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人体实验

我是夏雯静

纳粹人体实验指的是二战爆发后，德国医生和医学家在纳粹集中营中所进行的以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战俘为实验对象非人道的人体实验。
指导人员向美国士兵展示一个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移除的人体器官标本。

根据后续纽伦堡审判(en:Subsequent Nuremberg Trials)的起诉书，这些人体实验包括以下内容:
双胞胎实验的建立是为了显示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测试人体能否被非自然的方式受控制。领导实验的是约瑟夫·门格勒，1943年至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使用近1500个被关押的双胞胎进行研究，大约有200人存活。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当时慕尼黑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重点城市)学习哲学和人类学时说:"这个简单的政治概念(法西斯主义)成为我生活中决定性的因素"。他敬仰这个"简单的政治概念"，使他将医学知职和政治取态融合作为他的研究及职业选择。门格勒在其博士论文题为"四个种族的下颚种族形态学研究"("Racial Morp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Lower Jaw Section of Four Racial Groups")中提出，一个人的种族可以由下巴的形状识认。纳粹组织看到了门格尔的研究后，在1943年5月30日将他转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爱德华‧维尔特是奥斯威辛的负责医生。门格尔实行双胞胎的遗传实验，并尝试缝纫双胞胎在一起以创造连体婴。

大约从1942年9月到1943年12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实验研究肌肉及神经再生和骨骼移植。实验者在不被麻醉的情况被移除肌肉和神经，造成强烈的痛苦及永久伤残
在1942年年中在巴拉诺维奇，一个被纳粹亲卫队的保安服务处人员占用的私人住宅中，一个11至12岁的男孩被紧绑在椅子上，他的上面是一个机械锤，每隔几秒敲击在他的头上。 这个男孩被残酷地折磨。
为了测试人体是否先天拥有对结核的抗体以及研究结核疫苗，在诺因加默集中营研究人员将结核杆菌注射入囚犯肺部。约200名成年受试者死亡。1944年10月，亲卫队官员奥斯瓦尔德.波尔下令杀害结核测试中20名五岁至十二岁的犹太儿童，以防止盟军找到结核病测试的证据。

1941年，纳粹德国空军进行人体低温实验研究预防和治疗低体温症的方法。实验中囚犯要在冰水水池中忍受长达五小时。

另一项研究将囚犯赤裸地放在-6°C(21°F)的户外数小时，借此研究暴露在对极冷环境对身体的影响。研究人员还测试不同方法令生存者复温的效果，包括将他们放在裸体的吉卜赛女人之间，以"性刺激"使他们复温。

纳粹的低温实验模拟德国军队在东线遭受的寒冷天气，以帮助军队应对环境。不少苏联战俘被成为实验品，研究他们的身体是否天生就能御寒。研究主要在达豪集中营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亲卫队设在达豪集中营的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在1942年的医学会议上，向亲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报告低温实验的结果。报告指出大约100人在这些实验中死亡。

芥子气试验

在1939年9月至1945年4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进行化学武器的实验，研究最有效治疗芥子气所造成的伤口的方法。实验者将困犯暴露在芥子气和其他糜烂性毒剂(如路易氏剂)，造成严重的化学烧伤。受害者的伤口被测试，以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磺胺类药物的实验

从1942年7月左右到1943年9月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了实验，研究磺胺类药物的有效性，囚犯的伤口感染各种细菌，如链球菌、产气荚膜梭菌、破伤风梭菌为了模疑战场上士兵的伤口，囚犯的伤口两端被打结，中断血管的血液循环。实验者用磺胺类及其他药物治疗感染，以测试其有效性。

海水实验

在1944年7月至1944年9月左右在达豪集中营进行实验，研究各种方法使海水变得可饮用。大约90个吉卜赛人没有被提供食物，只能饮用海水，这使他们身体机能严重受损。在严重脱水的情况，一些人看见其它人舔刚被拖洗的地板，试图饮用地板上的淡水。

绝育实验

1933年7月14日，通过强迫患有精神分裂症，酗酒，精神错乱，失明，耳聋，和身体畸形的人绝育的法例以"预防后代基因缺陷"。法例透过强迫缺陷的人绝育用来鼓促进雅利安人的增长。法例通过2年后，1%的17至24岁之间的公民已被绝育。4年过后，绝育人数上升至三十万人。从1941年3月至1945年1月，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其他地方进行一系列绝育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开发一种新方法，将百万计的人用最少的时间和成本绝育。这些实验以X射线，各种手术和药物治疗进行。数以千计的受害者在实验中被绝育。除了实验，纳粹政府将40万人绝育作为其强制绝育计划的一部分。静脉注射含有碘和硝酸银的绝育方法是成功的，但带来有害的副作用，如阴道出血，严重腹痛和子宫颈癌。放射治疗成为纳粹政府的选择。暴露在大量辐射能摧毁一个人产生卵子或精子的能力。辐射绝育通过欺骗的手段进行。囚犯被带入一个房间填写表格，历时两到三分钟。在这段时候，房间被注入大量辐射，蒙在鼓里的囚犯己经完全失去生育能力。许多囚犯遭受严重辐射灼伤。

毒药实验

1943年12月至1944年10月之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测试各种毒药的效果。实验者暗中在实验对象的食物中施加毒药。受害人会被毒死或直接被杀害，以进行验尸研究毒药的毒性。1944年9月，实验对象被有毒的子弹枪杀，及受尽酷刑，造成大量死亡。

燃烧弹实验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进行实验，以测试各种药物制剂对治疗磷烧伤的效果。实验对象的烧伤由含有磷的燃烧弹造成。

高海拔实验

在1942年，在达豪集中营使用了至少200名囚犯，进行高海拔实验，以帮助德国飞行员应对在紧急情况下弹射在高海拔地区的情况。囚犯被放在一个模拟在海拔高达2万米(66000英尺)气压的低压室。传言指实验中幸存者的大脑被活体解剖。200个实验对象中，有80人当场死亡，其他人则被处决。

道德逻辑

纳粹人体实验的道德逻辑是:普鲁士精神导致德意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滋生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形成种族优劣论，种族优劣论促生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思想，在此基础上，超人道德应运而生。

伦理批判

德国纳粹人体实验严重违背了人类生命伦理的知情同意原则、生命价值原则、有利无伤原则，造成了大量实验对象的死亡。纳粹人体实验得出了很多所谓的"科学数据"，现代医学研究不能采用。这些数据和结果能不能采用，关键问题在于廓清科学需要与伦理原则的理论基础，深掘这些数据和极端功利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残暴的德国纳粹人体实验严重违背了人类的伦理原则，导致了大量无辜生命伤害与死亡，任何强词夺理的狡辩都是缘木求鱼，毫无意义的。纳粹医生和医学家必须为其暴行承担应有的道德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德国纳粹人体实验的丑恶行径已经淹没在无情的历史洪流之中，但它给现在和将来留下的不仅仅是这些极有争议的数据应用和道德责任问题，更多的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成为时代进步标志的今天，在诸如此类以极其不道德的技术手段获得的数据面前，当伦理原则与道德良心受到剧烈的撞击，要求直面回答技术与人谁更具有合目的性时，人类自身该如何抉择。

道歉

道歉的地点在一个有许多德国知名科学家和纳粹屠杀幸存者都出席的座谈会上。而座谈会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进行人体试验的一个实验室原址。青葱的树木下，早已找不到累累的白骨，但这却无法抹去笼罩在每个与会者心头的阴影。主持这个座谈会的，是德国知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全德各界约3000名科学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国最知名的学者，也不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创建于1911年的凯泽·威廉俱乐部，二战期间，它旗下很多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面对白发苍苍的幸存者和一脸肃穆的科学家们，普朗克俱乐部主席胡贝特·马克尔以沉痛的语气表示，他对德国一些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从事了种族灭绝的罪恶，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承认过去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承认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胡贝特以他科学家的良知，拿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坦然承认过去德国科学界的罪恶:当时一些德国顶尖的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为了个人的医学目的，从事了违背人性的活动"。

在稍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胡贝特表示，当他知道竟然就是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提出了有"一个统治民族"的"罪恶理论"时，他感到无比震惊，"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觉得实在难以接受……"他说，虽然战后德国对大屠杀作了很多忏悔，但科学界却一直没有为自己丑陋的过去表示过什么，因此他认为，现在是清除德国科学界耻辱的时候了，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真相告诉未来的人们。

胡贝特说，作出郑重道歉，绝不是仅仅为了企求幸存者的原谅，"这是我们，也包括过去几代人所拖欠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胡贝特表示，他还原历史的念头，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许多为纳粹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许多优秀科学家，又成了德国的精英人物，但历史却没有得到彻底反省。他说:"那时，我认识到很多都被隐瞒了，我很烦恼，现在，我处的位置使我可以做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