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外史话（十三）名史名典 (2009-05-03 18:17:36)

我是夏雯静

道外区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却十分经典和辉煌。一部近代、现代中国史，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自由的历史，她的各个阶段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道外区大都可以找到历史的印记。
    道外区是纯粹的近现代城市，她与帝俄侵略中国的中东铁路同时诞生，又是在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英勇斗争中和对西方先进经济文化的不断吸纳中不断发展进步的。
    1900年沙俄开始修筑中东铁路不久，中国的义和团和筑路工人就在筑路沿线不断抗击沙皇侵略者，迫使沙俄于6月底下令停止筑路，并将其家属迁往伯利，将俄军护路队集中于哈尔滨准备顽抗。7月9日，义和团开始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围剿驻守在哈尔滨的俄军，与俄军发生激战，并拆毁了铁路、机车和桥梁。23日义和团与爱国清军，向驻扎在道外江北船坞的俄国护路队第三步兵连发起进攻，迫使俄军退守江南阜头区。25日击溃俄军第五连。8月 2日俄国来了一个旅的援军，终因寡不敌众，手执刀矛的义和团和清军败于俄军的坚船利炮之下。虽然抵抗失败了，但是给沙俄帝国主义的打击是沉重的，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和钢铁意志。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为了斩草除根绝清后路，同盟会决定在清廷的发祥地东三省发动武装起义，使之彻底脱离清廷。起义以哈尔滨为根据地，而道外区又是其唯一的清廷管辖地，所以，同盟会成员梁廷栋、梁廷樾密结军警和一部分商民、农民组成革命军，于1912年2月17日晚11时在道外举行武装起义，攻占了滨江厅电报局、邮政局、自治所，滨江道尹、滨江同知、滨江统带均为形势所迫，而假言归顺，宣布道外脱离清王朝统治。时值春节，人民又迎来了“共和”。但是2月19日吉林巡抚就调来援军，出其不意地向革命军疯狂反扑，梁氏两兄弟惨遭杀害。这简直就是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扼杀辛亥革命成果、恢复帝制历史的预演！
    在老中华民国时期，道外区的商民为捍卫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与沙俄殖民统治势力以及日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15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道外的商人联合致电北京政府，誓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后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道外各报连续报道北京爱国学生运动情况，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道外东华中学和道外商会等团体及个人，纷纷打电报给北京政府，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爱国学生，严惩卖国贼。运动开始后，东华中学等学校学生立即去京津串联，回哈后举行报告会，传播五四运动精神。京津沪汉奉总商会也分别致电道外商会，希望一致抵制日货，捍卫主权，以救危亡，并派专人来哈调查国货，登记造册，以便广开国货销路。傅家店商会成立国货维持会，开始抵制日货。这期间道外区学界和商界的斗争，是与北京和全国的斗争是紧密相连、互相支持的。当时，道外的军政当局也曾贴出告示，严加防范学潮工潮商潮的发生和蔓延，但是无济于事。东华中学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学习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走进工厂农村住户，宣传抵制日货，不仅发动了群众，而且也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由于道外区是哈尔滨唯独仅有的一个不属于帝俄的附属地，而是在中国人管辖之下的地方，所以，道外区的反帝集会和游行活动异常活跃，全市的大型反帝活动大多数也是在道外举行。1922年2月2日，哈尔滨各界成立救国唤醒团，并在道外商会举行时局讲演会，会后举行了1000余人的游行示威，抗议《九国公约》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10日唤醒团组织6万余人在滨江公园集会并游行示威。15日唤醒团派代表赴北京请愿，反对所谓“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同年4月26日，哈尔滨救国集金赎路会在道外滨江公园召开市民大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道外商会等各团体捐献大洋，青年会发起成立“救国会”，召开救国大会，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9月，哈尔滨国货维持会在道外滨江公园举行国货游园大会。
    1928年11月9日，哈尔滨大中学生5000余人在道外八区广场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修筑满蒙五条铁路扩大侵略东北的计划。示威游行在正阳街与军阀武装发生流血冲突，史称“一一·九”惨案。事件发生后，东北各大城市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声援哈尔滨爱国学生。11月13日，东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因“一一·九”惨案被革职，张景惠继任。
    1929年12月，哈尔滨反帝大同盟成立，并在道外二中建立分会。道外分会每逢节假日都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多次在正阳街、北市场、桃花巷等地举行各种活动，激励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9月26日仲秋节全市各界在道外许公路教堂和正阳五道街举行盛大集会，会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声讨日寇侵略东北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不少路旁群众加入游行队伍。
    1932年2月2日，日军开始进犯哈尔滨。此前，1月27日镇守依兰的李杜将军率一个步兵旅赶到道外区，并与江北的马占山商定参加哈尔滨保卫战。在同日军激战的日日夜夜里，道外基督教青年会及各界群众组织医疗队到前线救助伤员、组成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捐哈大洋支援前线部队粮饷。2月5日哈尔滨沦陷，但是日军也遭到重创，损失惨重。
    道外区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对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关成和、曲友谊《国际主义的历史贡献》一文介绍：1918年8月，也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不到一年，帝俄白匪各派势力和美英日等协约国总共数十万军队汇集哈尔滨，把这里变成阴谋复辟和扼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据点，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始形成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包围之势，而中东铁路是他们唯一的军队和军需物资运输线，所以，切断这条运输线就成为哈尔滨工人阶级，支援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刻不容缓的国际主义义务。
    9月2日，联合罢工委员会宣布哈尔滨开始总罢工。车辆车是罢工的总先锋，作为中东铁路的重要部门道外八区粮库也立即开始罢工。道外其它产业的工人也积极响应。敌人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哈尔滨的工人阶级，相反罢工风潮愈演愈烈，并迅速遍及铁路全线，致使白匪和协约国的武装部队在哈尔滨和海叁崴的大量屯兵和军火无法运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前线。
    1919年，斯大林亲自指挥俄国东方战线，战局发生重大转折。白匪和国际帝国主义开始更加疯狂的反扑，其中美国计划增兵20万，日本增兵50万，几乎都要通过中东铁路运往乌拉尔前线。7月初，布尔什维克向哈尔滨发出呼吁：“停止中东铁路运转，就只三个星期也好，以便顺利完成我们所拟定的任务。”此时的联合罢工委员会为了脱离白匪的监视和镇压而从道里转移到道外，道外成为这场斗争的领导和指挥中心。
    这次总罢工从7月19日上午10时开始，铁路、电厂全部罢工，正在行使的火车也停止运行。7月26日中东铁路开始全线总罢工。这次总罢工是工人阶级联合广大市民和士兵共同进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士兵为了营救被白匪逮捕的罢工工人和领袖，袭击白匪列车而牺牲了60余人。罢工坚持了一个月，直至苏联红军完成了东线大反攻为止。
    1920年初，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国际帝国主义和白匪遭到失败，而盘踞在中东铁路的霍尔瓦特白匪武装妄图以哈尔滨为反革命据点负隅顽抗，对远东苏维埃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设在道外区的哈尔滨联合罢工委员会3月12日向霍尔瓦特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次日交出一切权力，并又一次开始全市工人政治大罢工，道外和道里的商人同时举行罢市。霍尔瓦特紧急约请中国地方政府镇压罢工群众，未得到响应之后转而向日本人求助。在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14日哈尔滨的士兵在道外召开大会，为了避免中东铁路被日本人侵占，决定立即剥夺霍尔瓦特对中东铁路的领导权。中国士兵15日占领俄护路队司令部，对霍氏实行软禁，把持中东铁路17年之久的霍氏终于被赶下了台。包括道外在内的哈尔滨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彻底清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国外隐患，捍卫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1921年9月，道外区八区粮库和各行业工人响应中东铁路工人的号召，每人捐出1—2块银元，有的捐出一天的工薪，支援苏联人民渡过严重的饥荒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当这些捐款送到中东铁路俄国职工联合会的时候，俄国同志激动地用俄语高呼“俄中工人团结万岁！”的口号。捐款全部购买成粮食，装了三列火车运往俄国境内，表达了包括道外人民在内的中东铁路人民大众，对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权的真诚友谊和坚定支持。
    道外区早期的工人运动1916年就开始了。最早的工人罢工当属于1915年12月6日，英国人开办的滨江物产进出口公司(即鸡鸭公司，亦即今肉联厂)的工人大罢工。这一天，鸡鸭公司工人因拒绝加班而遭到印度守卫枪击死伤11人，愤怒的工人打死打伤印兵7人，随后举行了全厂大罢工，迫使英国资本家满足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此后,工人与外国和中国资本家的斗争不断。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1923年3月，陈为人、李震瀛被派到哈尔滨，在道外北十四道街《哈尔滨晨光报》工作，以记者身份做掩护开展建党工作。10月，正式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组”，这是哈尔滨第一个党的组织，也是东三省第一个党的组织。1931年6月，中共北满特委机关报《哈尔滨新报》设在道外正阳南十六道街。1931年12月，杨靖宇同志任中共道外区委书记、东北反日总会会长。
    由于中东铁路的建成，使得哈尔滨不仅成为中东铁路在东北境内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中枢，而且也成为连接西伯利亚和欧洲大陆桥的桥头堡，所以这里也成为中国进步人士去西方学习的重要通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则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红色之路和必经之地。因为这个原因，作为中国人聚集的道外区自然成为了这些革命和进步人士来往欧洲的中转站、考察站、宣传站，道外区因为得益于此也成为接受十月革命和西方进步思想最早、最快的一个地方。
    十月革命前，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中东铁路来哈尔滨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主要是在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道里和南岗区，也包括中东铁路的重要部位道外八站和松花江航运的重要港口道外各码头的产业工人。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第三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来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去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的人，他们当中来去经过哈尔滨而在道外停留的人越来越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途经哈尔滨去苏俄的共产党人更多，其中1924年5月李大钊去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途径哈尔滨，来去在道外一共停留了6天。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共有40多位代表分三批从哈尔滨秘密中转，代表们的住所经常调换，也有一部分代表住在道外.
  在道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上，集聚了很多历史名人和工商、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各界精英，他们是道外的光荣，人民的骄傲。
    梁廷栋和梁廷樾兄弟，1911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他们为彻底扫荡满清族地东北的残余封建势力，以哈尔滨为据点，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了滨江县（傅家店）政权。虽然最终失败了，兄弟二人英勇就义，但是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道外和哈尔滨反对封建争取共和的历史纪念碑上。
    在道外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武百祥、张廷阁等一大批杰出代表人物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区志》和《东方》一书史实记载:民族商业的代表人物、闻名于世的同记商场的创始人武百祥（1878—1966），河北乐亭人。1892年随父闯关东到长春，1902年因哈尔滨修筑中东铁路而慕名来到道外，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先是走街串巷做小生意，然后三人合伙摆摊床贩卖日用百货，起名“同记”摊床。不久在头道街租一门市开“同记”杂货铺。1908年，一种英式皮帽在哈尔滨流行，武百祥便集资生产，开始了工商兼营。从1912年开始,武百祥先后在保障街、南通道街、滨江街开办工厂,工厂工人增至800余人。同时，又在江北开办养猪场,在太古街开钱庄。办实业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又向商业扩张。1921年竣工开业“大罗新环球商店”，轰动全市。这所商店是武百祥考察了京津沪和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学习近代资本主义经商经验而建成和运营的，对他后来的进一步的成功和发展影响极大。1922年，武百祥创办到外第一所商业学校，培养商业职员。1925年，武百祥开始进行内部管理制度改革。1927年，武百祥不失时机地扩大经营规模，用了3个月的时间新建了一个超过大罗新地同记商场。同记商场开业一年，营业额达300万元现大洋，名列哈尔滨商号之首。1929年武百祥又盘下南头道街街口(现在向阳商店位置)的一家百货商店，更名为“大同百货商店”，这样，“同记”名下的大罗新、同记商场、大同百货商店,三大百货商店雄居商业繁华地带,形成集团优势,牢牢地占领了道外百货商业的主要市场.武百祥的工商结合、工业制造和商业经销一体化的经营之道和低成本扩张、集团式经营，是道外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哈尔滨沦陷后,武百祥的事业受到日寇的毁灭性的打击,被迫歇业。解放后,党的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同记”又重现辉煌.所以,武百祥真诚地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武百祥被称之为道外民族商业之魂,是当之无愧的。1955年末，武百祥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民族工业的领军人物张廷阁（1875—1954），山东掖县人。1896年与同乡“闯崴子”来到海叁崴，与原双合盛老板合股做生意。张廷阁执掌双合盛之后，生意越做越大，趁日俄战争爆发、商品紧缺物价飞涨之机，抛售存货，大获暴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国外华商纷纷回国投资办企业；时值俄国革命进入高潮，远东时局动荡不定，张廷阁决定将在俄资本全部撤出，转入国内兴办实业。1915年张廷阁收购了俄商在道里一面街（道里道外之间铁路桥道里一侧）的火磨，改名双合盛制粉厂。双合盛生产的红雄鸡牌面粉是沙子面，面筋大，色泽白，深受欢迎，供不应求，曾在欧洲面粉博览会获奖。1920年又在道外圈河购地开办了一座大型机械制革厂，从德国购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全套制革设备，名列全国同行业最前列，生产的“金鸡”牌皮革是全国一流产品。张廷阁所经营的产业波及航运、交通、食品、化工、房地产等，是道外和哈尔滨最大的工业资本家。他一生爱国，为从帝俄手中收回哈尔滨的市政大权进行过不懈的斗争。1946年国民党撤出哈尔滨时，张廷阁作为临时代市长电请东北民主联军尽速进城，解放哈尔滨。
    此外，天兴福制粉厂的创始人邵乾一、总经理刘佩之，山东会馆首任会长、滨江阜成房产公司、安泰汽车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傅巨川，耀滨电灯公司总经理刘耀甫，劝业商场董事长于喜亭，滨江实业局局长王殿九，东北航务局总经理王锡昌，滨江商阜局总办朱春霖，戍通轮船公司创办人梁士贻、陈陶怡、孟昭常，裕庆德毛织厂创始人张用廷、吕金等人，都是道外区工商界的知名人士。
    邓洁民(1890—1926),黑龙江省宾县人，道外教育界的杰出代表。1912年至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与周恩来同窗学友结成朋友.1915年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系.1917年回国,抱着教育兴国的思想回到家乡黑龙江,与人共同在道外十九道街创办东华学校(及哈尔滨第二中学的前身).学校以天津南开为楷模,”培养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与,养成爱国主义精神,陶冶济世能力”.他所聘用的老师多数是南开毕业的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学生品学兼优,誉满全市,在道外历次反帝集会游行活动当中都是带头和先锋,表现出很高的觉悟.邓洁民思想进步,推崇列宁,认为不破坏旧的东西,新的就建立不起来.周恩来两次来哈尔滨看望邓洁民,对邓洁民影响很深,以至于后来邓洁民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如共产党员马骏从天津出狱后就躲在邓洁民家里,并在邓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去苏联路过哈尔滨时,就住在东华学校,并由东华学校办理护照掩护其出境。还有许多去苏联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东华学校落脚并由东华学校协助去苏联。1922年春,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的代表去北京请愿反对所谓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在演说当中猛烈抨击了张作霖反动军阀统治,遭到东北当局的通缉;后来又受到段祺瑞之流的迫害,于1926年在天津含冤病逝。
    道外区的艺术教育专家刘忠、社会教育专家才镜石,都是教育界的名人。刘忠(1893—1979),沈阳人,一生从事音乐教育,先后执教于哈尔滨音乐学校、第四中学、第二中学和二十二中学。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是刘忠的学生。刘忠的声乐发声法在音乐教学中得到广泛推广。他甚通书法,深得满清遗郑孝胥的赏识。
    才镜石(1895—1964),辽宁铁岭人,妇女教育专家。1925年,她在道外十六道街开办平民妇女学校,接纳荟芳里的妓女参加学习.同时在道外成立了“哈尔滨妇女协进会”,她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她积极筹办平民女子工厂和女子同贸商店,开展职业教育。为动员全社会关心妇女,才镜石创办《妇女》周刊,促进妇女解放运动。
    《国际协报》社长张复生（1887—1952），山东掖县人，是道外新闻界的杰出代表。据《新闻史》记载：清末参加同盟会，民国时期曾任国内多家名报的编辑记者和自办多张报纸的爱国老报人。1911年任上海《申报》驻沈阳特约记者、沈阳《亚洲日报》、《盛京时报》和大连《泰东日报》主笔,后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而去长春于1917年自办《国际协报》。1919年该报迁至中东铁路的中枢哈尔滨,发行量骤增。该报任用了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后,日寇对中国报刊实行全面封杀,特别是对《国际协报》,因为该报社长张复生自“九一八”之后,连续发表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社评,所以不但不准复刊而且逮扑记者。当时只有日本人办的《大北新报》大行其道,天天为日本侵略者进行欺骗性宣传。3月,在商会的帮助下《国际协报》复刊,张复生虽然停止每日社评的撰写,但是却以客观报道为手段,不乏对全国抗战的报道；特别是通过文艺副刊,反映日本殖民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黑暗和苦难。同时,《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作家。
    道外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还有:《东方晓报》的总主笔奚廷黻,《东陲公报》的主编周浩,《新东陲报》和《东陲商报》的社长、总编辑尹捷卿、王目空,《哈尔滨晨光报》的前期社长兼总编韩铁声、后期社长总编辑张树屏、于芳洲,《国际协报》兼职张昭德及张子淦,《滨江晚报》两位资深编辑王玉麟、李新吾,《滨江午报》社长赵郁卿,《东三省商报》总编吴春雷,国共合作时期的《哈尔滨日报》社长穆景周,中共北满特委机关报《哈尔滨新报》总编辑安贫,《松江日报》社长郭大鸣、总编辑杨楷，《松浦日报》创刊人孙竹亭等等。
    卫生界的张柏岩,解放前是道外景阳街松山外科医院院长,1934年曾给抗日英雄赵一曼治伤。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卫生局局长、哈尔滨市副市长,领导防疫工作时,及时控制了鼠疫。
    道外的文化界荟粹了一批全国的文化名人：肖红、肖军、罗锋、舒群、杨朔、金人、白朗、白涛、王关石、冯咏秋、刘昨非、陈堤、白鸥、塞克、关沫南等。文化界的刘小楼、喜彩玲、碧燕燕、吴素舫、梁一鸣、张蓉华、高亚樵，都是国家一级演员,是道外的也是哈尔滨的艺术精英和文化名人。

道外的出行十分方便。解放前,马车遍行大街小巷。有固定的停车场，可以去那里雇车。也有走街串巷的随叫随乘。马车也分几等：有大板车，不仅可以坐人，还可以拉货，脚钱也便宜。有“斗车”，就是专门拉人不可以拉货，有四个轮子的,前两个是小轮,后两个是大轮。马车夫身后有三尺多长的座位，能同时坐下两个人。还有一种比较高级的“斗车”，也叫蓬车，座位上有个遮风挡雨防日晒的布蓬，里面多是坐着老爷、太太、阔少、小姐或社会名流。驾车的是高头大马，马车夫也衣着整齐、精明伶俐。这种篷车跑在马路上行使的很快，马车夫不停地吆喝着，目的是让行人和其他车辆尽快让路，免得被撞。拉车的大洋马四蹄奔跑，踏在石头道上嗒嗒作响，引得行人驻足观望，好不羡慕。
    说起老道外的马路，大多是用长条石铺就的，坚固耐用、没有尘土，雨后尤其光亮洁净。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石头道上清脆的马蹄声，使人悠悠然恍如梦幻。人力车分人拉和脚凳两种：人拉就是象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客人坐在车上，车夫拉着车杆往前跑，车上洋洋自得，车下气喘吁吁。解放以后这种黄包车基本上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力三轮车，这比人力拉车文明多了，坐三轮车的人也多了。三轮车也有车好车坏和敞篷布蓬的区别，价差并不大。不管怎么说，三轮车毕竟也是人力车，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乘坐。
    出租小汽车也是出行的一种选择。道外的出租车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30年代前开车的大多数是白俄侨民 ,雪佛来、福特两种车型。有固定的线路，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与道里买卖街之间拉客，途径正阳街、景阳街、南马路。沿途招手即停，按人头付费，每人一毛五分钱，小孩半价。哈尔滨沦陷后,石油紧缺加上车体老化,出租轿车减少.
    解放初,出租小汽车增多,但是也因石油紧缺而改为烧煤烧木头发动，在车的尾部挂一个燃烧桶，在终点站能够看到司机给车加煤加水，并用长炉钩子在燃烧桶里不停的翻腾，以使煤块充分燃烧。等到炉火烧起来的时候，方可发动行车。车里两排座，坐满了可乘5-6人。
    客运大汽车早在1918年，道外资本家傅巨川开设了安泰汽车公司,购进10辆可载15人的汽车在道外与道里之间拉客.解放后有20余辆大汽车主要还是在道里和道外之间运行.建国后真正变成了大汽车,可拉40—50余人,运行线路也不断增加，除了跑道外到道里而外,又开通了道外至南岗、香坊、动力、沙曼屯、马家沟的直达线路。
    老道外早在1929年就已经修筑了有轨电车。最初只有从正阳十六道街到景阳街和火车站的一条线路，后来陆续增加了从正阳十六道街至道里尚志大街、至道里偏脸子、至滨江火车站，景阳街至哈尔滨火车站、至马家沟、至沙曼屯等多条直达线路。最初的有轨电车，司机是在驾驶器前站立驾驶的，手摇启动、手摇制控、手摇刹车、脚踏车铃，手脚一起忙乎。后来司机可以坐着驾驶，不是手摇而是左右轻轻摆动控制阀即可启动、制控、刹车，鸣笛仍需脚踏。这比从前进步多了。车厢可容纳60-79名乘客，最多时可以挤乘100多人。车内没有取暖设备，冬天车厢里冷得很，冻得大家直跺脚。乘坐有轨电车每人4分钱，比汽车省1分，后来都变成了5分钱。
    最初有轨电车的线路比汽车的线路多，车也多，所以有轨电车的乘客比较多。有轨电车在行驶时车轮与铁轨摩擦震动的噪音很大，所以80年代它被无轨电车取而代之时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过后又都很怀念它，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毕竟陪伴哈尔滨人大半个世纪！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它承载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近代走到现代，从现代又走到当代，功劳很大很大。当我们乘坐着现代化空调大巴的时候，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朝夕乘坐的“叮叮当当”在铁轨上行驶的有轨电车，不会忘记我们从昨天所走过的工业时代。   
    道外区是哈尔滨市位临松花江畔的两区之一。历史上的老道外曾经因为在松花江边而屡遭水患，也因为有松花江畔而美丽。上面曾经说过，古代的松花江岸是在秦家岗即南岗区，由于江水经年冲刷，河床加深，江水回撤，南岗高坡下的道外和道里两区成为江滩地。但是一遇大水之年，这块江滩地必遭水患。从上个世纪初老道外建立始，由于清末、民国、满洲等历届政府腐败无能，水灾连年不断，成为道外区人民最大的心腹之患。老道外的商民多次集资建筑堤坝，遇有特大水灾仍无力抵抗。1932年大水给道外区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至今使人难忘。
    解放后的1957年大水之年，水位历史最高，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和全市投入抢险救灾的战斗，抢运草袋、黄土、锹镐、筐匾、面粉等救灾物资的火车道线一夜之间铺设到江边，经过半个月日日夜夜的奋力拼搏，终于在道外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特大洪水，紧接着在加固原有的堤坝基础上，又建筑了一道永久性的江堤。从此，喜怒无常的松花江边，变成了柳绿花红的美丽的松花江畔。            
    松花江的哈尔滨段，水域宽广、水流平缓。江面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客船、货船川流不息。人们坐在岸上观看这些来往的船只，就会引起无穷的遐想：这些上行的客船是去吉林大赉的呢？还是去肇源、肇东的呢？这些下行的客船是去宾县、通河、木兰、方正、依兰的呢？还是去佳木斯、富锦、同江、扶远的呢？看见在主航道上航行的辎重货船，就会想象船上装载的粮食是哪个县的？木材是那个林场的？煤炭是那个煤矿的？石料是那个山上的？沙子是从那个江底挖出的？谁能想到还会产生多少与此相关的话题？坐在岸上看船观景，这是一大乐趣。特别是老年人，俩人一伙、三五成群，一边看景一边议论，天南海北，触景生情。
    江边上中年人打扑克和下象棋的多，青年人谈情说爱的多，小孩顽皮的多。清晨临江的妇女来到江边洗衣服，水清洗的干净，洗完了就地晾晒，回去的时候已经全部晾干了。小孩用布单在水里捞小鱼，网网不空。道外区在江边居住的孩子得天独厚，多数都会游泳。在江边游泳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家长和老师明令禁止，可是总是有一些青少年不听邪，最终练得一身好“武艺”，道外区确实出了不少游泳健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边垂钓。五十年代以前的松花江，水丰草茂、渔产丰富，三花五罗，应有尽有。在道外钓鱼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头道街船坞，一个是二十道街船坞。但凡船坞都是江湾，风小浪缓，是鱼儿休闲、霓食之地，自然是钓鱼的好地方。那个年代还没有发明海杆，一般只用手杆（也称漂杆）和底钩两种。手杆以大饼子为主要鱼饵，钓的是鲤鱼、鲫鱼、鳊花、草根、白鱼、鲢鱼（即胖头鱼）。当然也可以用曲蛇（即蚯蚓）作鱼饵，那就难免钓上来鲶鱼和嘎伢子鱼，则是钓鱼的人不待见的鱼。底钩可以用曲蛇作鱼饵，钓的是黑鱼、狗鱼、鲶鱼；但是要通过底钩钓鳌花鱼，就必须用小白漂子或嘎伢子鱼作鱼饵，而且必须是活体鱼饵，因为鳌花鱼吃食很挑剔，死食不吃。
    钓鱼的人兴趣不在吃鱼，而在钓鱼本身。只要在江边一坐下，就什么也不想了，完全是个无忧无虑、专心致志、充满乐趣和信心的人。每当看到鱼漂在水面上上下抖动或者底钩的铜铃响动了，说明正在上钩或者已经上钩，心里会无比兴奋；而当鱼漂突然被鱼儿拉入水中或者底钩的竹棍被拉弯了，说明鱼儿已经死死地咬住鱼钩只待拉它上岸，这时会心花怒放；当着鱼儿露出水面活蹦乱跳的被提上水面时，就会全身心地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海洋之中。
    在江边钓鱼不同于在水库和养鱼池钓鱼：天蓝水阔，鱼种繁多。特别是当年的松花江，水是无污染的，鱼是天然的，而且各种鱼多得一副杆就能钓上不少，两付杆有的时候就会应接不暇、忙不过来了，所以当年钓鱼用不着往远走，就在道外的江边已经是很好了。
    道外的钓鱼人，不但星期天可以痛痛快快的垂钓一天，就是平日的早晨从5时到6时也来钓一个小时的鱼，然后回家吃饭上班都来得及。难怪人们都说，钓鱼的人都长在江沿了。这也说明美丽的松花江畔给道外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
道外区的诞生、发展,是与中东铁路的建设和通车密不可分的.她虽然从未做过外租界,但是这里的民族工商业与帝俄、英国、日本等国际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从1907年俄国在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开始,到1946年哈尔滨解放为止,有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西班牙、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典、葡葡牙、美国、意大利、苏联、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苏联等17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因此,西方特别是俄国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建筑风格对道外区的影响很深，中外混合的都市生活处处可见。
    道外多数人来自山东和河北，山东人愿吃面食馒头大饼子、河北人愿吃高粱米水饭、此地人愿吃小米大馇子，而俄国人带来的面包却是大家都愿吃的。道外人除了喝祖宗发明的白酒黄酒外，也十分喜欢喝俄国人的啤酒和戈瓦斯（饮料），而且啤酒的喝法都与俄国人一样：不是说哈尔滨人喝啤酒象灌溉吗？这是指的海量，喝的时候一扬脖一口气喝掉大半杯，甚至不要杯子，直接拿酒瓶子对嘴喝。酒肴不是花生米而是几片红肠或香肠，有的什么酒肴都没有，这与俄国人的喝酒习惯一模一样。酒馆里装啤酒的是园木桶，喝酒的是俄国高装玻璃啤酒杯，拧开吧台上的银色葛兰头，生鲜啤酒灌在杯子里，白沫溢出杯外，与中国式的喝白酒黄酒时的细斟慢饮、慢条斯理迥然不同。吃的面包不是小的而是大的黑面包，切成一片片的，略带酸味的麦芽芳香扑鼻，散发着俄国人的异国风情。在任何一个食品店里，中国的点心和俄国的列巴（面包）同台销售，而且越是往后以面包为主食的人越多，所以喝苏泊汤（以西红柿、马铃薯、卷心菜、苏子叶与牛肉炖制的菜肴）、吃酸黄瓜和番茄酱就成为这里的人日常再普通不过的饮食习惯。其它如香肠、火腿、巧克力、伏特加(俄国白酒)等等早就落户老道外的商场和饭店了。据说冰棍和汽水也是俄国人传来的,道外区的冰棍厂和汽水厂特别多,南极冰棍和南极汽水是哈尔滨公认的品牌冷饮,销量全市第一。
    着打扮也颇受俄国人的影响:过去中国人女性穿裙子比较普遍，而俄国人穿的是衣服和裙子连在一起的连衣裙，很漂亮，也很方便，中国人就学过来了，而且直接按俄语“布拉吉”称呼连衣裙。俄罗斯女性冬季也穿裙子，脚凳皮靴，双腿只穿长筒袜，亭亭玉立十分娇绕，这也使得这里的一些中国女性首先是年青姑娘，一改身着棉袄棉裤的臃肿服饰，冬天也双腿穿着薄薄的紧身裤，外面套穿呢裙，脚凳高矮不同的皮靴，上身穿着呢子大衣或是皮大衣，同样十分俊俏，颇有俄国女性风度。戴方巾也是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把方巾对角折起来戴在头上,代替了以前缠绕在头上的围巾.有的把方巾直接当披肩披在肩上,这个习惯也是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俄国人无论男女都习惯穿皮靴,而我们则穿皮鞋和大头鞋,后来穿比长筒靴短一些的半筒靴和靴头,再后来穿长筒靴的也逐渐多了起来。女性挎手提包、穿短裙和长筒袜,男性抽雪茄烟、叼烟斗也是学俄国人的习惯。滑冰、滑雪、特别是狗拉爬犁,是俄国人的冬季嗜好,在老道外的年轻人当中传播的很快。
    跳舞和唱歌并不是俄罗斯人的专利,但是用手风琴伴奏却是俄罗斯人的擅长和绝技,在老道外的学校、街头、江畔、大院,随处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手风琴琴声,特别是晚会和各种演出手风琴的独奏和伴奏是绝对缺少不了的。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哈尔滨解放以后,俄罗斯民歌家喻户晓,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红莓花开”、“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等等,是各种演出必有的保留节目,普通老百姓多数人也都会哼唱。老道外的年轻人受俄罗斯音乐和戏剧的熏陶很深,学校和文化馆经常组织排练、演出苏联歌曲和话剧。普希金、果戈理、契柯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是老道外的年轻人所熟知的人物。我国著名声乐教授金铁霖和歌唱家李双江就是道外第八中学五十年代的毕业生。著名作家梁晓声、著名导演杨亚洲都是在老道外长大的，在他们说写的小说和导演的影视节目中都有老道外的原型和影子。
    老道外的商人会俄语的很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中东铁路沿线同俄国人做生意，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进货，不会说俄国话是不行的。他们长期来往于哈尔滨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叁崴）和哈尔滨与海拉尔、满洲里、伊尔库茨克之间。1858年中俄双方签定的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俄国；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际上也划给了俄国,但是名义上还是”中俄共管”，中东铁路通车以后，中国人去海叁崴做买卖和打工的人很多，而道外又是中国人集聚的地方，所以道外会俄语的人相当普遍，有的人不仅会说而且还会读、会写，有的只能说、能读不能写，有的只能说不能读也不能写。在老道外人当中，不能说不能读不能写，但是最差的也能听懂一些俄国话，至于简简单单的几句日常用语那是人人都会的，甚至有一些已经变成中国话的代用语，例如“欧情哈拉绍”（很好）、“聂都”（没有）、“马申”(缝纫机)、“马申井”(机制水井)、“维得罗”(上宽下窄的水桶)、葛兰(水龙头)、木斯都克(烟斗)、“马达姆”(妇女)、“戈比旦”(当官的)、“少达子”(当兵的)、“布拉吉”(连衣裙)、“阿金”(1)、“都瓦”(2)、“巴吉”(5)、“拉波达”(卖苦力的)、“斗世维达酿”(再見)。
    老道外人都是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的移民，他们在老家生活过不下去而闯关东来到这里，所以他们都是一些不甘沉没、肯于吃苦、而又富有冒险精神的人。老道外人当中还有一些是因中东铁路开通而到这里淘金的，这和当年美国西部牛仔颇为相似。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些老道外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传统思想比较淡薄，思想开放，性情豪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比较快。同时因为他们都是移民，所以他们的包容性和融合性也很强，不仅是在汉人之间，汉满之间，甚至对俄罗斯民族也决不排外而能友好相处，对他们的文化兼容并蓄。在这里汉满混血、中俄混血的混血儿很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为什么西方的特别是俄国的传统习惯对老道外的影响这么深？
    哈尔滨的欧式建筑主要集中在南岗和道里两区，而道外区中心地带的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所谓“中华巴洛克”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反映了老道外的工商业者坚守民族传统和学习西方文化的积极心态。道外区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天地，对帝俄侵略所抱有的仇恨，使之不可能把最能体现欧式建筑特色的尖塔、穹顶、大立柱等原封不动地拿进道外来，这样会使道外人看了很不舒服，与道外的整体经济和文化氛围也很不协调。但是，作为道外区的开放的民族工商业者，对欧洲的先进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羡慕和向往，又使之必然地学习和借鉴欧洲的建筑风格，于是就产生了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
    何谓老道外的中西合璧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特色？简单的说，就是舍弃欧式建筑中的豪华、雄伟、夸张的一面，保留其简练、幽美、典雅的特点，重在楼体外观的精美装饰上。在楼内的格局上，则保留中国民族特色，特别是普遍采用木制回廊外走台。
    这种中外结合风格的建筑，楼面都有精美的雕刻。楼顶的女儿墙，或是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实体墙，或是整齐排列的立柱长廊，或是通心雕刻的联体，或是一个或几个分布匀称的大的造型。楼顶檐头均称伸缩大度、层次鲜明、造型精美。所有的窗檐和门檐都有雕刻，窗户造型有长方形的、椭圆形的、长条型的，有的在两窗之间用壁柱装饰，格外庄重典雅。除了正阳北四道街的交通银行的前庭采用四个大型粗壮的花岗岩立柱之外，其余的门厅均采用壁柱装饰，庄重而不夸张、豪华而不奢糜。
    走进楼的后院，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木制的外走廊，雕刻十分精美，一个回廊连着另一个回廊，窗檐、门檐、楼梯、扶梯、檐口、连接扶梯和檐口的立柱，甚至走廊底端的檐口，都有雕花，都是紫红色的漆面，嫣然一幅大观园的图景。回廊有一面的，也有两面或是三面的，也有四周都是回廊的。走进房间就更是看不见一点点西方的特点了。
    道外的中西合璧建筑遍布全区，但是比较集中地带是正阳街（即靖宇街）及其两侧街道，特别是纯化街中段西侧、南头道街东侧、正阳街与南同道街交叉的东南角（现纯化医院）、南北二道街、南三道道街及其与正阳街交叉的西南角和东南角（包括现三友照相馆）、南北四道街、正阳五道街、正阳六道街、正阳七道街、正阳八道街、北九道街、正阳九道街北侧、正阳十道街、正阳十一道街、正阳十二道街、正阳十三道街、正阳十四道街、正阳十五道街、正阳十六道街南侧、南十六道街、正阳十七道街、北十七道街、正阳十八道街、北十八道街、正阳十九道街、北十九道街。
    应该说明的是，当年的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了，而且作为普通民宅由于人口急剧膨胀，维修资金匮乏，建筑破损十分严重，甚至已经成为危房。但是这并不能影响我们透过残损的表面，想象到它昔日的辉煌。然而有很多人把这些建筑误当作是“贫民窟”，这就大错特错了。在道外区二十道街的江坝外和大方里等边远地带确有一些贫民窟，但是在城区里还很难找到贫民窟似的建筑。由于住房严重紧缺，老百姓在搂间建筑的一些棚厦，这与原建筑无关，不是原有意义上的贫民窟。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说南岗是天堂、道里是人间、道外是地狱，这是不准确的，因而也是不妥当的。只有正确的认识老道外的历史，才可能给新道外的发展和建设以正确的定位，才可能留住老道外所独有的特色和魅力，发扬老道外的历史传统和承继老道外的历史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