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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浴海街上,沿街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记者在寻访老道外的大院的路上,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北大六道街,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常家大院”。
坐落在北大六道街的“常家大院”,是一座贯穿东西的三合式大院,被社区的工作人员戏称为“串糖葫芦大院”。来到大院西侧的门口,甬道中间一条浅浅的排水沟被三五间民房间隔成了一段段的。记者仰头环视这座古老的大院看到,一个身着蓝色毛衣的老人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正向下张望。踩着木制楼梯,记者一行来到老人身边。当问起这座大院的来历时,老人笑着说:“你们算问着了,要说这个大院的历史,可长着呢!不过,现在能知道这个大院历史的人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了!”说着,老人将记者让进了屋里。朱红色的地板,窗台上摆放着几盆花草,屋子不大但格外整洁,坐在老人对面的沙发上,记者听老人讲述起了大院的故事。
据了解,这位老人名叫谢桂芝,今年81岁,原是山东省黄县人,由于父亲在沈阳工作,14岁的她就来到了东北。谢桂芝老人告诉记者,小时候,奶奶就给我定了“娃娃亲”,19岁时我就嫁到这个大院成了亲。当时只知道这个大院是“常寡妇”家的。成亲的第二天就和丈夫就回到了太平区的公公家,直到生了大女儿,婆婆从山东过来的那年,才又回到了大院。老人望着窗外回忆当年:“听当时的人讲,常寡妇是一个财主的女人,财主没有后人,死后只留下了这个大院,常寡妇就将大院租赁出去,定期让账房先生收取房租。我来的时候,常寡妇已经60多岁了,至于这个大院的历史应该更远了。解放前,‘常家大院’只有四五户人家,朱漆的楼梯地板,绿色的楼‘裙子’图案都不一样,楼上住的都是伪满洲国的警佐。我现在的这个房间原来住的就是道外警察署的刘署长。‘常寡妇’的亲侄女白淑珍住在楼下,刘署长老婆‘杜美人’的姐姐住在大院东侧的一楼。”问及当时的生活场景,老人说:“那时人们都穿旗袍,也叫‘国服’,出门的时候坐的都是洋车、马车,听说常寡妇住在楼下的大房子里,但没人进去看过,只听说她家里有留声机,还请了保姆,大院门前有把门的。据说她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老人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解放后,住在这里的警佐们都逃走了,我又回到大院居住,那时的住户有四五十家。都是附近做生意的,有卖牙膏的、卖布的,还有卖香肠的,应有尽有。大院中间的青砖房曾是警佐们的食堂,我回来的时候也已经住上了人家。”记者津津有味地听老人讲述大院故事,时间在谈话中一点点流逝。
转眼已是11点多了,老人的小女儿午休回家,听说记者是来寻访老大院的,她也打开了话匣子。“听以前的老人讲,大院里把三个汉奸警佐称为‘白蔡叶’,住在我家隔壁有一个姓高的警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在解放前夕曾劝‘白蔡叶’投降共产党,后来在汉奸的严刑拷打中自杀了,死于道外警察署。叶永年等人后来也不做警察了,合伙开了一家染坊,解放时,为了逃脱罪责,叶永年在自己的脸上烫了麻子,逃到了北京,后被人举报逮捕并遣送回了哈尔滨,1951年被枪毙在道外的二十道街。和叶永年同时被枪毙的就有四五十人。不记得是哪一年了,道外区消防队对老楼进行防火保护时还从我家的房屋隔层里发现了军刀和军服。原来这个院里还有一个花坛呢,不远处的门楼就通向花坛。”记者随同老人的女儿走出了房间。站在二楼上向东侧看去,只见一个木制的仿古门楼隐没在一片砖房中间。
中午明媚的阳光照在记者的身上,暖暖的,亮亮的。记者告别了老人一家,走在二楼长长的走廊上,竹节状的楼梯栏杆,米字形的雕花楼“裙子”,绿色的油漆仍清晰可见。楼梯地板用铁皮和钉子连接着。转过一个拐角,记者看到,通向一楼的石制台阶在风雨的历练下变得残缺不全,架在铁制雕花楼梯栏杆上的扶手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对的另一侧楼梯扶手已经向外倾斜。从这里下来向左走就是北七道街,沿着大院的甬道,记者穿行在被民宅间隔得如同迷宫一样的院里。途中看到一群小朋友穿过高高的门楼,在“迷宫”尽情地嬉戏玩耍。再次绕回到原地已经是下午1时许了,记者们来到了面向北七道街上的院门口,高大的院门保存得十分完好。铁钉组成的花形图案,左侧大门上开了可容纳一人进出的小门,小门上有一个窗口,可能是方便查看来人身份的。
站在“常家大院”的门口,看着隐逸在院里的门楼,使人不由得想到这里的故事就像院里的路一样使人迷离难寻。也许在它的背后还有更加生动鲜活的历史,但隐藏在高楼中间的大院文化能够寻觅的已经太少太少。寻访老大院,记载老道外故事,记者感到未来的路也许还很长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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