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不承认的肮脏一页(转载)

我是夏雯静

楼主：水晶狼牙 时间：2009-08-04 08:52:00
黔驴技穷的美国人开始进行了一场寂静无声却异常肮脏的战争。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
　　
　　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
　　
　　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美国所有公开历史文献从不提及这一肮脏的一页，但在当时，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的国际正义人士就已经开始揭露这种无耻的行为。
　　
　　美国最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说，美军细菌作战部门很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已经发明了16种利用空气和水传播的足以杀害大批人命的细菌武器。
　　
　　美军还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丧心病狂地利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位有正义感的美联社记者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发回报道:“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他的人约10%染有各种疾病。”美国其他报刊也纷纷披露了这艘编号为“1091”的美军细菌战登陆艇所干的勾当。2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3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这3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著名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他就是驻扎中国东北，犯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的“731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始人兼司令。另两人则是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这3个人都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死敌，在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细菌战的大战犯。美国人竟同这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搞在一起，对中朝发动细菌战，其丑恶嘴脸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
　　
　　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违背了人类一切良知和所有的战争法则。1952年3月，居里夫人的女婿、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愤然声明:“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贴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世界的和平力量空前地团结一致，鉴于美国反人类战争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对全体地球居民可能带来的致命伤害，各国科学家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两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来到朝鲜和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不久，他们的调查报告再次向全世界昭告: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与此同时，美军被俘人员也为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马汉·勃朗，美3师1名士兵证词:“我证明美军使用细菌炮弹射击###……”接着，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本来就已狼狈不堪的美国政府更加被动了。
　　
　　彭德怀发表谈话:“敌人这一罪行并不是偶然的……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但是，敌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使用细菌武器呢？事实摆得如此明显，敌人原来夸耀飞机大炮是万能的，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进而向中国东北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进行了所谓‘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敌人的一切可耻行为，遭到中朝人民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彭德怀发出最后警告:“我要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吓倒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
　　
　　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2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在朝鲜，邓华亲任“总防疫委员会”主任，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美军的细菌战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奇怪的是，中朝并没有将美军细菌战罪行摊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柴成文以后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个谜:
　　
　　“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就这样，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不仅没有在战场上收到军事上的效果，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更是一败涂地，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判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真伪的简明方法
　　
　　 关于美军在韩战中投放细菌弹的指控，一直存有争议，正反双方都有不少材料和分析来论证自已的观点。而事实如何，其实当事双方心理最清楚。
　　
　　 跟“细菌战”同时代宣传的还有“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朝鲜，挑起了朝鲜战争”，而现在不论是宣传、纪念还是作品中都改成了中性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谁挑起的？不提了。同样不提了的，还有这个所谓的“细菌战”，所以正方拿出来的所谓证据，都是五十多年前的宣传报道，没有一点新鲜的。
　　
　　 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猴蛇心里最清楚。每一个妖魔化美国的机会喉舌是决不会放过的，什么老根里啊，美莱啊，陈年烂谷都要咀嚼反刍无数遍。一方面费力地将集束炸弹诬蔑成违禁武器，不顾我军的大量装备；把贫铀弹妖魔成放射武器，不顾我国正积极研发；还把我军早已装备到基层连队，并在实战中大量运用的燃烧武器也诬为违禁武器。另一方面，却白白放放过了细菌战这个强劲的反美资源的开发利用。
　　
　　 细菌武器位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首(生化核武)，其杀伤目标和危害范围连最初实施者都不能掌控，极其恐怖和残忍，是极其严重的反人道罪行。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进行过研制和实验，还没有在实战中大量使用过。一旦爆出美国已经实战细菌武器这个冷门，对美国形象的打击远远超过了老根里之类，其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对伊朗伊拉克施压的国际警察资格立即崩溃，而且国际社会将美国看作远超两伊的头号流氓国家要求对此进行监督核查，美国吃不了兜得走。
　　
　　 而中国却只愿意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美国的细菌战罪行，不去国际社会宣传，特别是不想让美国人民知道，这怎么能行呢？尽管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但是侵华日军的各类受害者进行民间索赔红红火火，告到国外去、告到日本去，不论输赢都会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国际压力，连美国国会都惊动了，通过决议对日本施压。那么美国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也应该站出来，告到美国联邦法院去，告到海牙国际法庭控诉细菌战的罪行。各国反美宣传机构就等着这批弹药呢，可以想象这通猛烈炮轰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了虐囚之类，查韦斯大喇叭闻着味就开播了，伊朗借此在联合国反诉，引爆了国家间口水战，联合国应反战人权组织的要求不得不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美国肯定要对此抵赖和辩解，国际核查组会向中国求证，“打死我也不说”？那是不成的。中国不可能再包庇美国了，将铁证公之于国际，真相大白于天下。
　　
　　 真相大白，应该不会有谁不愿意吧！这样不论什么结果都会在各国的史册上留下一笔。
　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如此广大地区、如此频繁地从事细菌战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保密的。而且，作为受害的朝鲜和中国一方，接受国际权威机构调查取证，招照实说是巴望不得的。但直至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h十字会各四次分别向中朝呼吁准予入境调查都没有得到答复。国际h十字会宣布，到4月20日仍无答复将被视为无理取闹。至30日也无任何答复，国际h十字会宣布停止这项调查的努力.
　　1952年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控联合国军使用细菌武器，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由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调查此控诉的决议草案遭苏联使用否决权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均拒绝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建议。[44] －－^ 参见A/RES/706(VII)号决议：（中文）大会第七届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官方网站．于2008年1月24日查阅．
　　
　　朝鲜战争中美军进行细菌战”的部分证据（原创，供参考）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12份苏联秘密档案文件的节选。这些档案否认“美国在韩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
　　
　　某些别有用心的曾在网络上到处转帖，宣布这些档案揭破了韩战中“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谎言。这些人却只字不提这些“秘密档案”可信度的介绍中有：
　　“这些文件只对几名俄国学者开放，但却不许复印。据悉，其中的一位学者于98年1月份获准做笔记。故而这些文件是经手抄后再打印传出的。 我们因而也无法看到原件及其副本，也无法获得可以确证原文的封印、章印、签名笔迹等。此外，由于这些文件尚未正式解密，所以我们也无法获得这些文件的档案编号。”
　　
　　其实，这些档案根本不能当作证据使用。
　　
　　
　　笔者查阅了当年发布的美军“在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使用细菌武器的部分证据，择其值得注意的几条整理后，提供给网民们参考：
　　
　　一、直接证据：
　　
　　1952年3月6日，平壤市发现霍乱疫情。朝鲜不是霍乱发源地，没有传染中心。过去在朝鲜流行过的霍乱，都是从外边传播进去的，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由美国船舶传到釜山，再由釜山传播到朝鲜各地。从一九四七年起及以后几年中，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辖区内，没有发生过霍乱。从霍乱发生的季节来看，过去在朝鲜流行的霍乱，多在八、九、十月，而这次平壤市霍乱却发生在天气还相当寒冷的三月初旬。
　　
　　52年初期，朝鲜发现鼠疫。美国海军部印发的朝鲜流行病的报告肯定朝鲜多年来没有鼠疫。鼠疫一般地是在夏季温暖季节开始发生与流行的。这次朝鲜鼠疫却发生在摄氏零度以下的寒冷季节。
　　
　　在美机投撒过昆虫及其他物体的安东地区，五龙背区孙家堡子农民傅敏最先在河边发现了很多带菌玉米粒。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教授沈其益博士检查出这些玉米粒带有黑粉菌，他在鉴定书说：“这种黑粉菌……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在昆虫和蜘蛛等出现的季节上，52年初存在着明显的反常现象。例如：
　　
　　在我国东北地区：狼蛛平常最早要在四月中旬才能在田野活动，但是，在辽东省的本溪及安东地区却在雪面和零度下的气温中大量出现；
　　
　　家蝇须到四月下旬才开始活动，但是，在1952年3月17日却在辽西省四平市附近山沟的雪面上成群发现；
　　
　　绿蝇平常要到五月才能出现，但是，3月15日却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宿舍附近，积雪尚未全化的洋灰网球场上发现了；
　　
　　黑蝇在自然情况下，应到五月才能大量出现，但是，在地面满是积雪的抚顺、宽甸和安东却大批发现了；
　　
　　粪蝇一般要到初夏才能出现，但是，在东北被美机侵扰过的许多地区，在雪面上却大批发现了；
　　
　　飞蝗是农作物大害虫，它是以卵过冬的，成虫于秋季产卵后死亡，卵于第二年五月间孵化。但是，在今年三月中旬寒冷的气候里，在沈阳市东北人民政府宿舍的二层露天平台上，却发现许多活的飞蝗。

　二、间接证据：
　　
　　1、可疑的辩解：
　　
　　（1）四格型细菌弹
　　
　　这种细菌弹发现最多，在展览会上陈列的有十颗，每颗都附有说明，说明上写着它们被美国飞机投掷下来的时间、地点，以及证人和该弹落地后突然出现的昆虫的密集情状。
　　
　　美国辩解说这不过是一种“宣传品炸弹”。但是——
　　
　　1952年4月5日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赛克斯在听取了美国化学兵团司令布伦的秘密作证以后，公开对报界说：“他（指布伦）说，在敌人领土上散播细菌的工具是简单的，这种装备现在部队已有充分储存……如目前用以投掷宣传传单的容器。”
　　
　　
　　（2）一种纸筒特别厚的（筒长三十六公分，直径十三公分，厚一公分）细菌弹
　　
　　美国军队将其标明为“带伞照明弹”。
　　
　　实际上此弹的纸筒较重，伞又特别小（张开约成五十五公分见方，比普通美军所投照明弹上带有之降落伞要小三十倍左右），绝不可能维持它长时间飘在空中。同时这种弹的底端炸掉后，里面的纸一点也没有燃烧过的痕迹，因此绝不可能是照明弹。
　　
　　
　　
　　2、可疑的言论：
　　
　　美国陆军化学兵团研究发展处处长克利西5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说：“细菌、毒气和放射性物质可能证明是征服敌人的最廉价的武器。”
　　
　　52年3月2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文章说：“并没有禁止细菌武器的国际公法！”公然否认禁用窒息性、有毒的或其他瓦斯以及细菌武器的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日内瓦议定书。
　　
　　前美国狄特里克兵营细菌工厂空投传染部主任罗斯培里在1949年发表的《和平或瘟疫》一书中承认：
　　狄特里克兵营的许多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制造细菌武器时，曾染上波状热、野兔热、鹦鹉热、炭疽等病。
　　
　　塔斯社柏林1952年12月11日讯：
　　《德意志通讯社》报道：美国驻德占领当局印行了一种题为《细菌战须知》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已经作为一个指示发给西德防空协会。这本小册子说：虽然细菌战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过，但是在一个较小的地区内已经作过这种尝试。小册子公然承认，美国非常熟习细菌武器的类型和效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兹伯里在一篇《关于细菌战》（刊于1947年5月美国免疫学杂志）的论文中，宣称：
　　“过去的细菌战，包括日本在中国所使用的，没有一件不是小规模的，或者简直是业余家的游戏而已。”
　　罗兹伯里并且说：
　　“军事家的重要原则是，任何武器在使用时只要能完成一种军事任务，毁灭敌人或其重要物资，而自己又不遭受严重损失，那么这种武器就能是有用的武器。”
　　
　　
　　3、美国收罗了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北野政藏和德国纳粹细菌战犯施莱勃。
编者按：虽然朝鲜半岛的战火已经熄灭半个世纪了，但是一些尘封数十年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朝鲜战争中，美国曾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但是，即使面对再详实的调查结果和再有力的证据，美国也一直矢口否认。本文作者经过努力采访到当年参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和数位专家，获取了宝贵的历史证言和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50周年纪念日，本报发表此文，以此来纪念在朝鲜战争中死于细菌战的人们。
　　南方网讯 国际上通常把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统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的借口，但是伊拥有这些武器的有力证据至今没有找到。但是，有目共睹的是，美国已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会给平民造成大规模伤害的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在科索沃使用贫铀炸弹、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和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美方不承认细菌战调查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此之前，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
　　中国和朝鲜还掌握了其他一些确凿的证据。比如，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后来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供词。他们供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一些高级军官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美国对上述证据一概不予理会。1953年10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查尔斯·梅奥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述不仅仅是共产分子灵机一动的聪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计划的谎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飞行员获释后，由于受到军事处置或叛国罪的威胁，他们最终收回了供述。中方档案为何未解密
　　
　　　　2000年，为了撰写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文章，笔者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并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权威、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忠志）和爱德华·海哲曼先生。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意大利微生物学家佛朗哥·格雷齐奥西是这个委员会惟一健在的成员。
　　
　　　　2003年7月初，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格雷齐奥西取得了联系。老人很热情。几经通信来往，他提供了许多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相关的重要材料。
　　
　　　　格雷齐奥西生于1923年，6月10日刚刚度过了80岁生日，也刚刚离开罗马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他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时年仅30岁，是委员会里年纪最小的。这期间，他和李约瑟博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精通中国文化的李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葛法蓝”并赠给他一枚刻着这几个字的图章。
　　
　　　　1952年晚春，葛法蓝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当葛法蓝于1952年8月初辗转到达北京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携带收集到的证据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返回北京了。因为这个原因，葛法蓝只担任了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而不是正式成员。后来，国际科学委员会用4种语言发表了60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称为“黑皮书”。
　　
　　　　出于科学家的严谨，作为观察员和顾问的葛法蓝没有签署黑皮书，但写了一份个人申明作为黑皮书的附录。他在声明中说：“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即朝鲜和中国人民曾是美军发动的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我表示支持。我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作为细菌学家，我确信我的中国同事的努力和工作是无可指责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葛法蓝接受过很多西方国家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一直表达我在声明中的观点。”
　　
　　　　在接受笔者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葛法蓝帮助澄清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针对对黑皮书中没有提供某些具体有力的证据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中朝方面不愿让美方通过这些很具体的材料来判断细菌武器的效果，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相关档案没有解密的原因。
　　
　　　　葛法蓝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中国当局立即从委员会收回了有关沈阳附近的脑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当时意识到从其中的图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断出人口中的实际发病数，这对敌方是很重要的信息。”
　　
　　　　在葛法蓝提供的另一个案例里，担负投放受感染动物任务的飞机被追踪，很显然飞机来自美国方面。应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军方提供了详细的雷达图。“但这些雷达跟踪资料归还给中方了，因为中方不同意把雷达站的位置透露给敌人。”
　　
　　　　葛法蓝也谈到科学委员会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他说：“那时，我们有机会亲自鉴别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深深的忧虑。”
　　
　　　　有意思的是，葛法蓝只是在1952年来过中国。
　　
　　　　“我从中国回国后，意大利警方剥夺了我的护照，因为我没得到许可就去了中国。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护照，而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后来我没有机会因专业上的原因访问中国，我从来没得到过邀请。”
　　
　　　　2003年2月，葛法蓝把自己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李约瑟博士的相关档案资料也存放在那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出版相关著作时，他说：“我一直打算就我在中国的经历写本书，但是，生物武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了新的兴趣。现在我太老了，承担不了用英文写一本书的重任。”
细菌战试验并不成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朝两国对美国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学者的支持。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先生，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但是6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
　　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
　　西方学者中对美国实施细菌战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就是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98年出版的《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在书中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
　　然而，两位作者也承认，“在美国现有的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但他们获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许多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
　　比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得到过美军化学武器部的各种记载。但是，1949年至1951年的档案资料目录的序言中说：“这些目录是（美国）军方在1956年把档案资料交到档案中心时准备的。目录是全部卷宗的一部分，反映了1956年当时的档案内容。1956年到1969年期间，一些档案被军方收回，另一些被销毁。现存记载是1969年由国家档案馆整理永久保存的。”
　　艾迪科特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在读了他们的书以后要求美国政府向公众开放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活动的档案资料。但美国政府对该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自由信息法案》也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政府确实是在试图掩盖什么。
　　海哲曼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通过从朝鲜和中国获得的资料以及从美国、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旁证，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决定在朝鲜战争中试验细菌武器。如果细菌武器有助于打破战争的僵局，试验的诱惑力就更大。但从中美两国得到的证据表明，试验并不成功。”
　　海哲曼教授说：“如果中国的指控是一个骗局的话，这些证据应该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军政领导层不会自己糊弄自己。希望我们的证据能够提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的可信度，从而让西方学者更多地援引报告有关内容作为证据，同时，也提高了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实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新证据”的蹊跷出笼
　　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的争论，在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公布了新的所谓出自苏联时期的证据后再掀波澜。
　　1998年1月，《产经新闻》刊登了内藤靖夫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只供阅读”的“文件”或摘录。“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证词。通过这些证词，文章试图证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是基于苏联驻朝鲜的顾问们和中国及朝鲜的医学专家们的伪造的证据，即这是三国共同策划的骗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纷纷援引这些所谓的新证据驳斥对美国的指控是“骗局”、“谎言”。
　　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