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侵华日军北平妓院的真相

我是夏雯静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05年，女性以其独特的柔美、聪慧、善良赢来赞美和尊重。但是，当历史倒转60年，我们回首侵华日军铁蹄下的中华大地时发现，妓女这个隐晦却真实存在的群体是被蹂躏的国土上最受凌辱的女人。

　　一张民间收藏的“妓女申请书”促使记者翻开那段散着霉臭味的历史。在查阅档案及走访亲历者后，记者逐渐剥出当年日军在北京开设妓院的痕迹。透过一次老北京烟花柳巷的
故地探访，我们揭密日军蹂躏下妓女的血泪生活。

　　日军和“八大胡同”

　　日军和“八大胡同”妓院的关联是由记者查到的一份档案揭开的。1934年北平市警察局的一份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董降雪20岁，在百顺胡同群芳小班混事。日本人田中胜人与之相识后来四五次，每次茶资3元并未住宿，也未打牌及摆酒请客。8月15日有日本军数人来此，除茶资外未多掏一文。” 此外，记者还查到韩家潭金凤班妓女雅妃接待日本军人八九次的记载。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娼妓集中区。所谓“八大”，一种观点认为是虚指，实际包含15条胡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指百顺胡同、陕西巷、王广福斜街、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皮条营、纱帽胡同。

　　百顺胡同和韩家潭是“八大胡同”中最有名的烟花柳巷之一，史学者公认，这里的妓院多是一等妓院(也被叫做“清吟小班”)。日军曾光顾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被档案证实。

　　——关于日军开设妓院的说法

　　百顺胡同里的日本妓院

　　据史料记载，侵华日军占领北平时，一方面日军为防止性病在军队中蔓延，不准日本军人随意嫖妓；另一方面日军竟开设专门的妓院以满足兽欲。日军开设的专门妓院究竟在哪里，档案中记载的妓院是否就是日军开设的妓院？当记者试图查证时发现，学者、亲历者对此竟说法不一。

　　《崇文史志通讯》中援引了一段宣武区作家协会李金龙秘书长所著《八大胡同》里的描述：“日寇占领时期，此胡同(百顺胡同)开过6家日本妓院。胡同西口一家尚元膏大烟店，胡同东口一家日本酒馆。”

　　记者联系李金龙秘书长核实时，他说：“这本书是我好几年前写的，当时的重点不在此，所以当年查阅的资料我现在回忆不上来了。现在我在外地，实在没办法查证。”

　　为了核实究竟，记者来到百顺胡同试图寻找当年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记者幸运地找到了已86岁高龄的张老，他“在这条胡同里住了一辈子。”张老头脑清晰地说：“我身后这个楼当年就是一个妓院，当时门上挂着红灯笼，钉着牌子，但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亲眼看见过日本兵进去，也有很多中国人进去。但这是不是日本人开的我不知道。”

　　记者看到，张老所指的二层小楼的一层显然被粉刷过，整栋楼外墙面仍然保留着精致的雕花，有周围平房无法比拟的气派。按照张老的说法，这家装修讲究的妓院并不是日军的专门妓院。据资料记载，日军开设的专门妓院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当然更不可能有“很多中国人进出”。

　　正阳街上的日本妓院区

　　据张老回忆，日军在正阳街上有妓院。记者在《崇文史志》上也查到了这样的记载：“日本人将正阳街的两个胡同分别划为日本人的妓院区和中国人的妓院区。日本的妓院叫‘军人寮’或‘绿寮’，妓女人数不详。妓女有来自日本的艺妓，另外的则从中国妓院中挑选出来。”

　　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宣传部王先生告诉记者，原来的正阳街是今天的前门大街。“我们并不知道日本人曾在前门大街上开妓院。办事处的资料都是解放之后的，且以商业老字号为主。现在查证这段历史挺困难，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人大都不在了。” 王先生说。

　　竹竿巷里的日本妓院

　　正当这诸多的线索让记者感到困惑时，记者竟在偶然中发现了日军军队妓院的见证者。专门研究北京胡同的文史研究所赵书研究员告诉记者，一位亲眼目睹日军进入北平的老人曾谈到日军在竹竿巷里的军队妓院。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这位78岁的赵姓老人。“我家住在朝阳门里的竹竿巷，巷里25号就是日本的军队妓院，在我家旁边。那里进出的都是日本兵，日本兵上了楼就大声喊叫，男女都说日本话。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在妓院楼上看到我，他就把一盆屎尿顺着窗户倒下来浇在我身上，他还大笑，里面的女人也跟着笑……”老人说到这里忽然不再说话。“我年纪这么大了，以前的事情不想再说了。”老人缓缓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老人所说的竹竿巷现已变成北竹竿胡同，那座曾作为妓院的老房子已被拆除。除了竹竿巷，如今的前门大街也难觅旧时妓院的踪影。随着城市建设加快，那些承载着耻辱的旧址已被夷为平地。

　　日本兵最恋暗娼

　　虽然不能确定日军妓院的确切地址，但可以肯定，日军确实在北京开过专门的妓院。但对普通士兵来说，这些妓院里的花费相当高，普通日本士兵只得偷偷摸摸与“暗娼”做交易。

　　“拉车夫印德福因吸白面与日本军人中岛方雄认识，印氏受中岛之托找到以暗娼为生的王王氏。王王氏向中岛卖淫得洋3元，印氏与旅店老板分走2元多，王王氏只得9角。”这是记者查到的1939年的一份档案。还有一份暗娼田某的口供称，她专门向日本军人卖淫，交易不断。

　　如此之多的暗娼缘于妓女受到层层盘剥。记者查到当时的《天津新星报》驻北平记者商风冷的一篇对妓女穷困生活的报道。“最低级妓女上七等捐，每月要纳10万元捐钱，此外每月纳检验费15万，拉铺能挣10万，与老板三七分成下来，自己只剩3万。猪肉20多万元一片，人肉竟比猪肉贱！”

　　当时的娼妓业是合法的，但逃避捐税做暗娼则属违禁罪。据史料记载，解放前北平市登记在册的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暗娼数量则是其两倍还多。

　　关键词：

　　乐户：古代指一种“贱民”身份，近代演化成娱乐场所、妓院的代称。

　　领家：妓院里非妓女的女雇员，比妓女地位高，掌管一定权力。

　　铺保：因拥有一定财产而为人担保的保人。

　　捐：营业税，行业管理费

　　做妓女先申请

　　民间收藏家张先生收藏了一页已泛黄的纸，抬头写着“妓女请领许可执照申请书”。在这张呈送当时(民国35年)警察局长和归绥市长的申请书上我们看到：申请人白某某，年龄22岁，籍贯包头市，家有父母，无领家，因贫自愿为妓，在宝凤堂从业。下栏则是保证人出具的保证书。

　　中国历史对妓女一向讳莫若深，“妓女申请书”在史书上更少有提及。为揭开这段历史，记者来到北京市档案馆查询。档案中的两张北平市妓女从业申请书除格式略有不同外，乐户名称、铺保名称、申请人姓名、年龄、籍贯、是否出嫁、为妓原因等内容与张先生收藏的那张申请书基本相同。

　　在妓女张凤某的从业执照上，记者看到她清秀俊美的照片，让人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她竟是一名妓女。在执照备注里她写到，“因父亡没，生活困难，故请愿为妓。”寥寥数字，透出一段血泪生活。“做妓女也要向政府申请”，这句如今听来几近玩笑的话却隐含了当时处于最底层饱受摧残的女人的控诉。

　　妓女非人的生活

　　文中所指的最低级妓女是三、四等妓院(下处、小下处)的妓女，据《崇文史志通讯》记载，解放前此类妓女总人数有两千二百余人，占妓女总人数的70-80%。这些妓女的生存状况尤其恶劣，一位接受人民政府改造的妓女曾描述：“房间很矮小，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

　　由于日夜频繁接客，妓女的性病感染率相当惊人。在《北平市市立妓女检治收容所关于民国36年1-7月份病妓处置月报表》档案里，记者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1936年1月7日这一天，市立妓女检治收容所检治了284家妓院不足2000名妓女，其中1818名妓女感染梅毒和淋病，当日还有59名妓女未参加检治。记者统计一月份的记录后发现，感染性病的妓女人数持续在1818人上下，占所有参加检查妓女9成以上。

　　按照当时的妓女管理规则，患性病的妓女必须停止营业立即收治。但丧尽天良的妓院老板不择手段地隐瞒妓女病情逼迫其继续接客。石头胡同的赵大爷给记者讲述当年妓院的故事时说：“黄花苑有一个姓王的妓院老板，人称‘活阎王’。有一个生病的妓女，直到病死前一天还被他强奸、逼迫接客。”

　　政府管理变成另外负担

　　记者查阅档案发现，当时的政府对于娼妓业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捐税，二是身体检治，三是禁止未成年女子营业。但这三重管理竟演变成三重负担更令妓女喘不过气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老师告诉记者：“一等至四等妓女的纳税额随着等级增长，一般妓女一半以上的收入都交捐税了。”

　　档案中记载，民国政府规定的身体检治每月一次，费用由妓女自己支付，数额相当于三四等妓女的捐税。记者在档案里查到一个小下处(四等妓院)妓女的口述：“出外检治时连车钱也付不起，只好将车夫请来，又备不起酒席，只好陪着笑服侍，只求他快快将我送到。”

　　北平市的妓女管理规则规定，16岁以下的未成年妓女不得营业。北京市档案馆里有一份当时北平市警察局责令各分局查属地妓院未成年妓女的往来函件。“本三局前往黄土坑等多乐户详细调查，共18家，妓女58人年龄均在16岁以上，其它处也未发现16岁以下妓女。”

　　同是黄土坑妓院，记者查到当时一位北平进步记者的报道：“我道明来意，这位妓女倒也善谈。她说这里有一位从乡下逃难的小姑娘才14岁，被狠心爹娘卖到妓院。院里从没有过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被当成了摇钱树，开始还可怜她，日子长了，她一天也要拉铺三、五床，后来就拉铺十床。不用说是个小姑娘，就是铁罗汉也受不住呀。现在已经躺在炕上成天哭嚎，谁管呢？”可见，为从妓女身上榨钱，瞒报妓女年龄是妓院老板的惯用伎俩。

　　妓院终被关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妓院这个社会的毒瘤并没有随着侵略军的覆灭而被铲除。妓院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是在1950年前后。近日记者走访石头胡同时，一位50年代到此做工的赵大爷给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这里过去就是一家妓院，后来改成国营旅馆。”赵大爷对记者说：“人民政府关闭妓院时，整条胡同都戒严了。妓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女干部宣布妓院关闭了，有的妓女就哭，不知道以后靠什么生活，还有的怕被抓去开荒。”

　　“妓院被关闭并不是所有妓女从思想上都赞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老师说：“政府为了彻底解决妓女问题做了全面的工作。一是思想教育，让妓女控诉妓院老板的罪行，认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根源；二是清查妓女的财产，登记造册；三是对她们进行劳动改造。”

　　百顺胡同的张老说：“百顺胡同妓院的一些妓女被送到棉纺厂当工人，有人去时还哭哭啼啼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接受劳动改造的一部分妓女在60年代又回到百顺胡同，更名换姓生活。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她们几乎都离开了，有的回老家，有的不知去向。”

　　探访——阳光下的胡同

　　近日，记者再度探访“八大胡同”并随胡同旅馆的赵大爷参观了这座基本保存原貌的风尘旧址。登上狭窄的楼梯步入二楼，记者立刻有一种阴冷潮湿的感觉。据赵大爷说，“旅馆二楼的格局没做改变”。记者看到，二层的十个房间每间只有5、6平方米，全部不见阳光，也许这栋楼曾经不需要阳光。

　　“我们这个旅馆没怎么变样，所以好多电视剧剧组都到这里来拍摄。” 赵大爷不无骄傲地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赵大爷是记者见到的极少数愿意谈“八大胡同”的居民。

　　记者走访陕西巷、石头胡同时，每次拿起相机、与街坊交谈甚至多看一眼大杂院都会引来居民极高的警惕和不满。这让记者想起街道办事处宣传部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居民一般都忌讳谈这个话题，这毕竟不是段光彩的历史。”

　　妓女的历史绝不光彩，正因如此，中国的正史不愿为它多写一个字。然而是谁将这些女子推向丑陋的深渊。“那个时代女子并没有和男子同等受教育、谋求正当职业的权利和可能。家庭没有经济来源的女子没有任何资本来解决生存问题，她们所能出卖的只剩下身体而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老师说。

　　幸好，“八大胡同”不光彩的历史已经被狠狠翻过。采访当天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社区广场上悠闲地边玩健身器械边晒太阳。这些曾经见不到阳光的胡同如今已成为阳光下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