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杀人就像切豆腐一样

我是夏雯静

　在吉林省档案馆，记者阅读了多封最新披露的日军士兵“违禁信件”，所记载的对中国人的冷血残杀，内容血腥，语言直白，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日军侵华的直接证据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整理的关东宪兵队档案中，当年日本军队内部印刷的林林总总的《邮政检阅月报》《通信检阅月报》，记录了日本士兵的“违禁”家书。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由此再次显露于世人面前。

　　很多日文档案颜色发黄，支离破碎。这是关东军企图掩盖历史的结果。1945年7月，日本战败在即，总部设在长春的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准备仓皇撤离，大量档案被焚烧，但由于苏军攻势太急，8月中旬，一些来不及焚烧的被埋于地下。

　　“他们知道这些信件都代表着罪恶，所以必须马上销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蒋立峰研究员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这些档案被长春市政建设者发现。被整理出的日本士兵“违禁信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自我供述”。

　　侵华日军邮政审查制度

　　日军严格审查制度，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其对侵华罪行日后可能败露的警惕。吉林省档案馆研究员王心惠介绍说，当时侵华日军采取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占领区的中外籍人士，包括驻伪满洲国的各国公使馆人员及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都要进行秘密检查。一旦发现被认为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包括反映了日军烧杀抢掠罪行的信件、电报等，便进行削除、扣押、烧毁等处理。

　　担当这一重要角色的，是各地的日本宪兵队。他们会对被认为有问题的函件进行摘抄整理，每月形成《邮政检阅月报》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并在关东宪兵队和派遣军宪兵队间相互通报。

　　这些书信的“违禁”内容，因为日本的迅速战败，得以保留了下来，成为展现日军罪行的直接证据。

　　有些被日本宪兵队列为“违禁”的信件，似乎为沦陷区的中国人所写。按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的说法，这更显现了日本军队对舆论控制的高度重视。

　　烧杀屠村，孩子被扔进火中

　　“本月十日开始继续烧杀共产军以及共产部落，所有男子都被枪杀……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在此村落杀的人数是150人。”

　　“砍中国人头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把他们的尸体往山中一扔，便会有狼和狗来吃，令人恶心。”

　　今天看来狰狞的内容，在日本人小林明一的眼中，似乎已司空见惯。在1942年的一封书信中，他还写道，这样的情形，他本人已“见过两次”了。屠杀者，就是日本侵略军。

　　这封信寄自中国山西大同，收信地是日本北海道，从两名收信者小林俊子和芝原势津子的名字来看，这应该是小林明一的一封家书。

　　或许是这样的内容太过直白，“抹黑”了日本军队的形象，该信件被日本军方审查机构标记为“抹消”处理。

　　肆意杀人，“用军刀割”

　　杀人，肆意杀人，以杀人取乐，成了派往中国的日本军人的经常性工作。

　　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政检阅月报》档案中，记载了1940年一名叫太田藤太郎的人写给北海道家人的一封信，随信还寄送了残杀中国人的7张照片，寄的照片上写着“用军刀割”的字样。

　　《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八月）》中记载：“在此前的讨伐中杀了一名中国人，心情不是很好。这些杀人的情景让内地的女人看到了一定会害怕。刺刀杀人，就像切豆腐一样。刺一两下，手就开始无力发抖。”

　　另一份海拉尔地方检阅部的《通信检阅月报》档案，则记载了1941年在齐齐哈尔的一封信，写信者荒井芳夫在信中记录了这样的事实：某军事工程投入了一万多名中国劳工，逃跑的劳工被捉回后用土埋、灌水、殴打等方式残酷折磨。这一信件被日军予以“没收”处理。

　　许多尸体被狗啃食

　　山西、河北曾经是中国抗日的重要战场，从这些日本士兵的家书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民众的残杀经常进行。

　　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的《军事邮政检阅旬报》档案中，摘录了在山西日本士兵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件。这名叫铃木仓寿的日本士兵说，在当时的临汾市内，中国人尸体横陈，非常恐怖，“其中大部分都被狗啃食了”。

　　一份关东宪兵队的《通信检阅月报（四月）》档案，记载了当时在河北遵北县的一名叫李陵生的士兵（可能是伪军）的“违禁”书信。信中说，日军逮捕了长城内外十里以内的行人，并以八路军密探的罪名，将他们杀死，“被日军杀死的人相当多”。

　　杀人株式会社

　　即使是在远离中国战场的日本本土，对于残杀中国人的情况，许多日本人也见怪不怪。

　　“在陆军大臣眼里，你的身体在你进入杀人株式会社之前，并非是你的身体。”说这句话的，是居住在日本东京的田松永隆，时间是1941年。

　　这里的“杀人株式会社”，指的就是日本军队。他们杀的，自然是中国人。这封信寄往中国山西大同，或许是意识到这种表达太过直白，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对其进行了“削除”处理，即删除掉敏感内容后寄送。

　　治外法权，杀人取乐

　　扭曲的人性，变态的行为，在不少违禁书信中都有体现。

　　蒋立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别以为这些日本侵略者有人性，从其所作所为看，他们完全不把中国民众的生死放在眼里，他们一直被灌输杀人有理，“这就是他们的"人性"。

　　比如，1942年6月，山西省榆次城外的铃木义雄写给东京市牛込区的高柳芳雄一封信，部分违禁内容则被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六月）》摘录刊发。

　　在信中，铃木义雄大肆标榜他的“英雄”举动，他说他曾暴打一名中国人，“我一个人就打得中国人头、脸、眼睛、口出血，我剥下了他的衣服，扔到井里浸泡，他全身赤裸，浑身是血回家的样子，真是好笑。”

　　他说，他还抓过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晚上让他们赤身裸体，然后在屁股上插入木棍，真的特别有趣”。

　　或许是意识到这个粗俗军人的野蛮行径实在见不得光，日本宪兵队对该信件作了“扣押”处置。

　　在中国华南地区，当地的日本宪兵队本部在一份《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六月）》的档案中，记录了一名叫小林一郎的日军士兵1941年6月给东京家人的信函。在信中，小林一郎详细描述了自己屠杀中国人的感觉，并自诩享有治外法权。

　　信中写道：“砍下中国人脑袋的时候，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是无法忘记他们临终时痛苦的表情……凄惨地喊着"唉呀呀……"，我不清楚自己已有多少次杀人的前科了，但是战场上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当地管辖。”

　　如此渲染对中国人的虐杀，尤其是有虐杀战俘的嫌疑，自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此信件被作“消除发送”处置。

　　今天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所称的当时的日本侵略者“纪律严明”，被这些日军士兵的书信，无情戳穿。

　　烧尸时，将芋头一起烤着吃

　　人性泯灭，还体现在一名叫佐藤三郎的日本军人的描述中。

　　这封家书发自中国华中地区，时间是1943年7月，寄送对象是名古屋的佐藤敏郎。在信中，佐藤三郎说，他将另一名日军士兵的胳膊割了下来，挂在脖子上前行，“在休息时做饭，顺便将胳膊烧掉之后继续前行，烧尸时，将芋头一起烤着吃。”他对家人戏称，自己吃的是“特别”食品。他还说，作为步兵的他，每天都在“放火、抢劫、杀人”。

　　由信中的措辞，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日本士兵已经对战争的惨状、自己的施暴行为麻木不仁。惨烈的战况、泯灭的人性，显然也非日本军方所乐见，于是这封信被日军华中派遣队予以“扣押”处理。

　　少女被抓来作为“礼物”奉献

　　日本侵略者军纪涣散，恶行累累，更表现在对中朝妇女的戕害上。

　　在这次披露的侵华档案中，有一份来自华北一带的《邮检月报》，被火烧、土埋、水浸之后，只剩下很小一块残件，时间、发信人、发信地址都已看不出来，只能模糊地看到收信地址是长野县诹访郡的某个小学。

　　写信的应该是一名日本士兵，他在信中写道：日本士兵把中国女人当玩偶，又打又扯头发，“样子真的很可怜”。虽然残片中只有这么短短一句话，但可看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的恶行。

　　一份日军华南派遣宪兵队本部的《中国方面邮检月报（五月）》档案，则记录了1941年7月2日企石洪非氏写给南洋麦信平的信件摘抄。文字不太多，却记录了日军从石龙攻击惠州途中大肆奸淫妇女、杀害良民，另外，惠州的房屋也被侵略者烧毁殆尽。

　　跟这些日本士兵家书同时披露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军事警察要报第十三号》，则记载了1944年一名16岁中国少女的不幸罹难。

　　这名少女应该来自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江苏南部，一名日军少尉为讨好日军中队长，将她抓来作为“礼物”奉献。这名可怜的少女，先后被两人关于密室，遭受强奸凌辱，最后日军中队长生怕事情败露，派两名士兵将少女勒死，将尸体抛弃在山林中。

　　遭受非人折磨的中朝“慰安妇”

　　还有很多中朝妇女，在日军的“慰安所”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苏智良教授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整个“慰安妇”队伍估计有40万人，其中被强迫的中国妇女占了一半，来自朝鲜半岛的妇女约14万，其中还有一些东南亚妇女和白人妇女。

　　在这次披露的档案中，从被查禁的日本士兵信件中，可以看到日军对“慰安妇”供应的高度重视和对中朝妇女的累累暴行。

　　一份北安地方检阅部的《邮检月报》档案，记载了1941年驻黑河日本军人武田武二郎的信件，比较直观详细地描述了在中国东北黑河地区开设日军“慰安所”的状况。

　　信中写道：“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连个村子也没有，只有各兵科的兵舍孤零零地显示着国威。唯一能看到的是利用陆军馆舍的一角开设的东西向的"慰安所"。所谓"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想像出具体的规模。”

　　武田武二郎接着写道，军队的生活虽然无聊，但“慰安所”却是日本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在这个小“慰安所”，“兵力”只有20名，都是“清一色的朝鲜人”。他特别提到，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都受到“国家总动员法”的制约。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放女士介绍说，当时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日军就是运用“国家总动员法”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可以说，这份档案中提到的"国家总动员法"这几个字，正是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有力证据。”

　　但武田武二郎这种泄露“机密”的行为，显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这封家书被作“扣押”处理。

　　正是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让一些日本政客自以为可以颠倒黑白，以大阪市长桥下彻等为代表，他们近年来大肆鼓吹，宣称当时日军根本不存在“慰安妇”制度。吉林省这次公布的档案，再次证明“慰安妇”的存在是铁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公布的89件档案中，与“慰安妇”有关的就有23件，其中就包括多封被禁发的日本军人的信件。

　　在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检月报》档案中，记载了协和会一官员信件的部分内容。在信中，这名官员对特殊“慰安所”之多，感到非常忧虑。这样的内容，自然也遭到日军检查机关删除。

　　日本士兵灵魂的堕落

　　还有一封信件，因内容违禁被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纳入《通信检阅月报（二月）》，它让人看到了日本士兵灵魂的堕落。

　　写信人是驻开封的日军士兵北堀考治，时间是1941年，信件寄往日本琦玉县。在信中，北堀考治比较“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沉沦。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没有收到故乡的信，我的心无处安放。不知从何时开始，性情发生了变化。出征以来的两年间一滴酒没喝，今年开始喝了一两斤，并且自暴自弃，去了朝鲜女人在战地的P屋（“慰安所”）……我心里很想保守童贞，不要染病，但这次游玩就染上了病。”

　　他在信中诉说，一想到还要熬三四年才可能回国，“我现在即使哭诉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到处说再也不能找朝鲜女人了，可是又去朝鲜女人那儿睡觉。现在写着信都觉得自己是傻瓜。”

　　该信件被作“切除”处理，即信件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被全部抠掉。

　　70余年过去了，这些被抠掉被扣押的信件内容，却因为当年日本宪兵队的审查记录，成了日本丑恶罪行的历史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