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盒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35年 | 封面故事

我是夏雯静

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静静躺在本部大楼的东南角。新馆被命名为“黑盒”，寓意飞机失事的“黑匣子”，记载真相的容器。它在场地中坍塌、下陷，撕裂，仿佛大地被锋利的手术刀切割开来，形成永不磨灭的伤痕。
从大兴土木到仓皇溃败，从杂乱无序再到重归空旷和平静，这80年都发生了什么？湮灭的证据被重新打捞，埋藏的姓名被重新发现，泣血的砖石被重新树立——1982，对许多人来说，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的先声。
”
七十多年前，如果坐上吉林拉法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到了双城的周家站，必须拉上窗帘。过了哈尔滨的孙家站，才能重新拉开。这段铁路线因此被称为“六十里地国境线”。
车厢内有日本宪兵看守，严禁向窗外张望，否则有可能被当作政治嫌疑犯，投入日伪警察署和宪兵队——方圆120平方公里内，未携带特别居住证明者同样如是——等待他们的终点，或许是距离平房站四公里左右一栋四方楼里的特设监狱和手术台，是冻伤实验室和毒气室。
最后，是焚尸炉。
至少3000人在此化为青烟，无望逃离那刺眼的白瓷砖墙。直到1945年8月11日七三一部队开始溃逃，也概不例外。差别仅是，焚尸炉不够用了。他们是未及使用的×××号“马路大”（日语中意为“圆木”，引申意为“实验品”），临死仍无名姓。少年队员们忙活了一天，拖拉硬拽，就地掩埋，或抛掷河中。
第七三一部队锅炉房和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 （四方楼）
突然一声巨响，四方楼塌了，兵器班、动物舍都在燃烧。接连几天，不断有建筑物爆破，东乡村里一片火海。有“汉奸”和普通劳工被杀，有劳工集体大逃亡；也有部队成员及家属，因挤不上逃亡的15班列车，而不得不喝下死亡的毒酒。
全身而退的本部成员约2500人，该部队及关东军骨干成员12人被俘，在苏联和沈阳受审，除一人自杀外，其余最高刑期25年，刑满即释放回国。
1997年中国首次发现“特殊移送”档案以来，录得确切的遇难者1569人；最后一个七三一部队中国劳工在2016年去世，留下证词的共计182位；新世纪初，中方接触到的与七三一部队相关的队员、陆军医院系统医护人员、宪兵、特务、警察，还有约40人，前两年有报道说这些人均已去世，实际已知还活着的还有两人，新的人员线索今天还在涌现，截至目前中日双方共计在日本国内取证80人。
但无论如何，作为这部反人类罪恶史的见证者，72年间，能从各自国度的“失语”中走出的，仍是少数。
日本战败37年后，刚在东京出版《恶魔的饱食》引起举国轰动的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专程来到哈尔滨平房访问，继续他的七三一部队调查。那时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还是哈尔滨25中学，一下课孩子们就挤在楼前的空地上欢闹。见到此景，森村诚一按下了手里的相机快门。
直到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之际，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范围法定为1.68平方公里，包括四方楼在内的许多埋在地下的断壁残垣，才得到考古发掘，而重见天日。哈尔滨平房的人们，祖辈被日本人强制迁出，现在他们又陆续为遗址保护的大规模拆迁让步。
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的陈列馆新馆“黑盒”，静静躺在本部大楼的东南角。建筑师何镜堂这样介绍他的团队设计作品：寓意飞机失事的“黑匣子”，记载真相的容器。它在场地中坍塌、下陷，撕裂，仿佛大地被锋利的手术刀切割开来，形成永不磨灭的伤痕。
从大兴土木到仓皇溃败，从杂乱无序再到重归空旷和平静，这80年都发生了什么？湮灭的证据被重新打捞，埋藏的姓名被重新发现，泣血的砖石被重新树立——1982，对许多人来说，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的先声。
黑暗大门
因为《死器》的写作涉及原子弹爆炸，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七三一部队。文章连载发表后，一位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写信给他，称他所写不完全准确，如有兴趣可以联系。由此，森村诚一投入2000万日元追踪调查，从日本追到美国，再到中国。
一扇遮掩了几十年的黑暗大门向他开启。
森村诚一在“三部曲”的首部中披露，数千个中国、蒙古、俄国、美国以及混血的俘虏被人为感染上了鼠疫、伤寒、赤痢、瓦斯坏疽、出血性败血热、霍乱、炭疽热、野兔病、天然痘、恙虫病、马鼻疽、梅毒，还有人被注入马血，被长时间照射X光破坏肝脏，被做冷冻实验，被活体解剖，“总之全被强制地活活整死了。”
日本学者松村高夫曾写道：“他们被剥夺了名字，而称之为‘圆木’（日语音译为“马路大”），一根两根地被计数，成为细菌战的研究对象，全部消逝在实验台上。”在森村的书里，这些“实验材料”的消耗速度大概就是两天三个。
而在七三一部队那些医学博士公开发表的论文里，涉及活体实验数据，都以“满洲猴”、“长尾猴”来指代。动物本身也有代名词，比如老鼠叫馅饼，跳蚤叫大米。它们都用于制造大规模细菌战武器。

在“马路大”被投向焚尸炉前，有的逐个脏器被活取，泡在大小不一的专用玻璃容器里，有的剩下整副骨架，挂在研究室的墙上展览。而不远处的总部大楼二楼，却专门有一间安灵室，正面为祭坛，供奉那些在准备、研究和使用细菌战过程中死亡的七三一部队成员遗像。
为写作《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及其助手下里正树历时多年，采访到原七三一部队队员31名，但他们无一例外要求不公开姓名、身份、住址。森村诚一也信守了承诺。
事实上，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溃逃前，下了三条训令：不得讲出自己的部队履历；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得相互联系。意即“把秘密带进坟墓”。但到了80年代，老兵之间还是联系了起来，此前也已成立了一些战友会组织，如“精魂会”（原七三一部队干部组成）、“房友会”（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组成）和“波空会”（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队员组成）。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1981年9月5日，召开了“关东军满洲七三一部队第一次战友会”。会上，有人赞扬聚会发起者“很有勇气”，而对方直说，“哪里，即使知道我们是七三一部队的人员，也不必提心吊胆，我们只不过为了国家进行了作战而已。”终于也冒出了这样的发言：
七三一部队在平房的设施，后来怎样了呢？我想谁也不会清楚的……那些建筑物都被炸了，而且是用炸药炸的，可以说是彻底炸光了。那个“马路大”小屋又怎样了呢？最后撤退时，有人主张用毒气杀死他们，有人想用水淹死他们，其说不一呀，后来还是用手枪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枪毙了，总之，证据全部被消灭了……
这也促成了1982年9月森村诚一访华。日本舆论对他的质疑声中就包括，“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实地调查当然是最可靠的。他在平房呆了两天，回到住处哈尔滨和平邨宾馆，为将来在中国出版的汉译本《魔鬼的乐园》（《恶魔的饱食》的其中一个译名）写下序言：“本书在贵地进行翻译、出版，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翻译都更有意义”，“将架起一条中日友好的长桥，它如能对殉难志士的忠魂略有所慰，作者则不胜欣喜之至。”

1982年9月，森村诚一在平房区取材
次日他就到了北京，见到时任文化部部长夏衍，并提出保护七三一旧址的一些意见。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都下发了通知，要求把“哈尔滨细菌工厂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11月6日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的复信中写道：“前阅《恶魔的饱食》作者前往哈尔滨日本细菌试验旧址，看到均已盖了工厂，仅存地下实验室遗迹。此事望告黑省委宣传部和文物局着意保护，并作为群众尤其青少年教育场所。”
在此背后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1982年日本出现新一轮教科书“改恶”。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诸如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修订，引起中方的警觉。
那次访华，森村诚一向中国捐赠了100万日元。至今，日本友人通过各种途径向七三一陈列馆捐款累计两千多万日元。
“我们那时在干什么”
“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中，记录了森村诚一访华的全过程和心路。
当时整个平房区，谈得上全面了解七三一部队情况的人，只有平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韩晓。在政府安排他接待森村诚一前10个月，他已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森村诚一去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七三一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在森村诚一看来，这次见到韩晓，可谓相见如故。
韩晓出生于1937年，与抗战全面爆发同年。早年他是国营伟建厂（现“哈飞”）的职工，宿舍就是七三一本部大楼。他的小儿子韩建民告诉我，1955年，父亲在本部大楼一楼的新华书店售书部，第一次看到《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对七三一部队产生了兴趣，平时喜欢问问老人过去的事，早在60年代初就在报纸上发表过相关文章。韩晓（右）和森村诚一20年后的再会
韩晓第一次参与外事接待是在1978年。一批日本侵华老兵来到了四方楼的断壁残垣前，他们来自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第五次友好访问团。韩晓由此认识了原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在书中记下了当时的许多细节。
座谈会上，上坪铁一抢着发言“谢罪”，自称当年“利欲心很强”，为换取上司赏识重用，把抓政治犯当成砝码，仅1944年下半年经他批准被送到平房石井部队的中国爱国者就有22位。“这些无辜的中国百姓虽然惨死在‘细菌屠刀’下，但等于是我杀害的。”说完，他如坐针毡，急于要求到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遗址看看。
“东北光复初期，建筑物残迹尚存，如今大部分被夷为平地了。”韩晓在现场向一行人介绍着，上坪铁一听完沉默不语，特意带来一同参访、接受教育的儿子就站在身边。上坪铁一从他手中接过一束白花，随即插在残壁上。来访的日本老兵都站成一排，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为殉难者静默三分钟。上坪铁一口中喃喃，“对不起，中国抗日英雄们！我向你们谢罪来了！”说完放声大哭。
1982年森村诚一访华后不久，哈尔滨市成立平房区文物管理所，由韩晓任所长。次年，黑龙江省将七三一部队旧址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拨付10万元经费用于旧址保护、调查资料、举办展览、树立保护标识等工作。
1983年8月2日，撤销文管所，成立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展览馆，韩晓改任馆长。1985年又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2003年馆名改为现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最早时，馆里连馆长韩晓只有三人，直到90年代初才增加到13人。现任馆长金成民回忆，他1990年从中学调到陈列馆时，办公地点就在原七三一本部大楼二楼东侧的石井四郎办公室，是原来平房区电话局腾出来的，“大家都挤在一块。”正对的楼下一间就是陈列室，正式的展览刚刚办了五年，整个加起来不足200平方米。

我是夏雯静

文物的收集和整理、库房的保管备案登记、陈列馆的展陈还有繁忙的接待，让每个人都身兼数职。那时每年光日本访问团参观人数就可以达到九百多人，每年参观总数则在两万人次。金成民说，当时研究部有三个人，但做七三一问题学术研究的主要就是韩晓和他。
“当时我们在实证的调查取证和研究这块，不如日本方面重视，而且日本的重视还不是国家行为，只是民间个人意志，所有费用都是自费。”金成民后来专门提出过“三多三少”的问题——无论研究机构、人数、成果数，都是“日本多中国少”，“日本是加害国，中国是受害国，但从研究状况来看我们感觉非常被动。”
“如果那时候中国专门研究的人就是韩晓和我的话，日本可能至少有上百人。”金成民感叹，“我们只有一两本研究成果的时候，日本已经铺天盖地。森村诚一的书在81、82年已经畅销日本，我们那时在干什么？”
劳工的证言收集
刚建馆时，韩晓想到的第一步就是去北京，找中央档案馆收集苏联伯力审判和沈阳审判的战犯口供档案。他还记得，1951年办过一个细菌战展览会，结束后展品大部分由卫生部保管，也要取回。这些他都办到了。
不过真正的“宝矿”还在身边。韩晓在日记中回忆，“当时一无所有，只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冒着严寒下乡去搞调查，并征集罪证实物。路途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乡下又没有吃饭的地方，只好饿着肚子，一跑就是一天。”
原中国七三一部队劳工的证言收集，从1982年就开始了。一张张设计精美的“专题采访记录”稿纸，如今在七三一新馆展览中可以看到，且都经过法律公证。
要取得它们，绝非一日之功。五百多个在世劳工的记忆散落在平房及四周乡野。在七三一陈列馆办公室工作了六年的金士成，曾写过论文研究这些劳工的坎坷经历：他们多是平房地区农民，战时农地强征、房屋强拆，被迫无偿提供劳动。吃穿住环境都极为恶劣，从事繁重的工作，常常挨打，整日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恐惧和压抑中。而战后，“其后辈在特殊历史时期因这段经历又遭受不公待遇，并改变生活方式和命运轨迹。”
当韩晓找到他们，请他们“作证”时，他们犹如惊弓之鸟。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人张朝卿、裴文财，都当过劳工小班长，异口同声说，“我们还戴着在押犯的帽子，还‘坦白’什么？！”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活体实验，左侧蒙白布的尸体是活体实验的被害者
韩晓当然知道，他们有“在押犯”字样的供词还保存在哈尔滨市公安局档案馆，甚至中央档案馆也有他们此类问题的材料。“我看了他们的交待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罪行，而是地地道道的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证言。”
自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1539号命令，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七三一部队周围五公里左右都是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加上外围一般控制区，特别军事区域共计120平方公里。没有居住证明书不准停留，就连田里劳动的农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证明书。因此，劳工成为唯一见证七三一部队情况的中国人，他们的证言对日后遗址区的考古挖掘起了关键作用。
韩晓在未出版的自传中写道，他先后访问了190名当年的劳工，其中三十多名提供了重要证言。他们的记忆里有许多看不懂的怪事：莫名其妙的大木箱，计算人体尺寸数字的“川上班”，用10个老头养虱子，装着血粉的铝箱，还有土陶弹壳……
山边的疑惑
《恶魔的饱食》在日本总销量达300万册，其间命途实则多舛。由于“续集”出现“伪照事件”，混入20张与七三一部队无关的照片（实际是照片提供人的失误），森村诚一开始饱受右翼骚扰恐吓，出门要穿防弹衣，受到警察“朝九晚五”保护。
原本1981年在光文社出版的第一二部书因此绝版，1983年在角川出版社支持下，森村诚一根据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做了修改补充，与记录访华的第三部共同推出。
山边悠喜子于1984年退休后自愿到中国工作学习，她从邮局阅报栏上看到《人民日报》正连载的《恶魔的饱食》，非常好奇。她战争期间跟随父亲到辽宁本溪生活长大，日本战败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做护士，对中国和解放军战士有着深厚情结。可连她都忍不住怀疑，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关于战争的传奇小说吧？当时中文还不够好的她，也不敢向身边的中国人求证。后来回到日本买到日文版原著，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仍将信将疑。
于是在1992年9月，山边以去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的名义，再次回到中国。她开始频繁往七三一陈列馆跑，由此与韩晓、金成民等中国七三一研究者熟识。后来还经常与中国学者一起做考察取证。1941年2月，第七三一部队训练场景
据金成民回忆，那时馆里一年办公经费才1500元左右，连科研经费都谈不上。因此好多考察是山边自掏腰包，带着中国学者。“我当时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元，有次包车去寻访受害者，往返一天就是120元。那时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条件差的不是二三十倍。”
山边其实也不富裕，为了七三一研究事业，她卖了东京文教大区的住宅，租住到偏远郊区。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告诉我，认识山边时她的条件连自己这个穷留学生都不如，有时一天只做一顿饭，其他时候一块面包一杯茶就是一顿。至今不用手机，家里的电话、复印机、电脑，都是友人支援的。
在早期考察记忆里，山边印象最深的，是韩晓带她去参观安达实验场。
这片一望无垠的荒野，曾经做过细菌炸弹投掷、子弹穿透等等实验。被实验的活人都从平房特殊监狱运出，或十几人一组，绑在铁柱上，等待细菌炸弹从50米外或一两百米的高空爆炸；或每10人排成一列纵队，分别穿棉衣、单衣或一丝不挂，在一定距离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检验穿透人体的性能。由于石井四郎的司机越定南的回忆录，这段历史才终被揭示。
山边听了久久说不出话。韩晓问她在想什么。
“他们没有反抗过吗？”她问。
韩晓说有，而且很激烈，有人挣脱了捆绑，远处准备观察实验的七三一队员还没反应过来，所有人已经四散。但在空旷的原野上，他们无处可藏，逐一丧命于日军车轮的碾压。
真相尚未传达
在七三一部队历史上，只有它的前身加茂部队，在五常背荫河“中马城”发生过“监狱暴动”，12人成功越狱并投奔抗联。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档案资料显示，有人曾活着逃出平房的特设监狱。仅发现有一个人在“特别移送”过程中逃脱了，他的名字叫姜荣泉。
据审判材料中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供述，仅在1939年至1945年，七三一部队就至少将3000名中外人士直接杀害在各种活体实验中。这是七三一陈列馆对外承认的数字。而七三一部队前身最早从1932年就开始活动，因此也有人推算遇害者超过7000人。
1993年7月，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七三一部队展”在新宿举办了首展。山边悠喜子从参加早期筹备工作开始，为“731”及中日和平活动奔走，迄今25年未曾中断。
那次首展，除时任七三一陈列馆馆长韩晓受邀外，原平房区鼠疫受害者靖福和、“牡丹江事件”受害者遗属敬兰芝也都现身日本，讲述亲身经历。借助这些出访和回访机会，韩晓开始了早期的侵华老兵取证工作。
在山边悠喜子心中，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反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中日双方各有100人参加。除了中日七三一研究学者和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受害者遗属和原侵华日军士兵也都来了。
正是在这次会上，宪兵三尾丰见到了他亲手抓捕“移送”的七三一部队遇害者王耀轩的儿子，并向他鞠躬致歉。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韩晓提出了建立新馆的设想，但经费不足。山边回去后便向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并发出倡议，为平房区扩建陈列馆筹措资金。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募集资金委员会，她自告奋勇担任委员长，并制定募集4000万日元的目标。
1996年，山边悠喜子等人在日本国内组织起“毒气展”，三年后，“毒气展实行委员会”和原先的“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合并，更名为ABC企画委员会（A代表核武器，B代表细菌武器，C代表化学武器），旨在反对使用这三种武器。

1939年3月，日军进行生化作战，施放毒气瓦斯以及传染病菌。南昌作战期间，日军大量施放毒气，使中国军民死伤严重
“七三一部队展”在1995年时日本全国观展人数达30万，但逐渐“盛极而衰”，受日本经济低迷影响，筹款数也未达预期；ABC企画委员会组织的展会数量，也在进入21世纪后急剧减少，直到2015年才有回升。从1993年至今的24年里，两个展览总计举办150次左右，参观人数达七十多万。就在不久前，“ABC”还和黑龙江省慈善总会正式签署协议，将七三一相关捐款移交慈善总会保管，并分配到遗址保护、受害者资助等多方面。
“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努力依旧未能将真相传达给每一位国民。还有很多市民并不了解七三一部队、侵略战争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的ABC企画委员会的能力不足。”“ABC”现任负责人和田千代子在回复我的邮件中写道。
山边悠喜子后来在自传中曾回忆1995年的那场座谈会，当时与会代表发言讨论，应如何对待眼前的敌人？她说，“谁是眼前的敌人呢？对战后70年里表面上的伪和平感到习惯满足的不正是我们自己吗？包括我自己，难道没有满足于现状吗？我们组织者本身都没能达成统一意见。”一想到这里，她便感到痛彻心扉。
“在会场初次见面的人很多，甚至日本人之间，都没有开诚布公地进行过交流。更有甚者，有半数人将此视为中国旅游。而对于团体旅行，我们又能期待什么呢？”
那次座谈会后不久，韩晓退休了，晚年埋头整理日记和书写回忆录。他有许多困惑和不平，以及许许多多来不及整理的手稿。2003年8月，韩晓在体检中查出胰腺癌，三个月后离开人世。
金成民说，韩晓“作为初中毕业生，在中国七三一研究上有开创性贡献，尤其是他对学术严谨的态度和追求，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已年近九十岁的山边，还会想起1995年在平房新祥里度过的那个午后。坐在韩晓不足10平米的老房子里，他手里拿烟，很久才想起抽上一口。腾腾烟雾中，他们滔滔不绝地描画着未来的蓝图，他们要做怎样的七三一部队遗址考古挖掘，建一个怎样的保护区和陈列馆，而那里会有年轻学者前赴后继。
NHK播放 《七三一部队真相》
2017年8月13日深夜，“日本战败日”前夕，日本主流电视台NHK播放了纪录片《七三一部队真相》，在中日两国引起广泛回响。其中最有力的内容之一，就是首次对外公开12名日本战犯在苏联“伯力城”受审的原声录音。
七三一部队原总务长川岛清亲口承认，其部队活体实验中包括女性和孩子，关押者无人生还。他还说道，仅1940年一年，部队经费就有1000万日元。
更重要的是，NHK用大量档案材料，揭露出日本医学精英主导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研究的事实。来自京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10家日本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名医学人员参与其中，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户田正三更是与日军合谋，得到2亿5000万日元以上的巨额研究费，光向一个研究者支付的费用就达近500万日元。而恰恰这批医学精英，无一人曾站到公众面前承认和悔罪。
“一个‘七三一’，每年专项经费就相当于现在的300亿日元，18亿人民币，我听了都可怕。”8月15日，NHK纪录片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开始发酵。晚饭时间，现任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仍在拉着几位馆领导商议，“光这就能看出问题，日本细菌战绝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队能做到的，而是日本国家协调和社会力量的总动员，是国家犯罪。”
类似这些话金成民曾反反复复讲过，对来访的各级领导和各国友人。身处的食堂，是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旧址旁一座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平房。他边吃着炸酱面边开小会，如何翻译NHK纪录片，给哪些部长领导刻盘送去，提请注意哪些要点，一一交代部署。
只是隔日，金成民还是听到了那些意料之内的声音。一位上级领导来电：日本人做了这些，你们在做什么？也有普通网友的评论：我们中国人做了什么？
那时，我在哈尔滨平房已经呆了一周，对金成民的采访累计十几个小时。讲到这里，我能看到他脸上闪过的一丝不甘，而后回归“不解释”的平静。
27年间，这些同样是他内心深处的诘问。日本是无法抹去的参照系，从进馆第一天便如影随形。“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人家做到了，我们早该做到的，对受害者的资助，带着内疚、亏欠，去尊重、忏悔，在一些日本人身上体现了。我们明明最应该互相关爱，但部分国人麻木得很，到现在都麻木得很。2001年我提出申遗，骂我的都是大学教授，‘金成民想钱想疯了，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灾难，竟然在这上面作秀、做文章。’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人这样质疑。”
因为早年的锋芒毕露，和一些超前的做法，金成民曾有过很多批评者，他对此毫不讳言。他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写进了专著后记的致谢名单，“如鲠在喉”之感也在里面。有人认为他激进，也有人视他为名利之徒，而令他真正难过，甚至动怒到踢门的，是连带着一些日本友人对他做法的不满。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被调离陈列馆，和刚调进馆里时一样，两头不着，没有“归属”。他很少跟人说起最痛苦的日子，研究无法继续，不能出国访问，生计堪忧，家庭内外交困，一度走不动路、抬不起胳膊。
2005年，哈尔滨市社科院向他递上橄榄枝，邀请他创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所（后更名为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并担任所长，当年26岁的杨彦君

我是夏雯静

是他唯一的助手。后来研究所更名为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坚信：“只要我不放手，早晚有一天，我还能回到陈列馆。”
他的公开简历里有这样一段：“2006年，撰写的专项报告《关于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研究》一文，经新华社《参考清样》第2950期全文转引，以内参的方式呈递给中央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委员陈至立先后作出肯定性批示。为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亲自率队来哈尔滨市就七三一问题专项调研，并召开了‘国家文物局保护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工作座谈会’。”
2012年11月，“七三一部队旧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列在第十一位。金成民说，最早他是依据奥斯维辛和广岛的案例提的，它们分别在1979年和1996年申遗成功。“其实最早提出‘七三一申遗’的不是中国人，日本民间团体友好人士96、97年就提出了，这又是落后了……”
8月15日，与NHK纪录片差不多同时，日本TBS电视台播放了自制纪录片《绫濑遥倾听战争 从地图上消失的秘密岛屿》，聚焦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将被迫带入这座岛上参与制造毒气的少年工人受害和施害的双重面目展现于世人面前。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提醒我去看，“中国也有电视台做了，采访对象是同一个人，提供协助的也是同一个和平运动团体，但是深度却有很大差距，让人感到可惜。”
“再晚就来不及了”
1997年发现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对金成民而言，应是第一次扬眉吐气、证明自我的时刻。“哪个研究者不想找到，老韩也想找，但就是我给找到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说：“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是日军进行人体实验不可动摇的铁证。”
日军宪兵的主要任务就是防谍和搜集情报，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七三一部队与其勾结，抓捕的抗日情报人员都秘密移送给七三一部队充当实验材料。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66件档案，以及后来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277件档案，只是关东军宪兵队撤离前少数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
金成民至今保留着一份1999年8月5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是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国公开731部队资料 将迫日表态》。他向我一字一句念出两位日本知名七三一研究专家的评语。庆应大学社会史教授松村高夫说：“通过此次公布的名单，可以确定受害者的遗属等，确认受害者的事实也变得容易了……”神奈川大学科学史教授常石敬一说：“日本反倒应该与中国政府合作，努力寻找受害者的遗属，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责任。”
没有人会比遇难者家属更在意这样薄薄一张纸的档案。2006年6月的一天，李凤琴在七三一陈列馆看到父亲李鹏阁的档案，那一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寻觅才尘埃落定。
“这个资料拿给我们一看，那就像见到父亲尸体一样。我捧着这个材料，就从七三一办公室里跑出去了，跑到大门外头后院那个广场四方楼底下，我就去喊爸爸去了，我都六十多岁了，我头一回叫爸爸，跟我哥哥长跪不起。我说我们来认爸爸来了，接你回家，你的冤魂一直飘荡在七三一院里，我们可找到了，我们好对死去的祖母和母亲有个交代。”李凤琴哭着坐在央视的镜头前说。
大连的王亦兵比李凤琴幸运得多。1995年，他就见到了亲手抓捕他父亲的日本宪兵三尾丰。上世纪40年代，大连宪兵队在黑石礁抓获一名苏联无线电谍报人员（中国朝鲜族人），后者供出两位在天津为其提供帮助者，爱国商人、王亦兵的父亲王耀轩是其中之一。三尾丰负责该案审讯，最后将他们移送至七三一部队。三尾丰后来忏悔称，王耀轩只是为苏联间谍提供了住宿等便利，把他也“特殊处理”，未免太过分了。日本精神医学学者野田正彰曾在《战争与罪责》一书中剖析三尾丰的个案。三尾丰虽然从1993年首次参观“七三一部队展”就深受触动站出来作证，但长期以来仍认为自己只是听命于队长、运送嫌犯，“没有胡作非为”，直到一次次与遇难者遗属共同出席活动作证，听着他们发自心底的哀怨，他才开始进一步深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三尾丰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1998年，作为王亦兵诉日本政府案的证人，出席东京地方法院听证会。当时85岁的他已是癌症晚期。他在台上说：“我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运送者或者帮凶，就是罪犯本人……我在世上的时间也许不长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负起责任。”
他终究没有等来这一天。一年后，法槌落下，“国家无答责”，驳回中方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1998年5月，金成民应邀访问日本时见到三尾丰。分别时相约，下次来时再就“特别移送”档案的相关问题深入探讨。
两个月后，金成民到了日本，却得知三尾丰已于一周前去世。金成民这才意识到，“是到了抢救‘731’的时候了，再晚就来不及了！”于是才有了横贯十年的“跨国取证”。
2009年，金成民如愿回到陈列馆出任馆长，直接瞄准2015年为“成果年”，“（抗战胜利）70周年，是我唯一的机会知道吗，我不可能当馆长很多年。”他花了半年时间整顿人事，能力不济者均被调离。第一次开会他就放下狠话，“感冒发烧我不管，鼓包冒脓，我肯定动刀。”
数年前便已成形的“申遗”蓝图铺展开来，一次次精心设计地“要钱要地”，一天天日以继夜地赶工期，考古挖掘，建新馆。他也迎来了一个好时候——国家对抗战史研究的重视和支持。金成民自称，中央每个“口”的部长局长来，他都“饶不过他们”，总能要到一块牌子或是一两个政策。

2013年，在一位副市长的推荐下，金成民进入哈尔滨市长奖的获选名单。领奖前一天晚上，他花了四个小时，准备好一份“七三一旧址中长期规划”的专项报告。他给市长递上专项报告，争取到市长专题会的召开，会上作出了三个决定，一是七三一馆提格扩编，二是哈尔滨市成立七三一旧址申遗工作领导小组，三是先期拨付2.8亿资金进行旧址周边环境整治——后来追加到4.5亿，加上其他配套资金，总计6.2亿。
在他上任陈列馆馆长的三年里，七三一旧址保护项目列入“十二五”文物保护规划，《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条例》并正式实施。
曾有一个有名的工程商找到他，他只问了对方一个问题：你来过几次？对方说，路过好几次没进来过。金成民说，那你没资格谈其他事了。
“我在这二十多年我都没疯，你们连看一下都吃不下饭，那我在这死多少回了？连楼都不进，我二十多年辛苦你都不想知道，你跟我谈啥。”
我没告诉他，后来我在陈列馆“黑盒”里碰到两个女孩，一个嘟囔着，“怪不得你不叫我来看。”另一个不耐烦地说，“说了不要来看了，出去饭也吃不下。”
不过至少，她们进来了，也还是看了。那时我们一同走过第三层楼的“人体试验”展区，看到石井四郎奖励活体解剖技师的军刀，看到森村诚一写的故事《被解剖的女人》和《被活杀的少年》，看到悬挂在半空的一列列人体实验报告。最后绕过医院用的隔帘，来到仿照“东京卫戍第一医院”的手术室。
手术室的床上空空荡荡，只有床单上深褐色的零星斑驳。
“揭锅盖”和“扣锅盖”的斗争
韩晓过去家里电话尾号是731。金成民也记得生命中与数字“731”有关的所有巧合，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日期，一个房间门牌号……有一天他主动向我讲起与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一面之缘，以及她后来的悲怆命运。张纯如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2004年11月9日被路人发现用手枪在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得年仅36岁。
“我们并没有多少交流，我把她视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她影响力比森村诚一更大的原因是，她牺牲了、升华了，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把历史真相展示给世人。但是年纪轻轻三十多岁死去，你的愿景会有人替你延续吗？是不是可能会造成遗憾？作为人来讲，我们必须得承认，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是不是啊？”
“相比之下，森村诚一还是会调整（心态）。”金成民曾特意问森村诚一要来了当年他穿过的防弹衣、收过的恐吓信，把它们放进本部大楼的森村诚一展馆。某种程度上，森村诚一是他的榜样，“我是在熔炉里头被烤过、熏过、炼过的人，但我没有蒸发，我只是更有信念、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意志了，我更不在乎任何事情了。”
过去，金成民心中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他知道，很多人常拿“731”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比较。很长一段时间，他也忍受着同行的非议，“北方人窝囊、制度有问题、政策业务水平低下，七三一那么好的题材做不出来。我都知道，我都忍着，所以我才要等到‘70周年’一次性爆发。”
在他看来，两者根本无法比较。一个是四十多天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的屠杀，铁打的定性；一个是整整13年的秘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证据被销毁，人员整建制撤退，战后美国还与石井四郎达成交易，“包庇、掩盖、纵容”。
“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没有一张纸片一个文件支持，但我在日本该拿的都拿到了，连原队员我都找了那么多。一方想把这个事实锅盖揭开，一方想把锅盖扣得更死，这是不是一场斗争？如果想揭开，没有20年的功夫能揭开吗？”20年来，金成民访的136个劳工，现在都已经去世，“日本老兵我知道的就只有两个还活着。”2008年3月，金成民（ 左） 在日本与原第七三一部队队员筱塚良雄合影
2000年，由七三一研究所、哈尔滨日报等组成的跨国取证小组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帮助下，联系到42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其中11人表示愿意陈述当年的事。
90年代初期，金成民就接触过不少来访的日本老兵，但2000年起决定自己出国取证，语言、信任度、与中间人的沟通，甚至出国手续，都是障碍。他至今感谢哈尔滨市的“特批”，“平房区处级以上干部200人，可能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个人出国多。”据他估算，十几年来，他在日本总共接触过三百多位日本老兵，见上面的六七十人，说了有用内容的则在40人左右。
此前，日本学者森正孝已经采访了二十多位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原始的采访影像资源后来都捐赠给了七三一陈列馆。讲起中国学者取证的困难，金成民感慨良多，“有些人根本就不见面；有些人同意见面，什么都不说；有些人只对日本人说；有些人只说一部分；有些人接触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躺在病床上，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才愿意说；即使这样，有时医生也会阻止，说病人需要休息……这里有日本社会大环境的压力，有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找到线索没坚持，没跟踪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信赖很关键，千万不要抱着我去审问你的态度……”
与大川福松的交往是最富戏剧性的。他是中方接触到的唯一一个参与活体解剖的七三一部队技师。而且正因为这方面的“出色表现”，石井四郎将自己的军刀赠予他。金成民花了近10年时间，终于令大川福松同意，将这把刀捐赠给七三一陈列馆。
2017年7月28日，山边悠喜子来到“黑盒”参观时，驻足在这把军刀面前，说了一句：“当年，我去采访大川福松，想要看一眼这个军刀都没有给我看。”
陈列馆里，这把军刀的展示柜附近，一个显示屏幕循环播放着大川福松向金成民赠刀的画面。为了这一幕，金成民把每一个可能都提前设计好了：先是租借好轮椅，请大川福松下床到客厅，方便拍摄；他要喝口水，也马上照办；还要提醒他拿出签字章。加拿大、日本、中国三个摄影师摆好机位，拍下大川福松向金成民双手递刀的场面。在金成民心目中，这一刻不亚于日本战败投降时，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七三一部队司机铃木进本人积极，但第二次见面妻子陪同前来，一讲到关键内容，妻子就悄悄拉住他的手，“他就知道不该再说了。”
“第三次我就知道怎么办了，我告诉联系的日本友人，把他单独约出来。”这一次异常顺利。取完证，铃木进给了金成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三万日元，“就是老人家给你，路上去买个冰激凌吃那种。他说，你治好了我的心病。”铃木进曾运送一对苏联母女，不到一个礼拜，她们就在毒气室里一起被毒死了，“那个小女孩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在脑海里忘记不了，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
后来者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8月15日，七三一陈列馆25万平米基本陈列全面开放。8月31日，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历时14个月制作的五集大型纪录片《七三一》。金成民作为受访专家短暂出镜，镜头里的他，脸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正是那段“搏命”日子的写照。
比起原先的孤军奋战，这时他已经有了最好的军师和副帅。八年前，金成民把年仅30岁的杨彦君提拔为哈尔滨七三一研究所所长，兼任陈列馆馆长助理，而后又成为陈列馆副馆长。所长办公室里至今挂着金成民与别人的合照，是杨彦君选的，他认为这代表着“师承”。那一年，杨彦君完成《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以哈尔滨鼠疫流行为例》一书，获哈尔滨市社科评奖一等奖。金成民毫不掩饰对杨彦君的认可，给杨的定位是“未来的历史学家”。
两人的性格却有很大差异，仅对待媒体和社会荣誉而言，金成民会争取、迎合，“为我所用”，杨彦君却是天然排斥、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一次市里评选“劳模”，电视台选了他做“正面典型”，摄像机和记者都到面前了，他却说，我只有30%的精力在科研，每天就忙一个小时，把记者气走了。
他一边觉得自己的成绩不值一提，无非从积累到熟悉，内心的骄傲却又溢于言表。他领我走进中心资料室，满满的书架里都是大部头档案卷。讲到什么，他就把他编的一套套书拿到我的面前，有66卷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还有他策划出版的五个语种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图录》等，无论是做合作的译者还是编辑，他的选择都精益求精。
金成民说自己“还有几座山要翻”，除了大项目遗留的工程验收问题、单位提格的财政预算问题，更根本和长远的是七三一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杨彦君在这项任务上正担纲主角。早先，在档案收集上，杨最大的成果就是在美国华盛顿档案馆发现了一批美国解密档案，包括美军审讯七三一部队成员的记录及七三一部队成员提供的人体实验报告书、细菌武器和医学研究报告书等。而今，他还在带领团队进一步搜集俄国等地的资料。

目前，杨彦君正在不动声色地筹办两件大事：一件是一本全英文的七三一历史著作出版，著名华裔历史学家、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谭汝谦是他的合作者和第二作者；另一件是与波兰正在筹建的二战博物馆合作，对方愿意留出一个展厅，陈列“731”展览，目前仍在策划中。
但他始终觉得，在“731”这件事上，不可能再有人达到森村诚一的高度，“是精英引领时代，而不是时代造就精英。”杨彦君曾在一次探访奥斯维辛营后，写下一篇散文，“我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彼岸世界思想的人，但在这样的场景下，我甚至有一种感觉，罪恶的人，生命不一定能够接受正义的审判和心灵的惩罚……”
他也坚持说，自己从来不把七三一研究当作事业，而仅仅是职业，用专业的学术标准要求自己，且转身就可以走掉，“我不像金馆长韩馆长那时候，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后来，与陈列馆工作人员金士成的闲聊，多少让我理解了新一代七三一研究者的想法。他说，“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一切只依赖于口述历史，都可能将我们引入伪史的道路上。我们做抗战问题研究不能一开始就下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然后想方设法找材料去证明结论正确。这本身就属于一种怪圈，不符合事物发展逻辑规律。”
对待后进，金成民愿意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每年送五六个馆员出国访问留学，“就算他们出去了不回来，等他们成材了，20年后不照样能帮我们一起做事吗？”
这其中，又数杨彦君得到最大的信任和授权。金成民说，他们之间从不聊私事，只有工作。杨彦君说，他和金成民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只是做事风格不同。杨彦君直言和金成民会有理念上的分歧，比如他对新馆“黑盒”的烟囱设计就有所非议，但最后他还是会做个好的执行者。
向外寻求合作之余，陈列馆也在致力于将自己变革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平台”。从几年前开始，金成民就邀请外国学者长期驻馆，提供吃住、资料和研究经费的扶持。
韩国译者兼出版人金成倍驻馆两年。新馆开放那天，韩国电视台KBS连续两天报道采访，金成倍作为驻馆专家进行讲解，后来又参与过JTBC电视台五十多分钟的深度访谈节目，在韩国小有名气。他目前的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包括：七三一部队“特殊移送”中的朝鲜遇难者、日本江户时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等。
金成倍至今记得，第一天到哈尔滨下机，馆里就有工作人员迎接，安顿好住宿便是欢迎仪式。刚来的一个月，金成民每天都陪他吃饭，度过初期的不适应和语言难关，每个细节都令他感动不已。
更多的遗址
金成民说，这辈子有两句话给他印象最深。一句是一次国际会议上日本学者说的，“你们都忘了，我们还能记得吗？”一句是重回陈列馆时在旧馆留言簿上翻到的，“垃圾展馆还收费！”
对于现在陈列馆的布展水平，金成民自信无疑，构建的“法理逻辑”层层递进，“看完整个展，就相当于读完了一本审判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卷宗。”每一个物证，每一个用词，甚至每一个版本的语音解说词，都有国际同行（包括日本军事史专家）把关审定，确保无懈可击。比如，德国的显微镜，同样的年代日本从德国进口的，如果是在长春发现由长春100部队使用的，就不能出现在七三一部队的展厅里。
时值暑假旅游旺季，常常能看到年轻学生组成的参观团。金成民没事时常留意参观者的举动，一些年轻人进楼前还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还有情侣搂搂抱抱，动作亲热。
“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的，他不是带着一种自主的追问，和稍微有点层次的认识，来到这里。所以有些表现才让我们感觉到那么不可思议。他们无非把它当成了一个所谓的公共场所，闲逛的地方，不会说我到这来是受教育的。”说这话时，他语气平静，仿佛习惯了。
当然，我也看到了不一样的参观者。两位来自湖南的父亲，带着各自的女儿，特意前来，理由是“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这段历史。”
我们一起从本部大楼走向四方楼。那里用黑色金属搭出了整体框架，人们可以步行出入其中，在稍高的平台上俯视考古挖掘出的四方楼地基。我们又一起走向一个居民区之隔的第二保护区。两位父亲仔细阅读着每一处标牌，无论是朝黄鼠狼培养室探望，还是在空荡的冻伤实验室里徘徊，都给出沉痛的喟叹。他们继续走向锅炉房遗址，还不断询问焚尸炉的位置。
他们对遗址区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整个地面空间的黑色碎石，换成绿色草坪？是没钱吗，还是养护成本太高？但金成民在设计遗址区时，坚持不能
有任何“人文景观的干扰”，要做好静穆的环境氛围的营造，保留原汁原味给人的冲击。和杨彦君一样，金成民也常提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博物馆是最好的，原汁原味，那是真的触目惊心、震撼，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平面图：01 序厅 / 铁证 02 第一部分 / 细菌战日本国家军事战略 03 第二部分 / 七三一部队 06 第五部分 / 特别转移
金成民对七三一遗址区的用词是，“日本以七三一部队为代表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行为的代名词”。
这个拗口的定性长句，涉及国人的一个认识误区。金成民说，日本细菌部队不仅仅是七三一这一个部队（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扩编石井部队；设立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即后来的“满洲第100部队”。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主要细菌部队有关东军第100部队、北京北支甲地1855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到1942年又组建了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
“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细菌武器研究中心和细菌战指挥大本营。至此，日本细菌部队形成了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金成民说，这些细菌战部队都下设几个乃至十几个支部，另外包括部分日本陆军医院，都与七三一部队干着毫无二致的人体实验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设有防疫给水部，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遗憾的是，这些部队遗址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能达到整套证据链完整性的，只有哈尔滨七三一部队遗址一处。“在这方面，哈尔滨的贡献极其特殊，应该被世人尊重。”金成民不断强调，要特别加上一笔：“哈尔滨毫无疑问是日本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重灾区，哈尔滨人对这段悲惨历史有着特殊的记忆，对战争与和平有着独特的理解，而在新时期痛定思痛，勇敢承担起人类遗产保护的重任。”
“十多年前，平房是哈尔滨‘南拓北跃’最重要的一块，哈南新城开发，是开发商盯死的地方，当时土地规划管理也不严格，斗争非常艰巨。到2005年左右，开始严格管理，谁都别想占。要是当时没有守住，那是我们人类永远的灾难。”金成民重复几次说到，“大连（研究所）一块砖都没有留下，十几年前都是有的”，因为地处地段最好的市中心，全都盖成了高楼大厦。那是中国飞跃式推动经济改造的年代，大多数支队所在的县城都是如此，“哈尔滨经济是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但你必须承认它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走在前列。”
让金成民最惋惜的还属长春的满洲100部队遗址。“与七三一同一天建立，规模相当，如今七三一保护范围达到25万平方米，但长春100部队涉及拆迁问题，连一万平米地都还占不到。安达野外实验场情况稍好，54万平方米的辽阔平原，没有任何干扰，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开发也十分积极，希望打造成中国规模最大的国家考古公园。”
一首诗，一首歌，一座碑
2015年3月4日至6日，森村诚一在东京新闻上连载三篇文章，回顾《恶魔的饱食》发表经过及后事。中间写道，“战时的大本营讲话里充斥着谎言，接连地欺骗着国民；重新解释、更改宪法第九条这件事也笼罩着浓浓的欺瞒色彩。”文章连载的八个月前，安倍内阁决议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虽然此前早有风声，舆论仍为之哗然。当年有民间和平运动人士联名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日本宪法第九条”，但未能当选。今年8月下旬，安倍内阁又再次重启相关讨论。
在上述文章中，森村诚一还回顾了“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的成立经过。写作《恶魔的饱食》第三部时，日本右倾媒体定下“森村诚一暗杀计划”。他饱受死亡威胁，同时也收到日本全国各地鼓励的声音。这时，神户市役所中心合唱团团长田中嘉治向他发来邀请，希望能把《恶魔的饱食》用歌唱出来，因此希望森村能创作一首歌词。
那时森村诚一或许会回想起一位七三一部队原成员在战败20年后写下的那首诗，他曾将它记录在《恶魔的饱食》第一部里：
一位画家在画“冻伤试”，他自己的手也在发抖，因为眼看着“圆木”在寒冰中冻掉双手。解剖活人的手术刀也冻得凝结一层血迹，酷热的天哪，锁链声仿佛像人在哭泣。为了同死亡做斗争，越狱的怒火也曾炽烈地燃烧，墙壁上留下了“圆木”用血写成的反帝口号。烈火中“圆木”，在触摸着烧烤的肉脂，十字架上“圆木”，在忍受着鼠疫跳蚤的袭击……
这名队员曾在一次诵诗会上当众朗诵过，但现场没人知道写的是什么。
森村诚一最后接受了田中的邀约，写出了《恶魔的饱食》原诗。作曲家池边晋一郎和神户市役所中心合唱团将它改编为合唱用的形式，在此之上池边为之作曲。
合唱团现任负责人持永伯子告诉我，合唱团在日本的全国巡演已经进入到第二十六年，今年7月2日在爱知举行了第二十七次公演，计划开展到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明年的公演计划也已确定，除了国内演出，夏天还将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举行第八次海外公演，计划由200人以上的合唱团献上演奏。
2015年9月24日，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第一次来到中国，与哈尔滨八方和平艺术团举行联合公演。在金成民提议下，哈尔滨市政府决定授予森村诚一哈尔滨市荣誉市民称号。把这些故事说下去
2017年8月15日，又一场演出在平房建文广场公园举行。靖淑霞身穿黑色正装，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满头白发的老人上台，展开了她的叙述：
我是幸存者靖福和的女儿，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常给我们讲那些年悲惨的家史。
72年前父亲家在平房村后二道沟住，那年我父亲12岁。当时村子里住着43户人家二百余人，有五十多人死于鼠疫传染，我们老靖家19口人，在不到20天里就死了12口。
当时村子里最早死去的叫张颜廷，在村子里谁家里有事，大家都会去帮忙，我父亲的小叔去帮忙处理张家丧事，传染上了鼠疫。那年他25岁，办完丧事回来，身体就不舒服，两天多大腿长出了脓包，疼的无法走路，几天后就死去了。大家的惊讶没有消失，父亲的小婶和两个孩子被传染又都很快死去了。四口人在不到五天全部丧生了，接着我家的12位亲人相继死去。
我的爷爷、姑姑和叔叔几乎是同时发病，又都死在同一天。姑姑的脖子和头肿得一样粗，憋得嗷嗷叫说不出话，孤零零地在叫喊中惨死在草棚子里，父亲看她时眼睛都没有闭上。拉姑姑的灵车还没到我的爷爷又咽气了，接着我的叔叔一声不吭吐了两口黑水，又永别了亲人……
我父亲的奶奶幸存了下来，她整日悲痛欲绝，泪水不干，天天哭在坟地里，哭过去睡在荒野里，最后哭瞎了双眼。活下来的孤儿寡母总是到亲人坟前去哭诉……
这些话，和她父亲在自传中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靖福和走过国内外无数地方，只要别人有需求，他都会一次次在他们面前讲述家庭的这段悲惨史。晚年他曾自费出版回忆录《“731”鼠疫幸存者的自述》，希望拿到陈列馆里来卖——一方面他不可能永远站在人前宣讲，有文字流传可以节省些精力，了却一桩心事；一方面也是对自费成本的一点补贴。但是这个想法没有获准。他后来大病一场，2006年离世。弥留之际，他反复对女儿叮嘱，要把这些故事继续说下去，让下一代人继续了解。
靖淑霞每一个抑扬和顿挫，似乎都落在他父亲过去的语调里。她在舞台上动情地说到眼眶湿润。一旁轮椅里的母亲未发一言，演出刚结束，靖淑霞便推着老人的轮椅下了台，赶忙去换后一场舞蹈的演出服装。可是过了好几分钟，我看到老人仍在用颤抖的手，擦拭眼泪。
那一刻，我又想起金成民说张纯如父母的话，“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卷到历史学科，被动地无法逃脱……什么样的集会，她的父母都在，每每讲起，就像这里的其他受害人一样，讲了之后几天都缓不过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