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期刊概说 (2014-01-01 22:32:24)

我是夏雯静

初国卿

    我曾经有一个时期专门收集辽宁老期刊，那些带着岁月风尘和陈年旧色的杂志，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和褪色的铅字总是能勾起我对东北往事的探寻。但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每每遇到东北沦陷时期的伪满洲国期刊，我都会从感情上产生一种排斥甚至厌恶。然而，收藏辽宁老期刊又总是难以绕开这段历史，让你不得不去接触它，关注它。尤其是从2006年开始，参予编辑《辽宁老期刊图录》一书，翻阅了多种伪满洲国期刊，从而对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尽管那一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扭曲和屈辱的记忆，但透过这些特殊语境里的期刊，我们却能透析那一段历史的真实与虚伪，丑恶与无奈，残酷与抗争，从中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东北14年，在新闻出版和奴化教育上的种种罪恶。如今，线装书局的王常林先生又主持影印出版《伪满期刊汇编》，对那一时期出版的期刊作一个全面的整理与刊印，这不仅是一项很具规模的出版工程，同时对于当下中国和东北现代史的研究，伪满洲国历史的研究，东北沦陷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研究，期刊史的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溥仪于1932年3月1日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国际上只有以日本为首的法西斯等国家或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中国东北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伪满洲国以新京(长春)为首都，前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伪满洲国的国家元首。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8月11日，溥仪随伪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自此伪满洲国灭亡。
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以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因此，伪满洲国统治东北期间，在对东北人民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实行了严密的思想文化统治，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并最终将东北的新闻出版界完全操控在日伪专制机关的手中。伪满洲国成立后，伪国务院先后设立了资政局弘报处、总务厅情报处，统管新闻出版等宣传舆论阵地，监督一切新闻出版单位。在各地方的伪政府，则由警察、宪兵、特务等机关，通过法西斯手段，对国人报刊进行日常的监督和控制。伪满政府于1932年10月24日抛出了伪《出版法》。这个《出版法》集日本新闻管理法、大清报律和中国出版条例之大成，全文共52条，报纸、期刊出版事宜均规定在内。仅“不得揭载”的事项，就规定了8条，诸如“变革”伪满“组织大纲”，“危害”伪满“存在之基础”，“泄露”伪满“外交及军事机密”，“波及国交上重大影响”，“煸动”对伪国家“犯罪”，“惑乱民心及扰乱财界”等等。伪《出版法》还规定，伪国务总理大臣随时可以“有障碍”于外交、军事或财政，抑或“维持治安”之需要，禁止或限制报纸、期刊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法西斯式的新闻管制下，就迫使“九一八”事变前创办的各种期刊多数陷于停刊和瘫痪状态，中文期刊被迫大量停刊。原创办于大连地区的各种日文期刊或日本人创办的中文期刊充斥了东北期刊市场，据辽宁省图书馆所藏，这期间在辽宁境内出版的日文期刊就有227种之多。这些期刊极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同时为实施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奴役文化服务。
在历史已过去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伪满期刊已不是很多，这些期刊大都收藏在比较大的图书馆里和民间老期刊收藏者手中。几年来因编辑《辽宁老期刊图录》一书，我有幸见到几家大的图书馆和老期刊收藏者所收藏的多种伪满期刊。综合统计，到今天我所见到的伪满中文期刊大约有122种，其中国家图书馆和东北有关图书馆所藏属于伪满期间出版的中文期刊有大约有83种。在这83种期刊中，辽宁出版的最多，有46种：
满蒙之文化、查时报(满蒙事情、满蒙调查月报)、自治指导部公报、实业部日报、奉天市政公报、奉天教育、东方医学杂志、奉天图书馆季刊、奉天市政统计汇刊、晓钟、道慈杂志、同轨、大同文化、本溪县政月刊、兴仁季刊、昌图二中月刊、奉天省公署公报、新青年、奉天市统计月报、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刊、文教月报、奉天市商会月刊、锦州省公报、安东教育、康平县公报、铁岭县公署统计汇刊、明明、商工月刊、东方齿科、沈阳图书馆通信、正义、文选、文最、安东县政月刊、旅行情报、满洲青年、满洲公教月刊、奉天商工会统计月报、奉天统计月报、乡村建设、农业进步、内务资料、警林、兴农、作风、兴满文化月报。
吉林出版的有29种：
满洲国政府公报、民政部周刊、民政部旬刊、政府公报、国际时报、文教月刊、交通部月刊、新满洲、民政部半月刊、警友报、国际通商时报、建国教育、国际评论、内务资料、新京特别市公报、吉林省公报、内外经济情报、满洲特产日报、满洲兴业银行周报、零(小)卖物价月报、统计时报、学艺、弘宣、业务研究、麒麟、教化通信、青年文化、艺文志、新潮。
黑龙江出版的有8种：
呼海铁路月刊、多伦县公署日报、中东半月刊、民众半月刊、双城县县政月刊、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月刊、北满经济月刊、阿城县月刊。
辽宁省图书馆还藏有227种伪满期间在辽宁出版的日文期刊，种类则比较齐全，诸如《支那研究》、《支那矿业时报》、《关东洲之水产》、《女性满洲》、《晓钟》、《满洲公论》、《东亚商工经济》、《满洲史学》、《收书月报》等，从各个领域充分进行文化占领，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时期进行奴化教育最直接和最有力的证据。
另外，我在民间见到的伪满期刊还有39种：
大陆、满蒙、新天地、满洲公教月刊、白光、奉天晶画报、文艺画报、学生画报、凤凰、淑女之友、地平线、技术进步、商中月刊、余霞、雄风、漪澜、桦光、萃文季刊、　　　　满洲映画、电影画报、满洲文艺、诗季、爱路、健康满洲、电波、满洲国语、满洲学童、满洲新文化月报、复县教育、衍水、泉阳萃刊、斯民、星火、行行、文学人、评论人、诗歌人、兴亚、青少年指导者。
伪满时期出版的期刊不会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122种这个数，实际上可能还要多，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变迁，要将当年的期刊搜罗齐全，着实很难。但就是这些，我们也能大概了解那个时期期刊发展的基本面貌。
由于当年日伪当局采用了调整、合并、关闭等多种手段强化对东北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使一度比较繁兴的期刊事业备受打击。以辽宁期刊界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后，期刊的种类迅束由122种减少至71种，但此时的日文期刊却增至135种。被保留下来的期刊刊中，一些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传声筒，一些原本具有抗日倾向的刊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内容上也做了“虎穴栖身”的调整。东北其他地区的期刊也是这样，从种类到内容，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如同那个殖民统治时代的社会氛围，压抑、黯淡。这一时期东北沦陷区的期刊从内容上大约可分成这样几大类：文学艺术类、新闻时政类、财经管理类、文化教育类、科普健康类、大中学报类。其中办刊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是文学艺术类。
强权和暴力虽能得逞一时，但不能束缚人们的心灵。文学艺术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即使是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时期，中国东北地区依然有自己的心灵史，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有其别样的文学艺术实践经验和文学艺术生产机制，形成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通过期刊体现出来的。
对这段历史中产生的文学艺术类期刊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填补中国现代期刊史研究中的一个缺失，而且可以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东北期刊发展历史，探讨强权挤压下期刊生存的变异性和扭曲性，解释文化侵略背景下的文学艺术期刊独立存在等问题。
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艺术类期刊，从办刊的背景和宗旨上划分主要有两大类，即“民间纯文学同人杂志”和“准官方的文化综合性杂志”。这两种杂志集中了当时东北文坛的主要作家及大部分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主要是它们构筑了当时的东北文坛。
二

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杂志”是指公开发行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如民间文学社团等创办的杂志等，而不包括那些仅用于本校发行或学校间交换的校园刊物，如《余霞》、《雄风》、《漪澜》、《桦光》及小范围传阅的油印文学杂志《星火》、《行行》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坛由于战事开始步入萧条时期，一两年后，在原来新文学基础较好的南部地区的报刊开始复苏，并渐渐出现了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小社团。后来部分文学小社团逐步发展衍变成各种“刊行会”，创办了各种同人杂志，如长春“艺文志”事务所的《艺文志》，沈阳“文选刊行会”的《文选》，沈阳“作风刊行会”的《作风》，长春益智书店“学艺刊行会”的《学艺》，“诗季社”的《诗季》，“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的《满洲文艺》等。这些“纯文艺同人杂志”，记录了当时东北新文学的发展轨迹，激活了当时的东北文坛。其中以《艺文志》《文选》和《诗季》最具代表性。
不失文学精神的《艺文志》
《艺文志》于1939年6月在长春(当时称为新京)创刊。此刊缘起于1937年的《明明》杂志。古丁、小松等人，在“月刊满洲社”社长日本人城岛舟礼的资助下，于1937年3月创办了中文综合性杂志《明明》，并从第6期(1937年8月)开始，改成纯文艺杂志。围绕此刊的作者形成了以古丁为核心的同人作家群。《明明》刊行18期，于1938年9月因经济原因停刊。古丁及其同人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并创办了纯文学杂志《艺文志》。
《艺文志》为半年刊，刊出3期后于1940年6月休刊。三年之后，1943年11月又作为“满洲文艺家协会”中文机关杂志在长春复刊，改为月刊，刊行12期后于1944年10月终刊，共刊行15期。《艺文志》的编辑人为赵孟原(小松)，发行人是宫川靖五郎，发行所标明为“艺文志事务会”(复刊时改为“艺文书房”)。
《艺文志》创刊号上，作为代发刊辞的《艺文志序》表明了其办刊宗旨：“是望国内识者，以其大戟长枪之笔，来拓展这块荒芜的文苑。则艺文可兴，民风可敦，国光可彰也。”这是向伪政府谄媚之辞，至少是顺其意而行之。但初刊时的三期杂志主要以文学创作为主，其他则是文艺评论和学术文章，迎合伪政府的文字却很少。1943年11月复刊的《艺文志》情形就大不一样。在复刊号上，伪弘报处长士川敏写的《发刊祝词》直接阐明了复刊后《艺文志》的办刊宗旨就是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目的是让文学艺术家“协力圣战”并“创造新东亚艺文”。于是复刊的《艺文志》多次组织服务战争特辑，为侵略者大唱颂歌，还刊发了一些借文学之名而写的附逆作品，如疑迟的《凯歌》三部曲和古丁的《下乡》等“时局小说”。然而《艺文志》同时还葆有一份文学精神，刊发了许多比较有文学性的能代表当时东北新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是浪漫、幽思之作，远离伪满洲国当时生活场景，在选题、文体和写作手法上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留下了东北地区文学发展的足迹。
反映现实的《文选》
1939年秋，陈因、王秋萤在沈阳组成“文选刊行会”，1939年12月创办了《文选》杂志，1940年8月终刊。杂志社位于奉天市沈阳区一心街4段67号。王秋萤任编辑人，佟子松负责发行，沈阳文潮书局刊行。《文选》杂志创刊的全部资金，是由陈因卖掉自己的祖遗房产支付的。他们为了杂志的出刊，取得沈阳警察厅特务科的审查许可，不惜低首向负责审查的人员请酒联欢。而这位《文选》的创办者、资助者陈因，却因贫病交加，于东北光复之前去世。
《文选》为300多页的大型纯文学期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无明显政治色彩。其中辟有小说、戏剧、诗歌、文学评论、译文等栏目。该刊编者自称是同人期刊，但也不拒绝读者投稿。《文选》第一辑中有编者王秋萤撰写的《刊行缘起》，其中阐明办刊的“态度与目标”称：
一、我们承认现阶段的文学已经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者的牢骚泄愤了。现在的文学是教养群众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能逃避客观现实，遮蔽了客观的真理，要在真正的实践中，创造有生命的作品。
二、社会上的一切都有历史的发展，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并且人类所创造的无论哪一种文学，都是与过去有着相当的联系，后一时代的文学常常是前一时代文学的合法的发展。所以想丰富现代文学，也应该接受过去文学的遗产。一部文学史决不是失败的记录，更不是无机的积堆，都是客观现实反映在文学上的过程，不过因时代阶级的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对文学遗产的摄取不是完全搬过来，而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接受。
三、我们愿意借《文选》的出版，能吸收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当作产生新作家的园地，把个人的力量归结在一处。
《文选》针对当时“躺在玫瑰花坛上唱着催眠软歌”的闲情逸致文学和“狂放的恣睢者”的“艺文志”同人提出的反对“为文艺而文艺”与“把文艺作为个人牢骚泄忿工具”，主张文艺应是“认识现实的工具”、“教养群众的利器”。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文选》刊出小说20部，剧本3部，还有若干诗歌、散文、杂文、文评、文艺杂记及翻译作品。这些作品执著于现实，成熟的作者居多，质量较高，确实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伪满洲国的部分现实。
“文选刊行会”还编有“文选丛编”，出版了《文最》《文颖》，容量不到《文选》的一半，计划中的第三期《文萃》未能出版，再无后续。
推动诗坛繁兴的《诗季》
1940年末，山丁和戈禾等组成了“诗季社”，本着“诗是文艺的灵魂”的观念，欲“恢复诗在文艺领域里的王位”，于是在长春创办了《诗季》杂志，先后出两辑，由益智书店出版发行。第一辑春季号，以抒情小诗为主，注重语言和意境，技巧诗居多。第二辑秋季号，是长诗专号，刊出的诗作大部分是数百行的长诗。《诗季》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东北没有专门诗刊的局面，而且还使当时冷寂的诗坛逐渐繁兴起来，尤其是它的秋季号，强有力地推动了长诗在东北的发展。《诗季》本来计划下一卷出版“新诗十年”专号，“既可以清算过去，同时也可以对未来展开诗人们的华梦”。但这个计划却没能实现。同年，“诗季社”还出版了山丁的诗集《季季草》。
为文学播种的《作风》
《作风》是在《文选》之后，于1940年10月30日在沈阳创刊的，由“作风刊行会”出版。社址位于奉天大和区一经路七纬路3号。著作人金田兵，发行人是杨维兴，编辑人张白虹。《作风》为纯文学期刊，以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为主。创刊号载有署名“夷夫”的文章《〈作风〉诞生的意义》，其中说：“现在的满洲文学却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既没接受多少先人遗产，又没收获大量的粮食。然而我们不愿在未来的文学记录史上把这一页造成空白。在这里和别的文化工作人一致，想在这块土地上播下一粒种子，以期它的繁盛。同时许多青年有为的作家，虽有锐利的工具却往往感到无用武之地，于是本刊的诞生，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另一篇题为《作风开世的姿态》的小文则说：
现在的文坛正是在等待着黎明的前夜，我们即不甘于漠视沉浸在前夜中的朦胧的现况，就想在文坛的前面燃起辉煌的火把，好使它迅速地走进那熹微的黎明，这样才刊发了我们的《作风》。我们不曾耽于未来的远景，而忽略了现实的工作，知道着一个文笔人对于历史全面的责任，不仅是浮雕其大时代背景与生活关系，同时也客观地传达着人类共通的信念，他不仅透视着黑暗，也应当穿越了光明的彼岸。我们认为与其在温室中喊着“我们的一团是天才”而扯住历史的尾巴在倒退，毋宁写出一篇有生命的创作。我们认为与其提倡着文艺呀！文艺呀，而把文艺送进象牙的宫殿，做了公子千金们的玩物，毋宁使文艺泛滥到十字街头，成为各阶层中急湍的洪流。对于读者我们控诉了一致的意识，也声述了《作风》问世的姿态，但是这里我们不只要求着读者的理解，同时也期待着文学的同路人对于我们的认识。
由此可见，《作风》推进文学事业发展的动机明显，政治倾向比较隐蔽。
以刊发小说为主的《满洲文艺》与《新潮》
《满洲文艺》1942年创刊于长春，该刊以小说为主，兼顾散文、剧作和诗歌等。曾刊发过梅娘的中篇小说《一只蚌》、山丁的小说《熊》、戈禾的小说《杏花村》、舒柯(王秋萤)的小说《觅》、励行建的小说《地狱层》、李乔的剧本《夜航》等。
《新潮》于1943年3月在长春创刊，1945年2月终刊。曾刊出山丁的中篇小说《丰年》、安犀的长篇小说《山城》、爵青的中篇小说《遗书》等。该刊还连续刊载了德国阿纳特博士所著的长篇探险实话《满蒙四十年探秘》(李雅森译)，这篇小说对当时在东北特有的文体
——“山林探险博物型谜话”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

东北沦陷时期，和“民间纯文学同人杂志”同时存在的是“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相比“民间纯文学同人杂志”数量少，刊行时间短，容纳作品数量有限的劣势，“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则自然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当时东北的“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自1934年起逐渐创刊，主要有东方印书馆的《凤凰》、“淑女之友社”的《淑女之友》、“满洲新文化月报社”的《满洲新文化月报》、“兴满文化月报社”的《兴满文化月报》等。这其中《凤凰》对东北文坛的贡献较大，刊载了有较高水准的文学作品。《满洲新文化月报》和《兴满文化月报》虽刊行时间较长，刊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质量一般。1937年以后，文化类杂志又添新刊：“月刊满洲社”的《明明》、“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的《新满洲》、“满洲杂志社”的《满洲映画》和《麒麟》、“满洲经济社”的《新潮》、“满洲青少年文化社”的《青年文化》、“日苏通信社”的《兴亚》等。这些文化类杂志，办刊成熟，持续时间较长，成为东北新文学发表的重要园地，其中以《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三种最具代表性。
王光烈与《新满洲》
《新满洲》是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大型文化综合杂志。1939年1月在长春创刊，月刊，终刊于1945年4月，历时7年，共刊出74期。该刊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主办，创刊时编辑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编纂室主笔王光烈。
王光烈(1881—1953)，字晋阳，号希哲，沈阳人，与游国臣、荣孟枚并称“关东三才子”。王光烈是东北书法篆刻名家，他和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大师都有唱酬，互换字画。王光烈不但以诗文见长，且精于篆刻，擅长各种书体，如大篆、小篆、钟鼎、彝器、古泉，碑版，无不精通，对各种印石也颇有研究。民国年间，曾任沈阳“金石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东三省公报》社长。九一八事变后，迁居长春，1933年3月1日，日伪在《大东报》的基础上经过扩充，于长春创刊了伪满洲国机关报《大同报》，王光烈任首任社长，日本关东军嘱托都甲文雄任副社长。王光烈在伪满美术“国展”中，曾多次担任第4部(书法篆刻部分)审查委员，其作品在历届伪满美术“国展”中均入选或获奖。其平生著述甚丰，著有《篆刻百举》、《篆刻漫谈》、《印学今义》、《古泉文集联》、《希哲庐藏印》、《希哲庐印谱》、《夫椒山民印存》等。此外，他还将平生收藏的名人书画付梓印行，书名《时贤书画集》。王光烈以其自身的艺术成就，对东北书画艺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他先后于长春出任伪满最重要的两种报刊《大同报》和《新满洲》的社长和编辑人，尤其是他担任社长的《大同报》，极力为日本侵华充当急先锋。这种长期为日伪做事，其附逆行为成为王光烈人生中的最大污点，让人不免“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
王光烈从1942年《新满洲》第4卷11月号起不再担任编辑人，新的编辑人是季守仁(吴郎)，发行人是“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常务理事日本人驹越五贞。
《新满洲》从创刊时起就是豪华包装，25开本，彩色封面，目录套色印刷，150页。发行到第9本时，就增加到200页以上，此后不断升级。直至1944年，伪满洲国日渐败颓，许多报纸期刊纷纷停刊，纸张缺乏并严格控制，《新满洲》的装帧才开始走向简陋，乃至纸张坏到难以辨认文字的程度。
《新满洲》虽然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所刊文章中文学创作占很大比例，文学作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其间还编辑了多种“文学特辑”，如“阳春文艺读物”特辑、“满洲女性文艺作品”特辑、“新进作家创作”特辑、“在满日满鲜俄各系作家展”特辑、“满华文艺交欢”特辑等。《新满洲》杂志带给东北文坛独特的贡献是首次刊登有文体探索意味的山林实话·秘话·谜话，如《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吉林韩边外兴衰记》、《北地传说杂抄》等。
关于《新满洲》在期刊史与文学史上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先生有过中肯的评价：“在伪满洲国那个异态时空中，《新满洲》杂志既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又要维护杂志的尊严。杂志以文学为手段，在顺从‘规范’的同時却走向与之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抗争的同时运作下，杂志中的文学出現了独特的景观：妥协中催生的通俗文学，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妥协中催生的女性文学，提拱了新的文学经验。”这个评价是客观而精辟的。
“实话·秘话·谜话”盛行时代的《麒麟》
谈到这个时期的“准官方文化综合性杂志”，就不能不说《麒麟》。《麒麟》是一本通俗文学读物，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沈阳的古玩市场里还不时能见到这本旧杂志，听老辈人说，他们年轻时就经常读《麒麟》，那上面的故事写得很吸引人。《麒麟》杂志在东北沦陷时期发行量很大，也很有影响。当年《华文每日》所刊登的宋毅《满洲一年的出版界》一文中曾这样称赞《麒麟》：“普及之广，无以伦比，堪比上海之《万象》。有‘北有《麒麟》，南有《万象》’之称。”《万象》是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在上海创办的一本通俗文艺杂志，开始由陈蝶衣任编辑人，1943年6月由柯灵编辑。柯灵接手后的《万象》重点从商业性、趣味性的通俗文学转移到品位较高的纯文学轨道上来，将杂志编得五光十色，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游记、书评、戏剧、电影、美术、科学小品，应有尽有。又开辟了“书画插页”、“作家书简”、“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等许多栏目，融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新闻性于一炉，开卷有益，每期都有不少值得一读的文章，因而销路大增，来稿成捆，发行量很大。将《麒麟》与上海的《万象》相比美，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
《麒麟》杂志创刊于1941年6月，终刊于1945年3月，历时5年，共刊出46期。该刊为月刊，32开本，每期大约6个印张，有时也增加或减少印张。前5期由赵孟原(小松)任编辑人，第6期改为刘玉璋(疑迟)，发行人先后是顾承运、唐则尧、黄曼秋。发行所为“满洲杂志社”。《麒麟》杂志不设具体栏目名称，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通俗文学、纪实故事、日常生活指导等。杂志拥有广泛的写作队伍，有东北本土的通俗作家赵恂九、儒丐、李北川、李冉等；著名的新文学作者古丁、爵青、小松、吴瑛、吴郎等，以及翠羽、匡庐、四郎、刘汉等；还有华北地区的通俗作家刘云若、赵焕亭、白羽、陈慎言、耿小的、亚岚、杨六郎、徐春羽等；以及华北新文学作家谢人堡、苏捷、高炳华、陈逸飞、周作人等。女性作者群是《麒麟》杂志的一个亮点，杂志曾专门为女性作者编辑三个特辑。当时东北的著名女性作者吴瑛、梅娘、杨絮、左蒂、璇玲、澜光、银燕、乞女、鄂岚、乙梅、北黛、羽倩、柳忆、白萍、佩珠、冬屹、萧黛等都为其撰稿。
《麒麟》创刊号上的《发刊辞》说创办该刊是为“安慰民众”及“含养国民情操”，目的是使读者“得到安慰”，“情操向上”，“被别人景仰”。如何达到这个办刊宗旨呢？《编后记》中明确表示：“将用最通俗的文字，含容最丰富的趣味”。在这种办刊思想的指导下，《麒麟》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材、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作品，以吸引更广大的读者。
此前东北还没有像《麒麟》这样一本专门刊载通俗文艺的期刊，《麒麟》的问世，无疑使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同时也培养和发现了一大批通俗文学作家，言情高手、侦探专家、武侠怪杰、幽默大师等汇聚于此，他们演绎出种种离奇古怪、哀艳伤情、民间秘闻等故事。其中的“实话·秘话·谜话”这个栏目最有特色，可读性强，读者众多。它是以实有之事为底本，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描绘，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秘性，同现在一些通俗流行报刊上刊发的纪实文学、特别报告等半新闻半文学的写作形式相似。刘晓丽先生刊发在《博览群书》上的《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一文曾将其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案件聚焦型实话——
这类“实话”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象，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如《平定桥惨案》(1942年第2期)、《梨花浴血记》(1941年第1期)、《上海杀人事件》(1943年第3期)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斯琪的《平定桥惨案》，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刑事案件为底本，由倒叙的方式结构故事，展开叙述。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结尾也很独特，用《黑龙江民报》中的一段新闻结束：“平定桥边弃尸案尾声——出力警官受表彰：‘本市平定桥边焦尸案，由市警务处之总动员检查，在该案之发生二十六小时内，竟为破案，其搜查之迅速，行动之敏捷，殊为一般人所赞许，现真相大白……’”作品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反将叙事重点放到侦破者一方，赞叹侦破者的迅速和敏捷。作品注意叙事策略，是同类型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若怯的《梨花浴血记》，以黑龙江乾安县唱字井村一个凶杀案为事件原型，采用的叙事策略是言情加武侠，作品的题目“梨花”＋“浴血”，使这个故事一下就有了“鸳鸯蝴蝶”＋“武侠传奇”的意味。作品虽写得有情色，有惊险，但难免对通俗小说惯常技法的明显模仿，格调也显得低俗。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八卦名人”型秘话——
这类“秘话”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秘话主要卖点是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及名人等对象类型。如《女匪驼龙》(1941年第1期)、《宋美龄艳史》(1942年第2期)、《杨宇霆之死》(1943年第3期)等属于这种类型。
田菱的《女匪驼龙》取材出生于辽阳的马戏艺女张淑贞被卖入妓院，后又被迫当上土匪的原型故事。作品写得比较有特色，叙述过程不但令人感到惊险紧张，并且还能从叙述中透视当时社会的现实。
服务“时局”型实话或秘话——
这类作品写作起来相对会自由一些，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隐蔽的想法浸入其中。如《虎门风云》(1942年第2期)、《蒋介石与蓝衣社》(1942年第2期)、《夏威夷海战记》(1942年第2期)等是属于服务“时局”型的作品。
林华的《虎门风云》用传奇的形式写出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小说塑造了林则徐、林维喜等生动的人物形象。笔法纯熟，叙述富有节奏感。伪满洲国推崇的“英雄”有乃木大将、希特勒、汪精卫等。他们也将林则徐视为英雄，则是另有其意，这是因为林则徐反抗英国的行为和当时“抗击英美”的“国策”相一致，所以得到伪满洲国统治者的认同。可见英雄人物有时也可正反两方面利用。
探险博物型谜话——
以东北独有的变幻莫测的密林环境和生长其间的动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于一体。此类文体首见于《新满洲》杂志，比较有名的是睨空执笔的谜话山林读物《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和《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麒麟》所刊发的这类文章如耿介的《长白山野人记》(1943年第3期)和睨空《九盘山的二毒》(1944年第4期)等，都很有读者。
作为通俗文学的一个种类——实话·秘话·谜话，其文学性虽然不高，创作也多是模式化，但它有很强的可读性，在那个时代颇受读者喜欢。1944年，“满洲杂志社”还出版了“实话·秘话·香艳小说”选集《英宫外史》，收入《麒麟》所刊发过的《杨宇霆之死》、《女匪驼龙》、《南欧风的街》、《英宫外史》、《吴素秋》、《虎门云烟》、《宋美龄艳史》、《锦紫兰》共8篇作品。《麒麟》在1944年第3期上曾为此书刊发广告说：“香艳，战栗，秘密，魅人，浪漫，较诸中国之张资平，日本之菊池宽作品，尤胜一筹。爱好大众小说者，不可不人手一册。”从这广告介绍中就可以知道此类作品的内容。
实话·秘话·谜话作为沦陷期的东北通俗文学曾经有过且大量流行的一种文体，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们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有写作者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但是这种迎合和妥协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另外一种消遣人生的无奈之路。这种文体虽然以凶杀、暴力、色情、隐私、神秘等主题元素为主，无补于国恨家仇，但却能部分地满足了东北沦陷区普通市民的新奇、热闹、探秘、窥私等娱乐心理，在那国破家亡的黑暗日子里，在那个新闻管制出版物匮乏的社会中，这种作品多少也能给他们平庸、晦暗、无望的生活里增添了一丝娱乐和打发日子的消遣。
注重发现新人的《青年文化》
《青年文化》是伪满洲国后期刊登新文学作品的重要的综合性文化杂志。当时东北文坛自《艺文志》、《文选》、《作风》、《满洲文艺》、《诗季》等新文学刊物中途停刊后，只有刊登通俗文艺的《麒麟》杂志比较兴盛，《新满洲》此时也已经转向大众通俗杂志，刚刚创办的《新潮》杂志文艺作品所占比例比较小，也以大众通俗文学为主。正值东北新文学文坛一片荒寂之际，《青年文化》创刊并刊登了大量的质量上乘的新文学作品，如长短篇小说、戏剧、长诗、杂文等，不仅为东北新文学提供了发表园地，而且这种注重发现新人的做法还促进了东北新文学的发展。
《青年文化》缘起于1935年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本是“协和会”在“奉天省”的机关刊物，但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新青年》停刊后，由长春的“满洲帝国协和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文化部”接管，创办《青少年指导者》杂志，王天穆、赵仁昌等人任编辑，这也是一本政论和文艺作品并存的综合性杂志，但此时的文艺作品已经大量减少，1942年7月停刊。《青少年指导者》同人借“协和会”改组之机，创办了“满洲青少年文化社”，刊行《青年文化》杂志。
《青年文化》于1943年8月在长春创刊，月刊，16开本，1945年1月终刊。编辑人先后是张凤墀、李寿顺。发行所为“满洲青少年文化社”、“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青年文化》内容具有“时局”性、文艺性、趣味性、信息性，以小说题材开掘广泛为其特点。《青年文化》给东北文坛的另一个贡献是刊出了成熟的百行以上的叙事长诗，如山丁的《拓荒者》，蓝苓的《科尔沁草原的牧者》、《在静静的榆林里》等。除此之外，杂志还集中介绍了白俄作家拜阔夫的作品以及在华北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
东北沦陷期惟一电影期刊《满洲映画》
《满洲映画》于1937年12月在长春创刊，这本期刊与《麒麟》同为“满洲杂志社”出版发行。它是和“满洲电影”一起诞生的，主要以刊登电影脚本、影评、明星生活及剧照等为主。编辑人先后为饭田秀世、藤泽忠雄、山下明、赵孟原、刘玉璋。1941年6月，《满洲映画》改刊名为《电影画报》，当年第7期即以《电影画报》之名出版。该杂志当年曾被称为“东亚惟一大型电影读物”、“国内五大杂志”之一。

我是夏雯静

四

除了文学艺术类期刊，伪满时期的其他期刊则乏善可陈。除了个别自然科学及科普类以外，其他期刊则完全沦为日伪统治的工具，其办刊质量也十分低下。
(一)新闻时政类
伪满统治时期，因为实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东北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期刊很少，在“莫谈国事”的黑暗残酷环境里，哪里还有什么真实客观的新闻存在。《新天地》、《新满洲》、《大同文化》多少涉及到一些新闻，但也多是为日寇侵略中国服务，或是“御用”性质的帮腔。如大连满洲文化协会主办的《大同文化》虽然也刊登新闻，但却明确提出以使民众“彻底认识满洲新国家之真谛”，“务使民族确实了解王道之精神”为宗旨，是一本地地道道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效力的期刊。
新闻少见，涉“政”的期刊倒是有一些，但这“政”不是“政治”，而是所谓的“政府”，即大大小小的各类“政府”公报。如在长春出版的《政府公报》，从1934年3月出版，到1945年7月终刊，容量很大，十多年时间，每月按时出版，全部合订起来，有74560多页。在大连出版的《调查时报》，从1920年4月创刊，到1944年2月终刊，出版了25年，合订起来有56000多页。
在这一类期刊中，有一本内务局的机关刊《内务资料》，或可说是“时政”类的期刊。该期刊在约稿启事中说：“关于民众有关联之论著或其他各种之具体研究，关于诸般民政之调查材料皆可。”所登的文章多为民政方面的内容。如《街村指导监督方针要领》、《国家与街村》等。在这本期刊里每期还都刊登内务局的训令：“为政要旨，既诚则明；贵乎忠诚，其道用宏；业精于勤，躬行实践；勤则有功，百政繁兴；廉洁自持，敦品作则；砺身之要，庶民法效；人和为贵，精神互助；大度为尊，一德一心。”看来，“训令”的落脚点还在于所谓的“日满亲善”、“一德一心”。
(二)文化教育类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化教育类期刊，几乎完全掌握在日本人和伪满统治者手中，因为他们深知文化占领与奴化教育对其统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类期刊，大都是奴性文化声音和教育观点。这从以下几种期刊里可见一斑。
《东北文化》——1931年由日本人在大连的“中日文化协会”创办。其主办单位“中日文化协会”打着“文化进步”、“亲善”的旗号，以《东北文化》为舆论工具，大搞文化侵略。该刊的主要栏目有“卷头语”、“中外时事”、“时事评论”、“新知识”、“文苑”、“小说”、“日语讲义”等。
《大同文化》——“大连满洲文化协会”于1935年在大连创刊。该刊明确提出以使民众“彻底认识满洲新国家之真谛”，“务使民族确实了解王道之精神”为宗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呐喊效力的期刊。所刊文章如《满洲建国四周纪念日各部大臣之感想》、《满洲帝国之概要》、《祀孔考》、《中国桥之历史与构造法》、《谈谈兰花小史》、《书画同源》、《丧礼问题》、《论〈水浒〉》、《中国妇女脚的解放问题》等。其中也谈中国文化，但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化奴役与文化占领而展开的。
《同轨》——1934年2月1日由伪满洲国奉天铁路总局总务处在沈阳创刊。编辑人松山信辅，发行人向野元生，均为日本人。该刊发刊词称：“铁道不仅传播文化，亦所以创造文化也，满洲以文化立国，则国有铁道使命之非小可知。我铁道同人，深鉴于此，觉忠诚从事实务之外，尤切望有一集思广益之机关，本志乃即应此机运而生。”创刊号内容大都是铁道建设方面的常识及铁路总局与各地方局关系的文章，还有铁路沿线的古迹等。该刊在征稿启事中说：“不谈政治，趋重德行，不及讥评，须加句点。凡关于业务研究，经济事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文艺作品等投稿一律欢迎。”这里所说的“不谈政治”显然是一种遮掩。因为创刊号中明确指出，该刊的纲领在于“德性之磨励，业务之研究，铁道知识之向上，上下意志之疏通，合作精神之振起”。可见该刊要着力宣传的仍在于日本侵略者所需要的“德性”、“意志”、“精神”等。
《新青年》——1935年10月20日由“新青年旬刊社”在沈阳创刊。编辑人为陈健男，发行人为申杰。社址在奉天市商埠地三经路伪满洲国协和会奉天省事务局内。创刊号上有伪奉天市长王庆璋的题词：“如气之春。”另有简短的《发刊词》，全文是：“一、表现民族协和真精神。二、统一青年之思想。三、探讨学术及发扬文化。四、克制外来思想、不良刊物。五、复兴满洲文艺并挽救出版界之没落。”虽然该刊与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同名，但内容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创刊号上发表的头题文章《民族协和之真精神》代表了该刊甘当汉奸的政治倾向，也体现了该刊的宗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溥仪傀儡政权唱赞歌：“究竟民族协和的真精神何在呢？……例如亚洲诸国，有的非常进步，可以媲美欧美如日本，有的非常落后甚至在过着游牧生活如蒙古，如果亚洲各民族间能够彻底合作，为种种杂多民族的文化开一统一融和之途，很快的，亚洲全体文化的水平便会高涨起来，同时内容也能特别充实……举实例来说，自从日满两民族协和以来，仅仅在这三年中，满洲经济上的进步比较前二十年所走的还快，铁路及轻重两大工业都在突飞猛进，满洲民族所受的实益真是笔不胜书，民族协和的功效已经在实际上与我们以证明了。”由此可见出，这是一本典型的汉奸杂志。在1936年“新年特大号”上发表的署名“编者”的头题文章《我们的意义》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编者的汉奸嘴脸，他们不仅为日本侵略东北大唱赞歌，还为其侵略全中国的罪行进行肉麻的吹捧。
《旅行情报》——这是日本人于1943年1月在沈阳创办的一本中文旅游半月刊。编辑人为日本人户泽辰雄和中国人张白虹，发行人为林重生。该刊名义上是一本旅行指南，也曾介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等内容，但其大量篇幅却是日本军国主义到处侵略的战况及其武力的炫耀。如在1943年2月15日出版的一期里，就有题为《大东亚海上战昨年日军的战果》一文，详细地记载了1942年日军的所谓“战功”。文章开篇说：“昨年元旦，距大东亚战争开始期，仅二十有四日，日军已占领马来之新高拉、巴他尼、哥他巴尔、关丹，美属之关岛、广东之九龙、香港，并上陆吕宋、民诺大，英领婆罗洲等处，获得赫赫之空前战果。兹则又逢新岁，日军之威势，更十倍于前。”该刊还详细地记录了日军所到之地的各种资源及风土民俗方面的情况。与其说是“旅行情报”，不如说是“战行情报”。
《奉天教育》——1933年3月1日由奉天教育厅和奉天教育会联合创办。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的韦焕章在创刊号发刊词中称：“奉天教育厅成立之翌年，主管编审人员会同省教育会诸执事合办教育月刊，其意盖欲汇本省文教政令于一编，冶东西学术于一炉，以期集思广益，同策进行。”该刊宗旨显然是为日本侵略者的王道政治服务，提倡的教育也大多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奴化教育。主要栏目有“论著”、“研究”、“讲演”、“附录”、“汇报”、“杂俎”、“命令”等。该刊在创刊号上曾为《儿童乐观》杂志刊发广告，其广告词也一派奴化教育气息：“《儿童乐观》系月刊杂志，内容有趣，王道国民务必一读……”一则小小广告也要称呼“王道国民”，可见该刊政治取向的鲜明与堕落。其他如《满洲国语》、《文教月报》、《建国教育》、《满洲学童》等，也都是这类内容。这时期的文教类期刊几乎都沦落为汉奸杂志，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和中国文教类期刊史上最黑暗和最为痛心的一页。
(三)科普健康
这类杂志相对来说还没有完全被政治污染，不管是中国人办的，还是日本人办的，都还有科学精神。这类杂志比较有影响的是《农业进步》、《东方医学杂志》、《东方齿科》等，其他如《兴农》、《健康满洲》、《电波》等则影响不大。
《农业进步》——这是伪满时期很有影响的农业科普期刊。该杂志在旅顺出版，专门刊发农副业科技知识。《农业进步》每期都有一篇《编余话》，如第三卷第五号的《编余话》说的：“农业家的使命最大，故头脑必须活动，因为我们是供给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可是都市人在吃穿住用以外，耳朵还要听，眼睛还要看，故我们也要随机应变，按其所需，供其所求。”该刊内容紧跟农时，考虑农民需要，如“农民生财之道”栏目里刊登了如何选种、施肥，怎样保管粮食等文章，还有如何养牛、养猪、养鸡、养兔等知识。在“园艺”栏目里，有培育各种水果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另外还有“农事问答”栏目，专门回答农民提出的各种难题。
(四)财经管理类
这类期刊多是统计汇报、月报之类，如《奉天市政统计汇刊》、《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刊》、《商工月刊》、《内外经济情报》、《北满经济月刊》、《奉天市统计月报》、《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月刊》、《奉天商工公会统计月报》、《内外经济情报》、《统计时报》等。这类期刊虽然多是统计数字，或是经济情报汇编，缺少期刊的内在含量，但却保留下了丰富的经济史料。这些统计类期刊在当时大都属于“保密”之列，出版时即印有“秘密”字样。尤其是其中所披露的经济数字，对于研究当时的东北经济状况，对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掠夺，认知日本侵华的罪恶本质及对东北经济的破坏等，都具有直接的史料价值。
(五)大中校刊类
伪满时期校园文学比较兴盛，曾在朋友处看到何霭人编辑的女学生文艺作品集《窗前草》再版了三次，可见当时人对校园文学的喜欢程度。
《兴仁季刊》——由奉天省立奉天女子师范校友会编辑出版，大约创刊于1934年，在位于奉天大东门里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商场销售。虽然伪满洲国当局及校方企图使这类校刊成为奴化教育的工具，但是，主要由在校学生编辑、供稿的学生文学刊物，却淡化政治，多以风花雪月为主，少有当局要求的内容。这本期刊设有“妇女问题”、“教育”、“研究与批评”、“翻译”、“小说”、“诗词”、“课艺”、“杂俎”等栏目。因为是女校女学生办的期刊，因此该刊特别关注妇女问题。如第2期的“妇女问题”栏目中发表了16篇文章，其中15篇文章都是在校女生用白话文、新标点写成的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其内容也比较广泛，如《妇女与职业问题》、《妇女解放与生产力》、《女子教育的目的》、《女子教育与社会的联系》、《男女平权漫谈》、《女子欲免去男人轻视的要素》、《谈谈女作家》、《谈谈妇女的装饰》等。第2期尾页有当年(1934)毕业生名录，从中可知该校毕业生年龄均在19至21岁之间。
《萃文季刊》——是所谓“新京”长春萃文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的校刊，每年两期，春学期和秋学期各一期。内有“小品”、“小说”、“诗歌”、“杂记”、“小友园地”等栏目。
《商中月刊》——安东商科高级中学校校刊，内容以科技为主，兼有文艺内容。
《昌图二中月刊》——由辽宁省昌图县第二中学编印，创刊于1934年初。该刊设有论文、文艺、诗歌、小说、记事、科学、游艺等栏目。校刊《例言》里写道：“本刊以发展思想、练达文艺、交换知识为宗旨，取材以宣扬王道、研究学理为范围。”这种内容定位充分反映出校方施行奴化教育的意图。然而由于该刊的主要稿件来源于本校学生，学生的习作少见有“宣扬王道”或研究学理的，倒是许多文学作品里体现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喜爱。如初一年级学生刘凤起的一首诗歌写道：“红日迟迟笼绛纱，林中阵阵送啼鸦。清晨睡起无他事，指点儿童扫柳花。”诗中的后两句虽有模仿宋人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中的“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之嫌，但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对古典诗歌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是很不错的。
《昌图县立八面城初级中学校月刊》——我们现在仅能见到1935年第2卷第5期。从这一期的《例言》中可知该刊是“以发展思想，练达文艺，交换知识为宗旨”的。
《泉阳萃刊》——奉天省立奉天第二工科高级中学校主办。有“摄影”、“学术”、“艺文”、“校闻”等栏目。从现存1936年上学期第2号中，我们可以读到当年工科学生的文学创作。如化高二年级赵作璞同学的《昭陵即景四首》其四：
折得红叶插鬓归，几处农家傍翠微。
高歌一曲斜阳晚，数点归鸦乱落晖。
小诗写得颇见情趣。再有印职三年级常汝绰同学的散文《万泉河春光的见闻》，曾这样描写春天的万泉河畔：
有几行弱不胜风的绿柳，夹杂着几株笑而不言的桃花，静默默的临着水碧波的河岸上。又兼天气清和，河里小鱼儿伸头喋水，在新萍孔里欢欢喜喜的领略大自然之美。在假山茅亭东边，有几个天真烂漫的男女学生，拿着纸笔写生，有时远眺，不时近观，此唱彼和，懒洋洋的沉醉在东风里。好像把男女的界限忘了，真令人起敬。我想在穷山僻壤，风气不开，一般村姑牧子们总是梦不见这种境地了。更有知趣的小鸟儿，在绿柳枝上，鼓翅振翼似飞不飞的，两两三三对叫。
对万泉河边景色的描写可谓入微入情。
《衍水》——奉天省立辽阳第二国民高等学校主办，1938年创刊。这是一本年刊，每年出一期。在创刊号上，有校长崔明飏写的《衍水发刊辞》说：
自司马迁《史记》载燕丹匿衍水之文，衍水之名始见于辽东；自顾祖禹《方舆纪要》谓太子河以燕丹得名，辽阳始以衍水著称。吾校既取此为同窗会之名，又以之命吾校刊，岂矜焉以博古相炫之谓欤？抑亦别有微义存焉。
创刊号上有“校史”、“论著”、“讲坛”、“文苑”等栏目。其中“文苑”占了很大比重，竟有16个子栏目：“论说”、“感想文”、“见学日记”、“翻译”、“杂记”、“杂著”、“箴铭”、“颂赞”、“诗”、“词曲”、“俚歌”、“哀祭”、“酒令”、“笑林”、“小说”、“杂俎”，足见内容的丰富。创刊号中有教师和学生所写的各种文章，教师中如许铁铮、韩成溥、曹炳寰、张既露等的文章，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曹炳寰的《辽东三老与辽东三家》一文，细述不同版本的“辽东三老”之称，并对其诗文作了深入的论述。许铁铮的《辽梦斋丛考》，对诸多文史方面的学术问题作了详细考证，颇具功力。但在这本校刊中，也有歌颂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还有一些是用日文写成的，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情状。
五

东北沦陷时期，在日冠的野蛮践踏和血腥统治下，在几乎所有的期刊都已沦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舆论工具的时候，只有共产党人出版的期刊还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坚持抗日斗争的舆论阵地。这在中国期刊史上，是最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精彩之处。这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克服种种困难组织编印了多种期刊。这些期刊虽然印刷数量、出版期数不多，有些创刊、停刊时间还难以确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它特有的战斗性，向人民宣传革命思想，唤醒民族意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伪满政权的黑暗统治。这些充满战斗力的期刊，犹如寒夜沉雾里的星光，在东北地区的广大城乡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那是中国期刊界在最黑暗的天日里喊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是民族不屈不挠的最有力的象征。
中共满洲省委各级组织编印的期刊到底有多少种，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清楚。就有关史料分析，当时应有数十种之多，保留到今天的也有十余种，如《战斗》、《两条战线》、《列宁旗》、《前哨》、《新战线》、《统一》、《东北列宁青年》、《转变》、《战斗青年》等。今天，它们多数珍藏在图书馆里，少数则在民间藏家手中，是“红色收藏”的珍品，已极其珍贵。在这些期刊中，最重要的是满洲省委主办的《战斗》。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于同年12月从沈阳迁到哈尔滨。1932年9月20日，满洲省委的党内教育刊物《战斗》创刊。《战斗》的发刊词说：“《战斗》是省委具体地领导下级同志在政治上、理论上、工作方式方法上求得解决的刊物；《战斗》要把一切战略与战术以及实际工作的经验等等，能够供给同志们经常的去学习与阅读。”创刊号上刊登了乃道的《彻底转变我们领导工作的方式》、冬董的《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文章。《战斗》第2期、第3期在1932年的10月即已编好待印，但因印刷处遭到敌人的破坏，稿件也被日特搜去，致使《战斗》第2期拖期到1933年1月22日才出版。从1933年2月至1934年4月，《战斗》又出刊了第3期至第12期。每期刊物都配合省委的中心工作，发表抗日斗争和党内建设的文章。如第3期刊登了凡的《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攻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第5期刊登了襄群的《反日游击运动的形势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襄群的文章在分析了反日游击运动的形势后，特别指出：
目前满洲的党在反日游击运动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我们当前的第一等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的实现，绝不是关门主义，或者宗派主义所能成功的，更不是不顾一切的破坏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能坚定的执行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
针对抗日游击战的问题，第9期中还刊登了亮的《论东北目前反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作者指出：“满洲全党应当了解东北目前反日游击战争这一新阶段，使满洲党更加有可能顺利的领导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走向彻底胜利的道路。”从中可见当时满洲省委在执行中共中央对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是坚决而彻底的。
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战斗》在第12期后被迫停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派杨光华到中共满洲省委任书记，重新组成中共满洲省委常委。《战斗》也于1935年1月21日复刊，出版了总第13期。这期《编后的几句话》中说：
《战斗》复活了！在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月复活了！停刊半年多的《战斗》，正当反帝抗日的工农红军在几个战线上获得伟大胜利，争取几个苏区打成一片与四川首先胜利的今天，正当日本强盗积极吞并华北，华北处在万分危急的今天，正当日帝及其走狗疯狂进行“讨伐”与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开展的今天，我们的小小的《战斗》出版了。这就要使得《战斗》担负起更大的任务，真正来领导与推动满洲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战斗》第13期还发表短评《万分危机的华北——完全出卖和投降之下实行了通邮》，严厉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卖国行为。
《战斗》还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及时而又详细地报道了有关红军的消息，号召民众用红军“英勇的、光荣的、真实的胜利，撕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一切欺人的烟雾弹——欺骗造谣的武断宣传”。用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完全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开展一场民族战争来争取自由和解放。
1935年2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给满洲省委发来紧急电报，将中共满洲省委多数负责同志调去苏联莫斯科讨论满洲党的工作，只留一名常委坚守机关。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战斗》至第13期再未出版，实际上第13期则成了终刊号。
在《战斗》出版的同时，中共东满特委创办的《两条战线》也创刊了。
1933年，中共东满特委整编了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了红军32军东满游击队。为了对广大军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特委在游击队根据地小汪密营中创办了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两条战线》用汉文、朝鲜文两种文字出版。特委书记童长荣亲自主持该刊，还经常给这本刊物写稿。
《两条战线》共出版了16期，后因童长荣于1934年3月22日在与日寇战斗中牺牲而停刊。
1935年1月，中共南满省委机关刊《列宁旗》创刊。这是中共南满省委的机关刊，由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出版。1938年12月，中共南满省委又决定将东北抗联第一军和前中共东满特委的刊物《战旗》并入《列宁旗》。《列宁旗》于1939年停刊。
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在林口县三道通乡沟里四道河子东北抗联第五军营地成立，军长周保中任省委常委。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在周保中的倡议和支持下，创办了党刊《前哨》。《前哨》是1938年2月7日创刊的，32开本，月刊，每期发行200份。由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编印，姚新一任主编。
在《前哨》创刊号上，刊有《论东北民族反日游击运动》、《论抗日反“满”并提与不并提问题》、《论讨论战争的趋势和制止战争问题》等文章。该刊编委还以《尾声》为题刊文说：“因为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在于供给各部同志以各种理论与实际总是问题的研究材料，所以本刊每期都要刊载一些关于目前实际工作的和革命理论的文章。”
该刊共出版了多少期，何时停刊，现在不得而知。1939年2月，日伪重兵围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前哨》主编姚新一在转移文件和印刷品返回途中被敌军包围，英勇牺牲。大约此后《前哨》也随之停刊。
北满省委机关刊《统一》。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召开的第二次执委会上通过决议，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正式成立中共北满省委。同时决定撤销北满联合军总司令部，以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各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及其指挥部。省委常委李兆麟任总指挥。第三军指挥部成立后，即着手创办了北满省委机关刊《统一》。
《统一》第1期于1939年7月15日在通河县境内东北抗联第三路军营地出版。32开本，蜡纸油印，原定半月刊，由省委宣传部编辑，省委秘书处印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冯仲云(后兼任第三路军总政委)亲自主持《统一》的编辑工作。
在《统一》出版期间，曾刊发了多篇北满省委领导同志的文章，如第2期就有《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关于反日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与策略》。文中提出：“我们的中心口号就是：以动员民众，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响应国内抗战。”1940年4月9日出版的《统一》是“红五月专号”，内容扩大，增加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和诗歌。1940年6月13日出版的第7期《统一》，刊载了中共领袖们写的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有毛泽东的《当前时局最大的危机》，周恩来的《抗战两年》，朱德的《我们一定要胜利》、王稼祥的《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等。
在《统一》出版之前，北满地区还出版了《新战线》期刊，由北满联合军政治部编辑出版。于此同时，在东北城乡还有一些革命群团组织出版的期刊。如《东北列宁青年》，1933年8月在哈尔滨创刊，是共青团满洲省委的团内教育刊物。32开本，蜡纸油印，不定期，由团省委宣传部负责编辑。1935年4月终刊。共青团奉天特委于1932年在沈阳创办《转变》，一月两期，定期出版。共青团磐石中心县委机关还创办了《战斗青年》。
这些期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性与战斗性。另外，这些期刊虽多为定期，但由于形势的错综复杂，实际无法保证按时出版，经常是时断时续，有的甚至仅出一两期就停刊或改刊。印刷形式则多为油印或石印，极少数为铅印，个别的还有手书的。一般纸张粗糙，印刷简单，不易保存，尤其是其中秘密发行的刊物，印数不多，发行范围也很有限。
这些浸满了历史风烟的珍贵期刊，虽然印刷质量不高，发行量不大，但它们却最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反映了当时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以及党领导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客观状况，为我党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积极深远的作用。
六

对伪满期刊的研究，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首先是期刊史的研究原本就薄弱，而伪满期刊的研究几乎就是空白。其次是原始资料匮乏。那个时代的老期刊经过战乱和人为批判、抛弃、焚毁，如今已所剩无几，除了个别大的图书馆里和极少数民间收藏家手中，已很难见到。其三是对那一段期刊的出版和发展情况，鲜有资料介绍和评价，现在想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十分困难。然而这一段期刊史总不能弃之不问或是永远空缺，如今一些有识之士已介入到这一时期的期刊史研究，并付之行动。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省期刊协会在2008年3月出版了《辽宁老期刊图录》一书，其中收有在辽宁出版的伪满期刊25种，图文并茂，每一种期刊都有彩图封面和出版地、编辑者、主编及内容简介，这在东北老期刊的研究上可谓是一项拓荒之举。如今，线装书局又将有计划地影印出版《伪满洲国期刊汇编》，这对那一段期刊史的研究可谓意义不凡。
线装书局影印出版的《伪满洲国期刊汇编》计划收期刊近80种，伪满洲国期间出版的期刊主要都在这里了。这一个系列在“伪满洲国史料丛刊”中属纯期刊抑或狭义期刊的范畴，考虑到伪满洲国期刊中还有一部分伪政府公报和统计资料，这两类与其他期刊的内容差别很大，且相对独立，于是我们将这两类单列出来，另结集为《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163册)、《伪满洲国地方政府公报汇编》(48册)、《伪满洲国统计资料汇编》(36册)。这样做更符合史料编排习惯，也更方便读者阅读使用。所以在《伪满洲国期刊汇编》中则不包括公报和统计资料这两类，而是相对更纯粹的期刊了。
在《伪满洲国期刊汇编》的编辑出版顺序上，我们一是本着先中文，后日文的原则，先编辑出版当时的中文期刊，最后再编辑出版日文期刊。当年，在东北曾有几百种日文期刊，这些日文期刊宣扬日本侵略，进行文化奴役，其内容更为无所顾忌，更具侵略性与殖民统治性。如果能将这一类期刊影印出版，对于了解和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占领，则更具有史料与研究价值。二是先完整，后残损的原则，先编辑出版完整齐全的期刊，后编辑出版残损缺失的期刊，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期刊史料。
《伪满洲国期刊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影印出版此类期刊，这对中国期刊史的研究，对了解当时社会和历史现状提供了一份最原始的材料。线装书局在这方面可谓颇具眼光，功不可没。
《伪满洲国期刊汇编》将分期分批出版，每辑在10种左右。第一辑共影印了15种。其中辽宁出版的10种，吉林出版的3种。
辽宁的10种是：
《同轨》(沈阳1934.2-1943.9)
《道慈杂志》(沈阳1934.9-1936.12)
《兴仁季刊》(沈阳1934.12-1936.6)
《文教月报》(沈阳1935.8-1936.7)
《新青年》(沈阳1935.10-1940.6)
《商工月刊》(大连1938.6-1943.7)
《文选》(沈阳1939.12-1940.10)
《大同文化》(大连1935.4-1936.5)
《满洲公教月刊》(沈阳1940.1-1940.11)
《明明》(抚顺1937.4-1938.3)
吉林的3种是：
《新满洲》(长春1939.6-1945.1)
《麒麟》(长春1941.6-1945.2)
《新潮》(长春1944.1-1944.2)        
第一辑已于2008年5月出版，发行后受到研究东北史、抗战史及期刊史诸多学者的好评，并希望尽快看到以后各辑。在听取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现在第二辑也即将付梓。第二辑共影印了6种。其中在长春出版的4种：
《建国教育》(长春1939.11-1944.11)
《弘宣》(长春1940.1-1944.5)
《青年文化》(长春1943.8-1945.2)
《艺文志》(长春1943.11-1944.10)
沈阳出版的2种：
《东方医学杂志》(沈阳1933.1-1939.9)
《奉天教育》(沈阳1933.3-1940.1)
当初与长林先生一起策划这个选题，一起寻找老期刊，他就邀请我出任主编，我考虑到这些期刊纯属资料汇集重编，本不需要什么“主编”的，所以有没有主编并无大碍。从这一辑开始，出版方以编委会的名义再次邀我出任主编，他们的初衷可能是出于“汇编”在整个丛刊中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也只好理解并遵从此一邀请，力争协助长林先生将这一系列的相关工作做好。同时期待《伪满洲国期刊汇编》各辑能尽快出齐，也希望通过此“汇编”使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收获更多的成果。

2008年3月于沈阳浅绛轩

注：此文为初国卿先生为《伪满洲国期刊汇编》所作序文，《伪满洲国期刊汇编》于2008年5月由线装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