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亲述日军细菌攻击下的温州 传染病流行达八年

我是夏雯静

2015年05月15日 10:34:07来源：温州网–温州日报
　杨立雪老人在病床上审阅自己的口述记录。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竟公然违反国际公约，推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争，利用细菌武器对中国实施细菌攻击，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惨遭杀害。
　　传染病流行长达八年
　　据日本吉见义明、伊香俊哉《七三一部队和天皇·陆军中枢》等有关史书记载及日本军人在日记中、书刊上招认： “1940年6月5日，在参谋本部作战课(科)的荒尾兴功中佐、中国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中佐、‘731细菌部队’代理部长增田知贞中佐，共同策划制订了在浙江省的细菌战实施计划。”“在宁波、金华、玉山等地实施细菌攻击……采用大面积撒播经稀释的弹药和减少次数撒播高浓度弹药两种方式。”“从山本参谋的说明中，除对三个城市(宁波、金华、玉山)攻击外，采用浓度高菌液的攻击目标选择了温州、台州、丽水”。
　　温州城区三次沦陷于敌手，共计331天，成为日本侵略者实施细菌攻击的重点地区之一。据调研查明，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两种方式：在占领期间，对温州民众实施直接攻击，即施行注射细菌针、吃药，对水源地投放毒菌等，以此达到杀害和摧残中国人民的目的。在非占领期间，日军从1939年开始，多次对城区投掷细菌弹或用降落伞等形式实施细菌攻击。
　　丽水和温州同属瓯江流域，又与金衢相毗连，金衢丽是日军实施细菌攻击的重灾区，丽水、龙泉等地的疫病通过人和物资不时传入温州。自1943年冬，由带鼠疫病菌的牛皮等从龙泉经瓯江水路传入温州城区，次年传染病在温州广泛流行，到“1946年，永嘉城区(今鹿城)、瑞安、文成、乐清鼠疫再度流行”，甚至延续到1949年上半年，传染病在温州流行时间长达八年之久，成千上万鹿城人民病逝于细菌攻击的悲惨之中。
　　耄耋老人们的亲历口述
　　87岁高龄的原温州医学院附一医副主任医师金维说：1939年，在府头门的空旷广场上，我亲眼看到日军飞机投下带有细菌的稻草、棉衣、石头等。当时大家看到这些东西时，感到十分纳闷，误以为敌人炸弹投完了，才投这些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是日军细菌攻击。那时我也曾被传染上。我的三姨妈就是患上日军投掷的鼠疫而死的。1939年至1943年，随着敌机不断在温州投掷细菌弹，温州城乡人民有70%以上的人都患上了疥疮。患者皮肤奇痒，皮肤被抓得血淋淋的，甚是难受；温州城乡还出现了10多种怪病，即霍乱、伤寒、斑疹伤寒、猩红热、回归热、疟疾、天花、脑炎、脊髓膜炎、鼠疫、痢疾、菌性赤痢、阿赤巴性赤痢等。
　　1941年4月下旬，日军第一次侵占温州城区，虽仅13天，还实施细菌攻击。日军通过汉奸在河道、水井里投毒，不多日，鼠疫、霍乱、痢疾、白喉等病，迅速在温州城区流行，传染迅速，死亡率很高。原家住洪殿的张海琴老人说：“当年我外婆住横井巷，三天内死了亲人11人，其中有我外婆、舅舅、堂姐、堂妹等亲人；整条横井巷在那三天内死了30来人。当时，我到白累德医院(今市二医)看外婆时，整个大病房里没有一人得救。”原温州教育教学研究院退休教师冯坚说：那年5月1日，日军虽然撤退了，然而，日军撤下灭绝人性的细菌病疫却流行开来。7月间，温州城区又发生流行性病疫“登革热”，患病率很高，死者甚多。中西医师都说这种病是温州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日军细菌攻击撒下来的细菌病疫。我的大姨就患上了“登革热”，仅10来天就被夺去了生命。
　　1942年7月11日，日军第二次侵占温州时，有的驻扎在鹿城郭公山泰山宫后5号市民杨立雪家。杨立雪口述：一天，日军要我家人去打针，我们都不愿去，日军就强迫我们去打了针。第二天，打了针的人就开始拉肚子，屎中带有红色或暗绿色的血。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拉得起不了床，只好在床板上锯个洞，用脸盘放在床下接屎。请了著名医师来医治均无效。我的弟弟杨永昆、父母和祖母先后悲愤而亡。伯父及其两岁的侄儿，也患上这种传染病而亡。仅两个月，我家患者7人，先后死去了6位亲人！
　　西廓兴宁殿成了“杀人场”
　　1946年夏秋间，温州城区又形成流行性传染病大爆发，鼠疫、霍乱、伤寒和疥疮等皮肤病大流行。为此，国民政府在西廓油车巷底西侧、今温州第四中学北首的兴宁殿里特设置传染病院第一院，收治鼠疫病人；在三角门崇仁社和布业同仁社设第二院，收治霍乱病人。当年仅在兴宁殿传染病院就死了好几百人。
　　双屿正岙村黄德金老人说：我的堂房阿叔黄昌洪住城区西门下横街(今西城路)，从事收集和出售垃圾为生，俗称“畚扫客”。1946年五六月间，他的妻子和大女儿患上了鼠疫，因无药可治又怕传染给他人，被送进传染病院。妻子和大女儿送去没几天，便悲惨地死去。第二天院方对黄昌洪和其小女儿进行防疫检查，结果他俩均患上鼠疫病，被勒令住进医院治疗，不到几天又先后死在医院里。当时国民政府为控制鼠疫传播，将黄昌洪家的两间平房和红兴山货行的一间库房点燃烧毁，轰动城乡。
　　86岁高龄的老中医黄大中说：解放前我家住西廓兴宁殿传染病院附近。油车巷、皮坊巷一带原是猪牛集中宰杀、加工和牛皮交易场所。抗战时期，凡患鼠疫的病人只见送进传染病医院，却没有出来，弄得人心惶惶。附近市民忧心吐言：西廓有杀猪场、杀牛场，今天又添兴宁殿的“杀人场”。
　　1940年5月出生于城区百里坊南首丰和巷的黄龙华说：1946年，我在家门口每天断断续续地看到人们抬着患者，被送到兴宁殿打针治疗。患者面色苍白，四肢蜷缩，躺在门板上；抬者则上气不接下气，哽咽悬泪，愁眉不展。一些病人吐血不止，从医院阴沟里排放出来的血水，一直流入九山河还是红色的。我还看到不断有人哭着抬棺材离开医院，送走死者。清明桥至杏花堂南侧任宅前北首那片近百亩菜地，坟堆遍地，棺材屋林立，成为一片阴森森之地。而在松台山西首山嘴下方，当时还辟有一个长十多米、宽七八米、深四五米的“万人坑”，投放因患传染病而死去的孤儿幼童，尸体上撒着石灰消毒，周围整天臭气难闻。
　　据《温州市卫生志》载：自1943年至1950年，在永嘉城区、龙湾、永临等地共82处街坊及村庄，先后发生鼠疫病人2115例，病死1108例，病死率52.3%。从1939年至1945年，据“鹿城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不完全统计，城区患者达3620人，死亡达62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