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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Come.And.See
【译名】自己去看
【年代】1985
【国家】前苏联
本片根据1985年发行的Алесь Адамович的电影剧本"Хатынской повести" 改编，故事基于史实，是最恐怖的战争电影之一。故事发生在1941-1945年的白俄罗斯，影片的地点和事件恰恰是人类痛苦和灾难的象征。影片的主人公Флера是一个潜入森林帮助游击队的16岁少年，影片开始时，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当影片结束时，经历了德国法西斯残酷军事围剿的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面目吓人的成年人，已经未老先衰。战争无形地将一张稚嫩的孩童的脸扭曲成皱纹密布象老人一样的脸。Флера这张变了样的脸是一张战争的脸。作者对战争真实的残酷性进行了深入刻画，他成功塑造的本片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功勋累累的游击队员，而是一个尚带着童年记忆的、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
这是一部很特殊的战争题材电影，它真实地描写了德占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场面，以及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恐惧，反映了战争的真实面目。它既不同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占柏林》这些正面战场的血肉横飞、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也不同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星》所描写的局部战斗中体现的平凡悲壮，更不是战地浪漫曲，而是降临在平民百姓头上血淋淋的残酷。影片的事件和恐怖场面远超过任何一部描写德军集中营的电影，令人毛骨悚然，提醒胆小和心软者慎看。
纽约时报评价它是“苏联电影的最高成就”、“强有力润色的强有力的素材...电影制作的绝技”、“引人入胜且令人毛骨悚然”，至今还没有第二部苏俄电影能够在美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也是CCTV九十年代播放过的唯一一部俄国电影。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Мосфильм）、白俄罗斯电影制片厂（Белорусифильм） 合拍。
《自己去看》（1985年由白俄罗斯电影制片厂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在描写红军小战士的电影中，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可以把它看作最后一部可以载入史册的、出类拔萃的苏联战争题材“诗电影”：
《自己去看》 1943年，卫国战争的第3年，16岁的白俄罗斯少年弗寥拉和小伙伴费季卡在村边的沙地上吃力地挖着沙土。沙坑里出现了一条军用皮带，弗寥拉兴奋得大叫一声，拉出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几十发子弹--他当游击队员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因为游击队只收有枪的人。弗寥拉的父亲上了前线，家里只有母亲和双胞胎小妹妹，尽管母亲反对，弗寥拉还是跟着化装成德军的游击队员来到了森林里。在宿营地，弗寥拉对游击队的生活感到很新鲜。队员们笑呵呵的，相互开着玩笑，唱着战争时期的歌曲比如《神圣的战争》，就连伤员也都高兴的拄着拐杖和大家合影留念。那里的气氛和环境似乎很轻松。一天，弗寥拉赤着上身蹲在一口洗澡用的大锅里刷锅，一位似曾相识的姑娘捧着一束野花走过来，把花瓣撒进锅里又转身走开。游击队在战斗间隙的生活给人一种错觉：打仗好像是轻松而快乐的。
然而，游击队实际上面临着被德军包围的严峻形势，队长和政委决定率大部转移，只留下小部分战士组织预备队。弗寥拉被留下，他的靴子也被换给一个要赶路的老队员。轻松的环境气氛就这样消失了，弗寥拉穿着破靴子，拎着箱子在树林里边走边哭。他无意中踩碎了一窝鸟蛋，蛋清和蛋黄流淌在草地上，其中一些蛋里还钻出了初生的鸟雏。林中传来一位姑娘的哭泣声，弗寥拉看到了撒花瓣的那个女孩。女孩叫格拉莎，德军要把她掳掠到德国去做苦工，她逃出来被游击队收留在这里。格拉莎向弗寥拉乞求爱情，她说自己想要生儿育女，但弗寥拉推开了姑娘，因为自己是来打仗的而不是来恋爱的。突然，天空中出现了敌机，那是德军伞兵来偷袭游击队营地。德军的枪炮使弗寥拉看到了战争的惨酷与恐怖，他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直到影片结束他的听觉也没有恢复）。弗寥拉和格拉莎躲进了一个土坑里，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天蒙蒙亮了，林中一片寂静，一只鹳鸟在草地上轻轻地漫步，空中洒下银丝般的细雨，领略了爱情的幸福滋味的两个年轻人站在雨中，他们摇落树枝上的雨水来洗清身上的泥污，格拉莎在雨中尽情地跳舞......
弗寥拉领着格拉莎来到自己的村庄，四处寂静无声不见人影。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苍蝇嗡嗡的叫声，炉子上的汤还是温热的，突然，格拉莎瞥见了地上散落的沾着血迹的玩具，她惊呼出声，拉着弗寥拉奔出屋子。他们奔跑着穿过村庄，在板棚后面看到横卧着的成堆的尸体。他们趟过沼泽来到岛上的沙丘地，幸存的乡亲们都在这里。一个老农民被烧成焦炭一般，奄奄一息，乡亲们围在四周哭泣。老农喃喃地哀求大家把他打死，让他少受些罪。人们告诉弗寥拉，他的妈妈和两个小妹妹已经被杀害了。弗寥拉神经质地退后几步，痛苦地把头埋在泥水里。格拉莎把他从泥浆中拉出来，紧紧抱着他。弗寥拉的脸痛苦地抽搐，但没有哭声，也没有眼泪……
弗寥拉离开乡亲们，在树林里他遇到了3个正在为村民们四处寻找食物的游击队员。德军飞机在他们藏身的树林上空盘旋，一个游击队员死于轰炸，另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不幸触雷身亡，老战士鲁别日当着弗寥拉的面检起战友的一只穿着靴子的断腿时只是叹了口气--因为死亡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鲁别日弄到了一头牛，兴冲冲地和弗寥拉一起趁着夜色把牛赶往村民们所在方向，他们希望能让乡亲们填饱肚子。忽然，空中亮起了刺眼的照明弹，子弹在身边呼啸，鲁别日中弹死去，牛也被打死了。弗寥拉在黑暗中哭泣。
天亮了，弗寥拉一个人提着步枪走在旷野上，他找到了一辆马拉大车，告诉赶车的农民自己想用大车把牛运到乡亲们那里。农民忽然发现有德国鬼子走近--德军讨伐队已经包围了这片地域。农民让弗寥拉把军衣和枪弹藏在田野旁的草堆里，又驱车带着弗寥拉回到自己居住的别拉霍迪村。路上，农民教弗寥拉记住他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让弗寥拉在德军面前冒充他的孙子。德军把村民驱赶到广场上，孩子们在哭喊着；德军又把人们赶进一座高大的木质粮仓内。人们号哭着，挣扎着，被德军的军犬恐吓着。仓库的门被从外面锁上了，绝望的人们把门推得不停地摇晃；有的人爬到窗口，立刻被开枪打死；有的母亲把孩子从窗口抛出去，德国鬼子又把孩子扔进来；弗寥拉从小窗户爬了出来，立刻遭到德国鬼子疯狂的殴打，他被打倒，又被迫跪在地上；德国鬼子把一个受尽蹂躏的姑娘扔在弗寥拉身边；一辆摩托在绕圈行驶着，车上的挎斗里放着一个村民的尸体，尸体胸前竖着木牌，上面写着:“今天早上我侮辱了德国士兵”。
德寇开始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他们向仓库里投掷手榴弹，用冲锋枪扫射，村民们在绝望的哭喊......挤满了村民的粮仓在熊熊地燃烧，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刽子手们却放起了音乐，站在远处狂笑着欣赏自己的“杰作”。军官什泰因还把自己肩上的宠物--一只懒猴放到桌上用钢盔罩起来，唯恐它受惊。德军军官用枪抵着跪在地上的弗寥拉的太阳穴，让士兵们为他照相留作“纪念”，捉弄够了之后又把弗寥拉扔到沙土地里。刽子手们离开了，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暴行的弗寥拉向我们转过头来--在少年的额头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头发也变白了--他一下子变成了“老人”。
他在林中独自走着，找到了一卷绷带；他走到田野上，从草堆中取出自己的步枪和军衣；他用绷带把打坏了的枪托缠好；他沿着大路向前走，遇到了游击队的队伍，他跟了上去。游击队包围了德国鬼子，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德军头目什泰因及其走狗试图为自己狡辩，丑态百出。弗寥拉从德军摩托车里拎来了一桶汽油，他要烧死这些刽子手，为亲人、为乡亲们报仇，另一个游击队员拿着火把走过来。一个女游击队员开枪了，接着，所有的枪一起喷出复仇的怒火，处决了这些人间禽兽。这时，镜头摇向游击队员手中的火把：它没有投向德国鬼子，而是扔进泥水中熄灭了。
弗寥拉从白桦林中走出来，快步跟上了行进中的队伍。他对着泥水里的一幅希特勒画像开了枪--这是他第一次开枪。他一枪一枪地射击，伴随着每一声枪响，银幕上闪现出一幕幕记载着法西斯德军暴行的真实的纪录片段落，但这些纪录片都是倒放的：一栋栋被炸毁的楼房从废墟中立起来，一个个伞兵飞回机舱，德军队伍向后倒退而行.......最后，连希特勒本人的照片也从青年回到了童年：那是一个坐在母亲怀中的孩子。弗寥拉望着这个孩子，他手中的枪停下了。
银幕上出现了一行文字：“在白俄罗斯，628个村庄连同村民被烧成了灰烬”。
弗寥拉跟着游击队员们走向远方......
《自己去看》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战争电影。它以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游击队员的视点展示了白俄罗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战争的恐怖的真实面目。它既不同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这些正面战场的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也不同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星》所描写的局部战斗中体现的平凡悲壮，更不是战地浪漫曲，而是降临在平民百姓头上血淋淋的残酷。影片中的血腥屠杀和恐怖场面远远超过任何一部描写德军集中营的电影，令人毛骨悚然，当这些残酷场景通过一个16岁少年的眼睛展现出来的时候，战争的面目就更显得狰狞可怕。然而，《自己去看》不仅描写了白俄罗斯人民的悲惨遭遇，它同样描写了白俄罗斯人民无比的英雄气概--它是为英勇无畏的白俄罗斯人民在银幕上塑造的的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视死如归的游击队员，看到了最残酷的屠杀也不能摧毁的人民的斗志；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弗廖拉这个被卷入战争旋涡经受战火洗礼的16岁少年，必定会成长为一个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面对死亡决不后退一步。在描写灾难、描写勇气的同时，影片也讴歌了善良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游击队员们没有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烧死德国鬼子；倒放的记录片镜头表达了美好的希望--希望被战争毁灭的一切都得到复活重生；弗廖拉面对幼年的希特勒照片停止了射击--这是人性在黑暗的战争中闪耀着光彩，因为“人”是永远不会向孩子开枪的。
真实地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并以此映衬人民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讴歌崇高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很多优秀苏联战争影片的共同主题：描写头发花白的格鲁吉亚战士的《士兵的父亲》是这样，描写16岁的白俄罗斯游击队员的《自己去看》也是这样。
《自己去看》是一部卓越的诗电影。它所运用的诗电影手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约、凝练、深邃。影片中处处皆是涵义深刻的隐喻象征，却又简洁明了而不是晦涩难懂；影片使用的色彩强烈的节奏控制与情绪化摄影艺术手法始终紧紧围绕着塑造人物并揭示主题思想这一中心任务。弗寥拉和格拉莎的爱情段落不是写实的而是超现实的，是象征意义的，充满了青春浪漫气息，它象征着：战争永远不能阻挡万物苏生，不能阻挡爱情，不能扑灭人的希望。弗廖拉变成“老头”这个镜头也是超现实的：它象征着德国法西斯的残酷暴行对少年儿童的伤害，孩子已经未老先衰，战争无情地将一张稚嫩的孩童的脸扭曲成皱纹密布象老人一样的脸，这张变了样的脸表现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了的孩子的心灵。片尾弗廖拉向希特勒画像开枪的一组镜头极有想象力，表达的思想也很明确：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希望被毁灭的都获得复活重生，希望人们（包括德国人，甚至是“元首”本人）都象孩子一样天真善良。影片的音响也独具一格：对白很少，并且，在弗廖拉被德军的炮火震得失去听觉后，影片一直是用一种耳鸣的嗡嗡响的音效来表现他所听到的话语和声响（一直到影片结束时他的耳朵也没恢复正常）--这种奇特的音效给人以恐怖而反常的感觉--战争就是这样的恐怖和反常。
《自己去看》是“诗电影”，但它又是一部具有高度纪实性的电影作品。影片改编自白俄罗斯作家阿列西.阿达莫维奇（1927--）的纪实文学作品《哈登的故事》。小说发表于1974年，1976年获得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奖。阿达莫维奇14岁至16岁参加了游击战斗（他的一部代表作就叫做《游击队员们》），1943年的作家是战斗在白俄罗斯丛林与原野上的16岁的游击队员；《自己去看》故事发生在1943年，小游击队员弗寥拉当时也是16岁--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纪实--《自己去看》是作家根据真实的切身感受写出来的艺术作品。
哈登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历史，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德军在苏联犯下的累累罪行之一。哈登是距离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54公里处的一座小村庄，1943年，法西斯德军把全村26户居民一共149人包括75名儿童全部烧死。1969年白俄罗斯解放25周年之际，在哈登村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综合体，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尊名为“不屈的人”的立像，那是一个老人，他的手中抱着一个死于屠杀的孩子的躯体。综合体之中还有一座“永恒之火”纪念碑，那是一个奇特的建筑造型：在稍稍高出地面的田野上有四块巨大的正方形黑色大理石，其中三块的中心填上土，像个花坛，每个坛里种着一棵高大的白桦；第四块大理石中心没有种树，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不灭的火焰。这种奇持的造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卫国战争中，白俄罗斯有1／4的人牺牲，终年不熄的烈火象征着l／4殉难的白俄罗斯人民那永垂不朽的生命；3棵白桦树则象征着3／4的白俄罗斯居民历经战争的煎熬顽强地生存下来，如今又象那枝叶繁茂的白桦，郁郁葱葱，生气盎然。
在苏联无数个“永恒之火”纪念碑中，要数哈丁村的那一个令人特别难忘。 哈丁村的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哈丁这样的村庄在白俄罗斯不仅仅有一个，而是186个。”
在战争中白俄罗斯有80％以上的房屋被毁，被摧毁的村庄一共有9200个；村子被烧毁、村民被集体屠杀的一共有628个；其中象哈丁这样全村连人带屋一个不剩全被烧成灰烬的有186个。白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人民没有被苦难压倒，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法西斯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仅有800多万人口的白俄罗斯，却出现了1108支游击队，37万4千名游击队员。白俄罗斯各级党委书记全都有游击队员的经历，战后以白俄罗斯党委第一书记职务进入苏联政治局的马祖罗夫、马谢洛夫在卫国战争中都是游击队员。战争中，甚至有一些白俄罗斯游击队在沼泽森林里继续生产，并给莫斯科上交粮食；他们还把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波兰偷运出来；他们为红军的反攻和最终的胜利贡献了宝贵的力量。
永恒的火焰在哈丁村燃烧，在红场无名烈士墓前燃烧，在苏联大地上的无数个角落静静地燃烧。让我们暂时忘记电影，自己去看一看真实的历史：法西斯匪徒彻底地或部分地破坏了苏联的1710个城镇、7万多个村庄、600多万幢房屋，使大约2500万人失去了家园，破坏了将近32000个工业企业和65000公里铁路，使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荡然无存......在卫国战争中,27000000苏联人失去了生命。
请到这不灭的火焰跟前来看看吧，请记住这浸透着鲜血和眼泪的历史。
要概述法西斯集中营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到党卫队的医官。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于手。有纯洁爱心的医护天使一旦心贴恶魔，其行为也就比恶魔更令人胆寒，更具有欺骗性，杀人手段更恐怖。在寿命并不算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许多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望，倒不如说是出于偏执的虐待狂。纳粹医生所进行的医学试验就是虐待狂与人性变态的典型例子。
遗传研究基金会这个听起来如此普通的名字，却是纳粹分子做一些神秘的医学实验和研究，骇人听闻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的直接领导者就是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１９４１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军医院”３０１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至同一间病房里。在通常只能安置四百人左右的地方，有时竟塞进一千八百名患伤寒、肺结核的病人。病房已经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生病的战俘在好几个星期里都穿着被俘时穿的内衣裤，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褥床单，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房间里从来没生过火，俘虏们自己盘的简易炉子也塌了。这里没有洗脸的水，甚至连饮用水也没有，这种损害身体健康的状况，使军医院里虱子滋生猖獗。而故意让传染病蔓延，将无病战俘同患传染病战俘关在一起的做法使“军医院”常常发生莫明其妙的流行病，德国医生称之为霍乱。这种病的流行就是德国医生所做的各种实验的野蛮结果。这些流行病常常自生自灭。霍乱病例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员后都以死亡告终。一些死于这种病的人被德国医生解剖了。但俄国战俘中的医生想对同胞死者进行验尸却被党卫队员坚决制止。有些时候，法西斯罪犯常常没有耐心等待这个或那个战俘咽气，许多战俘是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活埋了。在死者的呼吸器官深部，甚至最纤细的支气管里，人们发现战俘死亡时曾吸进砂粒。更多的时候，德国的教授和医生以治疗为借口在红军官兵身上进行各种生物制剂、化学制剂及其他各种试验，受伤战俘因此而遭受脓毒性感染，随后就死去了。在斯拉乌塔被占领的两年里，希特勒分子大约消灭了十五万名红军官兵。医生博尔贝博士和施图姆博士以及其他医院人员在这方面为纳粹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有相当造诣的医学人士，而可悲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毒雾下，这些白衣天使蜕变成了磨鬼，成了纳粹屠杀战俘的帮凶。
在这种蓄意谋杀事件中，虽然参与试验的还不到二百名医生—其中有些人在医学界有甚高的地位，但因为没有了医德，他们就类同于甚至赶不上江湖混子或骗子。但是，令人遗愿的是，在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名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同行的罪行，但这些医生中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哪怕最轻微的抗议。因此有人说，德国新秩序期间，德国医生队伍本身就是一台毫无知觉的“死亡机器”。在死亡机器制造的死亡中，丧失生命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还利用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女囚犯，甚至德国人进行试验。试验是多种多样的，囚犯有的被用于压力试验、耐高温试验，直至停止呼吸，有的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有的被用于冷冻实验，被浸在水中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致冻死；还有的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瓦乐德，吉普赛人被挑选出来用于“唱盐水究竞能活多长时间”的试验。在几个集中营中，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绝育试验。在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从柏林来到奥斯威辛的舒曼教授在女营中装备了一座Ｘ光实验站，用强Ｘ光射线的照射来使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丧失生殖能力。目的是“使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绝育，这样既可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消除给帝国增添的无谓的负担。“为此目的，集中营当局向舒曼教授提供了无法统计的犹太犯人。
灭绝生殖能力的手术是这样进行的：将犯人放在Ｘ光机的圆锥形灯泡之间，持续照射好几分钟。这种做法，令犯人们很痛苦，他们常常喊叫起来。选去作绝育手术的是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囚犯，主要是荷兰和希腊犹太人。前后共有数十人作了这种手术。这些犯人在照射后很快就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另外，党卫队医生舒曼还给女人做绝育。为此，他桃选了年轻貌美的萨罗尼加希腊少女做试验对象，先用Ｘ光照射卵巢部位，然后作切除卵巢的手术。数周后，当刀口有几分愈合时，女犯人又得作一次手术，切除另一例的卵巢。曾有一次，参加绝育手术的德林格医生和另一名党卫队医生打赌，说他半天之内能给十名妇女做手术，结果，他打赌赢了。但是这些妇女在手术完刚被带走后就倒了下来，死因是德林格在手术时为了争输赢，草率从事，结果大多数妇女内出血导致死亡。另一个罪大恶极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不知道怎么对研究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头盖骨发生了兴趣。他在１９４１年写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的信中说：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劣等民族的标本头盖骨，现在我们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把这些犹大人弄死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送来。希尔特博士的请求，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希尔特得到了充足的供应，供应者就是外号叫“纳粹蓝胡子”的纳粹分子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西佛斯于１９４３年６月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七十九名犹大男子、三十名犹太女子、四名亚洲人和两名波兰人，总共一百一十五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作特别处理。
党卫队老牌凶手，曾以”贝尔森野兽“而威震一时的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尔承担了这项处决任务。他反复做了几次，直到把这些囚犯都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了希尔特教授。后来，希尔特教授又收到了标有“军事物品”字祥的两批囚犯的尸体，共五十六具男尸。但是在希尔特教授做完这些囚犯的尸体模型之后，因为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教授的科学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没有销毁的几具尸体。最为惨绝人寰的当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搜集人皮的事件。专门为这个残忍的目的而处死囚犯从而剥下人皮的做法，不能用“科学研究”作借口。这些人皮是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的，它们具有极高的装饰价值。因此有人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了几只人皮灯罩。这个掌握布痕瓦尔德囚犯们的生杀大权、被囚犯们称为“布痕瓦尔德媳妇”的科赫夫人最喜欢纹身的人皮。因此……所有纹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将其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处理。成品送给科赫夫人，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饰品。据说，科赫夫人最为喜爱的一片人皮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在达豪集中营，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说：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是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就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勃拉哈博士提到的这个腊彻尔博士是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人，他所进行的高空试验及冷冻试验可说是对囚犯的残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做高空实验时，腊彻尔博士亲自观察研究，亲自解剖，他用二百多名囚犯进行这种试验后，才结束了这项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囚犯惨死时的情况更令人咋舌：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缺氧时的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试验进行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者失去了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三十分钟，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这些试验总是以试验者死去告终。埃德瓦尔德•威尔茨（中间者），纳粹德国医学实验代表性人物，1942年9月至1945年1月始终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医学实验，德国战败后的1945年9月20日自杀。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他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极限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的办法。他选用两种冻死人的办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手下担任护士，他作为外行人对腊彻尔博士的冰冻试验作了描述：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整整呆了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的情况最多只能呆上六十分钟就失去知党。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回答说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音年马上想给这两位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腊彻尔所做的冷冻试验，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荒诞。在腊彻尔的试验中共有三百多人被用来进行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有的发了疯，有极少数人因担心泄露试验内容而被杀死。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些医学试验对人的迫害证据确凿，对囚犯所犯下的罪行万恶不赦，但有很多凶手，像想使干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波科尔尼却被宣判无罪。而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听腊彻尔宣讲《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的论文时，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医学界员著名的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在毫无疑问地知道腊彻尔杀害了许多人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难怪乎人们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议论：整个德国医学界在新铁序运作期间都像人皮事件的刽子手那样疯了，而纽伦堡的审讯判决官们也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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