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和仇恨的控诉 (2012-11-30 20:04:01)

我是夏雯静

抗联志士李厚宾（彬）之子，虎林市检察院退休干部李钢揭露和控诉日军“731”部队用细菌杀害其父亲的罪行

　　今春以来，记者在采访和调查鸡西地区一些抗联志士因从事地下抗日工作被日军逮捕后，被送往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做细菌实验杀害的有关材料上得知：虎林市检察院退休干部李钢的父亲李厚宾（彬）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大业，以伪警察的身份作掩护，为抗联组织传送情报，遭叛徒出卖后被日本宪兵队抓走，遭受了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而宁死不屈，1941年8月30日，被日军宪兵队送往哈尔滨“731”细菌部队做活体细菌实验杀害的情况。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共同编印的《“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的第201页至210页，我们看到1941年8月16日虎林宪高第三八六号档案记载：

　　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李厚彬（宾）情况的报告。

　　一、依据去年被本分队扣留之苏联谍报员庄凤鸣的供诉，在对李厚彬（宾）立案侦查时，遵照七月四日东宪作命第十五号命令，于八月八日将其秘密扣留审讯。

　　二、审讯查明，该人在虎林县倒木沟(现通化村)警察署工作时，一九三七年五月叛变入苏的原该地警察署长{伊曼}第五十七国境警备队谍报部成员刘日宣，屡次入满，在倒木沟附近组织谍报网，同时发展李厚彬(宾）加入谍报组织，作为同伙活动。李厚彬（宾）入苏四次，会同同伙提供情报六次，在其继续活动时被扣留。

　　三、目前，该人正在拘押，无逆用价值，适合特殊输送。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根据虎林宪高第三八六号报告：准予将苏联谍报员李厚彬(宾)作特殊输送处理。

　　　　　　　司令官 原守

　　经过多方努力，记者终于和李厚彬（宾）的儿子李钢取得上联系，并与11月16日早乘汽车前往虎林市采访。

　　初冬的虎林寒气袭人，天上飘起了雪花。上午10点，客车驶进虎林车站，李钢老人冒着严寒早已在车站外等候。我们首先到了虎林市委党史办，于建章主任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给他拿的有关证明材料以及我在哈尔滨“731”罪证展览馆拍摄的被放在称为“死亡之路”墙上的李厚宾牌位的照片后对我说：“我和李钢大叔家是老邻居，同他的儿子是同学，以前只知道李厚宾是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再也没回来。但是被日本鬼子做了细菌实验而牺牲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一定把这些情况和材料向领导汇报”。

　　告别了于主任，我们直接来到李钢的家，吃完中午饭后，老人家也没睡午觉，便向我讲起他的父亲李厚彬（宾）当年的有关情况。他说：“我父亲叫李厚宾，不是彬彬有礼的彬，字敬之，不是敬元，据省社科院杨玉林、刁乃莉于2000年10月27日来我家采访时说：“宾”和“彬”是同音字，“之”和“元”大概是连笔字写的笔误。我父亲生于1909年8月14日，农历是6月29日。祖籍是辽宁省安东县（今丹东市）苇子沟村（九连城东北）。做木工活维持家计的祖父李德祥有了我父亲后，决心供父亲读书，盼望他将来能为李氏家族争得荣誉。父亲排行老四，我的三位大伯同祖父一起干木工活维持生活，一天书都没有念，只有我父亲上学读书。1926年（17岁）毕业于东边道中学，之后参加了工作，当小学教员。1928年春，父亲随祖父举家北上，来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县府所在地）四方林子务农三年。1931年父亲考上警士，被旧中国虎林警察署录用。

　　1933年农历正月二十，我父亲在四方林子与母亲陶秀文结婚，婚后回到虎头警察署，母亲在祖父家干家务。1934年伪满洲国建立，接管了虎头警察署，父亲被留在虎头、独木河等地继续当差。当年我降生了，按我们李氏家族的家谱，我属‘丕’字辈，父亲给我起名叫李丕基，后来参加工作后，有人取笑我，说什么‘配鸡配鸭子’的。我们股长说：‘你就叫李钢吧，这个名字又好听又顺嘴，就这样，我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祖父母很喜欢我，父亲更是喜欢，便筹备住处让我和母亲搬到虎头。1935年父亲晋升警尉，母亲带我来到虎头居住。听母亲说当时虎头很热闹，轮船常来虎头，商店货物丰满，剧院天天满座，饭店的人来来往往，镇上很繁华。我们当时就住在福海楼饭庄的后院一间平房里。后来父亲又被调到倒木沟警察署，祖父和五叔李厚民到倒木沟帮助建房。入秋房子建成，母亲带我乘帆船沿乌苏里江逆行一夜到达倒木沟通化屯居住。在这里住了三年多。这期间我有了两个妹妹，家里五口人。父亲当差很忙，经常陪署长刘日宣（抗联地下情报组长）出差，顾不上家。祖父就在这里帮助照料。我对祖父感情非常深厚。

李厚宾以警察身份作掩护为抗联传送情报

　　父亲在家时，总有陌生人来找我父亲，我母亲都不认识，可是父亲总是格外热情地接待。每次和陌生人一起交谈的时候，父亲就借故把母亲支走，不让母亲在场。母亲就带我们到商店或邻居家，直到陌生人走了后，母亲才带我们兄妹回家。我记忆很深的一次是：我家的大师傅（炊事员）去商店叫我们回家，我母亲进屋后对父亲说：“我都不如一个大师傅，他都能在场闲唠，我都不行”。父亲马上打断母亲的话不让说。母亲就不高兴了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要动手，我和大妹妹都吓哭了，父亲看到我们哭了，便不再和母亲吵。后来母亲记住了父亲的话，老娘们不要问男人的事，只要看到来的人找父亲、自己又不认识这个人，母亲就带我们出去串门。这样的事直到父亲被日寇密捕后，母亲还有意见，生气地对我说：“你爹让日本鬼子打死了活该，哪有这样的老爷们，什么事都背着自己老婆，哪怕你跟我说说，我也能给出出主意”。尽管在这点上母亲很生父亲的气，但是母亲仍然非常关心父亲。那时警察署经常接到虎头来的电话，通知打‘胡子’(其实是去打抗联队伍)，每次母亲都很不放心。父亲临走前母亲总是嘱咐又嘱咐。父亲安慰母亲说：“没有事，‘胡子’不抗打，朝天放两枪，‘胡子’就吓跑了”。母亲认为父亲是在说谎，还是不放心，在家里总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常了，看到每次讨伐过后，警察署去的警察都平安的回来，没有一个挂花的，更没有死亡的，渐渐地母亲也放下心来。

　　1938年5月初，有一天快到中午，日本宪兵队乘快艇到达通化屯，下了快艇直奔警察署，刘日宣署长和全体警察接待了日本宪兵队并安排他们吃中午饭，日本翻译官说，队长不同意吃午饭。刘署长就对日本翻译说了些赞颂宪兵队的话，经翻译后，宪兵队长同意吃完午饭履行公事。就在吃午饭时，刘日宣带领全家包括大师傅（炊事员）过江到了苏联。日本宪兵队长吃完饭后找不到刘署长，也找不到刘署长的家眷，才知道中了刘署长的计，一怒之下，把警察署的警察全部关押起来，接着把全通化村的居民赶到村外一块空地，四周架起机枪，看样子要屠杀。母亲站在人群中一手抱着春杰妹妹，（春杰妹妹当时还在吃奶），一手领着迎春妹妹，我跟在旁边。当时我才四周岁，还不知道害怕，还到地边薅葱叶，母亲又把我拽回来。村民在空地上被困到快到天黑，宪兵队才把全村百姓放回家。后来听说当时多亏屯长李魁一（李魁一于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以通苏罪名抓入监狱，后来也无音信）打电话苦苦哀求，虎头日本司令官才放了老百姓，幸免于难。天黑后，父亲也回到家。听父亲说被关押的警察全部放回家，这次就是抓刘署长的。1958年夏天，刘署长的妻子从苏联回来，得知我母亲还健在的消息，就从北京来到虎林看望。见到母亲后，告诉母亲，那天他们全家过江后，刘署长说：‘完了，这下子李厚宾他们可能都完了，我虽然跑过来，他们可完了’。我母亲告诉她说：‘当时没完，听锁子（我的小名）他爹说就是来抓刘署长，没抓到刘署长就把警察署的警察都关起来，当天又都放了。以后把锁子爹调到下亮子、密山、平阳镇等地方，听说倒木沟警察署的警察都调开了，最后他还是被日本宪兵队以通苏罪名抓走，再无音信’。刘署长的妻子说：‘刘署长过江后不久，又被派到饶河县那边工作，这一去再没回来，日本投降后，也没有信，肯定牺牲了’。两位老人通过交谈，沟通了情况，都认为刘日宣和我父亲生还的可能性没有了，两人对着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1938年刘署长过江事件发生后，倒木沟警察陆续被调离分散。我父亲先后被调到下亮子警察队、密山警察队和平阳警察队，我记忆在平阳镇居住期间过了一个春节，父亲常托病不上班。1940年夏，父亲以身体多病辞职，带我们一起由平阳镇回到虎林县虎林区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在祖父家居住期间，常来陌生人找父亲，每次父亲都把陌生人领到棚上去。因祖父家和伯父的照相馆是连在一起的，来往人多，只有棚上避静。有几次被祖父碰上就问父亲上棚干什么？父亲借口说抽大烟。祖父还骂了父亲。当我在2000年看到日本当年档案得知父亲牺牲的真相时，猜测：当时父亲领陌生人到棚上去，很可能是与情报员进行秘密工作。在祖父家居住半年多，父亲感到不方便，托外祖父租了一间半房，开了一个杂货铺，经营油盐酱醋等小型商品。父亲只管进货，其他活计全是母亲承担。为此，母亲常埋怨父亲‘不管家，就知道往外跑，谁也不知道他跑什么’。
血泪和仇恨的控诉
              (李厚宾本人)

　　　　　　　　李厚宾落入日本鬼子魔爪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伪满康德八年）8月8日，农历辛巳年6月16日早晨，母亲在外屋(厨房)做早饭，我和父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没起床，听父亲给我们讲故事。那时，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司马光砸缸、岳母刺字、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和大妹妹都愿意听。那天早上讲的是岳母刺字，我们正听得入迷时，从外面进来两个人，一个穿着灰色便衣，头戴八角帽，另一个头戴礼帽，身穿深灰色大衣。两个人个头差不多，中等个头。母亲跟在他们后头也进了屋。头一个进屋的人问父亲：‘你叫李厚宾吗’?父亲把被掀开坐起来说：‘对，我是李厚宾’。那个人紧接着说：‘那好，你把衣裳穿好跟我们去一趟宪兵队’。父亲没说话，从炕上下来穿衣服,父亲给母亲递了一个眼色，母亲就把墙上挂的那件旧棉衣拿下来给父亲披上，就在这时，母亲趁那两个人没注意，把父亲的钱包拿出来装在自己的衣兜里，父亲没和我们说一句话，只是向母亲点了一下头，就跟那两个人走了。父亲被抓走时只有32岁。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个钱包是刘署长给的，你爹把它当成宝贝带在身上，来人找你爹时，见面还没说几句话，他就把钱包拿出来显示一下，好像就他有个好钱包。那天宪兵队来抓他时，我怕被日本宪兵队搜查出去，趁那两个来抓他的人没注意，就偷着装在我兜里’。土改清算时，我父亲因曾经当过伪警察，农会来查封时，母亲也一直把钱包放在自己身上才保存下来。解放后，母亲也经常把钱包放在身上，就好像父亲还在他的身边，一直到1990年病重去世前才把钱包交给我，嘱咐我说：‘这是你爹留下的惟一的念想，你好好保存下来吧’。

　　当记者问：“这个钱包还在吗”？李钢老人进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小心翼翼的打开，拿出一个烟色鹿皮印花的钱包，看样子好像是日本货。虽然有些陈旧，但仍不失精致。我拿过来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还有大概是用刀刻的“李敬之記（纪）念”五个字。李钢对记者说：“敬之是我父亲的字”。我仔细端量着这个钱包，同时也感到它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是当年李厚宾同地下抗联人员接头联络的暗号，同时也是他留给亲人们惟一的纪念物。

　　李钢老人又接着对我说：“父亲被捕当天早晨，母亲只给我们做点饭，她一口也没吃，就急急忙忙出去给祖父和外祖父家报信和求救，可是跑了一天也没有信息。第二天母亲又出去了，一天也没回来，我妹妹、弟弟都饿得直哭。对面屋的王婶过来听说我父亲被日本宪兵抓去了，就偷偷地给我们送来一个苞米面大饼子，再也没来。连续几天，母亲带着我们都是在饥饿、困乏、泪水中度过。我爷爷、奶奶、外祖父、大伯和叔叔也都到处去打听。外祖母去找在日本特务机关干事的刘文西（同外祖母家沾亲）求他把父亲放回来。刘文西对外祖母和母亲说：‘你们不要指望他回来了，李厚宾他通苏，到了宪兵队一过堂，他就骂起来了，他一骂，日本宪兵队就势就把他绑起来了，扔到狼狗圈里去喂狼狗了’。我大伯父还去求伪虎林县长李象山帮忙，到最后也没打听到确切消息。土改时，刘文西被人民政府枪毙。
李厚宾被捕后家庭的悲惨遭遇
　
　　李刚接着说：“父亲被捕后约五、六天，又有两个人来我家问我母亲：‘有没有不买东西的人来过’？我母亲说：‘没有’。其中一个人还拿出小手枪指着我母亲的脑门说：‘你不说就打死你’。把我两个妹妹吓的直哭，那两个人才走了。我放学回家后妈妈哭着对我说：‘那两个人要是把我打死了，你们姐弟可怎么办’？说完，全家人又哭作一团。有一天傍晚，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穿戴讲究，站在柜台旁和母亲说着什么，我和妹妹们在屋里玩。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和那个人厮打起来，母亲说话声都变了，象吵架一样，我急忙下炕保护母亲，把那个人打跑了。母亲一边哭一边说：‘小锁子有用了，以后帮妈妈打坏人’。后来又听人说：‘日本宪兵心可狠了，晚上把谁谁全家人装到麻袋里扔到乌苏里江淹死了，连尸首都找不到’。母亲担心这样的事件发生，才答应祖父搬回去和他们以及大伯父家一起过。
屋漏偏逢连天雨，大约在我父亲被捕半个月后，我弟弟二锁因患病没钱医治病逝；紧接着杂货铺倒闭停业；搬回祖父家第二年春天，母亲又生下妹妹党玉子。我母亲特别要强，产后十二天就下地干活，又患了风湿病，腰腿疼得厉害时就躺一躺，稍微轻一点就又下地干活，也没有精力照顾新出生的孩子，可怜小妹妹不到一周岁就患白喉病没钱治而夭折了，当时还是我年仅14岁的八叔李厚文（原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给抱出去的。白喉病就是憋的喘不上气，脸色发紫发黑。我母亲让我八叔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抱出去。我八叔把她抱出去，一见风她就哭了，我八叔又把她抱回来，回到屋里又不行了，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她才咽气，她也是不愿意死啊！母亲悲痛地说：‘这个孩子生没见到爹，死也没见到爹，真是苦命啊’。1947年春，我11岁的大妹妹迎春突然又得了肺病吐血，也没有钱治，就用土办法治也没治好，半个多月就死了，妈妈又一次受到割肉之苦。妹妹死的那天，母亲直到天黑也没回家，全家人都出去寻找，五婶等人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人坐在北岗路边（日军守备队旧址）水泥板上独自哭泣的母亲。五婶劝她回家，母亲说：‘我生了五个孩子，从你四哥（李厚宾）被抓走后，就死了三个孩子，我哪有心回家，我太难受了，你就让我哭个够吧’。五婶连说带拽的把我母亲拉回了家。

　　我母亲特别坚强，虽然居住在我大伯父家，但她一年四季都到太平村种地、铲地、割地、打场、扒苞米，回家还要挑水、做饭、推磨、喂猪，一时也不闲着。大概在我十岁那年，我和母亲去外祖母家，外祖母看我母亲太辛苦了，可怜我妈，就劝我母亲改嫁，我当时还不知道改嫁是什么意思，就问外祖母，外祖母说‘不让你妈在你们老李家，太受罪了，再给你找个爹，你好享福’。我母亲说什么也不肯，他总想着我父亲能够回来。


　我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和叔叔婶婶们也对我母亲都毕恭毕敬，我妈要是有什么事，他们都赶紧去办。我大伯常说：‘人家是为咱们老李家守了这么多年，一直守寡到现在，我们不管啥事能帮就帮’。要是没有家里人帮着，我们母子可能就活不下来了。

　　由于当时只剩下我和春杰妹妹，母亲把我俩看成心尖宝贝，非常疼爱。但是事与愿违，春杰妹妹到了十五岁时突然患了脑膜炎，住院四十多天，母亲一直守在病床前，因医治无效病故。当时我的外祖母也刚去世，我母亲痛苦极了，折腾得很厉害，一连几天没吃饭，就是哭，眼睛都哭肿了。母亲连遭失夫丧子亡女之痛，真是心力交瘁。
（挂在哈尔滨日军731罪证陈列馆，‘死亡之路'墙上李厚宾的铭牌）
　　　　　　　　
                  李家后代人丁兴旺

　就剩下我一根独苗了，我母亲生怕我再出什么意外，我要是患个感冒什么的，把我母亲吓得直掉眼泪。直到我结了婚，有了儿子，母亲才松了一口气。老人家亲孙子心切，把精力都关注在孙子身上。母亲也经常对老邻旧友们说：‘我对得起锁子他爹，他也有孙子啦，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孙子该有多好’。还说：‘如果锁子以后当了官，给我竖贞节牌坊，一定能竖起来’。到了1980年，曾孙出生后，母亲高兴的对我说：‘我见到了四辈人，我和你爹的后人兴旺，说明我和你爹没做过损人坑人的事’。到了1986年，母亲有了三个曾孙，老人家更高兴了，母亲经常对我说：‘人口多旺兴啊，我满足了你爹的愿望’。

　　1983年2月，母亲患脑血栓住院半个月，不能自理。三个孙子媳妇轮流护理，大孙子媳妇淑兰不仅给奶婆做好吃的，还给奶婆洗净被体便弄脏了的衣裤和褥子。经过半个多月精心护理和治疗，母亲出院二十多天身体康复，又健在了八年。

　　在1989年的夏天，母亲对我说：‘你爹看来是不能回来了，可能真的是让日本鬼子给害死了啦，把你爹影葬了吧，他也有个归宿，我死后也可以和你爹并骨了’。我听了后心里万分难过。到1990年正月二十六，母亲与世长辞了，享年79岁。我父亲被捕时，我母亲才29岁，可怜她老人家一直盼了五十年，也没盼到我父亲的消息。我们把她并到父亲的墓里。我的三个孙子都知道，太祖父、太祖母的墓里只有太祖母的遗骨，没有太祖父的遗骨。那么，他老人家的遗骨在哪里呢”？

　　　　　　　　得知父亲牺牲的真相

　　2000年10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玉林和刁乃莉二人来到虎林找到我，让我先谈一下父亲的情况，我讲完后，二人互相对视点头说：‘找对了，是李厚宾的后人’。接着，就把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侵华日军“特殊输送”的档案材料交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之后，感到有六点都对：原籍对、出生地、年月日对、密捕时间、地点对、家庭人口对、当时的家业对、父亲的活动地点对。可是‘彬’字不对，应该是宾客的‘宾’，别名敬‘元’不对，应该是‘之’。杨玉林说：‘宾’与‘彬’是同音字，‘元’与‘之’是连笔字写的笔误。

　　经杨玉林解释后，我恍然大悟。我说：‘对，是我的父亲。但什么是“特殊输送”我还不晓’？杨玉林说：‘特殊输送’是日本杀害中国人用的特殊名词，就是用人做细菌实验。我当时一听，悲伤的泪水奔涌而出，一时间我的心情非常悲痛，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感谢杨主任和刁乃莉，让我知道了父亲的真正下落’。六十年啦，才知道父亲是被日寇用极其凶狠的手段杀害，对我来说这一消息是多宝贵，是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但遗憾的是：母亲没来得及知道这个消息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得知父亲是被日寇做细菌实验而死的消息，我心如刀割，冒雨赶到了母亲的墓地，让母亲也知道父亲的真实情况。我跪在地上哭着告诉母亲说：‘妈妈，你盼爸爸的消息盼了一辈子，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爸爸的下落，他在被捕以后不久，就被日本人送到哈尔滨的731部队用细菌实验害死了。爸爸是因为参加抗日才被日本人杀害的，他是为国家而死的，是革命烈士，爸爸如果能魂归故里，现在你们两位老人也能团聚了吧’！

　　　　　　　李钢率儿女泪洒731祭奠父亲英魂

　　2002年6月8日早晨，我带着儿子李肇源、女儿李肇泉坐火车专程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日军731细菌部队遗址，专门来凭吊父亲李厚宾。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参观了设在原731部队本部大楼里的日军细菌战罪证展览，在被称为是“死亡之路”父亲李厚宾的铭牌面前跪倒在地，悲伤的泪水奔涌而出。我告诉一双儿女：‘这就是你们祖父被秘密关押和残害的地方，我们要永远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家庭过去的惨痛历史’。我们还参观了当年“731”细菌部队本部大楼后面的四方楼和7栋、8栋的遗址，看着一间间罪恶的牢房。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们的亲人最后走过的地方’。我问工作人员：‘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些遗骨啊’？工作人员说：‘1945年8月14日，“731”部队溃逃之前曾集中杀害了特别监狱中的400多名‘犯人’，而且就匆匆焚烧掩埋在部队院内。但是，您父亲是1941年被“特别输送”的，恐怕他活不到1945年，而此前所有被害人的遗体都是用专门的焚烧炉烧毁灭迹了’。听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我愤恨地说：‘日本法西斯、731部队，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真是太残忍、太可恶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凭吊，就是来拜望祭奠冤死的父亲。我告诉父亲：现在，我们李家的后人兴旺，您的4个孙子、孙女，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做生意，生活的都很好。您有3个重孙子、1个重外孙女，他们现在学习都很好。您就安息吧”！

（抗联烈士原美臻的儿子原文庆（左）和李厚宾的儿子李钢（右）出席国际研讨会的合影）
　　　　　　　　
                  李钢老人的心愿

　　当记者问起李钢家现在的情况，老人欣慰地说：“现在我的三个孙子都大学毕业了，外孙女也在上大学，大孙子是北京大学博士后毕业，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命科学。我和老伴每天到老干部局唱歌、打太极拳，孩子们也都特别孝敬，我很满足了，但是就有一件事让我遗憾。各种证据都证明：我父亲是以警察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情报工作，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而牺牲的，应该是烈士。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都背着‘伪警察孝子贤孙’的帽子，找了无数次有关部门，推这推那，就是不给办，我今生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有关部门把这个事给解决了，以慰藉我父亲的在天之灵”.

　　在采访结束时，我们自然也谈起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挑起钓鱼岛事端的事，李钢老人气愤起来，他说：“日本鬼子就是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他们不甘心当年没能制伏中国和二战的失败，妄想重复再来，他们的本性太野蛮、太残忍了，我们坚决不答应”.

　　　　　　原鸡西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刘景艳发表于2012年11月24日《鸡西广播电视报》


虎林宪兵分队关于审讯
苏联谍报员刘世杰情况的报告


虎林宪高第三四七号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

摘由事项详见附件之报告“通报”。
虎林宪兵分队长   长岛恒雄
（完）


报：队长、防参、虎特机
抄：虎头
报：关宪司、四参、东特机、东省警厅
抄：队下乙

附件：
审讯苏联谍报员刘世杰的情况
要  点
一、据去年被本分队扣留之苏联谍报员庄凤鸣的供述，正在对刘世杰侦察时，遵照七月四日东宪作命第十五号命令，在密山国境警察队将其秘密扣留，由东安宪兵分队将该犯移交本队审讯。
二、一九三五年十月，刘世杰在湸子警察队工作时，被“乌苏里”地区国境警备队谍报员黄兆珠发展为谍报员。尔后，在其指令下进行活动，提供情报三次（黄兆珠一九三七年五月叛逃入苏，该人又入苏提供情报一次）。
三、经查明，一九三七年五月，刘世杰在与苏联谍报员庄凤鸣相互谈及苏联谍报活动时，得知都是受黄兆珠指挥。此后，该人通过庄凤鸣提供了四次情报，领取酬金合计一百二十元。
四、目前，该人仍在本分队拘留，没有逆用价值。
正  文

一、扣留时间、地点
一九四一年七月八日
于东安省密山警察本队

二、被扣留者国籍、原籍、出生地、住址、职业、姓名、别名、工作名、年龄

国  籍   满洲国
原  籍   吉林省永吉县城内
    出生地   同上
    住  地   东安省密山县城内朝阳区十三牌
    所  属   东安国境警察西东安小队
             警察官警尉   刘世杰
    别  名   冠英
    工作名   无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日生  现年三十八岁

三、经历及事件概要

（一）经历
刘世杰在原籍地出生。一九一二年，在滨江省宾县县立中学读一年级时退学。一九二三年二月，加人当地警察队训练所，同年十二月毕业。之后，在东北旧政权下任警官，随后转人军界，陆续提升为少尉军官。满洲国成立后编入国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饶河县军警稽查处以中尉军衔退伍，后被任命为虎林国境警察队湸子警察队警长。一九三七年晋升为警尉。先后服务于虎林县独木河、密山县、密山各警察队。一九四一年六月，被任命为西东安警察小队长至今。
母亲及妻子儿女共七人与其同住，资产为住房两栋(两栋三间房)，其他家产合计时价约一千八百元。
（二）事件概要
甲、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湸子警察署任职时，与当时的倒木沟（现通化村）保长、苏联谍报员黄兆珠相识。在加深交往之时，被该人发展为苏联谍报员。
（中略）

十四、该人的处置

目前，该人仍在本分队拘押，无逆用价值，所以给予特殊输送较妥当。
队长意见：
我认为适合特殊输送。
请关宪司指示。

十五、对防谍上必要对策的意见

痛感必须严密监视满系警察的动向。同时，要陶冶教育不良警察。


虎林宪兵分队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