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回忆录：劫后余生的返乡之旅

我是夏雯静

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Silesian）矿区。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下，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摧毁集中营，屠杀其中的囚犯。但在奥斯维辛地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军高层（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下，前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凭着证据，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务而逃之夭夭。

在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的病区里，留下了八百名囚犯，其中大约五百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仍有两百人陆续死亡。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我和查尔斯最先看到他们——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他是我们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们把担架倾覆在肮脏的积雪中，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驻足于铁丝网边，向里张望，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在我们眼中，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

可以说，我们就像流星，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一颗聚凝的核心。四个人，全副武装，却并非我们的敌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

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这痛苦如此强烈，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但现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这伤疤、这暴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无法治愈。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一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对信仰的背弃，或为对人生的厌倦，或为对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

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大多数人感到，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因此，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随后，我们拖着空担架，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

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这倒不让我们惊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在我们的牢房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

据我所知，泰尔，是一个“红三角”，一名德国政治犯，这集中营里的“老资格”。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族。他不用干活儿（至少在最后一年里），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出于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政治犯”。不过，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最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解放时，泰尔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二十区的头子。在这个区里，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

作为一名德国人，他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靠不住的任命。在党卫军离开和红军到达之间的十天里，在每个人都经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时，泰尔却勤勉地视察他的新封地，检查地板和碗的状况，检查毯子的数量（每人一张，不管死人还是活人）。有一次检查我们病房时，他甚至表扬了亚瑟所保持的秩序和卫生。亚瑟听不懂德语，更听不懂泰尔的撒克逊方言，回敬他说“vieuxdégoutant”（法：老混蛋）和“putaindeboche”（法：他妈的德国人）。尽管如此，从那天起，泰尔开始公然滥用他的职权，每天傍晚都到我们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间里的马桶。这是整个营区唯一靠近火炉并定期清洁的马桶。

直到解放前，老泰尔一直是一个异类，也因此成为一个敌人。而且，他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集中营里大多数人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其他区别——在集中营度过的这漫长的一年中，我既没有好奇心，也没有机会去了解集中营复杂的等级体系。各种权力组成的阴暗大厦完全凌驾于我们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则被迫朝向大地。然而，泰尔，这位在党内外上百次斗争中变得坚强、在十年残酷而麻木的集中营生涯中变得僵化的老战士，却陪伴我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夜晚。

整整一天，我们都忙着谈论这件事，这不仅因为我们觉得它代表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因为大概在潜意识中，我们不得不找些事做，避免闲下来，因为面对自由，我们感到自己茫然、空虚、退化，不能胜任自己的角色。

入夜，病友们都睡着了。查尔斯和亚瑟也坠入了单纯的梦乡，因为他们来到集中营才一个月，还没有沾染它的毒素。而我自己，尽管筋疲力尽，却正因为疲劳和疾病而无法入睡。我四肢酸痛，血管在脑袋里剧烈地搏动着。我感到自己发着高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是这个时刻，各种威胁似乎都消散了，恢复人生的希望不再疯狂。然而，仿佛决堤似的，全新却更剧烈的痛苦压倒了我。之前，其他更紧迫的痛苦——被投入集中营的痛苦、远离家园的痛苦、失去朋友的痛苦、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边死者枕藉的痛苦——掩盖了这全新的痛苦，将它排挤到我的意识边缘。

在布纳集中营度过的这一年中，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但我从未直面过具体的死亡。此时此刻，死亡那肮脏的气息离我只一步之遥，它在窗户外面，在旁边的床铺上，在我的血管里。因此，我处于一种病态的半清醒状态，心中满是阴郁的念头。

但很快我意识到还有人醒着。熟睡的人们那沉重的呼吸声，不时被淹没在一阵阵粗哑而不规律的喘息声、咳嗽声、呻吟声和压抑的叹息声中。泰尔在哭泣，流淌着一个老人那执拗而不知羞耻的眼泪，就像老人的裸体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也许看到我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而且，直到那一天，他和我虽出于不同的原因，却同样寻求的孤独，一定也让他此刻备受煎熬，因为在午夜时分，他问我：“你还醒着吗？”他没等我回答，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边，也没请求我的允许，便坐在了我的身边。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不仅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也因为在那长夜中压负着我们的思绪是沉重、惊人而可怖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思绪让我们困惑。我告诉他，我在思念家乡，而他在停止哭泣后，嘟囔着：“十年，十年了。”在十年的沉默之后，他以低哑、可笑却庄严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这歌声让我感到五味杂陈，既茫然，又感动。

（选自《再度觉醒》 [意] 普里莫·莱维  / 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