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在日军细菌工厂废墟上的长春一汽

我是夏雯静

2009年08月17日14:46 　 视觉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亲自参与建立中国汽车工业的重大决策。1949年12月，当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在耳边回响，百废待兴的旗帜刚刚扬起，毛泽東便描绘出一幅民族汽车工业的蓝图。他在第一次出访苏联期间，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像斯大林汽车厂这样的大工厂。”他的话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毛主席和斯大林会晤确定了这个项目，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在北京灯市口工程师学会会址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以郭力为主任，苏联专家斯莫林为组长，开始了厂址选择、勘探、设计等紧张的筹备工作。当时，筹备组曾在北京、沈阳、武汉、包头四个地区考虑建厂，最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政务院财委审批，厂址定在地质、水文、气候、交通等条件都比较适宜的长春市郊孟家屯西北侧的荒原地带。
1952年7月，中央正式决定成立汽车工业工厂，代号为652厂。同年末，中央任命饶斌为厂长，郭力、孟少农为副厂长。也正是这一年，国家也批准了一汽年产3万辆4吨卡车的设计书。1953年6月，毛泽東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并为一汽奠基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十一个大字。1953年7月15日，一汽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万名建设者汇聚在会场上，由六名年青的共产黨员抬着刻有毛主席题词的汉白玉基石进入会场，伴随轰鸣的推土机马达声，埋下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块基石。在长春孟家屯这块曾是日军“100部队”细菌工厂废墟上，一场规模空前宏大的建设工程迅速展开。
1935年至1936年间，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的密令，满洲境内成立了两支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分别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关东军兽医预防部”。1941年，这两支部队改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分别由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和若松主持，直接受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管辖。“731部队”的丑恶行径已为世人所知，而驻在长春孟家屯的日军“第100部队”则少有人知。这个细菌部队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丝毫不亚于“731”部队。与“731”部队有所不同，“100”部队的实验对象主要是研究与繁殖各类传染病菌或者人畜两用以及植物的病菌，如伤寒、霍乱等疫菌。“100”部队还在地下室设置了3座火化炉，人们曾在焚烧炉旁边挖出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人的骨灰。1945年日本战败，100部队在撤走前，把很多人畜共患、交叉感染的炭疽菌、鼻疽菌、痈疽菌等投到井里，还放跑了很多有霍乱的老鼠，造成疫病流行。日军100部队细菌工厂遗址现在就位于长春一汽集团富奥公司散热器分公司院内。一汽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大力支援。工程整体规划当年，木工厂、辅助工场和热电站相继动工兴建，1954年进入土建高峰。来自祖国各地建设大军，为实现三年建厂忙碌着、奋斗着。满载各类物资的列车和浩浩荡荡的劳动队伍在工地上沸腾，他们坚持寒暑两季施工，在历史的空白处，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1955年，土建工程基本竣工后，安装工程也齐头并进，创业者用汗水浇灌出一串闪光数字：三年完成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铺设各种管道86290米，安装设备7554台。长春市党政军民对汽车城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援。1951年至1956年，连续二年把市政建设投资的94％和84％用于汽车厂服务基础设施上，开辟了贯通厂区的创业大街、锦程大街、东风大街3条平行主干道，修筑了跨越长沈铁路与联接市内和厂区的宽平大桥。施工紧张时，长春有3万多人都曾义务献工，包揽全部临时用工，为长春建设新兴工业城做出巨大贡献。当初苏联方面要定汽车厂的名字，有人提议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等等，后来请示了一机部部长黄敬，他说还是叫第一汽车制造厂吧。


　新闻背景

　　日本右翼势力新编的历史教科书歪曲、篡改历史，对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细菌战、化学战等重大战争罪行避而不谈，对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政府不顾各方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依然审查通过。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中国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二审败诉，拒绝由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合理要求。

　　1950年2月14日，《长春新报》（《长春日报》的前身）刊载了记者王亚晖撰写的《孟家屯日寇细菌工厂纪实》一文，以血的事实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这是一份难得的、具有历史价值的通讯，其主要内容载入了《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中的《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对于日军“100部队”细菌战罪行，现今的人们知之甚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重新发表此文，以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和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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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西南十公里一带，在伪满时期是日本鬼子关东军驻扎地区，这一带，日本兵营栉比相连，布成周围几十公里的近代建筑网，在这些兵营中央，有一片截然孤立、东西宽约一华里、南北长约两华里的一大厝平房和楼房，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寇曾对人声言，这是“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换上了这个“100部队”的牌子。冷眼看来，这一大片建筑与其它鬼子兵营没什么不同之处，唯一的特点是那高高耸立的一红一白两座大烟囱，有点惹人注意。如果说红的是暖气烟囱，那么在它旁边并矗个白烟囱又有什么作用?多少年来，不论冬夏，周围老百姓都可以看到这个白烟囱不断吐着黄烟，因为它太高了，人们还闻不出来是什么味道。这个谜，被最近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对日寇细菌战犯的审讯给揭穿了，原来这就是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供认出来的，制造细菌战争所用的细菌武器工厂之一，白烟囱正是这个“工厂”炼炉的表征。(长春日报)[编辑： 孙鹏]1

　　自从伪“康德”五年以后，这个工厂就开始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把周围的住民、无数监狱中的所谓“反抗分子”，还有那些远离家乡受尽凌辱的劳工，弄来为他们做杀人细菌的“试验”。这个工厂烙在人们心中的烙印，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消蚀分毫。当一部分细菌战犯包括“100部队”的战犯们受到苏联正义审讯的消息传到这里以后，孟家屯、广宁王、大隋窝铺、新立屯等处被害农民，欢喜得到处庆贺，他们之中如大广村几十个曾经身受其害的农民聚在一起，控诉并且讨论了日寇这种滔天罪行，并且进一步揭露出日寇杀人的狰狞面目。从他们的控诉当中还可以知道，日寇的这座杀人工厂规模多么庞大。在伪“康德”八年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农民土地，就都被以低于市价十倍的价格强掠了去，仅大广村一处就被强行占去良田三百多垧，那里有六十多垧的“实验”农场、二十多垧的大牧场，在它们的“禁区”里有着数垧地的尸体掩埋场。为了研究感染动物的细菌，里面豢养了马、牛、羊、猪、鸡、狗等。另外，为了大量提高细菌生产能力，“100部队”有自己的发电和变电装置、机械和一个大型的细菌和烈性毒药制造设备，这些设施虽在日寇投降时已悉数毁坏，但它留在人们脑海里的印象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A“100部队”第二处

　　前“100部队”兽医福积，在伯力军事法庭中曾对该部队制造细菌武器供认出：“为了确定这些毒药的性能和效果，就以动物和活人进行实验。”这个实验工厂就在第二处，该处是紧接着“100部队”“本部”后边右侧的一座三阶高楼，由这个楼里突出一个高插云霄的大白烟囱。曾在“100部队”当过十多年劳工的大广村农民王庆有说：“我在这儿呆的年头最多了，地方我都溜达过，就是这跟前我没到过，都用刺鬼儿团团拦住，站在旁边往里面看一看也不行，日本鬼子见了，开枪就打。”曾给“100部队”当过劳工的张子斌说：“有一回在日本人跟前挺打腰的陆翻译，一脚走错来到这旁边，还老远呢，就叫日本小子骂得一个劲儿地‘嗨’（按：即‘是、是’意）”。“八一五”当时首先爆破的也是这间大楼，给本部当过杂役的刘万仁说：“炸这座房子那天我看见了，若松（“100部队”的头子军医少将若松次郎———编者）那小子直掉眼泪。”“八一五”后不久，附近农民常来这座长约六十米、宽约二十米的大楼房。大广村农民王延林说：“我进去那时候，楼上满是坏机器和破药瓶子，啥也没有，地下室里也是些大机器，都被破坏啦。现在还能想起来的，记得有一个屋子里设着两个鸭蛋圆形好像锅似的东西，敞着盖儿，当时有明白的人说，这是蒸药器。另外还有个屋子，有两个大黄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屋里满是一股不好闻的气味。”另一位王会老乡也说：“我兄弟从那里捡出来很多药水，有一种指头大小的蓝瓶药水，上头写着‘鼻疽……’底下认不得了，另一种瓶儿稍大的药水，瓶上写着什么‘炭疽’。”此外有位庄歧老乡也说：“我也曾看见有一大堆白面面儿，我用手一摸，当时就有一种迷糊的感觉。”由此可知，“100部队”的第二处，确实不仅生产着大批使人畜感染瘟疫的细菌药品，而且还大量生产着烈性毒药，庄岐老乡摸的恐怕就是这些毒药的一种了。(长春日报)[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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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又重新参观了第二处的地下室，除了上述情形之外，又发现了地下室西头南边第一屋，曾经装置过冷气设备，屋里装设机械的铁架子仍然存在，并发现了制造高温的热室，这是地下室西头北面第一、第二两个屋子，里面四壁全是二层的夹壁墙。关于这屋子，庄岐老乡说，他曾在光复当时，看见这个屋里有许多铁柱，有很多箱不知什么血，屋子热得让人难受。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墙上还残存着斑斑血迹，这些屋子做什么用，现在还无从得知。此外在地下室里还发现了一连三处的炼炉，骨灰积了很厚，里面炼的甚至有骨头。从这些炼炉口径仅一米而且越往里越窄的情形来看，牲畜绝对放不进去。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专门为了炼马，何不在当初索性修个比较大型的炼炉?因此可以断定，这个炉至少是炼过人。关于这点，曾给“100部队”军官赶马车的庄岐提供了更充实的证明，他说：“从前在这里曾有个姓孙的中国人，他专门给部队买菜，日本人说他赚了钱就把他押到守卫室，正赶上当天晚上我赶马车送‘官儿’回来在门口站着，看见从守卫室抬出一个缠白布的人往二处走，我想一定是那个姓孙的买菜人。第二天，日本‘劳务’头子告诉大家，说这个人从守卫室后窗户跑了，后来我一看守卫室后窗户，小得只能钻出个猫来，不用说，这个人一定是叫他们给炼了。至于炼人干什么用，咱始终也不知道。”

　　关于第二处的情况，这次一同来的农民们还谈了很多。在伯力军事法庭上，战犯三友曾供认这里有过“军人禁闭室”。据老乡们说，日本鬼子在明面有个禁闭室，那就是军人禁闭室，可是这里关的人，长年劳工都知道，有时还可以放出来。这一次老乡们对三友的供词产生了兴趣，于是几十人费了一整天工夫，找这个秘密禁闭室，结果发现那也是在二处的地下室里，从东往西数，第三、第四两个小屋，都是四米见方，都有二重的保险门装置，门高不到二尺，宽仅一尺五寸。这两个屋子与所有二处别的屋完全不同，这里什么设备都没有，墙上还有依稀可辨的软木痕迹，是专门设的隔音装置。这两间小屋对着对门的大化验室。同时还发现在“本部”后边也有个类似的小屋。从其宽度来看，每个屋至少可容纳三四十人。“100部队”第二处杀害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不过除炼炉和“牲畜掩埋场”外，从这里又获得了第二处曾杀戮很多人的线索。“牲畜掩埋场”本来是掩埋牲畜的地方，距离“100部队”本部很近，在其西北侧一带东西约半华里，南北一华里的地方，附近老乡们说“这里从‘康德’五年至六年就开始埋牲口。”去年春天农民们以为马骨头能卖钱且能当肥料，想挖出来使用，结果挖出来的有马也有人，后来越挖发现人的尸体越多，弄得大家谁也不敢挖了。据挖出人的尸体的老乡们讲，尸体有男有女，有穿黄衣裳的，也有穿蓝劳工服的。郑洪生老乡说：“掩埋场西边一里来地一长条，完全埋的是人。”张子斌老乡说：“不仅上面有人，挖到六尺至一丈深还有人的尸体。”(长春日报)[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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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100部队”从哪里找来的这些人，凡是这里当过劳工的人都知道，在本部西边几年来老是停放着三台罩黑帘的大汽车，谁也没见它动弹过。马车夫庄岐说：“因为我常在夜间接‘官儿’，有一天晚上我看这三辆车从后门出去了。”大广村老乡张凤鸣也说，他在部队干活时，曾在一天夜里和一个叫“白川”的朝鲜人到“康生院”去办事，在那里他看到了三辆罩黑帘汽车中的一辆，当时从“康生院”里绑出四个人，被送到汽车里，一晃眼间，他还看到车里边有躺床，还有像机器一样的东西，这四个人在外面直哼哼，一到里面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张子斌说，他在伪“康德”十一年夏天，一天天还未亮的时候，到当时的伪“新京第二监狱”送鸡蛋，他曾看见这三辆汽车，还是停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

　　大汽车、炼炉、掩埋场都说明，“100部队”第二处为了制造更大批残害人畜的细菌和烈性毒药，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到现在炼炉里白骨犹存，地下室阴森得可怕。第二处的罪行还远不止于此，像以给附近老百姓注射为名而抽血，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老乡王曾说：“来这里的每一期劳工，在走之前，一定有几个人被诬以罪名逮捕，而后不知去向。每一次劳工期满在走以前，一定要给这里留下一管血，一些身体弱的劳工被抽一管血后，出去就不会动弹了。”“八一五”解放那年，苏联红军快来了，于是日寇就给每个劳工注射了一针，当时三百多人中，就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都染上了严重的“虎列拉”（即霍乱）。这批劳工是双阳县的。

　　B有进无出的“洋马圈”

　　劳工们在伪满时期，叫“100部队”的红砖马厂为“洋马圈”，现在这些大“洋马圈”除了房盖没有之外，其余墙壁及一部分设备还好好地存在着。马厩的建筑都是一般大小———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每个马厩装马定额是十五六匹。这样的马厩共三十八处。据当时在这里饲养过马的老乡阎洪生说：“马由‘100部队’第三处管辖。马厩里的马成天满登登的，砖房不足，还盖了些板棚子，平常起码有两千多头马匹。”关于这些马的用途，他说：“一种是一匹匹牵到打马场，那里有现成的机械铁架（现在还有），把马牢牢实实地嵌好，割开脖子上的大动脉开始抽血，每匹马可抽40～50啤酒瓶子血，然后把马杀死，切成片晒成马肉干；另一种方法，是把马牵出来，拉到掩埋场，一大帮穿白衣裳的人，在那儿给马扎针，有时只需一针，马一抹弯就死了。据说用活马试验的数字也相当大，每年都看见进去好多匹马，不见一个出来。”(长春日报)[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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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们说，日寇在临跑以前，给这些马每个扎一针，马都安安稳稳地死在槽头上了。最恨人的是他们曾放出来十几匹活马，叫附近农民捉了去，哪知道这些马到家以后，都闹了鼻疽病，不仅自己死掉，还拐带附近各村的马都染上了鼻疽病，因此害死了无数农民的马。此外，为了试验他们撒在牧场上的各种毒药，或病菌的效果，“100部队”还建了自己的大牧场，这个牧场在距离司令部约二十华里外，八家子一带，这个牧场附近从来不叫中国人通行。

　　C惊人的耗子房

　　“100部队”共有三座长约十五米、宽三十米的红砖砌成的耗子房，在“本部”后面，仍残留着不少耗子孵育装置。据说这些耗子种类很多，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装在类似汉医大药抽屉似的孵育器里。王占老乡说，当初看耗子的李占发老乡和他是朋友，他听李占发说，耗子房每天要供给第二处一大圆草筐（直径约二尺）耗子，李占发必须每天早晨向外运出一煤油桶（重约15公斤）被解剖完的死耗子。李占发说，这些耗子不时要受到注射，因而满身是厉害的病菌，看管耗子的人一定要有预防装备才行。尽管如今，有一次李占发仍因为在睡觉时疏神，被耗子钻进衣服里面咬了一口。为了使他再继续看耗子，（日本人）费了很大力给他治，他几乎因此死去。由于苏联解放东北太迅速了，这些耗子并未得到完全使用，那些未被自爆烧尽的耗子，流散四处给这带人民留下了重大灾难，各种疫病流行直到最近方才止住。

　　D毁灭农作物的试验场

　　( 长春日报) [编辑： 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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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部队”的农场用地是从附近老百姓的土地中挑选出来的，现已全被附近老乡收回并种上了庄稼。在光复前，这个大农场里种着各式各样的庄稼，他们（日本人）专门采用中国旧式耕种方法，用笨犁疏垅，种的有旱田也有水田，凡是适于中国大陆种植的植物，这里都有。据说，“100部队”第一处管辖这个农场，以便于他们做毁灭庄稼的试验。农场还有自己的贮水池。附近老乡们都知道，这里有的庄稼非常好，有的庄稼却长得非常不好。大广村村长曹文学说：“有一年‘100部队’的一大块苞米，都长了很高，然而却没有结棒儿，日本兵当着大家宣传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有很多老乡说，他们种的稻子，插秧那时长得都很好，正在灌浆时，日本人忽然灌进去一些污水，稻子便马上都萎死了。”

　　E战犯必须惩办，人民的冤仇必须伸雪

　　当“100部队”附近农民们控诉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非人罪行后，都说：“要不是苏联红军把日寇打垮得早，咱们早没有命了。”人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杀人魔鬼的阴险嘴脸。给“100部队”当过劳工的每一个人，都能逼真地描绘出“100部队”坏出头的几个人的面貌来，人们说：“若松那小子，跑到哪里、多少年不见也认识他。”说起在伯力军事法庭受审的福积来，大家讲的更是如见其人。这次听到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判了一批细菌战犯，每个人都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当我们搜集“100部队”的材料时，附近各村农民，凡是知道一点的，都自动集来，有一次曾有数十人之多，把整个部队废墟走了个遍，他们说：“回想到过去受的这些苦，我们多么愿意多找出一些材料，叫这些杀人魔王，早一天受到审判！”他们不仅坚决拥护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对细菌战犯的审判，同时还要求那些尚逍遥法外以及一些首要的细菌战犯，早一天受到正义的审判，有位老太太说：“只要是个人的话，没有不同意对他们审判的。”给“100部队”当过好多回劳工，最后一次叫日寇打了一针，得了伤寒病，已被抬到室外，差点被当作试验品，后来侥幸跑掉了的阎洪喜说：“若松那小子，我算恨透他啦，不审他们这口冤气出不来。”大广村老乡张子斌说：“住在这一带的人，谁没受过他的害?要不是苏联红军解放咱们，早就不知怎么地了。冤有头，债有主，审完了福积还不行，咱们要求国际法庭审判日本天皇和若松那小子。”农民们说，这些材料还不够具体，他们准备今后发掘更多的材料，叫大家看看日寇们干的事情。(长春日报)[编辑： 孙鹏]

　　（来源：东北新闻网）

我是夏雯静

肖达三
　　※烈士生平纪事 　　肖达三原名肖辅仁。毕业于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辗转流落到重庆，加入国民党。于一九四零年从天津经日本取道到哈尔滨组织反满抗日活动。任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主任特派员。一九四五年初。因叛徒告密被捕，关押在哈尔滨监狱。 　　※烈士殉难经过 　　被捕后，日寇因他是“国事犯”，对他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肖达三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未丧失民族气节，始终没有向敌人泄露国民党组织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他被捕后，国民党在黑龙江省各县的组织未被破坏，关大成、柳国栋等人还继续在各地进行活动。肖达三学识渊博，在狱中高谈阔论，宣传反满抗日，还写了一些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深深打动了哈尔滨伪警务厅特高课派来看守他的孔繁周。孔繁周表示日后为其料理后事。“八一五”光复前夕，日寇杀害了肖达三。肖达三临刑前面无惧色，从容就义，时年三十八岁。


6?“一二三”事件
　　1941年12月，日伪当局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在奉天、新京、哈尔滨等东北各地，对各阶层的爱国抗日人士和组织进行了有计划的大逮捕和疯狂镇压。先后抓捕355人，170人被判刑，10多人死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35页。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法西斯为巩固其统治，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在伪都新京等地建立了许多大学，如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大同学院等。在这些学校里，一部分具有爱国精神的进步学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深感到做亡国奴的痛苦，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反满抗日活动。1936年6月，陈树满、王国贤、李逢春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成立了“读书会”，启发学生的爱国民族意识，培养反满抗日的爱国精神。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各地，仍继续保持联系，发展扩大力量。至1940年底，该组织建立了齐齐哈尔核心小组，并在伪新京军官学校等伪满机构和学校中发展了成员，遍布东北各主要城市，人员达200多人。还与中共和抗联等取得了联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秘密抗日组织。1941年8月，读书会更名为“铁血同盟”，明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傀儡政权”的宗旨。以助乐读书为形式，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并开展搜集情报、张贴反满抗日传单等抗日活动。
　　1940年5月，由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吕殿元、崔立福（崔黎夫）、孙景庚等人发起，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反满抗日组织“恢复会”，其意为恢复失地。该组织发展很快，到1941年11月，已发展会员36人，占军校第1期中国学员的五分之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38页。，该会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编演话剧、歌曲等，积极开展反日活动，并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很多人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读书会。成为在伪满军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抗日组织。“青年读书会”是由《大同报》编辑李季风发起组织的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反满抗日组织。于1940年6月成立，该组织成员利用编辑等有利条件，以笔作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时政，其作品对青年影响很大。
　　在伪建国大学内，由大学生柴纯然、杨增志等发起组织了“建大干部会”，并与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地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上述以“读书会”为突出代表的抗日组织及其活动，使日伪当局极为恐慌，加紧对其进行侦查和镇压。
　　1941年7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2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页。崔立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页。张辅三、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
　　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8?“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日寇对被捕者进行了严刑审讯。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冻成冰砣。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据李芳春回忆，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敌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敌人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不几天就死去了。《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9页。
　　被捕者经过在拘留所的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送交伪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干事傅乃新未及审判即病死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被伪新京特别法厅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日伪当局在对被捕者进行司法处理的同时，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伪在伪都新京召开会议，阴谋策划了大逮捕计划。5月27日再次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657页。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30页。
　　更多的是许多无辜百姓被逮捕，受尽酷刑折磨，惨遭迫害。营口的被捕者万枝荣控诉：“在被关押的70多天当中，曾受到警察们用灌凉水、上大挂、皮鞭抽打、压杠子、夹钉板、拳打脚踢等刑罚，惨无人道地对我进行拷打，打得遍体是伤，昏迷不醒……”《档案资料选编》（8），第671页。日本战犯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将其妻（21岁）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使人剧痛。《档案资料选编》（8），第660～661页。许多被捕者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受刑过重导致各种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辽阳的赵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经吃了长休饭，正准备行刑期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他们才免于一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45页。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各地，特别是日军扶持的傀儡伪满政权建立后，东北县市地方政权也迅即被伪满所接收，由此使东北地区迅速陷入日伪殖民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在东北地区各种政治力量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却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等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之外，国民党各个系统在东北各地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抗日斗争，其中仅国民党党务系统因拒不接受日伪政权的各种诱降、劝降，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斗争，惨遭东北三省日伪特务机关的追捕、剿杀，为此也曾付出了很大的流血和牺牲，同样为中国14年抗战做出了不可低估的重要贡献。
　　东北沦陷之初，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秘密组织主要设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均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直接领导。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尚未实行分省设立，主要集中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各大城市从事地下抗日对敌斗争，各级党务干部人数相对比较集中，且又缺乏敌后斗争工作经验，因而在日伪白色恐怖下其党务组织系统极易遭到严重破坏。
　　据史料记载，1941年底至1942年春，由于偶然的工作失误和叛徒的出卖，国民党的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突然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有20多名国民党中高级党务干部被判死刑，迫使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党务工作一度陷于瘫痪。
　　1942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鉴于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惨遭日伪特务机关破坏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更改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组织系统，采取东北三省党部分设的办法，并重新任命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别担任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国民党党部的主任委员，重新划分了工作职责、职能、权限、范围和任务，并明确提出以秘密开展地下反日为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任务。
　　因南京方面更改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组织系统等相关决定的情况被日伪特务机关获知，国民党在东北三省各大城市的组织系统刚一组建，迅即遭到日伪特务机关的循迹破坏。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刚一走马上任就因个人工作上的疏忽大意，其活动情况很快被日伪特务查知，王友忱随即被日伪特务捕获。狡猾的日伪特务机关于是利用这一线索，很快在东北各地开始了大规模清剿镇压国民党在东北各地地下组织的罪恶活动。
　　为了清剿镇压国民党在东北各地地下组织，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专门强令伪满各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并将此称之为“桃园工作”。1944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令给伪满各省实行统一集中抓捕，由此使得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组织系统再度遭到大规模破坏，其主要成员均惨遭逮捕。
　　据史料记载，在伪滨江省，由日本特高课的山寺担任工作班长，在特高课股长那须高义等日本特务的指挥下，先后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黑龙江省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多人。
　　在伪新京(今长春)地区，由伪满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人亲自坐镇指挥，出动日伪宪警特60余人，先后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以及无辜普通百姓。
　　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
　　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迅即遭到严重破坏，并由此波及扩大到关外的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到同年10月底，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人有幸逃脱外，其余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
　　据史料记载，日伪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国民党在东北三省党部人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审讯。比如，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然后拉到室外冻成冰砣，活活冻死。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日伪特务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日伪特务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几天后就惨死了。
　　被捕的国民党人员经过在拘留所惨遭严刑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移送到伪满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辽宁省党部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至20年有期徒刑。辽宁省党部干事傅乃新未等到审判即病死在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先后被伪满新京特别法厅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也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7日，日伪当局再次对国民党东北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
　　据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日本战犯木村正二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曾将其21岁的妻子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其痛苦惨状让人目不忍睹。
　　面对来自日伪机关的大搜捕、大追剿、大屠杀，一些国民党人在被捕后也照样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自我牺牲精神。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被捕后关押在哈尔滨监狱，日伪特务机关对他软硬兼施，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遭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之后，肖达三始终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始终没有向日伪特务机关泄露有关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真实情况，并在狱中积极宣传反满抗日思想，还写下了一些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并打动了哈尔滨伪警务厅特高课的看守，那看守表示日后为其料理后事。日本投降前夕，日伪特务机关杀害了肖达三。临刑前，他面无惧色，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石學峰)