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年：让老建筑开口说话

我是夏雯静

　果戈里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哈尔滨百年城史，留下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建筑。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建筑背后的故事逐渐不再为人所知。刘延年利用两年时间搜集老建筑里发生的故事，写出了《老街轶事》一书，其中很多珍贵的史料为第一次披露———

　　“不务正业”的老总与城市的记忆

　　无论如何，作为一家大型酒店企业集团的老总，刘延年都有些“不务正业”。而他沉迷于哈尔滨老建筑的最初诱因，就是想拍一些老照片，使酒店看起来更有品位。

　　精心挑选出来的200多幅老建筑照片挂在酒店，引来客人驻足观赏。然而当人们询问老建筑的历史时，刘延年也说不清楚。他发现，自己对于多年生活的城市竟然是那么陌生。他决心要弄清楚这些老建筑背后的故事。

　　刘延年告诉记者，进入到老建筑的灵魂深处，去触摸他们，感受他们，发现他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人们对老建筑照片的喜爱，刘延年很快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老街余韵》。《老街余韵》是一种临摹，充其量是摄影作品。看着手中的画册，刘延年的陌生感丝毫没有减轻。这一栋栋造型别致、中西兼得的建筑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已经随历史的风云飘散，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历史的骸骨。

　　让老建筑开口说话，是刘延年的一个念头。

　　哈尔滨虽然只有百年历史，但是它开埠之初就是重要商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驿站，先后有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有20多万侨民在此居住。哈尔滨的老建筑参与了这些故事，见证了这些故事。

　　出版了老建筑题材的个性邮票，组织拍摄了《走进哈尔滨》电视专题片，通过建筑讲述哈尔滨的百年历史。聚焦在刘延年身上的镁光灯越来越多了，可是他发现那种对城市的陌生感却越来越强烈。刘延年说，他终于发现自己需要做点什么，为这座城市。在编辑出版《哈尔滨建筑明信片》、《老明信片中的黑龙江》两本大型画册之后，他决定“潜水”，潜心考察哈尔滨老建筑背后的故事，让沉寂多年的老建筑开口说话。

　　又一种形式的城史：珍贵资料首次披露

　　100多栋建筑的背后故事，300多幅历尽沧桑的历史照片，很多照片都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这份成果是又一种形式的城市历史。据刘延年介绍，他的很多考证也是史实的第一次查证，有的更正了坊间的以讹传讹。

　　道里区红霞街99号，是一栋漂亮的折中主义风格的城堡式建筑。这种风格的建筑哈尔滨仅有3座，另外两座是马忠骏宾馆和原中东铁路电话局。关于这所建筑的主人，历来有很多版本，有人说是美国侨民的私邸，有人说是商人的住宅，还有人说是市长的公馆。但究竟是哪个美国侨民、哪个商人、哪个市长，一直没有资料佐证。刘延年想出一另辟蹊径的方法，寻找蛛丝马迹。他找出1930年的老市街地图，查处当时这里叫商市街，门牌号码是16号。他又查出1932年出版的电话号码本，查出用户名叫于险舟。豪华公馆的主人肯定是达官显贵或者富贾名绅，可是查遍省市人物志，也没有这么一号人物。刘延年又查1938年的电话号码本，查出主人为于琛澂，职务是“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进一步查明于琛澂字险舟，当过伪三江省省长、治安部大臣，是著名的汉奸。这个考证说明，这个漂亮的小楼，至少在1932年到1938年，是这个“伪将军”的公馆，验证了此前的多种说法属于讹传。

　　东大直街178号有一个俄罗斯风格的3层小楼，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列入哈尔滨保护建筑，建于何年、用作何用等，都没有史料记载。刘延年经过考证，证实1944年起，日本人涩谷三郎住在这栋楼内。涩谷三郎担任过伪满洲国治安部次长，实际上是满洲国的特务头子，亲手签署文件杀死了赵一曼。涩谷三郎退出现役，当上了哈尔滨学院最后一任院长，为日本侵俄培养间谍。1945年8月20日，涩谷三郎在这里枪杀了妻子，随后和15岁的儿子开枪自杀。

　　刘延年进一步考证，当年培养间谍的哈尔滨学院旧址，就是中宣街24号的一座砖木结构3层小楼。1920年，学校成立之初叫“日露协会学校”，1932年改为“哈尔滨学院”，1938年改为“满洲国立大学哈尔滨学院”。学院每期学生不到40人，主要是日本人，有少量中国人和蒙古人。1945年8月19日，苏军进入哈尔滨，学院的高级官员纷纷自杀。刘延年找到了当时学员的回忆，描述了学监白井长助杀儿杀妻后自杀的情景，白井长助一家就被埋在南寮的院子里。随后，苏军将238名学生全部押往西伯利亚。随着老建筑开口说话，神秘小楼触目惊心的秘密被揭开。

　　刘延年越是熟悉老建筑，越是在心里产生无数问号。中央大街为什么最初叫“中国大街”？中央大街上的面包石到底是谁铺的？刘延年拍摄了数不胜数的老建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又一个问号。随着问号一次次打开，老建筑一次次开口向世人说话。这是刘延年考证的成果，也是《老街轶事》的意义所在。

　　由蛹化蝶：720天鼓捣出一部书

　　让老建筑开口说话，第一个难题就是文字资料的匮乏。记者采访时，刘延年拍着厚厚的《老街轶事》，不无自豪地说：这应该是一本研究哈尔滨建筑的工具书。

　　搜集资料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位于果戈里大街上的省外办的漂亮小楼，是日本总领事官邸，也是哈尔滨市现存的惟一一座总领事官邸。其中在这里生活过的第九任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策反了大汉奸张景惠。这个小楼一定发生过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刘延年在写作这座小楼背后故事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大桥忠一的照片。刘延年通过朋友得知，日本外务省的资料馆，只要提出正规的申请，可以向正规研究地方史的学者提供资料。刘延年写好申请书，委托在日本工作的同学，花费不菲，收集到了包括大桥忠一在内的三任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的照片。这些图文资料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南岗区西大直街铁路卫校的中国古典风格大屋顶式建筑，建成于1904年，最初是俄国中东铁路护路军的司令部，1932年后成为侵哈日军的司令部。在后院的监狱里，曾关押过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在这栋房子里发生的血腥故事，需要后人永久记忆。刘延年在整理资料时发现，手边没有侵犯哈尔滨的日本第二师团多门二郎师团长的照片。刘延年没有放弃，寻找一切机会去了解那段历史。一次刘延年去北京开会，会议空隙到潘家园的地摊上淘宝。突然他眼前一亮，在地摊上，他豁然发现两本日本关东军的出版物。一本是厚厚的画册《从军》，还有一本是《满洲事变写真帖》。他粗略地翻了翻，里面详细地记述了日本侵华的过程，还有包括他找寻许久的多门二郎在内的多位侵犯哈尔滨的日军军官照片。摊主要价很高，最低要3000元。看了半晌，刘延年还是离开了。回到宾馆，他的思维还在地摊上，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些资料了。他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又来到潘家园，花3000元买下这两本书。我们在《老街轶事》一书中看到的一些资料照片，就来源于这次地摊邂逅。

　　搜集资料是个苦差事，有时为了一段史料，需要复印整部书作为参考。俄罗斯出版一本书，书名叫《哈尔滨—东京—莫斯科》，作者的父亲曾经是出使中国的外交官，参加了中东铁路的谈判，许多史料都是首次披露。刘延年得到这个情况后，准备找人翻译这本书。后来得知，此书已有人翻译，但是还没有出版。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刘延年打印了整本书的中文书稿。

　　由于过于忙累，刘延年的腰间盘突出发作。躺在病床上，他开始谋划整本书的结构布局。经常是仰在床上看资料，翻过身趴在床上写文章。他开玩笑说，生小孩是怀胎十月，我这怀胎两年，拿出了这么个成果。作为工具书也好，资料书也罢，我觉得通过努力，我让老建筑开口说了话，我离这座城市在心理上更进了。

　　刘延年引领以色列以中友好协会会长考夫曼参观老照片。

　　现在的红霞幼儿园，当年的于琛瀓公馆。
《军事历史》2009年06期 作者赵延垒
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2军在以馆陶、临清为中心的鲁西、冀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霍乱细菌战，造成中国平民至少42.75万人死亡。因为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故此次细菌战被日方称为“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长期以来，此次细菌战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发生原因、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现有的资料，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重点分析。


一、 细菌战概况
为进行此次细菌战，日军投入大量兵力。第一部分是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部队约3000余人，以第12军第59师团（下辖步兵第53、第54旅团及其他部队）为主，其专业的细菌战部（分）队包括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158人和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10人。第二部分是配合细菌战的“扫荡”部队，由第12军第32、第35、第59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及伪军1.5万余人组成。
细菌战的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3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在这一阶段，日军主要以人工布菌法和空中布菌法向卫河及鲁西北各县布菌。同时，为了促进霍乱的进一步传播，日军先后掘开卫河河堤至少3处，致使鲁西、冀南一带大片地区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水灾。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日军还在鸡泽县将滏阳河掘口，并破坏了漳河河堤。第二阶段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日军这一阶段共进行了3期“讨伐”作战。期间，日军在促使霍乱蔓延的同时，不断强化自身防疫措施，调查霍乱蔓延情况。在这一阶段，日军第12军主力和伪军进行了秋季大“扫荡”。经过3期“讨伐”作战和秋季大“扫荡”，霍乱在鲁西和冀南广大地区迅速蔓延，日军达到了作战目的。10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华北方面军第1军军医部长石井四郎下达了停止“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秋季大“扫荡”的命令。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至此结束。
关于此次细菌战中方人员的受害情况，根据日军第59师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联队炮小队队长矢崎贤三的笔供，仅在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朝城、范县、观城、濮县、寿张、阳谷、聊城、茌平、博平、清平、夏津、高唐等18县，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就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死于霍乱病菌。又根据日军第53旅团情报主任难博波口供，仅卫河馆陶至临清中间的弯曲处和临清大桥附近两次决堤，就造成115万人受灾。以上数字都是极为保守的说法，中方研究人员认为，历时2个月的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造成的受灾区域，包括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北部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全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鲁西、冀南、豫北等地区，其中鲁西、冀南受灾最重，共有42.75万中国平民死亡。这还仅仅是对部分受灾县份的统计数字，估计整个细菌战中，中国平民死亡人数为50~60万。至于受水灾的总人数，根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资料，仅冀南地区就高达400万人。实际上，此次细菌战到底造成多少中国平民死亡，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二、 发生原因
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是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此次细菌战中，日军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方式之特殊，中国受害人数之众，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其实施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原因。

（一） 苏德战场形势逆转，日军高层迫切需要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试验。苏联一直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重要假想敌之一，伯力大审判时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冢隆二中将供认：“日本准备细菌战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以及反对英国和美国的”。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日本队苏联进行细菌战的需求变得更加现实了。为了满足对苏联进行细菌战的需要，日本关东军于1940年在中国东北靠近苏联边境地区组建了海拉尔支队、孙吴支队、林口支队和牡丹江支队等4个细菌战支队。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和1943年7月5日至8月23日的库尔斯克会战都以德军的惨败而告终，苏德战场形势迅速逆转，苏军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苏备战已经迫在眉睫，但从常规军力来看，日本根本无法同苏联相抗衡，这一点早在诺门坎战役中就已经得到了证实，细菌武器就成为被日本军方寄予厚望的“决胜武器”。石井四郎曾在1943年日军总参谋部“保号碰头会”的秘密会议上，提出“准备使用大量细菌武器，先发制人”的主张，准备对苏军和美军实施细菌攻击。但从以前日军历次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来看，细菌战并没有给对手造成致命的杀伤，相反，日军自身却常常因受到细菌感染而影响战斗力，例如诺门坎细菌战中日军感染1340人，1942年的浙赣细菌战中日军感染死亡1700人以上。因此，日军高层迫切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实战，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力和日军部队在疫区的作战能力。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卫生曹长林茂美被俘后供认，日军发动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的目的之一是“试验霍乱菌的效力，以便准备对苏作战时使用”。
（二） 华北地区1943年的形势变化开始对日军不利。在1942年6月3日至6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日军遭到失败，太平洋战局遂发生重大转折。在1942年8月7日至1943年2月9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再次惨败。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为起点，美军逐步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了全面反攻。在此种情况下，日本逐步以新编师团、旅团接替在中国的老师团，以便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从而导致中国华北地区日军兵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所减弱。从1943年1月至12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从58个师团增加到70个师团，而同期华北日军却从9个师团减少为8个师团，所占日军师团总数的比例从15.5%下降到11.4%。不仅如此，华北方面军第27、第36师团分别被替换为1943年5月新编成的第63、第62师团。在此期间，第12军所辖兵力也发生了变化。该军原本下辖第32、第35、第59师团，独立混成第5、第6、第7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但独立混成第6旅团在1943年5月之前就已经调出用于组建其他新的师团。
在华北日军力量不断削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却在不断好转。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扭转了1941年和1942年的被动局面。至1943年底，冀鲁豫根据地不但得到恢复，而且还有所扩大。面对这种形势，日军既无法通过常规作战扭转颓势，又不甘心失败，正如日军在1943年度的作战警备计划大纲中指出的：“铲除共军对我占领区的阴谋活动极为必要，随着对苏形势的日趋紧张，迫切需要迅速采取有效对策将其剿灭”。在这种背景之下，日军只能寄希望于细菌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秘密武器，将细菌战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三） 冈村宁次的个人特点对在华北实施细菌战起到了推动作用。1925年，38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类似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日本也是此议定书的签字国之一。通过这一议定书，细菌作战被明令禁止。但冈村宁次作为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中没有任何战争法和道德可言，对于使用这些“特殊战法”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也考虑较少。关于这一点，从冈村宁次指挥的部队多次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战例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冈村宁次在1938年7月4日就任刚刚组建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武汉会战。纪学仁主编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中，关于武汉会战重点讲述了14个战例，由第11军进行的就达10个之多。冈村宁次对进行细菌战也一向比较支持。郭成周、廖应昌主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中，列举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战例33个，其中发生在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任期内的1942~1943年期间就达23个。
（四） 石井四郎来到华北，决定了日军必将在华北地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战。石井四郎是日军细菌战的最大推动者与疯狂实施者，他本人一手主持了日军细菌战从研究直至实战的全部过程，并长期担任日军最大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一职，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细菌战之父”。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贪污军费罪被撤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职务，同年8月因调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军医部长而来到华北。石井四郎在日军细菌战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他的到来决定了华北地区将会成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首要目标。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43年8月2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召集领事馆、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等单位有关人员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报告针对霍乱的所谓“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正是石井四郎。在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石井四郎更是直接参与了作战指挥。
（五） 1943年入秋后卫河流域普降大雨，促使日军决心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43年秋之前的历次细菌战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促使日军不断寻求新的细菌战战法。卫河发源于河南辉县西北，经豫北流向东北方向，沿冀鲁边界的馆陶、临清、德州等地（临清以下称南运河），在天津市注入海河。当时日军势力主要在卫河右岸地区，左岸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入秋后，卫河流域普降大雨。由于从鲁西过境的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水位迅速上涨，河水随时可能泛滥，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并十分依赖的津浦铁路和后方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让卫河决堤，将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可淹没抗日根据地，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细菌，大量杀伤中国抗日军民，又能保住津浦铁路和德州。对日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

正是由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日军最终确定实施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并将作战目标锁定在鲁西和冀南地区。

三、 主要特点
同以往日军进行的历次细菌战相比，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除了作战规模及危害空前以外，有5个方面。
（一） 细菌作战中心化。诺门坎细菌战、浙赣细菌战都只是整个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则恰恰相反，一切军事行动都围绕细菌战进行。纪学仁等在《论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一文中明确指出：“日军第12军的十八秋鲁西作战是一次以细菌战为中心的作战。”此次细菌战中，日军非但在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部队中使细菌战专业部队与常规部队密切协同，“扫荡”部队也是在霍乱蔓延之后才开始行动的，具体的“扫荡”又往往配合日军随后进行的“讨伐”作战和“抵制试验”，最后停止作战的命令也是由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统一下达的。从实战效果来看，中国抗日军民死伤的绝大多数是直接由细菌战造成的。
（二） 作战方法有效化。日军在进行细菌战过程中，为了达到杀伤中国抗日军民的目的，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布菌手段越来越残忍。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的特殊战法不但造成了霍乱瘟疫在短期内迅速蔓延，而且使鲁西、冀南大片地区遭受水灾，最终造成的中国抗日军民死亡数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次细菌战。从日军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找到了较为有效的作战方法。
（三） 协同作战熟练化。在日军以往进行的历次细菌战中，常规部队往往只以小分队的形式对细菌战部队担负简单的警卫任务，而在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细菌战部队与常规部队则成功地实现了较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双方配合紧密，俨然一体，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日军常规部队以挖掘河堤、以水代兵和通过“讨伐”作战迫使患病人员外逃两种方式，极大地造成了霍乱的扩散。其次，日军常规部队有效地利用了细菌战对抗日军民造成的重大杀伤，乘机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进一步大量杀伤抗日军民，并且在进攻过程中检验了自己在疫区进行作战的能力，为发动更大规模的细菌战积累了经验。最后，此次细菌战中，日军细菌战部队紧密配合常规部队，实现了日军内部的有效防疫。日军在下层官兵不知道实施细菌战、同时又在疫区长时间停留的情况下，始终将自身疫病感染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说明日军在自身防疫方面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

（四） 防疫作战目的化。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日军第一次把检验部队在疫区的持久作战能力作为一个明确的作战目标，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日军战俘如林茂美和第59师团高级副官广濑三郎等人，在供认罪状的时候都明确指出，检验日军在疫区的持久作战能力是预定的作战目标。这既是对以往进行细菌战过程中日军自身受感染较多的教训的这一总结，也说明日军进行更大规模细菌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
（五） 实施过程隐藏化。日军十分清楚使用细菌武器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因此在以往历次细菌战中都力求实施的隐蔽化，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达到目的。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日军结合鲁西地区进入霍乱突发季节、夏季汛期来临等因素，恰当地选择了实施细菌战的时机，并且从战前的准备工作，具体的实施过程，到作战结束后的舆论控制和宣传，实现了全过程严格保密，从而掩盖了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抗日军民不但在日军实施细菌战之前未能洞察其阴谋，而且在细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以为霍乱、洪水灾害是自然发生的。

四、 重大影响
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日军以较小的代价给中国抗日军民造成重大杀伤，并获得了相关的数据和实战经验，从而对日军以后的细菌战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 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野心进一步膨胀。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日军以较小的代价几乎完全达成了作战目的，不但第一次证实了细菌战令人恐惧的杀伤力，而且部队在霍乱疫区进行作战行动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极大的肯定，这就为日军高层把细菌作战作为一种制胜手段的主张找到了现实依据。此次细菌战之后，日军试图推广该次作战经验，决定在同苏军和美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曾任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的藤田茂中将后来承认：“1945年5月下旬，我到43军司令官处去报告‘秀玲一号作战’的情况时，军司令官西川中将向我表示将来对美国作战要实施细菌战的意图。我根据司令官的意图，产生了使用防疫给水班进行霍乱细菌战的构想，于6月上旬命村上参谋去和防疫给水班班长协商，做好细菌战的准备。”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迅速变化，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这一疯狂的计划未及实施。
（二） 日军获得了大量宝贵数据，细菌战经验进一步丰富。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结束后，日军立即对此次细菌战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第59师团军医部铃木敏夫中佐、军医部员增田孝大尉和防疫给水班班长冈田中树中尉，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独立步兵第44大队从霍乱发生到平息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统计了此次细菌战中所用卫生材料的品种和数量；计算了1943年9月作战中消耗的卫生材料数量，从而推算出在未来的霍乱作战中每人平均所需卫生材料的标准量；强调了彻底进行霍乱预防接种的必要性和霍乱发生后第59师团在司令部内设立的专门机构“防疫本部”的巨大作用。在细菌的布撒方法上，日军也总结了经验，指出：“撒播细菌时，与其在广大的范围撒得少，不如集中在特定地区更有效，那就是敌性地区”。

（三） 由于日军在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继续通过实战进行细菌战实验的动力减小。在以往日军进行的细菌战中，检验细菌武器的效力、改进战法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作战目的，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霍乱菌的威力和相关的各种战术都得到了验证，日军进行实战试验的热情相对有所减小。这也成为此后日军细菌战频率并没有明显上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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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力：《伯力大审判》，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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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成周、廖应昌主编：《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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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纪学仁等：《论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载《防化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