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在集中营里的“活体”实验

我是夏雯静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而由于战后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庇护，使得很多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证据消失灭迹。在欧洲德国纳粹的犯罪铁证，却得以部分保留下来，让我们通过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段，了解一下法西斯政权的反人类罪行。
   要了解法西斯德国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是怎样用纳粹原则贿赂医生，包括贿赂有资历的人士去干那些违背传统医学伦理的“试验”的。
   首先，纳粹党人渗透到德国医务界，并在那里建立支部的。因为学者、医生、大学教师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反动分子”、犹太人或共济会成员，所以纳粹党人对这个队伍来一个“清洗”，致使他们中的五分之二的人被开除出去。
    最后，希姆莱为了“科学实验”于一九三三年卖力地在种族研究的领域里创立了“遗传研究所”。一九三五年初，这个所把研究“日尔曼人祖先遗传”和研究“北欧—印度日耳曼种族”的特征和标志作为自己的任务。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遗传研究所”通过了一个扩大研究范围的新章程。这样终于在集中营里也进行了试验。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祖先遗产协会合并到希姆莱的个人参谋部里，从此以后，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党卫队的研究所了。该所领导人有：希姆莱（所长）、慕尼黑大学校长魏斯特博士教授和前书商协会秘书西韦斯。西韦斯当上了党卫队上校并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涉及到人的试验均由遗传研究所发动，组织和投资。它到了最后拥有五十个专门的科学研究所。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纳粹医生。
    拉舍尔是空军后备队司令部的医生。他是通过比他大十五岁的妻子尼尼才认识希姆莱的。一九四一年初，当时已经加入普通党卫队的他奉命去参加空军行政区第七队（慕尼黑）的一个医学班。讲课时特别谈到了在高度飞行时的心理和生理影响。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拉舍尔写信给希姆莱：现在，我接到命令去慕尼黑空军行政区第七队参加医学选修班。在这次学习期间，研究飞行高度至为重要，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还不能用活人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很危险，没有人自愿挺身而出。因此，我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谨请提供两到三个惯犯进行这些试验？……显然，被试验的人员在进行试验时可能会死去，不过这些试验将在我的参加下进行。它们对研究飞行高度至关重要，但不要象以前那样，在猴子身上进行试验，因为猴子对试验的反应是与人完全不同的。”拉舍尔奉承希姆莱的“科学”狂的建议就这样被愉快地采纳了。于是希姆莱的秘书卡尔·勃兰特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回答拉舍尔说：“……我可以通知你，为了研究高空飞行，希姆莱显然乐意提供囚犯。”
因此就在取之不尽的人鼠后备队的中心——达豪建立了一间负压室，拉舍尔开始了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骇人的。拉舍尔把拘禁在达豪的一位医生安东·帕霍勒格博士当作助手使用，据他说：“我通过负压室的观察窗亲眼看到了一个俘虏忍受着真空的压力“直至他的肺部爆裂。有些试验会在头脑里引起一种压力，以致那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而出现神经错乱和头发脱落的现象。他们用手指和指甲在自己头上、脸部拼命抓，发狂地残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去撞击墙壁，声嘶力竭地喊叫，设法减轻对鼓膜的压力。一般说来，到了完全真空的时候，被试验的人就会结束生命。完全真空的试验无疑会导致死亡，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把负压室用作例行的枪决，而不是用它们来作试验。”
这些可怕的试验持续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大约有两百个囚犯被利用来进行这种试验，其中八十个人死在负压室．里，其余人多多少少患有严重疾病。经过这些稀薄空气的试验以后，拉舍尔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有关冷冻作用的新试验。
新试验的目的是要为那些经常在北海上空被击落的、担任轰炸英国任务的飞行员找到最好的飞行服。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可以在水上进行自救，但是当他们携带游泳工具泡在水里数小时后，就给冻死了。拉舍尔让人在达豪安装特殊浴缸和冷却器。陆军和空军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的工作。拉舍尔要求配备助手。在他接受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雅利希、基尔的霍尔兹洛纳和辛格尔三位教授之前，要求盖世太保对这三位医生进行仔细的调查，以证实他们“在政治上也是无可指摘的”。拉舍尔想得到对他的试验给予保守秘密的绝对保证。一般说来，他对这些试验的真正性质不抱任何的幻想。
冷冻试验从一九四二年八月继续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试验干冷的作用时，不幸者整夜裸着身子忍受着德国的寒冬腊月，当他们的体内温度下降到二十五度时，把失去知觉的试验囚徒拉进来，进行复苏、回温的试验。希姆莱坚持使用“肉欲的热量”，为此从拉文斯堡叫来四个妇女。她们把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压在一个不幸者的冰冷的身体上，设法使他苏醒过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对冻僵的人采取迅速加温的方法早在一八八零年就由俄国医生列帕钦斯基解决了，纳粹“研究者”对他的著作也许是一无所知吧。
   “对象们”光着身子或者穿着飞行服装浸在冰水里进行湿冷作用的试验。里面放上一只救生圈，以免他们淹死。帕霍勒格博士对这样一种试验也作了报道：“在两名俄国军官身上进行的试验是达豪集中营进行的所有试验中最惨的一次。这两名军官从牢房里被带出来，禁止他们说话……拉舍尔叫他们脱去衣服，光着身子躺到浴缸里。两小时以后，他们还有知觉。我们请求拉舍尔给他们打一针，但是白费劲。到了第三个小时，其中一个俄国人对另外一个俄国人说：“同志，请你同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这个人回答道：“你别想从这条狗那里得到什么！” 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用温和的语气把这些话翻译完毕之后，拉舍尔回到他的办公室里。那个波兰青年想用氯化物毒死他们，但拉舍尔又折了回来，用手枪威吓我们说：“你们别管，不要接近他们。”当试验把他们折磨至死，至少持续了五个小时。尸体被运到慕尼黑进行解剖检验。”
    拉舍尔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医生。有人在想，这个在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的医生环境中长大起来，并受过教育的人怎么会被纳粹理论收买过去。他的政治信念驱使他去激烈反对他的父亲汉斯·奥古斯特·拉舍尔博士。他毫不踌躇地听从他妻子的建议到盖世太保那里告发了他的父亲，致使父亲两次被捕，第一次拘禁五天，第二次拘禁九天。
    有一天，他的那位在汉堡行医的叔叔责备他在搞这种试验。双方辩论了整整一晚上。拉舍尔想方设法要维护纳粹原则和居德医生的原则。这位居德医生是最早对“不要去爱卑鄙的、与社会为敌的人”提出疑问的人之一，而拉舍尔的叔叔却竭力向他说明忠于虚伪原则的含意。最后，拉舍尔向他的叔叔承认，他“不敢再去多想了”；他虽然知道自己走在邪道上，但是“不可能摆脱它了”。
    拉舍尔的态度同所有德国医生的态度截然不同。当韦尔茨博士建议他的同事卢茨博士用活人进行试验时，他回答说：“我对这种试验，态度不够坚定，在狗身上进行试验那已经够困难了，因为当它眼巴巴地看着你时象是有灵魂似的。”
    纳粹医生没有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拉舍尔看不起卢茨那样的同事。一天，他对生理学家赖恩说：“你认为自己是个生理学家，但是你的经验限制在豚鼠和老鼠。我可是真正熟悉人的生理的绝对权威者，因为我是用人进行试验，而不是用老鼠进行试验的。”   
    希姆莱为继续这些试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在许多封信中不厌其烦地说，只有党卫队可以提供必要的“活人材料”。他经常亲自出席这些试验，并不断地反对来势凶猛的那些抗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写信给米尔希：“研究人的有机组织在高度时的反应，研究人体长时间停留在冷水里的冷却现象等工作恰恰关系到空军生命的重要问题，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在我们这里特别有效，是因为我亲自负责为这些试验提供集中营里与社会为敌的该死者和罪犯。“拉舍尔博士最近要在航空部里作报告，可惜你没有时间去听。我非常想听这个报告，因为我相信，由于公开声明的原因而给拉舍尔博士的工作——对这些工作我确实已经承担了责任——带来的困难将会克服……“我们两人不要对困难感到恼火。等我们把人民头脑里的保守思想抹去的时候，那至少要花上十年。但是我们年轻的、无可指责的士兵和飞行员需要这种试验，他们岂能久而等之。因此，我请求你，把参谋部的退休医生拉舍尔博士从空军中开除出去，让他归我武装党卫队领导。然后，我将独自负责这个领域里的所有试验，并把我们党卫队里部分用于东部冷冻所需的实际知识全部转让给空军使用。为此，我建议你和沃尔夫两人推选一个“非基督教徒”的医生，这个人必须既是一个正直的、又不是倾向于道德败坏的科学家，这样就可以把试验结果告诉给他。”
    希姆莱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给拉舍尔的一封信中甚至流露出更为不满的情绪，象往常那样，转而用威胁的口吻说：“今天还有人在拒绝用活人进行试验，他们宁可让勇敢的德国士兵死于冷冻的后果。因此，我把他们也看作是叛徒和卖国贼。我不怕说出有问题部门的这些先生们的名字。我授权给你，把我的这个意图告诉给有关部门。”
    希姆莱的大力帮助也不能避免拉舍尔及其妻子的悲惨下场。一九四三年流传着关于拉舍尔夫妇的谣言，接着突然发生了一件丑闻。拉舍尔夫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她结婚时，第二个孩子已经怀孕在身。此时，她感到很自豪，象她这样的年龄怀了第三个孩子。最后人们发现，她的怀孕是伪装的，第三个孩子是从一个孤儿院里骗来的。对于一个每天在最可怕的犯罪场所里用折磨人、杀害人的方法进行一笔出色的实物交易的人来说，那么关于第三个孩子的事看来是件区区小事，不足为怪。然而，纳粹伦理的圣杯守卫者们并不是这样来理解的。凡涉及到种族和出生的事都具有圣徒的特性，再说拉舍尔一家企图偷走一个孩子，这孩子的血也许是“不纯”的，因此他们由于欺骗了党卫队头目的这一事实而坏了事：这被看作是天大的罪。拉舍尔夫妇虽然失踪了，但还是在一九四三年底被捕，并被关了起来。当盟国部队向德国内地挺进时，希姆莱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许让拉舍尔夫妇活着落到敌人手里。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多嘴多舌的人，尤其是拉舍尔夫人，所以害怕他们会泄露天机。拉舍尔夫人最后被绞死在拉文斯堡，拉舍尔博士被带回到达豪，关在牢房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当有人把饭莱从门缝里送给他的时候，被人用手枪打死了。
    在集中营里仍然进行着许多其他的试验。他们在试验许许多多的痘苗和防御一场细菌战的预防剂。很少为人知道的一次偶然事件泄露了机密。在高加索，党卫队部队拒绝继续行军，因为传说他们进入了一个发生鼠疫传染病的地区。这可能是党卫队员拒绝服从命令的唯一事件。
为了获得痘苗，他们也利用了人；他们在布痕瓦尔德把伤寒传染给作培植病毒的男人，在达豪研究沼泽热，培育蚊子，并在一千多人的身上进行试验。首当其冲的是波兰牧师。一九四三年九月，在东线突然爆发了一种黄疽传染病（一个月内发生了十八万起病例），接着就在奥斯威辛、继而在萨克森豪森对参加波兰抵抗运动的犹太人就上述病例进行试验。   
集中营里被试验的人员是用之不尽的，在囚徒身上试用新药；在奥拉宁堡进行挨饿和口渴试验；在布痕瓦尔德进行人造荷尔蒙的试验；试验血浆用来治疗坏疽；试验药膏用来治疗磷火引起的烧伤。此外，还进行血液学和血清学的试验，在达豪，人为地引起了蜂窝织炎、溃疡、败血症。他们试验如何使用磺胺药，如何对骨头、神经和肌肉系统进行外科手术，用注射碳酸方法进行无痛致死术的试验，注射这种碳酸针以后，不到一秒钟就会置他人于死地；他们观察有毒子弹的作用（临床的描述是骇人听闻的）；研究一种把污染毒气的水进行解毒的方法，研究生物碱和未知的毒药；让囚徒服用毒药胶囊后进行试验，纳粹头目们在最后时刻就是服用这种胶囊自杀的。此外，还进行了有关化学毒气效果的试验。
    这儿还不包括所有的试验。他们还试验绝育方法，纳粹党人想在夺取最后胜利成为欧洲主人之后，用这种方法逐渐使那些被奴役的民族失去生育能力，或者多多少少地限制他们的出生率。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科莫的医生波科尔尼博士在给希姆莱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试验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人感觉不到的绝育药，那我们就有了一种有效的新武器。如果能够对目前被德国俘虏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分子施行绝育手术，使他们变成工人，听人使唤，而且不再生儿育女，那么这种想法就会展示出最广阔的远景。马道斯认为，口服用的镇静液汁，特别给雄性动物也可给雌性动物注射，这种液汁都能在若干时间之后产生一种作用，即使人持续地丧失生殖能力。”   
不过，这种镇静液汁的作用太慢了，而且，种植这种热带植物看来也很困难。所以采用ｘ射线进行绝育那就容易得多了。布拉克博士在对囚徒进行试验过程中把上述有关方法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他发现，如果在男子身上进行两分钟五百到六百ｘ光线的局部放射、在女子身上进行三分钟三百到三百五十Ｘ光线的放射，就会引起长期绝育。
但是如何在病人缺水的情况下综合使用这种“治疗法”呢？布拉克博士苦思冥想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急急忙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位“非常尊敬的德国党卫队长官”：“实际方法运用如下：让办理手续的人走到一只开关前，回答提出来的问题或者填写表格，大约停留两到三分钟。坐在开关后面的官员可以使用仪器，就是说使用一只同时可使两只电子管进行工作的开关（因为放射必须从两面进行）。一套配有两只电子管的设备，每天大约可使一百五十到两百个人绝育，要是用二十套设备，则每天可使三千到四千人绝育。我估计，每天再多送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结束挫败了纳粹用科学方法屠杀各国人民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早已拟定，并处在准备研制阶段之中。要是战争出现了另外一种结局，那肯定会采取这种措施了。
   “选择”不幸者来作试验品的工作由集中营的政治处即盖世太保负责进行。只要在名单的名字边上写个字，划个小小的十字形记号就可以把一个年轻力壮的人送进负压室，一小时后，他的肺就会爆裂；或者把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年轻妇女交给医生，让她服用强烈的放射剂量，使她永远失去生殖能力。
   有时候，希姆莱在给集中营间谍下达的命令中指定牺牲者，例如命令中规定，在奥斯威辛使用波兰的抵抗运动战士，以便对传染的黄疽病进行试验，或者为了进行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在达豪使用俄国军官，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此外，为了满足纳粹解剖研究所需要的人员，盖世太保进行了必要的“选择”。甚至把集中营也当作选择人员的储藏所。他们在这里所犯的、荒唐而可怕的罪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与一个为满足自己病态的研究欲望而进行疯狂杀人的学者所编导的某些恐怖电影相媲美。  
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施行无痛致死术计划的年代，这项计划的牺牲者均为德国人。大脑研究所从属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的研究所，它的三个分所分别设在慕尼黑、格廷根和迪伦堡。大脑研究所由哈莱福尔登博士领导。
有一天，当哈勒福尔登博士得知可以用二氧化碳杀死病人时，他马上想到，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找来了一些负责人，按自己获得的情报对他们说：听着，朋友们，如果你们杀了所有这些人，那至少要把大脑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问哈勒福尔登博士：你能检查多少人？哈勒福尔登博士说:数字不限，多多益善.接着，哈勒福尔登博士给他们送去保存和运输所需的器具和说明书。
哈莱福尔登博士对如何进行“无痛致死术”一事作了同样的报道：“在多数研究所里，医生的数目寥寥无几。因此，他们让男女看守来挑选该杀的病人，因为他们要么忙得昏头转向，要么压根儿不感兴趣。谁要是总感到疲倦，或者看守者认为，这是一种“病例”，他就会被写到名单上，接着，被送进死亡中心所。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受人虐待。看守人员挑选使自己感到讨厌的人，然后把他们写到名单上去；”
当时，这个研究所拥有的大脑超过其它研究所研究的数量，也许哈勒福尔登此刻在想，多亏纳粹主义才保证了他科学的前途。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它表明了纳粹主义的教条也许在研究的领域上合乎逻辑。此时，他们不再象哈勒福尔登那样，满足于利用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而是完全为了把尸体用作研究材料才杀人的。并吞埃尔萨斯以后，纳粹党人占领了施特拉斯堡大学，并在医学院里安插了他的一位心腹、突击队大队长希尔特博士，他遵循纳粹准则在那里执教，当然他的固执的念头是种族问题。希尔特制定计划要在施特拉斯堡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的收藏室，这间收藏室由于东西丰富多采，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他写信给希姆莱，向他提出了上述这些要求：“几乎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学使用的犹太人的头颅则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不太容易对它们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一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
    这样双方达成协议，凡是犹太苏联政委今后都应活着交给军事警察，受他们监督，直到有一个特使到达时为止。
    然后由这个特使给他们拍照，对他们进行人体的测量，以及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所有资料，以便把他们杀掉并把他们的头颅保存起来送往施特拉斯堡。“在根据档案材料处死犹太人之后，应把他们的头颅保护好，然后叫一个年轻医生或者医科大学生把头颅从躯干上肢解下来，用防腐剂把它放在特制的密封金属容器里送往指定地点。”
   这项指示忠诚地被执行。施特拉斯堡大学从那时起就可以获得稀罕的“货物”。诚然，这些头颅再也满足不了希尔特，他要求的是完整的骨架，是“犹太一布尔什维克政委”的骨架。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命令，向希尔特提供一百五十副骨架。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把骨架制成标本，而希尔特也不想对这些躯体进行测量，所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着的“对象”送到施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魏勒集中营。
    一九四三年六月由盖世太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一百十五个囚犯到达纳茨魏勒。八月份又到达八十个。党卫队大队长雅各布·克拉默尔过去在大多数的集中营里工作过，当上贝尔根一贝尔森的司令官之后得到了“贝尔森刽子手”的绰号。这次他接受杀死这些殉难者的任务。他用氰来毒死他们，这种方法无损于尸体，而且希尔特还可以把温暖的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对此他感到十分满意。
    当美国和法国部队逼近施特拉斯堡时，希尔特收藏的解剖体己包罗万象了。纳粹党人心里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施特拉斯堡大学地窖的冰箱里还藏着八十具尸体，弄不好会泄露秘密。希尔特请求给予指示。难道要他保存所有的收藏品吗？把它们部分销毁？还是全部销毁？此事看来只能从尸体上割下肉来，以便使人认不出尸体的真实身份。  监督事态发展的遗传研究所主任西韦斯最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向大家保证，收藏品已经分散了。可是这份报告是假的；希尔特的助手们并不能很快地解剖尸体，因而当盟军部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时，这些尸体还放在希尔特的“储藏室”里。法国第二装甲师的部队发现了它。希尔特本人早已溜之大吉，且到今天还是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属于逃避调查，并在纽伦堡“医生案件”中除了他们同事之外，不受审判的纳粹党的少数实验者。
   在这疯狂的历史真实面前,除震惊以外我们还会想到在地球东方的中国，日本法西斯进行的同样的残酷暴行。

伯爵2绣

好久没来了，竟然有沙发，打到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