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111”援建成都“420”----51年前的双城记 (2009-03-08 15:48:20)

我是夏雯静

3月6日，星期五，沈阳。
那天，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在沈阳第一天上映。
晚上的黄金时段，某影城一个小厅内，开场前5分钟，大概坐了六七成人，中年稍多，还有几位白发的老人。
灯光黯淡后，成都的街区镜头和不太浓重的东北口音开始出现在电影中。
约40分钟后，一对男女中途退场，女孩子低声抱怨道：“这是什么电影啊，沉闷得看不懂。”
20时56分，字幕出现，骤然亮起的灯光映照着坚持到电影结尾的人们，有人一脸茫然地急着退场，工作人员开始清洁，空荡荡的座位上，寥寥几位老者，缓缓穿起外套，表情凝重。
这就是电影《二十四城记》，一座老工厂半个世纪的变迁，三代人价值观的迥异，足以让同龄者痛彻肺腑，让年轻人茫然不解。

“走六留四”的背后
经过了解，原来援建420厂的沈阳原111厂，并没有因为援建而在沈阳消失，它就是经过改组之后的沈阳航天新光集团，1951年5月31日建厂，是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维修生产厂，曾为“神舟”号飞船提供过连接分离机构装置。几经联系，记者看到了关于援建420厂那段历史的部分厂史资料：（以下变字体）
1958年5月，111厂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
1958年11月3日，一机部四局在作出关于加速成都420厂建设的决定中指出：以111厂为主，支援420厂建设并成立420厂筹备办公室。
1958年12月1日，四局将111厂与420厂两厂设备人员的分配比例确定如下：两厂人员除科长、车间主任级干部按2：1的原则分配外，其余人员按4：6分配。将试制厂现有人员的60%输送420厂。40%留在试制厂。标准设备分型别分种类按4：6分配，仪器及冶金试验器具按1：2原则分配。至21日，工厂调给420厂设备共392台、木工机床12台、车辆16台，输送工人2686人，技职人员967人，科室、车间以上领导干部110人。留有的主要标准设备仅有273台，留有职工3294人，其中基本工人1008人。（变字体结束）

这样一段简单而枯燥的介绍，似乎并没有什么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只是要把全部身家的一半以上拱手送出，要把无数的大机器设备和几千工人从东北到西南的长途迁徙，工程之浩大绝对亚于一次长征，不是一段区区几百字就能写尽的。于是，记者又开始寻找当年111厂的老员工。

100天建起的工厂被贺龙批评返工
被访者：
左咏孚，湖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原111厂，参与1958年援建成都420厂，负责建厂之前的相关工艺设计工作，在成都停留约两年。

采访那天，天气寒冷，左咏孚老人穿着藏青色的羽绒服，领口处露出的深蓝色领子格外显眼，那是标有“航天新光”标识的工作服，尽管他已经退休多年。
我们厂是1958年援建的成都420厂，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我是当时最早被派过去的援建人之一，直到那边的工厂建立起来才回来沈阳。
那时候正是大跃进时期，1958年的冬天，沈阳天气寒冷，我们坐火车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到了成都，当时去的是成都水碾河附近。水碾河是一条利用它进行水力发电的河，据说是水被碾成20多米高的水流，才得了这个名字。我们住在当地一所技校，吃在当地老乡家，都说成都是天府之国，吃的东西便宜得很，当时的成都省委对我们特别重视，布票、粮票有求必应。
我们去的时候，成都没有军工企业，要建车间的地方本是一片墓地。当时一同建设的除了420还有一个纺织厂，原因是420里男同志比较多，纺织厂女同志多，要配对建设。
我们开始做厂区的设计图纸，当时根本没有工作台，我们的床铺，晚上睡觉，白天把铺盖一掀，我们就在床板上画设计图。受大跃进的影响，那时候的口号是“100天盖一个420厂”，工人们就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加班是正常的，人们也不知道累，我记得最深的是到了晚上加班有一顿“跃进饭”，相当于现在的盒饭。
除了厂房，还要以最快的速度盖职工宿舍，我亲眼所见，前一天晚上还是一片平地，第二天早上三层楼起来了，这可是我亲眼见着的，楼房质量很糟糕，大家都说，要是两个小伙子打架，一个人踹一脚，能把另一个踢到隔壁屋去。
就这样，100天之后厂房还真就起来了，剪彩的时候贺龙老总去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拄着文明棍，我们当时全都跟着他检查施工质量。他一路走一路用他的文明棍这敲敲那捅捅，结果那地是一捅一个坑，墙是一捅一个洞，贺龙老总破口大骂：你们这帮败家子，干的是什么玩意，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你们，你们就建这么个东西吗。后来，所有的厂房都不得不返工，经过再次验收合格之后，我们这批人才回到沈阳.
据介绍，在厂房宿舍建成之后，原111厂的大批设备工人才开始了陆续迁往成都的命运。


去不去组织说了算
被访者：
于清海，74岁，原111厂老员工。
赵清连，82岁，黑龙江人，原111厂老员工，离休。

要援建成都420厂的消息，对于沈阳111厂的干部职工而言，不啻为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变。就像细胞分裂一样，一个完整的细胞要一分为二，要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更何况前路是千里迢迢的大西南四川，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大概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辽宁省。
于清海
1958年我23岁，在当时的第五车间工作，去援建420厂的工人大多是我那个年纪的单身小伙子，和我一起从技校分配来的十几个同学全都去了。我没去成的最大原因啊，是因为我那时候正搞对象，1958年10月1日我结的婚。
我爱人是同我一个车间的质检员，慢慢我们就熟悉了，也就互相喜欢了呗。组织上说要援建成都，本来我也要去的，但是我爱人不太同意，她家人身体不好，我要是走了她肯定得和我一起走，家里没个人照顾怎么放心呢。组织上知道了我们俩的情况，就问我们，你们俩是一起去还是一起留下，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一起留下。
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于清海大爷这般选择的权利，更多的情况是去留根本不能由自己来决定，个人不过是大时代浪涛下随波而逝的一叶小舟。
赵清连
大多数人都去了，职工是四六的比例，但是干部走的大概能到70%以上，留下来的也就几种情况，一是家里确实有困难，二是部里决定的，还有就是111厂经过争取后留下继续本厂建设的，我就属于最后一种。
本来确定我是第二批去成都的，杨厂长找我谈话，跟我说“第二批去有困难吗？”我回答“家里一个老母亲，身体不好”。厂长说，“没问题，到那去也可以治疗，我父亲还得抬着走呢！”我就说，“那行，我去”。
就这样，本来都已经说定了，我就开始准备去成都，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准备，那时候都没什么家当，一个麻袋或者一个大木头箱子就解决了。谁知道在临走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齐英问我，“你想去吗？”我就说，“组织决定吧！”齐英说，“听说你母亲身体不好，考虑这一点打算把你留下！”我听了以后很惊讶，但是说实话，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就说“好”。其实，我们80%的人是不愿意去的，当时只觉得离家那么远，气候都不适应，后来也证明，从那边回来的人太少了，只有个别有病的采回来了。
据说当年，曾经有少数职工因为难以适应成都当地的环境以及自身原因，无法在420厂工作，被迫在当地拾荒度日，后来原111厂又将这批职工收回本厂，他们才回到沈阳。
但是更多的援建者，随着时间流逝，或者在当地成家，或者子女在当地读书就业，从此与成都那座城市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再也无法返回故乡。如果当初能预见到是一场无法叶落归根的结局，也许开场会比当年更加令人心酸。


废品堆上的艰难重建
被访者：
陈建华，85岁，曾参加过解放沈阳的战斗，原111厂老员工，离休。
李玺玉，75岁，原111厂老员工。
赵清连，82岁，黑龙江人，原111厂老员工，离休。

一个几千人的大厂，厂长走了，党委书记走了，70%的技术骨干走了，60%的工人和大型设备走了，只剩下拆迁之后的一地狼籍和空旷的厂房……
回忆那时的艰难，几位当事人都难掩痛楚，一位老人用了“刮骨割肉”这个词，我也在他们的描述中拼凑着援建之后111厂的模样。
人都走了，我们剩下了一堆车间的名字，却根本无法生产。剩下的车间，没有主任、副主任，剩下的机器，配套不全无法运转。
后来我们原13车间的主任方舟同志作为代总工程师，开始组织重建，比如把原来的28、38、33、71、14等几个车间合并成了新28车间，有的车间主任还兼任支部书记，有的连个生产副主任都找不到；人员也得新进，从农村找学徒工吧，有的人连图纸都不会看；设备不够的，工人们东拼西凑，从废品堆里找能用的零件。我们有一个大发电机设备，是原苏联造的，发电机援建带走了，只剩下一个大床子，设备配不上，我们不得不从黎明厂借来发电机用。
可是当时工人的工作热情令人感动，车间主任的工作根本不是让大家工作，而是督促大家回家。很多人都是干累了就在车间里找个小角落睡一会，只听见呼噜声却找不到人。
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厂终于恢复了基本的生产。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作为黎明厂的一个车间而存在，而黎明厂最初也是111帮助建设的.
据该厂提供的厂史记载，自包建420厂之后，111厂还支援了陕西西安113厂、430厂，吉林531厂，四川达县064基地7304厂，湖北远安066基地江北机械厂，陕西蓝田067基地7414厂，广西柳州801厂，内蒙呼和浩特359厂，贵州遵义061基地3532厂。共支援了11个厂、各类人员15000余人、设备千余台。111厂被誉为“航空工业的摇篮”。

记者手记：
故事讲到这里，那一段历史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那几位在《二十四城记》结束放映之后久久不愿离去的老者模样也变得愈加清晰。
就像电影开头出现的那位援建者，老人几乎表达不清，只是带着笑意地轻声哼着，偶尔流露出一点东北口音，让人不得不畏惧时间的锋利。
半个世纪的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时代，更是不同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处世心态。人心永远是时代风尚的折射，所以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会有单纯而清澈的父辈，所以今天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会有个性独立的我们。
我无意比较这两种究竟哪个更好一些，就好像我们无法把20岁的单纯幼稚和30岁的成熟世故拿来品评优劣一样，因为无论时间怎样苛刻，保持下来的是同样的一颗心，摒弃了一些功利的外壳，保存着原始而生动的纯真，追逐内心的梦想，这梦想是不因随时代变化的人群而改变的。
我常常想对我采访的那些长者说，我们热爱我们的父辈，因为你们曾经在那么艰辛的岁月中保持着心灵的单纯，燃烧了一颗心，把淬炼出的最好的果实留给了我们；而他们也时常告诉我，他们也热爱我们，因为孩子们把生命过得更加精彩，有机会实现他们不曾想过的目标，让他们的心血继续保持着新鲜的活力。
也许，不曾经历过彼此的两代人，永远都无法真正体会对方的苦乐，但是，能够彼此欣赏的父与子，才都能感知生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