道：‘你回去！’我那时才明白林笃美当时何以情绪很坏。战友会结束后，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内林又对我说：‘他辩解说是师团军医部的原军医少校要他这么干的，事实不是这样。因为他是陆军军医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个在细菌学专业研究上劲头很足的职业军医。’。”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认为这种‘崇山株’鼠疫细菌威力更大，1950年他将他的“研究”以论文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崇山村百姓，整个地被1644细菌部队当成了实验品。

从水谷尚子找到的材料判断，当崇山村发生鼠疫的时候，作为驻防义乌的22师团86联队曾为了联队日军不至于遭受鼠疫感染而进行过一些防疫措施，为村民进行注射和治疗，这一情况，在义乌档案馆藏档案中有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的报告得以印证。

火烧崇山村后，日军开始在村民中进行预防注射，总计有二千余针（内有一人注射两次者），王文格等担心是日军为“毒化消灭整个民族”的诈计，特地暗中留下接种预防液1瓶，申请县政府进行检验。浙江省卫生实验所为此出具了检验报告，鉴定为：“该预防液与鼠疫预防液之条件似尚相符”。

1644部队人员的出现则目的完全不同。1644部队金华支部下属义务分遣队的高山中尉及两名队员的到来，实际上是为了调查日本细菌战部队细菌攻击之后的效果：疫病是否流行，流行到什么范围，效果如何。正如林笃美所说“为收集鼠疫情报而来”。水谷尚子判断：1644的金华支部的临床医生很少， 他们只是确定流行的传染病是何种疾病而已，因此挖坟割取死者的肝脏作标本，只是为了来确定一下这是否是自己撒下的细菌。

而1644部队本部1科的近食秀夫大尉等没有打招呼突然到来，并将86联队的军医部排斥在外，秘密进行活体解剖等行动。可以设想，1644部队很有可能发现崇山村正是其细菌作战的直接后果，或许传染之烈，死人之多，也让他们感到震惊，再从近食秀夫培养鼠疫细菌“崇山株”，并在战后发表学术论文来看，1644部队是将整个崇山村作为细菌战的实验基地，把崇山村的患者和死难者当成了他们用来实验的小白鼠。

崇山村鼠疫之剧烈也从另一个侧面得到了证实。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霞1942年11月29日报告县政府，他曾于11月6日携带预防疫苗四瓶潜入崇山村（当时日军控制），“实地调查，查其症状系肺鼠疫，于两周间死亡共计九十七人……当时寇兵守防甚严，无法实施工作，只有向其附近民众宣讲预防须知。”

肺鼠疫为鼠疫传染中最剧的类型。1644部队本部突然派人前来，挖坟割取死者淋巴组织，进行活体解剖，都是为了获取这种最烈的鼠疫细菌，而用于进一步开发和生产效果更直接、杀人更快的细菌武器。

位于崇山村东面、与村庄隔河相望的天公山，蕴藏着金华一带品质最佳的萤石矿山，王菊莲所说把成年人两两一对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锁骨做劳工，就是到这个萤石矿。或许是担心鼠疫会流行到矿山而影响到矿山的生产，1644部队最终借助86联队的力量，一起将崇山村烧毁。

“林笃美在1942年时是31岁。从日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在日军的军医中也有像林笃美这样的人物，这使人感到一丝欣慰。”水谷尚子的这个说法让人颇有同感。

然而相对于细菌战的残酷，林笃美内心的挣扎显得极其微弱。1998年，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建筑工地施工中，在地基下挖1．5米后，突然发现大量人类的骸骨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并且都被肢解开来。鉴于骸骨发现是60多年前1644部队的“血清疫苗制造厂”，即九华山细菌战剂工厂所在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专家专程来南京，汇合史学家、法医、医学专家以及公证人员历经3个月的研究、检测考证，确定这些遗骸就是当年1644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人体尸骸。

虽然深埋地下长达60年，这些遗骸仍然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后经过国际通用技术确认，遗骸中含有霍乱菌、肠毒素等，显然这些无名的生命曾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戕毒和残害，他们被肢解，被为了掩盖真相而掩埋。

从崇山村获取的“崇山株”鼠疫菌又生产了多少鼠疫细菌武器，用在了中国的什么地方，仍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