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紧急抢救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

我是夏雯静

许多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受害者年迈病重说不出话来
“太晚了，很多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幸存的也大多年迈病重，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虽然有遗憾，但迟做总比不做好。义乌市档案局联合当地卫生局、稠江街道等部门，共同启动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史实档案抢救活动非常有意义。侵华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均已风烛残年，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湮没了。

　　义乌市档案局现已向社会公开征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的书面、视频档案，细菌战研究人员、社会声援人员等的口述资料、文字资料及其他资料，并计划编印《史海钩沉———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史料》一书，让更多中外人士了解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

　　浙江省档案局业务指导处处长何力迈告诉记者，义乌的这个活动很好，口述历史是档案人应该做的，是对其他资料的补充。义乌保存了一份很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这说明义乌不仅商品经济繁荣，文化也是有底蕴的，是有历史厚度的。

　　据悉，全面开展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档案抢救工作，在全国尚属首次。

　　

　　两次到日本出庭作证的原告代表，说不出话急得哭了

　　陈知法家住义乌东门，今年83岁，曾两次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的身份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

　　1941年，义乌爆发细菌战时，他年仅11岁，父亲和哥哥先后染疫身亡后，家中没有主要劳动力无法生存，他只好随母亲到处要饭，没有上过学……每次说起这段历史，陈知法就泣不成声。

　　“陈知法没什么文化，却很能说，也很勇敢。在日本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前面，口号喊得特别积极、响亮。”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回忆道，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细菌战跨国诉讼一审判决，日本法官首次正式承认了日军在华细菌战的事实，但拒绝向中国的受害者道歉和赔偿。判决当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即连线采访了出庭一审作证的陈知法，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原日军731部队老兵筱塚良雄。

　　记者设法从网上找到了当年的采访记录。一审判决第二天，《东方时空》即制作播出了《正义之讼》的专题。连线采访时，中央电视台记者问陈知法：“对目前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你有什么感想？”

　　陈知法回答：“现在这个判决我很气愤，因为这个判决很不公平。它到了我们义乌进行细菌战，1941年10月……我爸爸死掉了。”

　　央视记者：陈大爷，您对您的父亲和您的哥哥感染鼠疫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陈知法：我哥哥难受得很，抽筋、发烧，发高烧，过了第二天，我爸爸……

　　同时接受连线的筱塚良雄听了陈知法的控诉，忏悔道：“我们制造了那些细菌，另外1940年以后，日本展开了大规模的细菌战，这一点我也知道的，所以刚才听到陈先生的一些话以后，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当然，请罪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还是向他们请罪。”

　　正是这位上过中央电视台，让原日军731部队老兵也当场向他请罪的能说会道的老人，在时下义乌开展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档案抢救工作时，却由于年老病重，已不能开口说话。

　　“陈知法做过直肠手术，心脏还搭了支架，面对口述历史的摄像机，他却什么话都讲不出来，急得只会哭。”王培根感慨，如果这项工作能早10年开展就好了。

　　

　　和时间赛跑，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新闻发言人何必会受义乌市档案馆委托，具体负责此次受害者档案抢救工作。据他介绍，很多幸存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为数不多幸存的老人身体状况也不甚理想，有的甚至已住进医院，好不容易守在家中的，也因上了年纪，记忆力衰退，回忆不连贯，收集起来难度很大。近半个月以来，何必会已完成了28位侵华日军受害者的口述历史资料收集。他们中，大多为细菌战跨国诉讼原告代表。

　　这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记者曾多次采访过、三次赴日本出席法庭诉讼的周洪根老人。他曾是王选和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活动的骨干，其所在村庄义乌塔下洲村的细菌战鼠疫流行情况就是他一手整理的。

　　当年，周洪根曾清楚地向记者回忆道：1942年秋冬之际，日军播撒的鼠疫病菌在义乌崇山村暴发后，蔓延到塔下洲，村里每天都会死人，最多一天死了6个人。一个叫周昌江的农户家里，一个月之内就死了8口人，只剩下了一个小女儿。村民周昌潮家共有14口人，一下就死了12口，只剩下周昌潮父女两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村被鼠疫夺走生命的就有103人，占到当时全村总人口的1/5，全家死绝的就有9户。而在这场灾难中，周洪根家族中总共死去了16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多次为学校师生宣讲日军细菌战罪恶历史的热心退休干部，却敌不过岁月的侵蚀，再也不复有往日的健谈和记忆。86岁高龄的他，由于眼疾和心脏衰退，如今整日蜗居四楼家中，连下楼都成问题。

　　“幸存者一天比一天衰老，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抢救工作刻不容缓。”义乌市档案局副局长王越表示，义乌市档案馆内将开设“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专题展厅，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细菌战“撒布以金华为中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越来越民主化、人文化，历史就是由个体的经历者具体发生、构成的，口述历史很有价值，国际、国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口述历史的记录和研究。”王选介绍，金华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1949年原苏联对日本细菌战战犯举行的伯力审判记录中，就有这方面的日本战犯供词记载。

　　相关资料表明，1942年，日军731部队派约100人以上的远征队到浙赣地区，生产部派8人，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杆菌供该远征队之用。当时细菌战的总头目石井四郎就是从731部队拿走了这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杆菌并参与了浙赣战役。据美国学者哈里斯研究，石井四郎他们用名为HA的炮弹向中国的民众进行轰击。那是一种薄壁钢壳炸弹，内装“1500个浸在500CC炭疽菌乳状液里的圆柱小片”。

　　更令人发指的是，石井四郎在南京停留时，还为当地的小孩准备了一种不平常的精美食品———掺了炭疽杆菌的巧克力；石井四郎在浙江时，还命人特制了一部分“蛋形、长扁形的饼干”，然后让士兵向中国老百姓分发，以扩大炭疽战的威力。

　　据日军驻南京1644细菌部队九江支队投诚战俘榛叶修交代：1942年的细菌（包括炭疽的传播）“撒布时间是1942年6月至7月，次数、数量等不详，撒布地区为以浙江省金华为中心的一带。结果，由于中国军队迅速撤退，日军进入撒布地区，休息、住宿时使用附近的水作为饮料或烧饭，出现许多传染病患者。另外，中国居民中也出现多数患者”，“其目的，是企图将恶性剧烈的病菌撒布在敌军阵地后方，人为使传染病猖獗起来，以毒毙敌军，消灭其士气，但对普通居民也造成了很大恶果，是不人道的行为”。

　　金华究竟有多少细菌战受害者？迄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汤溪、白龙桥一带，上世纪90年代末，曾有几位退休老干部、教师做了一些调查，王选和她带领的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从事细菌战调查的大学生已经将其中关于烂脚病调查的部分核实、整理出来。关于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及染疫死亡人数，各地的防疫部门虽然有基本状况的记录，但是与日军细菌部队方面的资料还是有相当的出入。1942年浙赣作战后，日军1644部队有关人员在金华的鼠疫实验报告中提到，金华鼠疫死亡400多人，距今，金华方面还没有同样的记录，更不知该细菌实验在金华的具体地点。

　　浙赣作战期间，日军在金华投放的其他细菌，比如日军人员供述中提到的伤寒、痢疾等，均没有调查。王选等在原金华县、汤溪、兰溪调查“烂脚病”时，浙赣沿线一带村子里的村民，都提到当时村子里有复数的流行病爆发，几乎所有的人都患病，稻子烂在地里都没人收割……

　　王选感慨道：“人不能活得像动物，连祖先的历史都搞不清楚。对日本，我们不能光有仇恨，最重要的是要自己争气，把历史保存下去。金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理应有与此名副其实的细菌战历史调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